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治生與《儒林外史》創作的思想表達

王春陽,王 璇

(1.南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 河南 南陽 473061; 2.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工程管理與房地產學院,河南 鄭州 450016)

魯迅評價《儒林外史》時說“偉大也要有人懂”?！皞ゴ蟆备胖浮度辶滞馐贰纷鳛槲膶W經典的價值與地位,而“懂”字體現了創作者寓意于作品文本之內的主體表達及其刻意構建的思想世界?！白鳛橐粋€思想家,吳敬梓創作的《儒林外史》無論是結構、人物, 還是細節和語言, 都清晰地體現著作家的思想和創作意圖, 都是作家理性的外化結果?！盵1]《儒林外史》體現的思想是多維度的,對士人群體治生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亦是吳敬梓創作《儒林外史》所要表達的重要主題。

一、士人治生問題的產生

(一)士的產生與士階層的形成

在禮樂制度形成的周代,士原為貴族的最低一級。春秋以降,禮崩樂壞,諸侯蜂起,周天子對諸侯的控制力逐漸式微,原有的統治秩序被打破。為了在政治、軍事斗爭中取得主動并形成優勢,各諸侯國競相招納賢才,整個社會形成的尊士崇士風尚,為處于貴族底層的士群體提供了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掌控更多的話語權,謀取更多的物質財富,他們爭相投奔到那些擁有權勢的諸侯和達官貴人門下,士人風頭,一時無兩,僅齊國孟嘗君一人就供養了三千門客。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士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群體并成為“民”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了較為穩固的“士、農、工、商”四民結構。

(二)士的界定

士作為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和外延。漢武帝時期,由于“罷黜百家,表彰六經”,那些以孔子后學自居,研習六藝經學的儒生成為士的主體。隋唐時期創立的科舉制度,因考試內容主要為儒家經典,更加強化了士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代名詞。工具書一般把“士”解釋為“讀書人”或“封建時代稱讀書人”,但實際上并不是所有讀書人都是士。明代推行“科舉必由學?！?增加了童生試,“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2]1687。凡是習舉業的讀書人,不管年齡大小,未考取生員資格之前,都稱為童生或儒童。童生的資格也必須通過考試獲得,只有那些通過了縣試、府試兩場考核的學子才能被稱作童生。童生方有資格參加院試,通過者謂之生員。生員或者相當生員資格者才能參加鄉試,通過者為舉人。舉人才具有參加會試、殿試的資格,通過者謂之進士?！皣乙钥婆e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為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間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于程文爛熟之士?！盵3]394可見,士并不是指所有讀書人,而是指那些從農、工、商或其他群體中通過考試獲得童生及以上資格或通過其他途徑獲得相當資格的讀書人。

(三)士的社會地位

在傳統社會,士作為智識階層,由周代貴族最底層那部分人演化而來,其地位本就高于平民。而傳統社會的士人群體也在自覺不自覺地強化這種身份標簽。從孔子的“士志于道”到張載的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內涵闡釋,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再到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思吶喊,無一不是在強化著士之為士的群體特征?！爸袊ベt立教,對‘士’自身的要求,常常遠嚴格過對一般社會的要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面對權勢時,應當堅守自己的權利,限定自己的義務。在面對社會時,則應當忘記自己的權利,擴大自己的義務?！盵4]36“士不可以不弘毅”“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種人格操守和價值追求成為士人群體區別于其他階層的精神特征。因此,與農、工、商等群體相比,士擁有崇高的歷史使命,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具有超越自我的家國情懷和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以此為起點,中國傳統士人群體,以孔子思想為旨歸,以儒家元典為依據,或口耳相傳,或紹述典籍,前赴后繼,薪火相傳,自覺承擔起文化建設、文化傳播傳承的使命,把建設和改造社會作為自己的價值追求,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大一統國家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封建時代家天下的社會治理結構中,士人群體作為文化典籍的掌握者和解釋者、文化知識的生產者和傳播者,自覺承擔對社會的教化責任并努力成為道德典范,能夠幫助統治者對社會進行有效管理。宋仁宗說“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5]3658。明太祖朱元璋所論更具典型性。他說:“四民之中,士最為貴”,“士之最貴者何?讀圣賢之書,明圣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6]372。因此統治者有意識把士培養成為封建政府各級衙門成員的后備力量,鼓勵士人參與社會管理,并通過科舉制度得以實現。最具代表性的是宋真宗趙恒所作的《勵學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盵7]28封建最高統治者鼓勵士人讀書并給予通過科舉考試者以極高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這種人生際遇的巨大反差,使士人由衷發出了“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感慨,并逐步形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風尚。

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統治者通過實行四民恒業的政策,在制度上進一步強化了士人所具有的社會地位?！氨嫣煜轮娜?使各專其業。凡習學文武者為士,肆力耕桑者為農,巧作貿易者為工,屠沽興販者為商。工商之家,不得預于士,食祿之人,不得奪天下人之利?！盵8]1825公元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詔:“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盵9]33其目的也非常明確:“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盵10]209儒家知識分子的群體努力和統治者的政策干預,使士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成為四民之首并擁有高于農、工、商等階層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

吾儒明德親民之學,止于至善,乃尊于農工商,而為士之職也。[11]740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為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12]92

(四)士人的治生問題

在傳統社會,“士農工商”有著明確的社會分工和職業屬性,“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谷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后財用足”[13]171。農、工直接從事物質生產,商人從事物資流通,士從事文化生產。職業屬性的不同也決定了謀生手段的差異,“衛身莫大于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14]30。 “士食于官,農軍授之田,商工食其力”[11]740。士作為專職讀書人,讀書學習就成為其衛身謀生的主要憑借:“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辭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盵14]30而“士食于官”的社會認同進一步強化了讀書人把通過科舉制度獲取生存所需物質資料作為唯一正途的認識?！皩W成文武藝,貨于帝王家”是這種認識的最通俗概括?！稗r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14]30由于科舉制度定期選拔人才,士人一旦通過考試立即獲取超越常規的巨大回報,這種定期選拔和超?；貓?使士人群體普遍認為只要認真讀書“精其業”就能獲取“科名”,最終達到“食于官”的目的。但是,制度設計和運行與社會實際是否契合必須由實踐來檢驗,如果制度在實際運行中不能較好解決士人的生計,就必然導致矛盾并形成社會問題,不但影響著制度效能的發揮,而且還會產生消極影響,甚至由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轉化為阻礙力量。

二、《儒林外史》對士人治生問題的深刻揭示

科舉制度歷經隋唐宋元明清諸朝,推行時間長達1300年之久。作為國家治理的制度創新,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是中國古代最有效的選官制度,對推動中國社會治理的規范化和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層面均受到了科舉制度的深刻影響。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科舉制度在實踐中雖不斷改進卻因自身創新不足而未能完全與時俱進,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士人治生就是其一。到明清時期,士人能否通過讀書解決個人及家庭的生計問題,與士人個體的努力程度呈正相關關系,而與士人群體的努力呈負相關關系。因為國家治理對士人需求在數量上是有限度的,士人群體數量越大,競爭就越激烈,通過科舉之途解決生計問題就越困難。因此,除個別特殊時期外,正常情況是士人群體無論如何努力,其大多數人還是無法通過讀書來解決個人及家庭的生計問題。但是科舉制度定期定額選拔一批士人充實到官僚隊伍并使其享受到遠超于一般人的政治經濟待遇,這種表象的浮華掩蓋了深層次的制度原因。對于士人遭遇的生計困頓,論者皆從士人自身找原因,或歸結于個體努力程度不夠,或歸結于虛渺的天意,“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14]30?；诖?《儒林外史》作為“真正的士子寫士子的小說”[15]5,通過全景式展示士人群體的生存困境而表達了士人治生這一深刻思想主題。

(一)藝術再現士人扭曲的治生觀念

在我國傳統社會,統治者推行的“四民恒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士人必須通過自身的知識與智能同社會進行交換來獲得滿足自身及家庭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作為自己謀生的主要途徑?！捌洳刨|之美, 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 次可以開門授徒, 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書札,代簽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盵16]153“故或食祿于朝,教授于鄉,或為傳食之客,或為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盵14]30此外,傳統士人群體把自己視為文脈和道統的化身,強調精神價值而淡泊物質享受的價值導向和社會風尚,則進一步弱化了對獲取物質財富的內在意識?！笆恐居诘蓝鴲u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盵17]40可見,在交換不發達的傳統社會,士人依靠“本業”治生的范圍本來就相當有限,而整個社會對士人治生認識的狹隘化,使士人的治生觀念逐漸扭曲。

一生在科舉上失意的馬純上苦口婆心地奉勸匡超人:

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倍袷裁词菚?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為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床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曾子的“養志”。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的來的。到后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18]200-201

蘧公孫和魯小姐門戶相稱,才貌相當,在外人眼里是極為般配的“才子佳人,一雙兩好”。但魯小姐在了解蘧公孫無志舉業后即愁眉淚眼,長吁短嘆:“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誰想如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雖然在其母親眼中這位女婿稱得上是名士,但在魯小姐眼中卻一錢不值:“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作個名士的?”而當母親以“現在兩家鼎盛,就算姑爺不中進士做官,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對其進行勸慰時,魯小姐固執地認為“依孩兒的意思,總是自掙的功名好?？恐?、父,只算做不成器”[18]142-143。而魯小姐的父親魯編修,也因為女婿不事舉業而氣得差點丟了性命。

《儒林外史》通過藝術形象的塑造,全面展現出當時社會對士人治生的認識完全固化到“科舉”一途的社會現實。對士人而言只有進學、中舉、考進士才是治生的正途,而其他手段都是邪路,與讀書人不相干。這種扭曲的治生觀念和社會風尚使出身貧寒的士人處境更為艱難,生存狀況更加惡化,也使矛盾更加突出。

(二)通過典型人物深刻揭示社會現實

“藝術創作的功用不外是抒情、狀物、敘事和說理四大項?！盵19]106而敘事性文藝作品創作的中心問題就是典型人物的創造,典型人物形象不但反映某一社會類型的共同本質特征,而且能夠揭示社會生活的某一些方面的規律,反映某一時代的社會風貌,也即這一典型人物產生的典型環境。作為我國18世紀現實主義小說巨著,《儒林外史》藝術地創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周進出場的時候已經60多歲,“頭戴一頂舊氈帽,身穿元色綢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后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雙大紅綢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因還不曾進學,仍是童生身份。當時規矩,童生進了學,即便十幾歲,也稱為“老友”;若是不進學,就是到了80歲也還稱“小友”。而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因此周進走進堂屋時,十幾歲年紀的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而周進也不肯僭梅玖作揖。原因就是梅玖已經進學入庠成為生員,而周進還是童生。周進陪王舉人閑聊半天,“掌上燈燭,官家捧上酒飯,雞、魚、鴨、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著吃了,收下碗去。落下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周進也吃了”。次日,王舉人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18]27。周進坐館“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即便這樣的生計也安身不牢,由于不知道常來承謝夏總甲,被人所辭,“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生活的艱辛和地位的低下躍然紙上。

而周進高中之后,放差廣東學政,“緋袍金帶,何等輝煌”,那些與他毫無關系的人也想盡千方百計依傍他,嚴貢生為了到部里告狀,竟冒認是他的親戚,“大著膽,竟寫一個‘眷姻晚生’的帖,門上去投”[18]91。以前極端輕視他的梅玖為了逃脫責罰硬說周進是自己的業師,當荀玫問他:“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梅玖竟厚著臉皮說:“你后生家那里知道!想著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曾出世。先生那日在城里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后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是進過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喜歡我的?！盵18]94那些辭退他、讓他失卻生計的“薛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竟然為他立了金字長生牌位日夜供奉。

范進54歲以童生身份出場,“面黃肌瘦,花白胡須,頭上戴一頂破氈帽”。身上“穿著麻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里又扯破了幾塊”很是狼狽。中舉前,因沒有盤費參加鄉試,去找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鄉試回家,家里已餓了兩三天。出榜那天,家里沒有早飯米,他母親“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中舉以后,眾鄰居有拿雞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只雞來的。丈人胡屠戶也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錢來賀喜。從無交情的張鄉紳一出手賀儀就是五十兩并白白奉送臨街三進三間空房一所。此后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投身為仆圖蔭庇的。僅兩三個月,“范進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18]45。為范進母親做佛事的和尚被人拴了,范進拿帖子向知縣說了,知縣就“差班頭將和尚解放,女人著交美之領了家去”,而將拴了和尚的一班光棍“帶著明日早堂發落”[18]52。

周進、范進是作者著意塑造的兩個藝術形象,通過二人考取功名前后遭遇的鮮明對比,深刻揭示出士人之所以將“科舉”看作治生的唯一“正途”,是與中舉、中進士后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密切相關的,這種綜合性利益是其他途徑所獲利益難以比擬的。正是這種超?；貓蠛透呤找?使士人的治生觀念不斷扭曲,也使每個士人存在僥幸的賭徒心態,如飛蛾撲火,身不死志不滅。

(三)用文學表達叩問科舉制度

在帝制時代,讀書、治學與做官并無沖突。傳統社會通過科舉選拔官員,不僅生產了大量讀書人,同時也成為消化讀書人的最好場所。但是讀書人的增量與通過科舉制度選官消化讀書人的能力并未同步。因此,與周進、范進二人相比,倪老爹和楊執中就沒那么幸運了。倪老爹21歲進學,已經做了37年的秀才,因為沒有吃用,6個兒子死了1個,賣了4個。僅留的1個最后也不得不賣掉,因為“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著餓死,不如放他一條生路”[18]313。而楊執中“只為當初無意中補得一個廩,鄉試過十六七次,并不能掛名榜末”[18]149。落得“家下一無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除夕晚上因沒有柴米,“和老妻兩個,點了一支蠟燭,把這爐摩弄了一夜,就過了年”[18]146。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通過科舉制度能夠獲取做官資格的士人數量相當有限,錄取名額有著嚴格的限制。以清制為例:

會試無定額?！瓪v科大率三百數十名,少或百數十名,而以雍正庚戌四百六名為最多,乾隆己酉九十六名為最少。[20]3158-3159

鄉試解額,順治、康熙、雍正時期定額不同,到乾隆九年,“定順天南、北皿各三十六,中皿改二十取一,貝字百二,夾、旦各四,江南上江四十五,下江六十九,浙江、江西皆九十四,福建八十五,廣東七十二,河南七十一,山東六十九,陜西六十一,山西、四川皆六十,云南五十四,湖北四十八,湖南、廣西皆四十五,貴州三十六”[20]3158。

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西巡撫白潢上奏稱該省鄉試入場士子多至12000余人,舉人名額卻只有90人,應試與錄取比例為134∶1[21]149。由于名額太少,應試與錄取的比例太過懸殊,因此士子能夠通過鄉試考中舉人相當困難,更不要說參加會試進而通過殿試考取進士了。

而未能通過鄉試考中舉人的大量士子,能否從政府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為了鼓勵士人讀書,從唐代開始,歷代朝廷都為進學的專職讀書人提供廩糧以保證其能夠專心讀書。但是到了明清時期,社會承平日久,士人所具有的社會地位吸引了更多農、工、商階層成員向士階層流動,而制度設計和社會風氣又限制了士人向其他社會階層的流動,因此這種流動從多維雙向逐漸固化為多維單向流動。社會階層固化與多維單向流動的結果是讀書人越來越多,群體日益龐大。為了緩解矛盾,朝廷只有擴增生員的名額,在廩生之外有大量增生,在增生之外有大量附生。但是,在所有生員中,只有廩生有資格獲取朝廷提供的廩糧,而增生和附生卻沒有來自朝廷的任何資助和補貼。既然進學的增生和附生都未能“食于官”,更不用說那些沒有進學的童生了。增生、附生以及未進學的童生作為士人的主體,在數量上遠遠超過那些能夠“食于官”的士人。而且在明清時期,以六等黜陟法對入學士人學習情況進行考核,那些入廩士人必須不停地參加考試,才能保持自己“食于官”的資格?！皩W生的唯一任務就是學習和考試,尤其是考試,而這又是和整個朝廷的選官制度緊密相連、融為一體的?？梢赃@樣說,考試是學生的唯一生存方式,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意義所在?！盵22]405但是不斷考試占用了大量時間,導致士人無暇治生,進一步降低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和謀生本領,“人生當務之急以治生為最要,亦不獨儒者為然,但儒者每迂緩不解事,不善治生”[23]309。

未能通過讀書解決生計問題的他們,又是怎樣獲得生活資料的呢?

倪老爹只好依靠修補樂器為生,最后發出了“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拿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18]312的感慨。而楊執中受鹽商委托照料生意,因不善料理賬目,被人稱為“老阿呆”,沒處開銷卻虧空了七百多銀子。最后被拿到監里,坐著追比。荀玫家庭本來很富裕,“像這荀老爹,田地廣,糧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18]20。但等荀玫進學后,他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里田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盵18]95本來家境殷實,衣食無憂,反而因為醉心科舉之途而把家產敗光造成生計困難。這些現實深刻揭示出,就大部分士人而言,醉心科舉不僅不能治生,反而妨礙治生。因此,即便統治者為了求得社會的相對穩定,“將科舉制度籠絡讀書人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24],但是仍然不能從根本上滿足士人通過本業治生的需求。因此,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即借王冕之口,對科舉入仕的制度進行了批評?！按艘粭l之后,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蓖趺嶂概c秦老看道:“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盵18]13從而造成“一代文人有厄”。

三、《儒林外史》治生問題的思想淵源

士人治生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歷史問題。早在唐代,杜甫就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吶喊。元代許衡指出:“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茍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盵25]211清初學者全祖望、陸桴亭、張楊園也都對士人治生問題多有探討。因此吳敬梓對士人治生問題的關注,無疑受到這些先賢的思想滋養。除此之外,吳敬梓對士人治生問題的關注和思考,與其自身經歷分不開,也與顏李學派思想影響密切相關。

(一)吳敬梓的自身經歷

吳敬梓出身縉紳之家,從小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其父親去世后,為其留下豐厚的家產,“襲父祖業,有二萬余金”[26]127,根本不用為生計操心。因為這種生活環境,吳敬梓對生活之艱辛缺乏足夠的體驗,對物質財富在生存中的作用估計不足。更因性格原因,仗義疏財,放浪形骸,以致最后家產散盡,衣食無著,有時竟至斷炊?！澳艘凭咏菛|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窘極,則以書易米?；蚨湛嗪?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圣謨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盵26]127-128論者多過分夸大他不慕物質,甘于窮困的正面意義,而很少注意其“金盡床頭,壯士逢人面帶羞”的無奈。就在他移家南京一年之后,他還曾懊悔“數畝田園生計好,又把膏腴輕棄。應愧煞谷貽孫子”[26]55-57。發出“治生儒者事,謀道古人心”“可憐貧賤日,只是畏人多”[26]14的無限感慨。并對自己青年時期的放浪生活進行了深刻反思:“失計辭鄉土,論文樂有朋”“回思年少日,流浪太無憑?！盵26]19

再加上親友在科舉之途上的不如意而導致的生活貧困,也給吳敬梓以極大的刺激,其從母之子因生活貧困被迫遁入空門:

窮途久奔馳,攜家復轉徙,吁嗟骨肉親,音問疏桑梓?！玫佬彰?知為從母子。家貧遭飄蕩,爺娘相繼死;伯兄去東粵,存歿不堪擬;仲兄遠傭書,遙遙隔江水;弱妹適異縣,寡宿無依倚;兄弟余兩人,流落江之涘。髡緇入空門,此生長已矣。哽咽語夜闌,寒風裂窗紙。[26]43-44

自己的舅父因為屢試不第郁郁而終:

南鄰侈豪奢,張燈奏管弦;西鄰精心計,秉燭算緡錢。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殘編。弱冠為諸生,六十猶迍邅?！洳卟灰娛?言歸泣涕漣。嚴冬霜雪凝,偃臥小山巔。酌酒不解歡,飲藥不獲痊。百憂摧肺肝,抱恨歸重泉?！兴静俪叨?所持何其堅!士人進身難,底用事丹鉛?貴為鄉人畏,賤受鄉人憐。寄言名利者,致身須壯年。[26]46

因此,吳敬梓在揚州重逢昔日好友程晉芳,得知晉芳亦貧甚時,緊握這位昔日好友的手潸然淚下,發出了“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26]128的揪心之嘆。

(二)顏李學派治生思想的影響

顏李學派是儒學發展到清初形成的一個頗具特色的學術流派,以顏元、李塨師徒為領軍,以“實學”為宗旨,旨在為天地造實績,為生民謀福利,在清初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

顏元和李塨都出生于富裕家庭,但由于社會動蕩以及清政府在京畿地區的圈地等原因,顏、李的家庭都淪為赤貧,迫于生計,他們不得不從事如務農、行醫、坐館、相地等職事。顏元還曾因“訟后家落”,不得已從城市返鄉居住,“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薥秫如蒺藜,后甘之”[27]711。雖“見者不以為貧”,但不能改變其“貧窮”到無以為食的困境?！耙载殲轲B老計,學醫?！盵27]712因為貧窮,“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面再落,身價勤苦事再加”,并以此即“素貧賤行乎貧賤”自慰。他在登廁時,所見“皆粱之秕糠也”,發出了“焉知貧之苦乎”的感慨[27]782。從而認為“自古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圣賢也”[27]733。因此他對物質基于生活的重要性認識較為深刻,對知識分子的治生問題尤為關切。顏元認為“若古之謀道者,自有禮、樂、射、御、書、數等業,可以了生”。而“今世之儒,非兼農圃,則必風鑒、醫、卜;否則無以為生。蓋由漢宋諸儒,誤人于章句,復苦于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業之術盡亡矣”[27]675。他不但批評時文取士消磨了士人的精力,“古者弟子為學,先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世為學,惟教之讀書、作文,逸惰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為學之弊也”[27]676。也批評時文取士降低了士人治生的能力,“天下人之入此帖括局也,自八九歲便咿唔,十余歲便習訓詁,套襲構篇,終身不曉習禮、義之事,至老不講致君、澤民之道,且無一人不弱不病”[27]678。因此顏元批評“若宋儒之學,不謀食能無饑乎?”[27]671作為顏元的學生,李塨對生計頗為關注。李塨家庭因為多種原因也導致貧困,“孝愨先生于兄讓多分少,故致饑寒 ”[28]9?！耙蝗战^午炊,而與友人商學古入官之事,不知饑也?！盵28]14因此李塨說“不利用也,而即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并失其二 ”[28]8。當學生馮辰“語以老親在堂時”,李塨告訴他“治生即學”[28]118。

吳敬梓與顏李學派有著多方聯系。其曾祖父吳國對與李塨為師生關系,“學院吳公國對歲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吳公深喜先生文,開雕行世”[28]4。吳敬梓的兒子吳烺、好朋友程廷祚在學緣上與顏李學派聯系密切,程廷祚是李塨的學生、吳烺是李塨的再傳弟子。因此“吳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顏、李學說的影響很大”[29]190。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很推崇遲衡山和莊紹光,“前者喜歡考據學,后者是清代很有名的經學家,并且是特別著重實踐的顏李學派的信徒。吳敬梓和他們做朋友,又十分推崇他們,是因為他同他們的思想一致,吳敬梓和他們都是顧炎武和顏習齋的后輩,又是乾嘉經學的前驅”[29]57-58。胡適通過考證,認為“《儒林外史》是一部宣揚顏李學派思想的小說”[30]910。亦有學者認為“吳敬梓傳承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顏李學派的思想觀念”,并通過文本考證得出《儒林外史》中“泰伯祠祀典儀注本于顏元的祭孔儀注”[31]的結論,認為《儒林外史》是在與顏李學派對話[32]74,也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儒林外史》創作與顏李學派思想影響的直接關聯。因此可以看出顏李學派諸人的治生思想亦是《儒林外史》創作的重要思想來源。

吳敬梓通過《儒林外史》藝術形象塑造,深刻揭示了科舉制度下士人群體生存狀況的不堪而導致人才質量下降的現實。士人群體作為傳統國家治理的重要力量,他們的生存困境累積而成的精神風貌勢必削弱其在文化創造和思想引領等方面的能力,進而導致整體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和治理水平的下降。因此,充分肯定傳統士人群體作為自然人對物質需求并給予系統性制度保障,亦是《儒林外史》治生思想主題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