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在K莊

去見阿德瑞的頭一天晚上，我夢見一個餐廳，在一座山坡上。進入餐廳，要游過一條河，爬過一個迷宮似的管道。我從管道口吃力地鉆出來，落魄得賽過一只老鼠，就差抖一抖身上的毛了。我用袖子抹掉眼前黏糊糊的東西，阿德瑞正坐在一把轉椅上瞧著我。我打量了一圈兒說，嘿！還不錯嘛，就是暈了點兒。

實際上，那天是阿德瑞請我吃飯。我打算跟他談個項目，看能不能把荷蘭當代美術館的幾件作品運回中國，放到我的家鄉K莊展示。我有個預感，這些西方藝術品，一旦進入中國農村，一定會引起一片轟動。我那時因為參與上海世博會平臺上的一個合作項目，結識了阿德瑞。他是個胡須茂密、眼光銳利的老人，在藝術作品的傳播方面很有一套。我對阿德瑞說，我想以藝術的方式回到故鄉。因為在我眼里，故鄉都快變成他鄉了。阿德瑞被我的熱情打動了。但他說，Mr.趙，你為什么不考慮用復制品呢？這樣不但風險小，還可以免去不少麻煩。你知道嗎，光運輸、包裝、保險，就會掏空你的口袋。

那時，我在上海過得很窮。我母親有一次專門打電話來，說她找人給我算了一卦。算命的說，你兒子辭掉美院工作，是他命中的一個錯誤。她后來又打來說，我都沒臉出門見人了。我嚇了一跳，問，怎么回事？她說，你太自私了，一心只顧著自己的夢想，從來不替我們著想。這話讓我難受了好幾天。后來我才聽說，開旋板廠的牛紅旗發了，給他爸媽換了新房，連抽水馬桶都帶熱風烘干功能。這事刺激到了我母親。我父親倒是不抱怨，因為他整天忙著鋸木頭，編鳥籠。

一個雪夜，我回到了K莊。

從出租車上下來，我聽到莊西頭的狗在叫。一輛滿載著木料的拖拉機從我身邊開過，突突突，噴著白煙。扶手上的男人，臉上的肉抖得很兇，我沒看清。就算看清，也未必認識。站在白茫茫的村口，我發覺自己像個異鄉人，就像蝸居在上海都好多年了，我還是個外省青年。

K莊是一座很小的自然村，人口不到一千。十多年前我離開時，就很窮?，F在還那樣。沒有工廠，找不到出路，很多家庭只能以中式木工作坊為主業。年輕人都去了北上廣。

我甚至懷疑，有一天，K莊會不會從地圖上消失呢？

我這次回來，想用一年的時間，和村民一起完成荷蘭館藏作品的復制。十件作品都是我親自挑選的。記得當時阿德瑞問我，你為什么選中它們？我說，相比其他作品，它們更容易轉換成當地藝術。我打了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就像你口袋里的歐元，不需要兌換成人民幣，掏出來就能花了。

早晨在鏡子前刮胡子，我發現鼻毛長了出來，忘記帶鼻毛剪了。母親站在身后，從鏡子里憂愁地望著我。我注意到她臉腫了。我聽到她說，我幾晚上沒睡著。我問怎么了，她說你過完年就三十五了，你到底打算啥時候要小孩？我說你兒子現在正在做一些很積極的東西，要等這些都弄好。她盯著我，半天不說話，過后抹著眼睛出去了。

我聽到院子里鋸木頭的聲音。鋸子的聲音平實、有力，不緊不慢。等我走出去時，父親已經不鋸了，站在碎木屑堆里，正試著把兩塊木板對拼起來。板栗木板，金黃金黃的，像上等的綢緞。父親真是個好木匠。他對著太陽干活，身體浸在光里，好像拉鋸這個動作自身會發光，木板和鋸子自帶了能量。我遞給父親一支蘇煙。他把鋸子靠在木板上，接過煙，嗅了嗅，別在左耳上。他又把兩塊木板拼成一個角，選了一根楔子，舉起錘子，對準榫槽，砰，砰，砰，像在打一口老井。村里的文六伯快不行了，父親在趕制棺材。他要做一副稱心的壽材，好送他的老伙計上路。

我朝門外走去，身后傳來刨子的聲音。

唰！唰！唰！

我去村文史辦，去找一個叫宋香草的女人。宋香草是我二姐閨蜜，有一間老磨坊，廢著。復制項目啟動前，我想先建個圖書館。這個位置看上去不錯，連著村里的主干道，村民們隨時可以進來，翻翻我帶來的那些藝術畫報和書，孩子們也有讀書、看電影的地方了。我以前給少管所做過一個“白色圖書”公益項目，選了幾十個孩子一道做。仝所（少管所所長）說，幾個月下來，小家伙們都不好意思打群架了。

我在文史辦的走廊里轉，一個高個子女人走過來。胸部豐滿，眼睛有點像《復活》里的瑪絲洛娃，稍稍有點斜睨，發髻蓬松著，裹一件道袍似的粗棉大衣，色艷，不俗。胸口印著一株商陸，我在它玫紅色的桿子凸起的部位逗留了兩三秒，就把目光閃開了。她把鑰匙交給我，沒說兩句，走了。第二天，我拾掇磨房，她來了。第三天，又來了。這次開著一輛皮卡，搖下車窗，大聲叫我。我灰頭土臉，跑出來一看，哈！一車皮的桌椅板凳，歪歪扭扭，腿都在，七八成新?？债斕庍€塞著咖啡壺、打印機、取暖器，以及花呀草呀之類的玩意。宋香草說，要整就整個上海樣兒的，光禿禿的幾排書，鬼見愁啊。

宋香草抽煙，抽得還挺兇挺寂寞的，像一種野蠻生長的植物。挺好的，我干活兒，她抽煙，中間像放一部默片，后來被窗玻璃上擠來看熱鬧的娃娃們打破了。

宋香草丟掉手里的半截煙，把最后一口煙吐在玻璃上，說，走，姐帶你去見個人。

宋香草車開得魯莽，連野狗見了都怕。雪一停，天就放晴了，土路重新變得泥濘，新一輪嚴寒正在來臨。我從副駕駛的后視鏡里，瞟見一輪落日，像一只血紅的蛋似的掛在一堆晚霞上，我看得不由得釘住了。宋香草見此情景，把車速減下來，靠到路邊，沒熄火，打開車載碟片，楊坤的一首《無所謂》。我不太喜歡這個唱歌時腳碾來碾去、跟踩煙頭似的男人。她和我要煙，我遞給她。我們把腦袋靠在椅背上，透過后視鏡，松松吐著煙，看落日。

你是怎么想的？我聽到她問。我沒聽明白，便問，什么？她說，你為什么要帶那么多書來？我只有這些東西，我說。停了片刻，我覺得有必要說得更清楚一些，于是說，這些書只是一個工具，和一把鋤頭沒什么區別，跟拿幾塊糖給村民吃也沒什么差別。再說，有了圖書館，就有了一個類似供銷社那樣的地方，村民們上這兒來，烤烤火，聊聊天，還能了解一點兒西方藝術。她又問，那萬一沒人感興趣呢？我想了想說，那就送人，白送總有人要吧。我說這話時，太陽正在沒入暮色，眼前一剎那，灰了幾度。那他們肯定會搶，她說著，一腳油門，車窗外飛起兩股雪漿。

她帶我去見的人叫倪先憂，是村里的老畫師、老光棍。早些年學過畫畫，務過農，上公社打過井、挖過河，當過大隊會計，做過老師，干過木匠，給縣劇團打過燈光……聽她的口氣，這個倪先憂似乎一生的運氣都不好，歲數大了，還要靠給人畫神像謀生。宋香草指著遠處幾排破房子，告訴我那兒是教堂。逢周一、周三、周五，那里都是聚會啦、唱詩啦、禱告啦。但不像你們大城市里的人，村民信耶穌跟信神信鬼一個信法。比方說，誰家的牛不見了，去禱告一下基督，牛就回來了。倪先憂也因此多了許多訂單生意。他給人畫神像，心不黑，一幅一米見方的畫，上面好多個神仙，也不過一兩百塊錢。

我們見到倪先憂時，他正伏在桌上畫畫，頭發奓得賽過一只老貓頭鷹。地上鋪著幾張畫好的年畫。我拿眼瞄了瞄，每個神仙都祥云朵朵、彩帶飄飄的。我給他看了索爾·勒維特的兩幅墻面繪畫，大概說明來意。話到一半兒，就給他的大長臉攔截了。我和宋香草就在他屋子里，這兒看看，那兒摸摸，再假裝欣賞他那些畫，和籠子里的八哥問個好。過了兩天，我一個人去了，拎著煙酒肉。坐在他家廳堂中的毛主席像下，和他邊喝邊探口風。

我說，你一直強調你對西方的藝術沒興趣，到底是從哪個角度不喜歡？他說，那倒也不是絕對。達芬奇的畫，我也喜歡。我畫工筆畫，愛工整、干凈。他說，那梵高的、畢加索的，我見過，畫得都抽象，都沒個人形，那有啥味道？他說，你那兩幅，這個色調挺好看，也清晰，也利朗?？蓮脑煨蜕险f話，能說明個啥問題呢？我說，那是因為你不了解西方藝術，我講了你就了解了。他說，那也不成，我的神像訂單在排隊等著畫呢。我說，和我合作的美術館會付給我們畫畫的錢，我也會付給你錢的。他目光朝前，朝想象中的畫面盤算了盤算，又說，我年紀大了，爬梯子這種事，我干不來。我說，你年紀大了，我爬到高處畫，你只要畫低處的就行了。后來，我又聽他講起年輕時偷煤礦制圖紙畫畫之類的事，說著說著，他舌頭大了，眼皮耷拉下來，頭一啄一啄地，歪在椅背上。過了一會兒，我看他睡著了，我輕聲說，咱爺倆兒明天接著喝。

我悄悄地走了。

一個星期后，我和倪先憂，一前一后，拎著顏料桶，扛著梯子，舉著刷子和畫筆，穿著一模一樣的工作裝，像牧師布道那樣出發了。我們走到村口，在兩座布滿塵土的房屋前停下。倪先憂問，從哪里開始？我望了一下墻面，對照了一下手里的兩幅小稿，大致一說，我們就開始干活兒?？斓街形?，陸續有村民溜達過來。其中一個問，你們畫的是啥？倪先憂說，我們在畫鉆石呢。那人問，畫鉆石干嘛？倪先憂說，這是外國藝術，你要問他。他刷子朝我這邊一指，那人就齜著牙沖我笑，笑完就走了。倪先憂干活兒很敬業，也很專業。連著兩晚上，我們邊喝酒邊討論藝術，看得出他高興，每次都哼著“魏景元我邁步下花山”回家了。

一天晚上，喝完酒，我想帶他找個捏腳的地方。我們打了一輛滴滴。路上，司機問我是干嘛的，我說是搞行為藝術的。司機不懂，我就換了種說法，搞綜合表演的，司機還是不懂。下車時，我一邊付錢一邊說，就是做那種像精神病人做的事情。司機這才恍然大悟，哦，我在電視上見過。

我們爬在墻上畫畫，經常有村民過來圍觀。遇到有人看不懂，倪先憂就說，人家外國的藝術，越是看不懂就越是高級，等你都看明白了，就不值錢了。那人就問，那和你的神像畫比，能賣多少錢？倪先憂朝空中想了想說，那不好比，我的畫賣不了大錢，但能招財進寶，保佑你平平安安。那人咂嘴點頭地走了。遇到有人說不好看，倪先憂就很生氣地和那人辯。后來，我問他怎么理解村民的看法。他說，這些東西屬于陽春白雪，他們這些土錘不懂。不過，你要讓他說真心話，他是真不懂，真看不下來。我問，那賣給他呢？他說，那他真不要。我問他對這兩幅畫怎么看，倪先憂說也不反感，就是覺得用處不大。

畫完索爾·勒維特的鉆石和線條，倪先憂問我結束了沒有，結束了他要趕回去畫他的西王母了。我說，別急，安迪·沃霍爾的夢露還在等著我們呢。

夢露的三幅復制頭像并排出現在村子主干道的圍墻上后，村民們對鉆石和線條的興趣很快發生了轉移。他們站在夢露的眼皮子底下，像照鏡子那樣，搖頭晃腦，指手畫腳的。跑運輸的說，呦，這瑪麗蓮怎么跑到這里來了？有的說，你瞅這個外國女人的大嘴，比香腸還肥，比咱香草的還性感。話吹到宋香草耳朵里了，她說，去他娘的！有的說，把一個女人放在村口展覽，有傷風化，讓外面人還以為這里是洗頭房呢。另一個說，你懂個錘子！人家是好萊塢的大明星，肯尼迪的大情人！宋香草說，讓肯尼迪的情人上姐屋里來吧。

沒多久，夢露的頭像印刷品從村口一路掛到了尹秀才的臥室、王傳德的小賣部和牛紅旗的旋板廠。宋香草有一次送我回家。我問她感覺怎么樣？她說，白天還好，夜里醒來，看見中間那張血糊糊的臉，瘆得慌。不看還不行，還越想看。我說那你為什么不揭下來呢？她說，你那不是一套嗎？拆開來就不齊整了。我告訴她這是美國的波普藝術，是沃霍爾最牛逼的作品。她哦了一下，沒再多說，好像一碰藝術，就傷到她了。過了一會兒，她放了一段民樂，抽著煙，開始說起她年輕時的詩歌夢、工作、倒霉的婚姻。女歌手的聲音，有些低沉，帶著一種跑調的悲傷。

我看到遠處的山丘，土路就消失在那些山下，周圍像石頭一樣黑下來。但還是能看到路邊的雜草和堆積如山的垃圾。我想，這是我的出生地，我曾經那么想逃離，現在卻重新回來了。這里面寄托著我的未來，或許不是未來，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

那天夜里，我夢見一個老和尚。我問他，我現在走的這條道，能帶我上卡塞爾文獻展嗎？他說，這要看緣分，也要靠你的本事。我說，你看到了嗎，這么多年，我一直很矛盾，想賺錢，又想堅持理想，我該怎么辦呢？他說，丟掉這些想法，你只要做下去，就會有好的結果。我又問，我該不該要個小孩？我擔心我養不起呀。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動物都不可能養不起它們的孩子。說完，他走過來摸了一下我的頭，我感覺頭頂忽的一熱，醒了，我把枕頭哭濕了。

起床后，我聽到院子里二姐在說話：他們說弟弟在外面混不下去，才跑回來掙村子里的錢來了。我母親唉了一聲。我父親吐了口痰，罵了句什么。

春天來后，圖書館項目做了起來。周末，宋香草就帶著她兒子來這里看書、寫作業。不久，她兒子的同學也來了，還帶來其他孩子。我給他們放片子。給他們看我做的錄像：男男女女，十個人，排成一排，齊齊對著攝像機禱告。禱告的畫面同時在十個電視機里播放。電視機豎一排，橫一排，組成十字架形狀。他們看得興奮，有個女孩指著電腦叫：??！我奶奶就是這樣禱告的。她天天對著耶穌頭像說，主啊，保佑我們家明年添個大胖小子吧。我說，我才不稀罕有個弟弟呢！

圖書館的作用起來后，我和宋香草把丹尼爾·布倫的黑白條紋畫刷在圖書館門前的木柵欄上。宋香草又提出在門口開一塊地，種玉米，我沒意見。太陽一出來，村民們就跑過來坐在圖書館門前，曬太陽，拉呱。走過路過的人，偶爾有人背著手進來，跟逛商店一樣，東瞅瞅，西望望，過后就加入到拉呱的隊伍中去了。

文六伯走的那天，下了一場春雪。一夜，村莊就素凈了。

送殯回來，我和父親坐在窗下喝酒。父親說，等我空兒了，給他也拍一張大頭照，跟文六伯靈棚下一模一樣的那種。我點點頭，端起酒杯，和父親走了一個。院子里，翠鳥叫得沒心沒肺的。我聽父親說，你看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也像我看這些小鳥？我說，是的，這些鳥就是你的作品。父親閉上眼睛，很久沒再說話。

父親拎著一籠金絲雀（他參加村愛鳥協會組織的比賽，拿了唯一一個特等獎），我給他拍了一張照片，署名“藝術家父親”。父親看完很滿意。第二天，我在回復阿德瑞的郵件時，父親走進來，說他看了一下，那個拐彎的梯子，他可以做，讓我別再花冤枉錢了。

我和父親合作，開始復制索爾·勒維特的“Z字形梯子”。我們打算一氣做二十個，免費發給村民，擴大擴大影響。制作的時候，父親說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不能光想著藝術不藝術的，還要考慮到好不好使。

梯子做出來后，被村民們一搶而空。父親留了一架，安裝在過道，上面掛滿鳥籠子，這里一時間成了鳥的王國。一個鄰居，將梯子45°斜角固定在墻上，當博古架使，擺上全家福和紀念品。一個錯過分發的年輕村民，炮制了一個木質的版本，掛在婚房當吊柜。我問他，家里有梯子和沒梯子，差別大不大？他說，那大多了。很多人來我家里，都說這個梯子不孬。

隨著項目的進展，我在給阿德瑞的郵件中寫道：

親愛的阿德瑞：

你好！

很久沒和你寫信，有些不知從何說起了。

在上次信中，我和你談到了安迪·沃霍爾的“瑪麗蓮·夢露”，村民們都很喜歡。最近，有個村民，請我在他的婚房里再作一幅，由他的未婚妻來決定底色。他還想把卡爾·安德魯的“25塊鋼板”鋪在客廳的地上。理查德·朗的“圓圈”，我現在打算用枯樹枝擺放在村外的河堤上，因為之前看中的那塊空地，被主人搭了瓜棚。這樣的話，要等冬天來臨，我才可以找到更多的樹枝。

這里一天比一天熱了。索爾·勒維特的墻畫前，柿子樹瘋狂生長。人們早就適應了它的存在，加上樹葉的遮擋，沒人再對它多看一眼。我知道，到了深秋，樹葉凋落，這些墻畫又會被過路的人看到。

約翰·考美林的“嘻哈”終于制作好了，安裝在小賣部對面的墻上。一到傍晚，“嘻哈”就開始閃爍，村民們聚在那里聊天、打牌。大家都覺得這個作品喜慶。約翰·考美林曾告訴我，這個作品想表達的是一種喜悅。那么，這種喜悅已經被這兒的人們接受了。只不過，房主在燈光前種了幾架豆角，用不了多久，豆角就會爬滿豆架，擋住燈光?？磥?，藝術和人們的生活一旦碰撞，藝術是要讓位的。

丹·弗萊文的“55個環形熒光燈”，是我父親邀請他的兩個好友設計并完成的。因為放在我家后墻上，我母親特地做了一個很大的紅色防雨簾。每到黃昏，我父親就像劇場開幕一樣，拉開幕布，打開燈光，迎接觀眾的到來。我看著這個作品離開美術館的白盒子，置身于一個充滿泥土和牛糞味兒的地方，被一群赤裸著上身的村民圍觀，就覺得這一切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想。但是根據維特根斯坦的告誡，對于不可言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阿德瑞，你作為這個項目的策展人，對此有什么新的看法？另外，項目經費快花光了，我希望獲得你的繼續支持。

期待你的回復！

你的好友

郵件發出去后，我打算上圖書館看看。路上經過王傳德的小賣部，他伸出頭和我打招呼。他的嘴唇上下翕動，聲音一出來就好像被太陽吸干了。小賣部里很黑，白天也亮著燈。由于明暗反差，我走進去時，一時什么都沒看見。等看清，我從堆滿貨物的架子上，要了一包鳳鳴塔，挑了兩袋洽洽瓜子和旺旺仙貝（給宋香草和她兒子的）。冰箱上的舊電視機里，正在放神舟十號對接嫦娥玉兔奔月?，旣惿彙袈兜拇种朴∷⑵?，用透明膠帶紙貼在斑駁的墻上。綠臉夢露的鼻尖上，落著一只小小的灰蛾。我慢慢撕掉煙盒包裝。煙絲有點干，還辣嘴，我抽了兩口，掐滅了。王傳德把機頂盒左右晃了兩晃，屏幕上的雪花消失了。三名宇航員站在艙口，對著鏡頭揮手致意。

有那么一陣，我想起一件事。好多年前，我放學回家，聽到鄰居家傳來哭聲。我問二姐，誰哭得這么傷心呀？她說，是王傳德，都嚎了一天了。我問為什么？她說王傳德的夢破了。他父親要把家里僅有的一點兒錢給他哥哥娶老婆，這樣他就沒法復讀了。后來，王傳德就睡下了，一睡就是幾個星期。再后來，一遇到什么事，他就睡倒。時間一久，大家對他的臥床都習以為常了。

王傳德是個駝背（我記得他以前不駝呀），伏在柜臺上，腦袋的姿勢很古怪。臉上有幾道劃痕（或許是皺紋），這更增添了他的老態。還有一分鐘就要發射了，他說。幸虧你叫住我，我說。你猜會不會成功？他盯著我的臉問。我給他舉了美國的成功例子，話音剛落，火箭就上天了。這真是激動人心的時刻！他一激動，柜臺挨了一巴掌，隨即他的眼睛就亮了。我點點頭。他告訴我聶海勝出征前，把頭發染黑了，顯得神氣得很。我說你怎么連這個都曉得？他靦腆地笑了，說看電視看的。

過了一會兒，我把剛冒出的想法說給他聽。他先使勁搖頭，后來說愿意試試。

隔了幾天，王傳德的小賣部變得熱鬧非凡。烏雷和阿布拉莫維奇的行為表演錄像在電視里循環播放。每到夜晚，村民們就坐在那里喝酒的喝酒，打牌的打牌，講段子的講段子。從窗口望出去，“嘻哈”燈影綽綽，把那片豆角地照成了魔幻城堡。

我要了瓶青島啤酒，找個角落坐下。不多久，進來幾個中年婦女，見里面烏煙瘴氣，還放裸體表演節目，臉一紅就跑了。又過了一陣，宋香草來了，穿著一條紅裙子，挨著我大大咧咧一坐，和我一起看錄像。

王傳德駝著背，拎著兩只空杯子走過來。

宋香草問，他們在干嘛？

他們是一對情人，在長城上分手。

為什么呀？她盯住電視機問。

我說，他們在藝術上想法不一樣，不能再在一起了。宋香草若有所思地哦了一聲。燈光在她臉上投下的陰影，讓我想起好久前看過的一幅炭筆畫的手稿。

有人在發牌，在笑，在喝酒，講故事，很下流的故事。有人叫，再來一箱冰??！叫的人是牛紅旗，對面坐著的幾個，是他旋板廠雇的工人，也有外村來的幾張陌生臉，嘴里一人叼著一根香煙。牛紅旗扭過頭時，目光放肆地在宋香草身上掃過來掃過去。我注意到，他襯衫領口都快敞到肚臍眼了，戴著一條狗都不肯戴的大金鏈子。

電視上，阿布拉莫維奇用低沉的聲音講述她和烏雷的故事。她登上二郎山后，向空中揮舞紅旗。烏雷舉著一面白旗，走上長城，與阿布拉莫維奇會合了。他們相擁而泣，彼此對視，身后是悲風中的長城，仿佛一條銀河，百轉千回了十萬八千里。

宋香草喝酒，不小心給嗆到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有人大聲問，咋不放那個脫得光溜溜的錄像了？他們笑得很猥瑣，快速發牌，罵臟話，講葷段子。桌上堆著一大堆錢，他們在扎金花。牛紅旗又贏了，他又回頭朝我們這邊看，樣子像一只蜥蜴，盯緊目標，只有喉嚨在一上一下地鼓動。他們的說話聲很大，明顯興奮了。過了一陣兒，他們把頭轉向電視畫面時，突然都不說話了。

電視里，烏雷拉著弓弦，將有毒的箭對準握弓的阿布拉莫維奇的心臟。他們的心跳聲被麥克風放大了好幾倍，仿佛兩顆定時炸彈。那一刻，所有的人都一動不動，只有煙在空中飄。這種緊張大概持續了不到一分鐘，就見宋香草騰地站起來，招呼也不打地走了。門簾掀起又落下，帶起一股熱塵。過了幾分鐘，我站起身，把杯子放在柜臺上，付過錢，走了出去。

他們在身后繼續叫牌，喝酒，吵吵嚷嚷。

白色皮卡停在一棵烏桕樹下。

宋香草坐在副駕駛上，眼睛紅紅的。我問她怎么了？她語氣低沉地說，你開車，我們走！

好大一會兒工夫，她一言不發，只管盯著前方，好像有什么東西把她的眼睛和嘴巴給系在一起了。又過了一陣，她把音樂打開，把車窗搖落。把煙抽起來的時候，我問她我們這是去哪里？她指了指前方，說，帶你去個特別的地方。

出了縣城，公路變寬了，一路上不斷有汽車和跑長途的運輸卡車呼嘯而過。透過后視鏡，我看到她眼睛里一種富有野性的東西，就在對面燈光射過來時，讓我哆嗦了一下。也可能是酒精，讓我搖晃了，也可能是她的紅裙子，讓我躁動了。

快到了，她說，指揮我離開公路。車子又駛了一段，右拐，停下。車燈呈扇形掃射到一片凹地上，我這才看清，離我們不遠處，有一片湖。再遠處，村子或者公路上的燈光在搖曳，遠處緩緩傳來車流的聲音。她用手帕擦去擋風玻璃上的霧氣，好讓我看得更清楚。

就在這時，一道光從她的眼睛里逸了出去。我這才發現，不是湖，是一條河。河上面有一座橋，弧度很美的一座石橋，橋下面有幾個孔，每個孔里都鉆出半個月亮。

河水浸月，一如銀瓶乍破。

我們靜靜地抽煙，長時間地望著窗外。這時，一群飛蛾被吸引，繞著車燈飛舞。一只落了下來，腹部緊貼著擋風玻璃，翅膀和觸角在微微顫抖，我甚至都能看到它的小黑眼，凸在圓圓的腦袋上，窺視著我們，一動不動的。

我問她剛才是不是哭了。她說沒有時，手搭在前額，嗓音有些沙沙的。沉默了片刻，她扭過頭來問，你把藝術帶回來，因為這里是你的出生地，對不對？我說，對啊，可大多數村民不理解，包括我父母。他們說我在外面搞的藝術，只會把別人的東西搬來搬去，還想跑回來撈一筆。我說這話時，看到那只飛蛾驀地飛入了夜色，窺探的眼神卻還留在那兒。她嘆了口氣說，你不能指望那么多。這個地方——她說到這里時，用一根手指機械地敲打著玻璃，向著黑夜，不往下說了。我不作聲，過了一會兒，我問她后來怎么不寫詩了，她說，哈！如果我現在還在想著這件事，我早就餓死了。我說是啊是啊。她說，但是你不一樣。我問怎么不一樣，她用了一個很概括的詞：另類。我問她怎么理解這個詞。她想了半天，沒找到更合適的詞，又換上一種緩慢的語調說，走吧。

我瞅著她笑了，把頭扭向窗外，望著我周圍的土地、眼前的河水，已經變成了墨綠色。我從未見過的墨綠，那顏色帶著微微的閃爍，仿佛我內心跳動的什么東西，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我發麻的神經在提醒我。我舒展一下雙腿，長吐了一口氣，從椅背上坐直了。

過了一星期，我從郊區的建材市場，拖回一批鋼板，摞在院子里，準備去找那個裝婚房的村民，聽說他都在掛窗簾了。半小時后，我灰溜溜地回來了，盯著那些鋼板，替它們考慮新的地方。那個村民說，他的未婚妻改主意了，不打算把我那個卡爾牌的鋼板鋪到客廳，她擔心生銹，還擔心老鼠在下面養兒子?？傊?，他說了一堆理由，變卦了。

女人的話倒是提醒了我，我在院子里轉悠，叫父親出來，告訴他我決定把卡爾·安德魯的“25塊鋼板”就鋪在這里，我指了指院子中心，趕跑一群覓食的老母雞。父親說，你花那么多錢，總不見得為了打水漂吧？工夫不大，我和父親就讓“卡爾”躺平在了院子里。父親輕輕站上去，說怎么都覺得腳底下踩的不是藝術品，而是一沓沓人民幣。他很快發現每塊鋼板的紋路和顏色不對。他說，你這個“卡爾”太亂了。他又按順序重新鋪了一遍。弄好后，還不過癮，把鳥籠子拎出來，跟擺龍門陣似的，每塊鋼板上站只鳥，他站中央，一手拎一只鳥籠，問道，這算不算一件藝術作品？我笑了，說，這是一件裝置藝術。

一場雨后，女人的話像魔咒一樣再次應驗：鋼板全都銹了。黃色的銹水從鋼板下流出，流過泥地，像泥鰍一樣四處游走。父親坐在門檻上，磕著煙斗，對著老天爺長長嘆了口氣，唉，我看到錢都流進溝里了。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就算當廢鐵賣，也值不了幾個錢啊。我糾正他，藝術作品的價值不是稱斤算兩。他說，就算是藝術，你這件作品也是最沒看頭的，也不能掛墻上，也不能當擺設，還占地方。

秋天到來后，我做了一個突然決定：和王傳德、倪先憂、宋香草合作完成一場行為表演——“身份互換”。正式表演那天，來了很多人，有不少鄰村的。他們問我，你們在拍電影嗎？我說，我們不拍電影，但和電影差不多。他們說，是不是王傳德的小賣部里放的那種？我說，差不多。這時，我看到人群中，我大姐和大姐夫也來了，他們是專門坐了兩個小時的大巴趕過來替我捧場的。

我忽然覺得，這或許是我記憶中最難忘的一個早晨。

我穿上王傳德的灰夾克，戴上油乎乎的套袖，穿著沾滿污泥的白球鞋，駝背進入他的小賣部。王傳德穿戴齊全我的一身行頭：西服、襯衫、領帶、手表、皮鞋，兩條胳膊僵在身體兩側，像一對方括號那樣，佝著背走出小賣部。我們以交換身份證的方式，完成了身份互換。

我記賬，我盤點貨物，我看電視，我發呆，我摳鼻孔，我嗑瓜子，我盯夢露，我摸夢露，我捅爐子，我抽煙，我烤土豆，我無聊，我打哈欠，我揉眼睛，我看電視，我換臺，我用撲克算命……

與此同時，透過窗戶，我看到王傳德進入圖書館，打開筆記本，敲擊鍵盤，移動鼠標，抽煙，吐煙，皺眉，痛苦，打開書，合上書，整理書，冥想，撕稿紙，拍桌子，大口呼吸……

倪先憂顫巍巍爬上梯子，像一名老拖拉機手駕著犁車那樣，在小賣部的墻上畫畫。他先用粉刷將墻面刷成白色，再畫上一個黑色十字架。

宋香草穿著前兩天的紅裙子，站在小賣部門口，舉著麥克風，迎著四面八方趕來的目光，大聲朗誦阿布拉莫維奇的藝術格言：

藝術家應該奉獻自己的生命；

藝術家不應該欺騙自己；

藝術家應該把愛當作生命；

藝術家不應該愛上另一個藝術家；

……

藝術家不應該自我標榜；

藝術家不應重復自己；

藝術家應當學會原諒；

藝術家是與磨難有關的；

藝術家是與符號有關的；

藝術家應當在瀑布下找尋；

藝術家應當在激流中找尋；

藝術家應當在星空里找尋；

……

藝術家不僅應當思考如何活著，也應當思考如何死去；

藝術家應當無畏地死去。

村民們圍成半弧，從頭到尾，沒人離開。不過，他們也只是站在那兒，面對十字架，用一種近乎麻木的表情。一只彩色羽毛的漂亮山雀，停在棕葉狗尾草叢間。

阿德瑞的后期經費遲遲沒到位，這期間，我只好回了趟上海，趕制了幾件作品，在西岸和蓬皮杜藝術展上賣掉了。等我再回到村里，已是冬天。

理查德·朗的“圓圈”，在我母親和一個靠撿廢品為生的婦女幫助下，終于在村外的河堤上擺好了。盡管過程中，她們老是擺錯樹枝，還時不時說一些令人泄氣的話。但當我站在高處向下望，荒涼的雪地上，一個像眼睛一樣的東西，黑色的，空洞的，緊緊貼著堅冷的大地，深深望向天空時，一股暖流，一下子沖出了我的眼眶。

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在家，有人敲玻璃。我頭一抬，是宋香草。我示意她進屋，她不肯，隔著窗戶撂下幾句，匆匆走了。過了幾秒，我才回味過來，她說的好像是道路擴建，我的項目要被拆除之類的話。

我走出家門，沿著主干道一路向西。經過村口，我看到繪有索爾·勒維特墻畫的那面墻上，一個大大的鮮紅的“拆”字，給紅筆重重地圈畫了起來。夢露的頭像，也人老珠黃了。旁邊的鉆石，也不閃閃發光了。我繼續向西。牛紅旗的旋板廠，不時傳來刺耳的切割聲。王傳德依舊坐在昏暗的小賣部里，電視機里傳出的不再是烏雷與阿布拉莫維奇的行為表演。圖書館門前的玉米地，枯敗的玉米稈，被厚厚一層雪壓彎了。就在這時，一個村民從圖書館門前走過，我盯著他。他整個人灰突突的，走在雪地里，像一匹劣馬在泥地里邁著小碎步。他身上散發出的那種氣息，也像一瓶蓋子被擰歪、二氧化碳全都跑掉的汽水。我突然意識到，他和這個環境，和這里的冷空氣，都是一樣的，他只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但這就是全部的事實，就是我的整個項目呈現出來的樣子。最后變成像他一樣，滿是泥濘，毫無生氣，走著走著，就不走了，或者消失了。連同我的野心，一步一步，走向了消亡。

那天，在給阿德瑞的最后一封郵件中，我寫道：

親愛的阿德瑞：

你好！

非常抱歉地告訴你，關于這個項目，在這個冬天就要終止了。因為這里的土路很快會被拓寬，連接起兩條通往城市的大道，很多房屋也面臨著拆遷。這樣的話，用不了多久，我們的大部分項目將被拆除。最后一件作品是理查德·朗的“圓圈”。這個作品的完成，仿佛為整個項目畫上了一個句號。

外面在下雪了。我不時地望著窗外。雪稀稀疏疏地靜靜飄落，似乎在考慮落向何方。

夜深了，我感到很累，請允許我就寫到這里吧。

夜里睡下后，我夢到這個項目以錄像的方式回到了荷蘭當代美術館。展覽開幕了，我站在電視機旁，眼前是汛期來臨時魚群一樣穿梭的觀眾。不時有人認出我，過來說，Congratulations！我不知所措，想好的詞全忘了。大廳里有雞尾酒會，我過去喝了幾杯。人越來越多，聲音越來越吵，空間越來越小。小到我最后只能像一只氣球那樣，浮在空中，斜著飄。人頭攢動中，我到處找阿德瑞，想對他說：我要出去，換個安靜的地方！

作者簡介：夜闌，本名梁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高級教師，蘇州市學科帶頭人。先后在《飛天》《星火》《朔方》《天津文學》等雜志發表短篇小說、散文近三十萬字。出版小說集《風信子旅館》?，F居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