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統計測度

高培培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法學院，鄭州 450045）

0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2023 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再次明確“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以數字化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變革”，旨在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浪潮中，借力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撬動實體經濟既有格局，繼而推動落實農業、工業、能源等重要領域的數字技術創新應用，有益于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協調發展（下文簡稱“數實融合”）尚處于初級階段，實體經濟數字技術應用不足、數字資本無序擴張以及經濟發展形勢“脫實向虛”等問題日益顯現[1,2]，使得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受阻。當前中國“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呈現怎樣的趨勢？是否存在區間差異？影響“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因素有哪些？回答上述問題將有助于系統剖析“數實融合”協調發展實際，并為相關部門制定決策提供理論參考。

從已有研究看，國內學者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且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二者的關系研究。有學者認為，數字經濟在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的同時，亦存在核心技術儲備不足、治理體系滯后以及缺乏聯動機制等問題[3,4]，需要通過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增強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能力等方式來提高“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5]。二是二者的協調發展研究。學者們分別從理論與實證層面探究“數實融合”協調發展的邏輯關聯性。在理論層面，陳雨露（2023）[6]從數字技術、數據要素、數字產業等維度解構數字經濟，并進一步從企業、產業與社會運行視角探析“數實融合”協調發展的主要途徑；陳曦（2022）[7]從產品層、企業層和產業層三個維度分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具體路徑，構建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研究框架。在實證層面，學者們主要借助調整后的Logistic 協同演化模型、耦合協調度模型等方法來測度“數實融合”協調發展關系[8,9]。三是二者的影響因素研究，學者們主要探究了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水平、數字基礎設施等因素對“數實融合”協調發展的影響[10—12]。既有研究在“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仍存在以下優化空間：一是已有研究多考察“數實融合”協調發展的空間分異格局，較少從內部視角分析“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二是當前我國“數實融合”協調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進一步基于數據即時性、全面性進行考量，以增強結論的可靠性。鑒于此，本文基于2012—2021 年中國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首先，借助熵值法分別測度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然后，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最后，使用灰色關聯度模型分析“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內部影響因素。

1 研究設計

1.1 指標體系構建

耦合協同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合成概念[13]。其中，“耦合”是指群體中兩個或兩個以上個體相互依存、協作與促進，進而形成增力的現象；“協同”則是個體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體狀態，其不僅能夠實現帕累托最優，還能夠實現共同進步。隨著數字經濟的創新演進，實體經濟與“大智移物云區”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深度融合，形成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等多種融合形態[14]。因此，構建“數實融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需分別就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展開單獨討論。目前關于數字經濟量化研究的文獻相對較少，且已有文獻研究視角不同，選取的指標差別較大，尚未形成較為一致的評估標準。本文基于中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實際，遵循科學性、合理性、數據可得性與連續性原則，參考關會娟等（2020）[15]、黃聰英（2019）[16]的研究，從數字基建、數字應用與數字創新三個維度選取數字經濟評價指標，從實體結構、實體效益、實體環境、實體創新四個維度選取實體經濟評價指標，最終得到“數實融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數實融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1.2 研究方法

1.2.1 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17]分別測度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

第一步，對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負向指標：

正向指標：

其中，xij與Xij分別表示原始指標值與處理后的值。

第二步，計算第i個省份第j項指標占比：

第三步，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差異系數：

第四步，計算第j項指標在所有指標中所占的比重：

第五步，計算各省份綜合發展水平：

1.2.2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協調度模型可以判斷不同系統的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參考唐曉華等（2018）[18]的研究，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數實融合”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進行量化分析，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C、D、T分別表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兩個子系統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綜合協調指數；U1與U2分別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鑒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重要性相等，所以將α、β均設定為0.5。耦合協調階段劃分標準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協調階段劃分標準

1.2.3 灰色關聯度模型

灰色關聯度模型可通過探索因素之間的關聯程度，進而對比得出多個因素間數據序列的變化趨勢[19]。為分析影響“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相關因素，本文選取灰色關聯度模型展開相關研究，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第一步，計算差序列、最大差與最小差：

第二步，計算關聯系數與灰色關聯度：

其中，ξi(k)為關聯系數；ρ為分辨系數；ri為灰色關聯度，其取值范圍為[0，1]。

1.3 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2012—2021 年中國30 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的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及Wind數據庫，部分缺失數據使用插值法補齊。

2 實證結果分析

2.1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

本文借助熵值法分別測度了2012—2021年中國30個省份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與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自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數字中國”與“智慧社會”宏偉藍圖以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迅猛，規模長期穩居世界第二。為便于時序分析，本文以黨的十九大召開時間2017 年為界，將研究期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12—2017年，第二個階段為2018—2021年，并分別對30個省份不同階段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與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求均值，結果見圖1、圖2。

圖1 30個省份不同階段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

圖2 30個省份不同階段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

如圖1 所示，橫向來看，同一階段不同省份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具有顯著差異，且多數省份第一階段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明顯小于第二階段?？v向來看，第一階段30個省份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均值為0.286，其中高于均值的省份有10 個；第二階段30 個省份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均值為0.478，較第一階段增長67.13%，這一結果符合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實際。

如圖2所示，第一階段不同省份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要小于第二階段，但與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相比差距相對較小。其中，第一階段30 個省份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均值為0.285，其中高于均值的省份有10 個；第二階段30個省份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均值為0.436，較第一階段上升52.98%。

綜合來看，研究期內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各自的綜合發展水平均隨著時間推移而提高。但相較而言，第一階段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要整體落后于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第二階段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則實現了對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反超。這與當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形勢較為一致。具體原因如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下，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交叉融合，使得數字經濟成為引領社會變革的重要推動力。加之全球貿易格局變化、金融危機等外因使得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沖擊，大量實體行業陷入發展困局。在多重不利因素影響下，社會資本更傾向于投資數字經濟相關產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實體經濟發展，使得實體經濟后期發展潛力小于數字經濟。

2.2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協調發展水平

2.2.1 省份層面

省份層面“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如下頁表3 所示。整體來看，2012—2021 年30 個省份“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從2012 年的輕度失調階段（0.350）提升至2021年的中級協調階段（0.736）。這說明，當前我國“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整體向好。從全國均值來看，2012—2015年，“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趨勢，由0.350 增長至0.471，增長幅度約為34.6%；2015—2017年，“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上升趨勢有所滯緩，但仍在正向提升，增長幅度約為11.0%；2017—2021 年，“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呈現快速上升趨勢，由0.523 增長至0.736，增長幅度約為38.3%。這表明研究期內30 個省份“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呈現穩步增長趨勢。從省份均值排名來看，“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均值排在前五名的省份依次為江蘇（0.764）、浙江（0.751）、廣東（0.714）、上海（0.699）與北京（0.678），整體位于初級協調階段及以上。到2021年上述省份實際“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分別達到優質、良好、優質、優質、良好協調階段?！皵祵嵢诤稀眳f調發展水平均值排在后五名的省份依次為寧夏（0.426）、青海（0.421）、甘肅（0.418）、貴州（0.411）與云南（0.410）。到2021年上述省份實際“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分別達到初級、勉強、勉強、初級、初級協調階段。對比來看，均值排名第一的江蘇與均值排在末位的云南的“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均值仍有不小差距。

2.2.2 區域層面

區域層面“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如下頁表4 所示。參考原嫄等（2015）[20]的研究，本文從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南部沿海、東北、長江中游、黃河中游、大西南、大西北八大綜合經濟區角度展開分析。如表4 所示，2012—2021年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整體呈現上升趨勢，但各區域差距較大。從均值來看，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從高到低分別為東部沿海（0.738）、北部沿海（0.638）、南部沿海（0.601）、長江中游（0.545）、黃河中游（0.494）、東北（0.455）、大西南（0.451）、大西北（0.431）。其中，僅有東部沿海綜合經濟區邁入中級協調階段，北部沿海、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邁入初級協調階段，長江中游綜合經濟區邁入勉強協調階段，其余均處于瀕臨失調階段。

2.3 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前文的灰色關聯度模型，并參考王裕瑾和李夢玉（2023）[21]、王義保等（2019）[22]的研究，將灰色關聯度分為低關聯[0，0.35）、中關聯[0.35，0.65）、較高關聯[0.65，0。85）、高關聯[0.85，1.0]，對影響“數實融合”的相關因素展開分析。整體上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各指標關聯度均位于[0.379，0.899]區間內。其中，位于較高關聯區間的指標共有46 個，占總指標個數的51.1%；位于高關聯區間的指標共有6個，占總指標個數的6.7%。這表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兩大子系統具有相互影響的關系。進一步，從內部視角出發探究子系統內部指標對另一系統內部指標的影響次序，以篩選影響“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耦合作用矩陣

表3 2012—2021年30個省份“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

表42012 —2021年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

（1）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因素篩選。由表5可知，R＆amp;D 經費投入/地區生產總值（X8）、軟件業務收入/地區生產總值（X9）、人均電子商務銷售額（X4）分別以0.774、0.756和0.698的關聯度居于前三位，是數字經濟子系統中影響實體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具體而言，在數字經濟視域下，相關主體通過增加R＆amp;D經費投入/地區生產總值，可促進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進而催生出大量新業態、新模式，賦能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軟件業務收入/地區生產總值則體現出數字技術應用范圍的快速擴張，這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創新環境；人均電子商務銷售額越高，說明消費市場、消費群體越優良，越能刺激實體企業生產、制造商品，進而提高實體經濟發展水平。

（2）實體經濟對數字經濟的影響因素篩選。如表5所示，工業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率（Y10）、人均新產品銷售收入/主營業務收入（Y9）、實體經濟總量/地區生產總值（Y1）分別以0.781、0.727、0.669的關聯度居于前三位，是實體經濟子系統中影響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具體來看，工業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率與人均新產品銷售收入/主營業務收入是發展壯大實體經濟的關鍵因素，其效率越高，說明實體經濟科研人才越豐富，研發資金越雄厚，越有助于加快自身產業數字化轉型速度，從而為融合數字經濟要素提供載體。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國家富強的重要支柱。實體經濟總量/地區生產總值越大，說明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越趨于良好，越有助于促進“數實融合”協調發展。

綜上，數字創新與實體創新是影響“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從指標層看，R＆amp;D 經費投入/地區生產總值、軟件業務收入/地區生產總值、人均電子商務銷售額、工業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人均新產品銷售收入/主營業務收入、實體經濟總量/地區生產總值是影響“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

3 結論

本文在構建“數實融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利用熵值法分別測算2012—2021 年中國30 個省份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與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并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量化二者的協調發展水平，最后借助灰色關聯度模型探究影響“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因素，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與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均隨時間推移而持續提高；“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呈上升趨勢；30個省份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偏低，八大綜合經濟區呈現東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長江中游＞黃河中游＞東北＞大西南＞大西北的空間分異特征；數字創新與實體創新是影響“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并且R＆amp;D 經費投入/地區生產總值、軟件業務收入/地區生產總值、人均電子商務銷售額、工業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人均新產品銷售收入/主營業務收入、實體經濟總量/地區生產總值是影響“數實融合”協調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