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理控制對兒童焦慮的影響：另一方父母與兒童親子親密的緩沖作用

翟夢曉，崔偉，吳青霞，徐夫真

（1.山東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濟南 250014；2.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北京 100875；3.滕州市北關小學，棗莊 277500）

焦慮（anxiety）是兒童群體中普遍存在的消極情緒問題[1]。焦慮的兒童更可能產生抑郁[2]、失眠[3]及學業不良[4]等心理社會適應問題。持續且未得到及時干預的兒童焦慮可能成為青少年期甚至成年期焦慮障礙、抑郁或其他臨床精神障礙的隱患[5]。家庭是兒童接觸最早、影響最深遠的微系統，基于焦慮的早發性和破壞性等特點，考察家庭系統內引發焦慮的風險因素和緩解焦慮的保護因素有助于兒童焦慮的早預防、早干預。

在家庭系統中父母教養和親子關系與兒童心理社會適應緊密關聯，其中父母的教養行為和親子關系對兒童焦慮的影響一直備受關注[6]。研究發現，父母采用愛的收回、引發內疚、堅持權威等策略對兒童心理和情感上的控制是導致兒童焦慮的重要風險因素[7，8]。親子親密（parent-child closeness）代表著高質量的親子關系，親子親密度高的兒童較少有焦慮、抑郁問題[9]。從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 theory）的視角看，家庭系統由夫妻子系統、父母子系統、親子子系統等構成，各子系統彼此獨立又相互作用，共同影響兒童的心理社會適應[10]。近年來，在已有父母因素與個體發展之間二元子系統關系的研究基礎上，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父母教養、親子關系與兒童發展三元子系統之間的關系[11，12]。例如，良好的母女關系可以緩沖母親心理控制對女生內化問題的影響，良好的父子和父女關系則會增強父親心理控制對子女內化問題的影響[13]。國外研究還發現，父親教養與母親教養、父母一方的教養行為與另一方親子關系對兒童青少年內外化問題存在交互補償作用。例如，高水平的母親溫情教養能夠緩解低水平的父親參與對兒童內化問題的消極影響[14]；父母一方與青少年的不良親子關系會增強另一方父母心理控制對青少年攻擊行為的正向預測作用[15]。隨著我國社會發展及養育觀念的變化，父親越來越多地參與家庭生活，與母親共同分擔家務，父母成為共同養育孩子的協同教養者[16]。在我國的家庭教育中，素有“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之說。比如，當父母一方對孩子進行心理攻擊或控制時，另一方父母可能會采取溫和的態度并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17]，父母雙方在教養行為上表現出互補性。但目前國內鮮有研究關注父母一方的教養行為與另一方父母-兒童親子關系在兒童內化問題上的交互作用或補償作用。

根據社會角色理論（social role theory），父母對男孩和女孩有不同的角色期待，通常對男孩的工作角色期待高于女孩，對女孩的家庭角色期待高于男孩。這也使得他們對待子女的方式不同[18]，如父母對男孩采用更多的心理控制[19]，與女孩關系更親密[20]。研究還發現，父母心理控制對女孩焦慮的影響明顯大于男孩[21]，親子親密對男孩焦慮的影響明顯大于女孩[22]。在親子關系的調節作用上，有研究發現親子關系對父母本人心理控制與兒童內化問題關系的調節存在兒童性別差異[13]。Murray等人發現父母一方的親子關系對另一方父母心理控制與青少年攻擊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則不存在性別差異[15]。

綜上，本研究采用間隔一年的縱向研究設計，考察父母一方心理控制對兒童焦慮的預測作用是否受另一方父母與兒童親子親密的調節，以及這一調節作用是否存在兒童性別差異。本研究假設：父親/母親心理控制均能正向預測一年后的兒童焦慮，母子/父子親密可以調節父親/母親心理控制與兒童焦慮的關系，且這一調節作用存在兒童性別差異。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選取山東省某市區六所小學三至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兩次測量。第一次測量（T1）時，1091 名被試（M=10.89 歲，SD=0.91）完成Spence 兒童焦慮量表、父母心理控制量表和親子親密度量表。一年后進行第二次測量（T2），被試完成兒童焦慮量表。因生病、轉學等原因，最終保留下來的有效被試971人。其中男生556人（57.3%），獨生子女456人（47.0%）。

1.2 工具

1.2.1 Spence 兒童焦慮量表 采用Wang 等人修訂的中文版Spence 兒童焦慮量表（the Spence Children’s Anxiety Scale,SCAS）測量兒童的焦慮水平[23]。共44個項目（其中6個項目為積極填充項），包括六個維度：分離焦慮、軀體傷害恐懼、社交恐懼、驚恐障礙和場所恐懼、強迫-沖動障礙和廣泛性焦慮癥。采用4點計分，總分越高則焦慮水平越高。T1、T2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9和0.90。

1.2.2 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采用Wang 等人編制的中文版父母心理控制量表（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Questionnaire，PPCQ）測量父母心理控制水平[24]。共18個項目，包括三個維度：愛的收回、引發內疚和堅持權威。采用5 點計分，均分越高則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T1父親、母親心理控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8和0.87。

1.2.3 親子親密度量表 采用Buchnan 等人編制，張錦濤等人修訂的親子親密度量表（Parent-Child Closeness Scale,PCCS）測量父子/母子親密度[25]。共9 個項目，采用5 點計分，均分越高則親子親密度越高。T1 父子、母子親密度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2和0.81。

1.3 數據分析

采用SPSS 22.0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素因子分析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25個，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15.07%，小于40%的臨界標準，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系數見表1。以兒童性別、是否獨生為自變量，分別以T1/T2兒童焦慮、父母心理控制以及親子親密為因變量，進行2（男、女）×2（獨生、非獨生）的方差分析。結果發現，T1/T2 兒童焦慮、父親心理控制以及母子親密的兒童性別主效應顯著。女生的焦慮水平顯著高于男生，父親對男生的心理控制水平顯著高于對女生的心理控制，母親與女生之間的親密度顯著高于與男生之間的親密度。T1兒童焦慮、父母心理控制以及親子親密在是否獨生情況上主效應顯著。非獨生子女的焦慮水平顯著高于獨生子女，父母對非獨生子女的心理控制顯著高于對獨生子女的心理控制，父母與獨生子女之間的親密度顯著高于與非獨生子女之間的親密度。

表1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M±SD）及相關系數（n=971）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T1/T2 兒童焦慮均與父親、母親心理控制正相關，與父子、母子親密負相關，父親、母親心理控制均與父子、母子親密負相關。鑒于主要研究變量在是否獨生上存在差異，T1兒童焦慮與各主要變量存在顯著相關，后續分析中對是否獨生、T1兒童焦慮進行控制。

2.3 親子親密的調節作用及性別差異分析

采用分層回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對一年后兒童焦慮的預測作用、父母一方的親子親密在另一方心理控制與兒童焦慮關系中的調節作用及性別差異。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問題，將各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將兒童性別和是否獨生進行虛擬編碼（男生=0，女生=1；獨生=0，非獨生=1）。

2.3.1 父親心理控制與兒童焦慮的關系：母子親密的調節作用及性別差異 表2 結果顯示，父親心理控制正向預測T2 兒童焦慮（β=0.06,P＜0.05）。父親心理控制、母子親密、兒童性別的三元交互項顯著負向預測T2 兒童焦慮（β=-0.09,P＜0.01）。參照曾練平等人的研究，若三元交互項對因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則可以不再分析兩元交互項的作用[26]。分組回歸分析發現，在女生群體中，母女親密對父親心理控制與女生焦慮關系的調節作用顯著（β=-0.13,P＜0.01），但在男生群體中，母子親密對父親心理控制與男生焦慮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β=0.02,P＞0.05）。

表2 母子親密在父親心理控制與兒童焦慮關系中的調節作用

為進一步分析母子親密的調節作用，按照平均分加減一個標準差的標準將母子親密分為高（M+1SD）、低（M-1SD）兩組，進行簡單斜率分析。結果顯示，對于低母女親密的女生而言，父親心理控制顯著正向預測其一年后的焦慮（simple slope=0.19,t=3.31,P＜0.01），對于高母女親密的女生而言，父親心理控制對其焦慮的預測作用不顯著（simple slope=-0.04,t=-0.65,P＞0.05）。

2.3.2 母親心理控制與兒童焦慮的關系：父子親密的調節作用及性別差異 表3 結果顯示，母親心理控制正向預測T2 兒童焦慮（β=0.07,P＜0.01）。母親心理控制、父子親密、兒童性別的三元交互項負向預測T2 兒童焦慮（β=-0.07,P＜0.05）。分組回歸分析發現，在女生群體中，父女親密對母親心理控制與女生焦慮關系的調節作用顯著（β=-0.09,P＜0.05），但在男生群體中，父子親密對母親心理控制與男生焦慮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β=0.02,P＞0.05）。

表3 父子親密在母親心理控制與兒童焦慮關系中的調節作用

同樣，按照平均分加減一個標準差的標準將父女親密分為高（M+1SD）、低（M-1SD）兩組，進行簡單斜率分析。結果顯示，對于低父女親密的女生而言，母親心理控制顯著正向預測其一年后的焦慮（simple slope=0.17,t=2.96,P＜0.01），對于高父女親密的女生而言，母親心理控制對其焦慮的預測作用不顯著（simple slope=0.00,t=0.07,P＞0.05）。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父母心理控制能夠預測一年后的兒童焦慮。這一結果與已有研究一致[27]。高心理控制的父母常常使用愛的收回等方式對待子女，這一行為本身可能會使兒童產生不安全感和焦慮感。而且，高心理控制的父母常代替兒童做決定，要求兒童遵從父母的要求，這無疑會減少兒童獨立解決問題或者應對挑戰性情境的機會，不利于其發展掌控感和效能感，從而引發兒童焦慮[27]。

本研究發現，父母一方心理控制對一年后兒童焦慮的影響受另一方父母親子親密的調節，且這一調節作用僅存在于女生群體中?？梢?，女孩與父母之間較高的親子親密是其情緒健康發展的積極保護因素，可以緩沖父母心理控制對焦慮的影響。與男生相比，女生受家庭和父母影響更多[28]，她們與父母的關系更親密。已有研究也指出，與父母關系親密的兒童通常更有安全感，也更自信[29]。當父母一方對其施加心理控制時，她們可能會從與另一方父母的情感聯結和積極互動中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從而緩解恐懼感和焦慮情緒。本研究中的兒童正處在小學高年級，即將進入青春期，與已有研究一致[21]，本研究也發現該時期女生的焦慮水平高于男生。所以父母-女兒親子親密的這一調節（或緩解）作用對于保護女生情緒健康尤其重要。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本研究與Murray等人[15]的研究都發現了父母一方的心理控制與另一方親子關系之間的互補性及性別差異，但研究結果存在明顯差異。Murray 等人[15]對美國兒童青少年的研究發現，父母一方的親子關系對另一方心理控制與兒童青少年攻擊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在女生和男生群體中均存在。這些差異可能與兩者所選取的研究變量及樣本特征有關。因此在解釋本研究結果時還需謹慎。

本研究結果對家庭教育具有啟示意義。在家庭系統中，父母一方與子女的親子親密能夠緩解配偶不良教養行為的消極影響，這反映了父母間相互支持以及協同養育的重要性。但需要指出的是，當父母一方慣常采用心理控制等消極教養行為，另一方通常為子女提供支持、與子女關系親密，這種情況下子女可能會傾向于接近關系親密的父母一方并與其結盟。這可能會損害家庭關系及兒童的健康發展。所以，父母也要注意改善教養行為及親子關系，積極協同養育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