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長篇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敘事

我們注意到，在時間的腳步跨入新世紀之后，中國文壇曾經先后出現了一批旨在關注、思考和表現知識分子這一特定人群的長篇小說。具體來說，這一方面值得引起高度關注的作品，主要包括有宗璞的《西征記》、格非的《春盡江南》、范遷的《錦瑟》、劉醒龍的《蟠虺》、嚴歌苓的《陸犯焉識》以及田中禾的《父親和她們》等。

一、抗戰中的民族正氣書寫

首先進入我們分析視野的，是宗璞“野葫蘆引”長篇小說四部曲中的第三部《西征記》?！段髡饔洝分杏袃晌蛔钪饕那嗄曛R分子形象，一位是那位后來勇敢地走上了抗戰前線的瑋。作為一位很是有一點培養前途的可造之才，他原本可以留在學校繼續深造。文本中，瑋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的老師蕭子蔚先生對人才的特別器重，另一方面則是戀人殷大士的那種真切感情。但所有的這一切，到后來都沒有能夠影響到瑋投筆從戎、積極抗日的堅強決心。實際上，在瑋的內心深處，自己之所以一定要參軍服役，也只不過是在履行一位公民的“本分”責任。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作家沒有人為地拔高瑋的思想境界，所以，他的毅然棄學從軍行為才會愈加感人至深。但其實，瑋原本也未必非得犧牲不可。結束了通訊學校的學習生活之后，瑋本來應該到炮兵學校去工作，但由于阿譚突然發燒，他就頂替阿譚來到了更加接近于前線的保山通訊學校。正因為來到了保山通訊學校，所以瑋才最終為了取得抗戰的勝利而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嵋是《西征記》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她之所以毅然從軍成為傷兵醫院里的一名志愿者護士，一方面固然是接受了江昉先生所講授的《國殤》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很顯然也是受到了表哥瑋投筆從戎精神的感召。只要將小說中的嵋這一人物形象與現實中的作家宗璞的情況（一則嵋的年齡和宗璞當年的年齡相一致；二則嵋的父親孟弗之的原型乃是宗璞的父親，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略加對照，我們就不難確認，嵋在《西征記》的諸多人物形象中，毫無疑問是最具自傳性色彩的一位。從這一點出發，我們也不妨干脆把《西征記》當作一部成長小說來加以理解。從成長小說的角度來看，則嵋在成為志愿者護士之后曾經先后目睹經歷的戰爭中的一切，不管是醫院里丁醫生職業精神的嚴謹、陳院長內心世界中的光明與黑暗并存，還是嵋在意外掉隊之后先后邂逅的阿露和本杰明；不管是那位無名女兵感人至深的遺信，還是與彭田立他們一起最終說服馬福土司，都應該被理解為正處于成長關鍵階段的嵋，所不能不領受的一個啟蒙教育過程。這個過程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表哥瑋那意外而壯烈的犧牲過程。在日常的和平歲月中，如同嵋這樣正處于花樣年華的少女，原本正應該端坐在書桌前讀書。但由于有了戰爭的發生，她卻必須在很小的年齡被迫去面對各種令人震驚的生死場景。無論如何，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后，嵋，肯定就不再會是戰前那個天真童稚的嵋。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由于嵋是一位帶有突出自傳性色彩的人物形象，所以，她的相關思考，同時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宗璞的相關思考?！段髡饔洝分心欠N異常顯豁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的形成，從根本上說，正與作品的自傳性特點緊密相關。

二、理想化人格與知識分子的渙散無力

如果說宗璞《西征記》的聚焦點是既往的抗戰歷史，那么，格非在“江南三部曲”最后一部《春盡江南》中所聚焦的就是當下時代渙散無力的知識分子形象。知識分子在當下這個充滿著各種挑戰的時代究竟何為？可以被看作是格非借助于《春盡江南》這一小說文本所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說到這個核心問題，就必須對譚端午這個小說的中心人物形象展開一番深入的剖析。有必要強調的一點是，正是在尖銳地追問知識分子在當下這個時代究竟何為這個核心問題的過程中，格非相當成功地完成了對于譚端午這一人物形象的刻畫塑造。換言之，對于譚端午形象的成功塑造，乃是《春盡江南》突出思想藝術成就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具體深入分析譚端午這一人物形象之前，我必須首先把自己在閱讀《春盡江南》的過程中，對于譚端午的一種強烈認同感表達出來。認真地回想一下自己長期以來的小說閱讀經歷，在新時期以來出現的眾多優秀作品中，能夠在精神層面上引起我強烈認同感的，實際上是非常少見的。說實在話，此前曾經引起我強烈認同感的大約只有兩位知識分子形象，一位是王蒙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中的倪吾誠，另一位則是賈平凹長篇小說《廢都》中的莊之蝶。但相比較而言，或許是因為年齡約略相仿、人生經歷基本相似的緣故，這種認同感最強烈的，恐怕還應該就是格非這部《春盡江南》中的譚端午。在譚端午身上，我不無驚訝地發現了一種自我的影像式存在。倘要進一步追問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我們大約只能說，格非能夠如此深入如此一針見血地切入譚端午的精神世界之中去，是因為與創作過程中個人生存經驗的充分調動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某種意義上，《春盡江南》中的譚端午這一知識分子形象之所以能夠被批判，恐怕也與其中格非自我生存經驗的強勢介入存在著內在的聯系。而我，之所以對譚端午產生強烈的認同感，是因為我和格非都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因而有著大致相似的人生軌跡的緣故。

譚端午這一知識分子形象，最突出的一個性格特點，就是他的百無一用。只要略微回想一下，你就不難發現，在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中，譚端午是一個什么都不會干，即使干也干不好的文弱書生。好不容易自告奮勇承擔了一回租房的日常事務，結果還醞釀出了一場聲勢頗為浩大的房屋風波。對于當下時代的中國家庭而言，孩子的受教育，孩子的成長，毫無疑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除了曾經去若若的學校為孩子們做過一次偶然的演講，你根本看不出譚端午為了若若做過一些什么。不僅如此，每當妻子龐家玉因為要教育若若從而不可避免地和若若發生沖突的時候，譚端午所采取的態度就是視而不見退避三舍，一個人躲到外邊去散步。除了寫詩，除了一直在寫那部想不好開頭的長篇小說，除了總是端著讀那本《新五代史》，除了和幾位朋友偶爾喝酒消遣，除了和小自己好多歲的綠珠姑娘調情說愛，你可以發現，譚端午幾乎不承擔任何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不做任何事情。以至于你很難想象，假如沒有生性潑辣、個性堅韌的龐家玉替他遮風擋雨，譚端午還能否很好地生活下去？說實在話，在初始接觸到譚端午這一人物形象的時候，他的百無一用，確實曾經讓我聯想到過當年俄羅斯文學中影響巨大的“多余人”形象。當年的這些“多余人”，一向被稱為“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他們雖然由于出身于貴族之家而形成了先進的思想認識，但卻因無法探尋到改變社會現實的合理化道路而徘徊彷徨，缺乏實際行動的能力。這也就是說，這些“多余人”最起碼從主觀意愿上來說，還是愿意努力改變現狀的。但對于譚端午來說，他的百無一用卻是自我主動尋求的某種結果?！八以谔茖帪车姆孔颖蝗苏剂?。這件事雖然剛剛發生，但其嚴重程度卻足以顛覆他四十年來全部的人生經驗。他像水母一樣軟弱無力。同時，他也悲哀地感覺到，自己與這個社會疏離到了什么地步?！?/p>

問題很顯然是，譚端午自己為什么要自覺地疏離于時代之外，要以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方式做一個“百無一用”的書生呢？要想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把譚端午的存在方式和他的詩友們進行一番簡單的比較。譚端午、徐吉士、陳守仁，三位都是在1980年代的中國很有些影響的青年詩人。那個時候的他們真可謂是熱血澎湃，充滿著青春朝氣，昂揚著生命激情?！暗鹊疆厴I答辯的那個學期，發生了一件席卷全國的大事?！詾樽约赫趧撛鞖v史，旋轉乾坤，可事實證明，那不過是一次偶發的例行夢游而已?！彪m然是“夢游”，但這“夢游”卻又無疑可以被看作是這些年輕人一種理想主義精神存在的事實明證。實際上，也正是因為當時的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事業志趣，所以才會有徐吉士和陳守仁力邀譚端午到鶴浦暫住避難事件的發生。而譚端午一生的命運遭際，其實也正是那次在鶴浦招隱寺偶遇李秀蓉之后被徹底注定的。然后，很快地，這幾位詩人伴隨著時代大潮告別了理想主義的1980年代，進入了以經濟活動為中心以世俗功利為本質的當下時代。進入新時代之后，或許是受到時代文化語境強勁制約的緣故，幾位知識分子的命運也隨之發生了耐人尋味的分化。陳守仁搖身一變，成為腰纏萬貫的商人，極其善于順應時勢的徐吉士，則成為新聞界的知名人士。正如同格非在為這個人物的命名（吉士的命名靈感，很顯然直接地來自《詩經》，來自《詩經》中的“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一句）所強烈暗示出的，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徐吉士日常生活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四處尋花問柳勾引小姑娘。而這也就意味著，曾經有著高遠精神追求的兩位詩人，已經完全放棄了自己的精神操守，已經徹底融入了污濁不堪的時代現實之中，與世俗功利的時代攜手共舞、沆瀣一氣了。如果說我們對徐吉士和陳守仁精神變遷的解讀尚且合理的話，那么，譚端午的自覺疏離于時代主流之外，甘心情愿地停留在“百無一用”的狀態之中，就毫無疑問地意味著他自己以及作家格非本人對于自身獨立人格精神毫不妥協的堅決守護。

如果我們試圖尋找一個語詞來對譚端午的精神特質進行某種概括提煉，最恰當的恐怕就是一種突出的無力感。如果說政治的、社會的問題尚且不至于那么切近直接地構成對譚端午的壓迫的話，那么，家庭內部和妻子的感情問題無疑直接影響著他個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身為知識分子的譚端午居然無力到了連離婚的勇氣都徹底喪失的地步，以至于他只能祈禱依靠如同死亡這樣一種外力的作用來解決問題。既然連離婚這樣與自己的生活幸福密切相關的問題都無力解決，我們自然也就無法奢望譚端午有能力去積極承擔并完成更為重要的時代使命了。實際上，也只有在這個意義層面上，我們才能夠更真切地體會認識到格非在譚端午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復雜深切寄托所在。一方面，借助于譚端午的不合作，借助于他的百無一用，格非固然尖銳深刻地對于當下這樣一個污濁不堪的時代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性反思；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如同譚端午這樣一類軟弱無力的知識分子形象，卻又絕非格非理想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因此，在充分肯定譚端午的百無一用所具深刻批判性的同時，格非卻也同樣對此類知識分子的潔身自好、軟弱無力、猶豫不決進行著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這一點，主要借助于綠珠這個人物形象表現出來。在小說中，當綠珠真誠地向跟自己有著情感糾葛的譚端午詢問自己未來去向的時候，“端午將手里的一根煙捏弄了半天，猶豫再三，最后道”。面對著譚端午猶豫再三的姿態動作，面對著他同樣忐忑猶豫自相矛盾的話語內容，脾氣向來直爽的綠珠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譚端午的精神性格弱點：“‘我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什么！綠珠不客氣地打斷了他的支支吾吾，從地上站起來，使勁地拍打著身上黏著的銹跡斑斑的銹屑和枯草，冷笑道：‘你這人，真的沒勁透了?！焙茱@然，綠珠在此處對譚端午的態度，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格非的一種姿態立場。在這里，作家的描寫再一次促使我聯想到了俄羅斯文學中那些“多余的人”。如果說多情少女強烈的愛情都無法徹底喚醒“多余的人”的生命熱情的話，那么，譚端午的情況也差不多庶幾近之了。盡管心里有著對于綠珠的強烈迷戀，但在面對綠珠的生命與情感召喚的時候，譚端午卻又猶豫再三無法決斷，從根本上喪失了行動的能力。以至于你很難想象，一個面對少女的愛情都猶豫不決的知識分子，他在社會上究竟還能夠干什么？！如同徐吉士、陳守仁那樣與時代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當然應該受到嚴厲的批判和指責，然而，如同譚端午這樣干脆就徹底喪失了行動的能力，成為“生活在別處”的逃避者，也同樣必須進行深刻的批判和反省。我們在前面曾經指出，譚端午乃是格非小說中一位少見的具有鮮明自傳性色彩的知識分子形象，這樣看來，格非對他的批判性審視，實際上也就意味著一種強烈徹底的自我批判與反省。冷漠、自私且又不無邪惡，妻子龐家玉情急之下對其所下的斷語，認真地捉摸品味一下，真還是相當準確到位的。能夠有勇氣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能夠毫不留情地深入展開一種對于自我的批判反省，所充分凸顯出的，正是格非一種非同一般的思想勇氣和寫作能力。

同樣聚焦當下時代并積極探尋著知識分子理想人格的，是劉醒龍的《蟠虺》。作為一部知識分子題材的長篇小說，《蟠虺》思想藝術上的鮮明特色，集中體現為對學術領域內學者眾生相的集中關注與表現。其中最具鋒芒的一點，就是作家對彌漫于學界的學術腐敗現象的強有力揭露與批判。作品的批判性，主要通過對鄭雄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畫而體現出來。作為楚學界學術泰斗曾本之曾經的弟子，盡管從表面上看，鄭雄一直對老師持有一種畢恭畢敬的姿態，但他實際上的根本目標，確實要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巧妙地借助于老師的權威，再結合自己手中所擁有的現實權力，以最終實現關于曾侯乙尊盤學術研究的徹底壟斷。我們都知道，其或許與那種特定的社會運行機制緊密相關，長期以來影響與困擾著學術研究的，恐怕就是日益顯豁的所謂學術政治化傾向?！扼打场分械泥嵭燮淙?，以及老省長他們對曾侯乙尊盤研究工作的強制性干預，就是這一方面的一個突出明證。能夠寫出這一點來，所充分體現出的，就是作家對學術政治化傾向的反思。

鄭雄之外，《蟠虺》中另外一個重要的人物形象，就是他的老師，那位一向被尊為楚學界泰斗的曾本之。只要稍加注意，我們就不難發現，曾本之的內心世界，很長一段時間內曾經處于某種剪不斷理還亂的自相矛盾狀態之中。具體來說，曾本之的內心糾結，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他本人和整個楚學界都特別關注的曾侯乙尊盤的真偽問題；再一個，是青銅時代的曾侯乙尊盤的鑄造所使用的，到底是失蠟法還是用范鑄法；還有一個，就是院士的評選問題。曾本之長期被尊為楚學界泰斗，主要就是因為他對失蠟法的率先提出：“無論如何，作為青銅重器研究的關鍵成果，曾本之就是失蠟法，失蠟法就是曾本之，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眴栴}在于，伴隨著研究過程的逐漸深入，曾本之卻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關于失蠟法的學術主張卻極有可能是錯誤的。如此一種情形之下，曾本之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學術觀點上的自我否定。不管怎么說，如此一種自我否定都是痛苦不堪的一個過程：“自從將自己多年前力主曾侯乙尊盤是用失蠟法鑄造的觀點否定之后，曾本之忽然覺得楚學院變得十分陌生，有兩次都走到附近了，又轉頭折返回來?！苯柚谶@一細節，作家所真切表現出的，正是曾本之自我否定后所難以排解和回避的那種精神痛苦。與此緊密相關的一點，就是能否如愿以償地成為院士。能夠成為一名院士，可以說是每一位志在學術研究的學者的共同愿望。雖然說曾本之特別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院士，但他卻清楚地知道，一旦否定了失蠟法，一旦自我否定，那么，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極有可能既是院士評選的徹底無望，也更是自己學術地位的一落千丈。但即使如此，在經過了一番特別痛苦的自我斗爭過程之后，曾本之所做出的最終選擇，卻依然是如同壯士斷臂一般的自我否定。我們注意到，小說開頭處，曾本之曾經寫下“識時務者為俊杰”與“不識時務者為圣賢”這樣兩句話。如果聯系他自己那種“不識時務”的人生選擇，那么，曾本之無論如何都應該被看作是一位有著難能可貴的理想主義人格的“圣賢”形象。

三、歷史變遷中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

與格非、劉醒龍有所不同，嚴歌苓、田中禾和范遷他們更多思考表現的，還是既往歷史中的知識分子形象?！蛾懛秆勺R》中的核心人物，當然是那位擁有國外留學經歷，精通四國語言的現代知識分子、語言學博士陸焉識。他最鮮明的一種性格特點，積極向往并追求自由。在他人生的每一個關鍵階段，這一點都有著突出體現。首先是他前往美國去留學：“那個跟馮婉喻結婚的是另一個陸焉識，沒有自由，不配享受戀愛，正因為此他才逃亡萬里。他眼下的自由可供他三生開銷……”大約正因為他已經強烈地意識到留學生涯的結束，也就意味著自由的終結，所以才會為此而倍感痛苦。其次是抗戰的時候。他之所以會在這個特定時刻的重慶不管不顧地愛上韓念痕其人，也毫無疑問是因為追求自由的緣故：“他怕自己愛念痕其實是假，愛自己的自由是真；他是沒有公開地愛自己的自由的。他從小到大，大事情自己從來沒做過主，只有跟念痕的戀愛是自由自主的?！痹儆幸粋€階段就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盡管說自己已經因故而被迫鋃鐺入獄，他也還是念念不忘所謂的“自由”：“我祖父在1955年還跟人一口一個‘個人選擇。這話到了他的回憶錄的后半部就不見了，他已經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泵餮廴艘谎劭芍?，這段話語里的“個人選擇”，其實際的含義就是“自由”二字。

關鍵的問題是，由于置身于20世紀中國的緣故，陸焉識所志在必得的如此一種自由，卻根本就沒有一絲一毫可以實現的可能。具體來說，阻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他自己的家庭。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繼母馮儀芳對于他那種貌似“柔情”實則殘酷的嚴格操控。雖然說陸焉識已經接受了來自西方的自由婚姻理念的影響，但面對著如此一種“柔情”式武器，他卻沒有任何抵抗之力，最終只能被迫接受恩娘送給自己的“禮物”——馮婉喻。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即使是在結婚之后，來自恩娘的控制也幾乎是無處不在。小說文本中的這樣一種描寫，很容易就可以促使我們聯想到張愛玲的那部小說杰作《金鎖記》。

再一個方面，在20世紀的中國，對陸焉識的自由產生著根本制約的，是那種實在令人無處可逃的嚴酷氛圍。在一種特別強調群眾存在重要性的歷史氛圍中，如同陸焉識這樣積極追求向往自由理念者的慘遭沖擊，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順理成章的結果。我們注意到，關于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問題，曾經有論者作出過精辟的理解和分析：“五四運動之后的數十年間，中國因為生存問題和社會制度合理性問題壓倒一切，‘五四所提倡的‘自我獨立和‘個性自由很快就偃旗息鼓，個體意識完全被另一個大群體意識——階級意識所替代。一九四九年之后，階級意識形態和政權結盟，全社會強大的經濟國有化運動之后又進行相應的個人心靈的國有化運動……”①這一方面，陸焉識所遭受的來自群體的伏擊，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時段。一個是在抗戰即將全面爆發的1936年。當時，對于社會政治根本就沒有什么了解的陸焉識，因為兩篇政論文章的緣故，極其被動地卷入到了凌博士與大衛·韋所分別代表著的兩個不同陣營之間的矛盾對立之中。再一個，是到了抗戰的時候。當時身在陪都重慶的陸焉識，最慘重的一次人生遭遇，就是因為追求自由理念，而在獄中被監禁了長達兩年之久。還有一個，就是到了1954年的時候。不識時務地緊抓著自由理念不肯撒手的陸焉識，受到了極大的沖擊。

如果僅僅只是著眼于對知識分子與革命之間關系的思考和表達，那么，田中禾的《父親和她們》與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代表作《日瓦戈醫生》之間的某種內在相似性，就無論如何都不容輕易忽視。具體來說，《父親和她們》對20世紀這樣一個特定時間段內人性與革命之間矛盾沖突的集中關注與思考，所主要依托的對象，是諸如馬文昌、林春如等這樣一些知識分子命運變遷的深度描寫。事實上，諸如馬文昌與林春如這一類知識分子，他們的悲劇命運，具有某種毋庸置疑的悖反效應。那就是，雖然他們無比真誠地投身于現代革命的進程之中，但卻反過來遭到了革命本身的無情嘲弄。由于馬文昌與林春如都各自早有婚約，所以，對于他們來說，積極投身革命的過程，與反叛傳統婚姻方式的過程，其實處于某種合一的狀態之中。也可以說，只有積極投身于革命，也才可能徹底擺脫來自傳統婚姻枷鎖的束縛。他們之所以會毫無顧忌地徹底投身革命，一個根本的動力，就是要借此而追求實現向往已久的自由愛情。就此而言，革命與愛情又可以被看作是他們意欲實現的雙重人生目標。

從根本上說，馬文昌與林春如此類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之所以會發生嚴重的扭曲異化，正是因為內在人性邏輯受到了外在革命邏輯的強烈擠壓。比如，馬文昌其人，他的人性世界扭曲，就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細節之中。一個是他對于兄弟馬文盛的大義滅親之舉。再一個，他的那條瘸腿，明明是“三年自然災害”時因為饑餓去偷牛時慘遭毒打的結果，卻被他改寫成為戰場遺留的光榮紀念。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馬文昌對歷史記憶的這些修改，都是在自覺的層面上進行的。如此一種情形所充分說明的，正是馬文昌人性世界的嚴重被扭曲。盡管說在被扭曲或自覺異化的過程中，馬文昌也產生過不同程度的自我懷疑，但卻終歸還是被更強烈的革命意志所徹底壓倒。從這個角度來說，馬文昌到最后之所以會變成一個犬儒主義者，與革命邏輯對他的長期制約存在著相當突出的內在關聯。

范遷的《錦瑟》同樣聚焦表現著知識分子進入革命隊伍之后的命運變遷。面對《錦瑟》，首先需要加以說明的一點是，小說的男主人公，一直沒有被正式命名，自始至終都被稱為“他”。由于“他”早在1949年前夕，近乎本能地站在了未來勝利者的一邊，所以已然變身為革命者的“他”，依照現實社會的發展情形，理當成為如同祝文南一樣的成功者。但后來的情形卻正好相反，“他”所實際走上的，是一條充滿著曲折的坎坷之途。在這里，我們所主要考察的，是“他”1949年之前這個時段所先后經歷過的作為社會政治運動的土改，和一段具有私密色彩的個人情感生活。

首先，是土改運動所顯示出的突出暴力和血腥特點。鹽東鎮的大地主祝子規，與革命者祝文南之間，不僅是血緣上的父子關系，而且祝文南之所以能夠有今天這樣的出息，可以說端賴于父親當年對他的勉力支持。既然如此，那么，令“他”倍感疑惑的一點，自然也就是革命者祝文南到底會以怎樣的一種方式在鹽東鎮展開并推進土改工作。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身為兒子的祝文南，僅僅是在第二次土改大會上，就不僅對父親祝子規大打出手，而且還特別冷血地當眾宣判了祝子規的死刑。然而，祝文南難道真的就是一位冷血心腸者嗎？就在“他”差不多就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的時候，卻不僅意外地發現了祝文南所演唱的一段戲文，而且還同時發現祝文南夜晚在廁所里發出的哭聲（戲文的內容是：“爹爹啊，兒子不孝。實在是不得已啊……”）。由這兩個細節，“他”便發現了祝文南人性構成的另外一面：“原來副專員祝文南并非是他所表現出來的那般鐵石心腸，槍斃了老爹，原來也還有人子的切膚之痛……說到底，這共產黨的干部說難做也難做，說好做也好做，聰明的人把自己的本性深藏起來，跟黨的政策律令保持一致。革命，革命，不就是要把人最基本的東西來個兜底翻嘛（嗎）？”從根本上說，革命者祝文南之所以能夠在仕途上屢獲升遷，正是由于他曾經在土改中毅然決然地大義滅親的緣故。

其次，是“他”個人所經歷過的一段情感故事。具體來說，這段情感故事發生在“他”和共產黨內一位高級干部的少妻惲姐之間。由于惲姐與這位高級干部極端地不般配，所以，惲姐和“他”之間這段風流韻事的發生，就是不可回避的必然結果。關鍵的問題是，作家范遷的真正著眼點，乃是要通過他們倆之間的這段情感故事，最終寫出如同惲姐這樣一類對自由愛情有所追求的現代女性，當她與革命這一事物發生強烈碰撞之后，所必然釀成的那種悲劇性結局。事實上，正因為對這位高級干部所隸屬于其中的那個政治組織有著特別深入的了解，所以身為當事人的“他”，也才會這樣不無憂慮地及時提醒惲姐：“你如果要和資本家離婚嫁給共產黨，那是婚姻自由。如果你要跟共產黨離婚嫁給資本家，那就是組織原則了?！边@一方面，與“他”的有所退縮形成鮮明對照的一點是，因為選擇了進行不妥協的反抗，曾經美麗無比的惲姐，最終變成了一個精神失常的女瘋子。落入到了發瘋這樣一種非常不堪的人生境地之中。一個政治組織，竟然出于反對自由的緣故而把一位現代女性硬生生地逼到發瘋的地步，其真正的不堪著實令人難以想象。也正是在這個意義層面上，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位最終成為瘋子的惲姐，才會容易就能夠讓我們聯想到夏綠蒂·勃朗特的經典小說作品《簡·愛》中那個明顯受迫害于整個男權文化機制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惲姐這樣一位現代女性的人生悲劇，作家范遷方才得以對中國現代革命的某個側面進行了足稱深入的批判與反思。

【注釋】

①劉再復：《多元社會中的“群”“己”權利界限》，《讀書》2012年第1期。

（王春林，山西大學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茅盾文學獎與‘國家文學構建”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3BZW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