以數字技術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
——基于健康人力資本的跨國實證研究

張穎熙,譚詩異

一、引言

健康是人民的基本需求,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完善人口健康促進政策。黨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明確提出:“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努力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加快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針對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問題進一步提到,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發展銀發經濟,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人口高質量發展是黨和國家在新人口常態背景下提出的新時代人口發展戰略。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豐富,其中關鍵要素是提高人口整體素質,加快從人口規模紅利轉向人口質量紅利,推動中國由人口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的轉型。健康是提高人口素質的核心要素,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是構建人力資本強國、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

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數字技術不僅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也在改善公民福祉和公共健康方面展現出了巨大的潛力。如今,互聯網已成為數字經濟時代人們獲取醫療信息的主要渠道和日常健康管理的有效工具,特別是隨著遠程醫療、移動醫療的推廣,大量患者的醫療健康問題能夠在網上及時得到解決方案,有效緩解了“看病難”的問題。2015年以來,國家先后出臺了《全國衛生保健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關于深入推進“互聯網+醫療健康”“五個一”服務行動的通知》等文件,高度重視數字技術在大健康領域的廣泛應用,持續推動“互聯網+醫療健康”向縱深發展。研究數字技術對健康人力資本的影響,洞悉其中的理論機制,對于從技術進步角度理解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研究價值。

為考證數字技術與健康人力資本的關系,本文擬用1990—2020年間全球118個國家的宏觀面板數據,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展開全面分析。文章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從理論視角探討數字技術改善健康的理論邏輯,并提出四個相關機制假設;第二,從“生命長度和生命質量”兩個維度,實證檢驗數字技術在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方面的具體影響,并結合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進一步剖析數字技術對健康人力資本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第三,構建面板門限模型,考察和驗證經濟發展水平的階段性對數字技術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

二、文獻述評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述評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數字技術與健康的關系做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我們主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既有文獻進行梳理和評議。

從微觀角度看,數字技術為個體提供了獲取大量醫療資源和服務的途徑,使個人能夠實現多重健康目標。這類目標既有工具性的,如尋求醫療保健信息,也有本體性的,如通過與他人聯系來獲得幸福和心理安慰。數字技術應用對個體健康影響的微觀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結果和健康行為兩個方面。從對健康結果的影響看,互聯網使用與加強老年人認知功能、預防老年癡呆、緩解抑郁癥狀和孤獨感等健康結果之間存在密切關系[1]。從對健康行為的具體影響看,互聯網的使用有助于戒煙、引導健康飲食、加強日常鍛煉和促進健康篩查等行為[2]。

從宏觀角度看,數字技術有利于提高醫療機構效率,促進優質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ヂ摼W與大數據的整合、移動支付方式的改革、未來醫院理念的引入將有助于從技術和模式上重構傳統醫療流程,提高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特別是互聯網的大數據傳輸功能,能幫助醫療服務突破診斷與治療的時空限制,找到戰勝某些頑固疾病的新方法,從而提高患者的就醫滿意度?；ヂ摼W醫療服務還有助于擴大服務半徑,降低服務成本,優化區域間醫療服務資源配置,提高基層醫療服務水平,進而緩解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問題,改善居民健康狀況。大量文獻證實,數字技術的應用有助于提高健康成果和人類發展?；诳鐕暧^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當以互聯網用戶數量衡量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時,信息技術對各國人口預期壽命提高和嬰兒死亡率下降產生了積極而重大的影響[3]。

(二)研究假設的提出

結合以往理論與實證研究,數字技術主要通過增加政府公共衛生支出、提升數字健康素養、增加閑暇時間和改善環境質量四個渠道來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接下來,我們對上述四個路徑進行詳細的理論探討和剖析。

1.公共衛生支出是改善醫療服務和基礎設施的關鍵保障,也是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一項重要投入。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減少公共部門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助于提高衛生基礎設施資源的分配效率。信息通信技術的普及促進了現代民主理念的傳播,提高了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強度。相對以往,政府和監管機構更容易獲得有關公眾健康需求的信息,從而大大提高了政府對公共衛生的響應能力和公共衛生投資的準確性。特別是在發生公共衛生危機時,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全球防疫合作、防疫物資調配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醫療保健領域,數字技術對整個醫療衛生系統的線上化改造主要體現在電子病歷、臨床決策支持和醫保結算三大領域。電子病歷是將患者信息和醫生記錄保存在計算機化數據庫中,允許醫生隨著時間的推移跟蹤病人的健康狀況,并閱讀其他咨詢醫生的輸入;臨床決策支持則是為醫生提供及時的信息和提醒,例如推薦篩查試驗、標記藥物—藥物相互作用和藥物過敏信息等;醫保結算主要體現在患者門診和住院期間的實時結算與異地結算。在衛生支出持續增長的背景下,許多政策制定者正在將數字技術作為提高衛生保健部門效率的關鍵與核心。據蘭德研究所預測,數字技術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廣泛應用將有助于美國每年減少142億～3710億美元的衛生支出[4]。數字技術應用也促進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免疫規劃的高度參與。例如,烏干達的保健服務提供者通過使用信息技術收集和存儲數據節省了近24%的支出成本[5]?；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數字技術有助于提高醫療衛生支出效率,從而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

2.互聯網已成為人們搜索健康和醫學相關信息的主要渠道,以及個人進行日常健康管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個人必須具備必要的健康和數字知識與技能才能實現更好的健康福祉。數字技術促進健康知識普及問題的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使用滿足理論”。使用滿足理論認為,大眾面對技術是主動的、目標導向的,即“動機”來源。動機可以被認為是行動的驅動力或者需求和情感之間的紐帶。人們的動機在解釋媒介使用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與健康有關的互聯網使用方面,獲取健康信息的動機被認為是某些互聯網產品或服務的一個強有力的預測因素,包括使用健康管理app進行健康監測、在線護理,或者加入某個社交網絡來獲得社會支持[6]。

數字技術有助于提高人們的健康素養,增加個體或家庭在健康人力資本方面的投入,如購買醫療保險、增加體育鍛煉、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等。健康素養是指個體通過獲得、解釋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務,并利用這些信息改善健康的能力,主要包括健康的基本知識和概念、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基本技能[7]。健康素養進一步擴展到互聯網資源空間,衍生出數字健康素養,即人們從網絡上搜尋、發現、理解和評價健康信息并應用相關知識解決健康問題的能力。研究表明,定期從基于互聯網的患者門戶網站瀏覽健康信息的患者,其健康素養比非用戶高1.4倍[8]。數字技術提升人們健康素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互聯網上的健康信息增加了患者知識儲備,使患者可以更好地配合醫護人員工作;二是網絡健康信息可以增強患者的健康問題解決能力,通過增加知識和增強自我意識來增強對疾病的控制感,從而提高其生活質量;三是網絡健康信息有助于醫生高效地利用臨床時間,輔助其做出精準、合理的臨床診斷?；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數字技術有助于提升數字健康素養,從而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

3.休閑被定義為一個人在空閑時間參與的喜歡和愉快的活動,并表現為自由和提供內在滿足。關于休閑對健康和人力資本積累的積極影響在學術界得到了廣泛的認同。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休閑可以幫助個體從壓力中恢復社會和物質資源,進而得到社會支持,有效調節壓力與健康的關系,提升主觀幸福感[9]。休閑的積極意義在很多老齡健康領域的研究中被進一步證實。例如,休閑可以預防衰老,改善生理機能和心血管健康,幫助老年人適應慢性疾病的潛在限制,建立積極樂觀的健康心理。閑暇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性,特別是到后工業化時期,隨著經濟結構服務化,閑暇對人力資本促進作用越來越強[10]。

休閑活動的組織和內容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們休閑娛樂的主要方式是在戶外進行各種體育活動。但是,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電影、電視和網絡視頻等新媒介的出現,使得人們的休閑活動在內容上和空間上都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這些新技術的應用大大增加了人們的相互依賴感和獲取信息的機會,進而改變了人們對傳統休閑的偏好。在當代社會,傳統線下休閑活動與基于數字技術的線上休閑活動并存。特別是,隨著技術的不斷創新,傳統的休閑活動內容開始在虛擬的休閑空間中被技術再現(如線上健身、線上購物、線上游戲等),豐富了人們的休閑選擇和體驗。關于線上休閑活動能否促進健康改善,在學術界還存在很多爭議。部分研究認為,休閑活動可以提供放松、刺激、逃避、社交,以及自我認同[11]。使用互聯網有利于通過社會支持和社交活動來改善心理健康。網絡空間的匿名性以及提供疾病和健康促進信息的網站有助于支持人的心理健康。虛擬社區的發展使個人能夠遇到擁有相似休閑興趣的其他人,通過在線參與互動,個人內在的情緒消耗(如壓力和抑郁等)可能會得到緩解。研究認為,數字技術擴展了人們的休閑活動發展空間,豐富了休閑的內容?；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數字技術有助于增加人們的閑暇時間,從而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

4.數字技術具有連接、共享和協作的特征。數字技術的滲透導致生產要素從低效部門向高效部門轉移,并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推動能源結構向低碳,甚至脫碳的方向轉型,進而大大改善了環境質量。從供給端來看,數字技術減少碳排、改善環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數字產業本身就是環境友好型,以互聯網、信息服務為代表的數字產業,其綠色水平普遍高于傳統制造業;第二,數字技術廣泛應用可以幫助傳統行業轉型升級,并支持創建更加智能、更加環保的行業,提升傳統行業的附加值,減少碳排放;第三,數字技術增強了信息的透明度和可及性,促進了市場監管體系的數字化和信息化改革,從而更精準地實現碳減排。從需求端看,數字技術在各行各業的廣泛應用,產生了明顯的節能效應。例如,一些基礎設施和交通領域的節能設施和節能技術的應用,減少了碳排放,進而降低了人們在生產生活中對碳能源的需求和依賴。

減少碳排放對改善空氣質量和人類健康在大量的研究中得到證實。Jacobson(2008)在全球區域模型分析中發現,二氧化碳加重了污染地區的臭氧和其他顆粒物,導致全球每年因碳排放而死亡的人數可達21600人[12]。一項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發現,二氧化碳排放對預期壽命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性[13]。碳排放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影響人們的健康。一方面,吸入高濃度二氧化碳會直接傷害人的呼吸系統,引起炎癥、高級認知能力降低、骨脫礦、腎鈣化、氧化應激和內皮功能障礙呼吸困難等;另一方面,碳排放量的持續上升將導致全球變暖,進而加劇空氣污染,加速氣候敏感疾病的傳播,威脅人類健康?；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數字技術有助于改進環境質量,進而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

三、模型和數據

(一)計量模型構建

在上述健康生產函數框架下,我們進一步構建固定效應模型,以檢驗數字技術對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

healthit=α0+αICTit+βXit+countryit+yearit+εit

(1)

公式(1)中,被解釋變量healthit為健康人力資本,核心解釋變量ICTit表示各國數字技術發展水平,Xit為一組國家層面的控制變量。countryit為國家固定效應,用來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國家特征。yearit為年份固定效應,用來捕捉不隨國家變化的宏觀經濟波動等因素。下標i,t分別表示國家和年份。εit為隨機誤差項,α和β分別對應回歸變量的系數值。

(二)變量設計與解釋

1.被解釋變量

如何衡量健康人力資本取決于我們對健康的理解。以往相關研究中,衡量健康人力資本的標準有很多,例如,以死亡率為基礎的預期壽命,以身高、體重為代表的個體指標、營養攝入,以及某種疾病的發病率等。特別是以死亡率和平均預期壽命為代表的健康人力資本指標廣泛應用在宏觀問題研究中。近年來,研究發現以死亡率和預期壽命為代表的健康人力資本水平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健康狀況,甚至可能會高估其健康水平。其原因在于,這些指標并不能充分反映人們的生命質量狀況,很多國家出現了平均預期壽命提高的同時,人們的平均帶病期或不健康期也在同時延長的現象。由此可見,活得長并不代表活得健康,生命的意義不只是長度,更多的是質量。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97年《世界健康報告》的引言中明確提出,“單純壽命的增加而不是生命質量的提高是沒有價值的,即健康壽命比平均壽命更重要”。WHO在《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中首次將“健康期望壽命”作為評價不同國家或地區居民生存質量和衛生系統績效的綜合指標。健康期望壽命是新流行病學趨勢下的一個新指標,它考慮了疾病和殘疾狀況導致的非完全健康狀態,能夠把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信息有機地融合為一個整體,從而更有效地考慮生命的質量[14]。為此,在被解釋變量——健康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選擇中,我們充分考慮了生命的長度和生命的質量,以全面估計健康人力資本。本文具體采用人口粗死亡率指標反映生命長度,用健康預期壽命(health life expectancy, hle)指標反映生命質量。

2.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技術”用信息和通信技術(ICT)指標來表示。ICT主流研究通常用互聯網普及率、手機普及、移動蜂窩訂閱、固定電話用戶等作為代理變量?？紤]到互聯網時代全球各國的移動電話和互聯網普及率差距較小,本研究采用“ICT資本占GDP比重”來衡量各國數字技術水平。

3.機制變量

政府衛生支出效率。參考Afonso和Aubyn(2005)的方法,本文將政府衛生支出效率衡量為觀察到的投入產出組合與效率邊界之間的距離[15]。為了簡化計算,我們采用單一投入產出模型,即投入指標只考慮人均公共衛生支出,產出指標只包括健康預期壽命(1)Herrera(2018)發現,在單一投入產出模型中,當投入指標為人均公共衛生支出時,無論使用何種產出指標(平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等),各國公共衛生支出效率排名都是相似的。,并使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來估計政府衛生支出效率邊界。DEA方法假定生產集是凸性的,它采用線性規劃方法在觀察到的組合周圍構造了一個包絡,允許計算以投入導向的技術效率指標,評估在不改變產出的情況下,可以按比例減少多少投入。

數字健康素養。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信息科技報告》通過構建“網絡就緒指數”(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簡稱NRI),對全球主要經濟體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推動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的成效進行了打分和排名。NRI主要從通信技術環境、準備就緒程度和實際使用狀況三個方面衡量了各國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術的成熟度。其中,環境維度細分為市場、政策法規和信息設施三個方面;準備就緒程度和實際使用狀況細分為個人、企業和政府三個方面?？紤]到數字健康素養水平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獲取健康資源的實際能力,因此,我們采用網絡就緒指數“實際應用”類別中的“個人使用得分”作為各國人口數字健康素養的代理變量。

閑暇時間。由于閑暇時間數據的獲取受限,我們采用其替代變量——勞動時間來進行測算,具體使用“年工作總時數”衡量。若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能減少總勞動時間,則意味著技術進步解放了勞動生產力,使得勞動者選擇了更少的工作投入,從而得到了更多的閑暇時間。

二氧化碳排放。大多數關于ICT與環境關系的研究都使用二氧化碳排放(CO2)作為環境質量的代理。單純使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指標并不能客觀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真實水平,因為有些地區可以通過減少經濟活動,犧牲經濟發展(如停工或生產限制)來暫時降低碳排放總量。為此,本文采用“單位GDP碳排放量”,即各國為獲得1美元GDP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刻畫碳排放的經濟效率。

4.控制變量

為了盡可能詳盡地控制影響健康人力資本的因素,借鑒相關文獻,我們控制了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水平、人口老齡化程度、健康環境水平、健康服務水平、政府公共服務能力以及城市化等系列變量。其中,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_per)反映;教育水平用人力資本指數(hc)作為代理變量;人口老齡化程度用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age)來刻畫;健康環境主要通過飲用水(water)和衛生設施體系(sanitation)的使用情況反映;健康服務水平用12～23個月兒童接種百白破疫苗的百分比(DPT)加以衡量;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用稅收占GDP比重(tax)表示;城市化用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urban)作為代理變量。

(三)數據說明

本文構建了全球118個國家1990—2020年有關數字技術與健康人力資本的面板數據。由于不同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可能會使數字技術與健康的關系呈現差異性,因此,我們有必要將全部樣本分組考察。借鑒世界銀行對全球國家收入水平的最新劃分標準,本文將118個國家進一步劃分為高收入國家組(包括47個樣本)、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組(包括31個樣本)、中等收入偏下國家組(包括28個樣本)及低收入國家組(包括12個樣本)?？紤]到低收入國家樣本較少,本文對上述收入分組進行了適當的合并,最終劃分為兩個子樣本組,具體包括高收入樣本組(包括高收入及中等偏上國家,共78個樣本)和低收入樣本組(包括中等偏下及低收入國家,共40個樣本)。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本文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GBD、TED、PWT 9.1(Penn World Table)、WBD和CEIC五個數據庫。其中,有關健康預期壽命的數據來自GBD;有關數字ICT、人均 GDP及勞動時間的數據來自 TED;有關教育水平的數據來源于 PWT 9.1;有關人口死亡率、人口老齡化、公共衛生支出、健康環境、健康服務、城鎮化和環境質量的相關數據來源于 WBD;有關數字健康素養的數據來自CEIC。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見上頁表1。為了更直觀地揭示數字技術與健康人力資本的關系,我們模擬了全球 118 個國家ICT與人口死亡率、ICT與健康期望壽命的相關關系(見文后圖)。結果顯示,ICT與人口死亡率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性,而與健康預期壽命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

四、估計結果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和表3分別報告了數字技術影響健康人力資本“生命長度”與“生命質量”的基準估計結果。表2的被解釋變量為死亡率,在只控制國家與時間固定效應時,相關系數為-1.6082,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以ICT投入衡量的數字技術水平有助于降低人口死亡率,如表2的第(1)欄所示。模型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后,數字技術與死亡率之間仍然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性。全樣本估計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為-1.986,在1%水平上顯著,如第(2)欄所示。這說明ICT資本占GDP比重每提高1%,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數約降低1.986%。從分樣本的估計結果看,高收入組的相關系數為-1.1043,低收入組的相關系數為-1.0083,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如第(4)和(6)欄所示。這說明,無論是對高收入國家,還是對低收入國家,數字技術應用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點與Vǎidean et al.(2022)測算結果基本一致[16]。

表2 基準回歸結果(被解釋變量_死亡率)

下頁表3的被解釋變量為健康預期壽命。從全部樣本回歸結果看,核心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為0.2134,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后,相關系數為0.392,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如表3第(1)和(2)欄所示。這說明,數字技術有助于提高國家的人口健康預期壽命,對改善健康人力資本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從不同發展水平的分樣本估計結果看,數字技術對提高高收入國家組的健康預期壽命有顯著作用,而對低收入國家組來說,其促進作用不顯著。如表3第(3)至(6)欄所示。

從控制變量估計結果看,本文控制變量的系數符號基本符合預期。經濟水平、健康服務水平和教育程度總體上促進了所有回歸樣本的健康人力資本積累;老齡化程度對各類樣本的健康人力資本變量均具有消極作用;健康環境改善,特別是使用基本飲用水服務的人口占比越多,健康結果越好?？紤]到篇幅限制,具體回歸結果暫未在表中顯示。

表3 基準回歸結果(被解釋變量_健康預期壽命)

綜上,以ICT投資衡量的數字技術水平對降低人口死亡率有顯著的積極作用,無論是從高收入及中等偏上國家樣本,還是中等偏下及低收入國家樣本的回歸來看,這一結果都成立。從而初步驗證了“數字技術有助于延長人口生命長度”的論斷。從提升生命質量維度看,數字技術應用的積極作用只體現在了高收入國家中,對于低收入國家來說,更多的數字技術應用只帶來了平均壽命的提高,而在健康質量方面的提升并不顯著。由此可見,數字技術在改善健康人力資本的具體影響上,可能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密切相關。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

為避免樣本缺失帶來樣本選擇偏誤問題,我們將人口死亡率和健康預期壽命指標分別替換為平均預期壽命(le)和傷殘調整壽命年(Dalys),再重新進行回歸。人口平均壽命的測算建立在死亡率基礎之上,它是完全健康與不完全健康狀態下的生存時間直接加總,是衡量人口壽命的代表性指標。傷殘調整壽命年是衡量慢性病的代表性指標,具體是指從發病到死亡所損失的全部健康壽命年,包括因早死所致的壽命損失和傷殘所致的健康損失,它能夠有效地反映健康水平和生命質量。

2.內生性處理

考慮ICT投入指標衡量數字技術存在一定的測量誤差,本文參考Majeed和Khan(2019)的做法,將個人使用計算機的比例(每100人)作為工具變量[3],并使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估計。選取該工具變量的原因基于兩個方面:一是個人使用計算機的比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國的數字技術應用水平,滿足相關性要求;二是個人使用計算機的比例與健康預期壽命和粗死亡率之間不存在直接的相關關系,滿足排他性要求。

替換被解釋變量以及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重新估計后,回歸結果和預期基本一致。進一步驗證了數字技術發展降低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人口死亡率,但在提高健康預期壽命方面,數字技術積極作用在高收入及中等偏上國家中更加顯著。

五、拓展性分析

(一)機制分析

基準回歸結果表明,以ICT投入衡量的數字技術發展有助于降低死亡率和提高健康預期壽命,進而改善健康人力資本。接下來,本文從政府衛生支出效率、健康素養、閑暇時間和空氣質量四個方面進行進一步的機制分析。具體而言,我們將被解釋變量依次替換為公共衛生支出效率、數字健康素養指數、勞動時間對數和二氧化碳排放比例。機制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全樣本及分樣本機制檢驗

從全部樣本結果看,相關系數分別為1.0147、1.6637、-0.3356和-0.9154,在10%以上水平顯著。這說明,對全球國家樣本來說,數字技術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衛生支出效率、提高居民數字健康素養、增加閑暇(減少勞動時間)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如第(1)至(4)欄估計結果所示。從分樣本回歸結果看,四個作用機制在高收入國家組依然成立,但對低收入國家組則均不顯著。

針對兩類分樣本截然不同的回歸結果,我們將做具體分析。在高收入國家樣本中,解釋變量ICT與中介變量Hee_DEA回歸系數顯著正相關,如第(5)欄所示,這基本驗證了“數字技術對提高政府衛生支出效率有顯著積極作用”的第一個假設。在數字技術與大健康不斷融合背景下,數字醫療已經成為促進優質醫療資源覆蓋基層、提高醫療服務供給和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徑。解釋變量ICT與中介變量lnskill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如第(6)欄所示,驗證了“數字技術發展有助于提高人們數字技能和數字健康素養”的第二個假設。隨著數字技術與醫療手段的深度融合和患者健康素養的全面提高,多元化的醫療衛生服務模式加強了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互動交流,進而提高診療效率。解釋變量ICT與中介變量lnTH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如第(7)欄所示,驗證了“數字技術發展有助于減少人們勞動時間,增加閑暇投入”的第三個假設。技術變革帶動了產業轉型和勞動力結構變化。高技能勞動者傾向于將勞動時間配置到專業技能領域以獲取更高的技術溢價,因此會將生活性服務活動或生產性的輔助服務交由低技能者完成,并給自己保留更多閑暇時間。解釋變量ICT與中介變量CO2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如第(8)欄所示,驗證了“數字技術有助于減少碳排,改善環境質量”的第四個假設。數字技術與能源電力、工業、交通等碳排放重點領域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能源與資源使用效率,為碳減排提供了一條重要的技術路徑。

數字技術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積極作用在低收入國家組并不成立,我們認為,一方面,這與低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程度不高、基礎設施薄弱密切相關。比如部分相關研究也發現了高收入和低收入國家之間的數字技術績效差異,認為差異與發達國家已經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面向信息的業務流程方面進行了互補投資的事實有關[16]。另一方面,也可能與本文使用的低收入組樣本數量不足有一定關系。

(二)面板門限模型分析

以上實證結果表明,數字技術有助于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具體來看,數字技術在降低人口死亡率方面,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成立;數字技術在提高人口健康預期壽命方面,只體現在了高收入及中等偏上國家中。從根本上看,數字技術在改善健康人力資本質量方面的差異,來源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以技術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特別是發達國家,由于科學技術先進、資金實力雄厚、人才和資源充足,其數字技術發展具備快速迭代的基本條件,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更可能產生積極的健康改善作用。與之相反,低收入國家由于基礎設施缺乏,數字技術的普及受到限制,再加上醫療設備和藥物等資源不足,醫療服務質量相對低下,數字技術在健康方面的應用也受到限制。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數字技術發展對健康人力資本的影響,特別是在人口健康預期壽命方面的影響,存在著一定的“門檻特征”,即當一國的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有助于提高健康預期壽命,進而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

接下來,我們構建門檻回歸模型,進一步測算數字技術在提高健康預期壽命方面的門檻水平。

healthit=α0+α1ICTitI(lnGNIit≤γ1)+α2ICTitI(γ1≤lnGNIit≤γ2)+α1ICTitI(lnGNIit≥γ2)+βXit+εit

(2)

本文參考Hansen(1999)提出的門檻效應基本模型[17],建立了回歸方程(2)。其中,γ1、γ2為門檻值;I(.) 為指標函數,取值0或1;被解釋變量為健康預期壽命(hle);其他變量含義同基準模型(1)。

我們以國家收入分組標準——國民總收入(GNI)作為門檻變量,采用Bootstrap分別對模型(2)的三重門檻、雙重門檻及單重門檻進行300次反復抽樣,樣本網格計算的網格數為400個,檢驗結果如下頁表5所示。模型(2)的單一門檻P值在1%水平上顯著,雙重門檻 P 值在 10% 水平上顯著,三重門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故認為模型(2)存在雙門檻效應。確定模型存在雙門檻效應后,進一步采用LR統計(likelihood ratio statistic)來估計門檻值及其置信區間,如下頁表6和表7所示。參考世界銀行最新的國家收入分組標準,第一門檻估計值γ1(5.9661)位于低收入國家組,而第二重門檻估計值γ2(10.4565)落在高收入國家組。上述所有門檻值均位于相應的95%置信區間內,通過了有效性檢驗。具體的門檻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當國民總收入(lnGNI)低于第一門檻估計值γ1(5.9661)時,數字技術對健康預期壽命產生了顯著的負效應。該現象可能的解釋是,低收入國家數字基礎設施薄弱阻礙了醫療保健服務可及性,限制了人們獲取有效健康資源的能力。當國民總收入介于雙重門檻估計值γ1～γ2(5.9661～10.4546)之間時,數字技術對健康預期壽命的影響發生逆轉,核心解釋變量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主要得益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數字技術更加普及,實現了數字技術與大健康領域的融合發展。但相比高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在數字技術使用規模以及產業創新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因此,該收入階段數字技術對健康改善雖有提升,但幅度較小。當門檻值超過γ2(10.4546)后,數字技術應用帶來的健康質量提高優勢完全顯現,核心變量不僅系數變大而且顯著性也更優,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顯然,高收入國家擁有更先進的數字技術水平、更敏銳的創新意識和靈活的市場機制,這些優勢大大促進了數字技術與健康產業的深度融合。

由此可見,國民總收入越高,數字技術對健康人力資本質量積累發揮的積極作用越大。此外,門檻回歸結果也從另一個方面揭示出,收入水平差距導致國家之間數字鴻溝加大,低收入國家難以跟上數字時代的步伐,從而進一步造成了各國在健康水平方面的差距。

表5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

表6 門檻估計值及置信區間

表7 門檻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系統闡釋了數字技術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的理論邏輯,圍繞政府衛生支出效率、數字健康素養、閑暇時間和環境改善四個方面,剖析了數字技術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作用機制。文章分別采用人口死亡率和健康預期壽命衡量健康人力資本,利用全球118個國家1990—2020年宏觀面板數據,從生命長度和生命質量兩個維度,實證考察了數字技術對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具體影響,結論如下。

首先,數字技術發展有助于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從生命長度看,以ICT投資衡量的數字技術投入對降低人口死亡率有顯著的積極作用,無論是高收入國家樣本,還是低收入國家樣本的回歸,這一結果都成立。從生命質量看,數字技術的積極作用只體現在了高收入樣本組中。其次,數字技術在改善健康方面的差異,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密切相關。進一步面板門檻模型研究發現,當一國的收入水平跨越一定程度時,數字技術有助于提高人口健康預期壽命,進而促進健康人力資本提升。最后,數字技術促進健康人力資本積累主要通過提高政府衛生支出效率、提升數字健康素養、增加閑暇時間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四個途徑實現,這一作用機制在發達國家樣本組的回歸中尤為突出?；谏鲜鲅芯拷Y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快數字技術在健康領域的廣泛應用。加大醫療技術創新,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集中力量技術攻關,實現現代數字技術、醫療健康大數據、醫療全流程、醫療健康行業相關方多要素融合,創新中國式精準醫療發展模式;針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等社會問題,應加強數字技術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務的支撐作用;打造完善的生殖健康服務和家庭健康管理,強化數字技術對生育養育服務的支持,提高優生優育水平;加快數字技術適老化改造,通過政策引導、財稅支持等手段,鼓勵企業參與數字技術適老化建設,擴大適老化終端產品供給,探索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

第二,完善數字化健康治理。數字健康治理不僅意味著要實現數字技術與健康領域的深度滲透,還包括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整合、規劃、監管以及在多主體間實現聯動協同。以數字化推動健康治理有助于實現健康治理的標準化、效率化和公平化。完善數字化健康治理,一方面,要加強頂層設計,明確政策框架與實施路徑,構建多主體協同參與的治理體系,制定切實可行的數字化健康服務發展戰略;另一方面,要明確數字化健康治理內容和標準,包括數字化技術在醫療主體之間協同的治理模式、具體需求設計以及醫療衛生制度的監管和倫理問題等。

圖 ICT與死亡率/健康預期壽命的線性擬合圖

第三,提升居民數字健康素養。數字健康素養作為在數字技術背景下獲取、交流、評估和使用健康知識的能力集,具有推動數字健康技術落地、改善健康水平的潛力。提升居民數字健康素養要加快農村等落后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政府數字健康管理培訓支持力度。一方面,可加強社區活動中心數字健康知識與技術培訓,特別是設計為老年人服務的數字技術課程,縮小老年群體數字鴻溝;另一方面,積極鼓勵學校加強青少年健康教育,將健康教育有機融入道德與法治、科學、生物等相關課程,培養青少年健康意識,塑造良好的行為、生活和就醫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