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物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江蘇師范大學 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0 引言

十九大以來，我國提出轉換經濟發展方式，由高增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需要加快企業發展向集約化轉型，推進傳統產業向高新科技產業轉型，完善新興產業鏈，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物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戰略地位快速提升，成為暢通我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環節，其發展質量不僅影響著我國整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而且也是我國建設“物流強國”的重要標桿。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數字經濟建設，加快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融合，推動經濟朝高質量方向發展。隨著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和廣泛普及，數字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發展質量改善的新動能[1]?；谝陨媳尘?，本文深入研究數字經濟與物流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為各地指導數字經濟服務物流業發展提供經驗證據。

1 文獻綜述

與本文相關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個方面。第一是數字經濟方面。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從兩大方面概括數字經濟內涵：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該定義全面涵蓋了數字經濟的基礎要素、技術屬性、發展載體等，被學者們廣泛使用等[2-3]。王如意[4]使用德爾菲法和嫡權法的結合，計算得出浙江省的各個縣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指數。劉軍等[5]建立了包括信息化、互聯網和數字貿易三個維度來刻畫中國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第二是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方面。賴靚榮等[6]認為物流業高質量發展必須貫徹新發展理念。李娟等[7]從物流效率的角度來衡量物流業高質量發展。羅瑞等[8]將物流業發展質量定義為創新安全、結構優化等多個維度的統一。梁育民等[9]基于物流業提質增效、智慧化、綠色化三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運用熵權法計算權重，從而得出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第三是數字經濟對物流業高質量發展影響方面。何黎明[10]發現物流產業數字化能有效推動物流業發展質量提升。張偉達[11]通過實證檢驗證明：市場化程度越高，數字經濟越能推動物流業的高質量發展。羅瑞等[12]發現數字經濟能促進技術創新，從而驅動物流業高質量發展。

綜合現有學者研究可以發現，目前學界對于數字經濟和物流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尚未確定，學者對于數字經濟和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刻畫也因不同的內涵理解而各有側重。此外，現有文獻缺乏從多維指標綜合測算數字經濟和物流業發展質量來研究其驅動作用，并且二者關系的區域異質性問題也鮮有涉及。這為本文研究的開展提供了一定思路和博采眾長的機會。

2 作用機理及研究假設

2.1 數字經濟驅動物流業高質量發展

2.1.1 數字經濟促進物流業運行規模擴張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和普及，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人們對物流業的依賴加大，其為物流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市場和更多的商業機會，此外，跨境電商的發展也可以促進物流行業的國際化發展，從而推進物流業的規模擴張。

2.1.2 數字經濟促進物流業結構優化

通過數字技術賦能物流業，能夠提升物流服務的便捷性，塑造智慧物流。同時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形成人們對電商服務的依賴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從而大大提升了物流業在第三產業中的重要性，促進物流業結構優化。

2.1.3 數字經濟促進物流業發展效率提升

數字經濟賦能物流業可以提高其數字化聯動水平，進而催生智慧物流和數字物流。在數字物流時代，物流業融合數字技術，形成物流服務精準化、智能化以及物流信息實時可得，從而實現物流業發展效率的提升。

2.1.4 數字經濟促進物流業綠色發展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信息技術的應用可以實現物流信息的實時跟蹤和共享，優化物流路徑和配送方案，減少物流運輸中的空駛率和低效率，數字技術也可以促進物流企業實現線上銷售和服務，減少物流運輸中的實體交流和紙質文件，從而降低物流業的碳排放和能耗，促進物流業綠色發展。

綜上，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數字技術的應用，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從規模擴張、結構優化、效率提升、綠色發展四個方面來驅動物流業高質量發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設1：數字經濟能驅動物流業高質量發展。

2.2 數字經濟驅動物流業高質量發展具有區域異質性

我國版圖廣闊，在資源、人才等諸多方面，各省份在都存在著較大差異，數字經濟與物流業發展水平也同樣呈現著顯著的區域差異性。

東部城市經濟基礎雄厚，對于人才、技術的吸引力普遍大于西部地區，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因此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具有先發優勢。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規模較低，但在近幾年政府扶持、政策傾斜等因素的作用下，其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并朝著規模經濟的方向發展。同時，東部地區交通發達，電子商務交易頻繁，其為物流業高質量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數字經濟的發展會帶來電子商務的蓬勃生長，并提升物流業服務的數字化、精準化程度，從而促進物流業發展質量的提高。而西部地區地廣人稀，貨運成本較高，難以形成物流業的規?；l展，導致物流業發展質量不高，通過數字技術賦能物流業可以降低人力資本、提高電商服務水平，從而推動物流業發展質量提升。

綜上，由于政策紅利、經濟基礎等原因，我國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物流業發展質量都存在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會導致數字經濟促進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不同。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數字經濟驅動物流業高質量發展具有區域異質性。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設計

本文建立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式（1）中：WHQDi,t為省份i 在第t 年的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DEIi,t為省份i 在第t 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Xi,t為控制變量集合；μi為省份固定效應，δt為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為盡可能穩健，本文采用省份與年份雙固定模型進行檢驗。

3.2 變量測度與說明

3.2.1 被解釋變量

“高質量發展”是一種包含經濟、社會等多個層面的概念[13]，其內涵遠大于經濟發展。因此本文借鑒李敏杰等[14]的思路，從運行規模、結構優化、發展效率、綠色發展四個維度來建立指標體系，并運用熵權法測算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如表1 所示。

表1 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

3.2.2 核心解釋變量

考慮到數字經濟內涵的多樣性，本文基于指標選取的相關性、代表性和可獲得性原則，參考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相關指標，建立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標體系（見表2），并運用熵權法測算其綜合發展指數。

表2 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標體系

3.2.3 控制變量

本文借鑒趙濤等[15]的研究，最終選取交通條件（ROAD）、金融發展（FIN）、城鎮化（URBAN）、政府干預（GOV）這四個可能影響物流業高質量發展的控制變量。

4 實證分析

4.1 基準回歸

本文首先對全國樣本進行了回歸分析，為保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下，采用逐步回歸法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全國樣本基準回歸

第（1）列展示了未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觀察發現，DEI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0.488 2。其次，在逐步加入交通條件、金融發展、城鎮化、政府干預等控制變量后，可以發現第（2）至第（5）列中DEI 的回歸系數都大于0 且逐漸減小，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有力證明了數字經濟驅動我國物流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顯著，本文的假設1 得到驗證。

4.2 區域異質性分析

為研究數字經濟對我國不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本文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下分別對我國東、中、西部三個區域進行回歸估計①，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區域異質性分析

回歸結果顯示，無論東部還是中部、西部的省份，DEI 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證明了數字經濟驅動物流業發展質量提升的作用在東、中、西部都是顯著存在的，進一步支持了假設1 的結論。

同時，比較第（1）至第（3）列可以發現，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在數字經濟促進物流業高質量發展上存在顯著差異。其中東部省份數字經濟發展的回歸系數最高，達到0.450 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中部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最低，西部省份的回歸系數略低于東部，中、西部地區的數字發展水平系數都在5%水平上顯著。也就是說東、西部省份受到的數字經濟紅利要大于中部省份，本文的假設2 得到驗證。

4.3 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對核心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代理變量進行替換。本文根據張勛等[16]的研究成果，將原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水平（DEI）替換為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FI）進行了回歸分析；將物流業增加值（WGDP）作為各省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替代性指標，分別進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回歸，如表5 所示。

表5 替換核心變量檢驗結果

由表5 可以看出，在替換了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均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證明了前文結論是穩健的。

4.4 考慮內生性問題

為了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楊黃群慧等[17]的研究思路，以1984 年各省份固定電話年末用戶數作為數字經濟水平的工具變量，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估計。但由于該工具變量屬于截面數據，不能用于面板數據回歸，本文繼續參考Nunn 和Qian[18]的思路，將1984 年各省份每百人固定電話數與上年度全國互聯網用戶數的交互項，作為當年數字經濟水平的工具變量，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

表6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工具變量的兩個階段顯示，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且拒絕了工具變量識別不足和弱工具變量的假設。因此前文結論穩健可靠。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測度了我國30 個省和直轄市2011—2019 年的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和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實證分析發現：（1）數字經濟對我國物流業的高質量發展驅動作用顯著，其中金融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對于物流業高質量發展也是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在更換核心變量、解決內生性問題后，這一結論仍然穩健成立。（2）分區域樣本下，我國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分別在1%、5%、5%的水平下顯著驅動了物流業高質量發展。其中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對物流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強；西部地區促進作用稍次于東部；中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最弱。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各地在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給予數字經濟發展充分的“試錯空間”。政府可以出臺相關政策，推進物流企業數字化轉型，加強數據安全保障，以數字技術賦能物流業，在“試錯空間”之內，充分挖掘數字潛能，推動數字技術與物流業深度融合。（2）各地需因地制宜制定各地發展戰略。中西部地區應從“留住”和“引進”兩個方面入手，加強物流業人才培養和數字物流科技創新，為數字經濟推進物流業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從而乘著“規模遞增”的快車爭取實現彎道超車。東部地區應利用好資源稟賦優勢，通過集聚效應加快數字技術創新，以數字技術推進物流業降本增效，進一步釋放數字經濟紅利，領跑全國物流業高質量發展。

注：①根據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議通過的“七五計劃”以及2000 年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本文將我國30 個省份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區域。其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這11 個省份；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這8 個省份；西部地區包括四川、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這11 個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