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對文學史的拯救

黃子平老師提出的“同時代人”概念出自阿甘本。這個詞的含義與我們通常從字面引起的聯想——作為代際關系的“同代人”的意涵十分不同。它不是一個社會學概念，而是指向人文學者對自我與時代以及對一種新的時間哲學和歷史哲學的思考。在阿甘本看來，“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于其時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與時代完全一致，也不讓自己適應時代要求的人”（阿甘本：《何謂同時代人？》）。所謂的同時代性，指的是一種自我與時代既依附又保持距離的奇特關系，確切地說，是一種通過疏離、脫節乃至時代錯位而讓自己與時代產生關聯的辯證法；換言之，“同時代人”乃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或者說是時代的“異鄉人”。這位時代的“異鄉人”，既深陷時代之中，又能將自己從中抽離出來，凝視時代的黑暗，并蘸取這一黑暗之光進行寫作與批評。

在我看來，黃子平老師提出“同時代人的文學與批評”這一議題，其實是想借用阿甘本的概念，來為當下困難重重、危機四伏的文學批評找到一個出路。黃老師提到，他曾經被一位70后作家問到，為什么不寫當代作家評論？他的回答是：我和你不是同時代人。不過，后來讀到阿甘本這篇文章，讓他反省他的自我辯護是否將這個概念狹窄化了——將同時代人窄化為了同齡人。借用阿甘本的定義，黃老師不僅大大拓展了“同時代人”的意涵，也十分巧妙地化解了他在70后作家那里遭遇的當代批評的危機。在很長時間里，批評與研究被認為是兩種互相排斥的模式；但“同時代人”的批評，召喚著批評者將各自的“古代”帶入當代，這就將歷史的維度和文學研究的維度引入了文學批評。歷史維度的引入，使得黃老師成功地將狹義的文學批評（當代作家評論）推向了廣義的文學批評。在這種廣義的批評視野里，就包含了一種新的時間哲學，用黃老師寫在討論會提要里的話說，即一種“將過去、現在和未來相糅合的歷史性裝置”。這種新的時間哲學，在根本上挑戰了將“時代”或者說“代際”作為一種實體來理解的歷史主義的思維模式。

“同時代人”批評視野里所內含的這種對歷史主義的挑戰，令我特別心有戚戚。我想從一個略微不同的角度，即文學史研究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來做一些回應。與文學批評的境遇相似，文學史或者說關于文學的歷史研究，在今天其實也充滿了困境與危機。黃老師在周三的講座中用譜系學的方法，對從《史記》到當代電影和戲劇中的“荊軻刺秦”故事進行了一個主題學的分析。講座的最后，黃老師對當代文化提出了一個激烈的批評，就是歷史主義消解了歷史敘述中的倫理關懷，其實也淡化了個人對歷史的道德承擔，這里內含著一種“結構”對“個人”的壓抑。我覺得這個批評十分切中肯綮。不僅是當代文化中的戲劇、電影，我們當下關于文學的學術研究中，也仍然回蕩著這一歷史主義的幽靈。黃老師的批評對我特別有啟發，它精準地擊中了我在文學研究中所感到的困擾和困惑。

北京大學的現代文學研究特別重視文學史或者說歷史取向的文學研究，我自己就成長于這樣的學術傳統之中。文學史其實就是典型的將“時代”作為實體來理解的一種歷史主義的研究方式。對于文學史為何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教育的主要形式，陳平原老師很早就進行了反思（《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我這學期在北大也開了一門題為“文學史與現代文本?？薄钡难芯可n程，目的是想從文獻學的角度來反省文學史，并嘗試打開文學研究的新視野。在課程中我帶領學生讀了美國學者帕金斯（David Perkins）的《文學史是可能的嗎？》（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一書的部分章節。帕金斯在這本書第6章對文學史研究所內含的語境批評進行了反思，在他看來，能夠作用于文本闡釋的語境在理論上是無限的，選擇這一個語境還是那一個語境，其實存在很大的偶然性。這就在根本上對文學史研究方法中的歷史主義/語境批評，提出了質疑。在帕金斯著作的延長線上，我還和學生一起閱讀了尼采的《歷史的用途與濫用》。這個出現在德國1874年的文本，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思想的典型了。這篇文章雖是一百多年前的文獻，但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知識狀況，卻與尼采所批判的19世紀中后期德國知識界沉重的“歷史感”非常相似。當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隨著從業人員的增加以及越來越深入細致乃至瑣碎的歷史考證，也生產出了一堆難以消化的、嘎嘎作響的知識石塊——大部分可能都是冗余而無用的。在課堂上我讓學生列舉出五位至今仍留在記憶中、喜歡閱讀的現代文學作家，本來以為很容易，結果大部分列到第四、五位就很勉強了。那么，現代文學怎么辦？還有研究前途嗎？

很顯然，文學研究中的歷史主義/語境批評范式，早已陷入了困境和危機。危機當然也意味著轉機，我想也許有兩種方式來應對。一種我稱之為“以毒攻毒”式，就是文獻學的視野。近年來現當代文學的文獻學和史料學研究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我自己對文獻學的興趣是從譜系學接引過來的。文獻學不是作為文學史的基礎，而是視為一種挑戰：通過版本、?？钡任墨I學的手段，可以觀察到文學史書寫中的斷裂以及被折疊和遮蔽的歷史，以此可以挑戰固有的、主流的文學史論述。這背后有一種對于多樣性的強調。如果說已有的文學史書寫的是一種意愿記憶，那么，文獻學則致力于對碎片式的非意愿記憶的發掘。這種讓沉默的、碎片化的“過去”來說話的方式，我稱之為對文學史模式的“以毒攻毒”。

另一種應對方式我稱之為“拯救”式，這就是文學批評。如姜濤老師所說，回到歷史現場，不是平安的，而是要帶著“當代性”去進入的。我想在文學史研究或者說文學的歷史研究中引入的文學批評，不是狹義的當代作家評論，而是廣義的文學批評，是帶著“當代性”進入的“同時代人”的文學批評。在這種批評視野中，過去與現在不是一個線性的、進化的關系，而是如本雅明所說，在意象中，“曾經與當下在一閃現中聚合成了一個星叢表征”（本雅明《〈拱廊計劃〉之N》）。引入這一“同時代人”的批評視野，對于陷入漫無邊際、冗余瑣碎的歷史還原式的文學史研究，顯然是一種有效的拯救方案。為了這個討論會，我還特意學習了阿甘本。在收入《何謂同時代人？》一文的阿甘本文集《裸體》中，第一篇文章題為《創造與救贖》，也特別有啟發。阿甘本說，救贖其實是先于創造的。我們可以將創造與救贖類比于文學與批評，那么，在這個意義上，批評就是先于文學而存在的；而一種更有創造性的解讀是，將“創造”理解為迄今為止的過去，而“救贖”則是我們當下的位置，那么，救贖先于創造的意思就是，我們需要由當下的位置出發去理解和拯救迄今為止的過去。我想，這就是將“當代性”或者說“同時代人”的批評視野引入文學研究的意義，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解決我在現代文學學科中遭遇的困惑，也指示出可能的道路。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剛才黃子平老師和其他幾位老師都提到，在當下，文學和批評某種程度上其實都被邊緣化了。那么，作為一個文學研究的學者如何介入時代？如何去保持一種“當代性”？對于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的可以作為思想資源帶入的“古人”，就是魯迅。魯迅顯然非常符合阿甘本所說的“同時代人”的定義：他非常深地卷入時代，同時又和時代格格不入，并且強烈地感受到時代的黑暗之光并蘸取著黑暗之光來寫作。然而，將魯迅帶入當代，他那種有機知識分子式的介入時代的方式，我想在今天對我們而言其實也是不可復制的。今年9月我在復旦大學參加了“猶在二周之間：周氏兄弟與中國新文學”的研討會，陳思和老師在會議致辭中的一個觀點對我很有啟發。他認為如果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周氏兄弟是有遺憾的，因為作為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知識上的建設其實十分有限。這讓我想到魯迅和《國學季刊》的關系。魯迅僅僅為《國學季刊》設計了封面，沒有在上面寫過文章。我們知道，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倡導的就是對國故進行“以漢還漢”“以唐還唐”的歷史還原式的研究。魯迅對胡適的這種歷史主義其實是有異議的，他的歷史觀和胡適有很大不同。我不禁擬想，如果魯迅和王國維一樣，給《國學季刊》寫稿、寫學術性的文章，會寫成什么樣子呢？這當然是我的一種想象。我想引申出來說的是，魯迅的歷史觀其實和章太炎有相通之處，在他們那里，歷史不是客觀之物，而是一種記憶，歷史從來都是切關當下之物，這是魯迅與胡適之間深刻的不同，也是他作為一個“同時代人”的特質所在。剛剛吳曉東老師在發言中指出，黃子平老師對歷史的理解，是將歷史視為一種在今天仍然植入人心的記憶。我覺得這種對于歷史的看法，正好是處于章太炎和魯迅的延長線上的。那么，黃子平老師提出的“同時代人的文學與批評”，對我而言就是一種重要的啟示。它啟示我將批評的眼光植入文學的歷史研究之中，同時也通過對文學進行歷史的、不人云亦云的研究，切實地找到自己回應時代的方式。這對于重新恢復我們對文學、對批評以及對文學研究的信心，是非常有幫助的。

（張麗華，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