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四種取向

王慧娟

摘 要：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已成為一個被廣泛認同的社區發展實踐模式。通過梳理現有的理論和實踐成果發現，學界已經形成了理解資產為本社區發展實踐模式的四種取向：資產建設取向、權利取向、社區驅動取向和優勢取向。不同的理論和實踐取向將產生不同的社區發展思路和方向。在后扶貧時代以及鄉村振興背景下，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給予當下的反貧困和鄉村振興工作四點重要啟示：看待鄉村和貧困農戶的視角要實現從問題取向到優勢視角的轉變；嘗試探索金融方法在反貧困中的創新性運用；培育鄉村和貧困人群的主體性；積極推動農村、農民的組織化。

關鍵詞：資產為本；社區發展；實踐取向；鄉村振興；后扶貧時代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640（2024）01-0028-08

在精準扶貧階段之后，我國進入后扶貧時代，反貧困和鄉村振興是我國政府、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話題。全國上下正在興起一股反貧困和建設美好鄉村的熱潮，農村社區的發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貧困治理的角度看，傳統的扶貧方式主要是問題為本的救濟式扶貧，從貧困者的需求出發，對其進行需求評估。評估側重關注貧困者的缺失或問題，而對其優勢與資源有所忽視。依據評估得到的需求結果，對其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滿足，在需求滿足上，多從客觀物質資源的不足與救助角度探討，較少關注貧困者主觀面向的感受與經驗。在此實踐脈絡下，傳統扶貧方式既容易造成貧困者或貧困社區為爭奪扶貧資源而夸大自身缺失，忽視自身內外的優勢與資源，不利于真正脫貧，又容易導致激烈爭奪下資源的錯配和扶貧價值的異化。

實踐證明，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作為一種突出資源和優勢的社區發展模式，越來越成為一個被廣泛認同的社區發展模式，并在世界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和發展中國家（如厄瓜多爾、埃及、印度和菲律賓）得到實施、推廣和應用。細致考察世界范圍內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成熟經驗，及時總結現有實踐模式的經驗，在鄉村振興的當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全面綜述現有研究成果，筆者發現，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作為參與取向發展模式其中的一種，對其的理解和實踐存在四種取向 [1]，不同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對社區發展的政策實踐產生不同影響。

一、資產建設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

資產建設理論是伴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世界經濟結構全球化和人口結構老齡化以及因不適應競爭而失業的新貧困人群出現而逐漸形成的，也是學界和政府在對傳統收入為本的反貧困社會政策及救助方式不足的深度反思基礎上提出的，是社會政策的一次重大創新。該理論的創始人——美國華盛頓大學社會發展中心的邁克爾·謝若登教授于1991年在《資產與窮人：一項新的美國福利政策》一書中提出了資產建設理論。[2]在傳統的反貧困框架下，貧困人群主要依賴就業獲得收入。低收入使得其消費只能維持在低水平，無法產生資產福利效應，因此也就無法打破貧困的循環圈。所以，在傳統的反貧困框架下，收入為本的社會政策因過分關注貧困人群的不足和缺陷而導致服務對象陷入依賴性增強、自主性減退、越扶越貧的怪圈。在反思傳統收入為本社會政策的基礎上，邁克爾·謝若登提出了資產為本的主張，指出，需把資產建設作為低收入家庭和貧困人口的發展策略， 以協助這些群體發展累積資產和積蓄的機制，并建立生活的信心。[2-3]

基于資產建設的觀點，邁克爾·謝若登指出了資產建設理論的四個核心觀點。

其一，資產對家庭和個人具有積極影響，有積極的福利效應。謝若登指出，擁有資產對家庭的影響主要體現為提升家庭的穩定性、提高成員對未來的正向期望、發展多元資本、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和敢于冒險的精神、提高個人生活效率、增加社會影響（公民社會的參與者）、促進政治參與以及提高下一代的福利等。[4]181-201研究表明，資產對改善低收入家庭及其成員的經濟、教育、健康、心理、生活技能和就業機會等方面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5]

其二，一個人缺乏資產是導致其持續貧窮的重要因素。窮人的金融支持來源只有就業、家庭和政府福利。窮人只有十分有限的收入，沒有資產，故而不存在資產的積累，也就不存在資產持續增加的基礎。[4]214-216在沒有或很少有現存資產的情況下，處于低水平就業狀況下的窮人所能得到的只有政府的轉移支付，這些轉移支付是收入維持性質的。政府只有持續進行這種轉移支付，才能維持窮人最低程度的生存。一旦政府停止轉移支付，窮人就很容易陷入再次貧困的陷阱。

其三，窮人只有通過資產積累才能脫貧。窮人與非窮人的重要區別在于是否能夠得到資產福利效應的惠顧。資產不是收入減去消費后的剩余，而是將原來政府對窮人轉移支付的部分資金轉化為資產，為窮人建立資產積累的結構，改變過去單一的收入福利結構。這樣將逐漸促進窮人的資產積累，資產積累結構的建立又會產生比單一的收入結構更積極的福利后果。[4]216-218

其四，政府應該積極鼓勵窮人積累資產。政府可以通過對窮人開設發展賬戶的方式來實現窮人的資產積累和特定目的的投資。[4]265-278

由此可見，資產建設理論主要致力于在單純的收入結構中加入資產這一要素。政府通過將一部分的資產形式給予貧困者，為其建立資產賬戶，提高其資產積累能力和消費能力，使其盡早走出困境。

資產建設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著重強調定期儲蓄和資產積累，促使貧困人群和貧困家庭形成積極的資產福利效應，從而逐漸走出貧困。

資產建設取向的發展模式尤其注意對個人成長歷程中早期資產的積累和賬戶的管理，以便將貧困對兒童青少年未來發展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在運用范圍上，該取向模式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以及經濟等方面 。[6]其主要實施策略是通過構建發展賬戶來實現個人或家庭的定期積蓄和資產積累。資產建設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經過邁克爾·謝若登的研究和推廣，在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國得以富有成效地實施。

下面以美國為例進行說明。美國是資產建設的發源地，資產建設的相關理念和做法在美國諸多項目中得到了實施。其具體體現為，在美國50多個州中，有40多個州制定了各種類型的個人發展賬戶政策。最為典型的是美國政府采納了資產建設的相關觀點，并于1998年頒發了聯邦資產獨立法案，明確了以資產為基礎的社會政策的法律地位。[7]隨后，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的社會發展中心在福特等12個基金會的資助下，率先設計并開展了歷時四年的個人發展賬戶示范工程。該示范項目是美國諸多發展型社會政策實踐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其目的是檢驗個人發展賬戶能否成功，在哪些方面成功以及對什么人有成效。[7]該項目以有工作的窮人為參與對象，這些對象同時也是社區發展、社會服務以及房地產等組織所服務的對象。[7]通過為這些人群實施個人資產賬戶來考察項目運作成效。個人資產賬戶的結構包含“匹配率”“匹配上限”“時間限制”“每月儲蓄目標”等4個參數，每個參數都有一定的限定。項目通過對參與者開展金融教育，教授其如何做財政預算、如何管理資金等內容，同時還教授心理與行為策略，幫助參與者存錢并保持收支平衡。研究發現，參與者成功與否受到其收入水平、種族/民族因素、受教育程度、負債額、就業和擁有資產等要素的影響。[7]個人發展賬戶的結構對其成功與否起關鍵作用，個人發展賬戶項目對參與者有多重的福利效應。有證據表明，個人發展賬戶項目使參與者在經濟上感到更安全，對未來更有信心，對生活更有“控制力”；參與者更可能為自己及家人做教育規劃；參與者認為個人發展賬戶能夠幫助他們識別并實現未來目標和計劃。[7]由此可見，資產建設取向注重貧困者金融素養的形成以及金融意識、金融知識和金融能力的提升，希望借此促進個人和家庭的金融福祉，增進其與金融的融合，避免其金融邊緣性。這種取向也因此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金融社會工作在美國的發展。

除了美國開展個人發展賬戶實踐外，英國于2005年4月建立了兒童信托基金，這是全球第一個全民性的、進步性的資產為本的社會政策。新加坡建立了全世界內容最豐富的中央公積金制度。這些資產建設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重在資產的累積以及儲蓄的增加，希望以此減少貧困易感人群繼續貧困的風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實踐也充分證明，資產建設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在經濟、社會、文化和心理方面都有多重福利效應，可以產生一系列積極的心理與行為結果，并促進個人、家庭和社區發展。

二、權利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

權利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是在社會、政治和經濟急劇變遷的大背景下出現的。在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自由化政策削弱了社會契約，降低了政府責任。與此同時，地區層面出現更強有力且負責任的治理形式，有效的民間社會組織走在民主化進程的前沿，處于中心位置。全球與地區通信方面的技術進步也為一些社區去中心化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機會。[8]在此背景下，權利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就在世界的某些地區逐步萌芽，并獲得一定發展。

權利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著重培養社區成員的主人翁意識。權利取向的觀點認為，如果社區成員缺乏對社區的認同和主人翁意識，則通常會把社區視作一個暫住的處所和社區諸多服務的消費者和使用者，他們并不會參與到社區活動中，不會積極推動社區改變。這不僅是社區構建不成功的體現，還始終無從發揮社區成員的創造性和主動性。權利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希望社區成員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以社區主人翁的身份去發現社區資源，創造性地運用社區資源設計一些社區活動，以此來推動社區積極改變。社區成員不再是社區服務的消費者，而是社區活動和社區服務的積極設計者、創造者、參與者和使用者。

權利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不僅看重社區建設的最終成效，而且十分注重成效是如何達成的。此模式十分注重考查如下一些問題。在成效達成過程中，社區成員的參與度如何？其社區參與是形式性的還是實質性的？在參與社區活動和就社區議題發表觀點和采取行動的過程中有無遭受顯性或隱性的權力不平等？

在權利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看來，實質性參與而非形式性參與才符合該模式的具體原則。Dan Duncan以他本人在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機構的經驗為例，說明了實質性參與的重要性。DanDuncan指出，這個過程中的社區參與和對話遠不是在現有的集體決策“桌子”旁邊加進來幾個社區成員那么簡單。因為這種簡單的成員添加往往會產生出一種不平等的權力機制。添加到桌邊的所謂的“社區代表”通常會被專業人士視為“不那么強大的或沒有那么知識淵博”，而“社區代表”也往往覺察到這種權力的不平衡，并且通常難以理解專家所說的縮略語和專業術語等詞匯。指望我們邀請來的少數幾個社區成員代表他們背后的整個社區，這個思維也是錯誤的，因為在這個過程中，真正的對話和互相理解很難發生。為使對話產生成效，我們就必須創造居民聚在一起探討他們自身期望與夢想的空間。作為專家的我們，就需要用“引導且從后推一把（lead by stepping back）”的方式來打造安全且充滿關懷的空間。[9]由此可見，全部社區成員而非部分社區成員代表的參與和平等對話是多么重要。Dan Duncan用一個圖來表示全部社區成員參與的重要性（見圖1）。

全部社區成員的平等參與和協商對話是權利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基礎和關鍵。伴隨著平等參與和協商對話，社區成員的角色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從最初的服務對象（client）到后來的建議者（adviser），再到最后活動方案的設計者（designer）和創造者（producer）（見圖2）。

一般來說，如果服務對象扮演的是服務活動的消費者和被動參與者，社會工作者扮演的是專家，那么服務對象與社會工作者之間就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服務對象通常處于權力中被支配的位置。建議者是這樣的一類社區成員：就社區議題有了一定的聲音，在社區活動中有一定的積極能動性，但是他們提出的建議能否被采納，需要社會工作者或專家來把握，服務對象與社會工作者之間同樣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這種參與形式就是社區成員的有限參與。創造者不同于前兩者，其意味著社區成員能夠自主依據社區的資源和優勢設計一些契合自身實際需求的項目，并與社會工作者一起實施項目。此時，社會工作者扮演的不再是專家，而是協同者，有時需要在背后扮演促進者。按照參與程度來劃分，可以將社區成員的參與劃分為低度參與、中度參與和高度參與三種類型。服務對象對應的是低度參與，建議者對應的是中度參與，創造者對應的是高度參與。

在從服務對象到建議者再到創造者的角色轉變過程中，社區成員從淺層參與轉變為深度參與。社區成員參與的積極性在逐步提高，其參與社區治理的層面和水平都獲得很大提升。他們的角色轉變過程充滿了社會工作者或專家對社區成員的充分賦權和社區成員身份的重塑，是社區成員主體性和能動性逐步被挖掘和發揮的過程，是社區成員對社區事務的參與從形式性參與到實質性參與的轉變過程。

可見，在權利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中，社區成員主體性的挖掘和發揮是實踐者十分看重的。為了挖掘和發揮社區成員的主體性，實踐者往往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是實踐者看待社區成員的充權式評估。實踐者本著欣賞的眼光去發掘社區成員的能力和成功經驗，以此來強化社區成員對自己能力的信心，激勵社區成員積極參與。其次是專家與社區成員的主體角色重構與角色定位。分清楚究竟誰才是社區建設的真正主體是社區建設成效提高的關鍵。社區成員才是社區建設的真正主體，只有回歸到社區成員的主體本位，社區建設才能取得成效。因此，專家要逐步從臺前退到幕后，乃至最后離去，社區成員要在能力漸次提升的基礎上，逐步從幕后走上臺前，成為社區建設的真正主體。最后是社區成員參與能力的提升。社區建設主體的能力高低是社區建設能否成功的核心。作為社區建設的真正主體，社區成員的參與能力需要在實踐中逐漸打磨，以獲得增長。這不僅需要實踐者給予社區成員參與機會，而且需要社區成員及時總結經驗，掃除其參與社區活動的各種障礙。

三、社區驅動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

社區驅動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特點是構建較為系統、完善的社區社會資本。構建社區社會資本的主要方法是重構社區內和社區間的關系網絡，增強社區內部成員之間和社區之間的互相支持。如果社區成員或者社區之間的關系較為疏離，那么可以通過重構社區資本使社區成員之間、社區之間建立聯系，使彼此之間實現正向的關系構建和正向支持。

社會資本概念興起于20世紀初。1916年，美國的Lyda Hanifan有感于公民精神和傳統互助的價值不復以往，首創社會資本一詞，倡導社區參與對民主和發展的重要性。[10]詹姆斯·科爾曼是社會資本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將社會資本連結至社會網絡并認為，傳統的封閉網絡易于讓網絡內的人彼此之間有較緊密的關系，進而產生對社區的義務和認同，這有助于社區社會資本的累積。詹姆斯·科爾曼十分重視基于情感與血緣等情感性關系。他認為，這不僅能啟動社區人際之間的信任關系，而且有助于促進社區成員合作起來一起追求共同的目標。[11]

在人或組織的連結中，學者歸納了三種類型的社會資本連結方式，對應為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分別為結合型社會資本、橋接型社會資本和連結型社會資本。[12]

結合型社會資本是基于一種獨特的認同且同質性成員彼此之間多面向的關系，成員有緊密的接觸，具有強烈的相互承諾，如家人、親友或鄰居。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我群”（like-me）的連結。[13]22橋接型社會資本主要是指由異質性的個人之間所形成的較弱、較疏遠及橫斷面的社會連結，如同輩、同事或社區內之公民組織或宗教團體。

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非我群”（unlike-me）的連結。[13]22連結型社會資本是指人們或組織跨越既有的界限和地位的連結，是一種垂直的連結，特別是指社區成員和直接或間接影響社區的個體、社區、市場或公共組織之間的連結。它促使人們或團體跨越既有的疆界，透過與不同層級的個人、組織或團體的連結來獲取資源。[12]社區驅動取向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核心是社會關系。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社會網絡和擴大式家庭都被視作社區資產，也被視作動員社區其他資產的手段與方法。把社會關系視作一項重要的資產并在實踐中積極運用該項資產，是社區驅動取向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區別于其他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14]以加拿大的資產為本鄰舍組織為例進行說明。該組織由勞倫斯·霍華德等倡議發起，旨在埃德蒙頓構建一個繁榮社區?；羧A德等認為，當地居民有智慧、技能和能力與知識，他們有意愿為提升本社區的福祉貢獻一些資產。本著這一良好愿望，霍華德等于2013年1月在埃德蒙頓開始了先導性實驗。[15]霍華德等認為，在鄰居之間，通過共同的活動和利益并創造更多的聯系，將對提升關系網絡、促進鄰居對自我的積極認知、提高鄰居攜手一起創造美好社區的能力具有積極影響。[15]基于此認知，霍華德等致力于社區鄰里之間積極關系的構建。為了實現鄰里之間積極關系構建的目標，霍華德等在對居民才智和貢獻意愿情況扎實摸底的基礎上，著力從不同層面打造關系的連結，這也成為先導項目成功的關鍵所在。這些不同層面關系的連結體現為鄰居之間的關系連結以及新的睦鄰友好協會與已有的睦鄰友好協會之間的關系連結和與公共機構之間的連結。由于這些關系的存在，社區鄰居之間的互動增多，鄰居與公共機構之間的連結得以加強。[15]由此可見，社區驅動取向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關鍵在于減少人群內部或者群際之間的疏離狀態，其實踐策略是建立社區內或者社區間的連結，增強組織性，以此達成社會團結和人群內或者群體之間的相互支持，提升社區資本。所以，如何降低人際之間的原子性，增強組織性，成為社區驅動取向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實踐的焦點。社區驅動取向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干預層面超越個人與家庭，一方面，立足打破個人、家庭的原子化狀態，在不同人際之間建立關系連結，實現社區內部的正向關系構建；另一方面，在社區層面，打破社區的封閉狀態，注重社區與外部其他組織和個人之間關系的搭建，促進本社區與外部社區的互動和支持關系創立，實現社區的可持續發展。

從社區驅動取向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實施策略來看，其社區資本重構策略是外向型的，往往要突破個人和家庭的界域，在人際之間、家庭之間甚至社區之間建立相應的關系網絡，這與科爾曼封閉網絡的主張并不相同，甚至迥異。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社區驅動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能夠打破個人和組織的疏離狀態，降低他們原子化的程度，增強組織性、集體性，使彼此之間實現正向支持關系的構建，達到情感關系或者類情感關系的建立、歸屬感增強的目的。這又與科爾曼等人所倡導的信任關系的建立、互助精神的傳承殊途同歸。

在我國社會流動的大背景下，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提升，與此同時，農村的組織性卻在逐漸消失。原來看似堅牢的關系變得松動，在家庭范圍之外，村民之間、鄰里之間的關系日趨原子化，村“兩委”（黨支部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組織呈現空心化局面。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的組織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四、社區優勢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

社區優勢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突出特點是優勢為本，其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社區中蘊含的優勢，并整合各類優勢資源，共同促進社區發展。這深度契合了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內在發展需要。因此，在諸多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實踐中，實踐者需要突出社區的優勢和社區資源。社區優勢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除了優勢為本外，還呈現出其他若干特點。

首先，視角的重整與轉變。傳統上看待邊緣弱勢社區往往從問題和需要的視角出發，強調甚至夸大邊緣社區客觀上的不足與缺失，忽視其內外的優勢和資源，形成“脆弱性”思考和干預框架。這種問題取向的視角往往加重了弱勢社區對自我的矮化，帶來弱勢的“自我印證”。長此以往，對弱勢社區的長久改變勢必會帶來不利影響。這種情況不僅脫離了社會公正本意，而且違背了共建美好社會的政策初心。因此，必須從強調不足和弱勢的問題取向發生相應轉變，轉而采取一種更為積極樂觀、側重發掘優勢的理論分析取向，實現視角和干預從“問題取向”到“優勢取向”的轉變。弱勢社區不僅需要重整內外部的不良界定，更要肯定自我和環境中具有的積極元素與強項，并在解決問題、挖掘潛能甚至促進自我實現的基礎上，推動社區逐漸發生積極改變。

其次，以整合替代割裂。傳統上理論與實務之間存在的內在—外在、宏觀—微觀的歧異甚至是“分裂”，可能減弱其對現實問題的服務能力。[16]在日趨復雜和多樣化的社會問題面前，傳統隔裂化、碎片化的方法和取向日益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如何促進服務的整合成為人們思考的問題。社區優勢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可以在分析和干預層面跨越個人主義、專業分割與專業壟斷，通過跨越個人、家庭和社區、社會等來構建整合式的實踐框架，以此來糾正分門別類的分割式、補救式的傳統服務缺點。

五、評述與啟示

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于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興起，隨后在世界各國的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并日益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及時總結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成功經驗，對我國的社區發展和社區建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本文梳理了學術界和實踐界對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各種理解和實踐取向，指出了理解和實踐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四種取向，有利于進一步明晰社區發展的思路和方向。根據前文的論述，四種取向可簡化為表1。

從上述四種類型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類型學分析來看，資產建設取向注重貧困者金融知識、能力、素養的提高，希望削減貧困者的金融邊緣性，促進其金融融合。這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金融社會工作在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權利取向注重對服務對象主體性的發揮，希望服務對象能夠積極參與到活動中，并發揮其能動性，而不是僅僅成為“被服務、被治理”的對象。社區驅動取向十分看重社區內外成員和組織之間的互相聯系，改變成員和組織間的原子化狀態，增強其組織化程度，希望大家協力共創美好，而不是彼此成為“孤島”。

優勢取向尤為注重挖掘、整合和發揮各種內外在優勢，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實務模式的視角轉換和實踐側重點的改變。上述四種取向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無論哪一種，均十分注重發現資產與優勢，這與傳統上問題為本社區發展模式有根本不同。二者的區別在于，在關注的焦點上，前者重在關注社區資產，后者關注社區的問題和需求；在對社區發展的解決策略上，前者重在通過動員社區資產，尋求社區發展與公民意識培養的機會，后者希望引入外來資源，在外力的協助下解決社區自身的問題。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秉持的是“杯子還有半杯水”的思維模式，而問題為本社區發展模式著眼于不足，秉持的是“杯子里缺了半杯水”的思維模式。

系統梳理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具有重要意義，能給后扶貧時代和鄉村振興實踐帶來有益啟發（下文中的“貧困”是指“相對貧困”）。

其一，看待農村和貧困農戶的視角要轉變。傳統上，人們多從經濟上去衡量農村，認為農村是“貧困”“匱乏”“經濟落后”的。盡管中央有關“三農”的諸多政策表述均在強調農民的主體性，但在具體實踐中農民依舊被視作落后和改造的對象。[17]在這樣的視角指引下，為了使農村走出貧困和使貧困農戶脫貧，實踐者往往采取外來物質輸送的方式開展反貧困工作，而貧困地區和農戶則往往圍繞外界的幫扶資源展開爭奪，這無疑強化了農村和貧困農戶的“等、靠、要”思想。這種強調外來資源輸入的“輸血式”反貧困策略存在一定局限性。其重要原因在于實踐者看待農村和貧困農戶的視角是問題視角，缺乏優勢視角。從資產為本的社區發展模式來看，農村并不是“貧困”“匱乏”“落后”的代名詞。農村是充滿資源和勃勃生機的，農村社區內外存在的諸多積極因素被予以重視和善用。長期的反貧困實踐也讓我們認識到，單一的、暫時的經濟幫扶和物質援助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貧困農戶的貧困狀況。調動貧困農戶脫貧的積極性，發揮其主觀能動性，挖掘社區內外資源和農村貧困脫貧家庭的內生動力，發揮其優勢，對農村和貧困農戶開展能力建設，才是反貧困的關鍵所在。

其二，可以嘗試探索金融方法在反貧困中的創新性運用。在資產建設理論基礎上，美國社會工作研究者進一步提出和發展了金融能力這一概念。[18]金融能力是個體或家庭通過獲得金融參與的制度機會以及相關理財知識和技能的掌握而實現經濟與社會賦權的狀態，包含制度機會、個體對金融相關知識和技能的習得兩個層面。[19-20]判斷個體或家庭是否貧困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收入。收入的提高離不開資產的積累，這就需要運用相應的金融方法進行探索。從制度機會的層面看，國家扶貧助困金融政策的出臺，促使金融機構開放了諸多面向貧困人士享用金融服務的制度通道，大大提升了貧困人群對金融的可及性，削減了他們所遭受的金融排斥風險，推動了貧困群體所在社區的金融包容性。從個體對金融相關知識和技能習得層面看，一般家庭普遍欠缺金融知識，貧困家庭對金融知識的認識和了解更少，金融技能更是少之又少。國家雖有面向貧困家庭提供諸多金融服務的制度通道，但由于貧困家庭金融知識和能力嚴重匱乏，所以他們不知道如何運用金融機會實現自身資產的增值，甚至導致扶貧實踐領域中的“精英俘獲”現象。貧困人群獲得的金融收益極其有限，嚴重限制了他們持續脫貧。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貧困群體的金融參與機會是存在的，但其對金融參與機會的把握和運用不足。提升貧困群體的金融參與能力是今后扶貧領域的一個關鍵突破點，這對增強貧困群體的脫貧信心、促進貧困者脫貧自立有積極意義。

其三，培育農村和農村貧困農戶的主體性。農村和貧困農戶并不是被動等待外界幫助的客體，而是積極構建美好生活的主體。激發農村和貧困農戶的主體性，使其積極參與鄉村振興和反貧困的行動，對于克服其“等、靠、要”思想，從內生動力和內部資源挖掘等層面實現反貧困極其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振興和農村貧困農戶的脫貧不應是外來專家“指點江山”式的一言堂，也不應是單純的物質輸送，而應是激發農村內（包含貧困人口在內）的潛能，開展能力建設，提升他們的自尊感和自信心，促使他們積極參與到活動中來，使其真正成為美好生活的共建主體。所以，不僅需要改變過去扶貧實踐中“干部干、群眾看”或者“干部動、群眾不動”的工作局面，真正將“三農”視作具有能動性和自主性的農村發展主體，而且需要不斷提高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給予農民更多的話事權，鼓勵其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層面反映農民的發展訴求和生活愿景，讓農民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過程中建設鄉村。[17]

其四，要積極推動農村、農民的組織化。在反貧困和鄉村振興建設過程中，要注意加強農村社區內以及社區間正向支持關系網絡的構建。這些正向支持關系網絡對于削減多重風險對農村和貧困農戶帶來的不利影響、形成減緩風險打擊的緩沖帶、增進農村和貧困農戶的抗逆能力具有重要意義。這些關系網絡既可以通過農村和貧困農戶的社會網絡而實現，也可以通過動員社區資源、促進更為平等的權利和資源分配的社區干預而實現。在這方面，建立內外協作社群、打造內外交流互動平臺、積極培育和發展本土社會組織是較為成熟的做法。在內部層面，要削減農民的原子化程度，通過農民的合作，培育集體性組織，發揮農民互助合作的精神，共同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在村級層面，改變地區基層“兩委”組織空心化的局面，培育社區的基層自治組織、經濟文化組織和社會服務組織。[21]

六、結束語

后扶貧時代，鄉村振興和鄉村社會治理成為國家、社會和學界廣為關注的熱點話題。本文梳理了資產為本社區發展模式的四種取向。這些取向帶來的啟發和借鑒包括：反思傳統的“問題和需要取向”，進而形成“優勢和資源取向”；嘗試從金融和資產等層面增進貧困者資產的累積，破除單一的收入維度，促進貧困者對資產福利效應的享用；厘清農村鄉村建設的真正主體——農民，培育和發揮農民的主體性、能動性、創造性；提升農民、農村的組織化、集體化程度。

要立足鄉土社會的現實和中國鄉土社會獨特的社會結構、文化基因，觀察和思考鄉土社會農村社區治理的現實出路，揭示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獨特的鄉村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