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解讀白居易《新樂府·司天臺》

張培鋒

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上陵下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臺， 上臺半滅中臺坼。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云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

【錢鍾書賞評】

白居易《新樂府·司天臺》嘆：“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狭晗绿嬷喴娞??！垡娦闹桓已?。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云壽星見”；司天以儆君者，亦可遮天以媚君。顧居易知“司天臺”之溺職乖本矣，而《新樂府· 釆詩官》又嘆：“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伤嘟缘乱?，春官每奏唯祥瑞”，因歸咎于“采詩官”之不置。則猶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茍“不求賢”而得其人，即置“釆詩官”，亦將如“司天”太史行徑，托為神功圣德之謳，以當慶云壽星之奏耳?！盾髯印ぞ馈匪^：“有治人，無治法”（參觀《致士》），斯其一端。蓋良法美意，布在方策，而見諸行事，則雖典章所定，難保奸黠者之不曲解便私，雖規矩可循，亦難保蚩愚者之無誤會妄作也。諳練政事、掌握國柄之俾士瑪與荀子“有治人、無治法”之旨曠世冥契。余讀其與人書有云：“法不良而官吏賢尚可為治；官吏否惡，則良法亦于事無濟”。（《管錐編》）

【品讀】

白居易的《司天臺》揭示了古代政治生活中一種現象：“司天臺”之設立，除了科學意義上的觀察星象的職能外，也通過對星象的某種分析，在政治上對君王起到警戒作用。然而在現實中，常常變成“司天以儆君者，亦可遮天以媚君”。司天臺在政治上的附庸狀態，以致某些投其所好者，通過虛假奏報來取悅帝王。白居易詩中“眼見心知不敢言”“九重天子不得知”兩句，充分揭示了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然而白居易在《新樂府·釆詩官》中又感嘆當時多是一些“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的作品，而歸咎于沒有設立“采詩官”。錢先生認為，其實采詩官與司天臺的職能是類似的，如果不能得其人，即使設立了“采詩官”，照樣會“托為神功圣德之謳，以當慶云壽星之奏”。接下來，錢先生又上升到更高的層面分析這個問題。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其根本含義是“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也就是說，“法”是需要“人”去執行的，不從“人”的角度思考問題，“法”再多都可能走向其反面。荀子的這種思想被稱為“人治”，在現代所謂“法治社會”的思維模式下，似乎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詞。但只要我們認真思考白居易的詩和錢先生的分析，再反思數十年“法制建設”的經驗教訓，對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做更深一層的思考，至少不應該簡單地否定所謂“人治”。再聯系錢先生在這節文字中提示我們參考的《管錐編》另一節文字，對此問題的認識可能會更加清晰：

劉知幾《史通·載文》亦嘆：“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U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薄耸兰o英國大史家至言：詔令而虐，必有虐政；詔令而仁，上未必施行，下未必遵奉，則不保果有仁政?！植惶鼐现t令為然，臣下章奏，侈陳措施，亦每罔上而欺后世。黃震《黃氏日鈔》卷六七譏范成大“帥沿?！?，“姑為條畫”，未見行事，因嘆：“嗚呼！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爛然于高文大冊之間，而至今小民疾苦終蹙然于窮檐敗壁之下！”則黑字有同白說，猶黃紙之不敵白紙耳。（《管錐編》）

政令、詔令都屬于古代的“法治”范圍，當下不少學者喜歡通過歷代流傳下來的這些文字來判斷史實，實際上它們距離“真實歷史”可能相去甚遠。道理很簡單：有詔令未必一定實施，它們很可能從來只是停留在“文字”層面而已。所引劉知幾《史通》的一段文字相當通達，意謂不可以簡單地根據文字去判斷歷史事實。在這節文字中，錢先生還引述了白居易《新樂府》的另一首《杜陵叟》：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弊蛉绽锺惴降介T，手持尺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皇帝是下達了“京畿盡放今年稅”的“德音”，《資治通鑒·唐紀》也明文記載：“元和四年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稅……”但實際上呢？是“十家租稅九家畢”！“白紙黑字”必然是真實的歷史嗎？

從《管錐編》引述的白居易數首新樂府，不能不對這位唐代大詩人刮目相看，在這些詩中，他確實已洞見中國古代帝王政治的某種根本性弊端—九重天子不得知，并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而白居易的這種洞見，經錢先生的融會貫通，我們或許才了然：即使如《資治通鑒》這樣杰出的史書的記載也未必絕對“可信”，因為白居易的《杜陵叟》同樣是白紙黑字，兩相對照，或許才是所謂“真實的歷史”吧?！肮什蛔x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據相斫之書，不能知七國；不究元祐慶元之學，而徒據系年之錄，不能知兩宋。龔定庵《漢朝儒生行》云：‘后世讀書者，毋向蘭臺尋。蘭臺能書漢朝事，不能盡書漢朝千百心?！糇尤艏跃裰戂E，心理之征存，綜一代典，莫非史焉?！保ā墩勊囦洝罚╁X先生對“六經皆史”說的這番新解，為真正打通“文史”提供了最堅實的理論依據。應該指出的是，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杜陵叟》同樣考察了這些史料，得出的結論實與錢鍾書相同。喜歡作“陳錢比較”的學者不妨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