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賦能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的機制探索

趙志濤　郭瀅

摘 要：依托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對數據深入分析和有效應用，進而實現對檢警數據信息的歸集共享、分析應用、提前預警、及時發現和分類處置，可以為新時代檢察工作提質增效注入強勁動力。河北省邯鄲市檢察機關把大數據作為推動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高質量發展的橋梁，以系統性數據思維促進個案辦理，以整體性數據思維促進類案指導，以全局性數據思維促進綜合治理?，F階段大數據賦能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在實踐中仍然存在數據共享不夠充分、能動意識尚未激活、建模重復效率低下的問題，可從豐富數據來源、激發主觀潛能、共享智力成果三個方面加以完善。

關鍵詞：數據思維 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 數據共享 綜合治理 能動履職

2021年12月，最高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健全完善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全面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新成果，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下，對檢警監督制約與協作配合制度機制的健全完善?！兑庖姟诽岢龉?、檢雙方應當健全完善信息共享機制，共同牽頭設立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辦公室，推動提升公安執法和檢察監督規范化水平。同時，在國家大數據戰略的統籌下，以“檢察大數據戰略”為重要抓手賦能新時代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是檢察機關適應信息化時代新趨勢的重要舉措?！盁o論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是推進法治體系建設，都離不開大數據。檢察機關監督辦案必須跟上、適應，既要抓‘本的提升，更要有‘質的嬗變?！保?］。

監督線索發現難、執法辦案信息壁壘等問題，是長期以來制約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深入推進的梗阻，而“檢察大數據戰略”為辦案監督賦予了新動能，運用數據模型可以從類案中發現可批量提取并使用的數據要素，從中歸納出數據特征用以指導實際辦案，同時也可以發現存在的問題并及時進行監督，進而對相關行業開展社會治理。從長遠來看，大數據可以實現監督思路、線索分析、辦案方式、治理效果等方面的全面轉型升級，釋放強大的法律監督效能，并持續進行流程化、模式化、體系化發展，形成“個案辦理—類案監督—系統治理”的基本模式。［2］

一、大數據思維在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工作中的實踐運用

檢察大數據戰略作為國家大數據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數據時代科技強檢戰略與時俱進的必然要求。

（一）發現個案辦理線索

依托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辦公室（以下簡稱“偵協辦”），與公安機關辦案系統或其他行政司法部門數據庫建立有效鏈接，擴展數據來源，同時強化檢察機關的非結構化數據利用，在開放數據、共享數據、內生數據中挖掘線索，通過“大數據初查篩選+檢察官手動復核”的方式，將有限的檢察資源聚焦于高價值的線索辦理中，提高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效能。［3］

（二）提供類案分流依據

傳統的繁簡分流模式主要在檢察環節進行，一般采取“業務部門審核分流—案管部門受理案件—返回業務部門審查辦理”的模式，分流的精準度和及時性受限?，F在，通過檢警大數據互通，依托偵協辦，將繁簡分流的任務嵌入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中，統一將分流關口前置至公安機關提起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環節，提高辦案效率。

（三）提高綜合治理效果

大數據思維極大拓展了檢察機關的治理職能。通過數據碰撞對比，在一些高發頻發違法犯罪的背后，經?？梢园l現管理銜接、執法司法、制度機制等方面的漏洞，檢察機關通過制發檢察建議、開展監督整治活動等，與相關職能部門共同提升執法司法水平，實現前端治理，推動檢察工作從治罪到治理、從被動到能動的深層次轉變。［4］

二、河北省邯鄲市檢察機關的經驗做法

河北省邯鄲市檢察機關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把大數據作為推動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高質量發展的“橋梁”，通過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數據研判，對公安機關案件辦理提供更加高效可行的協助配合。

（一）系統性數據思維促進個案辦理

大數據思維下，依托偵協辦調取公安機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多平臺數據并進行對比分析，往往能挖掘出數據深處隱藏的秘密，以更深入的線索挖掘提升監督效能。例如邯鄲市峰峰礦區檢察院辦理的一起詐騙案件，交通事故受害人在肇事方已經賠償的情況下又騙取醫保資金。承辦人發現如果不是被人舉報，此類型案件不易被發現。為了保障醫保資金安全，嚴厲打擊此類犯罪，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大數據思維，將監督觸角前移。首先分別從公安交警大隊調取了近3年以來因危險駕駛和交通肇事等交通事故造成人體損傷的案件數據，之后將該數據與醫保局同一時間維度內因意外傷害住院報銷醫保資金的病例數據比對，發現了刑事違法線索3件，行政違法線索5件，從而對該類型案件辦理起到處理一案，打擊一片的作用。

（二）整體性數據思維促進類案指導

在不斷深入推進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的過程中，通過執法辦案平臺大數據提前介入，為公安提供“撤案”“簡案”“難案”案件分級，從而實現繁簡分流。

1.“撤案”預警。長期以來，公安機關對于一些涉及民事糾紛的詐騙案件或新型案件往往存在定性疑問，很多案件經過一系列偵查后撤案，會造成相當的警力浪費。檢察官依托偵協辦定期審查公安機關移送的有構罪爭議的輕罪案件臺賬，對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進行“撤案”預警，為公安機關下一步處理策略提供參考。

2.“簡案”標簽。檢察官可以登錄公安機關執法辦案系統檢索輕微刑事案件罪名，初步審查案情簡介以及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情況，對符合速裁程序案件打上“簡案”標簽，通過速裁程序讓大量輕微案件走上“快車道”。

3.“難案”介入。在公安執法辦案系統中有重大案件填錄模塊，但該模塊使用效率很低。通過偵協辦鼓勵公安機關在錄入案件信息時激活重大案件標簽填錄，從而使派駐檢察官及時判斷是否提前介入。

（三）全局性數據思維促進綜合治理

某人大代表向邯鄲市峰峰礦區檢察院反映村路口交通事故頻發的問題，根據《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辦公室工作細則》的規定，檢察機關提議召開專項聯席會議，向交通警察大隊發出調查、改進建議。派駐檢察官與交警大隊民警一起篩查近5年來該村口路段發生的交通事故，同時有針對性地對事故時間、事故原因、損傷后果等著重分析，發現該村口路段沒有限速提醒，且電動車逆行入村情形嚴重。在檢察機關建議下，交警大隊、交通管理局增加了限速提醒、交通警示標志。檢察機關的做法在當地村民中反響積極，并由該村人大代表反饋至區人大，實現以更積極的能動履職攜手融入社會治理。

三、現階段大數據賦能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邯鄲市檢察機關在大數據賦能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在推進實踐過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數據共享不夠充分

數據共享是檢察監督智能化的前提條件，現階段邯鄲市仍存在執法司法數據全面化、動態化共享程度有限的問題。公檢法各部門各自擁有一套獨立的辦公系統，而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對于辦案系統權限的開放程度、使用方式、數據信息交換的范圍等未完全達成共識，難以實現利用大數據手段的互聯互通。以危險駕駛掛案清理專項活動為例，公安業務系統上沒有移送審查起訴或類似統計表，在統計積案情況時便需要導出公安立案臺賬，然后與檢察受理臺賬逐案對比。在開展這項工作時，部分基層院反映信息“能看不能拿”的困境：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工作基本由各院普通刑事檢察部門主抓，部門負責人與公安機關法制部門負責人通過溝通，基本都能在職權范圍內達成允許“查閱”信息的共識，但延伸到“導出”層面則各有不同。信息共享權限細節缺乏明文規定，信息共享范圍具有較大隨意性，有的公安機關允許導出數據，而有的則以涉密、隱私、越權等諸多理由推托，導致一些較為簡單的信息碰撞都會耗費高昂的溝通成本，有的監督構想因為無法獲取數據而流產。

（二）能動意識尚未激活

目前在邯鄲市檢察機關探索實踐的監督線索挖掘，都是基于比較簡單的數據對比，在實現深入挖掘、部門聯動、社會治理方面則是任重道遠。究其原因，根源還是在“人”。數字賦能建立在豐富的辦案經驗、深入的總結思考、精準的監督意識之上，并且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進行溝通、試錯、總結、提升，而現在很多基層檢察院都面臨著客觀上沒有精力、主觀上沒有動力的困境?？陀^層面上，“案多人少”是長期困擾基層檢察機關的難題，普通犯罪部門（偵協辦牽頭部門）更是如此。以邯鄲市為例，辦案大院人均年辦案量均在100件/人以上，峰峰礦區更是高達188件/人，在此條件下，大多數基層院都是輪流派駐員額檢察官，導致偵查監督工作呈現碎片化、孤立化的特點，加上高強度的辦案工作已經透支一線辦案人的精力，較難形成坐定深挖的氛圍和條件。主觀層面上，積極性低主要來源于考核層面的盲區，該項工作雖然由普通檢察部門牽頭，但是由于很難形成部門聯動，實際上成為普通檢察部門的專有工作，加之大部分院都沒有對該項工作設置全院范圍內的單獨考核指標，使得駐派值班成為一種專屬于普通檢察部門的“額外”任務，難以充分調動積極性。即便是有專門針對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工作量考評的檢察院，往往也采取概括性評價方式，遠不如案件辦理來得直接、透明，使得投入精力進行數字賦能的嘗試成為一項“性價比”極低的工作。

（三）建模重復效率低下

2020年最高檢組織開展全國檢察機關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競賽，獲獎的優秀大數據監督模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從某一類案件或某一種需求出發，深挖延伸，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仍停留在“一案一模型”的零星探索?，F在很多地方不斷重復“從零開始”的探索過程，環境保護、交通治理、兩法銜接、下行案件等幾類模型是研究熱點，一些基層院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耗費在模型研發中，但是不少功能或算法都有同質化趨勢，如交通治理類往往包含危險駕駛吊銷駕照監督，下行案件類往往包含故意傷害違規不立案等。由于缺乏共享渠道，很多基層院在各自的領域范圍內重復構建其他地區已經或正在完成的數據模型功能，導致大量人力財力的低效率使用。

四、大數據賦能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的完善路徑

（一）豐富數據來源

豐富數據來源的根本途徑是跳出數字信息壁壘的單一誤區，借力區域性頂層設計，聚焦數字化改革，貫通連接“大綜合一體化”行政執法體系等多跨場景建設，實現全面貫通、集成突破。［5］在司法系統內部，可以構建執法司法信息共享機制。作為技術強省，浙江為綜合執法司法信息共享機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經驗：浙江省從 2017 年開始推進“政法一體化辦案系統”建設，著力打造一體化、綜合性的政法辦案平臺；于2021年11月出臺《政法機關執法司法信息共享工作辦法（試行）》，進一步對全省政法機關信息共享的范圍、要求、方式作出明確規定，完善政法單位跨部門數據共享機制，推進省內執法司法信息資源共享和有效利用。［6］在司法系統與行政機關之間，可以爭取地方黨委或政法委支持，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聯合構建區域性執法司法信息共享管理機制，自上而下創新數據共享合作方式。龐雜全面的行政管理信息并非檢察機關開展法律監督或偵查引導之必需，因此可嘗試以特定罪名為圓心，輻射狀梳理所需行政數據，編制信息資源供需清單、探索部分數據或專項數據針對性共享等，拓展數據共享范圍。

（二）激發主觀潛能

實現數據賦能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不僅是簡單利用模型套用數據的“拿來主義”，更需要深度使用、對比分析，發現本地區類案辦理過程中出現的共性問題，并結合實際提出具有實踐意義的建議。通過借鑒各地先進做法，可從內在強化激勵、外在加強統籌兩個方面激發主觀能動性。

1.建立激勵機制，確保派駐人員“有動力”。將模型發現監督線索、制發檢察建議、參與案件提前介入、重大案件共同會商等工作，根據性質、效果明確納入檢察官業績考評，合理調配工作量，減少派駐人員檢察業務系統輪案量，緩解辦案壓力，解除后顧之憂，使其有精力、有動力、自愿積極主動開展派駐檢察和數字監督工作。

2.規范派駐模式，形成刑檢部門“一盤棋”。統籌刑檢各部門員額檢察官，建立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專業化辦案團隊人才庫，必要時可以在本市范圍內統一抽調養老詐騙、知識產權、電信詐騙、毒品、涉外、文物犯罪等方面的業務骨干，在提前介入疑難案件時指派專業辦案人員“當班”，通過提升團隊專業度提升監督效能。

（三）共享智力成果

檢察大數據是一種新生事物，對很多地方尤其是技術欠發達地區來說，仍需要從頭開始探索。要真正解放大數據的生產力，需要一個系統化、規?；?、綜合化的智慧模型，一個以高級別權限支持、以強技術水平支撐、以嚴權限管理規范的綜合型產物。數據模型的開發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如果能將已經研發成功、具有完備功能的模型進行檢察內部共享，等于為深化研發提供了“臺階”，其他檢察機關就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挖掘潛力，而不用在初期工作上重復投入。如上文峰峰礦區院的交通肇事涉醫保詐騙篩選模型以及高發路段篩選思路，和本市另一地區目前正在研發的交通肇事綜合治理模型相結合，就可以輕松擴大原模型的輻射范圍。共享模型成果可以讓每一步都踏在上一個智力“臺階”上，從而減少研發資源的浪費，加速智力集成化發展過程，更高效地凝聚思維生產力，構建更具廣度和深度的數字模型。

*本文系河北省人民檢察院2022年度調研課題“市域層面下公檢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工作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四級高級檢察官［056200］

***河北省邯鄲市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檢察官助理［056000］

［1］ 參見張軍：《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求是》2022年第4期。

［2］ 參見陳章：《以檢察大數據戰略 賦能新時代法律監督》，《檢察日報》2022年5月20日。

［3］ 參見李娜、高航： 《大數據助推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檢察日報》2023年3月22日。

［4］ 參見王永金：《數字檢察：法律監督的時代要求》，《人民檢察》2023年第3期。

［5］ 參見程曙明、蘇文玉、楊玥：《數字檢察視域下檢察能動履職的理論證成與實務探討》，《人民檢察》2023年第2期。

［6］ 參見賈宇：《論數字檢察》，《中國法學》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