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術賦能下編輯活動的 困境與理性應對策略

黃小泉

摘 要：本文聚焦人工智能技術賦能背景下，編輯在身份建構、職業發展空間方面所受到的影響，并從編輯的自主性、算法預測、編輯的創新和服務意識等角度對這一背景下編輯活動的具體困境進行分析，嘗試從理性發展的角度提出有效應對策略。

關鍵詞：人工智能技術 編輯活動 困境 應對策略

從“互聯網”“互聯網+”到“大數據”再到“人工智能”，技術賦能成為近些年各行各業一個統一的探究性話題，人工智能技術對編輯部門、編輯人員、廣大受眾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編輯活動是一項以數據為支撐、以優質內容為保障、以智能技術為輔助、以出版效率為法寶的工作。在人工智能時代下，編輯工作在技術賦能的驅動力下正主動或被動地往更高層級進軍，在此過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難是目前提升編輯活動質量亟待探索的重要課題。

一、人工智能技術運用對編輯發展的影響

現如今，人工智能技術隨著市場和技術的雙導向呈現出迅猛之勢，其分析、創作等特征對文化及相關產業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出版業作為其中的內容創作生產的一類，無可避免地面臨人工智能技術的挑戰。作為出版業最具有創造性、最活躍的生產要素之一，編輯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應對人工智能驅動下的職業重塑和技術倒逼，是推動出版業適應新技術革命的重要一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正確認識人工智能時代下編輯職業發展的現實境遇，明確需要直面的困難與挑戰是探索理性應對策略的重要前提。

（一）編輯身份建構困難

一方面，編輯作為連接作者與讀者的中介，能夠對已有的作品或資料進行選擇、整理和加工，對信息的解釋、呈現方式等具有選擇的權利。[1]編輯在內容生產上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其對生產流程的全程介入基本構建了相對的職業權威性和身份認同。但隨著新興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現加快了信息的流通和獲取信息的便捷性，編輯的中介作用被淡化，社會關注度降低，資源優勢逐漸喪失。這導致傳統的生產范式和穩定性被打破，編輯對自身的職業發展和身份認同的焦慮揮之不去，群體的身份建構在與人工智能技術的磨合中困難重重。

另一方面，編輯工作本就枯燥單調且繁瑣，加之長時間困于薪酬水平、職稱晉升、社會支持不足等問題，導致編輯需要處理的負面情緒越來越多，增添了編輯對職業發展的困惑。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出版業的發展還面臨著作品內容、呈現形式、傳播渠道、效益創收等方面的更高要求，而這些都與編輯活動緊密相連，編輯的社會角色日益復雜，導致其疲于應付學術型編輯和技術性傳播型編輯的雙重角色。

（二）編輯職業發展空間相對狹窄

編輯的職業晉升是編輯發展的最主要的一環，但編輯的晉升空間相對狹窄，級別越高則數量越少，大多數編輯在職位晉升到一定級別后就受困于自身發展“瓶頸”。同時，在技術快速升級的背景下，面向編輯的招聘常以市場為導向，招聘市場對編輯的數據處理和應用能力以及對市場資源的開發能力更加注重，這雖然讓編輯在職業選擇上更具自主權，但是加大了這一職業的人才流動性和轉型壓力。此外，人工智能技術在內容生產上的應用可能將一些編輯任務自動化，加劇出版業的競爭和職業危機。

二、人工智能技術賦能下編輯活動的困境透視

（一）人工智能限制人工編輯的自主性

技術賦能模式下的人工智能可以參與整個編輯活動，盡管編輯的自主性決定了編輯能夠對人工智能的生成內容做出評判和選擇，但編輯依然會在基礎環節上受到人工智能所提供的信息的影響。例如編輯在選題策劃時會設置篩選條件，由人工智能決定以何種途徑、何種方法進行篩選。雖然決策者有最終決定權，但編輯的行為和編輯活動的整個價值取向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從基本層面影響。目前，人工智能還不能完全獨立地完成編輯工作，不過隨著技術賦能的深入，編輯需要在具有鮮明實踐性的編輯工作中保持警惕。

（二）算法預測導致選題內容同質化

茱蒂·阿切爾（Jodie Archer）和馬修·喬克思（Matthew L.Jockers）在《暢銷書密碼》（The Bestseller Code）一書中認為，算法可以通過提取市場上的暢銷書和非暢銷書的特征實現對暢銷書的預測。[2]算法程序能夠從作品風格、文本類型、篇幅長短、人物角色、故事內容、敘事節奏等多方面對暢銷書進行分析，它所提供的數據信息能夠提高出版業對圖書產品的評估和市場風向的把握，從而提高暢銷作品的推出概率。

然而選題策劃過于依賴算法預測可能導致選題的同質化。算法采集的選題策劃數據點常以某一時段的市場數據為基礎，人工智能生成的選題策劃方案為了迎合市場喜好可能過于集中在當前的熱銷題材，而忽視那些在這一階段大眾不感興趣但內容質量高且有發展潛力的作品。對于讀者群體，同質化的圖書產品會限制他們的閱讀視野、信息獲取范圍甚至影響讀者對事物的判斷標準和價值觀念；對于作者群體，同質化的選題策劃可能會引起“馬太效應”，即已經積累市場優勢的題材或作者能夠反復獲得更多的推送資源，市場競爭力較弱的題材或作者則被算法邊緣化，陷入惡性循環。此外，在技術成本的限制下，不是所有出版社都擁有一套自己的選題策劃算法，所以使用經算法提出的選題很有可能出現大同小異的編輯內容。

（三）編輯創新、服務意識亟待更新

當代編輯應該兼具主體意識、創新意識和服務意識。人工智能技術賦能下的出版需求的互聯網思維不單是數字產品思維，而是立足于出版業的職責與使命，同時從業界、學術界和政府等多個角度進行全方位互聯網思考。技術賦能雖然能夠提升編輯活動效率，但難以讓編輯及時產生與之適配的編輯意識，技術更迭速度的加快可能會導致編輯意識被迫陷入“滯后”的窘境。[3]

（四）編輯自身綜合能力有待提高

在信息量爆炸式增長的背景下，編輯亟待提升內容價值甄別能力、選題策劃能力和創新創造能力。以數字出版為例，如何縮小以電子產品為載體的電子書與紙質書在觸覺、視覺等體驗上的差距，對編輯的綜合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編輯需要多方面考慮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數字化內容的視覺呈現，傳遞書籍的“質感”，帶給讀者豐富的美學體驗。編輯活動順利與否有賴于編輯自身綜合能力的提升，編輯的綜合能力在出版業轉型發展中要朝著創新方向發展，這意味著編輯不僅要學習融合出版的知識，還要重視與讀者的溝通交流，保持自身思維的活躍。

三、人工智能技術賦能下編輯的有效發展策略

（一）強化數據分析與價值深挖能力

現階段數據量每日爆炸式增長，交叉學科逐日增多，盡管人工智能擁有數據化的優勢，但其在學術出版、影視制作等各方面的應用并不成系統，當代編輯應強化自身數據分析處理能力，通過深挖數據背后的含義將其詮釋為有意義的結果。以選題策劃為例，編輯可合理使用智能工具直接生成可視化圖表，提供明確可靠的數據分析給選題策劃，有重點地捕捉有關領域的難點和熱點，實現智能化聚合。與此同時，提高對“專題”出版的重視，把有關聯性議題的最新研究成果進行集中報道。編輯還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分析高被引資料和零被引資料，探究資料被引用率和選題之間的關聯性，將此作為下一次選題策劃的參考依據。目前，出版業正由傳統內容為核心的模式轉向用戶、產品、平臺、合作等要素為核心的模式，編輯活動要合理利用機器輔助功能，通過人工智能賦能下形成的社區實現出版與相關產業之間的互補，最大化提升編輯能效。

（二） 技術賦能下保有主體意識

面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挑戰，編輯首先應注重內容的創新，提高內容的質量和價值。其次，編輯應加強與用戶的互動，建立緊密的聯系。技術賦能打破了編輯與用戶的單向溝通模式，編輯應利用社交平臺主動了解用戶的需求和反饋，及時調整內容策略，提高用戶的滿意度和忠誠度。再次，編輯應積極參與行業合作和知識共享，與同行和專家共同探討人工智能技術在編輯領域的應用和發展，推動行業的進步。最后，在人工智能技術賦能背景下編輯需著重關注人工智能技術在編輯領域的倫理與法律問題，確保內容創作和傳播的合法性和合規性。

（三）鍛造技術賦能下的內容把關能力

人工智能技術賦能要求編輯加強對內容的把關能力。以學術出版為例，由于人工智能的相關標準與法規普遍缺乏實踐意義和社會影響力，存在對生成內容的原創性難以判斷、人機協作成果歸屬不明確、對學術不規范的評判標準模糊等問題，導致研究人員難以在倫理說明和指南中獲得實質性的建議，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在技術賦能背景下的倫理監督作用被削弱。同時，人工智能基于大規模文本數據庫生成內容，數據來源受限于地域、文化、政治、個體觀念的不同可能存在信息不可靠、虛假信息或極端信息等現象，可能對學術出版的科學性、權威性造成不利影響。對于這種情況，一方面編輯活動的每一項都要做好把關工作，用獨立、客觀、科學的態度審慎對待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保證編輯在這一環節的主體作用和監督作用。另一方面，編輯群體或出版單位應形成統一的審查機制和問責制度。明確各產品類型是否可以使用人工智能輔助創作，劃定人機協同的作品的權屬界線和標注規范，建立具有實踐意義的問責制度等。

（四）基于技術協同形成全媒體編輯能力

編輯活動的實務性特征決定編輯活動與技術之間的緊密關系，編輯應勇于嘗試、積極吸納新技術，將之作為推動出版發展的輔助工具應用于編輯活動中。在數字化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編輯應注重數字媒介的使用，衡量不同傳播媒介的價值，將傳統編輯活動中的線性思維發展為視覺化思維，從單一維度向多維度發展。[4]關于技術賦能帶來的編輯活動挑戰，編輯人員要最大化發揮出版作品在相關研究領域的引領作用，積極參與構建立體化、多層面的出版物知識服務體系，幫助受眾形成完整科學的知識結構。[5]

（五）緊扣人文價值提升人機交互編輯能力

要想有效填補技術賦能造成的價值缺失，編輯需要在傳統編輯能力基礎上重新認知自身角色，梳理具備的技能、知識體系與規范向智能編輯出版靠攏，主動完善體系構建。編輯在人機協作過程中應探索人文價值與工具理性間的平衡點，在強調文化語境、內容積累和知識傳承的領域，面對技術賦能下的人文缺乏，更要提升自身人文素養，明確對社會服務和公共價值的追求，增強人機交互編輯能力。[6]隨著信息全球化的發展，編輯要加強對國內外信息的獲取，堅定文化自信，博采眾長，探索新技術在出版領域的融合與利用，豐富出版物的內容和形式，打造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符合中國時代精神、滿足人民文化需求的作品，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加強中國文化軟實力。當然，編輯還要持續更新編輯手段并創新理念，在堅守出版物的文化價值的同時尋求新突破，在技術賦能的背景下增強主體意識，實現以人文價值引領技術，增強創新創造能力，保持出版業的活力與生命力。

四、結語

人工智能技術賦能出版業降低了數據的統籌難度，放大了市場需求，這為編輯在選題策劃等方面帶來了技術紅利，但其生成的內容顛覆了傳統的出版生產模式，對編輯的權威性和身份認同造成了威脅。在此背景下，編輯需保有主體意識，提高數據分析能力、內容把關能力、全媒體編輯能力和人機交互編輯能力，增強創新和服務意識。盡管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它對出版業帶來的更深遠的影響和變革難以預估，但人工智能技術賦能下的編輯職業轉型和能力升級，必然將賡續人類的反思、批判精神和文化自覺。[7]編輯工作者乃至全人類迎接全智能化時代考驗的關鍵，就在于變革的勇氣、謙卑的態度以及理性的思考與探索。

（作者單位系廣東嶺南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