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模式與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的聯合調節作用

李春浩, 譚燕子, 楊尊尊

(1.紹興文理學院商學院, 浙江 紹興 312000; 2.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博士后流動站, 武漢 430073; 3.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 浙江 紹興 312000)

企業國際化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新時代下的新常態,國際化為企業提供更廣闊的學習平臺,獲得創新優勢[1]。企業通過所有權優勢嵌入全球創新網絡,獲取海外創新資源[2],依靠資源效應擴大企業經營邊界,不僅創造超額收益[3],能夠降低融資成本以及增強創新能力[4],而且海外市場拓寬有利于利用各地新知識、整合新研究、挖掘新產品,引導企業技術重組,提升創新能力[5],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6]。此外,研發國際化有利于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獲取創新知識和技術學習,協調整合全球研究網絡實現資源共享,提升企業創新績效[7]。研究發現,“一帶一路”建設幫助企業整合內部資源,強化對外數字經濟合作,提升東道國數字化轉型意愿[8]。因此,國際化為企業提供了更廣泛的市場和更多的增長機會,強化企業網絡效應的發揮,獲得各種創新知識、資源,并基于已有的資源,將數字化應用到企業研發中[2]。

專業化知識能夠在技術創新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幫助企業挖掘知識潛力[9],幫助企業對本地市場信息和嵌入性知識進行識別、獲取、吸收與運用,快速建立國際競爭優勢[10]。知識基礎好,吸收能力則強,有利于積累更加豐富的創新資源和經驗,增強整體的創新能力[11],幫助新興經濟體在海外研發擴張過程中更快提升知識的獲取,更快開發出“世界性新技術”[12]。同時,知識搜尋為企業在適應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中,快速選擇外部創新知識源并有效獲取帶來便利[13]。但過量的知識搜索也會增加企業外來知識學習的成本,其過高的知識異質性將抑制知識整合[14],降低了知識整合的可靠性,從而對創新帶來阻礙。

以往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①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數字化轉型對國際化廣度、國際化深度、國際競爭優勢等的影響機理,而對國際化與企業數字技術應用鮮少提及;②有較多研究探討國際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僅有部分研究探討國際化程度、國際化戰略對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但較少涉及國際化模式對數字技術的影響,更缺乏內在機制的探討?；诖?本研究立足于企業國際化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豐富實踐,引入知識基礎、知識搜索視角,探究數字技術應用中企業國際化的作用,為豐富國際化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提供理論依據。

本文可能的貢獻是:①進一步拓展國際化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影響機制視角,基于企業視角,探索股權模式的國際化下,知識基礎與知識搜索如何影響企業數字技術應用;②進一步豐富現有文獻對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討論,通過闡述和實證檢驗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對國際化模式和數字技術應用的聯合調節作用。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1 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

企業國際化是指跨越國界到不同市場或者地區進行經營活動的舉措[15]。國際化經營能夠讓企業吸收先進技術與經驗,如通過海外人才引進與海外研發的路徑,獲得前沿技術,提高研發能力[16],從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水平。股權模式意味著更高的國際化趨向,為企業知識獲取、開發和使用國際市場知識帶來便利,促進企業決策水平的提升[17],有利于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戰略決策。首先,通過股權式國際化,企業能夠快速獲取資產、技術等競爭優勢[18],獲得與制度完善的東道國接觸的機會,進一步利用機構優勢提升技術能力,給外國子公司獲取更多先進技術的機會,拓展公司的創新網絡,從中提高母公司創新績效[19]。其次,股權模式國際化推進了數字技術應用,“一帶一路”建設促使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有利于企業強化對外數字經濟合作,對東道國人才引進、數字化轉型意愿帶來積極影響[8]。最后,“數字化經濟戰略聯盟”的成立,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資金、人力、合作等資源,來自全球的競爭倒逼企業增強創新能力[8],以提升數字應用水平,從而幫助企業獲得跨國投資的長期利潤。因此,企業更有實力承擔數字技術應用所需的成本?；诖?提出以下假設。

H1:股權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1.2 知識基礎的調節作用

知識基礎被定義為企業在所涉及的領域中擁有的各類知識元素(包括技術、專利、經驗和管理流程等) 的總和[10]。知識基礎越高,越有利于強化股權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的影響。知識管理理論認為,專業化知識基礎幫助企業在特定技術領域內獲得技術優勢,掌握前沿、復雜和系統知識,幫助形成模塊化知識[20]。①企業利用自身技術、資本等所有權優勢在海外布局研發機構和子公司、引進外資等獲取戰略性資產并嵌入全球創新網絡,獲取海外創新資源,促進企業技術升級[2];②技術創新對現有知識元素進行組合利用,為企業帶來(技術)知識產出[21],提升競爭優勢;③企業通過內部知識投資或建立外部創新聯盟的方式從外部獲取、利用和整合相關知識(如數字技術),挖掘內部技術有效整合知識元素并以此形成新的獨特的企業能力,構成企業新的核心競爭力[22];④企業原有的知識基礎有助于制造企業在服務創新過程中獲取和整合大量來自企業外部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技術[23],基于已有的知識基礎,企業可以通過國際化行為在海外市場尋求和培育知識資產,為數字化技術帶來提升。因此,知識基礎越強,越有利于強化企業國際化與數字技術應用?；诖?提出以下假設:

H2:知識基礎對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關系起顯著正向調節作用。

1.3 知識搜索的調節作用

知識搜索被定義為組織為發現創新機會或解決問題而進行的多渠道知識搜尋、整合與利用的活動集合[24]。知識搜尋運用不當,會給企業帶來不利影響。首先,過多外部知識搜索,一方面不僅會導致企業產生路徑依賴,不利于企業內部研發活動,降低企業知識整合能力,阻礙企業技術創新,還可能導致企業投入過多,對企業整體實力提升反而不明顯,績效產出的增量遞減,加大整合新知識的成本和難度,降低技術可靠性從而損害創新效率[25];另一方面過高的知識搜索使企業變革跟不上高新技術產業技術更新速度,推高企業經營風險造成資源浪費,給企業創新造成阻礙[26]。其次,知識搜索(如變革式搜索)中的多樣性知識分散決策者的注意力,企業可能采用折中策略來應對管理注意力不足,導致企業回避新穎性產品創新[27]。過度的變革式搜索還面臨較高風險和成本,可能導致新產品的特征功能與需求不匹配,進而影響新產品質量[28]。最后,為了減少知識搜索的消極影響,企業選擇忽略新知識的價值,導致知識更新停滯不前,從而阻礙產品、技術以及顧客需求的創新,不利于企業數字化進程[29]。因此,知識搜索過高,可能不利于數字技術應用,弱化股權模式的積極作用?；诖?提出以下假設。

H3:知識搜索對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關系起顯著負向調節作用。

1.4 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的聯合調節作用

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體現了組織內部情景特征,在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作用機制中,既需要知識基礎所形成的企業數字技術應用需要吸收能力,也需要知識搜索所帶來的企業知識搜索所需要的異質性資源保障,兩者共同影響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關系?；诩僭OH1、H2、H3可知,知識基礎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和知識搜索具有負向調節作用。綜合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4: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在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之間起聯合調節作用。

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模型

2 樣本與變量測量

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0》,浙江省產業數字化指數居全國第一。制造業歷來是浙江省的立省之本、強省之基,通過數字化轉型逐漸走向新智造,成為浙江高質量發展的“金名片”。因此,本研究數據調研對象主要為浙江省內制造性企業,包括通用設備類、計算機通信類、醫藥類等,涉及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等。數據通過問卷調研的方式獲得。問卷內容主要依據已有文獻進行設計,通過專家討論、企業高管預先審核和組織答題,并多次修改完成確定。由于國際化企業相對較少,且獲取較為困難,在政府部門的協助下,由企業內部管理人員填寫問卷,共回收391份問卷,去掉尚無國際化企業的問卷,此次研究獲得有效問卷213份,占54.48%。問卷主要采用Likert-6點設計,1～6表示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或從不總是)。

(1)數字技術應用。根據李春浩等[30]的研究,請被調研者評述公司在以下生產活動中多大程度上使用了數字技術,主要包含4個條目,如激光、水刀切割、3D打印等高精密技術等。

(2)國際化模式。根據已有研究,將國際化模式分為兩類,一是股權模式,包括兼并、中外合資、建立國外子公司、戰略聯盟4類總和;二是非股權模式,包括自營出口、通過外貿公司出口、通過跨境電商平臺出口、OEM 4類總和。

(3)知識基礎。主要采用4個條目測量,我們從不同的消費者群體處獲得市場知識、我們從不同的細分市場獲得知識、我們的研發團隊具備很多領域的知識、我們在所在行業有豐富的經驗、我們對所在行業理解十分徹底、我們對所在行業技術狀況很了解。

(4)知識搜索。借鑒葉江峰等[31]的研究,主要采用3個條目測量,請被調研者評述過去3年間,貴公司在下述獲取外部市場知識方面的表現如何:我們公司持續地從客戶那里獲得信息、我們公司持續地從競爭對手行為中獲得信息、我們公司持續地從供應商那里獲得信息。

(5)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企業規模、營業收入、所有制類型、所屬行業類型、國際化經驗、國外網絡。企業規模采用公司全職職工的對數測量;營業收入采用企業實現銷售收入的對數測量;所有制類型采用公司的所有制類型的測量;所屬行業類型采用公司主營業務所屬行業測量;國際化經驗采用2021減去進入國際的年份,并取對數;國外網絡采用3個條目測量,請被調研者評述過去3年,公司與國外合作伙伴的關系如何:我們公司在國外建立了新的網絡關系、我們公司與國外市場建立了新的合作關系、我們公司的高管與國外客戶建立了私人關系。

3 實證檢驗

3.1 描述性統計

采用SPSS26.0和Process4.0插件程序對數據進行分析,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1。相關性分析顯示,其中非股權模式與股權模式、知識基礎、知識搜索、數字技術應用不存在相關性;股權模式與知識基礎、知識搜索、數字技術應用均顯著正相關;知識基礎與知識搜索、數字技術應用均顯著正相關;知識搜索和數字技術應用均顯著正相關。任意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6,受多重共線性威脅較小。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相關性及區別效度

3.2 信效度檢驗

對于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man單因素方法進行檢驗。結果表明第一個因子變異在總變異量的比重為31.638%,小于40%,說明不存在單一因子解釋大部分變異情況。國外社會網絡與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導向、知識搜尋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均在0.7以上,且Bartlett 的球形度檢驗均顯著,說明各變量具有較好的建構效度。所有變量的Cronbach’s α大于0.86,且組合信度(CR)大于0.9,表明各變量內部一致性高,可靠性較好;所有變量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78,且平均萃取方差(AVE)均大于0.7,表明各變量具有較好的聚合效度,見表2。在表1中,對角線上AVE的平方根均大于非對角線上的相關系數,表明變量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表2 Cronbach’s α、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量抽取值

3.3 假設檢驗

3.3.1 主效應及單調節作用檢驗

利用層次分析法對假設加以檢驗,結果見表3。模型3顯示,股權模式對數字技術(β=0.289,P<0.001)和的影響顯著為正,假設H1得證;模型4、模型5顯示,知識基礎(β=0.158,P<0.05)和知識搜索(β=0.19,P<0.01)對數字技術應用的影響均顯著為正,可見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體現了企業的知識管理能力,有助于數字技術的應用。為了驗證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的調節作用,對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進行中心化處理,以消除共線性問題。根據模型7可知,知識基礎顯著正向調節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關系(β=0.333,P<0.01),而知識搜索顯著負向調節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關系(β=-0.242,P<0.05)。模型2顯示,非股權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的影響不顯著,且經過驗證,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對非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調節作用均不顯著,后續未再檢驗。

表3 回歸分析結果

3.3.2 聯合調節作用檢驗

為了驗證聯合調節作用是否存在,加入控制變量,利用PROCESS4.0中的M1和M2兩種模型,通過Bootstrap法進行檢驗,結果見表4。模型8顯示,股權模式與知識基礎的交互項對數字技術應用的有顯著正向影響(β=0.299,P<0.05);模型9顯示,股權模式與知識搜索的交互項對數字技術應用的有顯著負向影響(β=-0.411,P<0.05)。同時,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存在聯合調節作用,顯著性為P<0.01。

表4 聯合調節作用檢驗結果

表5顯示,在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高低不同水平下,股權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知識基礎低、知識搜索低時和知識基礎低、知識搜索高時,置信區間均包含0,不顯著;知識基礎高、知識搜索低時,置信區間為[0.673,2.298],不包含0,顯著,即(β=1.485,P<0.001);知識基礎高、知識搜索高時,置信區間為[0.305,0.867],不包含0,顯著,即(β=0.586,P<0.001)。由此可見,不同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水平下的股權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影響的差異性顯著,而且知識基礎高、知識搜索低時,以及知識基礎高、知識搜索高時,均有利于強化股權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的正向影響,且后者作用更強。由此表明,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對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關系起聯合調節作用,假設H4得證。同時,知識基礎體現了企業的吸收能力,越高越有利于企業搜索到的知識的吸收、轉化和應用,越有助于企業數字技術的應用。此時,知識搜索越高,越有利于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當知識基礎較弱時,知識搜索越高,可能無法對搜索的知識的有效利用,如表4知識基礎中等水平,而知識搜索較低和中等水平時,均有利于股權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的影響,但知識搜索高等水平時則不顯著。

表5 聯合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為了更好地展示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關系,以及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的調節作用,利用回歸系數,繪制不同知識基礎水平下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變化,不同知識搜索水平下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變化,以及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高低不同水平下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變化,具體如圖2～圖4所示。

圖2 知識基礎的調節效應

圖3 知識搜索的調節效應

圖4 聯合調節效應

4 結論和啟示

4.1 研究結論

數字技術應用成為推動企業發展的新動能,但現有研究對數字技術應用的內在因素及其內在機制還較少涉及。本研究以浙江省制造型企業為調研對象,基于213份有效問卷分析發現:股權模式的國際化對數字技術應用有顯著正向影響;知識基礎顯著正向調節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關系;知識搜索顯著負向調節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的關系;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在股權模式與數字技術應用之間起聯合調節作用,而且知識基礎高、知識搜索低時,以及知識基礎高、知識搜索高時,均有利于強化股權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的正向影響,且后者作用更強。

4.2 研究啟示

通過此次研究,得到以下啟示:①股權模式國際化有利于企業數字技術應用,通過跨國合資、并購等方式,企業可以獲得更多資源和市場,共享技術資源和創新成果,實現互利共贏。企業要積極擁抱開放合作的態勢,尋找與本公司相適應的進入模式助推企業國際化,主動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發掘合作機遇,推動數字化轉型升級,提升企業綜合競爭力,共同推動全球經濟繁榮與自身發展。②發揮知識基礎和知識搜索在國際化和數字技術應用中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的作用,整合企業內外部信息,豐富知識內涵,幫助企業獲得新的知識資源并有效地應用于數字技術應用實踐當中。一方面,知識基礎為企業利用和適應數字技術提供了重要的框架。全面了解不同領域的知識,加深知識儲備使企業能夠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并把握機遇,幫助企業在全球市場中保持競爭力。在國際化過程中,利用兼并、中外合資、建立國外子公司、戰略聯盟等國際化模式,借鑒和利用他國經驗,學習先進技術,汲取新知識、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并與自身發展現狀相結合,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和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合理利用知識搜索避免過度搜索。根據企業實力和需求,有針對性搜尋來自各地有價值信息豐富企業知識庫,吸收、引進有利企業技術創新、長期發展的信息資源,形成數據網絡,為企業探索更開闊的領域提供理論支撐。

4.3 不足和展望

主要探討了股權模式這一國際化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影響的情境依賴條件,但對股權模式影響數字技術應用的具體路徑還未涉及,未來可以對此加以探討。非股權模式的國際化模式對數字技術應用的影響未得到證實,可能存在間接的路徑,或者情境依賴條件,未來可對此加以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