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合規的法院參與價值基礎和路徑

李無瑕

企業合規改革試點有利于督促企業積極防范法律風險，引導企業依法合規經營，促進多元社會價值體系以實現具體的正義，應積極穩慎探索涉案企業案件中的適用，并將其貫穿于刑事訴訟的全過程適用。本文以法院的參與路徑為視角，著力分析法院參與涉案企業合規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借鑒域外暫緩起訴制度、合規抗辯制度的經驗，結合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合規試點的情況，完善法院在起訴、審判和執行階段參與涉案企業合規程序的相關路徑，規范化地讓法院參與涉案企業合規改革。

一、法院參與企業合規的價值基礎

（一）有效制約檢察機關的權力

隨著監察體制的改革及“六穩”“六?！闭叩陌l布，檢察機關開始積極探索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但也由于檢察機關權力過大引發了諸多爭議。法院積極參與企業合規，是制約檢察機關的重要方式之一。理由在于：我國屬于各機關共同參與、分工協作的刑事司法體制，彼此間相互制約，即使有上級機關、公安機關、被害人、被不起訴人等對不起訴裁量權的制約以及實踐中人民監督員的參與，但審判階段具有實體性制裁的效果，法院有責任和義務制約檢察機關，以確保滿足企業合規的啟動條件，符合企業合規的審查標準。另外，從比較法的視野來看，域外很多國家都已確認法院在涉案企業合規制度中的參與。

（二）滿足企業合規的本質要求

涉案企業合規是一種以刑事免除或者減輕處罰促進合規的激勵手段，體現“協商性”的司法理念。第一，涉案企業合規能夠兼顧各方的利益需求，既能保障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也能減輕檢察機關繁多復雜的調查和舉證工作，提高執法效率。第二，涉案企業合規能夠保護社會公共利益，避免企業破產繼而引發國家失業率上升、經濟下滑甚至出現金融危機等嚴重后果，讓民營企業能夠為地方社會的經濟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第三，企業合規計劃對涉案企業的改造和預防效果實際上亦明顯強于傳統刑罰，企業通過附加條件不起訴或者簽訂暫緩起訴協議，雖未定罪判刑，但通過高額罰金的繳納，同樣可以起到懲戒的功能。此外，涉案企業合規也能起到預防企業再次實施犯罪行為，威懾和教育其他企業的效果。

（三）符合國內司法實踐的需求

雖然目前我國企業合規改革試點以檢察機關為主導，但無論從企業合規改革的未來走向，還是從刑事案件的訴訟流程分析，企業合規改革勢必會涉及法院的參與。最近，法院已經開始關注企業合規改革的動向，個別法院也已經開始在辦案中遇到合規的問題。如在雀巢員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一案中，雀巢公司通過合規制度有效，進行了合規培訓，已盡到合規管理義務等證明多被告人的行為系屬個人行為，而非單位行為，因而公司不承擔責任。再如，浙江紹興上虞法院的污染環境案亦是我國司法實踐中法院積極參與企業合規的表現之一。2022年8月，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法院與檢察院、公安局洛江分局聯合出臺了《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工作協作機制的意見》，創造性地將法院對涉企犯罪案件的合規參與從審判環節延伸至執行環節，并對法院參與涉案企業合規程序的問題，包括合規建設效果在審判階段以及執行階段如何適用進行探索?；诖?，筆者認為在我國，法院參與企業合規已經具備堅實的司法實踐基礎，規范法院對企業合規的參與亦迫在眉睫。

二、法院參與企業合規的突出難題

（一）立法內容尚不明確

在規范性文件方面，中央層級并未對企業合規中法院的參與作出規定。莆田市出臺的《關于建立企業合規協作機制暫行辦法》第20條對法院審查企業合規問題作出初步規定，但并未明確規定法院審查企業合規的事項和方式。在審判階段涉案法人能否與檢察機關達成暫緩起訴協議，法官審查批準的范圍界限在哪里，法官對暫緩起訴協議內容的審查形式如何確定？第三方審查評估機構是否需要被監督？暫緩起訴協議達成后法院如何履行監督義務？這些問題亟待立法解決。此外，我國法院審理案件的期限與合規考察期限的彈性、長期性存在嚴重沖突。短暫的考察期限無法保障合規的實質有效開展，但如果超過規定期限，則存在“以改革之名，行違法之實”的風險?？偟膩碚f，就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而言，遠遠不能解決上述面臨的困境。因此，建議將來條件成熟時在刑事訴訟法中增加法院參與的相關規定，并在時機成熟后將企業合規確立為法定量刑情節。

（二）實踐需求難以滿足

在目前的法律體系之下，對于涉案企業的輕罪刑事案件，檢察機關可以適用相對不起訴并提出檢察建議，而對于涉案企業的非輕微刑事案件，由于我國相對不起訴處理案件的局限性以及檢察機關涉案企業合規的全面推行將不少案件推到法院面前，致使法院不得不面對涉案企業合規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也已經出現了涉案企業在法院審理階段提出申請適用合規不起訴、提出合規抗辯等案件。因此，從司法實踐需求的角度講，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中法院的參與迫在眉睫。

（三）配套措施存在欠缺

目前司法實踐中已經開始把合規整改作為從輕量刑情節之一，也有如李奮飛等學者提出將合規整改作為從寬量刑的相關立法建議。但目前我國合規的配套措施嚴重欠缺，一是涉案企業合規計劃的刑法意義模糊不清，導致法院參與合規的正當性基礎不足。程序法上的從寬處理，尚需要實體法上企業合規性質定位的明確。二是目前我國對單位犯罪僅有一種刑罰，即罰金刑，這顯然已無法實現規制企業犯罪的目的。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已建立包含罰金、禁止令、合規計劃等層次分明、融洽協調、實緩結合的企業刑罰體系。建議借鑒域外企業刑罰體系的合理合規設計。

三、法院參與企業合規的可能路徑

（一）審前起訴階段

我國無法對不起訴協議進行司法審查，原因很簡單，沒走到法院那一步。學界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制度設計，不同于美國的緩起訴制度，不需要檢察機關將案件起訴到法院再暫緩起訴，也沒有法院進一步審查的空間。所以，對于起訴階段經企業合規整改作出不起訴的案件，我國法院沒有途徑對不起訴協議加以司法審查。但法院可以通過第三方機制的評估程序等參與合規不起訴階段。如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軍強調要同檢察機關共同做好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依法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充分利用當地已構建起的第三方合規監管機制，引導民營企業誠信守法經營，對違規違法行為堅決依法規制、糾正。如何利用當地已構建起的第三方合規監管機制？筆者認為對于人民檢察院擬作不批準逮捕、不起訴、變更強制措施等決定的涉企犯罪案件，可邀請“專業法官”到會參與聽證程序，充分聽取尊重“專業法官”對案件處理結果的建議。目前聽證會邀請人員大多是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雖然案件的公正性有所保障，但他們的審查水平有限，可能導致形式監督。引入法官等專業力量可以使結果更為科學，更具有信服力。

（二）暫緩起訴階段

1.司法審查的兩大模式。暫緩起訴制度發生在審判階段，相較于合規不起訴，不存在如“企業合規不起訴之后，再次犯同類罪、被發現漏罪或者犯新罪的，之前的“合規不起訴”決定是否可以撤銷并予以合并處罰”等問題，也可以進一步限制檢察院的權力，因此更受到英法各國的喜愛。暫緩起訴協議的簽訂主體為涉案法人與檢察機關，法院主要通過司法審查參與暫緩起訴合規制度。從域外合規的運行看，各國或輕或重都存在對暫緩起訴協議的司法審查，大致可以區分為“弱司法審查”和“強司法審查”兩種模式。美國對于暫緩起訴協議，采取的是“輕司法審查”的模式，檢察官掌握暫緩起訴協議的實際控制權。英國則傾向于能受到較為嚴格司法審查的暫緩起訴協議制度。在啟動程序上，英國檢察機關負有向法院提交與暫緩起訴協議文本的義務，法院經必要的程序加以審查批準是協議生效的前提；在合規考察期限內，法院也并非不作為，法院負有監控協議的實施情況，企業是否建立承諾的合規計劃以及企業合規計劃實施的情況等義務和責任。在合規考察期結束后，法院享有最終決定撤銷起訴或者恢復法庭審理的權力。

筆者認為司法審查實際上賦予了法官批準、決定和監督權，與我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模式更為契合，更符合我國實體性制裁發生在審判階段的職能定位，也與當下我國提倡以更符合公共利益與社會效果的方式對民營企業進行處罰更相吻合。也正是因為看到美國司法審查形式化所導致的憲法性權利侵害問題，個人起訴缺失以及由此引發出的辦案質量下降問題，協議內容的任意設定等諸多問題，我國才更應當注重暫緩起訴協議的司法審查制度構造。因此，從域外經驗來看，筆者認為將暫緩起訴協議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內具有正當性和必要性。

2.法院的審查程序?；谟雀鲊乃痉ń涷?，筆者認為在將來條件成熟時，應當確認并規范法院參與暫緩起訴協議司法審查的途徑，構建“單位合規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具體而言，檢察機關與涉案企業達成協議后，須主動向法院提交協議，法院可以通過以下四道程序加以審查參與。

一是法院秘密舉行預先庭審活動。檢察官向法院提交包括事實陳述的所有相關證明文件，證明暫緩起訴協議符合該制度的適用條件，證明暫緩起訴協議的條款內容是適宜的。之所以要進行預先庭審，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保護企業發展。之所以秘密進行，是保障涉案法人的協商自愿性。涉案企業主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自然人，企業一旦進入訴訟階段，對企業的發展將會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影響其行業的發展，而預先庭審與我國涉案企業合規制度構建的初衷相吻合，可以保障民營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助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二是在最終庭審環節，法院需要接受檢察機關的申請，宣布該暫緩起訴協議是否符合合規的啟動條件，選擇批準或者否決檢察機關與涉案法人的暫緩起訴協議。

三是做出決定后的后續事項，如果法院批準該暫緩起訴協議，則應當召開聽證會，公開暫緩起訴協議的條款內容。此時公開的目的是為了督促企業的合規承諾建設，同時由于協議已經簽訂，此時公開也不會對涉案企業的正常經營造成惡劣的影響。另外法院應當將批準或者否決的決定及時通知涉案法人，并在有被害人的情況下及時通知被害人。

四是法院的決定和監督。法院應當負有監督的義務，尤其是對涉案企業重建合規計劃的情況，法院應當有權查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關提交的報告；在考核期結束法院收到檢察官提出的建議后，決定撤銷案件，或恢復法庭審理。

另外，對于法院是否有權修改暫緩起訴協議的內容這一問題，英國賦予法官修改權，而法國則不允許法官修改，只能接受或者不接受協議內容，筆者認為應當賦予法院法官對暫緩起訴協議的實質審查權，即建議賦予法院法官享有對應的修改權，并規范后續的流程，法院如認為該協議部分條款不適宜，則應當在規定期限內將修改后的協議交給檢察機關及涉案法人等相關訴訟主體。由其雙方進一步協商，重新向法院提交協議。

3.法院的審查標準。對于法院參與暫緩起訴制度的審查標準，筆者認為，法院在司法審查的過程中應當采取實質審查的標準，而非如美國的形式審查標準。理由有兩點，一是目前檢察機關在簽署暫緩起訴協議方面實際上已經占據了不正當的優勢地位，雖然我國一直明確協議須以涉案法人的自愿性為前提，但是只靠提倡遠遠不能發揮相應的法律效果，必須要有相應的配套措施加以保障，限制檢察機關的權力，況且此時處于審判階段，如果法官只是形式審查，則會存在檢察機關越權、檢察機關在與涉案法人的談判和協商中濫用公訴權力等諸多問題的出現。二是美國的司法審查雖然形同虛設，但美國也已經深刻意識到檢察機關權力過大的問題，也發布有關指南或者備忘錄，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各國其實都已經意識到在涉案企業合規制度中限制檢察機關權力的重要性。

此外，從司法實踐的切實性講，檢察機關提倡通過精準式的量刑建議實現主導責任，但法院系統為了規避擔責很大可能會采取“一攬子”審查接受的做法。因此，為避免司法實踐中法院不作為的情況，應當明確法院的相關責任和義務，防止暫緩起訴制度的司法審查實存名亡。

（三）合規審判階段

法院在審判階段參與涉案企業合規制度的另一表現形式為將合規作為抗辯事由或量刑情節之一，如我國雀巢公司員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一案中雀巢公司以其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作為合規抗辯理由，證明自己已經盡到了注意的義務，也履行了管理、監督、教育、培訓的責任。因此我國應當確保法院對合規過程有足夠的了解，進而推動其將合規結果運用到審判階段。

基于此，我國應當明確法院在庭審過程中須盡到相應的告知義務，如法官在庭前會議、庭審中應告知企業刑事合規的相關規定，并解釋相關的實體程序要件。對于主張因合規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的被告人，法院應履行釋明義務，參照有效合規計劃的評估標準，告知其證明應當達到的程度、所需的證明材料類型和范圍。庭審過程中，法院亦應當主動查明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企業合規事實。無論是一審還是二審，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提出合規抗辯或合規減刑的一方都應結合企業合規整改情況，說明該訴訟主張的理由，同時提交相應證據，法院應該查明合規計劃或合規整改的有效性。法院可傳喚參與企業合規管理或合規整改的人出庭作證。必要性，法院可組織具有專門知識的人調查企業合規情況，并出具報告供法官裁判參考。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法院與檢察院、公安局洛江分局聯合出臺的《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工作協作機制的意見》中規定，人民檢察院應向法院移交合規監督考察材料，材料經法庭審查，可作為審判階段從寬處理的依據。結合上述的規定，筆者認為，法院不宜過早提前介入，但檢察機關將合規案件訴至法院后，法院亦可以要求檢察官提交企業合規材料以便了解合規整改的過程和效果，審查合規建設成果，依法決定是否采納檢察官的量刑建議。

此外，法院亦可以通過對涉案法人實行負向激勵的方式參與涉案企業合規制度。若作出刑事合規承諾的企業，未能有效實施合規計劃，反而再次實施單位犯罪，則法院可以將此作為加重量刑情節之一，對其加重處罰，以實現負向激勵。法院亦可以判決企業進行合規整改。法國規定法院有權判決因腐敗犯罪被刑事處罰的企業履行刑事合規義務，法院的判決亦能成為反腐敗局介入企業刑事合規的構建，并要求企業匯報相關工作的依據。我國可以吸引參考美國和德國的企業緩刑制度，法院判決企業和責任人有罪的，可以裁定企業暫緩繳納罰金，但要在一定期間內進行合規整改，定期報告合規計劃執行情況。合規整改成功的，可以減免罰金。

（四）判決執行階段

借鑒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法院與檢察院、公安局洛江分局聯合出臺的《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工作協作機制的意見》的相關經驗，法官對合規結果的運用，還可以延伸到執行階段，將其作為在執行階段分期履行、暫緩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暫緩限制高消費的依據。執行階段分期履行罰金可以減輕涉案企業的負擔，避免涉案企業出現資金周轉問題，暫緩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可以保障企業在政府采購、招標投標、行政審批等方面的工作順利進展。限制高消費也會間接影響到企業的經營，原因在于納入限制高消費被執行人主要為企業實際控制人、經營管理人員、關鍵技術人員等特殊人員。法院將合規結果延伸運用到執行階段，將激勵更多企業進行合規建設。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