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內在機理、制約因素與實施路徑

陳松洲，王迪

（汕尾職業技術學院管理學院，廣東 汕尾，516600）

引言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當前我國“三農”工作的重心，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經階段。2018 年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工作，歷年的中央1號文件都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23 年中央1 號文件《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更是提出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黨的十八大以來，數字經濟經歷了從重點領域（通信技術）快速發展向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發展的過程，隨著數字經濟在經濟社會中的逐漸普及，數字經濟上升為國家戰略[1]，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突破口。當前，我國應激發數據要素對農業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賦能作用，盡快構建數字經濟體系以引領鄉村產業振興，促進農業優質、鄉村宜居、農民富裕，進而實現鄉村全面振興[2]。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作用。自2018 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數字鄉村”概念以來，中辦、國辦以及其他相關機構分別出臺了《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2019年）、《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 年）》和《2020 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2020 年）、《數字鄉村建設指南1.0》（2021 年）、《2022 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2022 年）、《2023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2023年），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頂層設計逐步完善，系列政策的出臺并付諸實施，使我國初步形成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的數字鄉村工作格局。關于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內涵，國內學者已經進行深入研究并取得較為一致的認識。本文主要根據秦秋霞等（2021）的內涵界定[3]開展研究，通過梳理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內在機理，探討其制約因素，進而提出實施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若干路徑，以求拋磚引玉。

一、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內在機理

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主要表現在提高信息傳播能力、降低信息組織壁壘、暢通要素流通通道等10 個方面，通過克服鄉村發展的痛點，發揮數字經濟應用促進鄉村高質量發展，詳見圖1[3]。

圖1 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內在機理

（一）數字經濟推動農村產業數字化，從而賦能鄉村產業振興

鄉村三產深度融合是鄉村振興的主要標志。近年來，各地紛紛出臺了推進三產融合的政策措施，鄉村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推動三產融合發展，并以此促使鄉村產業經濟融入周邊城市的商業循環體系[4]。因此，鄉村應借助數字技術，整合資源、共享信息，建立健全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機制，推進農業產業全面升級[3]。數字經濟賦能鄉村產業興旺主要表現在：首先，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依靠低廉、便捷的金融信貸體系為農業農村提供信貸支持，方便農業企業取得資金，有效降低農業發展的融資約束；其次，先進的數字技術促進農村產業發展并惠及千家萬戶，數字技術推動農業先進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提高農產品的技術含量，推動農業生產轉型升級，培育壯大高效、高產、高質的現代農業[2]；再次，數字經濟增強產業關聯、交叉融合，深度挖掘農業數據并進行智慧分析，精準把握市場實際需求，及時調整供給結構，合理布局農業生產，保障農業生產高效[3]；最后，互聯網和電子商務能提高對農業信息的抓捕能力使信息準確及時，使鄉村三次產業的供、產、銷等環節銜接協調，促使其產業鏈升級[5]。

（二）數字經濟通過推動農業生產綠色化，從而賦能鄉村生態振興

數字經濟為農業清潔生產提供了新的技術手段，從而使數字農業具有高能、低耗、清潔等特征。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有效地改善了鄉村生態環境，具體表現在：一是數字經濟有利于農業清潔生產。較之工業經濟條件下的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數字經濟可以克服傳統工業經濟下的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發揮其邊際成本低、附加值高、要素周轉快等特性，使數字經濟比工業經濟更具清潔性[2]。隨著物聯網的發展，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利用數字技術精細化施放化肥、農藥等生產要素，使數字農業更加精準、清潔，有利于保護農村的生態環境[3]。借助數字普惠金融的引導作用加大對綠色農業、低碳項目的資金支持，從而減輕鄉村環境壓力[6]。二是數字經濟能夠促進農業高效治污。通過增加農村地區遙感設備收集數據，并通過數字技術及云平臺處理數據，可以了解當前農村生態環境的主要問題并有的放矢地解決；通過監控記錄農產品種植、培育等過程的信息并通過數據平臺處理這些信息，以此督促農民采取措施降低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與此同時，將先進的農業防污治污技術與相關的平臺數據相結合，有效促進農村產業綠色化轉型，為數字經濟賦能鄉村生態振興奠定堅實基礎[2]。

（三）數字經濟通過繁榮鄉村文化，從而賦能鄉村鄉風文明

首先，農村內部思想文化受農村外部信息的影響和滲透而不斷創新，引導農民移風易俗，培育良好的生活氛圍?；ヂ摼W的普及使農民有機會借助互聯網學習資源學習新文化，學習提升農作物種養技術，也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融入鄉村創造了條件；同時，互聯網也為農民培訓提供新的模式和渠道，可提升農民自身素質，進而潛移默化地改變農民的生活、消費和就業觀念[7]。其次，當前迅速發展的農村電商和直播帶貨使農民開闊視野、認識世界。農民通過電商尋求更多生意伙伴，找到創新創業的正確路徑。再次，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數字經濟與金融科技結合的產物，引導鄉村形成農民守信、企業守責的新風貌[6]。最后，利用數字技術對優秀文化進行保護、傳承和傳播，實現文化百花齊放。數字技術既能為優秀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提供新的技術手段，又能為優秀文化的傳播和弘揚提供輔助手段。例如，就技術手段而言，對鄉村民俗、歷史文化的數字化改造能夠更好地保護文化遺產；就輔助手段而言，利用數字技術展示和傳播鄉村文化的特色，能夠提升其傳播深度、廣度及傳播效率[7]，實現鄉村文化振興。

（四）數字經濟通過鄉村治理數字化和主體多元化，從而賦能鄉村治理有效

新一代數字技術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和精細化，其基本趨勢是鄉村治理數字化。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使數字技術有機融入鄉村治理全過程，在鄉村建立起現代社會治理制度，彌合鄉村數字鴻溝，釋放鄉村主體效能和激活鄉村內生動力，具體包括鄉村黨建、鄉村政務和鄉村社會治理等三個方面[8]。另外，數字經濟有助于推進鄉村治理主體多元化，多元主體作為鄉村治理數字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大大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能。具體表現在：第一，基層政務服務數字化。受政府層級管理體制的影響，傳統的鄉村政務服務流程繁雜劃一，難以滿足老百姓的個性化需求，而數字技術普遍運用于鄉村政務服務中，其快速處理的特點能大幅度提高鄉村行政效率，為村民提供便捷化服務[3]。同時，政府可以借助數字技術對輿情作出精準判斷，有效提高治理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度[9]。第二，村民自治管理數字化。數字技術打破了信息壁壘和體制障礙，有效避免基層政府和群眾之間信息不對稱，拓寬了村民參與治理的渠道，進而提升鄉村治理績效[3]。例如，互聯網帶來的新時代思想理念能夠激發村民的“主人翁”意識，提升基層自治能力。通過多渠道的信息共享與學習，建立健全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實現政府治理與農民自治的協同治理[2]。

（五）數字經濟通過服務數字化，從而賦能鄉村生活富裕

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根本目標是為了改善民生，實現鄉村生活富裕。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數字技術有效地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其具體途徑包括鄉村教育信息化、鄉村醫療信息化和便民服務數字化等（表1）[3]。

表1 數字技術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具體途徑

總之，數字經濟通過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實現農民物質生活的富裕，通過提升農民的幸福感實現精神生活的富足，進而賦能鄉村振興。一方面，數字經濟與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創造出大量的非農就業機會，拓寬農民的收入渠道。同時，數字技術幫助企業開展跨區域競爭，既可以減少消費者信息檢索成本，又提升交易對接效率，幫助農民致富。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帶來精神滿足感，它使人們避免繁重的勞動而且提高勞動生產率，滿足鄉村勞動者自身更高層次的需求。同時，數字經濟還能促進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完善，可以減少鄉村居民爭奪資源的矛盾有效解決鄉村居民的糾紛，有利于建設和諧鄉村[7]。

二、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制約因素

（一）鄉村數字基礎設施粗放薄弱，要素供給渠道不通暢

作為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是實施精準農業、智慧農業，提升鄉村治理水平的物質前提。當前，我國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使鄉村村民真正享受到信息時代帶來的發展紅利[10]。但是，目前我國城鄉之間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差距還很大，數字鴻溝依然存在。農村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粗放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要素供給渠道不通暢，不利于農村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第一，農村地區的信息服務產業（通信、互聯網等行業）區域布局不科學、投資規模較小、運營效率較低且經營不理想等，導致數字基礎設施總體薄弱。第二，鄉村網絡基礎設施覆蓋深度不足、數據整合不充分和開發利用不充足等原因，導致它不能滿足互聯網大范圍應用的要求。第三，農村地區數字基礎設施硬件配置落后，維護與運營人才匱乏，特別是作為鄉村建設主體的農民缺乏應用數字技術的手段，使鄉村基礎設施的數字化轉型困難重重[3]。

（二）鄉村人才供給短缺，數字化專業人才匱乏

近階段，城鄉發展差距導致城市集聚了更多的人力資本、更好的教育資源和更高的科技創新水平，而鄉村人才供給嚴重短缺、教育資源薄弱，尤其缺乏推進鄉村振興的數字化專業人才。其原因在于：首先，由于我國鄉村的基礎設施投入總體不足，教育、醫療資源等基本公共服務薄弱，很難留住建設鄉村的技術人才特別是數字技術人才，甚至當地年輕人大學畢業后大都不愿意回到家鄉工作。其次，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過程中，需要建設主體較好地掌握和運用科學技術。但目前鄉村建設主體大多是當地老弱病殘的居民，而從事鄉村振興和農業生產的技術人員和勞動力卻很缺乏。雖然近年來我國農村數字技術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國內學者調研發現，大多數農村地區在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過程中，農民自身的綜合技能還比較低[10]。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需要各級各類的專業人才，但目前鄉村數字人才隊伍（包括農業職業經理人、鄉村教師、鄉村醫生等）不足，難以滿足鄉村振興對數字化專業人才、智能制造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由于各地缺乏數字人才建設的激勵機制和長效機制，使得鄉村數字人才培養難、引不來、留不住等[3]，鄉村數字人才嚴重不足，特別缺乏那些既懂數字技術又懂農業生產和經營的復合型人才[11]。

（三）數據共享機制不健全，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難度大

數據只有經過收集、儲存、流動、分享、加工等環節處理后才能成為數據資源并最終為社會經濟創造價值[12]，但目前大多數鄉村的數字基礎設施薄弱，存在信息孤島和數字鴻溝，使得數字經濟應用范圍受限，數據收集乃至數字資源的形成受阻。同時，由于受外部客觀條件的限制，鄉村產業內部各主體之間的數據儲存困難并且難以共享，導致數據資源難以實現其價值[13]。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農村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薄弱，數據信息主要依靠傳統采集方式獲取，數據來源過于集中，導致數據共享能力差，制約了農村地區治理與服務能力的現代化。另一方面，由于線上線下的數據融合共享體系不健全，鄉村各主體間的數據共享受流程長、效率低、成本高等因素的影響而難以高效共享，嚴重制約了鄉村產業的融合發展[14]。具體表現在缺少數據共享體系和數據共享媒介兩方面，這些限制了數據共享能力，從而無法發揮數據應有價值[15]。此外，由于數據在鄉村振興中的應用面臨巨大困難，基層政府部門難以迅速、有效地獲取農業生產經營數據、農村環境污染信息，未能及時掌握農民困難與需求等信息，使基層政府部門在鄉村治理的決策方面難以做到科學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鄉村治理的數字化轉型[2]。

（四）鄉村產業發展薄弱，抑制數字經濟與資本要素的相互促進

從資本要素角度分析，目前在鄉村振興中對數字產業（企業）的資金投入主要是各級政府的財政資金，這種資金投入對社會資本的帶動作用還不明顯，未能發揮投資的乘數效應，更無法使鄉村自身的環境與資源優勢發揮出來，導致很多鄉村產業無法與城市產業協同發展，甚至有些鄉村仍以傳統農業為主。具體表現為數字經濟賦能的現代農業（鄉村產業）偏少，其科技含量以及附加值偏低。一方面，數據要素與資本要素之間難以協同發揮作用。由于我國鄉村各級政府的合規數據難以獲取，使我國數據要素市場上出現數據要素無序流動和無法流動的現實，從而造成數字經濟的乘數效應難以實現，進而限制了這兩種要素之間的協同作用。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與城鄉產業鏈難以有效銜接。國內學者研究顯示，鄉村產業的數字化銜接是將數字經濟賦能于鄉村產業全產業鏈各個階段，引導鄉村產業深層次變革［16］，從而實現鄉村產業全產業鏈的數字化。當前，在線銷售和直播帶貨等改變了傳統銷售模式，但尚未形成數字產業管理方式和運營模式，以農產品為主體的電子商務難以與城市產業協同發展，更缺少將數據要素規?；l展的轉化機制［17］。此外，鄉村數據資源發掘不足，政府對數字和資本平臺的監管不夠重視且措施不力，難以有效發揮其在鄉村振興中的促進作用。

三、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

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必須重視數字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制定配套的政策并真正落地，打造數字“三農”，共同推動鄉村全面振興。

（一）完善鄉村數字基礎設施，著力建設數字鄉村

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雖然當前我國農村地區在廣播電視、電話、寬帶的普及率上都達到了較高水平，但與城市相比，特別是在偏遠貧困地區，電腦和寬帶的覆蓋面積、網絡通信基站的建設等方面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必須優化農業信息資源的配置，全面提升農村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水平[18]。

1.升級優化鄉村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目前制約鄉村農業生產數字化轉型的很重要原因就是網絡基礎設施薄弱，造成農業生產過程的用網成本比較高。因此，要不斷增加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建設更多互聯網接收站，為偏遠地區提供穩定的互聯網接入方式；降低農業生產過程中的用網成本，實現農村地區網絡全覆蓋，升級優化硬件設施以彌合落后偏遠地區的“接入鴻溝”，為農業生產主體通過互聯網獲取數據和信息并運用于農業生產提供支持[2]。

2.統籌鄉村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

數字鄉村建設需要統籌好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在數字基礎設施薄弱的地區加快補短板的同時，大力推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積極推進農業產業鏈大數據、農業農村基礎數據等資源共享開放[3]，多渠道吸納社會資本投資鄉村振興，從而實現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共性，提高社會資本的盈利水平。

3.強化鄉村數字基礎設施治理時效性

在新一代信息技術中，大數據能夠及時預判鄉村建設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和隱患，公共數據平臺可以避免部門之間搶奪信息，提升鄉村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效率[10]。因此，應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鄉村治理主體、治理過程、治理內容等治理要素數字化的進程。

（二）引進和培養鄉村數字人才，激發農民內生動力

數字經濟有效賦能鄉村振興，必須引進和培育農村數字技術人才，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激發鄉村發展活力。具體可以從政府層面加強頂層設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農業企業多主體聯動以及激發農民創新活力等方面加強農村數字人才隊伍建設。

1.政府應建立健全以需求為導向的鄉村數字人才培養、引進機制并以此為基礎建立儲備機制

一方面，要把鄉村數字人才隊伍的建設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利用科技計劃資金建設好數字企業孵化器和眾創空間，完善數字經濟領域的人才創新創業激勵制度，使數字人才更好地扎根[19]。推行數字人才“引培并重”政策，積極引導人才投身鄉村振興，創建數字人才共享平臺，推進鄉村數字人才的柔性集聚。另一方面，重視本土農業數字人才培育，發揮高校人才培養功能，密切政府機構與高校（科研機構）、企業等的聯系，做好人才培養的規劃和實施工作；建設數字人才孵化器，以此培育中高端的種養和運營等數字農業人才，切實優化農村數字人才的結構、提升其素質和水平[10]。

2.培育多主體協同創新的數字鄉村發展模式

發揮政府機構與農業院校、科研院所、企業等的協同效應，進一步明確各主體的職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創造性，詳見表2[20]。出臺相關政策落實人才待遇，為數字專業人才創造發展機會，實現“長久留才”和“事業留才”，不斷提高農村的人力資本水平[21]。

表2 數字鄉村發展中各主體職能表

3.要多渠道宣傳引導，激發農民的創新活力

建設鄉村數字人才隊伍，應高度重視農民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技能培訓，不斷提高其素質?？梢圆捎弥v解與考察相結合的方式，面向農村居民廣泛開展數字技術技能培訓，提升農戶數字素養和信息技能[22]。

（三）建立健全鄉村數據流動機制，推動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

農業農村基礎數據互聯互通、整合共享是提高數字經濟賦能效率的必要措施。因此，要實現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有效賦能，必須利用數據要素和大數據平臺，推動數據的自由、有序流動，從而釋放鄉村發展活力，推動鄉村治理向數字化轉型。

1.建立健全鄉村數據流動機制，為數據自由流動提供制度保障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對數據資源進行分類，推動數據明晰化（明確數據性質、權屬）、價值化，為數據交易奠定技術和制度基礎[2]。同時，建立市場主體之間以及與政府之間的數據流動機制，推動形成數據要素交易市場；借鑒城市數字治理比較成熟的經驗，因地制宜引進適用鄉村特點的數字治理方式，塑造賦能鄉村振興的數字治理體制，全面提升鄉村治理數字化水平。同時，嚴格制定數據交易規章制度，推動數據交易規范化，從而更好地服務鄉村振興發展[23]。

2.以數據自由流動為基礎提高鄉村治理效率

在數字鄉村建設中，迅速收集與整合應用數據使鄉村治理更具有發展活力。要明晰數據交易權限所屬部門，簡化數據交易的審批流程，提高數據流轉效率，從而確保政府決策的準確性和及時性，為政府精準施策服務[2]。

（四）促進數字經濟與鄉村資本深度融合，構建智慧高效的數字農業體系

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融合發展是發展現代農業和建設數字鄉村的必然選擇。因此，我們要按照“互聯網+現代農業”行動計劃發展農村產業，提升數字經濟與鄉村資本的融合度，依托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傳統農業向數字農業轉變，通過鄉村數據平臺實現農業產銷的智慧對接[24]。

1.發揮資本要素對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動力源作用

第一，使用數字技術優化下鄉資本的市場化進程。我國可以通過調整資金的投入方向和投資力度來實施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要充分使用好鄉村產業發展的支農資金并提高其使用效益。第二，以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融合發展為導向創新鄉村產業發展模式。在數字鄉村建設中，遵循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規律，促進城市二、三產業中的人才、資本、技術等要素向鄉村轉移，構建鄉村現代數字化產業體系。第三，以“數字+農業”為發展模式推動農業數字化升級。通過制定科學發展規劃、出臺促進數字經濟融入鄉村振興的政策等方式，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推進鄉村產業集成發展，利用數字技術發展現代農業、提升農產品加工轉化率，進而發展高質量的農業體系。利用數字平臺與電商平臺引領農村產業鏈，在上中下游分別構建農產品生產與養殖數字化標準、數字化全流程追溯體系，形成現代數字化鄉村全產業鏈體系[25]。

2.利用數字平臺，集聚數據資源，建設數字農業體系

積極運用大數據、直播等智慧技術建設數字平臺，利用數字平臺集聚數據資源，建設好智慧高效的數字農業體系，為鄉村產業充分享受數字經濟紅利服務[4]。具體包括：第一，利用數字技術提高農產品品質，有效分散農業經營風險，助力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第二，通過數字平臺吸引優質企業、經營主體共同投入鄉村建設，增強農業產業集聚優勢，打造鄉村產業協作生態圈。第三，發揮數字經濟的“先發優勢”并結合數字經濟的特征，積極發展鄉村眾創空間和眾籌農業等新業態，持續探索鄉村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