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情報文化與儒家文化的相通*

熊劍平 陳 震

(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南京 210039)

情報文化的作用正越發受到重視,而且“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情報文化都帶有固有的民族文化的烙印”[1]。就中國傳統情報文化而言,顯系兵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結合歷史文化等發展情況進行深入探究。在中國古代,儒家文化長期占據要津,勢必會對情報工作傳統和情報文化等形成巨大影響。儒家與兵家也存在著若干相通之處,考察孫子對于間諜素質及組織工作所提出的具體要求,不難看出其與儒家在基本理念上存在較多共性。至少在間諜素質等要求上,與儒家在價值觀及人格要求等方面都有著較為接近之處。

1 在人員素質方面,都有“智”“仁”“勇”等要求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局面,導致道德觀念等也隨之發生了重大改變。面對當時的現實環境,儒家和兵家都高度關注民生,關照現實,并有積極的入世精神?？鬃由攣y世,卻對“郁郁乎文哉”[2]的周禮非常向往,但當時的事實情況卻是“詭詐”之類的戰爭謀略大行其道,正是由“以禮為固”和“以仁為本”[3]向著“兵以詐立”[4]轉變。因為看到了這樣的變化,孫子便提倡詭道,主張勇敢地使用戰爭謀略,大膽地使用間諜,其對間諜素質的要求,與儒家對于君子人格塑造等訴求也有相通之處。

首先就是對于“智”的強調。孫子敏銳抓住時代變化的特征,不僅提倡“兵者詭道”[4],同時也強調“兵以詐立”[4],并極力主張使用間諜。對于間諜素質也有很高要求。孫子強調的是“上智為間”[4],對于智力的要求,與“詭道”用兵思想可謂一脈相承,而且并非唯一要求。孫子強調:“非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盵4]“圣智”與“仁義”疊加在一起,實則對間諜素質提出很高要求,為常人所不能及。在《計篇》,孫子對于指揮員有基本素質要求:“智、信、仁、勇、嚴?！盵4]人們習慣稱此五者為“五德”,也可視為對間諜素質的基本要求。比如就最后一項“嚴”字而言,孫子在《用間篇》也有提及:“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盵4]間諜活動尚未展開就已泄露,間諜和所有聽到秘密的人都要被處死,這是極其嚴厲的處罰,也是情報工作的特殊要求。由此可見,從《計篇》到《用間篇》,孫子的理念保持一致,對于間諜素質有著極高要求,都是圍繞打贏戰爭而設計。擔負特殊使命,稍不留意就會有被斬殺的危險,自然也需要將“勇”字放在重要考察項目之列,那些貪生怕死之徒,顯然無法勝任這一特殊崗位。孫子對于間諜有著綜合素質的考量,至少是遠遠超過普通士卒。若以將帥“五德”衡之,也可稱允當。

儒家同樣高度關注現實,對于君子尤其有著突出要求?？紤]到儒家又有“人皆可以為堯舜”[5]的理念,這種對于君子的理想人格要求實則是具有泛化的一面。這種君子人格實則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文化軟實力”,不僅是中華文化贏得世人敬重和贊賞,同時也是國人不可舍棄的精神財富[6]。儒家有關君子人格內涵的設計和強調,可以看出其主體內容實則與兵家存在相通之處,比較君子人格和兵家關于間諜素質的要求,更能看出這一點。

從《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將“仁”和“知”“勇”并列?！叭省痹诳鬃有哪恐杏兄绺叩匚??！墩撜Z·憲問》中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盵7]這里的“知”通“智”,是“智慧”的意思[7]?？鬃痈嬲]學生:“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盵7]這就是說,仁者必須要具有勇敢的擔當精神,能夠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鬃痈叨戎匾暋叭省?并有層次上的設計,因為“仁”是最高層次和核心要求,“勇”無法與之比肩,但這不代表“勇”的素質要求并不重要?！坝隆睂崉t和“知(智)”一起,構成了“仁”的基礎條件,要想真正實現“仁”,需要具有勇氣擔當,而且相應具有充足的智慧?！叭省薄爸薄坝隆钡牟⒘须m說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但無疑是經過孔子的提倡而變得更為人們所熟知?！秶Z·晉語》記載:“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盵8]孔子抓住了當時人們所關注的核心內容,在創建儒學的同時,將此三者視為君子品格的核心內容,并且更加突出了“仁”,與《國語》中的排列次序等,也已經有所變化。就這三項內容而言,孫子基本都予以充分吸收,且在討論間諜素質時予以強調?？梢钥闯?這很有可能是當時知識階層的共識,并成為傳統情報文化以及儒家文化所倡導的重要理念。在孔子之后,孟子曾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說”,并指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盵5]在孟子的理念中,仁、義、禮、智是人類所應該具有的共性,但這無法排除“勇”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情報文化傳統仍然應該予以重視。

“信”被孫子格外看重,在將帥“五德”中列為第二。在《用間篇》中,孫子格外強調“反間”的作用,實則是看出缺乏“忠信”品質的間諜會給情報工作帶來毀滅性打擊。孫子說“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又稱“反間不可不厚”:“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盵4]“忠信”之類品質對于情報工作非常重要,但是人性也有好利的缺陷可以利用,因此實施反間便有了可能。孫子指出,對于反間,必須要給予最為優厚的待遇。孫子強調用間的重要性,又主張對于泄露情報之人給予嚴懲,實則也是為了樹立“忠信”的觀念,這與孫子在《用間篇》以“不仁之至”來推導和論證“仁”的重要性,在邏輯上完全一致。用“不仁”來求“仁”,可以提醒國君重視情報重視用間;對于反間給予突出強調,可以反襯“忠信”對于情報工作的重要性。春秋戰國時期,家國觀念與今日尚且存在差異,因此客卿制度才廣為流行。在這種制度的掩護下,也有不少間諜,比如縱橫家,借助各種名義從事間諜活動,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忠信”對于情報工作的重要性。宋儒蘇洵在《權書》中對此也有所提示,指出“吾間不忠,反為敵用”的情況,會因為傳遞假情報給己方帶來損失:“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盵9]《權書》對于“忠信”的強調,出自孫子倡導用間而引發的深度思考,也是對孫子用間理論很好的補充。

儒家高度強調“忠信”?？鬃诱f:“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7]儒家這種君子人格中的“忠信”觀念受到封建統治者格外關注,并在社會政治層面對“忠信”給予空前力度的倡導?！爸倚拧背蔀槿寮椅幕n予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和政治理念,漸漸成為儒家政治學理論的核心理念,要求從個人到家國乃至天下等各個政治生活層面都應忠實地執行。很顯然,統治者希望藉此更好地維護自身的政治安全并最大程度地保持社會穩定。做到“忠信”,便是君子人格并受到表彰;放棄“忠信”,便會成為奸佞小人且受到唾棄。這種理念進而影響到墨家以及法家等,更能夯實其成為傳統政治文化核心要義的基礎。在墨家看來,做到誠實忠信,便有成為賢人的可能,否則便是不慈不孝進而變成“暴人”。雖說“忠信”容易受封建統治者引導而成“愚忠”,但也要看到其對于中華民族的團結穩定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孫子通過警示并懲處泄情人員,重視“反間”,也是強調“忠信”。情報戰線普遍強調忠誠觀念,中國儒家文化傳統和情報文化傳統一直有這類精神的提倡。

2 在目標設定方面,都努力追求并力爭達成安國定邦

以孫子為代表的兵家,因為對戰爭基本原理有著深入探討,所以高度重視情報,就此確立了“先知”求“先勝”的模式,甚至成為我國情報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漢代人總結孫子為代表的“兵權謀”特征為“先計而后戰”[10],表達的是相似含義,用更為簡潔的表達則“先知先勝”。強調“先”字,尤其是對“先勝”格外重視和強調,是戰爭目標追求。無論是“先計而后戰”,還是由“先知”求“先勝”,其思想邏輯都是相通的。孫子以“全勝”作為最高戰爭目標[4],并以“知彼知己”[4]作為基礎。孫子總結五條“知勝之道”:“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盵4]這些“知勝之道”,貫穿其中的是由“知”到“勝”的理念。由“先知”求“先勝”,是我國情報文化傳統的優秀特質,不僅為戰爭獲勝提供決策思路,也為“安國全軍”的目標實現提供基本保障。孫子強調“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認為應該做到情報先行,不得已才會用兵,投入地研究敵軍。

明代茅元儀說:“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后《孫子》者,不能遺《孫子》?！盵11]這是說,晚出的兵學著作已經無法逃出《孫子兵法》的藩籬,孫子對于中國傳統兵學和傳統情報文化都產生了無可替代的影響?！跋戎葎佟弊鳛榍閳笪幕暮诵睦砟?也就此而受到重視并代代相傳?？疾熘腥A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基因,其中也有優秀傳統軍事文化的貢獻。就傳統文化而言,“知行合一、躬行實踐”因為貫穿了“實事求是”的精神而受到長期繼承和廣泛重視[12]?？疾烨閳笪幕?孫子確立的由“先知”求“先勝”這一理念,也是力求實現從“知”到“行”,追求的同樣是“知行合一”。換句話說,強調“知行合一”,最終是要落實到“安國全軍”這一目標追求。因此更需慎重對待戰爭,深入研究戰爭。這種“安國全軍之道”,是孫子乃至我國傳統情報文化的最終追求目標。

考察儒家文化傳統,其中也有“安國定邦”之類目標追求,只是表達方式上與兵家稍有不同而已。儒家從孝悌出發而逐層推廣,于君臣之間強調“忠”,于朋友之間重視“信”,由家庭關系的穩定而推進整個社會的穩定,努力地使得家族倫理與社會倫理融合在一起,儒家心目中的家國情懷也由此而建立。家被視為國之基礎,國則被視為家的擴大化,社會穩定和安邦定國的理想因此而找到了共通的實現基礎,儒學也因此而獲得政府提倡,獲得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儒家設定君子人格力爭完成理想社會的構建,單個個體尊奉孝道的行為,會在特殊情況之下受到突出強調,中國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家和”與“國興”,乃至“天下太平”的更高層級社會理想的實現,至少也有了逐步達成的可能。中華民族倡導和平,但也不會放棄理想追求,從而形成了受人尊敬的民族本性和民族文化。儒家與兵家在這一點上基本相通,中華民族愛好和平而不愛好戰爭,慎戰但不避戰,也不畏懼戰爭而縱容各種侵略行徑,敢于斗爭并善于抗爭,這從儒家文化、兵家文化、情報文化等層面都可以找到依托。

儒家以孔子為代表,對于戰爭并非一概否定?？鬃訉苤侔l起的爭霸戰爭曾給予肯定,強調了這些戰爭對保衛華夏文明曾經起到的積極作用:“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盵7]一度被當成孔子作品的《大學》,強調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理念。既然“平天下”既然作為最高目標,顯然并不會完全廢止戰爭。至于“治國”的目標,則明顯也與兵家保持一致。孟子總體上持“非戰”立場,但也相信“仁者無敵”并借孔子之口加以強調:“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盵5]孟子相信可以通過仁愛的感召力以及恩威征服對手。荀子議兵,更強調富國強兵。他還將兼并戰爭分為三種:一是以德兼人,二是以力兼人,三是以富兼人[13],并認為以德兼人才能求得疆土鞏固,民心歸附。這些觀點都對儒家文化傳統形成了重要影響,“安國定邦”等理念由此而得到固化和長久流傳。

由“安國定邦”的理念出發,儒家其實也非常注意情報工作,包括保密工作在內,各種體制的設計都有著非常周密的考量。儒家強調研讀經書,漸漸集中于“十三經”。這些經書中,《周易》一度被視為“群經之首”而且“無所不包”,書中也曾強調做好信息安全。如《離卦》初九爻辭說:“履錯然,敬之無咎?！盵14]這里的“敬”,本意為警戒。[15]作者強調應在平時做好防備和預警?！吨芤住は缔o傳》則借孔子之口進一步強調了做好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作者指出:“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盵14]。如果在平時言語中沒有做好保密工作,就會帶來巨大危機?！吨芤住穼τ谥袊幕酥燎閳笪幕男纬傻?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由情報求安全,實則是中國人早已形成并高度強調的重要理念,并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得到較為忠實地繼承。

由于古代宗法社會設計出相適應的“修、齊、治、平”等制度,儒家的社會理想也因而有了實現的可能,這與兵家所致力倡導的情報體系設計也有相通之處。著名兵典《六韜》辟有《王翼》,專篇探討統帥部門的組成、編制和職守等,其中高度關注情報官員設置。各部門加起來,總計72人,至于耳目7人、羽翼4人、術士2人等[16],都與情報工作密切相關,擔負制造假情報、從事間諜活動、發動輿論戰等重任?！吨芏Y》被奉為儒家經典,書中有著豐富的外交和情報官制設計,也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現象[17]。在儒家思想長期主導的封建社會,曾經長期推行保甲制度,與連坐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對社會和個體具有著強大的約束力,即便在清兵入關之后也受到重視和推行[18]。這種組織體系設置,不僅是安國定邦,同時也對防范奸細起到一定作用,比如可以實現“各甲自相糾察”[19]的目標。明代尹耕建立鄉約制度,模仿周制建立“堡制”,追求“兵農相資之用”[20],希望可以對防御“虜患”產生積極的作用。這種鄉約制度和保甲制度都配合中國傳統宗族制度,被學者稱為“宗族的保甲鄉約化”[18],以便更好地達成基層社會的治理目標,乃至完成教化作用。明代著名儒者王陽明推行“十家牌法”,類似保甲,可以“沿門按牌審察動靜”[21],如果能夠做到情報先行,再加上必要的政治手段和軍事實力,就可以確保治國安邦。由此可見,儒家文化和情報文化不僅在根本目標上相通,而且傳統情報文化中若干重要元素,也有著儒家的重要貢獻。

正因為本質屬性相通,兵學和儒學才能漸成合流,且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兵儒合流,“是適應中國文化基本特質的選擇,對于中國優秀軍事文化傳統的發揚光大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盵22]這種合流現象也對情報文化傳統產生了重要影響。宋代之后,我們就可以看到蘇洵的《權書》、辛棄疾的《美芹十論》、華岳的《翠微北征錄》等,都高度關注情報工作,并且有著卓而不凡的見解。如前所述,明代大儒王陽明就信息保密在具體操作方法上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和嘗試,并對戰爭實踐起到了重要作用。

3 在家國情懷方面,都高度關注“仁”并關心人本身

儒家文化高度關注“仁”,這也許是因為“仁”被視為孔子思想的重要內容,甚至是核心價值觀,“仁”和“禮”緊密相連,因此有學者稱“仁內禮外”[23]。從《論語·顏淵》可以看出,孔子論“仁”也強調“克己復禮”,追求恢復古代禮樂秩序?！叭省焙汀岸Y”實則都有對秩序性的強調,因此而為古代政治家們所追捧和認可。據《說文解字·人部》:“仁,親也,從人從二?！薄墩撜Z·顏淵》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笨梢娫谌寮覍W說中,“仁”也可表達為仁義和仁愛,含有與人親愛之意。顯然,這種仁愛之心并非只有儒家才會關注。身為兵家,孫子對“仁” 也有涉及。以“安國全軍”和“唯人是?！睘槟繕说膶O子,其實非常關注生命個體的安危,即便是《九地篇》中有“陷之死地然后生”[4]的戰法設計,其實落腳點仍然是“生”,希望士卒能夠在困難的局面下迸發出最強的戰斗力并能夠成功求生。據統計,《孫子兵法》中“仁”字凡3見。其一見諸《計篇》,是就將帥素質而談,另外2例均見諸《用間篇》,是因為強調間諜的使用原則和原因等提起,都含有仁愛或仁義之意?？疾煦y雀山竹簡本《孫子兵法》,其中并無“義”字出現[24],懷疑“義”字系后人衍入,但孫子也曾論及仁義,尤其是關注“仁”。這一點也與儒家文化存在相通之處,值得我們關注。尤其是當不少人對孫子有關用間和情報先行的主張存有偏見之時,更需要對《用間篇》的“仁”字予以關注?！队瞄g篇》強調情報先行,并對“先知”有著較為明晰的闡釋,集中地討論“仁”,可看出情報文化與儒家文化的聯系。

實則在《計篇》中,孫子在討論將帥素質時,認為將帥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等基本素質。其中,“仁”被列在第三,固不如儒家重視程度之高,但也充分體現出孫子重視這種仁義情懷。與“仁”相比,“嚴”被列在最后一位。這里的“嚴”,既包含律己,也包含待人。在孫子眼中,在治理軍隊時,仁愛要比嚴酷更為重要,更加管用。因此孫子主張“視卒如嬰兒”和“視卒如愛子”。孫子認為,將帥只有具備了仁慈之心,才能達成“可與之赴深溪”和“可與之俱死”的作戰效果[4]。相比之下,孫子在《用間篇》中對“仁”討論更為充分,孫子認為,要想確保戰爭獲勝,就一定要舍得花錢搞好間諜戰。如果在這種關鍵時刻表現出吝嗇之情,太過小家子氣,進而由此導致戰爭失利,那就是“不仁之至”,也可說是最大的“不仁”。對此,孫子總結道:“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盵4]在這里,孫子雖未正面解釋什么是“仁”,但已告訴我們什么是“不仁”。這顯然是著眼于保家衛國的大事,也有憂國憂民的大情懷。孫子在談到用間的條件時,將“仁義”作為三個重要條件之一:“非圣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痹谶@里,“仁義”是和“圣智”“微妙”一起,構成了用間三要素?？梢妼O子并非不講仁義,而是高度重視仁義,甚至是大仁大義。

在孫子兵學思想體系中,也體現出進步的民本思想,無疑也可視為孫子仁義思想的具體展示。孫子強調國君要“修道而保法”[4],這其實是對清明政治的一種訴求,與儒家的政治思想不無相通之處。孫子認為,將帥領軍作戰同樣必須首先將“唯人是?！盵4]作為基本目標,正是進步的民本思想。由此出發,我們也可以認為:“《孫子兵法》的仁與孔子的仁基本含義是相通的?！盵25]始終追求以最低成本來達成勝利,降低生命損傷,降低戰爭損耗,這些其實也是仁本思想的表現。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儒家以仁義品評人物的傳統,竟然會影響到人們對于孫子的看法,乃至對于間諜和情報工作等出現嚴重誤解。在歷史上,有不少人都將間諜和情報工作視為陰謀詭計,因此會對孫子立足于詭道的情報理論和用間理論持較為激烈的批評態度。宋代王應麟、明代茅坤、清代汪紱等人都持如此觀點,在他們看來,孫子將伊尹和呂尚說成間諜并加以推崇,是對“圣人”的誣陷行為。同樣被列為《武經七書》的著名兵典《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曾批評孫子有關用間的思想主張“最為下策”[26]。也有學者則是嚴厲地批評孫子存在著對戰爭和道義關注不夠的缺陷[27]。他們不明覺厲地批評孫子有關情報先行的情報理論和用間主張,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偏見。直至今天,仍有不少學者因為對間諜持鄙夷態度,對孫子情報思想研究缺乏足夠的熱情,對孫子兵學體系由“先知”求“先勝”的內在邏輯缺少足夠的重視。顯而易見的是,以孫子為代表的兵家,試圖通過情報工作來降低戰爭對人力和物力的損耗,恰恰正是仁本思想的具體表現。清代朱逢甲對此看得非常清楚,并且通過以儒駁儒的形式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殷之伊尹,圣之任者,拯民水火,即身為間,何傷?”[28]在朱逢甲看來,那些為了捍衛“圣賢”的形象而否定用間和情報工作的儒者,都有點冥頑不化,沒有看到戰爭行為和情報行動對于保家衛國和保全族種所起的重要作用,故此才會使用有色眼鏡來打量間諜和考問情報行動,甚至給予不當的負面評價。

在郭店竹簡中,“仁”字上面是“身”,下面是“心”,似乎更強調從“克己”出發,在成就自己的同時,也完成改造社會、完善社會的努力,并且也能促進“仁者,人也”及“人之為人”等命題的思考[29]。研究“仁”的本質含義及社會影響等命題,這雖說是儒家文化關心的中心問題,實則也與情報文化密切相連。間諜行動基本都是秘而不宣,即便當事人也無從知曉,后人更是難以稽考,正是孫子所說,“事莫密于間”[4]。間諜與戰爭息息相關,孫子強調用間是力爭降低戰爭成本?？疾烊祟惿鐣陌l展歷史,戰爭實則無法避免,或許正是人類成長所付出的代價,而不少間諜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努力地把這種代價變得小一些。因為工作性質使然,很多間諜都會距戰爭硝煙的更近,同時也距死神更近,但往往能表現出大義凜然的氣概,而且都沒有辦法留下姓名。其中最為典型的莫如戰國時期的著名戰略間諜蘇秦,如果沒有看到20世紀70年代馬王堆的出土帛書,人們始終難以確定其真實身份,無法掌握其真實的行間經歷。因此,人們習慣稱情報戰線為無名戰線,提倡的是無我無名,情報文化傳統中尤其需要提倡,這與儒家的基本要求并不矛盾。很多人欣賞戰國時的荊軻——他實則是古代行動性間諜的代表,雖說刺殺行動失敗,仍然有不少的掌聲和鮮花獻給他,正是因為在他身上能看到那種“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凜然之氣和慷慨赴死的家國情懷。這和儒家那種“克己復禮為仁”的理念相通,至少在家國情懷和目標追求上能夠達成一致。結合出土文獻考察“仁”,更可以看出其內容是指 “成己”與“愛人”,其具體表現則是積極向上的道德精神[29]。

4 結 語

通過對代表性人物和思想進行考察,不難發現我國情報文化和儒家文化在精神內涵等方面具有相通之處。首先,他們都曾為建立大一統封建帝國和維護國家安全等發揮過積極作用;其次,孫子等兵家對于間諜素質的要求與儒家有關君子人格的目標追求具有共性;再次,立足于“仁”的內涵探討,“成己”與“愛人”的人文關懷精神,也是情報工作對于間諜人員所提出的要求。在中國歷史文化中兵儒合流現象的出現,“不僅是兵家的選擇,同樣也是儒家的追求”[22]。在這一格局之下,與兵學文化密切相關的情報文化與儒家文化出現上述共性和相通之處,自然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