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事件中關系圈層與主流模糊對網絡謠言的偏差認知馴化影響研究*

陽長征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青島 266100)

0 引 言

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廣泛使用,在為公眾提供廣闊話語空間及自由表達的同時,也成為了網絡謠言產生和傳播的“溫床”。同時,伴隨社會改革的全面推進和不斷深化,使得各類突發事件頻繁爆發。當突發事件出現后,人們會對事件的原因、結果進行猜測,這些猜測往往并非準確,并借助網絡進行傳播,從而產生網絡謠言。借助事件議題生成的網絡謠言,在傳者、信息、渠道、受眾等多重因素協同作用下,出現網絡多維聯動擴散,并在此過程中形成偏差認知馴化,從而對公眾心理及社會穩定產生嚴重負面影響,已成為了人們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

認知馴化是指在社會環境中,人們被所處的社會環境影響,并通過對認知行為進行學習,使自己的行為成為習慣,從而達到控制自己行為的過程。在該過程中,人們的行為習慣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如網絡社交、自身的個性特征、社會文化環境等。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人們在網絡空間中會形成一種新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受網絡空間關系結構和話語特征的影響,人們則會慢慢習慣和接受網絡上的某些行為,這些認知行為并隨之逐漸被馴化,從而便習慣于接受這些特定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1]。然而,網絡環境下,突發事件引起的謠言偏差認知馴化,不僅對事件真相調查產生偏離影響,也會導致社會輿論偏差的快速衍生和擴散。因此,在此背景下,探究突發事件網絡謠言的偏差認知馴化影響機理,對突發事件的網絡謠言有效治理和引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問題

認知馴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由B.F. Skinner發展出的行為學理論開始受到重視。這個理論提出,通過改變環境和提供反饋,可以改變人們的行為[2]。之后,認知馴化的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并被用于解決許多行為問題。起初,研究者們將認知馴化與社會學理論聯系起來,指出認知馴化是一種社會結構,并探討認知馴化如何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以及這些改變如何影響社會[3]。最近,認知馴化也被用于治療兒童的行為問題,以及治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問題,通過這些技術可以有效改善他們的心理健康,改變他們的行為和情緒,增強他們的自我控制力和自尊[4]。

針對突發事件網絡謠言偏差認知馴化的影響因素和形成過程,心理場(也稱心理生活空間)理論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理論支撐。心理場理論是一種研究心理活動的理論,認為心理活動的發展和變化是由內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們的行為受到其周圍環境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場”,是由個體需要和他的心理環境相互作用關系所構成,這種場可以是物理的、情感的或社會的。該理論認為心理活動是一種動態的場,由一系列的聯結和關系組成,內外因素形成一個整體,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情緒和行為。當一個人處于一個特定的心理生活場域時,他會受到這個場域的影響,進而影響他的行為,即人的行為是行為主體和環境雙重作用的結果[5]。針對網絡空間,其中,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是影響受眾行為的兩個重要的環境變量,投射性認同、選擇性共鳴與場依存性是影響受眾行為的重要的主體心理變量。

關系圈層化描述了網絡中用戶之間的關系分層結構,指將網絡用戶分為不同的社交圈層,每個圈層有不同的特征和關系結構,例如朋友圈、家庭圈、同事圈、同學圈等,這些也是網絡空間中常見的關系圈層。主流模糊化是指,在網絡空間中,主流意識不再是一個明確的、固定的概念,而是變得模糊不清,沒有明確的界限和邊界。引起網絡空間主流模糊化的主要原因是網絡空間的特殊性,其特點是信息的自由流動,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觀點的融合和交互[6]。投射性認同是指一個人將自己的想法、感受、價值觀或特征投射到他人身上,從而認同他們。投射性認同的產生是一種自我認同的過程,它使人們能夠從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價值和特征。選擇性共鳴是一種特殊的共鳴行為,是指主體根據自身需求或對事物的特殊情感,感知到彼此之間有一種相似性,使他們感到親近。這種共鳴可來自情感,也可來自認知,例如兩個人之間有相同的興趣或觀點。場依存性是指一個人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會受到環境的影響,而不是自身內在的動機。這種依存可出現于物理層面,如空間、位置、聲音等,也可存在于社會層面,如行為準則、社會期望和角色等。

基于過去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將從心理場視角,探討突發事件網絡謠言的偏差認知馴化影響過程和機理。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RQ:基于心理場視角,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等環境變量及投射性認同、選擇性共鳴與場依存性等主體心理變量,如何建構和影響突發事件網絡謠言的偏差認知馴化過程?

2 研究假設

2.1 關系圈層與主流模糊對投射性認同與選擇性共鳴的影響

網絡空間中的關系圈層化,是網絡空間中人們之間的關系分層結構,它將網絡空間中用戶之間的關系映射成一張關系網絡。在網絡空間中,人們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不同的圈,每個圈都存在不同的關聯程度,每個圈層由一定數量的用戶組成,以實現社交關系的層次化。

投射性認同是指一個人將自己的想法、思想、價值觀或感受投射到他人身上,從而認為他人也有與自身相同的想法、思想、價值觀或感受。而關系圈層化可以幫助人們更容易將自己與所認可的社會群體相聯系,易于發現自身與社會群體之間的共同點,從而更傾向于投射自己的認同感,即形成投射性認同[7]。

選擇性共鳴是一種認知和情感的反應,是指當一個人遇到某種情緒時,他會被這種情緒所感染,并產生相似的情緒反應。在網絡空間中,關系圈層化可以幫助社交圈層中的用戶更好地建立他們之間的關系,更容易發現他們感興趣的內容,并產生共鳴,還可以幫助人們更容易發掘他們關心的話題,從而提高選擇性共鳴產生的可能性[8]。

基于此,可提出如下假設:

H1:網絡環境下,關系圈層化對受眾投射性認同具有正向影響;

H2:網絡環境下,關系圈層化對受眾選擇性共鳴具有正向影響。

網絡空間中主流模糊化,是指網絡中的信息傳播和觀念的產生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從而形成多元化的社會觀念和思維方式。主流意識模糊化可帶給人們更多自由,讓受眾更容易接收多元文化的觀念,從而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以及促進不同群體之間關系的和諧。受眾在接受多元文化及接納不同群體的同時,也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認同感,從而更容易投射自身的思想和價值觀,這有助于受眾投射性認同的產生。

當主流意識模糊化時,受眾便可以更自由地選擇共鳴的觀點,而不受外界的影響。模糊性提高了信息接收者對信息的共鳴度,使信息更容易被接受和記憶,讓用戶更容易接受不同的觀點。不同的人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觀點來接受和反饋信息,從而使得不同的觀點和觀念得到傳播和交流,便于他們更好地理解和評價,并做出更好的選擇,從而促進受眾選擇性共鳴的產生[9]。

基于此,可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網絡環境下,主流模糊化對受眾投射性認同具有正向影響;

H4:網絡環境下,主流模糊化對受眾選擇性共鳴具有正向影響。

2.2 投射性認同與選擇性共鳴對偏差認知馴化的影響

網絡空間提供了一個共享的信息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受眾可以通過投射性認同來獲得認同感。當受眾對某類事物出現投射性認同時,他們會傾向于接受該類信息,從而促進他們改變自身的認知,從而馴化他們認知。網絡空間中,受眾投射性認同能夠提升他們對偏差認知的認可度,從而更容易接受存在偏差認知的觀點。投射性認同能夠激發受眾的社會性情感,使受眾更加自覺地去接受偏差認知,從而促進產生偏差認知的馴化[10]。

網絡空間中,當受眾產生選擇性共鳴后,一方面,受眾接收到某類信息時,他們會根據自身的偏好和觀點進行選擇性加工,從而易于出現認知偏差。在此基礎上,這種共鳴可以影響受眾的思維方式,從而促進受眾的偏差認知馴化。另一方面,受眾可以選擇只與具有相似偏見的受眾進行交流,這將強化共同的偏見,從而增強偏差認知。

基于此,可提出如下假設:

H5:網絡環境下,投射性認同對受眾偏差認知馴化具有正向影響;

H6:網絡環境下,選擇性共鳴對受眾偏差認知馴化具有正向影響。

2.3 場依存性對偏差認知馴化的影響

場依存性是指一個人在社會關系中對場域的依賴程度,當受眾的場依存性越高時,人們會更加依賴于來自社會關系圈層的支持。在關系圈層不變的情況下,受眾場依存性越高,獲得的社會支持就越多,人們會更加傾向于把自己的觀點和價值觀投射到更大的社會圈層中去,從而投射性認同就會更加明顯。

在關系圈層不變的情況下,受眾的場依存性越高,他們更容易被自己所處的社會圈層影響,受眾可能會更傾向于接受來自特定場域的信息,這有助于提高受眾對特定信息或觀點的認知,形成自身的觀點,從而易于出現對某一類信息或觀點產生選擇性共鳴[11]。

主流模糊性弱化了場域依存性對受眾的限制,在主流意識模糊性不變的情況下,受眾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場域。當場域依存性越大時,受眾則會更加傾向于把自己的價值觀、思想、行為等投射到“自我界定”的“主流群體”當中,他們則更自由地投射自我認同,形成投射性認同。

在主流意識模糊性不變的情況下,當受眾的場域依存性越大時,他們則更自由地選擇特定空間和場所,以提高他們對特定場域的共鳴,從而激發自身興趣,增加他們的參與度和參與熱情,以及增強受眾對特定場域的共鳴,進而對某些信息或信源出現更強的選擇性共鳴。

基于此,可提出如下假設:

H7:受眾場依存性在關系圈層化對投射性認同的影響中存在正向調節效應;

H8:受眾場依存性在關系圈層化對選擇性共鳴的影響中存在正向調節效應;

H9:受眾場依存性在主流模糊化對投射性認同的影響中存在正向調節效應;

H10:受眾場依存性在主流模糊化對選擇性共鳴的影響中存在正向調節效應。

基于上述研究假設,可構建突發事件網絡謠言偏差認知馴化的影響機制模型。其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框架圖

3 量表設計與數據收集

3.1 量表設計

因變量:偏差認知馴化,參考陽長征的研究成果[12],共設5個測項。題項核心內容分別為:抑郁、焦慮、激動等情緒反應引起的偏差;完成任務的時間、行為準確性等行為反應引起的偏差;記憶力、注意力、判斷力等認知反應引起的偏差;社交能力、溝通能力、情緒管理能力等社會反應引起的偏差。

自變量:關系圈層化,參考申金霞和萬旭婷的研究成果[13],共設3個題項。題項核心內容分別為:感知到內群體圈子的程度;感知到外群體圈子的程度;感知到群體間存在層次性的程度。主流模糊化,參考劉秋皊和何建佳等人的研究成果[14],共設3個題項。題項核心內容分別為:社會倡導的價值觀模糊性;社會公眾的主流聲音模糊性;社會形成的主流行為準則模糊性。

中介變量:投射性認同,參考Ogden的研究成果[15],共設3個題項。題項核心內容分別為: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將自己的感受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將自己的態度投射到其他人身上。選擇性共鳴,參考王艷玲和劉可的研究成果[16],共設4個題項。題項核心內容分別為:在身份地位上產生選擇性共鳴;在年齡和性別上產生選擇性共鳴;在民族和宗教上產生選擇性共鳴;在經濟地域上產生選擇性共鳴。

調節變量:場依存性,參考McKenna等人的研究成果[17],共設3個題項。題項核心內容分別為:在認知上受到場域的影響程度;在情感上受到場域的影響程度;在行為上受到場域的影響程度。

3.2 數據收集

在開展正式調查前先對調查問卷進行預測試,在現實環境隨機發放問卷100份,共收回78份問卷,其中含有無效問卷10份,將其剔除后獲得68份合格問卷。對預調研的有效問卷數據進行CITC分析,結果顯示,除Q19的CITC指數為0.27外,其余題項的CITC指數均大于參考值0.50。同時,量表因子解釋累積方差為82.61%,且除題項Q12的因子載荷為0.24外,其余題項因子載荷均大于參考值0.70。量表的KMO值為0.81,大于標準值0.80,且Bartlett's球形檢驗的p值均低于0.01顯著水平,Cronbach'sα值均大于參考值0.70?；陬A測試分析結果,需要刪除問卷中的Q12與Q19題項,其余題項均保留。

在具體研究設計及抽樣操作上,采用滾雪球抽樣、分層抽樣及多階段抽樣相結合的方法確定樣本框與調查樣本。在正式調查中,采用以網絡問卷調查系統為主,結合QQ、微信等社交媒體平臺的方式向調查對象發放問卷。共歷時4個月完成本研究問卷調查數據資料收集工作,共累計發放700份問卷,在有效期限內共回收623份問卷。在回收的樣本問卷中,含有無效問卷85份,將其剔除后獲得538份合格問卷,即問卷合格率達86.36%。其中,有效樣本數據的分布特征,樣本數據具有較好的合理性,不同人口統計學用戶群體的分布及對應的極端或奇異值檢驗中未見異樣,即可采用該問卷調查數據作進一步研究分析。

4 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4.1 信度與效度分析

關于數據的信度,Cronbach'sα值估計結果顯示,整個量表的α值為0.89,關系圈層化、主流模糊化、投射性認同、選擇性共鳴、場依存性、偏差認知馴化各分量表α值分別為0.76、0.81、0.82、0.84、0.75、0.73,均高于參考值0.70,則表明問卷題項的設置及采集的數據信度較好。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4.2 路徑分析及假設檢驗

4.2.1路徑分析

使用AMOS軟件,對理論模型進行擬合估計。結果顯示,在相關擬合指標中,p(χ2)值為0.000,小于0.05的顯著水平,未達到統計標準,需要修正模型?；贏MOS軟件中顯示的指標修正提示,若在量表題項Q11與題項Q21的誤差項間建立起共生關系,則至少能有效減少模型擬合結果中的卡方值46.81。

建立共生關系后,對修正后的模型進行擬合估計,其擬合結果如表2所示。結果顯示,擬合指標p(χ2)值為0.31,高于標準值0.05。同時,除NFI值(0.63)低于標準適配值0.9外,其余指標χ2/df值(2.42)、GFI值(0.91)、AGFI值(0.94)、RMR值(0.04)、RMSEA值(0.02)、CFI值(0.96)、CN值(275)均高于適配度參考值,則說明修正后的模型估計結果可用于相關研究分析。理論模型的各路徑參數估計結果如圖2與表2所示。

表2 修正模型擬合結果

圖2 修正模型擬合結果路徑圖

圖2與表2顯示,各假設對應的t值在0.05顯著水平下均呈現顯著性,且各路徑標準系數的正負符號均與原假設相一致,表明在0.05顯著水平下,各研究假設均已獲得實證支持。

根據各路徑系數值,心理場中的環境層面的不同維度對投射性認同的影響路徑系數大小分別為:0.67(關系圈層化)、0.49(主流模糊化),而對選擇性共鳴的影響路徑系數大小分別為:0.61(關系圈層化)、0.58(主流模糊化)。同時,投射性認同對偏差認知馴化的影響效應(數值為0.63)大于投射性共鳴對其產生的影響效應(數值為0.56)。

4.2.2中介效應

基于Bootstrap中介效應驗證方法理念[18],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預設模型,在95%的顯著性區間內對樣本重復1000次抽取并進行檢驗,其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根據表3的參數估計結果,各路徑的直接效應及中介效應均顯著,表明投射性認同與選擇性共鳴中介變量在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對偏差認知馴化的影響路徑中為部分中介。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對偏差認知馴化的總體影響效應分別為:1.2149、1.0193。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通過投射性認同與選擇性共鳴兩個中介變量對偏差認知馴化產生的影響效應分別為:0.7637、0.6335,則中介效應的解釋度分別為:62.86%、62.15%。同時,投射性認同在環境變量維度對偏差認知馴化影響中的中介效應為0.7308,選擇性共鳴在環境變量維度對偏差認知馴化影響中的中介效應為0.6664。

4.2.3調節效應

對性別、年齡、學歷、職業等人口統計學控制變量進行虛擬變量處理,并采用逐步回歸對假設H7至H10對應的調節效應進行檢驗,其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根據表4調節效應檢驗結果,除模型3中“主流模糊化×場依存性”交互項對應的t值的絕對值小于1.96(0.05顯著水平對應的臨界值),其余各模型交互項對應的t值的絕對值均大于1.96。表明在所有調節效應檢驗中,除H9未顯著外,其余H7、H8及H10均顯著。

4.3 群組差異性

為了更深入了解突發事件網絡謠言的偏差認知馴化影響在不同群組間的差異性,對不同性別、年齡及學歷受眾群組間的影響效應差異作進一步比較和分析。

群組分析結果顯示,理論模型在性別、年齡及學歷群組上均具有跨群組效度。在性別群組中,男性群組的影響效應小于女性群組;在年齡群組中,30歲以下群組的各路徑影響效應最強,30～50歲群組各路徑影響效應較強,而50歲及以上群組的各路徑影響效應較弱;在學歷群組中,小學及以下學歷群組的各路徑影響效應最強,其次為初中～高中學歷群組,而大學及以上學歷群組的各路徑影響效應較弱。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 論

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通過投射性認同與選擇性共鳴兩個中介變量對偏差認知馴化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影響效應均較大,且關系圈層化的影響效應大于主流模糊化的影響效應。關系圈層化對投射性認同與選擇性共鳴的影響效應均大于主流模糊化產生的影響效應。同時,投射性認同對偏差認知馴化的影響效應大于選擇性共鳴對其產生的影響效應。

投射性認同與選擇性共鳴中介變量在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對偏差認知馴化的影響路徑中為部分中介。關系圈層化對偏差認知馴化的總體影響效應大于主流模糊化產生的總體影響效應。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通過投射性認同中介變量對偏差認知馴化產生的影響效應,大于通過選擇性共鳴中介變量產生的影響效應,即投射性認同在各環境變量維度對偏差認知馴化影響中的中介效應大于選擇性共鳴的中介效應。同時,在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對投射性認同與選擇性共鳴的各影響路徑中,除受眾場依存性在主流模糊化對投射性認同的影響中的調節效應不顯著外,場依存性在其余各影響路徑中的調節效應均顯著。

5.2 討 論

針對關系圈層化與主流模糊化通過投射性認同與選擇性共鳴兩個中介變量對偏差認知馴化產生顯著正向影響,過去未有類似文獻對偏差認知馴化行為進行研究和探討。雖然如此,但該研究結論可從過去相關研究的推演中獲得支持。相關研究表明,環境因素可以通過心理變量來影響認知偏差,例如,環境中關系可以導致個體產生焦慮、恐懼和壓力,會影響一個人的思維模式、注意力、判斷力等,從而產生認知偏差。環境的社會支持、信息不對稱、文化和價值觀也會影響個體的認知能力,從而出現認知偏差。同時,環境中的社會因素也會影響心理變量,從而導致認知偏差。例如,在社會環境中,如果某一社會群體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被廣泛接受,那么這些價值觀和思維模式則可能影響人們的認知,從而導致認知偏差的產生和形成馴化[19]。由此可見,過去這些研究結論,在宏觀和中觀層面可支持本研究所建構的主路徑理論框架。

關于研究假設H9未獲實證支持,即在主流模糊化對投射性認同的影響中,場域依存性不存在顯著調節效應。該研究結果存在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方面,場依存性是在某一特定場域中,個體的認知和行為很大程度上受到環境的影響,該影響可來自于社會、文化或心理層面。而在主流意識傳播的過程中,網絡的屬性特征使得社會、文化和心理產生的影響會被模糊化,從而弱化了投射性認同。另一方面,主流模糊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主流社會的媒體、文化和政治結構模糊了認同的界限,使得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界限變得不清晰。因此,場域依存性更多受到社會的影響,它只能提供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下,投射性認同可能會受到影響,但場域依存性本身不能改變投射性認同[20]。

本研究結論,在理論上,可為人們今后在對媒介化環境下受眾認知偏差行為演變機制的進一步探索及理論框架構建提供參考和借鑒,也可為新媒體環境下心理場理論的深化和發展添磚加瓦。在實踐上,一方面,可在網絡空間中建立多層次關系圈層化的治理機制,提高全社會的認知水平,從機制上防止偏差認知馴化的產生。建構多元文化的網絡空間,促進多元文化融合,盡可能使每個受眾都能夠接受正確的認知。例如,通過設置社交圈、討論組、科普圈等,讓不同的主體參與其中,積極進行知識交流,提高認知水平。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網絡空間監管機制,對網絡空間中的主流意識進行審查,及時發現和刪除不合理的意識形態信息,并健全網絡空間政策法規,對網絡空間中主流意識的形成和傳播進行規范,實現全方位有效防止偏差認知馴化的出現。

本研究雖已盡量做到使研究設計完善、過程高效合理,但由于客觀條件限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受訪者存在擔心調查者可能出于某種惡意或探測自己隱私而致使受訪率降低。在后續相關研究中,可考慮在現實人群中進行全樣本調查或將網絡調查與現實調查相結合,以提高問卷的受訪率和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