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的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

武艷華 張志華

摘 要：柔性治理日漸成為國際化社區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會文化空間的分析框架，運用拓展個案研究法分析南京市Q社區案例，探究由公共空間、社會關系、社區制度等核心要件構成的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機制，挖掘社區治理轉型升級路徑。研究發現，在驅動實踐中，公共空間居于內核性地位，在居民自治理念導引下，通過中外居民主導公共生活與文化規訓的方式，驅動“以人為本”治理理念的落地。社會關系居于基礎性地位，受多元參與理念指導，經多主體的多元協同、優勢互補過程，驅動多元協同治理主體的形成。社區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導理念指導，經政府部門主導的柔性治理與多元考量，推動柔性治理策略的實施。

關鍵詞：柔性治理；社會文化空間；社會關系；公共空間；社區制度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640（2024）01-0079-11

一、問題提出

近年來，在社會管理從“善政”走向“善治”的背景下，強調治理價值、政策理論、工作方法的柔性治理應運而生。[1]在建設服務型國家與推進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政府運用柔性方式進行治理成為一種趨勢，而中國之治的柔性結構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德治智慧，凝結了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經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優勢。[2]因應柔性治理的特殊治理效能，基層政府漸趨采取柔性治理模式進行社區治理。

國際化社區作為不同國家、種族、民族人口生活的區域，是包容各類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新興城市社區，具有國籍多樣化、文化多元化、需求多樣化等特征，是社區治理領域中最具前沿性和挑戰性的版塊。[3]國際化社區作為不同國籍的人所混合居住、生活與工作的區域，因外籍人士占一定比例，其環境設施、管理制度及服務體系趨于國際化。[4]我國的國際化社區發展歷史較久，對應的治理模式也在不斷轉型升級。改革開放前，國際化社區治理聚焦于對外國專家集中居住區的管理。改革開放后，其治理經歷了多元化治理階段，從對來華外國人聚居社區的管理，轉型為對特大城市國際化社區的社會化、精細化治理。[5-6]鑒于部分西方國家實施的剛性“區隔”的移民社區治理模式容易造成社區區隔、秩序混亂及非安全因素激增等問題與威脅，我國國際化社區的治理應發揮中國傳統文化“和”的智慧，超越西方剛性治理范式，在“柔性”“融合”等范式基礎上，促進國際化社區中多元文化共生共融。[7]但如何將柔性治理嵌入國際化社區，特別是融合到新興社區治理體系中，仍處初步探索階段，值得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擬依托空間生產理論，闡述社會文化空間治理實踐，探究社會文化空間載體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的體系與邏輯，希冀為柔性治理在國際化社區的落地提供載體，并為社會文化空間的治理實踐提供理論指導，尤其是為探索黏合社會文化空間治理與柔性治理復合關系的驅動實踐提供樣本，進而以復合式治理促進國際化社區治理體系與治理效能轉型升級。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一） 文獻綜述

學界主要從兩方面研究國際化社區社會文化空間和柔性治理的復合關系。一方面，側重于社會文化空間內涵與國際化社區文化治理的研究。前者的闡述路徑大多基于空間生產理論與文化內涵，延伸拓展社會文化空間內涵，形成空間的文化性和文化的空間性兩種典型的分析視角?？臻g的文化性視角承襲文化生態學觀點，黃煥等認為，文化空間由文化服務設施、文化經營場所共同構建，文化空間的物質空間形態與經濟社會形態均具有文化屬性，都應被傳承、保護和更新。[8]文化的空間性視角多基于文化空間性的闡述范式，傅才武強調文化空間由城市幾何空間、社會生活空間和“意義空間”綜合交織而成[9]，這可追溯至雅各布斯有關城市文化多樣性的研究。雅各布斯認為，應創設多元文化生態的空間，將其作為治理載體與策略，再生產空間的多樣性文化形式與多方位文化效能，維系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10]朱蘭珍、晏曉娟強調通過語言、空間、文化等載體培育移民文化，實現中外文化相互交融、中外居民和諧共處，這是促進移民為社區經濟做貢獻、實現國際化社區善治的重要抓手。[11-12]王亮提出，著力營造國際化社區鄰里友好、開放包容的文化共同體，避免族群區隔，弱化治理風險。[13]李俊良將基礎設施視作國際化社區的文化載體，認為其更新應與文化適應策略相匹配。[14]林丹認為，作為中外文化融合的社會空間，國際化社區將移民文化融入社區，有利于提升社區凝聚力和居民認同感。[15]

另一方面，關注國際化社區治理中的柔性因素。已有研究對國際化社區治理中柔性因素的論述聚焦于共治、協商、人性化等柔性治理策略。華峰、林移剛和鄧曉梅對共治策略的研究側重于共治的主體與方式，強調政府協同非政府組織、居民、高校、企業等多主體，通過搭建多元共建共治平臺、上下聯動及發揮多主體優勢等方式，應對國際化社區治理難題。[16-17]對協商策略的研究，關注協商治理前提、協同平臺及協商秩序。劉中起認為，國際化社區協商治理的前提是明確政府職責，明晰政府、社區與外籍人士的關系。[18]陳孟認為，構建協商框架與平臺協調多元文化與沖突有利于促成國際化社區中不同文化的包容與共存。[19]武艷華等闡述國際化社區協商治理的類型、協商邏輯及動力機制，剖析協商治理秩序。[20]有關人性化治理策略的研究，聚焦于服務理念與治理行動的人性化。趙聚軍和齊媛、黎熙元等指出，國際化社區治理要滿足多元文化群體的需要，落實引導中外居民互助、帶領居民參與志愿服務等“以人為本”的理念。[21-22]何雪松和孫翔強調國際化社區的治理要在革新管理與服務的基礎上，構建市場力量、專業力量與組織力量相結合的行動網絡，滿足中外居民需要。[23]張樂天和楊雪晶強調，國際化社區以居民為主導的自治應是社區與居民間平等溝通、居民參與和動員居民的多元社會資本，并以此實現友情治理[24]，該研究很好地詮釋了柔性治理中居民柔性的理念與路徑。

上述研究為思考社會文化空間治理與柔性治理的復合關系提供了內容框架和治理策略的啟迪，但從內部邏輯來看，社會文化空間治理不僅是治理形式也是治理載體，社會文化空間治理與柔性治理復合關系的邏輯等維度尚存較多探索空間。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擬通過對Q社區實踐案例的分析，將原有的相對割裂與靜態化的研究視角拓展為復合式、連續式的視角，探索社會文化空間治理與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的復合過程、復合邏輯，進而為復合式治理實踐的落地提供研究樣本。

（二） 分析框架

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指出，空間是復雜的集合體，是集表征的空間、空間的實踐、空間的表征于一體的三位辯證空間。[25]承襲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社會文化空間是集表征的社會文化空間、社會文化空間的實踐及社會文化空間的表征于一體的辯證空間。而國際化社區的空間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文化空間[26]，表征的社會文化空間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間，特別是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社會文化空間的實踐是多主體間社會關系形塑社會文化空間的實踐，也是被社會關系制約的實踐。社會文化空間的表征以權力的形式影響空間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27]在此維度下，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集中表現為公共空間更新、社會關系塑造及社區制度完善等行動的實施。

為彌補社會文化空間治理與柔性治理之間關系割裂式研究的不足，本文意在探索二者之間的復合關系，延伸剖析社會文化空間治理對柔性治理的驅動機制?；诶碚撆c實踐的考量，將驅動機制拆解為公共空間更新核心驅動的柔性治理理念、社會關系塑造核心驅動的柔性治理主體、社區制度完善核心驅動的柔性治理策略。如此拆解并不表征三大核心要件僅能分別驅動柔性治理的理念、主體和策略，而是實踐表征其在該維度的驅動狀況與效果。因而，采用成效導向的邏輯分析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柔性治理的機制，進而為展現其治理效能提供實踐樣本。同時，理念、主體和策略是柔性治理的核心要件，從驅動機制展開拆解式分析，既能剖析各維度的內部結構，又可系統化展現柔性治理過程，進而形成相應的解釋機制（見圖1）。對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柔性治理的機制分析依據重構式社區治理驅動模式的思想，從驅動地位、驅動動因、驅動主體、驅動過程及驅動結果五大維度展開，意在體系化地呈現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柔性治理的邏輯機制。

本文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空間生產理論、文化空間內涵、社區治理驅動模式、柔性治理理念及國際化社區的治理實踐等思想和理論，意在厘清各要素間的邏輯關系、驅動關系及復合關系，拋棄簡單化、活動化理解國際化社區社會文化空間治理的思路。這樣不僅能深化對社會文化空間治理的理解，還能探究以社會文化空間治理作為載體所驅動的柔性治理的狀況，形成對社會文化空間內涵、驅動體系的譜系理解，并為相關實踐活動干預思路的深度發展及理論指導提供建議。同時，為各國際化社區如何推動柔性治理提供載體、平臺及活動的譜系思維，進而為柔性治理在國際化社區的運用提供抓手，促使其真正扎根落地，拓展柔性治理的界線，延伸柔性治理的觸手，活化柔性治理的運用。

三、案例介紹與研究方法

（一） 案例介紹

21世紀以來，隨著南京市國際化城市建設的發展，大量外籍人士遷移到南京。2018年以來，為進一步推進國際化進程，提升國際化水平，南京市政府陸續頒布了《南京市國際社區建設規劃（2018—2025）》、《關于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創新名城的若干政策》及建設“海智灣”國際人才街區等若干政策。特別是在有1.7萬名外籍人士常駐南京的背景下，2018年南京市開始啟動國際化社區的試點建設工作，提出以文化為抓手，促進國際化社區交往空間融合化、治理空間多元化、公共服務精準化、社區環境宜居化的發展戰略。①南京市國際化社區試點建設政策推出后，截至2020年已創建20個國際化社區，初步形成國際化社區建設數量矩陣。②在此基礎上，南京市國際化社區建設規劃進一步向縱深發展，不斷提升建設水平，逐步形成具備國際水準和全國示范作用的現代化國際社區建設體系。在此背景下，南京的國際化社區建設積極探索協商議事、志愿服務等社區參與服務，強調多主體文化交流與合作共建等柔性策略的運用。

自2020年起，本文的研究團隊開始對Q社區進行跟蹤調研。Q社區于2018年被列入南京市國際化社區建設的第一批試點社區，其地處南京市河西新城的CBD中心位置，占地面積為14.3萬平方米，總建筑面積約為50萬平方米，下轄安置房小區、外籍人士集中居住的公寓、軍休家屬區等不同類型的小區。③Q社區內居住著來自德國、英國、新西蘭、日本、韓國、非洲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外籍人士，高峰時期外籍人口數量約占社區總人口的20％。這些外籍人士以中青年為主，主要由來華留學生、涉外企業的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和外籍教師等構成。近年來，Q社區引進第三方社會組織的專業化力量，依托中外居民的資源與優勢，培養了大量社區居民自組織，開展了多輪次的社區協商議事，以文化為抓手營造社會文化空間，開展多樣化的文化服務，已完成階段性治理任務，取得外籍居民社區融入度高、創設文化空間帶動柔性治理機制、治理效能凸顯等成效，形成了以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國際化柔性治理的典型經驗，值得深入探究和挖掘。特別是Q社區在社會文化空間治理的實踐中，依托社區所創設的“傳播青奧文化、創新社區文化、挖掘地域文化、融合中外文化、豐富社團文化”等五大板塊的服務，以及對于個人“自由舒適”、人際“守望相助”及社區“兼容并包”三大層面社區文化品牌的打造，延伸拓展社會文化空間的實踐，實現了多元綜合的治理效能，驅動了柔性治理落地。

（二） 研究方法

拓展個案研究法是通過參與式觀察，將日常生活置于超越地方性和歷史性的情境中加以考察的方法，它回應了個案的意義——“如何走出個案”。其有四層含義：一是研究者從觀察者拓展至參與者；二是理論視角從微觀拓展至宏觀；三是從宏觀過程拓展至宏觀結構性力量；四是對理論的拓展。[28]這四個方面的拓展不僅使研究從微觀到宏觀融貫起來，而且促使研究者在參與中反思，從切身經驗中發展理論。本文選取拓展個案研究法基于三點考慮。第一，研究團隊在調研時不僅通過訪談和觀察等方法收集資料，也在參與Q社區活動的過程中深入反思實踐的過程與意義，這符合該研究方法對研究者身份轉變的要求。研究團隊自2020年起開始跟蹤調研Q社區，多次深入街道、社區，訪談中外居民、社會組織、城管、物業及消防等多元主體，參與社區文化空間營造的實踐，還利用參與式觀察和查閱檔案資料等方式收集研究資料。同時，團隊成員還參與社區的活動方案交流與社會組織的服務活動，這體現出研究者與參與者兼具的身份特征。第二，Q社區治理成效突出且極具代表性，能夠實現本研究從微觀案例拓展至宏觀經驗的目標。Q社區作為南京市第一批國際化社區建設試點社區，人口結構尤其復雜，建設效能最為突出，是南京國際化與城市化發展的地標，也是南京重點打造的“城市客廳”，具備從微觀案例拓展到宏觀經驗的樣本價值。第三，本研究試圖回應中國國際化社區治理中的柔性之治，以實現對結構性與制度性的反思。為實現該目標，本文的研究團隊多次深入國際化社區的治理實踐，開展治理的咨詢服務，提供治理的策略與規劃，完成有深度的結構性與制度性反思。

四、Q社區社會文化空間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過程

柔性治理包括理念、主體與策略三大核心要件，強調“以人為本”的理念、多元主體的參與及采用協商、整合等策略解決問題。[29]與之相對應，Q社區社會文化空間治理依據“以人為本”理念、調動多元主體協同及采取柔性策略的柔性治理格局，促使國際化社區治理轉型升級。

（一） 公共空間的更新

社區公共空間是物理場域內社區文化的壓縮，是由社區文化建構的將千家萬戶連接為整體的自然和人造空間的集合。[30]國際化社區的公共空間是中外居民共建的多元文化空間，其本質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間。Q社區公共空間的更新包括社區整體文化風貌樣態的規劃與社區自然人文生態的營造。

就社區整體文化風貌樣態的更新而言，Q社區打造“一線”“一面”“一點”相結合的風貌，輸出柔性治理的人性化理念?！耙痪€”指開闊的中軸道路——J大道，大道旁的居民樓、CBD街區和城市廣場沿中軸排開構成“一面”，大道盡頭則是長江與社區接壤的“一點”。調查發現，基層政府打造開闊的“一線”意在表征社區的包容性，“一面”則突出社區“對稱”特征與當代新潮建筑相結合的文化多元性，而“一點”則標識社區多元文化的亮點和現代化、國際化建設水平。

就社區自然人文生態的營造而言，一方面，Q社區打造青奧中心、萬國旗陣、融享空間等人文空間，提升社會文化空間的共享生活屬性。青奧中心由解構主義設計師扎哈設計，是一棟靈感來源于帆船、通體為曲線、形態為雙塔的摩天大樓，在“沒有曲線就沒有未來”的理念下，象征Q社區是一個為人類未來而設計的社區。萬國旗陣由204個國家和地區的旗幟組成，東道主中國的五星紅旗和國際奧委會的五環旗位于西側起始位置，標志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發展道路的正確性，同時，表明中國文化與世界各國文化和諧共生。融享空間位于Q社區辦事處與黨群服務中心旁，是專為中外居民打造的社區互動空間，在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共治共建共享理念指導下，奉行“開放融合、共治共享”的空間理念，表征服務型政府的現代化治理理念。另一方面，Q社區通過自然環境與生態的創設，營造自然與人文和諧共生的生活方式。自然環境與生態的更新突出體現在建立濕地保護區、江豚保護站、青年公園和綠道上，通過這些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活方式，展示社區的現代化與國際化特征，滿足中外居民對于高品質生活質量的需求。

未打造整體文化風貌樣態之前，Q社區的人口構成以安置房小區的居民為主。打造風貌樣態之后，社區吸引了高校教師、軍休人員、外企人員、外籍教師、來華留學生、白領等人群遷移到此居住、生活與工作。社區所打造的“一線”“一面”“一點”的整體文化風貌樣態，提升了服務設施的國際化水準，促成了社區居民由拆遷安置小區居民為主向人員多元化、多階化與多國化轉變，實現了社區的轉型升級。同時，人文空間、綠色環境的創設優化了社區物理環境的內核，使中外居民既能享受空間環境，又能通過自身的活動優化空間環境，實現公共空間與人口發展的良性循環。

公共空間更新的本質是將“以人為本”的理念進一步融貫至中外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僅讓其有了共同生活、互相幫助、社區參與的場域，也繪制了國際化社區的價值底色。這些均源于在社會治理理念由“工具主義”向“人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我國社區治理實踐愈加注重社區居民的主體性地位。[31]在公共空間更新中，社區將中外居民視為公共空間的實際使用者，將多元文化作為空間更新的核心考量。更新后的公共空間通過空間符號表征多元文化在公共空間內的和諧共生，也使其在公共空間中有序互動，反過來實現公共空間樣態的進一步更新。承載多元文化的中外居民共生與互動場域的生成驅動了“以人為本”柔性治理理念落地。

（二） 社會關系的塑造

除創設“以人為本”的公共空間以外，Q社區還通過多元社會關系的實踐調動多主體協同參與治理。國際化社區是在一定意義上將多元社會關系嵌入其中的移民社區，而這些社會關系不僅包括移民群體內部的強關系，還包括由政社關系、鄰里關系構成的移民與其他主體間基于文化認同而形成的弱關系。[32]Q社區社會關系的塑造主要體現在政社關系、鄰里關系和移民群體內部關系的塑造上。

政社關系的塑造側重于外籍居民與社區關系的塑造。Q社區通過設立國際網格員、國際觀察員等外籍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制度，賦予部分外籍居民代表參與社區事務的溝通權、協調權、管理權，并以國際網格員、國際觀察員為樞紐，協同社區處理與其他外籍居民的關系，進而重塑外籍居民與社區的關系。比如，社區專門成立了國際網格工作室——肖恩工作室。該工作室以社區第一位外籍網格員的名字命名，希望通過該工作室收集轄區內外籍人士的需求，幫助其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消解社區與外籍居民間的關系鴻溝。該工作室成立后，通過收集外籍居民需求、反饋外籍居民問題及搭建平臺多方協同解決問題等方式，起到了黏合外籍居民與社區關系的作用。

鄰里關系的塑造則是由Q社區協同第三方社會組織完成。二者通過外籍人士服務中心的“一個平臺”，在平臺內開展專業化的“一套服務”的方式，全方位黏合中外居民鄰里關系。第三方社會組織M是具有涉外服務影響力的組織。2018年，該組織正式與社區協同開展“一個平臺”“一套服務”活動?！耙粋€平臺”的活動目的在于為在南京市乃至江蘇省生活的外國人提供全方位的咨詢和服務，側重于開展中西方文化的宣傳、交流活動，營造由里及外的“家”的感覺?！耙惶追铡笔情_展增加外籍居民鄰里互助能力的個案工作，包括在文化活動中增加鄰里互助網絡的支持性小組，以及社區教育宣傳活動。這些活動共同促成社區居民鄰里關系的黏合。

移民群體內部關系的塑造主要通過成立居民自組織的方式，引導居民在運行自組織的過程中黏合關系。Q社區在黨員帶領下成立外籍居民自行管理、自行運營的自組織Teem Green志愿服務聯盟，后又在該聯盟基礎上設立外籍志愿服務隊SpaceRoom，強化外籍居民的群體關系。Teem Green志愿服務聯盟在黨建引領下，于2019年組建成立。外籍居民擔任運營者角色，負責志愿服務聯盟內部日常事務的運行，更多體現外籍居民的主體性與自治功能。黨員擔任活動協調與質量提升角色，負責協調開展活動所需的資源，在日常事務、商務合作與組織活動中把控質量，提升服務活動效果?；顒右参松鐓^本土居民的參與，并形成黨建引領下，中外居民自治的自組織活動載體。Space Room是在志愿服務聯盟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外籍志愿服務隊，其主要以興趣小組活動的形式開展志愿服務。起初，該服務隊是由兩名外籍志愿者為轄區兒童開展天文學課程教育，后又吸引兩位外籍志愿者加入，共同開展科技類的志愿服務活動。自治組織在黏合外籍居民內部關系維度發揮積極作用。

我和Eda、Joe與KL在Space Room活動中收獲的友誼是非常美妙的，我們度過了一段不可思議的時光。在為社區做貢獻的同時，自己也獲得快樂。除了我的同伴外，孩子們給我帶來很多快樂。我們認識了轄區內更多的外國朋友，和他們建立了更深厚的友誼。（Rus，2021-11-07，外企員工/志愿者）

政府、社會組織、自組織、社區居民等多主體共同塑造社會關系的實踐，不僅強化了中外居民在社區關系網絡中的角色和地位，多元化社會關系的再生產還激發了多主體優勢，帶動了外籍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擴大了國際化社區治理主體。這與福利多元主義倡導的多主體分工協同所表征的柔性社會福利供給與治理方式相吻合。[33]

（三） 社區制度的完善

國際化社區的柔性治理需要柔性制度予以保障，然而，我國城市社區的實踐往往存在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雙重缺失。[34]因此，國際化社區制度的完善需從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兩方面入手?；谌嵝灾卫?，Q社區通過完善協商制度和《社區居民公約》的方式，將制度優勢轉化成國際化社區的治理效能。

2019年，Q社區以網格化制度為基礎，形成政府賦權型的民主協商模式。在此模式中，政府以行政手段賦予外籍居民領袖發現和上報問題的權力、同外籍居民協調和溝通的權力及挑選外籍居民參與協商議事的權力。通過行政性賦權，外籍網格員作為中介，推動外籍居民參與社區協商。四年來，社區協商解決了車輛擁堵、小攤販占道、廣場舞噪音和垃圾分類等諸多問題。以解決車輛擁堵問題為例，其治理過程如下。首先，國際觀察員Tan收到外籍居民反映的小區內部和周邊車輛擁堵問題后，將問題反饋給社區，社區與Tan協商解決問題的思路。之后，社區協同中方利益相關方，Tan邀請外籍居民或事件相關方外籍人士，一起協同組建由相關職能部門人員、社區黨委會和居委會代表、國際觀察員、國際網格員、中外居民代表、物業等共同組成的協商議事會。通過多輪次協商議事溝通來確定解決方案，并由中外居民代表監督和協作方案的落地過程。最后，將問題解決結果反饋給社區居民。該協商制度通過多元主體協商，解決了社區的諸多社區問題，已成為解決社區問題的常態化機制。

2018年末，鑒于多元文化共存為社區帶來的風險，社區通過協商方式完善《社區居民公約》。之所以選擇《社區居民公約》，是因為社區管理者綜合考慮了制度本身的特征、社區居民的特性及兩者協調的可能性，認為該公約的完善能夠體現柔性治理的理念與策略。

制度具有約束行為的功能。國際化社區有很多外國人居住，是一個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社區。固定的、文字性的制度約束是否適合國際化社區，值得思考。在思考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制定太多正式的制度或者死板的規定不太適合國際化社區居民的特征。而《社區居民公約》是非正式的制度，比較合適。于是，社區選擇完善《社區居民公約》，盡可能吸引居民參加，并落實柔性治理。（DC，2021-11-10，社區管理者）

《社區居民公約》的完善主要是基于對外籍居民及外來文化“以禮相待”的態度和對外籍居民主體性的強調，增補志愿服務和禮待賓客公約、民族團結與社區安定公約等內容。社區強調增補公約內容的目的是化解風險、維護安定，原則是簡單易懂、篇幅精煉、利于學習和運用。在社區管理者的倡導下，增補公約內容的工作主要是由外籍居民代表、外籍網格員、國際觀察員、社區網格員等共同協商完成。最終，增補后的《社區居民公約》更加突出“和平與發展”“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等內容，切合了國際化社區的實際情況。

在社區制度完善中，政府依據主導優勢和內在潛力，有機整合實踐過程，發揮規范功能；社會組織、中外居民等通過響應政府號召，共同推進社區柔性治理策略的落實。[35]多元治理主體通過完善協商制度和《社區居民公約》的方式，驅動柔性治理策略在國際化社區落地發展。協商制度真正將社區“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落實到實踐中，在尊重社區文化多元化基礎上，中外居民共同推進國際化社區建設。

五、社會文化空間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的邏輯機制

社會治理的驅動模式主要有賦能式驅動和重構式驅動兩種。前者是注重治理效率的驅動模式，驅動對象是方法、流程、技術和平臺等。后者依循柔性治理理念，以實現“以法治為根本、以政府為主導、通過多元參與和協商互動，共同尋求社會事務善治”為主旨的驅動模式，驅動系統包括驅動資源、驅動價值、驅動目標、驅動主體、驅動過程和驅動結果等。[36]二者闡述了社區治理的不同驅動模式，而重構式驅動模式對驅動系統的闡述不僅揭示了社區治理驅動模式的本質，也啟發了社會文化空間驅動柔性治理邏輯的分析，應揭示驅動地位、驅動動因、驅動主體、驅動過程及驅動結果等關鍵要件。因此，本文將從上述要素入手，系統剖析社會文化空間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的邏輯機制（見表1）。

（一） 社會文化空間治理在驅動柔性治理中的角色地位

在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的實踐過程中，公共空間、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分處內核性地位、基礎性地位及保障性地位，三者的位域協同達成社會文化空間治理對柔性治理的驅動。

公共空間是塑造中外居民生存環境的重要載體，也是中外居民同其他主體達成日常共識的重要平臺，還是影響中外居民身心的重要因素。[37]Q社區將包容、開放、“以人為本”等理念通過物理空間融入中外居民的社區生活，通過公共空間更新和重塑影響其社區生活體驗，形成社區治理的價值與理念。因此，公共空間處于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的內核性地位。理性思維意向、經驗和創造性等均產生于社會關系，它們在其內部不斷更新并得到支持[38]，“社會動員是否成功”常常取決于社會關系的密切程度和互嵌程度。社會動員、資源調配等社區治理基本要素均來源于關系，外籍居民同多元主體間的社會關系制約社區互動，處于驅動柔性治理的基礎性地位。在社區制度重塑中完善多元文化，承認文化差異和文化包容性，落實柔性治理理念，以《社區居民公約》為主的非正式制度完善，以及協商維護的正式制度運作，無不彰顯社區制度在驅動國際化社區治理中的保障性地位。

（二） 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柔性治理的動因

與柔性治理相呼應，我國社區治理的格局是政府主導、多元參與和居民自治的有機結合。首先，公共空間更新的主要驅動動因是居民自治。政府與市場無法滿足居民的全部需求，居民自治的理念被廣泛應用。在公共空間更新過程中，居民自治成為驅動動因，源于公共空間是中外居民生活與活動的公領域空間，吸引中外居民通過自治滿足其日常生活的需求，進而推動國際化社區完成“以人為本”的公共空間更新實踐。其次，社會關系的主要驅動動因是多元參與。多元參與的治理格局源于社區治理模式由“街居制”向“社區制”轉變，促使處于治理中心的政府去中心化，轉向多主體協商、合作、互助，并形成合力，以此提高治理成效，降低治理成本。Q社區的社會關系涵蓋多元關系，在多元參與下驅動社會關系實踐。最后，社區制度的驅動動因是由政府主導的。在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過程中，政府服務不僅面向有需要的居民，還面向社區整體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政府主導下建立完善的社區制度不僅能幫助中外居民解決問題，也能提升國際化社區的治理效能，這為社會文化空間治理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三） 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柔性治理的主體

基于不同驅動動因，不同驅動要素的驅動主體不同。首先，公共空間的驅動主體為中外居民。由多元文化形塑的公共空間是中外居民社會交往與舉行活動的開放性場所。中外居民作為國際化社區中承載多元文化的主體，在社區的日常生活與生產本身就會促進國際化社區公共空間的形成。其次，社會關系的驅動主體為多元主體，包括政府、中外居民、社會組織等。國際化社區中的不同群體容易出現由多元文化差異而造成的沖突，有可能形成族群區隔。[39]因此，應重塑外籍居民與多元主體的關系。Q社區的中外居民本身不容易主動與其他主體互動，于是多元主體在黨建引領下進行互動，以此重塑社區關系，削弱種族隔閡，再造協同局面。最后，社區制度的驅動主體是政府。作為治理的主導者，政府扮演社區制度決策者的角色，通過社區制度的完善，化解多元文化碰撞所蘊含的風險，體現了統籌整體的主導性角色地位。

（四） 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柔性治理的過程

基于不同驅動主體的優勢與特點，驅動過程也有所不同。首先，“公共生活、文化規訓”是國際化社區公共空間更新的驅動過程。在中外居民日常生活中，多元文化在博弈中共存，進而形塑公共空間的樣貌與場景。[40]國際化社區的多元文化要求包容、共享、自由的公共空間，外籍居民在日常公共生活中表達對包容、共享、自由公共空間的需要，基層政府識別外籍居民的需求，完成相應的空間更新工作，體現了“公共生活、文化規訓”的驅動路徑。其次，“協同分工、優勢互補”是國際化社區社會關系塑造的驅動過程。在Q社區，基層政府高效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能在較短時間內制定便于外籍居民生活的政策，在與外籍居民的直接互動中，快速建立政社互動的信任關系。[41]在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中，社會組織的核心優勢是在服務中黏合外籍居民的鄰里關系，促進社區融合。自組織是建立在情感性、認同性以及共同志業基礎上的組織，其將居民組織起來，通過正向引導促使居民為社區治理做貢獻，重塑中外居民群體內部關系。因此，多方主體“協同分工、優勢互補”是國際化社區社會關系塑造的驅動過程。最后，“柔性導向、多元考量”是國際化社區制度完善的驅動過程。在柔性治理理念下，社區制度的制定并非限制多元文化的剛性制度，而是以引導多元文化良性共存的柔性制度為主，體現了“柔性導向、多元考量”是社區制度完善的實現路徑。

（五） 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柔性治理的結果

不同驅動主體的驅動過程不同，進而導向不同的驅動結果。首先，公共空間強化國際化社區“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中外居民在場域中實現與多元主體互動，場域的結構和秩序也隨互動而調整，促使中外居民逐漸在心理、社會維度與場域深度聯結，認同并遵守場域秩序。這一過程促使多元文化在場域中和諧共存，進而使中外居民在國際化社區中有序互動，塑造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社區公共與私人生活情境。因而，公共空間提供治理“場域”，驅動“以人為本”理念的治理，社會關系促使外籍居民、政府、社會組織、自組織等主體聯動起來。多元主體在國際化社區中交織出一張關系網，社區資源在社會關系網絡中得以流動，社區互動由此產生。外籍居民在網絡中參與社區活動，合力推動社區善治，最終實現個體與集體的雙重增能，驅動對“國際化社區多主體協同”的治理。最后，社區制度之所以能讓柔性治理的方式落地，不僅因為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社區居民公約》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社區生活的文化符號，融貫中外居民的日常生活，還因為作為正式制度的協商機制能夠通過柔性方式解決問題，進而保障秩序在社區中良性運轉。因此，社會制度讓秩序運轉起來，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策略的實施。

六、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的效度與限度

盡管社會文化空間治理可為柔性治理的實現賦予“以人為本”的理念、多元協同參與和社區制度完善的效能，但社會文化空間治理與柔性治理的驅動效度之間還存有偏差。這表明社會文化空間要件的治理差異會形成不同的治理效能，乃至產生作用限度，不能滿足柔性治理的應然要求。修復作用限度便成為柔性治理發展的行動方向。

（一） 公共空間驅動以人為本治理理念的效度與限度

國際化社區作為我國社區治理中較具挑戰性的領域，公共空間的更新呈現包容性風格，代表現代化、全球化的公共生活方式。在公共空間更新中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當地特色文化等應用在道路設計、軸線規劃等方面，使多種建筑風格在包容性的整體設計中和諧統一。國際化社區的人文與自然生態要滿足不同文化地區人們日常生活的需求，體現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理念。但在實踐中，對“以人為本”理念的理解偏差會導致社區將“人”簡單等同于外籍居民，使得公共空間在滿足中外居民需求時功能失衡，進而造成新的不平等。此外，對理念的理解偏差還會導致過度利用自然空間，人文空間創設不足，或出現無法滿足中外居民普遍性需要的情況。因而，公共空間更新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程度、對“人”的理解等均影響“以人為本”理念的驅動效果。

（二） 社會關系驅動多主體參與治理的效度與限度

國際化社區社會關系的塑造實踐促成政社關系形成類似“伙伴關系”“合作關系”的特質，鄰里關系兼具“信任”“平等”“互幫互助”的屬性，外籍居民群體內部關系“互助”“黏合”的特點塑造了良好的社區社會關系氛圍，促成了多主體間的平等互動與對話，滿足了中外居民的需求，提升了社區柔性治理的效能。但政社關系塑造中的國際網格員、國際觀察員制度存在覆蓋的外籍居民數量有限、讓渡的居民自治權力有限及參與自治的方式有限等問題，影響了政社關系效能的發揮。在鄰里關系塑造中，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不足，導致其并不能高質量地運營服務平臺及開展專業化服務，進而使其所黏合的鄰里關系多限于文化娛樂活動層面，缺乏協商議事等維度的治理活動。通過發展自組織方式塑造外籍居民群體內部關系的實踐，存在其內部關系過于緊密而潛藏風險、與本地居民關系區隔的問題，應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調和外籍居民群體內部關系，引導其與國際化社區建設相結合，鼓勵外籍居民積極為社區和社會發展做貢獻。

（三） 社區制度驅動柔性治理策略的效度與限度

在制定國際化社區正式制度時，“如何解決問題”或者“如何將外籍居民納入解決問題的架構中”十分重要。Q社區根據協商民主制度，制定國際化社區中的基層民主協商制度，使其成為國際化社區中正式制度完善的主要路徑。這有利于挖掘中外居民的需求、優勢和資源，深度解決國際化社區的問題?！渡鐓^居民公約》的完善將現代化、國際化與人性化的生活方式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對其行為、生活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維護社區穩定、保護社區安全及促進社區融入均有積極作用。但在社區協商制度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參與者需要具有一定的協商自治能力。受限于語言、文化、經驗及工作時間等原因，部分中外居民并未獲得參與協商的機會，或者雖參與協商活動，但不具備提出建設性協商意見的能力，進而導致協商議事制度的覆蓋面和效能受限。同時，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社區居民公約》，雖已完善且印發給社區居民，但由于宣傳、監督、引導與規范體系的非完整性，部分中外居民并未按照要求規范自身行為，進而引發局部的居民矛盾。另外，Q社區的非正式制度完善以《社區居民公約》為主，根據柔性治理的需求，還需擴展非正式制度的范疇。比如，結合社區實際，如何在宏觀層面將維護和平、維護穩定等規范傳輸給中外居民，如何在中觀層面規范中外居民的文化平等、志愿服務等行動，如何在微觀層面落實尊老愛幼、家庭和睦、鄰里和諧等中國傳統文化理念。

七、結論與討論

柔性治理自成為社會治理的主要理念后，便在社區治理中迅速拓展。國際化社區作為復雜的新興社區，如何能在回應柔性治理的背景下，以科學視角切入國際化社區治理，成為極具治理價值的議題。本研究為這一問題提供南京經驗，探究以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的機制，為國際化社區治理提供理論框架與實務啟發。

本研究基于空間生產理論，解構了國際化社區的社會文化空間，分析了社會文化空間治理對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的驅動機制。具體來看，將國際化社區社會文化空間解構為公共空間、社會關系與社區制度三大核心要件作為重要的驅動要素，其治理過程構成社會文化空間治理的驅動實踐。公共空間居于內核性地位，受居民自治理念指導，在中外居民的主導下，經過公共生活與文化規訓，驅動國際化社區“以人為本”理念落地。社會關系居于基礎性地位，受多元參與理念指導，在多元主體主導下，經多元協同、優勢互補的過程，驅動國際化社區“多元協同”治理主體形成。社區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導理念指導，在政府部門主導下，經政府部門的柔性治理與多元考量，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策略實施。社會文化空間的內部邏輯關系是空間生產的過程，社會文化空間的生產形塑國際化社區的柔性治理格局，國際化社區的柔性治理格局又影響社會文化空間的生產。

上述分析對國際化社區治理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全球化發展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基層社會，這種改變明顯反映在空間變化中，并促使空間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切入點。國際化社區社會文化空間是一種宏觀空間，空間中的關系、制度等符號均傳遞特定意義。因此，社會文化空間治理便成為國際化社區治理的切入點。本研究發現，社會文化空間治理能夠有效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確切地說，其能夠強化“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也能讓多元主體協同起來，還能再造國際化社區治理的柔性策略。而社會文化空間對國際化社區治理的驅動需依靠其中的公共空間、社會關系、社區制度等驅動要素。Q社區的經驗具有一定特殊性，不同國際化社區應充分考慮自身的多元治理主體、不同治理主體間的關系、社區居民公約建設情況、社區公共空間等實際情況，并在全面評估各要素的基礎上，以社會文化空間治理推動國際化社區整體治理。與此同時，社會文化空間只是切入國際化社區治理的“面”，國際化社區應在審視自身優勢、全面客觀評估自身特點的情況下，選擇適合本社區的治理切入口，而不應簡單移植他人經驗。Q社區的經驗表明，多元、兼容并包的社會文化空間是國際化社區場域運作的關鍵。賦權、成立自組織、常態化的服務是社會關系塑造的關鍵，尤以外籍居民內部的關系塑造對人的驅動作用最為顯著。在以外籍網格員、外籍觀察員為代表的柔性制度中，參與和賦權是關鍵。由此可見，社會文化空間作為治理的載體，“以人文本”“多元包容”“利他主義”等社會文化空間理念，文化、協商、整合等柔性治理策略，社會工作者在空間服務中提升空間打造和運營及推動空間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構建多主體協同合作的服務模式，均有利于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

除實踐價值外，社會文化空間治理驅動國際化社區柔性治理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價值。在國際化社區善治基礎上，社會文化空間表征的空間治理對社區治理的政策啟發價值在于應將空間作為治理載體、對象及抓手納入基層社區治理體系。同時，在現行的國際化社區治理體系中，應吸納多元治理主體的資源，適當將民事交由民議，提升中外居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進而解決基層社區治理中的問題。在該過程中，社區組織制度、服務體系及社區環境建設需向國際化水準靠攏，以不斷提升國際化社區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