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劍翹刺殺案：法律與人情的較量

付杰

施劍翹，1906年出生，聽聞父親慘死的消息時年僅20歲，潛心蟄伏10年后為父報仇。圖為特赦后的施劍翹。

1935年11月13日上午，天津南馬路的清修禪院居士林內，香火裊裊，梵音不絕，主持當日誦經儀式的非普通法師，而是大名鼎鼎的下野軍閥孫傳芳。正當一派祥和之際，突然有一女子沖向佛堂前排，掏出一把勃朗寧手槍，對著孫傳芳連開三槍，孫傳芳立時斃命。

佛堂頓時一片混亂，開槍女子卻異常鎮定，向眾人高呼不要害怕，自己只是為父報仇，不會濫殺無辜。她還散發了大量傳單，包括一首詩、動機說明和《告國人書》。其詩曰：“父仇未敢片時忘，更痛萱堂兩鬢霜?？v怕重傷慈母淚，時機不許再延長。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遷。常到林中非拜佛，劍翹求死不求仙?！敝劣谧靼竸訖C，傳單上說得更清楚：“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劍翹（原名谷蘭）打死孫傳芳是為先父施從濱報仇；二、詳細情形請看我的告國人書；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濺佛堂，驚駭各位，謹以至誠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報仇女施劍翹謹啟?！?/p>

在發蒙啟蔽的新文化運動和風起云涌的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民國時期出現了不少特立獨行的奇女子，施劍翹無疑是其中之一，不僅被時人譽為“現代俠女”，而且其影響至今不絕，比如王家衛導演的電影《一代宗師》中的宮二（由章子怡扮演）、姜文導演的電影《邪不壓正》中的關巧紅（由周韻扮演），原型人物都是施劍翹。

為了報仇，她已苦苦等待十年，故事需要從孫傳芳講起。

孫傳芳有“東南王”之稱，還與張作霖、吳佩孚并稱為“北洋三大軍閥”。20世紀20年代軍閥混戰。1925年10月，身為直系領袖的孫傳芳發起了反奉戰爭。在一次戰斗中擒獲了奉系將領張宗昌的前敵總指揮施從濱，將其押解至蚌埠火車站后便立即處決，不僅將施從濱梟首示眾，還暴尸多日，對死者及其家人來說無異于奇恥大辱。

孫傳芳，直系軍閥領袖之一。

刺殺事件發生后，全國各大報紙紛紛報道，在民眾中也掀起持續熱議。

孫傳芳的風光并未持續多久。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一路摧枯拉朽，勢不可當。孫傳芳很快失勢，于九一八事變之后退隱天津，并與另一位下野軍閥靳云鵬建立了居士林，自此皈依佛門，不問政治。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施劍翹，1906年生于安徽桐城，原名施谷蘭，生父為施從云，自幼被過繼給叔父施從濱（也有施從濱便是施劍翹親生父親之說）。施家本為桐城一小鎮農戶，因施從云與施從濱投身行伍，頗有成就，才提高了家族的社會地位。施劍翹接受過不錯的教育，對古典詩詞尤為擅長。聽聞父親慘死的消息時，施劍翹只是一個20歲的弱女子，報仇雪恨難于登天。但她將為父報仇作為余生最大的目標，以“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堅定信念，臥薪嘗膽，以伺良機。

施劍翹首先寄望于兄長施中良和堂兄施中誠，卻以失望告終。1928年，在施從濱三周年忌日上，她認識了施中誠的軍校同學施靖公。兩人不久便結婚，但有一前提條件，就是施靖公要為施從濱報仇雪恨?；楹笳煞蜻t遲不肯履行諾言，施劍翹心灰意冷，借詩言志：“一再犧牲為父仇，年年不報使人愁。癡心愿望求人助，結果仍須自出頭?！贝蟾啪褪窃谶@個時期，她化用“翹首望明月，拔劍問青天”，將名字由施谷蘭改為“施劍翹”，還分拆“劍”“翹”兩字，把兩個兒子的名字分別改為施僉刃、施羽堯，時刻提醒自己不忘殺父之仇。

對丈夫徹底失望之后，因為打聽到孫傳芳在天津居住，施劍翹來到天津。為了接近孫傳芳，施劍翹謹小慎微，步步為營。1935年初，她意外得知兒子的小學同學孫家敏的父親就是孫傳芳，并了解到孫家住址。7月，她發現孫家敏轉學至天津耀華中學，便安排兄長的女兒也入該校就讀，方便觀察和監視孫傳芳的行蹤。

不久之后，在父親十周年忌日那天，她在天津日租界內的觀音寺為父親舉行了紀念法會，從主祭富明法師處得知孫傳芳為居士林的居士，定期參加誦經活動。1935年11月13日周三那天，準備已久的施劍翹終于手刃仇人。

情理與法律的論爭

此事一出，全國各大報紙紛紛報道，在民眾中也掀起持續熱議。施劍翹贏得了輿論的廣泛支持?？紤]到孫傳芳的軍閥身份，以及坊間傳聞他與日本暗中勾結之事，很多人還贊施劍翹為國鋤奸、替天行道。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和法律界人士持批評態度，認為這一刺殺行為是落后的血親復仇，有違現代法治精神。

1935年11月21日，刺殺事件發生僅僅8天，天津地方法院就對該案進行了公開審理。檢方對施劍翹提起公訴，簡述了案件事實，并以蓄意持槍罪和殺人罪提議判處終身監禁或者不少于10年的有期徒刑。11月25日，案子實際審理時，控辯雙方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說理和辯論。

辯方很清楚，施劍翹持槍殺人事實清楚，僅從法律上尋求減刑不夠有力，因而從中國的傳統情感和道德倫理入手，引用古典文獻，指出施劍翹復仇的合理性。首先，辯方認為施劍翹殺人之后即告自首，根據國民政府的刑法第35條“對于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其刑”，應予寬大處理，并引用《周禮》“秋官司寇”一章，以“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為由，為減刑尋找經典依據。他們還引用了唐代的徐元慶案，徐元慶出于孝心為父報仇，武則天將死罪減為輕刑。辯方將施劍翹的復仇與中國傳統中的禮嵌接起來，訴諸國人的內心情感。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笔﹦βN這一行為顯然情有可原，應該減刑。

針對辯方的觀點，控方一一駁之：其一，施劍翹是在無路可逃的情形下主動歸案，不屬于自首。而且，在處理謀殺罪時，現代法律不應將其作為減刑條件。其二，控方指出施劍翹復仇的荒謬性。施從濱也不過是軍閥手下的兵將，并不代表正義一方，且軍閥戰爭中互相殺戮在所難免，若施劍翹的復仇行為有正當性，那所有死者的親人豈不都可以尋求報復。其三，也是控方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希望法院從法律而非情理的角度考慮此案，嚴格依據法律條文，不應受傳統孝道和道德情感的影響，更不要被公眾輿論所左右。

1935年12月16日，法院沒有采納刑法第59條，但認可了自首情節，認為“其主觀方面，純為孝思沖激所致，與窮兇極惡者究有不同，合于上述自首減刑，判處施劍翹有期徒刑十年”。

結果一出，控辯雙方均不服判，向北平的河北高等法院提起上訴。在二審中，控辯雙方圍繞原審中的爭議點繼續論辯。1936年2月，河北高等法院作出判決，有期徒刑由10年減為7年，不同的是，判決認可了刑法第59條，但否認自首成立。這一判決仍未得到雙方認同，案件繼續上訴至南京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維持了河北高等法院的判決。等待施劍翹的，似乎是7年的牢獄生活。

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以省割據，分裂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開啟軍閥混戰時代。圖為1917—1919年，北京街頭的軍閥部隊。

多方力量的角逐

案件的司法程序雖然結束了，廣大民眾和新聞媒體的討論依舊沸沸揚揚，熱度居高不下。很多社會團體為釋放施劍翹積極鼓呼和奔走，紛紛致電國民政府，希望給予施劍翹特赦，尤以婦女團體和安徽各界組織為甚。在巨大的輿論洪流中，一些政府高層人士和社會知名人士也親自下場，展開了有力的運作，比如李烈鈞、于右任、張繼等國民黨元老，以及張默君、陳璧君兩位國民黨女中央委員等。在這些人中，最為積極、最有分量的還要數馮玉祥。出于與施從云的舊友情誼，馮玉祥為施劍翹爭取特赦出力最多，比如游說最高法院與司法院，甚至向蔣介石本人建議特赦。

這些努力終于取得了成效，1936年10月14日，國民政府宣布給予施劍翹特赦。

施劍翹后來的命運同樣精彩。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她積極投身到抗日活動之中，擔任過湖南抗敵后援總會慰勞組主任，負責后勤支援工作，還于四川合川縣發起和組織了“合川獻機運動”，募捐了三架飛機支援抗戰。新中國成立后，她還當選過北京市政協委員，最終于1979年8月27日因病離世，終年73歲。

施劍翹案集中展現了人情與法律的對峙，是傳統道德倫理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沖突的一個縮影。社會公眾堅定地站在了施劍翹一方，認為其弘揚了中華傳統中的孝道與俠義，贊其為“女中豪杰”“巾幗英雄”，而左翼人士則持批評態度，認為施劍翹的為父報仇是過時的儒家倫理，這些倫理觀念會阻礙中國走向現代化。司法改革者與左翼人士持同一態度，只不過是從法律專業的角度，主張司法獨立，并嚴格按照法律要義審判此案，不應受到大眾輿論的侵擾。

其時，國民政府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以“禮義廉恥”為基準，倡導中華傳統美德的回歸與復興，因此既要照顧民眾情緒，維護孝道倫理，也要展示嶄新的國家形象，尊重法律精神與司法程序；此外，還要強調自身才是權力的最高代表者與公正的最終裁決者。因此，盡管全國上下早就呼吁特赦，國民政府還是待法院判決之后才做出特赦決定。從這個角度來講，施劍翹案又不僅僅是簡單的法律案件，它就像是一張巨網，將個人、社會、國家卷入其中，呈現了錯綜復雜的政治角力、思想較量與觀念論爭，也是觀察民國整體社會圖景的一個典型樣本。

（責編：劉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