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商環境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評估影響研究
——基于fsQCA 路徑分析

郭曉日 秦婷婷

（山東財經大學，山東濟南 250014）

一、引言

近年來，《關于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紓困幫扶力度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的出臺涵蓋了政務環境、法治環境、人力資源、金融服務、公共服務、市場環境、創新環境這7 個方面推進“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的具體舉措，因此“專精特新”是中小企業發展大勢所趨，也是必由之路。良好的營商環境對于推動“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黨中央高度重視優化營商環境，各級政府作為宏觀政策的制定者也在不斷推動“專精特新”企業的經營能力并鞏固其在產業鏈中的主體地位。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國資委將主要經營指標由“兩利四率”調整為“一利五率”，其中用凈資產收益率替換凈利潤指標，從而聚焦企業經營本質。凈資產收益率（Return on Equity，ROE）在如今企業績效分析過程中發揮著愈加重要的作用。依照杜邦分析體系，ROE 與企業績效存在同向變動關系，且凈資產收益率受各因素影響趨勢及程度具備較高的敏感性，因此本文通過選取杜邦分析法中核心指標ROE 代表企業績效進行后續分析。

二、文獻綜述

營商環境作為中小企業發展的外部作用力，目前已形成了政務環境、法治環境、公共服務、市場環境、金融服務、人力資源、創新環境七個維度的評價指標體系。其中，前四個指標國家可通過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作用于相關領域，在指標不完備時國家管控作用較為顯著，歸屬于直接營商環境；后三個指標依賴于社會各組織機構以及公眾意愿，國家主要發揮引導作用，歸屬于間接營商環境。企業績效驅動機制模型如圖2-1 所示。

圖2-1 企業績效驅動機制模型

1.政務環境

二十大報告指出：“政務環境體現著政府部門為經營主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水平，對整體優化營商環境具有帶動和保障作用?！逼渲?，服務是以企業需求為導向、以政府責任為依據、以優化公共資源配置為策略，要根據動態的企業需求不斷調整（彭向剛，馬冉，2018）。然而，由于各地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的差異，以及商事制度改革的差異，各地政務環境建設仍極不平衡（顧麗梅，李歡歡，2021）。因此，數字經濟引入政務環境將進一步提升政府辦事效率，拉近與公眾之間的距離。

2.法治環境

《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中強調只有營造全民守法的法治氛圍，才能讓遵紀守法的企業不吃虧，使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專心創業。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不僅有賴于內部治理機制的完善，還有賴于外部制度環境的改善（萬良勇，2013），在法治水平長期較高的地區，企業管理者和員工的法律意識更強（楊道廣，陳漢文，2015），因此促進企業發展需要優化法治環境，健全法治基建，做到企業發展各階段有法可依。

3.金融服務

一個地區良好的金融服務，能夠有效促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創業活動（劉昌年，梅強，2015）。地區金融服務水平的提高能夠保證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和承擔的成本越?。ǘ胚\周等，2020），融資約束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企業的發展（申爍等，2021），在金融發展與創新壓力的交互作用下，戰略性新興企業可以獲取更多的金融資源（湯萱等，2020）。

4.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能否高質量發展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和重要保障（趙彥飛等，2020）。為推動公共服務的高質量發展，《關于支持“專精特新”（李志軍等，2021）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通知》充分肯定了公共服務在成就“專精特新”企業方面的積極作用。城市公共服務對城市創新的影響存在差異，基本公共服務對城市創新的正向作用大于民生性公共服務（Qiu Yi，Wang Hana，2022）?？傊?，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對于促進城市包容性增長至關重要（Siddiqui Saniya et al.，2021）。

5.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發揮重要的支撐作用（李志軍等，2021），其通過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活動，為企業創新活動提供了智力支撐（丁鼎等，2021），從而有助于促進企業創新活動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杜運周等，2020）。但有研究表明，投入過多的人力資源可能會導致人力資源的浪費，從而對企業創新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馮文娜，2010）。

6.市場環境

市場競爭在主流經濟學理論中被視為推動經濟增長、改善資源配置的最強大力量（Meili Zhang，2020）。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將會推動企業創新（韓璐等，2021），當市場環境高度開放時，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將會提高其在所屬產業鏈中的主導性（Shuai Wang，2016），因此市場環境規模水平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Lin Qiang，Wang Yue，2021），高績效企業需要開放活躍的市場環境。

7.創新環境

創新環境在提高創新績效和提升城市創新能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Harry P Bowen，Dirk De Clercq，2008）。企業動態能力和組織創新環境正向影響企業創新績效（Cui Fang et al.，2022）。中國正處于從追求規模和速度向追求效率和質量的過渡時期，應注重將科技政策的重點由供給側向環境側轉變（Dominic S.K.Limetal，2010）。

綜上，良好的營商環境作為成就“專精特新”企業的重要一環，不僅是企業發展的助推器，更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軟實力。外部環境能夠通過各種途徑直接或間接影響公司內部環境；法治環境、政務環境、金融服務、公共服務作為企業外部環境因素既發揮為中小企業發展壯大保駕護航的功能，又具有激勵市場活力的功能；企業內部績效的發展離不開外部營商環境的宏觀調控與輔助作用，外部為企業提供發展的保證，內部人力資源與創新能力能夠為企業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因此外部宏觀環境與內部微觀環境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組成促進企業高效增長的條件。

三、研究方法

（一）方法理論

20 世紀80 年代，查爾斯·拉金首先提出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該方法基于布爾代數和集合論的跨案例定性比較分析已在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新聞傳播學等領域取得初步進展（池毛毛等，2021）。QCA 組態分析方法不僅基于非對稱理論開展非線性關系研究，而且能夠綜合傳統研究范式中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這兩種方法的優點成為解決因果關系復雜性的重要工具（Fiss et al.，2007）。一方面，由于前因變量與結果變量均為連續變量，使用fsQCA 能夠充分地捕捉到前因條件在不同水平或程度上的變化帶來的細微影響（張明等，2019），另一方面，QCA 方法研究的多重并發機制能夠與本文營商環境生態多因素之間相互作用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路徑相匹配，因此本文選取fsQCA 進行后續分析。

此外，QCA 法既適合10 或15 以下的小樣本研究與100 以上的大樣本研究，也適合10-50 的中等規模樣本研究（杜運周,賈良定，2017），本文包含345 家樣本公司，屬于大樣本研究。

（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全國2020 年345 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作為樣本進行分析。由于各地資源分布、經濟水平以及政府調控存在差異性，因此選取全國范圍的“專精特新”企業能夠充分滿足QCA 案例選擇原則，即“保證案例總體的充分同質性和案例總體內的最大異質性”（杜運周，賈良定，2017）。本文通過間接渠道收集并整合處理前因條件與結果的數據。首先，自《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中取得營商環境七因素的相關數據。該報告基于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詳盡提供所列舉城市營商環境七因素的指數得分情況。其次，由于選取反映企業績效的ROE 可體現當年所受營商環境七因素的影響效果，其二者之間并不具有時滯性，因此為確保與所選營商環境七因素維持同一年份，本文依據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小企業局2020 年所公布第二批專精特新“小巨人”名單，選取全國1744 家“小巨人”企業進行ROE 數據獲取?！皩＞匦隆逼髽I大部分為中小企業，其并不具備公開財務報告的職責，因此通過CSMAR 與Choice 數據庫逐項搜集最終得到345 家專精特新“小巨人”ROE 數據。最后，本文查詢345 家企業注冊地址所在省市，將其與本市營商環境七因素數據進行逐一匹配，最終完成345 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作為后續研究案例。

（三）測量與校準

1.結果變量

ROE 數值越高，表明企業越優質，企業長期發展能力越高。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已成為各行業領先者，其凈資產收益率具有可靠參考價值，因此本文通過選取反映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標ROE 作為結果變量。

2.前因條件

參照杜運周等（2020）的選取方式，本文7 個營商環境要素測量均來源于《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具體前因條件數據測量標準如表3-1 所示。

表3-1 前因條件數據測量標準

3.變量校準

校準，是指給案例賦予集合隸屬分數的過程（Stefan et al.，2013）。目前為止，校準的方法有三種：直接賦值、直接校準法與間接校準法（RAGIN，2009）。其中，直接校準法運用統計模型，更凸顯正式化，且在出現模糊集隸屬分數為0.5 時采取增加0.001 以避免發生案例無法歸屬情況（張明，杜運周，2019），因此本文選取直接校準法對變量進行校準。依據Fiss（2011）的研究，將各前因條件與結果變量分別設定為各自樣本數據的上四分位數（完全隸屬）、中位數（交叉點）和下四分位數（完全不隸屬）。本文校準結果與描述性統計情況如表3-2所示。

表3-2 校準點和描述性統計表

四、分析結果

（一）必要條件分析

若必要條件被包括在真值表分析中，則可能會被簡約解消除（伯努瓦·里豪克斯等，2017），因此進行單個條件的必要性檢驗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操作。表4-1 為各前因條件對ROE 的必要性檢驗結果。

表4-1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檢驗結果

由表4-1 可知，各單一前因條件及其非集的一致性水平最高為0.587023，未超過理論限值0.9，證明7 個前因條件均不構成ROE 的必要條件。這意味著僅針對單一前因條件對ROE 解釋能力不足，因此后續采用fsQCA 充分性分析構建組態考慮前因條件的多重并發影響。

（二）組態分析

在進行必要性檢驗后，本文使用fsQCA3.0 構建真值表，基于頻數閾值的設定應當至少保留總案例數75% 的比例（RAGIN，2009），將最小案例頻數設置為1，一致性閾值參考已有研究選取0.80(Razmdoost et al.，2019)。根據Pappas 等（2021）進行涵蓋0.5-0.7（可高于0.7）的PRI 分析：PRI 值不能低于0.5，低于0.5 表明實質上的不一致，同時結合Patala 等（2021）的研究，本文設定PRI 一致性不低于0.60 得到篩選后的真值表。

篩選后的真值表進行標準分析得到三種解：簡單解、中間解及復雜解。其中合理有據、復雜度適中、同時又不允許消除必要條件的中間解是QCA研究中匯報和詮釋的首選（張明，杜運周，2019；SCHNEIDER et al.，2013）。因此結果通過中間解與簡約解的嵌套關系對比（杜運周，賈良定，2017）進一步區分獲取核心條件與邊緣條件。組態分析結果如表4-2 所示：

表4-2 高凈資產收益率的組態結果

由表4-2 可知，產生高績效即高凈資產收益率的組態僅一條，即創新環境缺失下的市場——法治聯合彌補型。其中，政務自由型、政務輔助型構成了二階等價組態，即它們的核心條件一樣（Fiss，2011），即市場環境與法治環境核心存在，創新環境核心不存在。

1.創新環境缺失下的市場——法治聯合彌補型的政務自由型

公共服務、人力資源與金融服務發揮輔助性作用，政務環境則為不重要條件。說明當在開放的市場環境與公正的法治環境背景下，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穩定的人才儲備帶動人力資源和健全的金融服務，即使創新環境并不活躍，公司依舊能夠產生高凈資產收益率水平。該組態一致性為0.826，原始覆蓋度為0.099。

典型案例如青島三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島旭域土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青島伊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青島積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青島中加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青島海力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飛鹿高新材料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可孚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北控威保特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可被該組態所解釋。

該類典型案例大多處于山東省青島市、湖南省長沙市及湖南省株洲市，該地區相較其他地區而言，政府相對較少直接通過政務服務活動干預企業經營過程，而是通過輔助與保障企業的基礎設施穩定、人才引進策略實施及高效的金融服務來達到帶動企業實現高績效的結果。

2.創新環境缺失下的市場——法治聯合彌補型的政務輔助型

邊緣條件為公共服務、人力資源與金融服務的缺席和政務環境的存在。說明當在開放的市場環境與公正的法治環境背景下，輔之以高效的政務環境，即使是創新環境不活躍也能夠彌補公共服務、人力資源以及金融服務相對欠缺的條件，企業在該組態中仍舊能夠產生高凈資產收益率水平。該組態一致性為0.811，原始覆蓋度為0.085。

典型案例如珠海歐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禃x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杰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可被該條組態所解釋。

該類典型案例大多處于廣東省珠海市，該地區相較其他地區而言，企業基礎設施、人才儲備及金融服務相對欠缺，但是市場環境十分活躍且法治環境得到充分保證，因此需要政府發揮積極的政務服務提升企業經營過程效率來達到帶動企業實現高績效的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研究結論的準確可靠性，以集合論為基礎的QCA 研究結果應該優先選擇集合論特定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張明，杜運周，2019），因此本文采取改變案例頻數進行穩健性檢驗。

本文將案例頻數閾值由1 提高至2（見表4-3），雖然與原組態表面上不盡相同，但它們之間具有清晰的子集關系，即案例頻數為2 時的組態雖與案例頻數為1 時的組態數量形式不同，但其本質依舊是原組態中間解的拓展情形，因此結果穩健。

表4-3 案例頻數為2 時組態

五、研究結論與相關建議

（一）研究結論

隨著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實施，我國制定并出臺了若干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陸岷峰，高緒陽，2022）。營商環境生態領域已得到廣泛研究，而鑒于現有研究多基于多重共線性或單一理論視角的各單一前因條件對結果變量的影響程度，難以探尋多重因素并發的協同效應，無法解析營商環境生態驅動企業形成高凈資產收益率的“殊途同歸”的問題。因此，本文以篩選后的全國345 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作為突出代表，采用fsQCA 方法探究營商環境生態中7 個因素對于“專精特新”企業ROE 的影響驅動路徑，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1.營商環境生態7 個前因條件的“多重并發”作用，最終形成2 類驅動企業形成高凈資產收益率即高績效的組態，證明各條件通過相互間的聯動匹配共同達到“殊途同歸”的結果。高凈資產收益率受營商環境七因素共同影響，任一條件均無法構成影響企業績效的必要條件。

2.通過分析驗證得到一條驅動企業提高績效的路徑，即創新環境缺失下的市場——法治聯合彌補型，具體概括為在創新環境不活躍的城市，開放的市場環境與公正的法治環境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其細分為2 條路徑，第一條路徑為政務自由型，說明在前提背景下輔之以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穩定的人才儲備帶動下的人力資源、健全的金融服務，能夠彌補創新環境欠缺的問題；第二條路徑為政務輔助型，說明在前提背景下輔之以高效的政務環境，也能夠彌補公共服務、人力資源以及金融服務相對欠缺的情況。

（二）相關建議

目前“專精特新”企業發展道路仍有廣闊提升空間：由于對政策理解程度之間的差異，地方政府政務服務與法治水平相對低于省級政府；各地人力資源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正相關關系，城市經濟發展不均的情況下對口人才也將隨著經濟走勢而偏移；金融配置水平不足，金融市場環境風險防控措施尚未完善；公共服務改革下沉度不夠，大城市的公共服務優于中小城市；市場環境存在市場體系公平性和市場準入透明性兩部分問題；中小企業由于自主創新基礎薄弱導致企業自主創新內源性供給不足以及高技術產業承擔技術風險的能力尚未達標。

基于以上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抓住企業高績效核心發展因素，分析組態整體性。抓牢企業發展道路中的市場環境與法治環境基石作用，統籌協調各因素在整體中的共同發揮作用。譬如在前提背景下的政務輔助型組態中，盡管其他條件保持相對欠缺，但通過完善政務服務效率依舊能夠實現企業高績效發展。

2.加強促進高績效輔助維護因素，把握因素獨特性。各城市對于本地區企業發展應順勢而為，通過調查本市營商環境各因素的完善程度發展適合本市高績效發展道路。譬如若本市具備開放市場環境與公正法治環境，且政務環境相對自由，但是對于企業形成高績效影響并不顯著，然而當該市維持公共服務的基礎建設、人才儲備的吸引力、法治環境的公正性以及金融服務的高效性，則會帶動企業向高績效發展。

3.通過多舉措并進提升宏觀營商環境的生態建設與落實有助于“專精特新”企業實現高績效。具體為：政務環境應積極發揮電子政府的作用，優化為企業辦事效率；加深金融服務作為營商環境的中堅力量將對企業的融資等問題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健全公共服務作為穩定經濟發展的基礎保障；帶動人力資源在企業初創時期對產業的文化形成與理念樹立的直接影響作用；構建有效市場，推進企業發展邁上新臺階；助力創新環境為企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活力；為企業創新與規模擴張提供良好法治環境保障，降低企業的風險成本，帶動企業資金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