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管理學理論研究的現實反思和破局而立

張志鑫 錢晨

［摘?要］當前中國管理理論發展滯后于現實管理實踐，發展中國特色管理學理論是我國管理學者的時代使命和重要任務。研究系統回顧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進程，將其總結為“科學嚴謹性與實踐相關性”“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普適性與情境化”之爭鳴?；诖?，闡述中國管理理論研究面臨的兩個突出問題，即科學精神的缺失和主體間性的解耦。從歷史視角深入探討“和”文化、“人性”文化和“義利”文化是構建中國管理理論的文化基因，通過引入“鞍鋼憲法”探討其對國外管理思想的超越以及對中國管理理論的啟示。最后，指出中國特色管理理論研究的總體對策思路，包括蓄勢學術自信、架梁話語體系、反躬中國實踐和弘揚科學精神。

［關鍵詞］中國管理理論；情境；文化基因；實證主義；科學精神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4）02-0041-14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管理學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部分，構建“中國式”的管理學理論成為當代中國管理學者的時代需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管理理論研究基于西方舶來的管理思想和研究范式進行探索、發展和完善，并對中國管理實踐產生指導和啟發，但是伴隨中國經濟的騰飛崛起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后持續活躍在世界舞臺，中國管理學實踐基礎已然屢經蟬蛻，生搬硬套西方管理理論作為指引中國管理實踐的“圭臬”無異于“削足適履”，如何構建有價值的中國特色管理學理論已“近在眉睫之內”。

因此，創新發展和積極構建中國情境下管理學理論，既攸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也能為世界管理科學貢獻中國智慧。

一、鉤沉歷史的管理理論爭鳴

縱覽管理學百年歷史進程，呈現給世人的并非是一致的認知導向、純粹的研究范式和公認的邏輯體系，管理學界圍繞著“科學嚴謹性與實踐相關性”“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普適性與情境化”等管理學基本問題展開比較、評論和爭鳴，厘清相關問題對于管理學自身定位和管理理論創新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對相關爭論條分縷析如下。

（一）管理理論的本體論碰撞：科學嚴謹性與實踐相關性

管理學誕生以來，管理理論研究始終在“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的矛盾運動中交織纏繞。20世紀中葉前，商學院圍繞“職業導向”培養管理人才，教育課程的設置方案、課時安排和教學案例均緊貼管理實踐，主講教授均是具有豐富管理實踐的企業家。管理學界普遍認同管理學實踐性是為滿足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復蘇的需求，是一種職業技能或是職業性教育學科，主要內容是車間勞動技術和日常行為慣例，教科書被揶揄為管理常識的“大雜燴”，僅傳授管理人員計劃、組織、指揮和控制等一般知識。即使“泰勒制”科學管理理論橫空出世，學界還是傾向于將其《計件工資制》和《車間管理》等著作定義為“實踐工具指南”。由此可見，諸如“科學管理之父”泰勒、古典組織理論奠基者法約爾、行為科學理論創始人梅奧教授，其管理理論的生成以及思想傳播是同他們個人所具有的豐富管理實踐經驗緊密相連的，管理學理論建構是兼具歷史性、社會性和個人主觀經驗的統一體。

然而，過分強調管理理論的實踐成分，忽略管理科學嚴謹性則造成管理學學科游離于傳統教學學科體系之外，誘發了管理學學科合法化危機。根據洪堡原則所倡導的現代大學理念，商學院首要宗旨是追求真理和科學，是對純粹性學理、知識和法則的耕耘，而實踐技能、工藝和技術及其相關的專業性學習（如管理學）反而阻礙了科學探索。隨后，管理學界開始為管理學科科學化努力，美國管理學會的成立是管理學走向科學合法化的標志性事件，其使命是成立一個“凌駕”一般管理技能的學者社區和科學共同體。管理學期刊的“學術品味”逐步轉向科學嚴謹性，并將學術文章的科學性作為評價標準。管理學科合法化運動離不開社會團體的基金資助，卡耐基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均希望通過科研資金的資助，幫助管理學表現科學化成分和學術化色彩。至此，美國商學院的管理學科教育由“職業化”變遷至“科學化”，評價體系由一線實踐背景讓步于教職員的學術論文數量。如AMJ、JAP等美國管理頂級期刊所發表的學術論文基本被定量文章壟斷。直到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發現管理科學嚴謹性的“矯枉過正”導致管理理論與實踐的關聯存在斷裂，認為商學院深陷“精致”學術科學觀，在“科學理性”的迷霧中迷失應有的方向，以科學嚴謹性傾軋實踐相關性的學術思潮受到廣泛質疑，學者們呼吁管理理論研究要回歸到求真和求用的道路上來。

縱觀管理理論研究的“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的爭論，從本體論角度出發，實踐主導派并沒有否定理論邏輯，但是其重點強調理論源于實踐，關注管理理論邏輯的合法性和科學性，而科學主導派同樣重視管理實踐和運用，但是強調管理實踐是其理論在現實層面的鏡像、投射和延伸，理論對實踐有絕對優越性，實踐不具有獨立性并且依附理論，正如費爾巴哈偏狹地認為“理論活動是真正人的活動，實踐僅是人們為滿足自己生理需要而進行的一種‘利己主義活動”。本研究觀點是，管理理論研究首要目的是“用”，但不應采用二分論的觀點將管理實踐與管理理論進行隔離，兩者關系理應是相交的“平行線”共生纏繞共同演進。管理實踐是管理理論發展的源動力，管理理論產生于管理實踐的內生需要，管理實踐持續更迭新問題，涌現新現象，提出新要求，從而推動管理學者去探索、研究和建構新理論。換言之，管理研究要將“理論”提升為“科學理論”，就需要將管理現象從客觀實際中提煉、抽象出來，再反躬管理實踐加以檢驗、驗證，最終揭示管理現象的本質及其規律，這也是管理理論逐步現實化的演化過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全部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個體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決”。

（二）管理理論的方法論辯護：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

管理理論研究的科學嚴謹性依賴更加精確的邏輯體系，實證主義被推崇為管理理論研究的“最佳”方法論。法國社會學家奧古斯特·孔德是實證主義學說的創始人，其觀點是實證主義是實證科學，實證的最高級階段可以徹底取代形而上學，摒棄虛無縹緲的實體揭示自然現象，管理的“物”等價于個體“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物化”。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認為，以實證體驗作為基礎所構建的理論即是“真理”。由此，科學實證研究由自然科學領域滲透至社會科學領域，將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用相同的科學主義對待。管理學者逐漸披上了科學家的“圣衣”，加之數理統計的深度運用，管理學研究范式具有了標準模式，即“問題提出”—“理論假設”—“數理模型”—“數據收集”—“實證檢驗”—“管理啟示”。實證主義奠定了管理理論研究方法論的主宰地位，同時也為當下管理學“實證主義庸俗化”埋下伏筆。實證主義的濫用引起科學哲學界的反思，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指出，“研究范式”與“常規科學”呈現較高的相關度，研究者一旦接受了某個科學共同體的范式，就成為此科學共同體的成員，科學共同體的成員通常具有相似的科學范式。但是，研究范式的生成、內化和發展總是處于波動狀態，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本體論遵循和一成不變的范式承諾，正如其所論述的“理論的本體與其鏡像在自然界的實體的映射關系是荒誕的”。不久，后實證主義躍上科學哲學舞臺，后實證主義秉持進化認識論的觀點，即建構實在觀（Constructive?Realism）和批判實在觀（Critical?Rrealism）。建構實在觀的倡導者是新維也納學派的弗里茨·瓦爾納教授，其極力主張科學活動是建構微世界的過程，科學家的研究邊界要框定在人為建構的區域之內，而研究客體并非存在于“現實界”，反對科學理論能夠對現實現象進行精準“畫像”，顛覆了“科學理論可以為大眾解答世界是什么樣”的實證主義觀。以美國哲學家德雷克為首的批判實在觀倡導者指出，人類不可能直接認識“存在”本身，感覺材料只是假定的存在物，只是識別外在事物的渠道、路徑抑或是中介，外界事物是通過感覺器官所產生的結果，通常會出現謬誤和錯覺，并據此指出社會領域的各種現象之間“恒常因果性”難以精確描述，社會科學理論所呈現的是“近似規律”和“近似真理”。管理學作為社會科學重要的學科分支，同樣存在難以充分探明的規律性，那么管理理論對管理實踐的作用就不能完全依賴所謂的構念或是變量相關關系來挖掘、揭示和定義，而應是運用已有的理論更新、鍛造和凈化大眾的管理信念。此外，當時物理學界“兩朵烏云”所引致的學術思潮蔓延至社會科學領域，同樣鼓勵社會科學領域提出自身的“薛定諤的貓”，走出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感官體驗到的事實才是唯一實在”的思維局限。

管理理論研究方法論爭論體現了“唯科學主義”（Scientism）和“人道主義”（Humanism）的分歧［1］?！拔茖W主義”更加關注外在現象間的客觀規律以及事物要件間的因果關系，將自然科學與哲學等同起來，摒棄形而上學和經驗神秘，強調理性、推理和邏輯，癡迷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認為管理實務領域存在絕對客觀的運行規律和行為法則，借助實證研究旨在揭示其中的影響機制。其中，驗證變量之間的關系以及檢驗數理模型的邏輯性的“實證科學”是唯科學主義觀在管理理論研究的典型體現?！叭说乐髁x”則更加強調情境性和權變性，基于特定背景對研究對象進行刻畫、定義、理解和陳述，這就決定了此變量對彼變量的影響作用很難對管理實踐者產生有價值的幫助，這也意味著管理理論對一線實踐的指導性就不會是學術文章理論模型中具體變量之間的定量關系。本研究認為，管理理論為管理實務中繁雜現象賦予了合理解釋，是揭示問題本質、演繹假設、洞察管理實踐，以及預測客體行為的“壓艙石”。管理理論的提煉通常依賴管理客體的復雜性和環境的差異性，即人的行為作用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而個體對事物和環境的認知往往難以預測，因此管理現象之間的聯系可能無法存在像自然科學領域那般線性常規的規律性，一味偏好測量的精準和指標的信效度并不意味著真正揭示管理奧秘，反而引致了更多無意義的先驗性研究結論。管理理論研究需遵循批判實在論的觀點，管理學者應當思索管理現象背后的文化觀念、作用機制，以及潛在關系等“形而上”的內容，而非單純的數理層面的相關性以及指標的完美性。

（三）管理理論的認識論探索：普適性與情境化

管理理論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普適性，還是具有“千人千面”情境化的議題攸關管理理論研究范式的成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中國管理學的“路在何方”，成為中國學者直面的議題。管理理論普適派的觀點是管理理論存在可供參考借鑒的普適性結論，而且普適的管理理論應是“去情境化”（Context?Free）?？茖W管理理論誕生已逾百年，體現理論科學性和普適性的基本概念、范式和知識均已在管理理論“叢林”里“生根發芽”，各國的管理同仁均在此理論框架下展開相應工作，并無必要“重新發明輪子”［2］。管理學教科書基本遵循法約爾體系所編排，“計劃-組織-控制”成為管理者觀察管理現象的邏輯思維順序和處理管理問題的實踐程序，其適用性得到廣泛應用［3］。相關學者指出，管理理論既然是來自管理實踐的高度濃縮、提煉和抽象之后的“行為規律”，理應具有普適性，情境差異造成理論在不同情境下解釋的差異性，只是表明現有理論需要進一步修正［4］。周建波認為在普適層與實踐層之間夾有情境層，以及存在次一級更多變量因素，由此成為普適性結論與具體實踐行為之間的中介橋梁［5］。換言之，普適性學派認為所謂的情境化是管理理論創新的“未完成時態”或是管理理論發展的“初級階段”。此外，部分學者認為即使管理理論“含攝情境”，同樣可以實現普適性。蘇敬勤等以西方經典理論為案例揭示管理理論與情境的基本關系，將情境層次分化為背景情境、對象情境和觸發情境，據此指出兩者在管理問題發現階段存在“情境伴隨式”關系，在理論建構階段存在“情境相關式”關系，在理論應用階段存在“情境制約式”關系，即“管理理論雖是含攝情境的”，但是管理理論建立的基礎是邏輯而非信念，經過聚焦、概化和內斂的“情境滌除”處理，“含攝情境”的管理理論呈現出普適性［6］。管理理論情境派的觀點是研究管理問題的出發點應是情境，并據此開發與本土高度切題性的管理學理論，指導和預測特定情境中的管理實踐。以徐淑英學者為代表的情境派指出，經典的管理理論通常由歐美學術體建立，在文化價值觀念、經濟基礎、制度基礎和組織特征等方面同東方情境存在顯著差異，中國管理學者若想逆勢突破，建立中國特色管理理論，就應以中國情境化作為切入點。若將西方理論直接應用于中國情境，僅是完善和檢驗西方理論的適用性，屬于理論應用范疇，是“中國的管理理論”（管理理論在中國）。而內嵌于情境，為解釋中國管理實踐特殊現象而發展的中國理論，屬于理論創新范疇，是“管理的中國理論”（針對中國管理實踐發展本土理論）［7］。情境化研究必須是本土化，使用本土語言符號、本土意義的獨特構念對來自本土管理現象進行科學探索，由此構建足以解釋并預測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下真實現象的管理理論［8］，而用歐美以外的樣本簡單地檢驗西方理論及其模型的適用性和正確性不屬于本土研究［9］。因此，簡單地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管理研究復制至中國則難以產生真正有價值的管理知識，管理學者有責任將宏觀層次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地理特征、歷史法律等作為情境因素，挖掘其對管理實踐中結果變量的作用［10］。此外，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在宣言中鮮明提出其使命是創造并傳播中國情境下企業管理的知識。

關于管理理論“普適性”和“情境化”的建設性學術爭鳴對于推動中國管理理論發展是有益的。事實上，情境化是發展、構建和創新管理理論的有效路徑，原因在于情境不僅存在于宏觀環境中，還覆蓋中觀層面的產業企業、人口特征、組織環境，更重要的是存在于個體頭腦和意識之中。當管理研究者將抽象的管理現象提煉成構念，進行實證研究時，由于構念在自然界中無法真實的觸摸［11］，研究者通過提取自身的教育背景、文化觀念和知識結構進行概括和表征，是“思維眼睛”派生的產物，這就符合建構實證觀的觀點，即管理理論研究同樣是建構“微世界”的過程，管理研究對象也并非總是存在于“現實界”。由此以來，本土觀念和特定文化對管理理論會產生干擾作用，當特定情境的文化策源（中國現象）與西方舶來品（美國理論）不協調時，情境化在管理理論構建中變得尤其重要。此外，在國際頂級期刊所發表的有影響力的中國管理理論文獻均體現出情境化的特征，如提出“市場轉型”“關系資本主義”“關系”“仁愛”等獨特概念，在理論假設解釋邏輯層面也運用“面子”“五倫”“報”“人情”等極具中國情境的詞匯［12］，這些被高度援引的文章均體現出本土情境的管理理論學術魅力和品質。

本研究認為，中國情境本身具有獨特性，基于中國情境的管理研究是創新中國理論、繁衍中國管理知識的重要路徑，情境化應是發展我國管理理論的“康莊大道”。從現實背景來看，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以及構建世界一流企業的客觀要求，以數字經濟為主的新經濟新業態崛起，供給側改革以及企業數字化轉型均為研究本土管理問題提供生動現實的典型場景，也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素材。從學術層面來看，中國管理理論研究深陷實證主義，相關管理結論與實踐產生割裂，限制了中國管理理論的發展。中國管理學者不僅要善于借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管理現象，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并在西方情境中修正、驗證和完善，提高中國管理理論在世界范圍內的合法性，增強中國管理學的理論自信。

二、中國特色管理理論研究的現實困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管理學研究取得了蔚為大觀的理論成果，為揭示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的內在規律作出巨大貢獻。然而，我國管理理論發展依舊滯后于管理實踐，簡單地移植西方管理理論并不能有效回應中國管理實踐訴求，當前中國管理理論創新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科學精神缺失和主體間性解耦。

（一）科學精神的缺失

科學精神是人類在不斷觀察世界、探索真理和批判自我的活動中形成的信念和價值觀。管理理論研究通常注重價值涉入，兼具理性邏輯和直覺體驗，其終極使命是改善生活境況。無論管理“科學技術化”之路走得多遠，都不能遺忘管理理論求真求用的使命初衷。然而，相當一部分管理學者匱乏的科學精神制約了管理理論創新發展。其一，迷信科學方法炮制“學術作品”。中國管理理論研究將實證研究方法迷信為科學方法論，即“方法論即技術”，追求自我毀滅式的學術完美模型，誤以為方法嚴謹性就是研究科學性。不可否認，高質量研究離不開嚴謹科學方法，實證研究在提升管理科學嚴謹性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但是某個階段卓有成效的方法或許導致下個階段的危機?，F階段，一部分青年管理學者對所謂的科學研究方法，尤其是數理模型過度迷信，反而忽視文章選題意義、管理啟示和邏輯自洽性。在選取特定研究對象時忽略自相似性要求，經?！暗攘魁R觀”地尋找被試樣本進行所謂的問卷調研（如高新技術企業員工和服務業員工，高級管理者和一線職工，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等不加以區分），甚至通過網絡軟件盲目地進行數據回收，假以美名稱之為“簡單隨機取樣”。主觀臆造出“網紅式”變量，隨意選取西方某理論對假設進行“常識性”邏輯演繹，繪畫出由方框和箭頭組成的研究模型圖，人云亦云地通過小樣本的原始數據配以層次回歸、結構方程或是響應面分析等看似“華貴”的量化方法，對變量之間中介效應和調節作用展開檢驗，并得出變量間“正”相關、“負”相關，甚至是“倒U型”關系。為追求所謂的學術性以及逃避文字重復率檢測，使用“不知所云”的語言講述“眾所周知”的結論，管理啟示和建議更是“隔靴搔癢”，由此“照貓畫虎”般地“創作”出所謂的實證學術成果。在此過程中，管理理論的思想旨趣屈服于研究方法的科學嚴謹，所謂的管理理論創新異化為已有理論模型的調試、西方理論在東方文化下的驗證、變量數量增減和序列變換等內容，讓本應“玉骨冰肌”的管理學及其理論變得“槁木死灰”，嚴重制約了青年學者獨立思考管理現象以及發現背后規律的能力，喪失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品格”的科學精神，則難以肩負中國管理理論創新和發展的使命。其二，沉耽學術圈子誘發“功大欺理”。結合國外經典理論演進史來看，管理理論的形成、建構和成熟要歷經長時間的醞釀、成形和爭鳴，濫觴于個體學者對管理現象的觀察和思考，再到小范圍內學術團體整合和優化，繼而擴張至整個學術社區辯證地跨層次對話的過程［13］。由此推斷，管理學術群體所構建的社群或者“圈子”對于管理理論創新與發展具有良好的推動作用?，F階段，國內管理研究學術圈子表現出鮮明的保守特征，“抱殘守缺”的小農意識、“迷之自信”的自我優越感和“固步自封”的外部屏蔽，成為制約管理學界觀察企業實踐繼而開發務實管用本土化理論的“思想意索”。圈內成員在彼此“幫襯”下自行設置“門檻”標準，宣示學術圈子合法性和合理性，以便維護自身學術利益。面對圈外研究者則是“文人相輕”，彼此傾軋的結果導致學術研究成為名利“角斗場”，導致“士以弘道”的價值追求和理性的科學精神反而成為“烏托邦”。其三，量化學術績效造成“學術污染”。國內高校不盡合理的量化學術績效制度無疑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高校為追求國際排名以及一流學科立項，鼓勵管理理論研究者聘期內在國內外頂級期刊發表若干數量的文章，將其作為評判研究價值的標準。這種被戲稱為“數豆子”式的績效評估方式似乎將管理學者“回遷”至科學管理時代，甚至引入西方“Tenure”的非升即走制度，用“審計”風格考核、聘用和獎懲高校理論工作者。強烈的功利性嚴重扭曲了管理學求真求用的本質，唯“學術GDP”迫使高校教師“老實憨厚”地響應高校學術評估體系，所撰寫論文思想出發點通常是國內外文獻數據庫，通過研讀少量的最新前沿文章就認為掌握了前瞻性學術方向以及研究選題，如“職場八卦是否對工作行為具有負面影響”“非工作時間使用微信連通行為如何影響員工態度”等相關選題。但是，此類選題為“快餐式”學術話題，既無一脈相承的歷史邏輯，更無相互支撐的理論邏輯，僅因研究選題無人涉足，就用“獵奇”心理彌補學術“空白”，以期博得學術期刊青睞，順利將其文章“鉛字”入期刊主編的“慧眼”，最終成為白紙黑字的“豆腐塊”。追求“學術政績工程”導致管理理論文獻著作等“身”者較多，著作等“心”者較少，我國管理理論研究恰恰需要“管理學家”而不是“管理學作家”，過分追求學術績效扭曲了管理理論研究求真精神以及背離其科學研究意義。

（二）主體間性的解耦

“主體間性”是指不將自我視為原子式個體，而是將其視為與其他要素共生，渴望自我主體與目標主體的平等對話和親密關系，包含自我與社會環境的互動。管理理論研究的理想狀態應是研究主體與實踐主體之間存在互動的“主體間性”關系，研究過程應是雙方彼此融合、雙向接納和共同理解的過程。研究主體對管理實踐現象和問題的審視、洞察和認識，需要實現管理“在場”，并與實踐主體互動、纏繞和碰撞。當前中國管理理論創新遭遇的棘手難題是管理學研究主體與實踐主體的“主體間性”呈現解耦狀態。一方面，高校內部從事管理理論研究的主體通常是從“課桌”到“講臺”的“象牙塔式”青年學術團體，其實踐體驗、閱歷和經驗是明顯“短板”。雖然根據學科培養方案接受了科學的學術訓練，并具備了扎實的學術功底，但是難有機會作為企業的外部董事、管理顧問和評估專家將學術觸角延伸至企業日常運用層面，現場實地調研次數和頻率較為匱乏，同企業管理者和一線員工交流不夠充分和深入，對他們的工作環境、心理狀態和行為特征缺乏準確理解。解耦的后果導致研究者往往從“文獻海洋”出發，而不是以管理實踐探索有意義有價值的選題，提出的研究問題和發現的研究結論不是企業所思所盼，管理建議始終是紙上談兵難以破題落地，更談不上萃取、提煉和總結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曾經為推動管理學科學化所遵循的實證主義，其倡導的結果反而是國內學者的“自話自說”“自得其樂”，規范嚴謹性異化為發表頂級期刊的策略性技巧。對研究者而言，一旦深陷于燈火青熒的“蕓窗”，僅將論文發表數量作為“學術錦標賽”的最高追求，忽略對現實世界的感悟和體驗，不將自身研究旨趣同企業管理實踐緊密相連，將是對自身學術生命的褻瀆和荒廢。另一方面，回顧西方經典管理理論的誕生，管理學者通常是站在研究對象的視角去體會、去理解、去感悟，從而審視現象、生成構念和建構理論，這恰是管理理論研究主體與實踐主體之間的“主體間性”關系的真實寫照。以20世紀初的科學管理理論為例，出生于美國費城律師家庭的泰勒，身患眼疾輟學后從模具學徒工起步，歷經十年時間先后從車間管理員、組長、技師等崗位直到總工程師，此期間他對“鋼鐵工人為什么磨洋工”問題產生濃厚興趣，積累大量實踐經驗后，以顧問身份進入伯利恒鋼鐵公司從事科學管理工作，走進企業一線與工人直面交流，并進行了“金屬切削試驗”“搬運鐵塊試驗”“鐵鍬試驗”等為后續理論提供實踐支撐的多組觀察試驗，最終出版《科學管理理論》著作，科學回答“如何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工人工作標準化”等現實問題。正是研究主體與實踐主體保持主體間的緊密關系，科學管理理論才能歷經百年，穿越時空依舊啟迪后學。除此之外，古典組織學派創始人亨利·法約爾同樣從基層礦冶公司技術人員起步，直至總經理崗位，不斷運用自身管理思想推動公司改良管理狀況，《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使其成為首位主張一般管理理論的管理學者。美國哈佛教授埃爾頓·梅奧自1927年至1936年在西方電氣公司開展近十年的“霍桑實驗”，其實驗結論將西方管理思想由古典管理理論躍遷至行為科學理論階段，形成了人際關系學派。由此可見，西方管理學者都是在察覺現象、探索原因和解決問題的“主體間”互動過程中達成理論創造和發展的。

科學始于問題，理論是用來解釋現實問題的，停留在紙面上的管理理論是沒有靈魂的。管理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離不開主體間關系的良好互動，管理理論問題通常在真實情境中“萌芽”“孕育”，為了使其保持蓬勃生命力而不失去本真意義，最好做法是將其“回鍋”至原汁原味的企業實踐中去感知理論的真理性。研究者在管理理論建構過程中不能充當冷漠的袖手旁觀者，應是親力親為的實干家［14］。例如，為了實現“強國富民”的抱負，費孝通先生極力主張科學進入實地，親身觀察、調查、分析、研究，于是他一生“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因此，我國管理理論研究者若想真正探索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就要“腳踏泥土、鞋掛露珠”，勤臨企業基層“概查”，頻進員工身旁“摸底”，洞見中國企業管理現象和關心其“成長的煩惱”，在飽含活力和真實生動的企業情境中去提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

三、歷史的遺傳烙?。禾N涵中國管理理論的文化基因

約瑟夫·熊彼特曾指出“研究者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以及所謂歷史經驗，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文化是映射在特定地區和民族的哲學思想、公序良俗、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個人處事準則的歷史綜合體，管理理論需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化土壤中汲取養分以彰顯生命力。黃光國從“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的視角提出理論構建要以中國文化作為根底，發展“含攝文化的理論”［15］。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在歷經千載的國家、社會和群體管理實踐中的經驗凝練，是經世致用的“入世”學問。中國文化的深層內核性導致中國管理模式不同于西方管理，中國企業帶有本土文化和社會特征痕跡，由此中國企業管理實踐呈現鮮明的中國文化基因。中國管理理論研究者應將管理根植于歷史文化之中，若缺乏對中國文明和哲學思想的深刻理解，缺乏對傳統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真誠敬仰，中國管理理論創新就成為“無源之水”。因此，構建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和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就需在千載之久的華夏歷史中汲取先賢智慧，讓文化成為我國本土管理理論的策源。

（一）“和”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昂汀蔽幕侵袊鴤鹘y文化中極富生命力的思想內核和文明因子，體現了華人為人處世的價值觀。該思維方式的哲學特征包括：一是有差別的統一，即“和同之辯”?！墩撜Z》所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并非無條件的聚集、揉合及隨意扣合，是在尊重形態迥異事物的矛盾、差異和斗爭的前提下，將差異性事物納入相互依存的“和體”。在不同事物進行“和”的過程中，適度吸收各個事物的長處，形成與之不同的組合，推動事物向更高級轉化。差異性代表特殊性，是矛盾的具體性，是世界多樣性的前提。華夏文明承認“不同”和“差異”，但追求異中求同，也就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如“酸苦甘辛咸”的不同五味調制出珍饈美饌，即為“盉”；“宮商角徵羽”不同音律奏出余音繞梁，即為“龢”?！氨B”“龢”音同“和”字，強調諸異而致同，恰好體現了“和”的本質就是“多樣性的統一”。二是和諧性，即“天人合一”。中國“和”文化是對宇宙和自然界的深度內省，和諧是天地萬物最佳、最優的本真性，事物間應保持相互融洽、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狀態。如《易傳》“保合太和”價值觀念包含了浮沉、升降和動靜的性質，由此誕生了氤氳、屈伸和勝負的變化，而在此過程中，天地萬事萬物都“各得其所”，從而實現了“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昂汀蔽幕w現了和諧色彩，追求自然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的“共生”“和生”“和諧”。如《說文解字》對“和”字有如下釋義，“咊，相應也。從口，禾聲”?！翱凇睘檫M食和發音器官，“禾”為五谷通稱，五谷為民生之本，口食五谷，天下才能和諧，五谷也是素齋，意指勿宰“有情眾生”，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三是共生性，即“以和為貴”。荀子觀點是“萬物各得其和以生”，事物只有處在和諧統一的環境下才可以“各得其養以成”。宇宙眾生在遵循獨有特性和符合自身生存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成長為自身應有的形態和結果，事物具體、微觀之維的發育才會推動整體、系統之維的成熟。通過“和”的掌舵導航，善用“差異”的規律來因勢利導，將榫卯在“和”世界里的“不同”，合理釋放其各自應有的秉性和活力，即各界事物各自獲取“陰陽”的“和氣”而生，確保構成整體的各部分、各主體穩定安生，最終推動整體“和”的進步和發展［16］。

西方文化所倡導的“和”是“零和”，體現非合作博弈的行為特征，被視為“冰冷無恥又天經地義”的公平，勝敗之“和”即為“零”［17］，零和思維是西方世界應對外部復雜動態的競爭環境中重要的思維定式。零和思維總是具有資源恒定的假設，贏家占有勝利果實，輸家一無所有，即一方的資源數量增加造成另一方資源線性比例的減少。零和思維隔絕了共享性，認為強者對資源的享有和處置具有排他性權力，鮮明體現了矛盾斗爭性。雖然辯證法的矛盾斗爭性含有互相排斥、互相分離和相互分化的運動趨勢，但是矛盾的對立絕不是僅有“爭長競短、你死我活”的排他結局。矛盾的同一性更加強調矛盾雙方相互依存、相互轉化，善惡、有無、難易、高下皆可彼此滲透，治亂、強弱、禍福、榮辱皆可貫通，名實、知行、心物、理氣皆可相互依賴，從而以更高級形態推動事物發展。管理行為是科學和藝術的結合體，即使管理真實情境中充斥著更加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對立，但絕不能成為熱帶森林的獸性撕咬和搏殺，而應包含更多“異種求同，和合共生”的人性哲學和溫暖，通過充滿智慧的“和”思想去化解，去推動，去發展。

（二）“人性”文化

“以人為本”蘊涵中國倫理道德和管理思想的鮮明特點，體現了華夏民族對人的關愛、包容和溫情。該思維方式的特征包括：一是以“習”成“性”的君子觀?！靶韵嘟?，習相遠”，“性”是本體在個人身上的體現，“性本善”就是形而上層面的本體之善。中國傳統認為個體初始天性較為相近，即“人人皆可為堯舜”。之所以表現為形形色色差異，是因為后天“習”的結果和作用，人通過讀聽、探索、觀察、感悟和實踐等方式從外部環境中獲取知識、技能和本領。就學習內容而言有《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思想著作，就倫理道德而言有“仁”“義”“禮”“智”“信”等五常規范。而人的差異就體現在學習潛能的區別，通過“習”形成不同的“性”。追求“人性”的宗旨要義是為了塑造以道德為特征的君子人格，即“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簡言之，君子的德行是后天的“習”而形成積極的“性”，是能夠通過“習”所造就的。進一步，“習”兼具“知”的理解和“行”的實踐，“知”與“行”的交匯點就是“德行”［18］。在《論語》文籍中，“君子”一詞出現頻率多達107次，這背后飽含著深厚的人性溫度，也彰顯著我國傳統文化一以貫之的人文情懷。而對于管理而言，這體現了“修己安人，內圣外王”的基本思想，領導或者管理者通過自身的養德修行成為君子，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質形象，運用人格魅力影響他人［19］，最終形成“君子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乎”的管理作派。二是以“仁”為核心的關系觀。中國傳統思想不將人視為相對抽象、封閉和隔絕的個體，而是社會性的關系存在。既然人屬于社會關系的存在，而“仁，親也。從人，從二”，那么就需秉持“仁”作為價值準繩和道德規范來指引和制衡人與人間的關系?！叭省笔恰皭廴恕?，是“泛愛眾而親人”，要求以己心體恤他人心，個人行為舉止若是考慮個人為己之利，無視其他人的體驗、情感和需求，就難以做到“仁者愛人”。由此可見，“仁”的思想是一種建立在社會關系上的人性觀，具有鮮明的社會性，是對普遍生命價值的內在認知。就管理實踐而言，中國員工在社會、群體和家庭中扮演不同角色，特別是以父子、兄弟為核心的家庭關系是根本關系，體現帶有鮮明的宗親家族的社會秩序論，即“家倫理本位社會”。因此，在“差序格局”的關系網絡中，交換關系擴散方向是由家庭內核從內及外，表現出由質樸的社會交換過渡到純粹的經濟交換。同西方管理運用制度、條款、法規等硬性約束措施相比，中國式管理應呈現“家”的柔性，管理者需用情義引導，用“仁”調節他人行為會更為有效。三是以“德”為先的價值觀。在君子觀和關系觀的論述中已然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中以“德”為先的趨向?！暗隆痹谌A夏文明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大學》開篇語即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暗隆蓖ǔＥc“禮”“政”對應，“德”體現了遵守、認同和接受現行的社會倫理規范，就其內容而言是“溫、良、恭、儉、讓”等道德修養?！岸Y”就是社會倫理規范，就其禮儀規范而言是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罢笔侵钢卫?、制衡和拘謹，《論語為政》所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暗隆笔侵卫淼母姓偈侄魏婉{馭之術，通過道德教化，使用禮制獲取民心所向，方能實現有效治理?；氐浆F實世界，無論是我國組織情境“德、能、勤、績、廉”的評價指標，抑或是社會教育的“德、智、體、美、勞”的素質定位，均將“德”置于優先位置。對于本土企業而言，用社會群體所認同的倫理規范與企業文化、價值觀念進行融合，用禮制同化組織成員，方能贏得民心人意。如果僅是用冰冷制度、行政式要求和權威式命令對組織成員進行思想的“柔性控制”，將其視為工具人，反而違背“德”的本意。對于管理者而言，在“以德潤身、篤行蓄德”發揮表率模范作用的同時，有義務和責任提升下屬的道德修養和良性觀念，促使“德”在組織內部推己及人和感通遍潤。

人是管理活動中的主體，管理是對人性的尊重、理解和溫情。儒家思想主張“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的核心觀念，倡導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和諧關系，并強調個人的發展性和再生產性，將人與泛在的物體進行明顯區分。在規范個體行為時強調“德主刑輔”，通過借用倫理、禮教和教育等教化措施，對人的情感、內心和思想進行善意勸導，用文化方式激發人性向善，伸張個人的美與德，推動個體生命成為自我管理的主體。西方文化思想輕人倫，通常將人擬化為工具化、物化的經濟人，基于理性主義理念，運用制度、條款、法規等約束措施，以嚴格的邊界在管理中進行行為規范。西方管理實踐將個人置于相對封閉的工業車間環境，挖掘理性人的工作動機和心理預期，采用“胡蘿卜加大棒”的簡單物質激勵，促進個體的態度和行為符合組織預期。

（三）“義利”文化

“義利觀”因具有獨特意蘊和文化取向成為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傲x”與“利”是闡發道德理念和財富物質、個體私利和群體價值的重要內容?！傲x”即“人之正路也”，指正義、道義和公正，是集體、群體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屬于精神思想范疇?！傲x”通常與“利”并舉，“利”是能滿足個人生存需求的利益和功利，屬于物質利益范疇?！傲x利”文化觀的特征包括：一是重“義”。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義者，宜也”“君子，義以為上”，孟子在回答梁惠王的“利吾國”之問時，勸誡“亦有仁義而已矣”?！傲x”是衡量行為的準則，在商業領域要求“行商坐賈”者重信義，不可“見利忘義”。在“義”與“利”的倫理關系方面提倡“先義后利”，要求遵守道德規范和禮教秩序再去追求利益?！兑捉洝匪觥袄?，義之和也”，同樣將“義”置于本體位。二是辯證看待“利”?！傲x利觀”凸顯“義”，但是并不反對必要的物質利益，并非簡單地揚“義”棄“利”，“利”應是“義”的物質基礎?！傲x”與“利”并非一對矛盾體的兩極，兩者可以相互轉化，“利緣義取”“義以生利”則是對致利路徑的多元化解讀?！傲x利之辯”闡述了“公利”與“私利”抵牾之時，為個體利益辯護有違“大義”，而應是利己和利他“合一”。在“義為先”的基礎上，物質要素與精神追求存在融合、協調和纏繞。正如《管子》觀點“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只有當物質方面滿足“樂歲終身飽”，才能做到“有恥且格”。

現代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家精神就是意蘊深厚的“義利觀”作為商業道德準則在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的具體體現?！傲x”表征企業活動需遵守社會倫理規范，“利”體現企業基本經濟活動和社會行為?！傲x”蘊涵“公共之利”，中國情境下企業若是單純地將實現自我經濟價值作為目標，則是狹隘的利益價值觀，正確做法是遵守公利要求的倫理規范，尊重、愛護和珍視社會公共利益，實現多元價值追求并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致力造福桑梓和服務社會。不可否認，企業追求利益以獲取生存和發展，“守義”帶來成本和風險，但是中國企業并非哈里·科斯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下的“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以及“追求利潤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組織”。西方文化觀點將“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作為群體和個人行為活動的兩種基本取向，但是片面強調“工具理性”的功利性，認為資本世界運行是“工具理性”的功效結果，其理性取向主要關注經濟主體行為“目的”有效性以及“手段”效率性。由此一來，攸關內在價值，注重倫理觀念的“價值理性”被掩蔽，導致“工具理性”的邊界無遠弗屆，繼而造成企業倫理的缺位［20］。因此，中國傳統“義利”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相融合的制度倫理觀，新時代的中國企業要兼具個體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對于企業家來說，力行社會責任是儒家思想通過“君子”人格創造價值的應有之義，是傳統之道在新時代下的復興體現，是倫理之訓在新形勢下的實踐體認。企業家深知謀求利益之“術”富有倫理成分，“義”不是停留在“九經三史”的僵化思想，需要躬行范圍遼闊的社會關懷。當前，平臺型企業持續出現數據濫用、信息泄露和壟斷經營等社會責任異化現象，恰是物質主義觀念“利”的僭越所導致的倫理危機，社會各界對于企業家精神的呼聲日趨高漲，這就迫使企業家成為集政治、文化和經濟等多重角色的綜合體，成為擁有法治宗旨、契約意識和守約觀念的新時代“義賈”［21］。

“義利”文化觀既為我國企業樹立價值取向坐標和倫理參照系，也是締造企業家精神的方法論?！傲x利”思想在追求經濟利益和踐行倫理行為之間探索動態的平衡，其歷史邏輯與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的現實邏輯一以貫之，為企業履責的合法性貢獻本土化哲學佐證，同時也為塑造企業家精神提供當代管理鏡鑒。

四、“鞍鋼憲法”——中國式管理現代化的道路和經驗

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當前企業管理實踐的基層運行邏輯，塑造了中國本土企業的樣貌?！鞍颁搼椃ā笔切轮袊鴮Ρ就疗髽I管理的積極探索，是一項國外管理思想中國化和中國管理實踐理論化的經典案例，歷經60余年歲月沉浮，其管理思想前瞻性和實踐生命力，對時下中國管理理論研究依然具有現實旨趣和創新空間。

（一）“鞍鋼憲法”核心內容簡析

“鞍鋼憲法”發軔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受到資本主義陣營的敵對和封鎖，加之我國處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探索期，來自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的“一長制”管理方法和制度（簡稱“馬鋼憲法”）作為先進的企業管理范式引入我國，成為指導我國企業發展的“圭臬”。然而，“馬鋼憲法”暴露出來的官僚作風、權威主義、僵化管制、部門對立和剝奪職工參與等弊端無法完全指導中國企業實踐，“外來經書”的水土不服迫使我國重新審慎其管理思想缺陷，以及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本土化管理方式。1960年，毛澤東在批示《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中高度評價鞍鋼企業的經驗做法，并將其企業改革內容命名為“鞍鋼憲法”。由此，“鞍鋼憲法”成為新中國反思和批判舶來管理思想并尋求符合中國本土化管理方式的“中國方案”?！鞍颁搼椃ā敝饕獌热菔牵簣猿贮h的領導、群眾運動、政治掛帥、“兩參一改三結合”和技術革命，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核心內容“兩參一改三結合”指工人參加管理和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工人、干部、技術人員三結合。政治掛帥和廠長負責制屬于體制制度層面，群眾運動路線和技術革命屬于企業管理思想和方法論，“兩參一改三結合”則屬于具體的管理制度［22］。

（二）“鞍鋼憲法”誕生原因：文化基因和時代背景的交互

凡是對管理實踐產生重大影響的管理思想都不是“空中樓閣”，都是本國文化和時代背景的現實反饋，是“回望歷史，映照現實”的產物?！疤├罩啤睂⒗硇运枷牒蛡€人主義價值觀的文化基因移植至管理實踐中，并基于當時的時代背景，推動了以精細分工、精密控制為核心的科學管理理論在歐美國家蔚然成風?！鞍颁搼椃ā蓖瑯邮窃谖瘴覈鴥炐銈鹘y文化基礎上，基于人民民主解放的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發展的中國本土化管理模式。從“鞍鋼憲法”的文化基因來看，“鞍鋼憲法”將重視人性以及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優秀文化基因移植至管理實踐領域。例如，倡導員工參與管理是將工人視為企業主人翁并賦予技術工人的“技術革新”決策權，通過技術表演競賽、諸葛亮會和研究小組等制度安排，工人能夠對規定動作、標準流程和工具操作提出針對性建議。運用思想教育手段，將為人民服務的集體主義精神灌輸給工人，推動其世界觀價值觀再造，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因此，“鞍鋼憲法”承認工人的智慧力量和學習潛能，能夠以“習”成“性”養成良好君子觀，絕非“盧德主義”下的市儈之徒。從“鞍鋼憲法”的時代背景來看，新中國成立伊始，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建立，特別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開辟了全新道路，點燃了神州民眾生產建設的革命熱情。因此，政治意識形態順理成章地擴展至經濟管理領域，成為“鞍鋼憲法”躍上企業管理舞臺的現實指導理念。當時，中國肩負戰亂之后重建家園的時代使命，需要掙脫國外敵對勢力的封鎖，離不開群眾的支持、團結和協作，其時代理念是“社會主義企業既要生產豐富的物質產品以推動生產力發展，又要培養社會主義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鞍颁搼椃ā背珜Т蟾闳罕娺\動，就是認識到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調動人民參與生產建設的主動性才能提升管理效能?！鞍颁搼椃ā钡恼Q生表明了作為政治法寶的“群眾路線”同樣是紅色的管理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占據絕大比例的人民群眾往往是社會底層成員，企業管理思想針對最廣大人民群眾作為服務對象，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既是我國傳統文化“仁者愛人”人文關懷的實踐體現，也是我國政府秉持“為人民服務”宗旨的現實寫照［23］。因此，文化基因與當時政治背景相結合賦予“鞍鋼憲法”時代意義。

“鞍鋼憲法”未能在蘇聯等國家誕生和發展主要受到時代背景的制約以及其缺乏相應的文化基因。從時代背景來看，“馬鋼憲法”誕生在高度集權的蘇聯，面對復雜動蕩的國內外形勢只能采取嚴格的、等級森嚴的運行治理機制，其“一長制”下權力過于集中導致的命令主義、事務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衙門作風”稀釋了民眾生產建設熱忱，由此就不存在發展“鞍鋼憲法”群眾路線的現實“土壤”。從歷史文化來看，蘇聯依然受到西方世界工具理性思維模式的影響，過分強調分工細化、精確控制和流程職能，將組織任務進行人為切割，借助模塊化優化各部分機械運行，一味追求理性思維導致管理活動成為精確化控制的手段，欠缺對人性方面的考量，缺乏“和”精神、整體觀，以及洞察人性等文化“種子”，自然也就無法復制、移植和變異相應的文化基因。

“鞍鋼憲法”是中國本土化的管理創新，在吸收引進國外管理理論基礎上，通過注入我國優秀文化基因進行調試改良，并結合當時我國時代背景以及管理情境成為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思想。由此可見，推動管理理論形成的歷史因素是管理實踐所蘊涵的深層內核，即文化基因，而獨特的管理情境則是管理理論創新的關捩點。

（三）“鞍鋼憲法”對國外管理思想的超越和引領

“鞍鋼憲法”在管理學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對世界管理思想產生巨大影響?！疤├罩啤笨茖W管理理論強調用科學方法替代主觀經驗，并將計劃職能和執行職能相分離，由此帶來的分工精細、流程標準和責任量化有效地提升生產效率。然而，過于強調精細化管理和職能分工，反而造成部門間對立以及管理層和被管理層間的隔閡，并衍生出文牘主義、官僚習氣和僵化體制等“組織帕金森病”，反而背離科學管理理論“效率第一”原則。此外，科學管理理論的倫理價值取向缺位。雖然科學管理理論提出勞資雙方進行一場“心理革命”，但其結果指向是工作效率，所謂的“第一流工人”是把個體培養成技能精湛的工具，沒有將人性解放作為管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鞍颁搼椃ā彼^承的傳統管理哲學和秉持的群眾路線就是對西方管理模式缺陷的反思和超越，是對教條主義、部門對立、流程割裂等分而治之的企業治理邏輯及其人性束縛的“冰解凍釋”。在對待人性方面，基于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革命背景，“鞍鋼憲法”滿足工人主人翁地位，將工人視為支配生產資料謀求發展的、自主性的、能動性的“有血有肉”的人，這與“泰勒制”科學管理理論將員工視為“役于物”的管制對象和被現代管理馴化的“機器”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平衡勞資關系方面，為緩解管理層與一線工人的對立關系，“鞍鋼憲法”設置三結合模式削弱中心性主體的控制系統功能，通過集體主義模式推動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之間良好互動，工人獲取組織管理的參與權和自治權，遏制作為權力階層的管理者對工人的剝奪、壓制和榨取，由此縮小了雙方情感距離和信任半徑，糾正了以工資換取工人絕對服從的簡單導向，紓解工人和管理者因分工差異引致的情緒對抗。在技術創新方面，“鞍鋼憲法”提倡技術革命，借助技術表演賽、諸葛亮會和研究小組等制度安排，在規定動作和工具操作等方面持續提升工人的技能升級和技術更新，充分調動工人的技術探索熱情，推進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活動，較好克服了“泰勒制”下工人創新積極性匱乏的缺陷［24］。

“鞍鋼憲法”不但完成對國外管理思想的超越，而且引領世界管理思想的發展，被譽為“后福特主義”前身。從管理思想演變路徑來看，以豐田模式為代表的“后福特制”就是在“鞍鋼憲法”的傳播基礎上應運而生，“鞍鋼憲法”中“和”精神促使歐美國家開始注重管理活動中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倡導整體性思維，并將管理中各種異質性要素有機結合，注重關系和諧，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融洽與平和［25］，改變了以往身份分割、部門對立和條塊分割的理性控制思維?！皟蓞⒁桓娜Y合”也成為“后福特制”團隊合作的雛形，不但改善了管理層與被管理層的緊張對立，而且推動管理架構的扁平化發展，形成了敏捷制造的新管理模式［26］。此外，“鞍鋼憲法”傳播至東方文化圈的日本，日本民族將本國精益求精的精神與之結合，最終形成全面質量管理和精益生產。

（四）“鞍鋼憲法”對中國管理理論研究的啟示

“鞍鋼憲法”所蘊涵的學術意蘊為我國管理學者開展管理理論研究提供有益參考，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構建離不開對中國真實管理實踐中實際問題、獨特情境的廣度掃描、深度提煉和創新探索，華夏民族歷史文化思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殊國情，以及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豐富實踐，均是管理理論創新的“富礦”。社會制度是進行管理創新的宏觀背景，富有嚴謹科學性的管理理論并不能完全從本土意識形態色彩中抽離出來，試圖解耦真實的、客觀存在的社會制度規約而進行的管理理論研究無疑是“緣木求魚”?！鞍颁搼椃ā卑l軔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探索時期，滿足了人民建設新中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內在訴求，由此在全國范圍內廣泛效法和學習。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培育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是推動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27］，是我國本土企業新時期的發展目標和偉大使命，離不開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提供學理支撐。我國全力建設“一帶一路”，并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企業管理已然融入全球之中，中國特色管理理論需要在全球情境下檢驗、發展和成熟［28］。伴隨數字經濟崛起，中國本土企業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和動態的外部環境，迫切需要管理學者從宏觀情境出發，審視我國管理獨特現象，生成符合我國國情的管理成功經驗，創新中國本土管理理論。與此同時，將我國優秀文化基因注入管理實踐中，批判性反思西方科學管理模式，最終構建蘊涵歷史文化基因并閃耀東方管理智慧的中國特色管理理論。

五、中國特色管理理論研究的總體對策思路

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從管理實踐情境、管理理論創新和管理研究范式等角度觀察，若中國管理學界不能擺脫西方管理學術思想和方法鉗制，“邯鄲學步”般地跟隨他人做出普遍重復性、無獨創性的學術成果，中國管理理論研究就會始終迷失在管理“叢林”?！皩W必期于用，用必適于地”，中國管理學者應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探究經世致用之“學”，凝聚治事救世之“術”，向世界貢獻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

（一）蓄勢學術自信

新歷史時期的中國管理理論在精神面貌上應彰顯“勝寸心者勝蒼穹”的中國“學術自信”器局和氣度。提升我國管理理論研究學術自信，就是踐行“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深化中國管理問題研究的“歷史映照現實”之路。當前，我國管理理論研究還囿于西方學術理論框架，所謂的前沿文獻模仿、數理模型構建和數據指標檢驗難以實現突破性、根本性和顛覆性的管理理論創新。誠然，發展中國管理理論要借鑒西方管理學術理念和科學理論方法，承認理性工具取向、利己主義思想和斗爭殘酷商術是真實存在的管理實踐，但是應該辯證、適度和冷靜地吸收西方百年來的管理知識經驗，不能“以外論中”甚至“據外律中”，始終秉持“吸收外來”又銘記“不忘本來”，“開拓疆域”還要服膺“守土有責”?；谥袊鴥炐銈鹘y文化發展管理理論，并非排斥、抵觸和對抗西方管理理論范式，而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自身遺傳、發育和變異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一以貫之的結果。因此，中國管理學者要強化學術自信，秉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擔當使命，立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以繁榮中國管理理論學術、發展中國管理理論、傳播中國管理思想為己任，在總結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之上闡述中國精神的管理智慧、提煉中國價值的管理理念和展現中國立場的管理方案，最終創新發展“含攝中國文化”的管理理論。

（二）架梁話語體系

新歷史時期的中國管理理論在傳播路徑上應彰顯“敢教日月換新天”的中國“話語權”活力和品質。構建我國管理理論話語體系，就是踐行從中國管理理論申辯、詮釋邁向領航的“民族性也是世界性”的前進之路。當前，我國管理理論在世界視域內話語權較弱，陷入“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尷尬局面，話語權“失語失聲”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地位并不相稱。一方面，從管理思想史來看，主流管理理論是基于西方情境下孕育和發展的，西方管理學界順理成章地把持國際管理學的話語體系。另一方面，從傳播路徑來看，國際頂級管理學術期刊和出版物通常被歐美等西方國家所獨攬，在支配管理理論的學術話語權上，中國相對處于邊緣化位置。我國要建立具有自主性的管理理論話語體系，就難以避免與西方學術界主導的話語體系產生分歧。話語權蘊藏的思想體認、話語主體的哲學理念和國

際地位都映射出顯著的主體意識和利益取向，管理學本身的社會價值和人文科學屬性，客觀上映襯了管理學制度背景、行為規則和權力關系的基礎。失語即被邊緣，失聲即被無視，面對西方管理理論的話語挑戰，我國不能接受教師爺般的頤指氣使。因此，管理學者和學術社群理應成為構建話語體系的“四梁八柱”［29］，在“求同存異”和“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引下，學者們要積極向世界推介學術理論成果、組織國際學術論壇，以及搭建學術互鑒平臺以尋求共鳴，通過設置學術命題、傳遞學術觀點，以及奠基學術規則增強學術話語權，提取凝練標識性概念來詮釋中國企業發展軌跡和理論創新歷程，用“中國話語”向世界揭曉中國“管理方案”，訴說中國“管理道路”和宣告中國“管理理論”。

（三）反躬中國實踐

新歷史時期的中國管理理論在宗旨指向上應彰顯“為學之實，固在踐履”的中國“本土情境”魅力和韻味?；谥袊榫嘲l展管理理論，就是踐行中國管理理論詮釋中國管理實踐，用中國管理實踐精煉中國管理理論的“實踐-理論-實踐”之路。當前，管理理論研究主體間關系的解耦狀態導致“理論向左，實踐向右”的尷尬局面，企業管理者對管理學成果價值產生認同危機。因此，理論與實踐相關性應是衡量管理理論是否具有價值的考量因素。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就在于其并非書齋里的學問，而是經過實踐檢驗了的真理。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指出“管理本質是實踐，在于行，在于成果，成就才是唯一權威”。事實上，改革開放至今，我國企業管理的經驗做法和亟待解決的實踐瓶頸，是中國管理學者開展管理理論研究和創新的“富礦”，應成為中國特色管理研究及其理論的發展之道，如“平臺型企業社會責任和反壟斷問題”“數字經濟下中小型企業數字化轉型”等管理實踐問題都為創新管理理論提供了案例?！皬乃枷胧澜缃稻S至現實世界是困難的”，但這恰是我國本土管理理論的應有之義，更是我國管理學者的使命重責。因此，我國管理學者心懷“國之大者”，要立足我國管理實踐并回應重大時代命題，聚焦中國企業發展改革進程的“沉疴痼疾”，深入企業觀察獨特現象，提出新穎觀點，探索紓困之道，構建“解企業之渴，釋思想之惑”的特色管理理論，為本土企業邁向世界一流行列提供管理啟發、學術借鑒和理論參考。

（四）弘揚科學精神

新歷史時期的中國管理理論在價值取向上應彰顯“塵凡多變敢求真”的中國“真研究”學風和旨趣。秉持科學精神開展中國管理理論研究，就是踐行“不唯洋，不唯書，只唯實”的學理文風的“實事求是”之路。當前，我國管理理論研究深陷西方實證主義科學范式，過分推崇量化研究方法嚴謹性，以國際學術時尚“馬首是瞻”，總是試圖將管理現象控制在“不受外部因素擾動而探究其影響機制和作用規律的理想環境中”，造成“聚蚊成雷”的不良結果。但從科學哲學視角而論，完全精準可控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并不能全面揭示管理奧秘，過于強調以量化分析為主的實證研究存在危害性。就我國企業實踐層面來看，有價值的實踐問題可能因數據難以獲取無法深入研究，數理模型對于解釋意蘊豐富的實踐現象顯得“軟弱蒼白”。因此，中國管理學者不能拘泥塔內風光，要“執大象，天下往”，對成規定見“祛魅”，聚焦“大場景真問題”，扎根“活現象真現場”，觸摸中國管理實踐的“真山真水”，傾聽中國管理現象的“真話真理”，揭示中國管理研究的“真知真相”，通過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踏出范式移植的困境，為我國企業高質量發展貢獻中國特色管理理論。高校要鼓勵和培養青年管理研究者的人文情懷、科學修養和創新精神，打破唯論文評價制度，強調質量導向，摒棄以論文、課題數量為主的學術政績觀。國內管理學學術期刊是“文以載道”的關鍵所在，塑造互學互鑒的學術生態，活躍學術空氣，堅持學術爭鳴和學術民主，鼓勵高水平管理理論研究，堅持思想導向并引領學術風尚。

六、結語

管理理論研究最令人心動的時刻，是銳意進取的管理學者邂逅神州逐夢的美好時代。探索中國管理理論是新發展階段下中國管理學者的任務、擔當和使命，以“管理理論”許國，何事不敢為，何事不能為。中國管理學者勉懋初心，將自身學術沉淀、研究旨趣、思想洞見與探索中國特色管理理論的時代命題相結合，定能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管理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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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and?Breakthroughs?in?the?Research?of?Management?Theory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Zhang?Zhixin，?Qian?Che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

At?present，?the?development?of?Chinese?management?theory?falls?behind?the?actual?management?practice.?Developing?management?theor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s?the?mission?and?important?task?of?Chinese?management?scholars.?This?study?systematically?reviews?the?development?process?of?Western?management?theories?and?summarizes?them?as?the?contention?of?“scientific?rigor?and?practical?relevance”“positivism?and?post?positivism”“universality?and?contextualization”.?Based?on?the?above，?this?paper?expounds?two?prominent?problems?in?the?practical?dilemma?of?Chinese?management?theory?research，?namely，?the?lack?of?scientific?spirit?and?the?decoupling?of?inter?subjectivity.?From?a?historical?perspective，?this?paper?deeply?expounds?that?“harmony”?culture，?“human?nature”?culture?and?“righteousness?and?benefit”?culture?are?the?cultural?genes?for?the?development?of?Chinese?management?theory.?Through?the?introduction?of?“AnGang?Constitution”，?this?paper?discusses?its?transcendence?of?foreign?management?thought?and?enlightenment?to?Chinese?management?theory.?Finally，?this?study?points?out?the?prospect?and?direction?of?building?management?theor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cluding?gaining?academic?confidence，?building?a?beam?discourse?system，?focusing?Chinese?practice?and?carrying?forward?the?scientific?spirit.

Key?words：Chinese?management?theory；situation；cultural?genes；positivism；scientific?spirit

（責任編輯：周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