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現狀與運行機制研究

劉 震,劉桂海,孫麗雯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把中外人文交流提升到戰略高度,明確提出要扎實推進對外人文溝通和交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1]。人文交流已經和政治互信、經貿合作一起構成了中外交往的三大支柱,為推動國際雙邊及多邊關系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2]。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見》,這是黨和國家首次就中外人文交流制定的專門文件,也進一步凸顯了中外人交流工作的重要性。

體育作為世界通用語言,是向全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智慧和文化的最佳方式[3],是實現人類文明交流、和平、友誼、進步的重要路徑。近年來,我國通過《體育強國建設綱要》《“十四五”體育發展規劃》《“一帶一路”體育旅游發展行動方案》《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等一系列文件強化了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并取得豐碩成果。已有研究指出,體育人文交流是為增進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在政府主導和支持下,以官方或非官方的體育社會組織、體育企業、體育明星等為行為主體,以體育人員、體育文化、體育思想為交流內容,立足于體育自身的需求與發展,開展的思想、文化交往活動[4]。當前,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引領下,體育對外交流與合作日益擴大,與各國際體育組織和各國家(地區)間的互利合作不斷深化,在促進文明交融和民心相通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5]。然而當前國內學界多以意義與進展、問題與挑戰等描述為主。也有學者從體育賽事交流、體育文化交流、高校間體育交流等角度進行了相關性研究,但研究視角多限于文化領域且多以文化交流的描述性研究為主。鮮有學者站在跨文化的視角,對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運行機制進行探討。為此,本研究在厘清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現狀與不足的基礎上,探析其運行機制,并提出構建長效機制的策略,為提升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水平提供理論和策略支持。

1 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現狀與不足

1.1 機制化水平不斷提高,但缺乏宏觀性戰略引領

近年來,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在元首體育外交的引領下,機制化水平不斷提高。在雙邊機制層面,從2000～2019年,我國已與10個國家、國際組織建立了政府間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體育已經成為大國間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打造的中俄青少年運動會、金磚國家運動會、“一帶一路”青年體育交流周等品牌活動,已成為增進國家間相互了解和人民友誼的橋梁與紐帶(見表1)。

表1 中外高級別體育人文交流成果匯總

在多邊機制層面,我國借助“上合組織”“一帶一路”“金磚國家”等多邊合作機制探索出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更多可能性。2017年6月,國家體育總局、國家旅游局聯合印發《“一帶一路”體育旅游發展行動方案》。通過體育、旅游全方位的交流互動,在“一帶一路”相關區域形成了一批精品體育旅游賽事、特色運動休閑項目,如“中國武術絲路行”“絲綢之路國際汽車拉力賽”等,有效拉近了國家間民眾的距離。2020年12月,《上合組織成員國主管部門間體育領域合作協議》研究建立上合組織成員國體育部門負責人會議機制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上合組織國家運動會的倡議。2020年8月《金磚國家體育部門間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各方表示將在諒解備忘錄框架下加強金磚國家體育交流與合作。

然而,體育作為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下的補充,缺乏部長級會議機制進行戰略引領。目前,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建立了一系列部長會議機制,制訂了相關領域的人文交流合作方案,如第五屆金磚國家教育部長會議簽署了《北京教育宣言》、第三屆金磚國家文化部長會議簽署了《瑪羅彭宣言》、第七屆金磚國家衛生部長會議簽署了《加強傳統醫藥合作聯合宣言》、第五屆金磚國家科技創新部長會議簽署了《杭州宣言》等。相比之下,體育人文交流沒有開設金磚框架下的體育部長會議,而且金磚國家運動會自2017年舉辦以來,至今僅舉辦了兩屆,無論是比賽項目數量還是參賽隊伍人數,影響力遠遠落后于其他交流項目。

1.2 交流主體日益多元化,但非政府組織力量發揮不足

近年來,中外體育人文交流主體呈現出多元化特征。第一,地方政府成為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重要實踐力量。地方政府通過合作舉辦賽事、建設友好城市等舉措,發揮地方政府在體育人文交流中的作用。比如2017—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舉辦的體育賽事達37項,包括足球、乒乓球、搏擊等項目,舉辦地涉及我國多個省市[6]。第二,積極參與國際體育組織的交流與合作。目前,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任職的官員約270余人[4]。繼呂圣榮、徐寅生、程萬琦、魏紀中等老一輩國際體壇上的中國資深官員外,當前影響力較大的國際單項體育組織中,也不乏中國人的身影,比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于再清、國際武聯現任主席茍仲文、世界帆聯主席李全海、國際體操聯合會副主席羅超毅、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理事會主席劉國梁、亞洲國際象棋聯合會中國獨立區主席謝軍、國際泳聯的技術委員會官員郭晶晶等。他們積極參與國際體育治理,加強國際體育組織溝通交流,傳播中國聲音。除此之外,國際奧委會旗下的國際體育單項組織也紛紛落戶中國,如世界跆拳道中心落戶無錫、世界羽聯和國際乒聯先后把國際培訓中心設在廣州、亞洲體育舞蹈聯合會總部落戶成都、第18屆世界體育大會回歸北京等。通過國際體育組織的積極交流,實現了體育交流與項目發展“雙贏”的局面。第三,高校在中外體育人文交流中的作用越發顯著。截至2021年12月,我國已在158個國家(地區)建立489所孔子學院和817個孔子課堂[7],而且絕大多數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都開設了以太極拳為主的中國傳統體育課程。2021年4月在白俄羅斯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體育類孔子學院,為兩國關系發展提供了新動力。不僅國外的孔子學院是中外人文交流的典范,國內高校也積極參與中外體育人文交流。2019年9月,西安體育學院參與籌建了“絲綢之路體育教育聯盟”,發揮高校體育教育作用,推動世界體育發展,增進各國人民之間友誼。2021年11月,上合組織馬拉松訓練基地落戶成都體育學院,學校積極開展上合馬拉松訓練基地建設,選派專業馬拉松教練和學生團隊,開展訓練合作與交流。

然而,從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主體來看,無論是賽事交流、訓練合作,還是體育教育交流,更多是政府的直接或間接參與。政府單一主導模式可能會讓他國誤解為我國“文化傾銷”甚至意識形態輸出。當然,受到跨國間人員流動的限制,政府助力是必不可少的,但國之交在民相親?！皣H交流的決定性因素,同時也是個人接觸的最好方式,是那最后的三英尺,也就是面對面對話?！盵8]比如英國的對外交流中,除英國政府之外,還有眾多的半官方與非官方的人文交流機構,如英國文化協會、英國廣播公司、媒體和體育部等,全面負責對外人文交流。這些機構雖然接受英國政府的資金支持,但與政府又保持相對獨立性,具體活動和項目完全由自己決定。這些機構大多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淡化了政府色彩[9]。因此,在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實踐中,政府決策機構應充當頂層設計者和推動者,鼓勵更多的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具體執行,這樣會起到更好的交流效果。

1.3 交流內容不斷豐富,但創新性不夠

近年來,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內容更加豐富多樣。在體育人員交流方面,受到國際學?？焖侔l展的影響,體育留學的概念逐步被更多家庭和學生接受。2021年《體育留學人才報告》顯示,從2018年開始,我國的體育留學人數已超過2 000人,體育留學國家呈現多元化,留學專業也更加均衡[10]。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來華體育留學生的數量也越來越多。比如北京體育大學已與全球51個國家和地區的146所國(境)外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際關系,開展形式多樣的人員交流[11]。在體育文化交流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開展中外人文交流最突出的優勢。目前,我國已與100多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文化交流協定,建立了文化部門的合作機制,開展文化交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的“文化年”“文化月”“文化周”等活動中,中國傳統體育項目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國已建立了50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舉辦了豐富多彩的體育人文活動,比如“中國杯”圍棋大賽、太極拳培訓班等,在文化互動中介紹中外文化的共同性。在體育思想交流方面,舉辦了系列體育學術會議,如北京國際運動醫學學術會議、東亞體育研討會、上海國際運動醫學研討會、國際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等,促進了中外學術思想的交流。同時,積極開展體育對外交流的智庫建設?！爸袊w育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體育中外人文交流研究院”以及外交學院下設的“體育對外交流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為傳播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理念、提升中國體育國際影響力提供政策咨詢和智力支持。

盡管我國在體育人員、體育文化、體育思想方面的交流內容豐富,但就民心相通的戰略目標而言,仍缺乏創新性。首先,交流項目單一。主要以中國傳統項目,如武術、太極拳、健身氣功等內容為主。沒能針對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不同區域的國家進行精確篩選,通過結合當地特色確定交流項目。以中國武術交流為例,固定的表演形式和套路,僅僅滿足了他國民眾的“獵奇”心理,不能保證交流的長期性和持續性,“溢出效應”不明顯。其次,交流形式重視單項式的展示與宣傳。比如,中國武術蘊含“止戈為武”的和平思想,但在交流過程中,過于重視表演和展示,忽視其背后人文價值的挖掘與引導。

2 中外體育人文交流運行機制探析

機制是遵循和利用某些客觀規律,通過組成要素間的聯系與變化,從而實現預期作用的過程[12]。運行機制具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強調事物發展的動態性;二是系統中的各要素之間相互聯系;三是在特定的運行方式下,系統中各要素相互協調配合而實現其功能的作用、過程與方式[13]。中外體育人文交流運行機制的實質就是我國在與對象國家進行體育人文交流活動中,有計劃地圍繞“為什么交流、誰來交流、交流什么、如何交流”等核心內容,使其發揮作用的運行方式。參考已有對運行機制的理論研究,筆者從動力機制、決策機制、執行機制和保障機制4個方面來探討當前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運行機制。其中動力機制驅動交流的實施,決策機制把握交流的方向;執行機制落實交流的具體實施;保障機制為交流的實施提供政策、內容和人才支持。它們互相聯系并共同促進了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順利進行(見圖1)。

圖1 中外體育人文交流運行機制

2.1 動力機制

動力機制是驅動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有效推進和落實的重要力量。主要包含以下三種形式:一是政府主導。該形式是以體育外事機構和人員代表國家直接開展的體育交流活動,主要通過政府間簽訂合作協議或諒解備忘錄等,自上而下地推動交流實施。比如中英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第三次會議期間,簽署關于“通過足球發展體育教育”的諒解備忘錄。3年內英國為五千名中國校園足球教練員、裁判員提供專業培訓。二是需求推動。友好國家的需求是推動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徑,既包括人員、賽事等有形的交流,也包括文化、思想等無形的交流。這種形式可以根據對象國家的實際要求,實現體育人文交流從“趨同化”向“精準化”轉型。比如2019年12月應韓國健身氣功協會邀請,中國健身氣功協會代表隊赴韓國進行宣傳推廣和教學培訓。三是多元協作。該形式主要是以體育的自身發展為導向,更加突出體育的主體性,交流形式也更加靈活,強調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及個人的多元參與。比如2019年12月第四屆中俄青少年國際文體藝術節,正是在中俄雙方政府部門主辦、中俄雙方社會團體及高校的協辦下,由企業單位獨家承辦的交流活動,有效彌補了政府單一交流的靈活性不夠、效率低等問題。

2.2 決策機制

決策機制決定了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方向。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創新實踐,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是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一級決策機構。二級決策層面由教育部、文化與旅游部、國家體育總局等國務院歸口部門制訂對外交流整體方案,實施決策。當前,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決策權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具有較強的指令性。主要有以下三種形式:一是國家領導人直接參與。比如習近平主席作為資深體育愛好者,身體力行借體育傳遞友誼,助推國之交、民相親?！?019中芬冬日運動年”的成功舉行便是習近平主席2017年4月訪問芬蘭時,與芬蘭總統達成的共識。在國家領導人直接參與下,具體的項目實施由教育、文化、體育等部門統籌協調,督促落實。二是政府宏觀統籌與部門協同配合。國家層面的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樞紐是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和國家體育總局3個部門。文化和旅游部下設國際交流與合作局,負責制定文化和旅游對外及對港澳臺交流合作政策及指導、管理工作;教育部下設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和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組織指導教育方面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國家體育總局下設對外聯絡司,主要負責指導、協調、管理體育系統涉外及涉港澳臺的體育交流與合作。在政府宏觀統籌的基礎上,教育部的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文化和旅游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國家體育總局的對外體育交流中心、人力資源開發中心、體育文化發展中心以及各項目管理中心等直屬單位,也會根據體育交流的特點及功能進行決策與實施。如以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為例,該中心不僅開展人文交流的相關政策和基礎研究,參與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頂層設計,還承擔中外人文交流機制項目的具體組織實施。需要指出的是,因為在教育、文化、旅游等多個領域都有體育交流的元素,所以在體育人文交流實踐中,根據交流的具體內容,由教育、文化、體育等多部門統籌協調、聯合決策。如2017年7月,《“一帶一路”體育旅游發展行動方案》的頒布,便是體育部門與旅游部門的聯合決策。三是社會力量參與決策。人文交流涵蓋領域非常廣泛,除了政治、經濟、軍事、環境保護以外,幾乎所有領域的交流合作都可以被納入“人文交流”范疇[14]。因為在政府的指導下,各類社會力量參與決策與實踐能夠最大程度上優化國家利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它是專門從事對外民間交流的全國性人民團體,不僅建立了對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友協團體,而且在全國各省市均設有地方友協,組織和參加多種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活動,搭建國家間友好交流平臺。通過民間體育交流,促進中外文化互鑒,加深了解和增進友誼。

2.3 執行機制

如何有效地執行與落實是實現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有效運轉的關鍵。從交流的過程來看,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涉及多個交流主體。交流主體不同,執行機制也有區別。第一,各國政府之間的交流。該形式與傳統體育外交有重疊或相似之處,但各國政府間的體育人文交流更加突出體育的主體性。其執行方式主要是將體育作為配套項目納入各國政府間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下,并簽署體育交流協議,成果清單具有較強的指令性和政策導向。比如中英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第三次會議簽署的《通過足球發展體育教育諒解備忘錄》,2020年8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通過的《金磚國家體育部門間合作諒解備忘錄》等。第二,政府與國外民間的交流。這種交流形式主要是由政府搭建平臺,開展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同時,還能在體育旅游、體育產業等領域拓展合作空間。如我國以體育文化、體育旅游、體育消費為主題開展的博覽會交流,較好地實現了政府與國外民間的體育人文交流。第三,兩國民間的交流。其中政府主導的民間交流不僅代表政府的政策導向,而且操作較為靈活。而純粹的民間交流能更好地發揮人民的力量進行深入而廣泛的交流。周恩來總理曾指出,中國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間的三者結合起來的外交。2003年,上海體育學院教師李汶凱作為志愿者赴老撾支援當地體育事業發展。在老撾的6個月里,他與當地同事吃住在一起,克服炎熱和露天場地等艱苦的訓練條件,帶領東都大學籃球隊在全國籃球錦標賽奪冠并創下老撾籃球史上3項紀錄[15]。這種“一起工作”式的交流,成為夯實兩國關系社會土壤的有效方式。

2.4 保障機制

保障機制為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提供政策、內容、人才等資源,以保障交流的順利實施。第一是政策保障。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中外人文交流。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了“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的交流方針,國家也相繼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見》《體育強國建設綱要》《“十四五”體育發展規劃》。這些綱領性文件為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提供了行動指南。同時,地方層面也大力推進國際友好城市建設,樹立公共外交意識,為通過體育促進民心相通提供政策保障。第二是內容保障。人文交流具體到國家而言,主要是以人員交流、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為主要內容[2]。首先,通過體育專業留學生、體育教練員對外援助、國際體育志愿者、互派運動隊等方式開展形式多樣的體育人員交流;其次,包容開放、兼容并包的中國文化連同太極拳、中國武術等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展示我國體育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再次,通過舉辦或參加國際體育學術會議,傳播我國體育人文交流理念、推動思想層面的交流。第三是人才保障。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開發中心建立體育人才信息庫,提供人才信息服務。部分體育院校,如北京體育大學也開設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專業,培養推動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優秀體育人才。

整體而言,目前,中外體育人文交流中缺少一個具有高度權威性且有能靈活與有效整合各部委資源,并可以制定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宏觀政策規劃的機構,也缺乏一個具有戰略指導的官方政策文件。在決策層面,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動員性較強,但也存在參與部門動力不足、部門間對接不完善、交流形式趨同化等問題。在執行層面,更多地強調政府作用,民間組織參與交流的積極性和自主性相對有限。在保障層面,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缺乏專項基金,不能根據基金與政策支持確定活動數量。在融資機制方面,更多依靠各部委撥款,民間融資占比較低。

3 中外體育人文交流運行機制的推進策略

3.1 宏觀層面加強頂層設計,增強交流的驅動力

《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見》的頒布標志著中外人文交流已經在組織上、機制上受到最高層次的重視,頂層設計進入實施階段。如何更有效地發揮政府頂層設計的作用,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設立最高層級的中外人文交流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對體育、文化、旅游等各單位開展的人文交流工作給予政策指導、統籌協調和監督實施,避免出現“各自為戰”的現象。比如英國外交部專門成立了公共外交委員會。該機構為各個領域開展的公共外交活動制定目標和計劃、提供財政撥款、開展監督與評估、協調各機構的行動等[16]。地方層面,可以設立省市級體育局中外體育人文交流辦公室,鼓勵和吸引地方參與力度和主動性。第二,加強制度創新。中央應實施戰略規劃,對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基本宗旨、目標、原則及途徑制定宏觀規劃,形成明確的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文件。比如印度實施的以人文交流為驅動的國家外交戰略“季風計劃”、澳大利亞政府制定的《體育外交戰略2030》等[17]。第三,設立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專項基金。開放各民間體育團體和個人進行項目申請,基金會尤其要支持具有長期效應、能產生品牌效應的項目。比如英國政府設立的公共外交活動基金和公共外交挑戰基金,主要負責海外公共外交活動經費的發放。第四,完善評估體系。合理的評估機制應首先建立在詳實和準確的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活動統計的基礎上,然后運用科學的評估理論和方法,建立完善的評估機制。筆者在查閱資料過程中發現很多官方機構沒有對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數據進行統計和管理。即便是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這種全國最大的中外交流社會組織,也沒有專門負責中外體育交流的統籌和管理機構。筆者認為可以委托國內外智庫、高校,對交流活動進行相關研究與評估,并及時公布年度“中外體育人文交流評估報告”,對交流成果進行常規調研,力求對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活動進行全面、透明的評價。

3.2 中觀層面加強協同性,提升交流的決策力

就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管理而言,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可由國務院相關部門或部委制定交流的整體方案,再交由各機構辦理。盡管我國可以通過國務院協調并推動以體育作為配套項目的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會議,卻難以開展持續的、潛移默化的、從下自上的交流項目。比如金磚國家運動會自2017年至今僅舉行了兩屆,中阿博覽會中的“中國-科威特足球友誼賽”僅舉辦過一次。尤其對基層主辦的體育交流項目,只能動用中央及各部委資源,靠由上到下攤派任務的方式展開,容易造成內耗和低效。鑒于此,筆者認為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升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決策能力:第一,在中央層面設立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溝通機制或工作組,經常對交流實施過程進行溝通和協調。比如英國公共外交委員會下設公共外交戰略與績效管理委員會,負責跟蹤管理公共外交資源的分配、提供信息共享、績效評估等工作。第二,成立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協調委員會,杜絕政出多門,各部委間相互推諉、預算使用混亂、項目重復低效等情況,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工作格局。第三,堅持“一臂之距”的管理原則,即政府與社會兩者既保持距離又保持聯系。如德國的對外人文交流主要國家機構負責管理,各對外文化機構負責具體執行,達到“事權分離”的平衡。這種“非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強調的是在項目決策和具體執行上的“公私合作關系”,增強了項目的中立性,并且在保證執行機構獨立性的同時,也減少了外界對國家進行政治宣傳的猜疑[18]。

3.3 微觀層面強調多元化,形成交流的合力

政府主導型的交流模式,若是對外重大的政治與經濟政策,自上而下的推進是非常必要的,但對于民心相通的戰略目標而言,只有政府唱主角,民眾只是配角或被動參與,交流效果必定大打折扣,所以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要強化多元主體參與交流。第一,就政府而言,利用省市級外事辦公室,形成全面的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培訓系統,并建立培訓基地,為交流實踐提供平臺。第二,就高校而言,可以與中外人文交流的對象國合作辦學,開設“體育人文交流”網絡遠程課程,培養亟需的人才。同時,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交流過程中的困境和議題,在有關部委的指導下,每年召開一次“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年會”,系統闡述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理念和成果,并發布《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白皮書》或研究報告。這樣,不僅為世界了解中國提供平臺和窗口,也為中國通過體育提高國際影響力創造機會。第三,就海外民間體育組織而言,每一位海外中國人都是中外人文交流的一張名片。通過海外民間組織和個人的現身說法,積極參加當地的社會公益活動,讓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更接地氣,促進國家間的民心相通。第四,就企業層面而言,中國企業是講好中國故事,開展人文交流的主力軍。比如中國體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在體育援外市場化運作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國際上贏得了良好口碑?？梢园l揮中國企業的優勢,為中外體育人文交流資金的企業提供減免稅額?？傊?通過多元化交流主體的廣泛參與,形成“官學民商”四位一體的體育人文交流氛圍。

3.4 注重交流質量,保障交流的有效供給

為推動中外體育人文交流高質量發展,要不斷豐富交流內容和形式。第一,注重品牌創建。根據目前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情況來看,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弊端。盡管把攤子鋪大能為今后的合作奠定基礎,不失為擴展體育人文交流的重要方式,然而過于快速發展可能會帶來“消化不良”,導致后勁不足。因此,在中外體育人文交流大而全的基礎上,也要注重少而精。經過實踐檢驗,逐漸成長為“品牌項目”,使之成為具有影響深遠的交流項目。如中國-東盟乒乓球全民爭先賽自2017年創辦以來已成功舉辦3屆。報名最高年齡達到75歲,最低年齡僅為10歲。年齡跨度這么大的選手同場競技,球場上難得一見,“全民乒乓”的品牌印象逐漸形成。第二,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人文交流項目。比如韓國主導的世界跆拳道聯盟(WT)不僅成為奧運會比賽項目,而且使跆拳道項目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為提升國家形象做出了巨大貢獻。相比之下,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武術聯合會(IWUF),盡管有一百多個成員國,但其國際影響力遠遠不足。中國的傳統體育文化資源豐富,武術、太極拳、空竹、龍舟等完全可以在國家的推動下,在各個領域成立非政府國際體育組織,拓寬交流領域,提升國家形象。第三,充分利用“互聯網+”交流媒介,提高體育人文交流的精準性和互動性。由于各國的歷史文化、經濟發展以及生活方式各有不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成熟,可以通過大數據等技術手段,發揮微信、微博、QQ等中國社交平臺借助國外社交平臺,以“入鄉隨俗”的形式講述中外體育交流故事。搭建“互聯網+體育人文交流”平臺,讓更多的交流項目在“線上”得以呈現,實現中外體育人文交流的網絡化發展,讓交流“走出去”“傳得遠”。

4 結語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面臨著“和平赤字”的困境,體育作為世界通用語言,具有超越國界的力量。中外體育人文交流既不等同于傳統觀念上的體育外交,也有別于通常的體育文化交流,而是立足更為包容的視野,目標更為遠大,范圍也更加廣泛,已經深入到國家間社會交往之中,早已超越了國家間政治和利益的考量。體育人文交流必將成為國家間交往的“友誼之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筑牢堅實的社會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