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時代文化傳播學:新聞傳播學轉型的內生邏輯、現實條件與實踐路徑

賈文山,樊 麗

1.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 山東 威海 264209

2.查普曼大學 傳播學院, 美國 加利福尼亞州 CA92866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正在強力推進世界新秩序的建設和構筑人類文明新形態。這就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國際傳播格局的重構與人類文明和文化交流對話機制的確立。打破原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壁壘,實現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目的在于解決人類思想價值和精神領域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處在技術變革和思想激蕩中的人文社會科學顯學——新聞傳播學,其發展也正面臨著新的轉型契機。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1]。由此,“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從歷史長河中看待文化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功能,在時代大潮中把握文化引領社會變革的重要作用,在人的全面發展中發揮文化創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價值”[2]。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包括中華文明的復興,這給當下包括新聞傳播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提出了在文化層面上的新要求。中國新聞傳播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實踐相結合理應成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界和教育界的學術自覺。因此,以文化為核心研究內容,以新時代文化傳播學(以下簡稱“新文化傳播學”)為主導的新型學科范式理應率先推動目前以新聞為核心研究內容、以中國新聞傳播學為主導的新聞傳播學學科范式的轉型。據此,本文勾勒出構建新文化傳播學的理論范式輪廓與實踐路徑,強調堅持中華文明的主體性,以研究如何有效傳播與創新中華文明為己任,從而確立文化在傳播學學科發展中的統領位置,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助力文化強國目標的實現。

一、新文化傳播學的內涵與特征

新文化傳播學以文化與傳播二者的共生共融關系理論為基本認知框架,以解決人類交流溝通問題為出發點和目的,圍繞“文化中國”[3]129概念,挖掘其基礎性、宏觀性、綜合性和融合性內涵特征,通過激活強大傳播動能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關系親密無間化、動態化、互動化,突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1)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EB/OL].(2023-08-31)[2023-09-02].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為了完成“第二個結合”,迫切需要中國新聞傳播學歷史使命戰略大轉移和學科的大轉型,呼喚一門新型學科的誕生和發展。新文化傳播學是由既具中國屬性又具普適性的新聞傳播學科自主知識體系構成的。新文化傳播學應“第二個結合”之運而生,以推動“第二個結合”為己任,在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擴散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過程中發揮先鋒作用。不管通過融通中外,貫通古今,對內實現文化的凝聚力,對外彰顯文化的傳播力影響力,還是打造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外的文化成果,都離不開新文化傳播學的學科建設。新文化傳播學以踐行習近平總書記于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和以推動實施文化傳承與發展目標為其研究使命。在此過程中,新文化傳播學必將經受錘煉和洗禮,有效推動中國新聞傳播學科劃時代的轉型和發展,最終成長為一棵人文社會科學之林中的參天大樹。

(一)文化與傳播二者的相生相融關系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文”與“化”各有其不同的含義,在不斷演化中形成了如今的“文化”一詞,而在這個過程中“文化”與傳播的關系也在不斷展現?！兑捉洝分杏涊d的“文”原義是指各色交錯的紋理,而“化”指的是事物動態的變化過程。漢代時期的“文化”觀已有了文治和教化的含義,即通過“文化傳播”實現社會秩序的建立。文化在形成發展中也是不斷傳承、交流、融合、創新的過程,由此也形成了文化的“涵化”?！昂崩锏摹昂弊职ń佑|(遭遇或碰撞)、拿來/引進、學習、接納、包容、忍耐、消化和吸收等,而“化”字包括演化、變化(或異化)和轉化,甚至雜糅或創新等,涵化的過程就是前述多種活動的合力過程[4]。傳播也是人類生存發展息息相關的行為方式,而“傳”的本質在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這其中蘊含著豐富而復雜的社會文化因素。一方面,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傳播;另一方面,傳播活動無時無刻不受到所處的文化環境的影響。文化與傳播,相輔相成,無法分離。

由此,解讀文化與傳播的關系可以將“文化”作為動詞來理解?！拔幕北旧砑礊槿祟惖男袨楹突顒?亦即“文化傳播”,以“文”感化人,以“文”變化物,以“文”演化事[5]。文化是在身體、自然、宇宙的互動中生成與發展的?；厮葜腥A文明的發展史,對中國古代哲人思想進行挖掘讓我們發現文化與傳播深層的關系內涵?？鬃右詮娏业臍v史責任感自覺地進行文化傳承,對堯舜以來夏商周三代的思想文化進行系統整理,通過設壇講學來進行思想傳播,并且廣收門徒,使得文化觀念世代傳襲。這對中國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由此可見,文化與傳播之間的關系是不可割裂和對立的,文化與傳播是互動形成和互為一體的。人類與外在的世界互動產生相應的認知與行為。而人類認知的形成過程也就是文化傳播的過程,特別是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個體會對所接觸到的信息進行選擇、理解和應對。而選擇的出發點就是基于自身的“文化”,這些內化在個體頭腦中的思想、意識和觀念會成為人們社會化生存模式。因此,文化與傳播的同一性顯而易見。

(二)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傳播學研究局限

早在1986年,居延安[6]就提出“文化傳播學”的概念,不過當時只是被視為傳播學發展的分支而存在,這不免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當時提出文化傳播學的理論假設在于立足傳播學的視角,使用其原理與方法分析文化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傳播問題,以此給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論?；厮?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學界,正值西方傳播理論引入時期,基于社會信息傳遞與社會信息系統運行研究的傳播學為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傳播結構與社會文化發展模式結合的研究開始出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化連亙綿延幾千年,它的遺產令國外的史學家和文化史學家們驚羨不已,提出這門新的交叉邊緣學科的理論假設是我們可以用傳播學的視野、原理和方法來重新審視文化的本質和定義問題、文化載體問題、文化意義問題以及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問題等等”[6]。但是,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文化傳播學”只是“給我們的歷史學家和文化史學家增加一些思考或操作的范疇而已”[6]。1995年戴元光[7]提出,文化傳播學是文化學和傳播學的雜交品種,它的最大特點是學科的交叉性。傳播學理論是文化傳播學的理論基礎。文化傳播學的任務不僅僅是洞察人的文化行為,還在于研究他們如何傳播和分享這些文化。

文化傳播學在提出之初就涉及其與新聞傳播學之間關系的討論,并且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認為文化傳播學作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而存在。在快速發展的社會進程中,現代傳媒與社會文化實際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的狀態,尤其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沖突之中,促使人們愈加關注文化傳播問題。西方學者站在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創建了關注不同民族文化如何生成的文化傳播學派。而當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傳播,與傳播者、傳播媒介、傳播方式、傳播渠道和受眾緊密相關,同時傳播內容又受到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因此,中國文化傳播學研究應該建立在傳播學基礎上。換言之,文化傳播學這門年輕的學科,應該是一個立足于傳播學的分支學科,一旦離開傳播學,文化傳播研究將失去方向[8]?；谏鲜隼碚摽蚣?文化傳播學的研究重點也被限定在媒介文化和中長期傳播效果兩個層面[9]。

綜觀上述研究可見,早期文化傳播學的提出是作為傳播學的分支而存在的。前述學者的觀點有一定的理論參考價值,但是基于文化與傳播的深層關系,結合新聞傳播學發展走向以及當下文化發展趨勢來看,有必要對傳統文化傳播學的屬性特征進行重新定位。

(三)新文化傳播學的屬性特征

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傳播學,僅僅作為新聞傳播學的一個分支而存在。新文化傳播學雖然仍然存在于新聞傳播學這一級學科的框架內,但是由于新聞傳播學面臨轉型的必然需求,新文化傳播學在新聞傳播學科中的地位與作用應當突顯出來,擔負起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發展的重任。

新聞傳播學一直以來以新聞和媒介作為研究重點,長期忽視文化在學科發展中的重要價值,使新聞傳播學陷入一系列學科交叉融合發展中的困境。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專業設置較為單一。新聞傳播學作為一級學科,下設新聞學、傳播學、廣告學、廣播電視學、網絡與新媒體等專業,在專業設置上條塊切割十分明顯,邊界感過強。這就使得處在融合發展趨勢下的各個專業之間反而形成人為的區隔。如今信息社會的發展,全球化語境的變遷,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都帶來研究邊界的不斷突破和融合。新聞傳播學在今天與更多的學科和實踐相關聯,交叉特質可以融合多學科的研究成果。這種融合的特性更與當下的文化、媒介和技術環境相適宜。它一方面融合人文社會科學,另一方面還可以更好地融合理工等技術科學,使得學科的發展更具有時代活力和廣闊前景。特別是在新的社會和傳播發展形勢之下,新聞傳播學和國際政治與關系、國際經濟與產業、技術、文學藝術等領域不斷交叉融合,由此形成國際傳播學、文化產業學、全球傳播學、跨文化傳播學等。但是,一直以來這些學科與新聞傳播學科存在邊界不清、主體不明的問題。這就需要跨學科研究,將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相互關聯,以此來重構新聞傳播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因此,從文化與傳播的深層關系來看,新文化傳播學不是取代新聞傳播學,而是強調文化傳播的重要性和新聞傳播學的文化屬性,強調新文化傳播學的統領作用,將新聞傳播學、跨文化傳播學、國際傳播學、全球傳播學等進行融合,由此筆者提出“荷花型”關系,不同學科正如荷花的花瓣,相互疊生,共有根脈,而新文化傳播學正是不同學科相互交融后成長出來的“果實”,如圖1所示。

新文化傳播學綜合人文社會科學多種學科,具有跨學科和超學科屬性。新文化傳播學不等同于跨文化傳播學。兩者有重疊和關聯,但又有相當大的區分?？缥幕瘋鞑ナ遣煌幕尘暗纳鐣蓡T之間的文化交流過程,在這其中有文化的沖突與碰撞、有文化的包容與融合,強調的是不同文化的意義闡釋與理解,文化沖突的解決途徑等;而新文化傳播學并不是將原有學科進行交叉整合的結果,而是融合多學科,成為其他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基礎。

新文化傳播學強調學科的宏觀性和綜合性,文學、語言、詩歌等都屬于文化傳播研究的范疇,但是又不能僅限于此。新文化傳播學要讓作為個體的公民意識到需要了解和習得文化的哪些內容,才能具有基本的文化水平和素養,才能得以成人。文化的核心在于促成一個組織或社會鍛造出其獨特的思想、意識、觀念和行為模式,而人認知社會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地形成相應的思想、意識、觀念和行為模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也就形成了對于自身文化的認知,在學校教育和媒介強化中,文化認同感也就建立起來,最終形成對中華文化的自覺。因此,本文提出的新文化傳播學就是要立足自身文化特質,形成明確的文化認知和深刻的文化認同,最終在文化自覺中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實現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復興。

新文化傳播學具有交叉融合的特征。無論文化還是傳播的發展都與很多學科形成了交叉,如社會學、心理學、信息科學等。這些跨學科融合發展的理念也正好印證了新時代文化傳播學的學科交叉融合的特征,而這也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新趨勢——新文科的發展相吻合。新文科強調的正是多學科的深度融合,特別是突破人文社會科學原有的邊界,推動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以此實現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促進國家發展所需要的思想創新和文化繁榮。

新文化傳播學指向的核心在于有力促進人類交流溝通。因此,文化傳播學強調回歸“以人為本”。文化傳播的核心在于人如何成人(仁)。人的交流與溝通,無論是基于國家戰略的國際傳播,還是組織運行和發展所依賴的傳播活動,抑或是人和人之間的無所不在的日常交流,都歸結于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情感和認知的相互交流與溝通。因此,新文化傳播學是“人”學,是研究如何弘揚人的價值的學問,研究成果最終也服務于人的解放與發展。

二、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的內生邏輯

(一)既具有中國屬性又具普適性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當下,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范式和實踐范式亟待轉換,需要“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10]。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肩負著構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重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馬克思主義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和國外哲學社會科學資源,“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這為新時代文化傳播學構建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引領。作為加快和完善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之一的新聞傳播學要實現“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的統一,關鍵在于“從中華文化中提煉科學成分,從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中總結規律性認識,使研究中國問題的‘地方性知識’上升為‘普遍性知識’,為人類知識譜系作出中國貢獻,在世界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體系中刻上中國印記”(2)石英.打造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兼具的學科體系[EB/OL].(2022-05-06) [2023-09-02].https://m.gmw.cn/baijia/2022-05/06/35713754.html.。

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是中國化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與西方理論的引入關系緊密,“西方理論+中國經驗”的研究范式依然存在。這更多只是將中國新聞傳播問題作為西方理論的研究對象來觀照,在研究主體性和有效性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問題。新聞傳播學中國化的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提及,“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12]這一方針充分體現中國學者的本土化發展愿景。在后來的學科發展中,本土化或中國化的議題持續被關注,但是學科發展所面臨的矛盾一直未能解決。新文化傳播學的構建可以為此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今天我們解決問題的思維與立場不單純是立足學科本土化或中國化的問題,更多是構建中國新聞傳播學這一學科的自主創新理論研究體系、自主知識體系和自主教育體系,在國際事務中發出中國的聲音;并且,全球化的當下,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議題。中國要為世界面臨的難題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方案,貢獻中國智慧。這就不能一味地用中國問題驗證西方理論,更需要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革命文化和中國當代文化共同形成的中國先進文化生態,觀察和分析全球問題的產生與發展,為全球化發展貢獻力量。這樣一來,新文化傳播學自然就成為具有中國屬性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創新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僅如此,歷年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新聞輿論工作要求,正是立足于中國實踐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深化與踐行,為新文化傳播學的構建提供了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13]。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講話中指出,“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10]。由此可見,在對內和對外宣傳工作中,從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到提升中華文化感召力,都對已有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在新的國家戰略發展形勢下提出新的學科發展要求,即新聞傳播學應當立足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進行理論建設、學科建設和發展創新性實踐模式。

(二)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內涵的不斷深化

中國新聞傳播學經歷了從新聞學的誕生到逐步建立再到傳播學的引入直到當下面臨轉型的發展歷程。這也正是中華民族經歷從危急存亡到英勇抗爭再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參與全球治理的負責任大國的發展過程。伴隨著國家與時代的發展步伐,新聞傳播學科的演進脈絡不斷清晰、學科內涵持續深化,新聞傳播學界與教育界也在不斷思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的歷史方位與未來走向。

中國新聞學誕生于中國近代報業興起之時,也正是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際,被稱為“研究新聞紙之各問題而求得一正當解決之學”[14]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確立了黨的新聞宣傳及輿論工作方針。1943年,陸定一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在新聞學領域里的指導地位。新中國成立后,適應中國國情的一元化新聞宣傳體系逐步確立[15]。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施拉姆為代表的西方經驗學派的傳播學引進中國,給新聞學帶來理論、方法與實踐三個層面的“洗禮”“融合”與“再造”[15]。從此,中國新聞學開始進入科學化和規范化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傳播研究的興起,在新聞學基礎上建立新聞傳播學的構想被提出?！皞鹘y的新聞理論是從事實的角度著手研究新聞的,而新聞傳播學則是從傳播的角度研究新聞活動的?！盵16]20世紀90年代,建設面向21世紀的新聞傳播學的構想再次提出,形成了新聞傳播學的理論構架?！靶侣剛鞑グ傮w系統、本體系統、主體系統、客體系統、載體系統、受體系統、技巧系統、外部系統等八大版塊。通過將新聞傳播學與新聞學、大眾傳播學等相關學科進行比較分析,明確了新聞傳播學的科際坐標?！盵17]1997年,新聞學與傳播學一起被確定為一級學科。至此,新聞傳播學與國家共命運,與時代同進步,與社會同發展。由此可見,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軌跡與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進程相互交織,共存共生。

新聞傳播學建立之始,新聞學和傳播學的界限不甚清晰。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新聞理論研究就開始融入大量傳播學經驗學派的理論,顯現出新聞傳播學作為一個被整合學科的自身努力[18]。綜合性、縱貫性地審視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發展狀況,筆者發現,該學科研究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研究分支主要有傳播學、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傳媒經濟學、廣告學等,研究由術轉學,從媒介與社會的關系角度來看,新聞傳播學研究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不斷加強。但是,新聞傳播學學科體系架構存在不少矛盾和邏輯上的混亂。構成新聞傳播學科的新聞學和傳播學,由于出自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性質相異:新聞學以職業規范導向為己任,傳播學則是經驗性學科,著重傳播對于社會的影響[19]。這也正是促成新聞傳播學轉型發展的重要動因。

(三)新形勢下新聞傳播學的整體轉型

自1918年新聞學誕生至今已百年有余。但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聞傳播學依然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例如,隨著互聯網技術進入中國,新媒體全方位進入新聞與傳播兩個學科,而實際上無論是新聞學還是傳播學,在學科接納上并沒有做好應有的學科知識和學科架構上的準備[20]。同時,新聞傳播學在回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方面,在建構完整的、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方面存在明顯不足,特別是“對現實缺乏解釋力的背景下,告別‘西方理論+中國經驗’的研究范式,重構中國新聞傳播學”[21]方面明顯遲緩乏力。因此,在當前新傳播技術革命的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科的建設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補補,而是需要整體轉型,以重新理解和思考傳播、媒介及其與人和社會的關系[19]。由此看來,重思中國新聞傳播學需要基于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理解與把握[22],特別需要重構學科的“時代場景和學術取向,要保持其(學術)自有理性定力,堅守文化的主體性和人本主義價值觀”[23]。需要將新聞傳播學的發展放置在新文科背景下,新聞傳播學就應該回歸“人”的本質維度,走向技術與文化的結合;不僅要在原有的與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交叉的基礎上,繼續融入大數據、物聯網、虛擬現實、移動互聯、人機交互等新技術,還要進一步與傳統的人文學科,如哲學、歷史學、文學以及人類學聯姻,建立一個整體互動的新聞傳播學[24]。

在中國,新聞傳播學以西方傳播學為中心的話語體系依然根深蒂固,探討多年的傳播學本土化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并且在新的形勢下解決問題的思維與立場不單純是立足于本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球化的視野中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以此引領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學科發展應當強調“人學”意識,重振人文主義[25]。因此,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在立足本土的同時要具有全球視野,而新文化傳播學正是契合新聞傳播學轉型發展的需要,以此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桎梏,立足中國實踐進行學科理論范式的重建,解決學科自身問題,并且對中國乃至全球的共同問題提供基于文化傳播視角的解決方案。例如,華夏傳播研究立足建立中國傳播學的“中華學派”,以“中華文化立場,全球傳播視野”提出一系列核心觀念,如華夏內向傳播、共生交往、生活媒介等,并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領域通過著書立說、辦刊交流等方式深耕細作,形成一定的影響力。華夏傳播主要針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傳播思想進行理論溯源和現實轉化,其為新聞傳播學的轉型提供了重要參考。與此同時,在歷史與全球視野中開拓該學科的本土路徑,著力點在于及時回應社會現實,不斷拓寬研究領域,構建與全球傳播聯通的中國傳播話語體系,確立學術坐標與學術地位[26]。即以國家根本利益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益為考量,既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協和萬邦”的“大同”“天下”思想,又繼承和發揚中國革命的優良傳統和國際主義理念[27]。如今,立足中國實踐向全球視野的轉變已成顯學,并且很多學者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中華傳統文化思想尋求解決學科發展問題的鑰匙。這對于以新文化傳播學引領新聞傳播學轉型無疑是最強有力的支撐,而這也正是新文化傳播學對于全球視野的堅守和通過文化交流互鑒而形成共識的主旨與目標所在。

以新文化傳播學引領新聞傳播學的轉型是突出文化傳播在新形勢下的優勢,既立足于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也致力于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新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同時促進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革命文化及當代文化的融合發展,構建新型文化生態。人類文明新形態主要是在當代中國文化中培育出來的,因此,當代中國文化可以被看作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母體。以往的學科發展未能將文化傳播放在中國新聞傳播學的核心議題中,這是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的學術失誤和集體盲區。新文化傳播學屬于新型文化傳播學,它肩負著融合傳統中國、現代中國和全球中國,復興中華優秀文化,培植人類文明新形態,推進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全球傳播,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的歷史使命。

三、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的現實條件

正當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時,中國共產黨提出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更需要傳播中國智慧和中國聲音,特別是需要為全球化“下半場”和跨文化傳播提供中國方案。因此,胸懷全球視野,以中華文化的智慧與魅力為主構建全球中國話語體系,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理應成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界響應時代需求的戰略性選擇。

(一)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是對時代需求的呼應

新聞傳播學自誕生之初就與時代發展緊密相聯。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標志著中國新聞學的起步。而此時的中國正在經歷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正是在社會變革之中,一批批的革命者和知識分子以救亡圖存為己任,積極創辦報刊,宣揚革命思想,開啟民智,為中國社會所經歷的歷史變革播下思想的火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新聞學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確立了無產階級新聞學的統領地位,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發揮作用。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新聞學發展迎來了新的時代機遇。西方傳播學的引入為新聞學發展注入了深厚的理論源流與新鮮血液。特別是在20世紀90代初期,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中國社會全面進入了現代化發展階段,中國新聞傳播學作為一級學科的地位也被確立下來。在此之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等,都標志著中國社會向全球化發展轉型,而此時的中國新聞傳播學也成為國家重點發展的九大哲學社會科學學科之一,發展新聞傳播學也正是適應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轉型之路。在當今的時代變革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弘揚、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全球傳播、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推進,都更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資源中汲取智慧的養分,從中國革命文化和當代文化中生發新鮮的活力。因此,新聞傳播學更要呼應新的時代需求,講好中國故事,特別是要為新型全球化和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中國方案。這就需要我們立足全球視野,以中國文化的精髓與魅力構建全球中國話語體系。

(二)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契合國家發展戰略

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設規律和文化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的地位作用,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出了戰略部署[2]。當今世界,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文化發展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方面。到2035年中國要由文化大國邁入世界文化強國之林。經濟、軍事硬實力時代正在成為過去,全球化時代文化軟實力角色突顯。要打造和傳播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文化是其中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百年奮斗中傳承弘揚博大精深、燦爛輝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了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民族復興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2]。在物質文明豐富的同時,需要充分滿足人民群眾高質量精神文化的需求,努力發展文化事業,滿足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從而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這也是中華文明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必然要求提升中華文明傳播力和影響力。中華文明是汲取優秀傳統文化、借鑒世界文明優秀成果,結合中國具體實踐生成的先進文化,在開放包容、交流互鑒中為世界發展提供中國價值和中國力量。需要更多人了解和理解中國文化的價值主張,共享人類文明成果。

由國家在文化層面實施的一系列重要戰略舉措可以看到,作為國家重點發展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應當主動配合,以推動國家戰略的實施,這也是學科發展的應用性目標所在。新文化傳播學引領新聞傳播學轉型正是為了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融合西方傳播話語體系,構建文化傳播學自主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為文明交流與互鑒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學科支撐。在全球化語境之下,中華文明是全世界華人的文化基因所在,是構成文化共同體的重要資源。新文化傳播學可以解決當下中華文化創新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機制和認同路徑的問題,筑牢海外華人共有的精神家園。當今中國急需增強國際傳播效能,使之與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但是,已有的研究更多是在解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中如何減少和消除文化隔閡的問題,而新文化傳播學是要構建完整的中國特色文化傳播理論體系、知識體系,形成學科建制,構建相應的學科體系、教材體系,培養文化傳播學專門人才,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穩步持續地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從而發揮中華文明對新形態的人類文明的培植、發展與傳播作用。

(三)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是技術賦能社會發展的結果

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以及新興技術在信息運用、收集、處理、感知等領域內的廣泛應用,都給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帶來了重大變革和挑戰。技術因素在新聞傳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現有的新聞傳播學誕生與發展在傳統媒體時代,已有的眾多理論也是基于傳統傳播實踐而發展起來的。那么,新的傳播技術日新月異,在理論研究上應該如何面對呢?這促使學科快速調整轉型。

新興技術的進步與變革重塑信息傳播的理念與模式,加速社會和傳媒領域的融合發展。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從對信息的傳輸到對文化影響力的提升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本文提出以新文化傳播學引領新聞傳播學轉型,正是適應新的技術環境,突破傳統的信息傳播模式,以先進的技術賦能中華文明的傳播。中華文明借助技術優勢趁勢而上,拓寬在全球化發展中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從而使中華文化在智能化傳播中彰顯世界文化多樣化的重要特征。與此同時,中華文明在與先進技術的深度融合中,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創造與時代并進的先進文化樣態。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網絡直播、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應用不斷發展,都可以豐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化表達,在國際交流與溝通中發揮中華文化的智慧與能量,在國際傳播格局中發出中國聲音,傳播中國思想。

(四)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是中國新文科發展的現實需要

2020年,教育部發布的《新文科建設宣言》指出,文科教育是培養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產生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形成國家民族文化自覺的主戰場、主陣地、主渠道。新文科的發展不是對傳統文科的否定與顛覆,而是傳統文科的與時俱進、自我轉型與自我變革,要求多學科、跨學科、超學科的開放與交流、交叉與交融,建構新的學術共同體和研究平臺,培養跨學科的復合人才[28]。與此同時,新文科體系應該建立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超越現當代西方理論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基礎之上,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非西方文化的認可、融入和包容的前提下,融合包括新型科技手段在內的科學與人文研究方法所生產的新型理論話語體系和新型知識體系[29]。這對推動新型全球化和改善全球治理等尤為重要。中國的新文科建設不僅屬于中國,也要惠及世界和人類未來。發展新文化傳播學符合高校學科發展實際,對于推動文科教育創新發展、構建以育人育才為中心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新格局,加快培養新時代文科人才,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

四、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的實踐路徑

(一)從古代文化中國傳播學到現代文化中國傳播學再到全球文化中國傳播學的研究框架生成

全球化始于經濟層面,勢必滲透到政治和文化層面,文化全球化不是民族文化的趨同化,也不是全球文化的西方化,而是通過不同文明與文化的對話交流,共同維護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

20世紀初期,新聞學由西方引入國內,由此誕生了新聞學科。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又從西方引進了傳播學,20世紀90年代形成了新聞傳播學。這實際上是以新聞學為主的學科建制。引進的傳播學,很多研究成果主要來自美國、日本等學者。中國新聞傳播學界通過對西方傳播理論的系統性譯介和科學性梳理,培養了一代代的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也支撐了新聞傳播學學科的大廈。但是,時代變化突飛猛進,如今的全球傳播環境和社會文化加速變化,原有的固守西方傳播理論的做法已將學科發展窄化。只有建構起包括古代、現代、全球三個層面的新型文化傳播學,才能更好地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才符合全球化的發展趨勢。21世紀以來中國跨文化傳播學、國際傳播學,以及后來發展起來的全球傳播學中,都缺少中國實踐的案例、中國聲音和中國思想。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后以及從此所開展的文化傳播實踐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的自主知識創新提供了底氣,創造了條件。

古代文化中國傳播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孕育和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講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知行合一、天下為公等理念,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以文化人、潤物無聲、求同存異的傳播法則等,都與今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人類文明的交流與互鑒原則是一脈相承的。這些理念是今天的中國將古代先賢智者的思想融入全球化發展的整體構想之中而提出來的,應該屬于新時代文化傳播學的新議題。它們也與古代文化中國傳播學緊密相連,并以后者為根基。

現代文化中國傳播學是以向西方理論學習開始的,但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不免矯枉過正,與古代傳統出現了種種斷裂。由此造成中國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未能形成對于今天社會文化發展的有力滋養,在引入西方理論的過程中,難免會落入以西方為中心的窠臼,導致中國思想與中國聲音尚未在世界舞臺上綻放異彩。當前的現代文化中國傳播學主要面臨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的中國化、傳播研究如何中國化等問題,特別是在20世紀引入西方和日本研究成果的同時,卻未能將海外華人學者相關研究成果融入進來,這不免是一個缺憾。另外,中國傳播學的發展引入了西方的批判學派,但是卻未能用批判學派去解構西方國際傳播中的種種偏見問題,特別是對中國的傳播偏見。這就需要中國傳播學超越現代范式,推進自身學科的縱深發展。有鑒于此,本文提出全球文化中國傳播學構建與發展。

當前,不同文明間的隔閡與沖突較為突出。西方發展理念和傳播理論導致的結果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霸權主義的盛行。面對全球化的進程,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意在保護世界文化多樣性,促進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帶動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因此,需要具有中國屬性的新時代文化傳播學呼應“全球中國”的話語體系,從而在國際事務和國際傳播中闡述中國理念和中國思想,促進人類的共同發展。全球文化中國傳播學正擔負起這一時代的責任。一方面,立足于中國形象與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促成中國主張和中國思想在世界舞臺上被接受和認同。這并非是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的傳播權力的搶奪,而是打破西強我弱的國際傳播格局,掌握與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實力相當的話語權;另一方面,著眼于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推動世界文明的交流與互鑒,促進人類共同價值的發展與完善,引領人類社會的共同發展。

從古代文化中國傳播學到現代文化中國傳播學再到全球文化中國傳播學,不是簡單的路徑替代,而是相互交織、融合演進的過程,其與媒介的迭代演進十分相似。新的媒介誕生不是取代舊的媒介,而是新舊媒介融合共生。古代文化中國傳播學中對傳統文化思想的傳承與弘揚滋養和孕育了全球文化中國傳播學的發展?，F代文化中國傳播學發展雖然是在對傳統的摒棄中發展而來,但是它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進程,將人文與技術、東方與西方進一步融通,催生了全球文化中國傳播學的發展,而全球文化中國傳播學又回歸于中國古代的歷史源流與傳播思想,以此來豐富和充實學科根基。這一演進與整合過程也正與新時代文化傳播學在新的歷史與時代潮流中的發展趨向不謀而合。新文化傳播學并不是簡單涵蓋古代、現代和全球文化中國傳播學,而是相互關聯,共同形成“弓型”結構。如圖2所示,古代文化中國傳播學和現代文化中國傳播學作為弓箭的兩端著力點,全球文化中國傳播學融通古今中外,作為主要發力點,三者之力都匯聚于新文化傳播學所處的弓箭頭位置,成為時代之箭,迸發出中華文化強大力量。

圖2 新文化傳播學“弓型”結構關系

(二)構建新文化傳播學共同體

如今,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傳播學發展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在以新文化傳播學為主要推動力的轉型過程中,亟待建立具有國際學術影響力的學術共同體、學科結構和話語體系。一方面,對于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是新文化傳播學科中國化發展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新文化傳播學科不僅要在新時代承擔起服務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的歷史責任,更應該為全球文明倡議的實施作出表率和貢獻。特別是在社會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形勢下,新文化傳播學理應并能夠通過研究媒介技術變革和全球化浪潮對人類社會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體現此學科所具有的重大價值與歷史地位。

目前,國內高校多設有新聞與傳播學院或新聞學院,更多是從事新聞學或傳播學方面的教學與研究,而設立文化傳播學院的高校數量不多。就筆者根據各高校官網信息進行的統計結果來看,擁有新聞傳播學學術碩士和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的高校有232家,博士學位授權點有32家,其中設有新聞與傳播學院或新聞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院、傳媒學院、新聞與傳媒學院、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院校有140家,占比達60.3%。與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設有文化傳播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傳播與國際文化學院)的只有14家,占比只有6%。其中,即使是稱為文化傳播學院,更多僅是高校行政劃分層面的設置,缺少學院內各個專業和學科之間的契合和真正的跨學科融合。例如,同一所文化傳播學院,在課程設置上文學、漢語國際教育和新聞傳播學等專業尚未建立貫通性的培養方案或文化傳播學通識課程體系。因此,以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可以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學科建制行政化切割式做法,促進相關學科和專業之間真正有效地融合發展。 高校在二級學院設置上需要進一步調整,以突顯文化傳播為核心的建制安排,一定程度上可以突顯文化之于新聞傳播學科的重要性,從而促進文化對新聞傳播學科轉型的推動作用。

當下的新聞傳播學專業設置中未能體現文化傳播的核心思想或內涵,更多是從媒介和技術層面出發,使傳播學工具化、平臺化和民族文化邊緣化、虛無化,不利于學科整體的提升與發展,更不利于維護全球民族文化的多元化?！靶侣劷逃哪康牟粦斒仟M義實用主義式地為業界培訓稱職雇員,而應當是培育有能力繼承啟蒙傳統的社會和文化批評家?！盵30]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傳播學課程體系主要以理論、歷史、實務三方面為主,立足于以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熏陶學生的課程較少,培養學生跨文化傳播意識、視野與能力的課程則更少。學科建設的最終落腳點在于人才培養。只有一代代文化傳播學子的成長與發展才能為學科帶來生生不息的力量。為了適應新的國際傳播形勢,融合型人才的培養與塑造十分重要,跨文化傳播、國際傳播、翻譯、公共外交等領域在人才培養上明顯地提出了學科交叉融合的需求,可以用新文化傳播學來統領人才培養,實現相應的融合目標,培養出一批既有中華傳統文化修養又有傳播學專業素質的新時代所需要的人才。因此,以新文化傳播理論與實踐為核心,構建自主學科體系、自主理論與研究體系、課程體系和教材體系,從而形成自主創新的新文化傳播學知識體系勢在必行。

以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轉型意味著必須在國內外學術界增強新文化傳播學的影響力甚至推動力,通過著書立說、研究院所建設、會議交流、辦刊出書等途徑夯實新文化傳播學的知識基礎。新文化傳播學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中華文化為立場,堅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持續不斷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升中華文化傳播力影響力。以文化的力量匯聚人才優勢,針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成果、社會主義新文化實踐成果等開展系統性研究,提出核心概念,建構理論體系,厘清新文化傳播學的研究主旨與要義所在,由點及面,由面到體,不斷突破和創新。只要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領域中出版和發表,就能建立新文化傳播學的研究思想譜系,系統闡述新文化傳播學思想及應用領域。以新文化傳播研究為主要方向的研究基地的設立與建設,可以更好地明確學科定位和激發研究熱情與活力,匯聚有識之士,致力于中華文化的全球傳播。亦可以研究院所為平臺,聯合國內外各方力量舉辦專業學術會議與工作坊等,持續宣講、推介新文化傳播學,以確立新文化傳播學的重要學術地位和學科地位,推動和加快新聞傳播學的轉型發展。特別是在國際學術領域,以新文化傳播學為抓手,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改變以往學術研究中對西方理論過于依賴的局面,呈現具有中國屬性和中國氣派的新聞傳播學。在學科建設中,學術刊物可以很好地提升學科的影響力。新文化傳播可以借助已形成的新聞傳播學學術期刊系統進行學術思想的傳播,也可以創辦具有新文化傳播研究特色的學術刊物,以此進一步提升新文化傳播學的學術地位和學術話語權。從學術思想、專業論著、研究方法、評價標準等要素的把握中,逐步形塑新文化傳播學的研究范式,夯實新文化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增強學術研究共同體意識,促進中華文化傳播與創新,打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通過以上一系列開拓性學術創新舉措創建新文化傳播學,新聞傳播學就一定能夠在新時代扎扎實實地走出一條轉型發展之路。

五、結語

綜上所述,無論是學科發展內在規律的驅使,還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以新文化傳播學推動新聞傳播學的轉型都是新時代的戰略性選擇。建立和發展新文化傳播學不是為了取代新聞傳播學,而是中國新聞傳播學領域在時代發展形勢中與時俱進的轉型之舉。當代中華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共同孕育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發展,人類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成為全球化的時代主題。中華文明的開放包容、多元一體,助推不同國家、民族與文明之間良性對話溝通模式的建立。新文化傳播學旨在以中國思想為向導,在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的進程中,以和諧溝通為目標,努力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發展,最終實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