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影響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論模型

董 倩,馬青艷,姜文慧,王 崴,馬現倉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精神心理衛生科,陜西 西安 710061)

同伴關系在青少年時期越來越受到關注,與心理問題風險增加的時期相吻合[1]。研究發現,同伴問題與其他功能領域困難及精神病理癥狀相關[2-3]。同伴關系可能是青少年尤其是女性行為問題發展的核心[4-5]。青春期作為可塑性增強的人生第二發展時期,大腦和其他神經生物系統快速變化,使其成為研究環境因素(家庭、同伴及學校問題)對心理和行為發展影響特別重要的時期。決定環境對青少年發展結果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之一是環境敏感性[6]。以往大多數對青少年發展影響中關于環境敏感性調節同伴關系的研究都是基于缺陷的觀點,即在消極的同伴關系中,環境敏感性的增強會對青少年社會情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差別易感性模型和素質-壓力模型常用于研究環境敏感性在同伴關系與心理發展中的調節作用。以往對女性的環境敏感性在同伴關系與心理發展中調節作用所符合模型的相關研究結果并不一致[7-8]。本研究旨在探討環境敏感性在同伴關系與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發展之間的調節作用,以及這種調節作用所符合的模型。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22年9月至11月,采用分層整群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陜西省西安市4個城區6所中學(7～12年級)的120個班,共選擇6 000名中學生進行家庭基本信息調查及問卷評估,剔除無效問卷360份,有效率為94.0%。最終以5 640名學生為研究對象,其年齡為14～17歲,平均(16.18±0.73)歲;其中男性為2 505人,年齡為14～17歲,平均(16.22±0.78)歲;女性為3 135名,年齡為14～17歲,平均(16.44±0.64)歲。

所有研究對象及其家屬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通過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審核(編號2021-716)。

1.2 研究工具及方法

1.2.1基本信息的收集

自制調查問卷,收集研究對象的一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等內容。

1.2.2環境敏感性的評估

采用Pluess等2018年編制的高敏感兒童量表(Highly Sensitivity Child Scale,HSC)評估研究對象的環境敏感性。該量表包括易于激發(ease of excitation,EOE)、低感覺閾值(low sensory threshold,LST)和審美敏感(aesthetic sensitivity,AES)3個子量表。EOE和LST子量表主要評估研究對象的消極環境敏感性,而AES主要評估其積極環境敏感性。HSC量表共有12個條目,每個項目進行7點評分,包括:極不符合(1分)、不符合(2分)、稍不符合(3分)、一般(4分)、稍符合(5分)、很符合(6分)、極符合(7分),總分84分,分數越高代表青少年對外界環境越敏感。該量表的修訂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9]。

1.2.3情緒癥狀的評估

采用病人健康問卷(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評估研究對象過去2周的抑郁情緒。該問卷共9個項目,每個項目評分包括:沒有(0分)、有幾天(1分)、一半以上時間(2分)、幾乎每天(3分),得分范圍為0～27分,總分為10分以上表明可能存在抑郁情緒,該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7,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0]。

采用廣泛性焦慮障礙評估量表(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7 item,GAD-7)評估研究對象過去2周的焦慮情緒。該量表共7個項目,每個項目評分包括:沒有(0分)、有幾天(1分)、一半以上時間(2分)、幾乎每天(3分),得分范圍為0～21分,總分為7分以上表明可能存在焦慮情緒,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1,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1]。

1.2.4問題行為的評估

通過長處和困難問卷(the strengths and diffculties questionnaire,SDQ)中的“品行問題”和“注意多動問題”2個子量表評估研究對象的行為問題。每個子量表包括5個項目,每個項目進行3點評分,包括:不符合(0分)、有點符合(1分)、完全符合(2分),得分范圍為0～10分。品行問題和注意多動問題的總分代表研究對象的外化行為,總分越高代表問題或困難越多[12]。

1.2.5自殺傾向的評估

采用積極和消極自殺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PANSI)評估研究對象過去2周出現自殺相關癥狀頻率的自殺傾向。該量表包括2個維度14個項目:積極自殺傾向(positive ideation,PI)6個項目,消極自殺傾向(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NSI)8個項目。每個項目進行5點評分,包括:無(0分)、很少時間(1分)、有些時間(2分)、常常(3分)以及一直有(4分),得分范圍為0～56分。以NI評分≥1.625和PI評分≤3.333為界,確定研究對象有自殺意念[13]。

1.2.6睡眠質量的評估

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AIS)評估研究對象睡眠困難的程度。該量表共8個項目,每個項目進行4點評分包括:無或足夠(0分),輕微(1分),顯著(2分)及嚴重(3分),總分為24分。以分數越高代表睡眠越困難。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4]。

1.2.7主觀幸福感的評估

采用苗元江編制的幸福指數量表,以分數越高代表主觀幸福感越高,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5]。

1.2.8同伴關系的評估

由研究對象回答“我與同學朋友交流的頻率”問題[4],評分包括:沒有或極少(0分)、適中(1分)、較多(2分),得分范圍為0～2分,以分數越高代表與同伴交流越順利、與同伴消極沖突行為越少。

1.3 質量控制

要求研究對象在學校的心理健康課堂上完成在線問卷調查。由經過培訓的研究人員進行現場指導。研究對象在進行問卷填寫之前需自愿勾選“我理解并同意參加這項研究”。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分層回歸檢驗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女性情緒癥狀、問題行為、自殺傾向、睡眠質量和主觀幸福感的交互作用;采用顯著性區域檢驗法(analysis of region of significance,RoS)進一步確認交互作用的最佳模型[12]。

使用RoS方法檢驗素質-壓力模型和差別易感性模型,兩個具體的測量指標包括交互作用比例指標(proportion of interaction,PoI)和受影響比例指標(proportion affect,PA)。當PoI趨近于0符合素質-壓力模型;PoI為0.4～0.6符合差別易感性模型。當PA≥16%符合差別易感性模型,當PA≤2%不符合差別易感性模型。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一般情況

在5 640名研究對象中,女性占55.6%;父母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均高于40.0%;家庭年收入在3萬～<15萬元者居多,占60.7%;存在心理問題史者占34.0%,見表1。

表1 研究對象的一般情況 [N=5 640]

2.2 不同性別青少年各評估項目的情況

在5 640名研究對象中,青春期女性的環境敏感性、同伴關系、抑郁情緒、焦慮情緒、睡眠質量、自殺傾向和主觀幸福感評估得分均明顯高于青春期男性,而青春期女性的外化行為評估得分明顯低于青春期男性,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不同性別青少年各評估項目得分的比較 (分,

2.3 青春期女性中各評估項目的相關性

在3 135名青春期女性中,其同伴關系與抑郁情緒、焦慮情緒、睡眠質量、自殺傾向均呈負相關(P<0.01),與環境敏感性、外化行為和主觀幸福感均呈正相關(P<0.01);其環境敏感性與抑郁情緒、焦慮情緒、睡眠質量和外化行為均呈正相關(P<0.01),與自殺傾向呈負相關(P<0.01),與主觀幸福感無相關性(P>0.05),見表3。

表3 青春期女性各評估項目的相關性分析 (r值)

2.4 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分層回歸分析

由于環境敏感性對焦慮情緒、外化行為兩個因變量的解釋效應較弱,R2值較小,因此僅分別以青春期女性的主觀幸福感、抑郁情緒、自殺傾向和睡眠質量為因變量,以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為預測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心理問題史在預測青春期女性主觀幸福感、抑郁情緒和睡眠質量時,主效應均顯著(P<0.01);同伴關系及環境敏感性在預測青春期女性的主觀幸福感、抑郁情緒、自殺傾向和睡眠質量時,主效應均顯著(同伴關系:P<0.01,環境敏感性:P<0.01);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也均顯著(P<0.05),見表4。

表4 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的主觀幸福感、抑郁情緒、自殺傾向及睡眠質量的分層回歸分析

2.5 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交互作用的理論模型

采用RoS方法進一步評估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交互作用的理論模型,結果顯示,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主觀幸福感、自殺傾向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別易感性模型(PoI=0.680,PA=0.720;PoI=0.250,PA=0.210),而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抑郁情緒、睡眠質量的交互作用符合素質-壓力模型(PoI=0.010,PA=0.008;PoI=0.050,PA=0.030),見表5、圖1。

注：A為同伴關系對主觀幸福感的線性回歸;B為同伴關系對抑郁情緒的線性回歸;C為同伴關系對自殺傾向的線性回歸;D為同伴關系對睡眠質量的線性回歸。

表5 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主觀幸福感、抑郁情緒、自殺傾向和睡眠質量交互作用的分析

3 討論

差別易感性理論認為,在消極的社會環境中,個體對環境敏感性的差異會帶來健康風險,但在積極的社會環境下則會促進健康發展。本研究考察了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同伴關系質量與心理健康之間關系的影響,結果表明,高環境敏感的青春期女性在壓力或者支持的同伴關系中會體驗不同的心理健康水平,而低環境敏感的青春期女性身處不同同伴關系中情感反應無差別,即環境敏感性在女性個體發展中是易感因素而非脆弱因素。

3.1 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消極影響

本研究顯示,與青春期男性相比,青春期女性對所處環境更敏感。Rudolph等[5]研究表明,與青春期男性相比,青春期女性更容易受到消極環境線索的影響,表現出更高程度的抑郁和焦慮情緒。同伴關系可能是造成女生情緒困難風險的背景因素,也可能是導致女生在青春期患抑郁癥是男生2倍的原因之一[16]。本研究顯示,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對青春期女性抑郁情緒和睡眠質量的影響支持素質-壓力模型,與傳統關于環境敏感性的看法一致。處于消極環境中女性的高敏感為脆弱因素,促使個體更容易受消極社會環境的影響,而低敏感的女性無論處于何種環境都表現出恢復力[17]。在缺乏信任和溝通及高度疏離的同伴關系中,女性可能經常受到負面的反饋,這些評價可能威脅其自我價值,損害調節情緒的能力,從而導致抑郁情緒。高環境敏感的女性對這種反饋特別敏感,對外界信息進行更深入地加工,導致對所在環境中微小刺激更強的意識和過度反應[18],因此增加了情緒風險,而低環境敏感的女性較少將這些反饋進行加工處理或將其整合到自我意識中,從而降低了情緒風險。有研究表明,女性在青春期對社會線索更為敏感,其中高敏感女性在消極環境中進入高抑郁組的風險幾乎是非消極環境的2倍,而低敏感女性在低與高水平的消極環境中表現出較少的差異[19]。

3.2 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積極影響

本研究顯示,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的主觀幸福感和自殺傾向的交互作用支持差別易感性模型,即消極的同伴關系能夠預測高敏感女性會出現更低的主觀幸福感和更高的自殺傾向,而在積極的同伴關系背景中,環境敏感性較高的青春期女性也經歷更高的主觀幸福感和更低的自殺傾向。這種模式表明環境敏感性在青春期女性情緒調整中是一種易感而非脆弱因素。當高敏感女性處在積極社會背景下,其特別容易從中獲益,促進情緒健康,而低敏感女性從環境的有利特征中受益較少。本研究結果與Scrimin等[20]和Nocentini等[21]的研究結果相一致,提示以學校為基礎的干預計劃可預測高敏感青春期女性半年后的積極發展結果,例如抑郁情緒的減少。此外,學校環境的積極變化解釋了高敏感性青少年半年及一年后社會情感幸福感的增加[22]。環境敏感性在決定社會環境對情緒調節有益方面起到關鍵作用,環境敏感性的個體差異對于計劃及實施積極干預,以及提高個體日常社會情緒幸福感水平可能是重要的。

3.3 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理論模型分析

在本研究中,差別易感性模型只得到部分支持,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對抑郁情緒、睡眠質量的影響都支持素質-壓力模型。一種可能的原因是用于測量女性環境敏感性的HSC量表本身性質所導致,HSC量表評估敏感性積極方面的項目(AES子量表)比消極方面的項目(EOE和LST子量表)相對較少,該量表的不斷改進可能會增加支持差別易感性的證據;另一種可能的原因是高敏感性或高發育可塑性被描述為具有進化背景“條件適應”的生活史策略[23],可能觀察到不同交互作用方式對行為多樣性的影響,也有可能是本研究中已經觀察到差別易感性的個體差異對某一種發展結果更符合差別易感性模型,而對另一種發展結果符合素質-壓力模型。

3.4 小結

本研究同時考察了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共同作用,提示高環境敏感青春期女性更容易受到消極環境的影響而表現出更多的心理問題,同時也更多獲益于積極環境的作用而促進健康發展。對于低敏感青春期女性而言,同伴關系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并不顯著。本研究結果支持了同伴關系與環境敏感性對青春期女性主觀幸福感、自殺傾向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別易感性模型。高環境敏感青春期女性在支持的同伴人際關系中獲得強自我調節能力,有助于以積極的方式利用其環境敏感性,而來自消極同伴關系的弱自我調節能力將其環境敏感性引向加劇情緒壓力。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處,對所有變量測量采取的是自我報告量表的方法,缺少客觀指標。今后可從基因等生物指標對青少年環境敏感性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