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樂學觀念下的曲牌研究

許馨

[關鍵詞]中國傳統樂學；【行道章】；整體觀念；功能性認知；活態

曲牌音樂是中國傳統音樂獨特的形式和載體，集中反映了中國傳統音樂千年以來積淀的制曲技術、創作思想和審美特征。通過文獻梳理挖掘曲牌發展源流，再結合當下傳統音樂“活態”，曲牌音樂的研究內容、方法、成果呈現多樣化、體系化特征。當前，曲牌音樂研究成果豐厚，并且音樂本體（律調譜器）各方面都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扎實的基礎。

曲牌亦稱詞牌，這種差異依音樂視角、文學視角不同而轉變。但在本質上，對曲牌的音樂本體分析是理解其內容與音樂形態特征的重要途徑。在對曲牌音樂本體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歷史語境，形成曲牌音樂的發展脈絡、功能性意義．有助于對曲牌音樂以及中國音樂文化深層內涵的理解整體認識。近年來，項陽先生及其學術團隊進行的中國音樂文化史研究，對探索曲牌音樂生成、發展、脈絡、功能等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依循此視角，立足中國傳統樂學體系，以【行道章】為例，從樂文化生成的邏輯起點和發展脈絡探索其歷史源流和定位。

一、曲牌【行道章】資料概述

【行道章】在文獻中的記載較少，未見于唐宋曲牌、元明南北曲及明代宮廷用樂等相關文獻的記載。目前能夠找到最早的原始資料為北京智化寺京音樂《北京天仙庵音樂譜》，該譜抄于清光緒十三年三月初三日（1887年），妙甲抄本。在中國佛教京音樂的十四部樂譜中，【行道章】僅存見于《水月庵癸卯音樂佛事全部》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朗堃抄本、《成壽寺舊譜》。值得注意的是，（1887年）妙甲抄本以及（1903年）朗壟抄本只在音樂曲牌中記載，《成壽寺舊譜》音樂曲牌和法器曲牌均有記載，且注有樂調和曲牌使用的情況。

《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以下簡稱《集成》），也有部分卷本收錄【行道章】及曲譜等相關資料。如《北京卷》中昌平縣、大興縣的道觀音樂；《天津卷》中的東郊區、寶坻縣的鼓吹樂管子曲以及佛教、道教音樂的器樂曲；《河北卷》中的道教音樂（鼓吹樂一香河縣）和佛教音樂（【行道章】套曲一承德縣）；《遼寧卷》中佛教音樂（笙管樂一沈陽市和法器譜一大連市）；《山東卷》雖未見【行道章】曲譜，但其佛教音樂述略中提到【行道章】與【迎風輦】存在同曲異名現象。在【行道章】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需結合大量音樂形態學的分析，故留待另行展開。

除《集成》外，北京房山北窖村音樂會傳譜《音樂曲兒本》、北京通州牛堡屯前街和應寺村兩個樂班所存道教用樂信息（今已不能演奏）、天津津沽梵樂，《河北民間古樂工尺譜集成》中霸州、雄縣（今雄安新區）兩地也有【行道章】及曲譜記錄。河北霸州、雄縣兩地音樂會均為僧傳，屬于“北樂會”，服務于民間禮俗，主要參與各種廟會及喪事活動。另外，河北安新縣北曲堤村音樂會還保存著韻唱、吹奏活態。河南的相關記載主要見于沁陽、?？h兩地，前者是在編寫沁陽集成時所發現，師承當地翠金觀老道長占元?？？h【行道章】是當地道教音樂的主要演奏曲目，出自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手抄本《道教音樂曲譜》，譜內記錄了62首樂曲，多為漢傳佛教音樂，用于在正月舉辦的廟會中演奏。在音響保存方面，1989年上海音像公司出版“津沽梵樂”（磁帶一）錄制保存了天津佛樂團演奏的【行道章】；中國藝術研究院傳統音樂錄音檔案存有倪緒文、倪永全演奏的【行道章】，時長5分48秒。

綜上所述，【行道章】應是清代以來形成的、主要流行于華北一帶的佛教用曲。

二、曲牌【行道章】的音樂本體分析

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行道章】在天津與河北兩地的活態保存及場合使用較為明晰，故本文選取天津津沽梵樂及河北北曲堤村兩地【行道章】，從音樂本體層面進一步分析理解其歷史定位與功能性傳播的意義。

天津津沽梵樂【行道章】是一首大曲，主要旋律部分的曲式可分A、B兩個樂段，慢板，節奏平緩，中、后部是對第一部分內容的變奏。主要旋律為A樂段，包含引子和尾聲，共6個樂句；a樂句共有7個小節，多為級進發展，圍繞mi-sol-re-la為動機發展，樂句結尾落在徵音：b樂句共8小節，強調mi-sol-la-do，落于宮音：c樂句是a樂句主要旋律骨干的宮音上行五度再奏：c1樂句為c樂句基本旋律內容的加花與節奏旋律擴充，兩句均落于宮音：尾聲7小節，是對正曲核心主題樂句的加強和變化再現，宮音結束。B樂段為對比發展樂段，包含e和e1兩個樂句，樂句發展時多運用“魚咬尾”傳統音樂手法，對sol-do-re-la的主題旋律擴充變奏，后一樂句使用前一樂句結尾音作為開頭，樂句環環相扣、連綿不絕，結束在徵音（如表1所示）。

北曲堤村音樂會【行道章】，短小精練，由引子、4個樂句和尾聲構成。引子部分，較為平緩，為散板；a樂句共7小節，圍繞ml-re-la-si-sol的旋律核心發展，落于徵音，樂句中阿口較多，推進旋律的向前發展；b樂句12小節，是對a樂句中核心旋律的變奏，樂人為了韻譜順暢，阿口搭配比較豐富，有效推動了旋律進行；c樂句10小節，落于徵音，隨著變奏及阿口的加入，音樂逐漸輕快和激烈；d樂句9小節，尾聲3小節，是對d樂句si-re-la-sol核心旋律的收束加強，通過“魚咬尾”手法，承前啟后完成旋律發展和變形（如表2所示）。

綜上所述，從音樂本體上看，不同地區【行道章】樂段結構略有差異，但核心結構、核心動機較為相似，骨干音較為穩定，使用變奏、再現等手法發展核心主題擴大樂曲結構，整體呈現本體中心層面的相通性。

三、曲牌【行道章】的歷史用樂定位及傳播傳承路徑

根據筆者掌握的材料，【行道章】至遲在清代已經用于智化寺京音樂的音樂門和法器門。再結合河北霸州市高橋音樂會、雄縣杜莊村音樂會的文樂譜小曲可知，【行道章】的曲式結構——“只曲（小曲）”，宮調使用正調，主要用于送表、取水等禮俗儀式，其后接【喜秋風】；法器門用在打擊樂部分的尾聲。民間禮俗則用于廟會和喪葬儀式。一般來說，京音樂樂器組合有笙、管、笛、云鑼等；河北地區鼓吹樂所用樂器組合一般有管子、笛、笙、云鑼以及鼓、鈸、小鈸、木魚、鐘、鐺子等打擊樂器。雄縣杜莊村音樂會文樂器使用大管、笙、笛子，津沽梵樂以管子為主，笙、笛輔助，大鼓、鐃、鈸、镲鉻、梵鐘、云鑼為法器?？赏浦拘械勒隆恳泽瞎転橹髯鄻菲?。

河北承德【行道章】為套曲，包括【迎鳳輦】和【行道章】?！居P輦】存在于《大明御制道教樂章》和京音樂中堂曲序部，說明此曲牌明代已由官方頒行至道觀，至清代表現出佛教寺廟用樂與道教用樂的相通性?！逗颖蓖部h志》記載，在祭孔禮儀前乙丙兩日送祝、迎犧牲、粢盛及省牲、視饌用【迎風輦曲】，導引時并用【朝元歌】?？梢?，【迎風輦】應是儀仗用樂，屬鹵簿樂。結合承德歷史政治功能以及天津津沽梵樂傳承人對【行道章】“行樂”的推論，可定位兩首曲牌是以行樂為唱奏形式的宗教用樂。

除承德外，河北省安新縣北曲堤村【行道章】的活態遺存進一步明確了此曲牌功能性用樂及傳承的相關信息。據會長介紹，音樂會為本村葬禮和元宵節無償服務。使用樂器有大管、笙、笛、云鑼、及鐃、鈸、大鑼、小鈸、大鼓打擊樂器。演奏形式有坐樂和行樂兩種，行樂無硬性次序規定，坐樂有位置秩序。使用樂譜為傳統手抄工尺譜，會長介紹目前了解的譜本最早時間為1963年抄寫，譜本中記錄的曲牌共38首，另有一首打擊曲牌。除文字記錄訛誤外，與《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存在諸多同名曲牌，與河北其他地區音樂會以及中國其他地區傳統音樂存在一致性現象。而當下這種共性形成的歷史原因及傳播方式值得進一步思考。

回歸歷史，明清時期天津、河北、河南地理位置優越，建制級別高對相關禮制儀式及用樂有著較高的要求。以河北地區音樂會社為例，其用樂大部分具有實用功能，是一種宗教信仰下的為神奏樂。如安新縣圈頭村音樂會主要在祭祀藥王、白事葬禮的場合使用；屈家營音樂會主要在祭祀龍王、白事葬禮場合使用；雄縣雙堂鄉杜莊村音樂會服務于鄉里喪事、三月十五的莫州廟會等。大部分為古代明清從京師到各府、州、縣一級的“小祀”“通祀”，多以“吉禮”為核心使用，彰顯祈福保安的功能性存在。另外，鼓吹樂是地方、衛所廣泛使用的用樂類型，尤其在雍正解除樂籍制度后，鼓吹樂由禮制走向禮俗，成為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樂類型。而承載鼓吹樂的官屬樂人具有流動性并掌握著較為一致的音樂本體以流動執事，滿足各個層級的禮俗用樂需求。

由此可見，國家制度和用樂功能性保障是中國傳統音樂使用、發展和傳播傳承的主要方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官屬樂人和社會人士共創，由官屬樂人主導承載，從宮廷、地方官府乃至民間接衍形成完整的體系。直到清雍正皇帝廢除樂籍制度，曾經的官屬樂人除籍之后由官府主持被安置在鄰近鄉鎮，其承載的官方禮制儀式及用樂則直接服務于廟會祈福、婚喪嫁娶等民間禮俗，即禮樂文化大傳統的民間積淀。而地方性小祀祭祀或區域性崇拜祭祀時，除了在固定的祭祀社壇，有時還會借用當地的廟宇。用樂場合的相互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祭祀用樂的傳播交流。

另外，當下河北音樂會社現存曲目與佛教、道教用樂高度一致。一方面是歷史上永樂欽賜寺廟歌曲的舉動使佛教內容與禮俗用樂有機結合，既拓展了俗樂的功能使用，也保存了相當多的傳統音樂；另一方面，為神奏樂的“北樂會”中很多人師承高僧，傳授的是歷史上寺廟佛教音樂。不僅促進了佛教道義的宣傳，也使佛教音樂保存在民間會社，最終呈現出當下的相通現象。因此，從用樂場合、用樂內容、用樂群體等多方面看，宗教音樂與民間禮俗儀式用樂的聯系十分緊密。

從【行道章】的存在來看，其并非全國廣泛存在，具有明顯的分布區域。較多為宗教用樂，大量為佛教音樂記載。存見【行道章】的多個河北音樂會的傳承方式由高僧傳授，形成了佛教音樂體系內傳播、接衍于當下民間音樂會，不在佛事中使用，以民間喪葬禮俗為佛教音樂發展的重要載體，即佛教音樂的民間化。因此，曲牌音樂除在制度一功能性保障形成的全國行政區域內的主流傳播路徑外，北方寺院下佛教音聲體系應是制度一功能性保障的另一種傳播方式。

【行道章】主要用于笙管樂中，是以笙管為主奏樂器、行樂為演奏方式的一首清代宗教音樂曲牌，主要依靠北方佛教音樂體系傳播、傳承。在宗教音樂積淀與民間禮俗的互動下，其內容、用樂及功能意義被民間禮俗有所繼承。二者融合的過程中，宗教用樂向著民間化、民俗化發展，民間禮俗用樂則在禮樂內涵的規范下“合禮”發展，彰顯禮樂教化的功能性意義。

綜上所述，【行道章】應是一首清代佛教用樂的鼓吹樂類型笙管曲牌，在明代永樂欽賜歌曲后，佛教音聲從不斷豐富的教坊樂曲中補充而來。這應該也是明代永樂欽賜歌曲未有【行道章】，卻在京音樂中有所存在的原因。隨著佛教音樂民間化，被民間禮俗接衍，繼而保存積淀在民間。結合當下【行道章】演奏風格和使用場合，配合禮制儀式的使用，即在全國制度用樂體系的保障基礎上，主要通過北方佛教音樂體系傳播和傳承，故多在《集成》佛教用樂以及多地僧傳民間音樂會存見。當下【行道章】從歷史接衍，活躍在傳統鄉村，性質向禮俗轉變。由于在地方禮俗場合使用，加之傳播傳承等原因，曲牌音樂在相對穩定的結構下，也產生了諸多變體，這也成為本文之后的研究目標和方向。通過曲牌“母體一變體”間的傳承、旋律結構特征、主脈一支脈等關系，以期全方位地總結分析中國的傳統音樂，為中國古代音樂史補充提供更多樂譜、音響參考。

結語

當下，構建中國音樂話語體系不斷深入，曲牌音樂研究成為重要的課題之一。黃翔鵬先生從音樂形態學考察中國音樂的發展時，曾提出“三個階段”和“三次斷層”的理念，不同階段和這些“斷層”往往保持基因序列的延續發展，比如中國音樂的形式在經歷相和大曲、清商大曲、隋唐燕樂大曲后，出現諸宮調、雜劇、傳奇等新形式，完善了曲牌的唱腔、宮調、曲式結構、表演形式。曲的規范化、大型化、程式化發展在穩定中演變，成就了以戲曲音樂為代表的近世俗樂的輝煌。曲牌恰恰是貫穿中國傳統藝術形式的主要因子，本身凝結著歷史的積淀，其母體與諸多變體的特點體現了中國傳統音樂創造性發展的承創方式，是中國音樂研究的重要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