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的農村自發互助養老模式的村級補持探索

［摘 要］ 農村養老問題，關系到農村基本秩序的穩定，關系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目前政府嘗試構建的農村養老服務體系，更多側重養老服務基礎設施建設，這與當前我國農村的養老需求存在結構性錯配。農村養老服務供給應兼顧農村基礎條件、農民需求偏好與農村文化心理等因素。農村內生性的自發互助養老模式正是切合當下中國農村現實的一種養老模式，它具有低信任成本、低經濟成本、低監管成本和高情感受益的優勢，同時它也存在一些安全隱患。未來需要農村村支“兩委”充分發揮組織優勢，提供農村自發互助養老需求的信息、資源和保障，方能使農村自發互助養老朝著可控的、健康的方向發展，進而有效緩解農村養老壓力。

［關鍵詞］ 農村養老服務供給；自發互助養老；村級補持

［中圖分類號］ 中圖分類號D669.6；D632.1［文獻標志碼］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672-4917（2024）01-0091-06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60歲及以上的農村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23.81%，與城市相比，農村老年人的比例多7.99個百分點［1］?！吨袊r村家庭發展報告2020》數據顯示，我國農村人口中的少兒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依次為15.67%、72.77%和11.56%，勞動年齡人口面臨較大的撫養壓力［2］。2019年，我國農村地區近半數（47.5%）家庭，至少有一位65周歲或以上的老年人，其中25.2%的家庭僅有1名老年人，21.9%的家庭有2名老年人，還有0.4%的家庭有3個及以上的老年人［3］。老年人的身體狀況評估數據顯示，全體樣本中非常好或好的比例為22.0%，東部和東北地區為25.4%和25.0%，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的20.1%和20.0%［4］。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5］。賀雪峰提出，中國的“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兩個方面［6］。農民的問題是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因此，強化農村保障，扶持農村創造美好生活，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盡管農村多層次的養老體系已經基本建成完備，但還是存在“有供無求”與“有求無供”的雙向失調問題，供給機制沒有理順、供給能力弱等問題也亟待解決。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我們要增強問題意識，聚焦實踐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展穩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7］。

一、我國農村自發互助養老模式的運行機制及其風險

近年來，國家建立了城鄉一體的多層次養老服務供給體系，即農村也建立了“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康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但是，養老服務并沒有隨著體系形成而得到有效供給，醫療和照料資源分割、老年人照護的系統性和連續性不足一直是困擾我國養老服務發展的“瓶頸”問題［8］。家庭養老明顯式微，居家上門服務提供率極低，農村社區養老和醫養康融合模式尚未形成。農村養老機構床位空置率高，這與農村養老機構的條件較差、服務水平不高有著直接關系，當然還深受農村養老觀念保守及家庭養老支付能力欠缺等因素的影響。盡管政府在政策和投入上已向農村傾斜，加大了對農村養老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但是仍無法滿足大多數農村高齡、失能老人的養老需求。這一系列的因素激發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農村自發互助養老模式。

農村養老是國家和家庭個人都要承擔的一個重要的社會責任?；诨ブB老具有減輕政府養老負擔以及低成本運行的優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均在積極創新發展各式互助養老模式?！笆奈濉币巹澲忻鞔_提出“積極發展農村互助幸福院等互助性養老”［9］，這意味著互助養老是完善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政府在探索創新構建農村養老服務體系，其實農民也在其有限的資源基礎上，探索適合自身情況的養老服務模式，即自發互助養老。2014年，江蘇省太倉市沙溪鎮部分村民自發形成了一種低齡助高齡的互助養老模式，即農村留守老人自發形成的鄰里之間互幫互助的關愛模式。近年來，湖北省農村出現了大批“雇傭式”互助養老模式，即進城定居無法回村照顧留守農村父母的中青年人支付1000～1500元/月不等的費用，雇傭村里五六十歲的低齡老年夫婦照看父母，低齡老年婦女負責照顧高齡老人的生活起居，低齡老年男性負責晚上看護。這種模式同時滿足了被照料老人生活、高齡老人子女贍養以及農村低齡老人創收等多種需求，是一種多方共贏的互助合作關系。在丁煜等人看來，合作生產行為是內生需要與外部刺激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內生需要由參與意愿和參與能力構成，外部刺激則是由強制手段與獎懲機制組成的激勵機制［10］。類似于幸福養老院類的養老模式由政府出臺政策扶持，屬于外部刺激的產物，而自發互助養老則是內在需求和自身能力兩者共同觸發的結果。

該模式具有以下屬性和優點：一是熟人關系降低了養老的信任成本。無論是太倉模式還是湖北模式，其中的照料者與被照料者以及子女之間，都是相互認識的熟人，他們之間有著牢固的信任基礎，從而極大地降低了被照料者對照料者的選擇和監督成本，同時也降低了照料者負擔意外事故及無法獲得等價回報等風險成本。在張繼元看來，“熟人社會”所產生的人情交往與互助共濟的傳統，使社會交換的長久預見性與低度選擇性成了實現互助養老的最為穩固的根基［11］。二是原居養老減少了離家的情感成本。不離家養老最符合中國農村老人的養老文化與習慣，這是老年人最喜歡的方式，更是減輕孩子未盡孝道情感負擔的理想途徑，也兼顧了低齡老年人照料者不愿意離開家鄉在外務工的鄉土情結?；ブB老的文化基礎深厚，承載著傳統文化、鄉風民俗和倫理道德等諸多文化要素的影響。三是簡約化養老減輕了養老經濟負擔。對于被照料的老人和子女來說，在家請人照料，每月費用不超過2000元，而去機構養老，每月最少需要3500元。因此，自發互助養老直接減輕了子女支付養老費用的經濟負擔。對于照料者來說，在自己所在村莊照料一兩個老人，比外出打工的收入還要多，此外與被照料者同吃同住，生活費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既減少了自身生活成本又兼顧了自家的生活，還能保持原有生活狀態。正如有學者所言，互助養老以其低成本性、文化適應性等特點，被認為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解決中國農村養老難題的可行路徑［12］。

但是，自發互助養老并不是完美的養老模式，也存在大量潛在風險。一是安全風險，主要表現為照顧不周造成的創傷性危害、無法正確預估和判斷被照顧者病情造成的健康危害以及消防意識淡薄和消防設施欠缺造成的事故危害，這些危險一旦發生，就可能造成熟人間反目成仇，小而言之就是個人與個人之間關系的破裂，大而言之則會危害到這一養老模式的持續推廣。二是財產或其他感情糾葛風險。例如：湖北某地，照料者與被照料者日久生情，由照料關系變成戀愛關系，在升級為婚姻關系過程中引發了財產糾紛及家庭矛盾。鄭沃林將互助養老理解為養老主體之間的養老資源交換［13］，那么隨著互助養老中的“交易”成分凸顯，隨之帶來的逐利性可能引發各類風險增加。

二、以“村級補持”完善農村自發互助養老模式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自發互助養老可能帶來的風險與低質量供給問題呢？分散的農民個體根本無力解決，政府以指標考核方式強推的互助養老服務，老年人參與情況非常不理想。辛寶英和楊真在山東農村的調研、楊靜慧在江蘇農村的調研和于長永對全國12個省36個縣的調研數據，均證明一半以上的老人對互助養老沒有興趣結論來源于：辛寶英、楊真：《子女外出對農村老人互助養老意愿的影響》，《人口與經濟》2022年第5期，第16—30頁；楊靜慧：《農村老人互助養老意愿及政策啟示——基于江蘇的實證研究》，《蘭州學刊》2020年第4期，第188—198頁；于長永、董敏琳、馬瑞麗：《代際關系質量對農村老年貧困的影響——基于全國12個省份1395份基層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農村技術經濟》2019年第5期，第27—38頁。。這些數據印證了政府鼓勵與推進的互助養老模式并未能很好回應老人的切實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政府主導”和“政府過度關注”并不一定能產生理想效果。應該發揮政府與群眾之間的農村基層組織的居間優勢和功能。賀雪峰認為，在農村基層的內生秩序能力長期不足的情況下，唯有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從國家和城市向農村輸入資源，才能解決維持農村基本秩序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戰略問題［14］，但這些資源不可能通過直補農民來實現效用最大化，而是要通過一個強有力的基層社會組織體系來實現。農村基層組織，作為向農民提供公共服務、維持農村基本秩序的重要制度設施［15］，它在農村養老服務供給中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期，村民互助不僅有制度還有物資的保障，而且形成了濃郁的互助氛圍。這也為今天的互助養老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借鑒。另外，現在的農村村委也是從以前的生產大隊改制而來的，仍有較強的組織村民的組織制度和文化心理優勢。農村村支“兩委”作為重要的基層自治性組織，相比于農民個體而言，它能更好地銜接農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與國家自上而下的資源，還可以采用符合農村社會的服務機制，為自發互助的關系主體提供適當且匹配的服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的內容規定，村民委員會、村黨的支部委員會的重要職責是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以維持村莊的正常社會生活秩序，它是代表農民且為農民提供服務的自治組織。因此，應加強基層組織能力建設，建立工作機制，凸顯農村村支“兩委”的組織功能，為農村自發互助養老提供信息、資源及其他保障。具體而言：首先，村支“兩委”可搭建自發互助養老關系主體的信息交流平臺。盡管自發互助養老是建立在熟人基礎上的互助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以自愿為原則的軟約束，較為脆弱且易破裂。所以，村支“兩委”可建立自發互助養老關系人員信息數據庫。一方面，掌握村內被照料老人情況，當老人出現緊急情況時，協助照料者及時為老人提供救助；另一方面，可以及時了解村內提供互助養老服務的低齡老人人數、身體狀況、人品性格和家庭關系等方面信息，實時更新和發布供需信息，以更好地幫助雙方建立互助關系。其次，村支“兩委”可以向上尋求資源，為自發互助養老中的照料者提供培訓資源。事實上，政府和公益組織有很多可以提升照料者照顧能力的培訓項目。例如：無錫市長期照顧險政策中規定，享受親情險服務的家庭，家庭照料者須按規定接受培訓。這種政府出資給照料者提供照料知識、技能和法律知識的培訓，對于農村自發互助養老來說至關重要——既能提高被照料者生活質量，又能提升照料者的服務技能，增加他們的勞動價值，從而吸引更多城市資本投資農村養老，吸引更多城市老人到農村養老。再次，村支“兩委”憑借治理村級事務，建立其良好的信用機制，為自發互助養老的照料雙方提供信譽保障。對于被照料的老人，要預防人身被虐待和財產被侵占的風險；對于照料者，要預防老人及家屬訛詐等其他道德風險。農村是政治邏輯、法治邏輯和社會邏輯深入融合的社會治理空間，以村內運行的道德倫理和風俗人情來約束和規范村民的互助行為，其效果優于法律規范。所以，最佳選擇是村支“兩委”基于村集體資源分配、宗親人情等各種復雜的人際關系，為自發互助養老構建一個任何人不敢輕易違背的信用機制，預防及規避見利忘義和有悖倫理的行為發生，為自發互助養老模式運行提供安全保障。

有學者認為農村互助養老面臨著組織和規范的雙重困境，應該將其制度化，增強其規范性和穩定性，但制度化后的互助養老嚴重背離了互助的本質。應秉持自發互助養老的自愿和互助本質，維護其內生性力量，強調村支“兩委”在農村自發互助養老中的輔助性、補充性和服務性，而非突顯政府的主導地位和管理職能。不主張出于防范安全隱患的考慮，把自發互助養老置于政府監管的范疇，或把自發互助養老的責任通過考核的方式壓到村支“兩委”的身上。對于村支“兩委”，最佳的辦法是以組織職責和鄉親情結加以激勵，激發他們更好地為村民服務的使命感，將村民急難愁盼的養老照料問題納入自身工作范疇，主動積極參與到農村自發互助養老模式的安全運行之中。

三、村級補持的農村自發互助養老的中國特色

村級補持的自發互助養老是在村支“兩委”補充支持下、建立在熟人關系基礎上、雙方基于自愿互惠原則的合作養老模式。因其蘊含著合乎客觀規律的內在機制，這一養老模式在我國中西部農村大為流行。在李景鵬看來，機制包含動力、目標和路徑三大要素［16］。就農村養老問題而言，其關鍵在于“路徑”，而自發互助養老模式恰好解決了路徑的問題。這條路徑將養老家庭的經濟能力、養老文化與可接觸到的養老資源完美融合，這恰恰是中國式現代化養老之精髓所在。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要求我們轉變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理解，從認識上轉變養老觀念［17］，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適合中國的養老模式。

一是村級補持的自發互助養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指導和堅持人民至上的原則。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來理解和審視中國發展中的現實，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著眼解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不斷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形成與時俱進的理論成果，更好指導中國實踐”［18］。自發互助養老是人民創造性的實踐。應站在人民的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充分肯定自發互助養老的現實意義，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這種模式的局限性，重視村級補持的重要性，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調動基層黨員服務群眾的積極性，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完善自發互助養老的安全保障機制。

二是村級補持的自發互助養老契合了中國農村人口眾多而養老公共服務供給沒有跟上的現實國情。2021年，全國總人口141 260萬人，其中農村人口49 835萬人，占總人口的35.3%；城鎮常住人口91 425萬人，占總人口的64.7%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1年），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農村人口進城打工半年以上，便被計入城鎮常住人口，因此，真正能享受到城市養老保障待遇的人口不足91 425萬人，保守估計約有50%以上的人口仍要在農村養老或者要養農村的老人。另外，我國農村地區地域廣闊且結構復雜，人們生活習俗千差萬別，使得政府難以集約化地提供公共服務，再加上農村財政資金緊張，政府無力解決廣大農村所有老年人的養老問題。自發互助養老就是這一國情現實使然。如李俏所言，應注重開發農村內生互助力量，充分利用“熟人社區”優勢，挖掘農村“三留守群體”的優勢與特長，探索集約化的農村互助養老服務［19］。農民的力量是分散且微弱的，所以農村的互助養老離不開基層組織的支持和幫助，而本文所提出的“村級補持”正是對自發互助養老的有益補充與修正，既不改變自發互助的本質，又能提供必要的社會資本支持，實現維持自發互助模式協調發展的目標。

三是村級補持的自發互助養老有助于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農村老人的養老首先是貧困問題。農村老人面臨著自身養老金匱乏、兒女贍養費不多、生活無人照料以及精神空虛等諸多困境，而這一切歸根結底，還是老人及其子女家庭經濟拮據所致。所以，解決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就是解決農村家庭的貧困問題。農村老人的養老得不到妥善安置，就會拖累子女家庭的發展，致使整個大家庭無法走出貧困泥潭，導致愈發貧困，從而引發更多社會問題。自發互助養老作為一種家庭養老的補充形式，大大緩解了進城務工青年贍養父母的養老壓力，可以讓農村的年輕人能夠更專注于自身的成長發展，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和參與市場競爭，不斷積累財富，建設自己的小家庭，還可以為父母提供更好的養老及醫療保障。這樣一來，整個大家庭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逐步實現農村家庭與城市家庭的共同富裕。與此同時，自發互助養老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增加低齡老人的經濟收入，緩解低齡老人的養老經濟壓力。村級補持能夠增加村民與農村基層組織之間的互動，村支“兩委”在為這些互助關系主體提供服務時，還能增強組織及管理能力，提升服務水平，從而推動農村和城市、老人和青年走向共同富裕。

四是村級補持的自發互助養老順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發展要求。高質量的養老，不只是要為老人提供更豐富、更優質的養老服務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要關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與精神需求。穆光宗認為，我們要實現健康老齡化和健康的老齡社會，不僅要關注老人身體的健康，更要關注其心理健康，還要關注老人生活方式的健康和社會關系尤其是代際關系的健康［20］。對于大多數老人來說，外在的設施條件和護理水平的好壞都沒有內心的滿足更重要，對于農村老人來說更是如此。自發互助養老最重要的優勢是能讓老人的社會關系與生活意義得以維持，能更好地滿足老年人的戀家情結，是一種能夠維護代際和諧的養老方式。對于作為照料者的低齡老人來說，參與自發互助養老維持了自身和外部世界之間的平衡或良性互動關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價值，做到了老有所為、老有所成［21］。老年人生命敘事不斷裂，就不容易產生各種心理及健康疾病，便可以安度晚年。村支“兩委”補持的自發互助養老，也發揚了孝親敬老傳統文化，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鄉村振興不僅要經濟振興，同時也要文化振興。文化振興要從村民關心關切的現實問題出發，弘揚優秀文化、創新時代文化、改善鄉村文化環境，凝聚人心，實現農村全面振興。

五是村級補持的自發互助養老符合城鄉融合發展的鄉村振興戰略。首先，自發互助養老和城鄉融合解決的都是城鄉兩個區域的生存發展問題。農村自發互助養老表面上解決的是農村問題，其實質解決的也是城市化進程的問題。自發互助養老是進城務工人員平衡家庭責任和協調城鄉發展的策略選擇。鄉村振興不只是農業的振興、農村的振興，更是農民的振興。破解農村老人養老難題，也是鄉村振興的要義。其次，農村自發互助養老和鄉村振興均需要城鄉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農村自發互助養老需要從城市融資以解決養老資金問題，需要引進城市先進成熟的技術與方法獲得可持續增進式服務。同時，鄉村振興不能單靠農村資源，它一定要和城市構成一個資源交換及共享的整體。農村自發互助養老作為一種形式或者載體，使城鄉資源實現了有效的交換和流通，在互助服務升級過程中實現資源增值并最終實現城鄉融合雙贏。農村自發互助養老作為一種過渡性養老形式的存在，其后續發展必定是市場化，市場化就要走組織化和規范化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只有村支“兩委”才能承擔抵御市場力量威脅農民利益風險的責任，所以，村支“兩委”補持的自發互助養老必要且重要。

四、農村自發互助養老的發展趨勢

農村自發互助養老模式與孕生于現代文明中的志愿服務有所不同，它既獨立于現代化養老模式，又是現代化養老模式的一種補充。這種模式是與傳統鄉土社會和文化相契合的簡約化養老服務供給形式。這一養老模式并沒有違背農村現代化發展進程，而是恰好印證了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發展失衡問題，不失為一種切合中國農村實際的合適選擇。農村自發互助養老是已經在我國廣大農村發生的社會事實，并不能因為其存在的缺陷而否定其重要的社會意義。學者專家及政府領導應給予高度重視，重視其在農村養老服務體系中的地位。本文借鑒了其他學者的觀點，將其定位為一種與家庭養老互補的非正式的照料方式② 鐘仁耀在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主辦的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探索應對老齡化中國方案（第二屆老齡中國高峰論壇）上的題為“農村互助養老的基本屬性、功能邊界與未來發展方向”的發言內容。，一種介于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之間的“第三條道路”［22］。這種養老方式只是農村多種養老方式之一，但對于廣大農村地區中購買養老服務能力弱的農村家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服務要求低和服務質量差是自發互助養老最大的問題。鐘仁耀將農村互助式養老的特征歸納為實施主體的非強制性、服務內容上的非專業性、實施對象上的基本健康性和實施方式上的居家性。這一歸納說明農村自發互助養老屬于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中的一個初級形態，只能提供低質量的養老服務②。然而，自發互助養老的過渡性也說明了其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隨著自發互助養老服務需求量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在城市中沒有競爭力的勞動力會成為農村養老的供給主體，當交易市場達到一定規模，自發互助養老服務質量會自動通過“貨比三家”的市場機制創造出高質量需求，養老需求方對養老服務水平與服務安全的要求會越來越高，逐漸超出非專業低齡老人服務的供給能力，養老服務企業將敏銳地進入農村養老領域，發展和擴大農村養老產業，自發互助養老將完成其過渡性歷史使命，退出歷史舞臺。但是，這個發展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而是會遇到各種限制和障礙，這就需要政府提供相應的支持，如專業技術培訓和智慧養老服務設施等。正如胡湛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治理優勢”的發言中所講，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量、文化傳統和家庭模式都表現出獨有的“中國特征”，傳承千年的孝老敬親、鄰里互助等文化資源將奠定中國式養老的倫理價值基礎，極大拓展應對老齡社會的文化資源格局。在農村地區要大力發揮鄉土傳統和鄰里互助文化優勢，借助基層組織、挖掘自我力量，探索農村互助養老模式胡湛在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主辦的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探索應對老齡化中國方案（第二屆老齡中國高峰論壇）上的題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治理優勢”的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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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Village Subsidy-Support for Chinas Rural SpontaneousMutual Aid Elderly Care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Juan

Abstract： The issue of rural elderly ca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basic order in rural areas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e current efforts by the government to construct a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focus more on the infrastructur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which is structurally mismatched with the current demands of rural elderly care in China. The supply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rural basic conditions， preferences of farmers， and rural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spontaneously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model that emerges within rural communities is a suitable elderly care model that aligns with the current reality of rural China.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trust costs， low economic costs， low regulatory costs， and high emotional benefits， but it also poses some safety risk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wo village committees to fully leverage their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provid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assurance for the spontaneously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needs in rural areas. This will enabl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ntaneous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in a controlled and healthy direction， effectively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n rural elderly care.

Key words：supply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spontaneously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village subsidy-support

（責任編輯 編輯劉永??；責任校對 齊立瑤）

［收稿日期］ 2023-02-20

［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基層黨建經驗研究”（項目編號：21JZD007）；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有為政府視角下江蘇養老產業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1JZD007JUSRP12347）；無錫市哲學社會科學（社會教育發展專項）“社區養老數字化學習協同供給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1JZD007WXSK23-JY-B02）。

［作者簡介］ 李娟（1985—），女，山西長治人，江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