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影響因素研究*

朱曉俊,劉東皇

(1.滁州學院 經管學院,安徽 滁州 239000;2.江蘇理工學院 經濟學院,江蘇 常州 213001)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居民增加的消費與增加的收入的比值即為邊際消費傾向,也可以理解為消費曲線的切線斜率。針對居民消費傾向的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基于邊際消費傾向,不僅可以測算出投資乘數、政府購買乘數和稅收乘數等各類乘數,同時,針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因素的研究能夠應用于經濟實踐中,從而實現消費擴張、經濟內生增長能力提升。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前景不樂觀,國際沖突不斷,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國內經濟保持恢復向好態勢,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發展新格局面臨系列“堵點”,總體水平較低的居民消費傾向不僅影響擴大內需的效果,也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發展新格局的障礙。因此使農村居民消費傾向保持較高水平是推動農村居民消費增長進而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的一個重要內容。

針對有關(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問題,國內外文獻主要從如下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一是測算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Langemeier和Patrick[1](1990)以美國18位農場主為樣本測算了其邊際消費傾向。而在針對中國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研究中,劉云[2](2021)在測算中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比較了不同區域和群體間的差異?；?997—2013年分省面板數據,雷理湘和胡浩[3](2015)則以1997—2013年的省級樣本數據對中國農村居民不同收入來源的邊際消費傾向進行研究。張肅[4](2017)測算了我國農村居民信息消費的邊際消費傾向。李福奪和楊興洪[5](2015)測算了貴州省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李靈芝和淮文博[6](2012)測算了陜西省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許嬌[7](2006)則以福建省農村居民為樣本進行邊際消費傾向的度量。由于測算模型和樣本數據具有差異性,不同學者所得出的測算結果具有一定出入。二是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因素展開了相關分析研究。有學者研究認為,對外開放會對影響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產生重要影響(徐春華[8],2015)。方臻旻和徐冰清[9](2014)則分析指出,收入分配差距會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產生影響。此外,有學者從城鎮化視角出發,提出城鎮化水平顯著影響著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范玲俐和梁根琴[10],2019)。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將目光投向金融方面,如邢天才和張夕[11](2019)分析指出互聯網消費金融會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起到重要的影響作用?？梢?影響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因素眾多,學者們基于不同的視角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結論。

學者們既研究了中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測算,也分析了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因素,并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各學者在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時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得到的研究結論具有差異性。以已有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本文通過建立狀態空間模型測算了中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時間演化,對可能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的實證分析,依據實證分析結果最后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演化

(一)測算模型構建

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凱恩斯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根據絕對收入假說,消費是收入的函數,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消費函數表示為C=α+βYd,這里C為消費,Yd為可支配收入水平,α為自發消費,β為邊際消費傾向。

當前,測算可變系數的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主流方法為:以絕對收入假說為基礎,通過構造狀態空間模型進行測算。

其量測方程為:

Ct=αt+βtYt+εt其中εt為隨機干擾項

(1)

其狀態方程為:

βt=βt-1+xt其中xt為隨機干擾項

(2)

(二)測算結果

運用1978—2020年間的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的時序數據(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基于狀態空間模型,根據式(1)和式(2)本文測算中國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測算結果如下:

量測方程:

Ct=70.47+βtYt+[var=exp(4.55)]

(3)

(70.4054)***

狀態方程:

βt=βt-1+[var=exp(-9.40)]

(4)

其中,括號中數值為z統計值,***表示通過1%水平檢驗。我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演化軌跡如圖1所示。

圖1 1979—2020年中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

(三)演化特征

由圖1可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的值幾乎在67%—81%區間波動,其均值為0.74。從分時段上看,1980—1990年我國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呈波動上升趨勢,其值從1980年的0.68上升到1990年的0.81;1990—2000年我國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呈波動下降趨勢,其值從1990年的0.81下降到2000年的0.67;之后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呈波動上升,其值從2000年的0.67上升到2019年的0.80。由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演化特征可以概括為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趨勢。

三、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因素

(一)回歸模型構建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本文構建了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

(5)

其中,βt為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Xi,t為一組影響因素,ω和φ為待估計系數,c為常數項,υ為隨機干擾項。

參考上文文獻回顧中分析的可能影響因素,公式(5)中的一組影響因素Xi,t選取市場化程度、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差距、城鎮化水平和收入增長五個指標。有關變量和數據的說明如下:一是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這一指標數據采用前文的估測結果,標記為β。二是市場化程度用實際公共支出增量占實際GDP增量的比重也即邊際公共支出率衡量。邊際公共支出率的大小與市場化程度成反比,標記為M。三是社會保障使用人口總撫養比指標來反映,人口總撫養比與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備程度成正比,以S代表。四是收入分配差距使用農村居民基尼系數這個指標衡量,標記為GINI。五是城鎮化水平使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衡量,標記為R。六是收入增長使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長率衡量,標記為G。

(二)實證分析

基于上述回歸模型,本文通過參數估計展現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因素。

1.單位根檢驗

首先,本研究對中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及其各影響因素進行了單位根檢驗,表1展現了具體的檢驗結果。

表1 單位根檢驗

由ADF檢驗結果可知,變量M、G和R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而變量β、GINI和S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不平穩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變量β、GINI、S、M、G和R的一階差分項Δβ、ΔGINI、ΔS、ΔM、ΔG和ΔR分別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所有變量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2.OLS回歸估計結果

然后,本文采用逐步回歸法對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因素模型進行回歸估計,在逐步回歸中隨著解釋變量增多,順次使用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來表示,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對各回歸模型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皆為平穩序列,模型存在協整關系。

表2 中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因素估計

3.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市場化水平對農村居民表現出正面影響。從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到,邊際公共支出率每增加1%,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減少0.0819%。邊際公共支出越高,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將會下降,并在10%的水平上顯著。該結論體現了市場化進程是影響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一個因素。在市場化進程中,農村居民未來支出不確定上升,影響了農村居民消費傾向。

第二,實際收入增長率正向影響著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從實證結果中可以看到,實際收入增長率變動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會隨之增加0.4132%,這一關系在10%的水平上顯著。該結論體現了實際收入增長率是影響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一個因素。當農村居民的收入較高且穩定性較強時,實際收入增長會使農民對未來持積極的消費態度,消費能力有所提升,消費的風險厭惡有所下降,消費積極性較高,邊際消費傾向有所提升。

第三,城鎮化進程會對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起到正向影響作用。根據回歸結果可知,城鎮化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將提升0.4742%。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與城鎮化率顯著正相關,城鎮化會推動農村消費方式轉變,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將有所增加。

第四,社會保障體系是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重要影響因素?；貧w結果顯示,人口總撫養比每上升1%,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就增加1.1077%,在10%的水平上顯著,人口總撫養比指標對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為正。該結論顯示社會保障體系是影響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重要因素。

第五,收入分配差距作為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重要影響因素,會對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起負面作用。本文使用農村基尼系數作為收入分配差距這一指標的衡量,實證研究表明,農村基尼系數每上升1%,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將降低0.2571個百分點,這一影響關系在10%的水平上顯著?？梢?收入分配差距會顯著影響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能夠推動農村居民整體消費傾向提升,并進一步推動社會消費增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以1978—2020年間中國農村居民為樣本,通過建立狀態空間模型對中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時序變化進行了全面估測。估算結果顯示,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變動趨勢。爾后,本文構建了中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并以該模型為基礎進行實證檢驗。由實證結果可知,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城鎮化進程、市場化程度、實際收入增長率和收入分配差距等因素都會顯著影響中國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

因此,為了更好維持農村居民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增加農村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內生能力提高,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著力推進農村市場化進程。在推進農村市場化進程中,不僅注重農產品市場化還應加強土地、勞動等要素市場化,穩定農村居民對未來的預期,提升農村居民的消費信心。

第二,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應作為重點問題持續推進。在今后持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同時,還應雙向引導資本下鄉與農村居民進城,提升農民收入水平,努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第三,新型城鎮化建設應當持續推進。當前,中國仍處在城鎮化建設進程中,在強調提升城鎮化水平的同時,也應注重城鎮化質量提高。不僅要大力推進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設,還應當注重中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村協調聯動與融合發展,推動鄉村振興和美麗鄉村建設。

第四,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應得到進一步完善。當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存在相對滯后的問題,而農村社會保障水平較城鎮又有所落后。因此,在今后不斷完善全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政府也應當重點提升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為農村居民提供更為完備、全面的社會保障,為農村居民消費增強信心。

第五,努力縮小農村收入差距。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過程中,要素稟賦的差異必然會帶來農村收入差距的擴大。應嚴格貫徹農村“一戶一宅”的原則,以市場化促進土地合理流轉,確保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此外,努力縮小農村收入差距要提升農村教育的質量和水平,使農村家庭孩子均能接受到相對均衡的良好教育也是縮小農村收入差距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