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如何推動經濟增長

楊思涵 佟孟華 艾永芳

［摘?要］?文章基于1997—2020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效應，探究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相互依存、互為約束、共促增長。二者均能夠顯著提升全員勞動生產率，但剝離了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影響后發現，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遠大于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第二，地區的區位優勢、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貿易比較優勢和地理位置對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效應具有異質性影響，低房地產價值、低人力資本水平、低轉移支付水平、低貿易程度地區和東中部地區從基礎設施投資中獲益更多。第三，從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三重升級的角度進行機制分析發現，傳統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推動供給結構升級，但會阻礙需求結構升級，同時對效率結構升級不具有顯著影響；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推動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三重升級。第四，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促進作用更加持久穩定，但作用程度較為平緩，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促進作用則更加快速顯著，但作用期較為短暫且不穩定。文章就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比較分析，豐富了基礎設施投資的相關研究，為助力中國經濟調結構、轉方式、促增長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和經驗證據。

［關鍵詞］傳統基礎設施投資；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83;F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4）02-0062-14

一、引言

基礎設施是所有政府、企業和居民進行經營和生活的共同物質基礎，是城市經濟運行的重要支撐，更是物質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的必備條件。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要“統籌推進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打造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總額逐年上升，由2003年的146萬億元增加至2021年的1874萬億元，成為托底經濟穩增長的關鍵。不同的是，雖然2021年的基礎設施投資占比較2020年增長04%，增速平緩，但是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得到明顯加強，其中，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173%，快于全部投資122%。傳統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鐵路、公路、機場、港口、水利設施等建設項目，而以科技研發、數字化和信息網絡為核心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在傳統基礎設施的基礎上疊加數字化場景，加強傳統基礎設施連接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能力，釋放多元化、全方位、全鏈路的應用潛能，為信息技術擴散至外部市場和改造產業提供平臺，助力經濟平穩均衡增長；另一方面，統籌推動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清晰和完善需求側管理、供給側改革和效率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打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脈絡，更好地應對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紅利下降和經濟脫碳的挑戰。那么，投資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分別具有什么影響？又是否會通過升級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促進經濟增長？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聚焦于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比較分析，并嘗試討論兩者

通過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的三重升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不同于以往研究，一方面，我們將經濟增長定義為長期高質量地提升全員勞動生產率。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特征在于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其核心是實現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高于GDP增長”，創造較高的經濟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在經濟下降周期的背景下，無論是采取微觀市場調節還是宏觀政府調控的政策手段，其最終目標仍舊在于長期高質量地提升全員勞動生產率，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另一方面，我們將基礎設施投資分為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并進一步將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分為基本新型基礎設施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強調政府主導的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之間相互依存、互為約束、共促增長的經濟效應。其中，基本新型基礎設施側重于與傳統基礎設施相結合的數字通信基礎設施，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則側重于社會保障和服務基礎設施。具體地，首先，以1997—2020年中國31個省份（未包含港澳臺地區）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利用工具變量法進行估計，比較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全員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效應，分析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次，探究地區間的區位優勢、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貿易比較優勢和地理位置在這一過程中的異質性影響；再次，剖析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究竟是如何通過推動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三重升級實現高質量的宏觀經濟效益，進而明確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最后，分析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未來經濟增長的持續作用，進一步清晰基礎設施投資在長期經濟穩定增長中的重要貢獻。本文就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比較分析，豐富了基礎設施投資的相關研究，為助力中國經濟調結構、轉方式、促增長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和經驗證據。

二、文獻綜述

內生增長理論中生產函數的界定通常將一部分資本作為投資返回到經濟中，形成一個支持長期經濟增長的投資反饋回路［1］，由此，投資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可見一斑?；A設施建設的孕育期長、壽命長、關聯鎖定效應強，對其投資需要進行嚴密的頂層設計和長久規劃，而企業和私人投資往往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因此基礎設施投資仍需以政府為主導。大量的實證研究主要關注基礎設施投資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內在激勵機制［2-4］。從現有文獻來看，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主要體現在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的三重升級，共同促進經濟均衡充分發展，具體來說：

其一，從需求結構升級的角度來看，主要表現為擴大內需，推動居民消費多樣化、優質化和低碳化，最終作用于需求側管理。從消費者福利的角度出發，有研究認為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延長了消費者的預期壽命，改變消費者的跨期消費偏好和投資模式［5］，為商品交換提供物質渠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但與此同時，傳統基礎設施投資也導致一定程度的交易摩擦，譬如，買賣雙方因距離而產生巨大的冰山運輸成本，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壟斷、欺詐等市場行為［6］，優越的交通可達性在提升當地企業利潤的同時，也使得住房價值資本化［7］，這些都限制了消費者需求的擴張，降低市場效率和消費者福利，不利于長期經濟平穩增長。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降低了消費實物的傾向，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在生產、消費和服務過程中產生的環境污染，擴展傳統基礎設施的空間可達性，滿足當地和異地居民日益增加的消費需求，推動需求結構向多樣化、優質化和低碳化延伸。

其二，從供給結構升級的角度而言，主要表現為加快產業智能化進程，擴大勞動成本和運輸成本優勢，最終作用于供給側改革。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均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和網絡外部性［8］。具體而言，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實現了人員、資源、服務和貨物在空間上的再分配，緩解了當地要素稟賦的約束，增加了某地區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準入機會，降低了國內和國際貿易的勞動成本和運輸成本，影響了貿易模式。但與此同時，也使經濟發展更加依賴于空間結構，限制供應鏈的管理和升級，導致集聚潛力無法實現最大化。FABER［9］的研究表明，國道主干線建成通車后，沿線地區的GDP增速相對于非沿線地區有所下降，工業產出增速也相對放緩?？梢?，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負向經濟效應。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一方面允許企業進入異地市場參與競爭，緩解了寡頭、壟斷等不完全競爭行為導致的市場失靈和經濟放緩；另一方面推進傳統基礎設施向信息化和數字化轉變，深化機器賦予人和人操作機器的程度。在生產分工中，現代化技術作為新的生產要素直接進入生產流程、裝配環節和運輸過程，取代部分低技能勞動力，使得原本低產值的生產和運輸環節創造出更高的收入，從而降低單位人工成本和運輸成本［10］，在提高產業智能化和數字化進程的同時，增加制造業產能占比。

其三，從效率結構升級的角度來說，表現為正確處理基礎設施投資與要素重組和再配置之間的關系，最終作用于效率變革。從推動技術創新的角度出發，一方面，傳統基礎設施投資中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可以促進知識和技術的空間溢出，影響當地和鄰地的經濟增長，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如通信基礎設施投資等，通過信息交換和擴散影響企業和家庭可獲得的知識總量，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和網絡外部性［11-12］；另一方面，傳統基礎設施投資能夠促使政府和企業在成熟技術的基礎上進行增量式、漸進式創新，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則主要表現為新興產業的顛覆性創新［13］。從要素市場化配置的角度出發，首先，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均能夠大幅降低貿易成本，迫使生產率較低的企業退出，將市場份額重新分配給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實現資本要素的整合和再配置，進而提高經濟體的總體生產率［14］。譬如，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可能導致自給農業向商業農業轉變，增加高收入作物的產量，減小低收入作物的產量［15］。其次，與傳統基礎設施投資不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更傾向于提高高技能勞動者的就業概率，減少部分低技能勞動者的工作崗位，實現勞動要素的整合和再配置。然而，部分研究表明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機會也在上升，只不過被高技能勞動者就業的更大增長所覆蓋［16］。最后，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只有與人力資本投資互補，即資本和勞動要素合理匹配時，才會通過“干中學”產生高質量的宏觀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增長［17］。MACK和FAGGIAN［18］的研究表明，寬帶通信僅在人力資本或者高技能勞動者集中的地區具有積極影響。相較而言，并未有研究發現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存在這種現象?？梢?，基礎設施投資通過資本和勞動要素的整合和再配置，實現效率結構升級，推動經濟平穩增長。

綜上所述，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國民經濟投資中不可或缺的基礎部分，對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張、智能化導向的產業優化、資本與勞動要素的整合和再配置，最終都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引致的需求變革、供給變革和效率變革作用于經濟的平穩增長。大量學者認為，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是短期穩增長的基石和未來經濟發展的基礎，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則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動能［19-20］。要想實現長期經濟穩定增長，應統籌推進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不可偏廢其一。

以上文獻為深入理解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提供了豐富而深刻的見解，但仍有遺憾之處：其一，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效應是一個經典的話題，當前學術界對于基礎設施投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交通基礎設施為首的傳統基礎設施投資上，對于政府主導的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探討尚未完善；其二，目前大多數文獻局限于單類基礎設施投資的剖析，少有的幾篇文獻也僅從以通信基礎設施為例的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角度進行論述，而尚未有文獻對不同類型的基礎設施投資進行比較分析。

與既有文獻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有如下三點：第一，深化了對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認識。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并非非此即彼的關系，它們之間相互依存、互為約束，共促增長。第二，挖掘基礎設施投資如何通過區位優勢、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貿易比較優勢和地理位置的異質性影響經濟增長，豐富關于基礎設施投資影響因素的文獻。第三，從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的角度對基礎設施投資經濟效應的作用機理進行了深入分析，明確了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影響經濟增長的中間機制，為正確處理好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穩定增長之間的關系提供政策建議。

三、實證策略、變量與數據

（一）實證策略

根據文獻綜述部分的討論，我們將基礎設施投資分為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兩種類型，并進一步將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分為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為考察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構建基準模型如式（1）：

ljccit=β0+β1lnjsccit+β2control+λi+μt+εit（1）

式（1）中，下標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具體地，本文的地區樣本是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未包含港澳臺地區）。t的取值范圍是1997—2020年，觀測期始于1997年是因為中國電信于1997年開始面向個人用戶提供撥號上網服務，意味著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開始作用于經濟增長；止于2020年是因為絕大多數變量目前只能獲得截止到2020年的數據。ljcc為經濟增長；lnjscc為基礎設施投資，包括傳統基礎設施投資（lnctjj）、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lnjbxjj）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lngyxjj）；control為一組控制變量；λi為省份固定效應，μ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和數據

1被解釋變量

經濟增長（ljcc）：本文采用各省份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測度經濟增長。全員勞動生產率為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全部從業人員數的比值，能夠客觀反映全體勞動者的平均生產效率。國內生產總值采用GDP平減指數以1997年為基期進行平減。全員勞動生產率增加，表示經濟增長，反之亦然。

2解釋變量

基礎設施投資（lnctjj、lnjbxjj、lngyxjj）：參考郭凱明和王藤橋［19］的研究，本文將基礎設施分為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并進一步將新型基礎設施分為基本新型基礎設施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紤]到私人投資占比較小，因此，分別采用不含私人投資的基礎設施投資存量加以衡量。

（1）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存量（lnctjj）。先求出“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電力、熱力、燃氣和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三個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之和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作為基礎設施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再將這一比重乘以資本形成總額得到基礎設施投資流量，最后取年折舊率為10%，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存量。固定資產投資額和資本形成總額均根據固定資產投資價格平減指數，以1997年為基期進行平減。此外，由于農戶的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很低，且不含農戶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更易獲得，因此采用不含農戶的固定資產投資進行計算。

（2）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存量（lnjbxjj）。在上述三個傳統基礎設施建設行業的基礎上，納入“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和“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取年折舊率為9%，計算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存量。

（3）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存量（lngyxjj）。在上述六個基本新型基礎建設行業的基礎上，納入“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衛生和社會工作”“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和“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取年折舊率為9%，計算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存量。由于中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七大領域中的特高壓、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三個領域的投資額主要體現在傳統基礎建設的行業中，因此，基本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計算均在傳統基礎建設行業的基礎上進行延伸。

3控制變量

本文控制了若干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變量，包括人口年齡結構、就業密度、科技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投資率、金融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和市場化程度。人口年齡結構（zdr）捕捉了經濟增長所需的自然人口條件和稟賦變化，為各省份的總人口撫養比；就業密度（pjob）反映了實際有效就業的程度，為就業人口占總人口數的比重；科技發展水平（ppatent）為每萬人擁有的專利授權數量；產業結構（third）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投資率（investr）為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值，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和GDP分別采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平減指數和GDP平減指數以1997年為基期進行平減處理；金融發展水平（findvp）用年末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測度；對外開放程度（open）用進出口總額（根據當年的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計價）占GDP的比重表示；市場化程度（market）采用樊綱等［21］的市場化指數表示。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年度面板數據，因此引入滯后一期的全員勞動生產率（ljcc1）作為初始水平的度量。

4中介變量

本文從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三重升級的角度進行機制分析。其中，需求結構升級主要體現在刺激居民的優質消費需求上，供給結構升級體現在提高產業智能化程度和降低成本（勞動成本和運輸成本）兩方面，效率結構升級主要體現在促進勞動力的空間再分配和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有效匹配兩方面。居民消費需求（xfxq）采用交通通信消費支出、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和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占居民總消費支出的比重測量；產業智能化程度（cyznh）參考楊飛和范從來［22］的研究，采用投入產出表中各省份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投入到各行業中間投入品總額占增加值總額的比重進行衡量；勞動成本（ldcb）采用職工平均工資的對數表示；運輸成本（yscb）借鑒FLEISHER等［23］的做法，將選定省份與其余任意一個省份的運輸線路（公路、鐵路和內河航道）里程加總后，除以這兩個省份的行政面積加總；勞動力再分配（lnpopmove）參考高琳［24］的研究，使用“人口普查”中分省“按現住地、離開戶口登記地時間分的戶口登記地在外省人口數”下的外省流動總人口數的自然對數表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無效匹配（jh）參考楊思涵和佟孟華［25］的研究，采用各省份創新人力資本與技術應用的交互項進行刻畫，其中創新人力資本為高素質人才在研發部門就業的比例，用科研人員中大學及以上學歷占比表示，技術應用為對已有技術消化吸收或結合當地稟賦進行小范圍改造后的直接成果，用當年外觀設計專利授權量占總申請量的比例表示。

以上變量的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EPSDATA宏觀經濟系列數據庫、各省份財政部網站、各省份投入產出表和國家統計局網站。除GDP、固定資產投資和資本形成總額之外的所有價格型變量均用CPI指數以1997年為基期進行平減處理。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特征見表1。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估計結果

表2給出了基礎設施投資影響經濟增長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3）、（5）和模型（2）、（4）、（6）分別為未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的OLS估計結果。結果顯示，所有回歸中，基礎設施投資的估計系數均為正且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加入控制變量后，三類基礎設施投資的估計系數明顯下降，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基礎設施投資每增加1%，全員勞動生產率將提升約1萬元/人，即基礎設施投資促進了經濟增長。

雖然使用“存量”指標代替“流量”指標衡量基礎設施投資，避免了當年全員勞動生產率受到沖擊引致的估計系數偏誤問題，但是上述基準回歸模型仍然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一方面，基礎設施投資作為一項政策工具，往往受到區域經濟目標的推動，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使得估計系數有偏；另一方面，本文測算不含私人投資的基礎設施投資存量作為基礎設施投資的衡量指標，可能存在測算誤差，使得基礎設施投資存量與影響經濟增長的不可觀測因素具有相關性，從而產生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我們選取當年基礎設施建設相關行業分類下的全國上市公司數目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作為三類基礎設施投資的其中一個工具變量，分別選取地形起伏度和1999年微型電子計算機產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作為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另一個工具變量，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2SLS估計。

模型（7）～（9）報告了加入控制變量的2SLS估計結果。第一階段的估計系數均顯著，表明無論對于哪一類基礎設施投資，工具變量和基礎設施投資之間均存在顯著的相關性。理論上，相關行業分類下的全國上市公司數目越多，基礎設施投資越強，而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眾多，全國層面的上市公司數目不會輕易影響某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地形起伏度和1999年微型電子計算機產量分別與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相關，但對當年的經濟增長不會產生影響。從檢驗結果看，對于原假設“工具變量識別不足”的檢驗，KleibergenPaap?rk的LM統計量p值均為0000，顯著拒絕原假設；在工具變量弱識別的檢驗中，KleibergenPaap?rk的Wald?F統計量均大于StockYogo弱識別檢驗15%水平上的臨界值，因此，選取上述指標作為基礎設施投資的工具變量是合理的。2SLS估計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三類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仍然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中，傳統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895、1096和1176，表明傳統、基本新型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每增加1%，全員勞動生產率將分別提升0895萬元/人、1096萬元/人和1176萬元/人?；竞蛷V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測算是在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基礎上進行行業延伸，但三者的估計系數卻相差不大，可見，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受到傳統基礎設施的影響。究其原因，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大多是在傳統基礎設施的物理場景中疊加信息數字化場景，而非直接取代傳統基礎設施，傳統基礎設施仍然在經濟發展中持續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因此，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受到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約束較大。

為了排除傳統基礎設施的干擾，我們單獨測算了“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和“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這三個行業的基礎設施投資存量的自然對數，記為通信基礎設施投資（lnICT）。我們還單獨測算了“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衛生和社會工作”“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和“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這五個行業的基礎設施投資存量的自然對數，記為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投資（lnSOC）。模型（10）～（11）報告了通信基礎設施投資和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投資的2SLS估計結果以及它們分別與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影響系數之間的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選取的工具變量為當年基礎設施建設相關行業分類下的全國上市公司數目和地形起伏度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結果顯示，通信基礎設施投資和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分別為2088和1267，均大于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影響系數0895，但是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投資與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估計系數間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不同于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自身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已經大幅超過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然而受到所依附的傳統基礎設施的限制，基本新型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未真正顯現出來。

可見，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之間存在相互依存、互為約束的關系，若想最大限度地激發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既需要鞏固傳統基礎設施的基礎能力，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質量保證，又需要充分發揮新型基礎設施“轉動能、調結構、育優勢”的作用，統籌推進，協同發力。

（二）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問題

本文進一步通過雙重差分方法來緩解因遺漏變量引致的內生性問題。2012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指出，智慧城市建設以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和5G等新興產業為核心，旨在推進現代科技在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運行中的綜合應用。而在這一過程中，信息化系統和智能設備的穩定支持和高效運行離不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撐。智慧城市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且該政策引起各省份政府對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對試點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也產生影響。試點城市幾乎涉及了每個省，并且在基礎設施建設程度較差的省份，政策產生的沖擊較大，這為本文構造雙重差分模型以識別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提供了一個契機。借鑒VIG［26］和宋敏等［27］的做法，本文根據各省份對智慧城市政策的異質性反應構建對照組和實驗組。具體地，按照2012年各省份的通信基礎設施投資（lnICT）的中位數，將31個省份分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程度高、低兩組，如果該省份2012年末的通信基礎設施投資存量小于當年所有省份的中位數，則標識為實驗組，Treat取值為1，反之為對照組，Treat取值為0。具體模型如式（2）：

ljccit=α0+α1Treati×Postt+α2control+λi

+μt+εit（2）

式（2）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Treat表示是否為實驗組的虛擬變量，Post是政策時間變量，2013年及以后取值為1，之前取值為0；control為一組控制變量，與前文一致；λi和μt分別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Treat×Post的系數α1捕捉了智慧城市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果α1顯著為正，說明受政策沖擊較大的地區，經濟增長較為明顯，即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增長。表3模型（1）報告了DID的估計結果（已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并通過，限于篇幅結果未給出）。結果顯示，Treat×Post的估計系數在5%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與預期一致，驗證了基準回歸結果的可靠性。

2更換被解釋變量

使用各省份人均實際GDP的自然對數和人均實際GDP增長率替換全員勞動生產率重新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3模型（2）～（7）所示。結果顯示，三類基礎設施投資均正向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且對經濟增長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傳統、基本新型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系數依次增大，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3更換核心解釋變量

BROCKER和RIETVELD［28］指出，傳統基礎設施的物理測量比貨幣測量更有意義，因此，對于傳統基礎設施投資，選取各省份運輸線路（鐵路、公路和內河航道）里程總數替換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存量，對基準回歸模型重新進行估計；由于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收入中包含部分私人投資收入，可以彌補基準回歸中未包含私人投資產生的測算誤差，因此，對于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分別選取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相關行業分類下的滬深A股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收入，按照上市公司注冊地信息分配到各省份加總并取自然對數后，替換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存量，重新進行估計。如表4模型（1）～（3）所示，估計結果均支持了基準回歸的結論。

4改變樣本期

考慮到2002年以前以“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業”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體量較小，本文進行觀測期為2003—2020年的小樣本檢驗，來驗證基準回歸結論的可靠性。如表4模型（4）～（6）所示，估計結果均支持了基準回歸的結論。

（三）異質性分析

事實上，地區間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的差異是否影響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效應有待商榷。哪些區域從基礎設施投資中獲益更多？本文從區位優勢、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貿易比較優勢和地理位置五個角度出發，分析地區的要素差異和發展特征對這一經濟效應的異質性影響。本部分選取的工具變量為當年基礎設施建設相關行業分類下的全國上市公司數目和地形起伏度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

1區位優勢

對于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的地區，房地產價值能夠將當地家庭和企業從基礎設施使用中獲得的所有未來收益的現值資本化［7］，從而吸引更多的資源稟賦投入到當地，形成區位優勢。因此本文選取各省份人均房地產業增加值作為分組變量，借助平均數進行分樣本回歸。如表5模型（1）～（6）所示，傳統、基本新型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低房地產價值地區的經濟促進效應分別約為高房地產價值地區的179、180、169倍。其中，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低房地產價值地區經濟的促進作用最大?？梢?，房地產價值越低，基礎設施投資釋放積極引導信號的作用越強烈，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經濟的效應越明顯。

2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水平是反映地區勞動力稟賦重要的指標之一，而勞動力稟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增長。本文以各省份每萬人中普通高等本?？茖W校的畢業、結業生人數對人力資本水平進行刻畫，并根據平均數進行分樣本回歸。如表5模型（7）～（12）所示，低人力資本地區中三類基礎設施投資的估計系數均顯著大于高人力資本地區。其中，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低人力資本地區經濟的正向影響最大?？梢?，人力資本水平越低，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越強烈，換言之，基礎設施投資彌補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3社會資本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財政集中部分社會資本增加對中西部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以促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PPP項目、棚改等項目的推廣。地方政府也通過釋放傾斜轉移支付制度的信號，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通過財政擴張引發短期需求效應，即將未來的基礎設施需求轉移到了現在，鼓勵高技術行業遷入。因此，具有更高的轉移支付收入，說明該地區更為缺乏社會資本。我們采用各省份轉移支付總額的自然對數作為衡量社會資本的代理指標，并根據平均數進行分樣本回歸。如表6模型（1）～（6）所示，三類基礎設施投資對高社會資本組和低社會資本組的經濟促進效應相差不大?？梢?，雖然基礎設施投資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并不能緩解低社會資本地區對轉移支付的依賴。

4貿易比較優勢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它能夠讓國內生產的產品流入國際市場，獲取國外產品以滿足國內需求，在釋放國內過剩產能、創造豐厚外匯收入的同時，還能提升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本文根據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的平均數對對外貿易程度進行分樣本回歸。如表6模型（7）～（12）所示，傳統、基本新型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低對外貿易地區的經濟促進效應均約為高對外貿易地區的170倍，且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低對外貿易地區經濟的正向影響遠大于傳統基礎設施投資?？梢?，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為低貿易程度地區的對外貿易提供便利，有利于其突破地理貿易壁壘，發揮當地的比較優勢。

5地理位置

按照國家統計局2011年公布的劃分方法，將樣本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將東北地區并入東部地區），進行分樣本回歸。如表7所示，總體來看，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效應最小，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經濟效應相差不大。具體而言，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東部地區的經濟促進作用最大，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中部地區的經濟促進作用最大?？梢?，東部地區從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投資中獲益更多，中部地區從通信基礎設施投資中獲益更多，而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相對匱乏。

五、進一步討論：基礎設施投資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一）影響機制分析

基準回歸論證了三類基礎設施投資均能夠促進區域經濟增長，且傳統基礎設施投資與新型基礎設施投資之間存在相互依賴、互為約束的關系。那么，三類基礎設施投資能否保證經濟穩定增長？中間傳導機制如何發揮作用？根據文獻綜述部分的結論，基礎設施投資通過推動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升級三種渠道促進區域經濟穩定增長。由于前文使用的工具變量即相關行業分類下全國上市公司的數目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可能和中介變量相關，因此，本部分選取各省份的地形起伏度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作為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工具變量，選取1999年微型電子計算機生產數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作為基本新型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工具變量。

表8和表9報告了機制分析的估計結果。表8模型（1）～（3）的結果顯示，新型基礎設施投資通過激發居民消費需求升級進而促進經濟增長，而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反而降低了居民的消費需求。以基本新型基礎設施為代表的基礎設施投資一方面能夠從根本上改變資源使用方式，降低居民消費實物的傾向，滿足居民實時信息交換的需求，這是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無法實現的；另一方面促使商品在生產增值份額之外，衍生出消費服務增值份額，刺激服務業發展，與此同時，居民優質化的消費需求反向推動企業學習，生產更高質量的產品，雇傭更熟練的工人，填補了傳統基礎設施的短板。

表8模型（4）～（6）的結果顯示，三類基礎設施投資均能夠通過顯著提高產業智能化程度實現高質量的宏觀經濟收益。其中，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產業智能化程度的影響系數最大。究其原因，產業智能化著重強調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改善資本利用，從而優化經濟增長的供給結構?；拘滦突A設施是數字通信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的綜合體，為產業智能化發展提供了優越的物質資本環境，也為實現宏觀經濟收益奠定了物質基礎。

表8模型（7）～（9）的結果顯示，三類基礎設施投資均能夠通過降低勞動成本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其中，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勞動成本的降低程度最大。這可能是因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導致經濟中物質資本份額增加，從而引發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替代效應。在一些對技能要求不高且工作重復性強的崗位中，物質資本的生產率普遍高于低技能勞動力的生產率，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替代部分低技能勞動力投入生產，實現工廠自動化和農業機械化，從而降低單位用工成本。

表8模型（10）～（12）的結果顯示，只有傳統基礎設施投資能夠降低運輸成本。以交通基礎設施為例，城市和農村道路建設允許勞動力、資源、服務和貨物在空間上的重新分配，緩解當地要素稟賦的約束，從而降低運輸成本，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增強了交易實體間的虛擬會面和數據交換，有助于信息交換而非實物交易?？梢?，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實物運輸作用是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無法替代的，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受制于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形成的空間結構和實物供應限制。

表9模型（1）～（3）的結果顯示，與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相比，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是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顯著促進省外人口流動并居住在當地。新型基礎設施投資通過物聯網布局，對傳統基礎設施使用數據進行實時收集、加工和存儲，適時反饋弊端，使得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更好地服務于民、惠及于民，與此同時，提高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社會互動，增加外省人口流入的動機，利用勞動力要素的空間再分配促進經濟增長。從這一角度上來說，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突破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地理局限性，將企業在地區內部的集聚潛力擴展到外部經濟市場。

表9模型（4）～（6）的結果顯示，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降低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之間的無效匹配，其中，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影響系數最大，而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并不能顯著降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之間的無效匹配。新型基礎設施特別是通信基礎設施如果無法和人力資本水平有效互補，即依附于通信基礎設施的政府治理、制度政策和人民使用之間不具備足夠的共同數字能力，就無法實現高質量的宏觀經濟收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利用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之間的重組和再配置，推動人力資本與技術創新合理匹配，擴展家庭和企業的知識容量，減少導致交易效率低下的信息不對稱。

相較而言，傳統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推動供給結構升級，阻礙需求結構升級，對效率結構升級不具有顯著影響；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推動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三重升級?？傮w而言，雖然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都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更加突出，更有利于經濟穩定且高質量的增長。

（二）長期影響分析

雖然當期的基礎設施投資能夠直接對當期的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但是考慮到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孕育期長和壽命長等特征，極有可能會對未來的經濟增長產生持續的促進作用。因此，有必要分析三類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

本文依次將三類基礎設施投資的滯后一期至滯后二十期對本期經濟增長進行回歸，估計結果如表10所示。結果顯示，三類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均具有極強的持續性。其中，傳統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持續促進未來二十年的經濟增長，但其

的估計系數大多小于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基本新型和廣延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則能夠持續促進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但其

估計系數大多大于傳統基礎設施投資?？梢?，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促進作用更加持久穩定，作用程度較為平緩，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快速顯著地釋放增長動能，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卻較為短暫且不穩定。當然，三類基礎設施投資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可能會持續更久，但由于本文的樣本期為二十四年，無法驗證更長時期的經濟效應。

六、結論與建議

基礎設施投資是保證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基石，要想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應統籌推進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不可偏廢其一。本文基于1997—2020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效應，探究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研究發現：第一，基準回歸結果表明，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之間存在相互依存、互為約束、共促增長的關系。具體地，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均能夠顯著提升全員勞動生產率，且兩者的估計系數相差不大。然而，剝離了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對新型基礎設施投資進行單獨分析后發現，基本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遠大于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第二，就要素差異和發展特征進行異質性分析發現，地區的區位優勢、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貿易比較優勢和地理位置對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效應具有異質性影響，其中，低房地產價值、低人力資本水平、低轉移支付水平、低貿易程度地區和東中部地區從基礎設施投資中獲益更多。第三，從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三重升級的角度進行機制分析，發現傳統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推動供給結構升級，阻礙需求結構升級，但對效率結構升級不具有顯著影響；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推動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效率結構三重升級。第四，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更加持久且穩定，但作用程度較為平緩，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促進作用則更加快速顯著，但作用期較為短暫且不穩定?？梢?，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各司其職，互通有無，均有利于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統籌好存量投資和增量投資、傳統基建和新型基建，優化投資比例，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各級政府需對新型基礎設施投資進行積極合理引導，在傳統產業的基礎上進行智能化改造，戰略性地擴大新興產業投資，充分發揮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第二，加快推進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地幫扶缺乏區位優勢、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貿易渠道的省份和西部地區開展基建，抓緊補齊老少邊窮地區的基建短板。此外，破除資源流動障礙，營造良好的投資和產業配套環境。第三，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推進基礎設施投資主體多元化，拓寬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渠道。目前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仍以政府為主導，難免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不正當市場行為。吸引社會資本特別是民間投資以合資、獨資、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投資、建設和運營，能夠進一步釋放政府引導和監督信號，優化投資結構，激發市場活力。但與此同時，也對地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關部門應認真做好基建項目的組織實施和宣傳引導，強化各個市場主體的責任意識，把項目建成合規合法的樣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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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es?Traditional?and?New?Infrastructure?Investment?Promote?Economic?Growth？

Yang?Sihan1，Tong?Menghua2，Ai?Yongfang3

（1School?of?Business，?Shanghai?DianJi?University，Shanghai?201306，?China；

2School?of?Economics，?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Dalian?116025，?China；

3School?of?Business，?Dalian?University?of?Foreign?Languages，?Dalian?116044，?China）

Abstract：

Based?on?panel?data?from?31?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in?China?from?1997?to?2020，?this?paper?empirically?tested?the?economic?effects?of?governmentled?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explored?the?impact?of?traditional?and?new?infrastructure?investment?on?economic?growth.?This?paper?found?that：?Firstly，?the?traditional?and?the?new?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re?interdependent，?constrained，?and?jointly?promote?growth.?Both?of?them?significantly?improved?overall?labor?productivity.?But?after?stripping?away?the?impact?of?traditional?infrastructure?investment，?it?was?found?that?the?promotion?effect?of?basic?new?infrastructure?investment?on?economic?growth?is?much?greater?than?that?of?traditional?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econdly，?regional?location?advantages，?human?capital，?social?capital，?trade?comparative?advantages?and?geographical?location?had?heterogeneous?effects?on?the?economic?effects?of?infrastructure?investment.?Regions?with?low?real?estate?value，?low?human?capital?level，?low?transfer?payment?level，?low?trade?degree?and?the?eastern?and?central?regions?benefited?more?from?infrastructure?investment.?Thirdly，?from?the?perspective?of?the?triple?upgrading?of?demand?structure，?supply?structure，?and?efficiency?structure，?it?was?found?that?traditional?infrastructure?investment?can?promote?the?upgrading?of?supply?structure，?but?it?hindered?the?upgrading?of?demand?structure，?while?having?no?significant?impact?on?the?upgrading?of?efficiency?structure.?While?new?infrastructure?investment?promoted?the?triple?upgrading?of?demand?structure，?supply?structure?and?efficiency?structure.?Fourthly，?the?economic?promotion?effect?of?traditional?infrastructure?investment?was?more?lasting?and?stable，?but?the?degree?of?effect?was?relatively?flat.?The?economic?promotion?effect?of?new?infrastructure?investment?was?more?rapid?and?significant，?but?the?duration?of?effect?was?relatively?short?and?unstable.?This?paper?provided?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impact?of?traditional?and?new?infrastructure?investment?on?economic?growth，?enriches?relevant?research?o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provides?theoretical?support?and?empirical?evidence?for?assisting?Chinas?economic?restructuring，?mode?transformation?and?growth?promotion.

Key?words：traditional?infrastructure?investment;?new?infrastructure?investment;?economic?growth

（責任編輯：張夢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