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視野中的民國時期出版業論析(1912—1928)

伊 嵐

(北京師范大學 出版集團,北京 100091)

北洋政府時期,出版業在晚清時期近代化轉型的基礎上,繼續呈現飛速發展的態勢,新成立了一批出版社、報刊社,并發行了一批有影響的圖書、報紙及期刊,成為民國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出版業也出現很多問題,引起輿論的關注與批評。這種關注與批評,實際是出版業所進行的自我反省。目前,學界對此時期輿論視野中的出版業有所關(1)相關研究有趙曉梅《中國書評史初探》,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9頁;孫利軍《出版評論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5頁;曾建輝《泮林革音:出版評論與民國出版文化觀的形塑》,載《河南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這些成果雖然對民國時期的出版評論有所探討,但對北洋政府時期的出版評論的研究卻較為薄弱。,但總體考察有待加強。為此,本文將以《民國年度出版時評史料輯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中收錄的民國報刊對1912—1928年北洋政府時期出版業的評論為考察中心,分析輿論視野中的北洋政府時期出版業的狀況及問題,以求對民國出版業有客觀認識及評價。

一、對出版業狀況的評論

北洋政府時期的出版評論對民國出版業狀況進行了探討分析,特別對其中存在的問題有犀利的評說。這些出版評論的內容涉及出版業的發展、出版物的形式與內容、作者編輯隊伍的建設、對出版的建議等問題,對我們了解當時出版的基本面貌有一定的幫助。

中華民國成立后,各種出版物的發行助推了出版業的大發展,輿論關注到了這一點。對于出版業的重要性,有人指出:“本來出版界在一國底文化上是負有極大的職責的。說得簡單一些。出版界該負培養著作界底成長之責,同時又應擔任解除讀書人底困難之職。出版家在著作家和讀者底中間象是兩岸間的一條渡船。著作家必須有出版家的幫助才能把自己底工作普遍宣示大眾,讀者也要得出版家的幫助才能很利便地獲得著作家底工作。三者合力同心,一國底文化才能日日上進?！盵1]也有人對當時出版業的創新改革表示肯定:“現在中國,凡事都使人失望,惟言論思想界較前大有進步,可算是一種樂觀的現象。近來新出各種月刊周刊,很有幾種可佩服的,就是日刊的報紙也有幾種銳意改良的。但是這種現象在我們看起來是進步,在官僚武人看起來,就是他們的眼中釘,總不免要想法子去摧殘他;那幾種有價值的刊行物,就天天立于危險的地位?！盵2]特別是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出版業發展迅猛,如有人士指出:“我國從‘五四運動’以來,出版物總算一天一天的增多了,更有學會之組織,叢書之刊行。這些事業對于我國文化前途都極有關系?！盵3]趙幼龍則指出:“三五年來,各處所出的報紙、叢書、雜志,簡直是汗牛充棟,浩如煙海。每從商場走過,便見書攤上堆積如山,什么文集啦,講演集啦,這概論,那概論,這主義,那主義,這月刊,那旬刊,五光十色,斑駁陸離,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概?！盵4]

此時期出版業在大發展背后,在質量上存在不少問題,如有差誤的翻譯、不通的創作、抄襲的編纂、胡亂的標點等。時為大學教師的臧啟芳指出:“不過四五年來我國的出版物雖屬不少,并不算多,就中且多犯錯誤、割裂、抄襲等弊病。然在過渡時代,思想免不了破碎,材料免不了缺乏,我們似乎不必以這些弊病為慮。但我國今日出版界的趨勢非常卑下,所有著書人、譯書人、學社書局,以及一般讀書人,若不洗心革面,改變態度,而仍像現在這樣貪懶浮夸,我國的出版物必不能多,即多也不能好?！盵3]還有人指出:“不專力于正式的出版物……利用時機,投合社會上的卑劣心理……看情面收稿……拒絕有革新精神的佳作……不肯出相當的報酬?！盵5]趙幼龍則稱:“現在出版的東西,雖然如許的多,但仔細考究起來,真正有價值的,真是天上晨星,空谷跫音,十有八九不堪屬目。其最普通的毛病就是:(一)問題之瑣碎;(二)剝竊之盛行;(三)無切實之研究;(四)無深摯之情感?！盵4]有人感嘆社會人士不知重視書業,遂使有志經營書業者感到困難,并稱:“初不知書業之功用,自其大者遠者言之,則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社會;自其小者近者言之,亦有利于個人。故他種事業或為投機的一時的,而書業乃為穩固的永久的?！盵6]

作者、編輯、譯者都是出版業發展中的重要角色。有人對當時的作者隊伍、讀者現狀進行分析:“真正誠懇的著作家并不多,真正熱心的讀者也很少。這里面底原因,我們若細細推究,自然不止一端,可是出版界底放棄職責,惟利是圖,實為致此惡象底最大的動力。實在說:我們現在底出版界對著作家和讀者兩方都未能盡力;非特不盡力,反一面刻薄誠懇的著作家,一面欺騙熱心的讀者?！盵1]對于作者、譯者的問題,有人進行總結并指出七點弊病是懶惰而好名、趨時而貪財、崇拜偶像、不務實際、著書之抄襲、譯書之錯誤、直譯與意譯之弊病[3]。對于當時的出版單位的編輯,有人指出:“凡任編輯者,既無一定資格,未必俱有專長,以地位之襯托,漲聲價于十倍,凡所親著,皆為好詞,弁諸卷端,排以大字。編輯者之親朋戚友,則為情面計,無稿不登,無篇不報酬,其親朋戚友之親朋戚友及其他介紹自股東經理者亦復如是?！盵7]還有人指出當時出版業看重作者資歷的弊病:“書局原是傳布文化底先鋒,對于將來新中國的建設是負有無窮的責任?？墒乾F在的書局,都帶著資本家底色彩,處處以營業為前提,遇著思想稍激進的書籍,都當洪水猛獸一樣看待。遇著沒有博士學士頭銜的譯著者,即使有頂好的材料也休想出版。最近新文化反有消沉的氣象,一般書局不能鼓勵青年著作家進取的雄心,實是很大的原因?！盵8]但客觀來看,與青年相比,名家作品更受讀者歡迎,銷量更好,故出版機構更為看重也是合理的。

北洋政府時期,部分出版物的形式及內容缺乏創新,質量堪憂。有人對當時出版業的三種通病進行了總結,即:翻印古籍、舊著新編、出版小說集[9]。有人指出出版物創新不足的弊病:“中國兩三年來出版的東西,十之九是翻譯的文學哲學書,科學一類,殊不多見,自己創造的作品,也是很少。那些掛上新字招牌的報紙和雜志,則只載些籠統概括的介紹文章,要找一篇切切實實地研究或討論那一種學業的,更為罕見。新詩之作者,一日多似一日,小說出產的量,也比從前多得多。我們據這種情形,將思想界估量一下,便知道這新文化運動,并未曾令思想界得到根本的變遷,只不過改了頭面而已?！盵10]還有人批評出版物質量:“而近時之出版品,有裨于文學者果多,而導淫之作,十居二三。誨盜之書,與夫無意識之作品,徒傷讀者寶貴之腦筋。但求一紙風行,得些潤筆之資者,比比皆是,于禮教風化,固不暇計及也。大都無恥文人,不肖學者,稍識之無,謬然立說,為書賈之傀儡,即奇極荒淫之著作,倘能獲得厚利,亦樂于應命,名譽道德,早已置之度外矣?！盵11]這些時評真實地體現了當時出版的問題。

從此時期出版物的具體內容來看,出版的游戲小說及封建迷信類書籍頗多。有人稱:“吾國出版業,無可據之統計。新書之接于吾人耳目者,亦寥寥若晨星。比于歐美、日本,不啻霄壤之差。而其僅有之新書若干種中,尤以游戲小說為最多數。法律政治類略見一二。言道德科學者,則百不得一。故一檢各國出版統計,覺吾國人常識之落人后者,非系乎教育之不良,實為智愚之相懸也?！盵12]當時市場上有各種關于占卜算命、彩票的書籍,影響甚壞,有人指出:“試一展覽各種靈書、預知術等書,無非將從前牙牌神數另撰名目,換湯不換藥,以欺愚蒙。甚至恃有此種靈書,將所有辛辛苦苦掙來之血汗金錢,悉購彩票或借債典衣,以為百發百中,作孤注之一擲。豈知開彩五獎,依然未中,彼時懊悔已遲?；蛴幸蛑奚?。鳴呼,彩票害人不淺,出版界之靈書害人更不淺!”[13]再從報刊情況看,低級趣味的報刊居多。對于當時盛行的雜志小報的內容,有人指出:“但一考究其內容,則每令人掩目,舍一二種研究藝術可資消遣者,尚有閱覽之價值外,余均不足觀矣。無聊文人,集合三四,所語均無關宏旨,有以置罵他人為能事者,有以誨淫導惡為目的者,不論青年受其貽害與否,只圖銷售之發達,此等出版人之心理,固不可問。吾獨怪夫負社會風化之責者,曷不加以取締耶?”[14]故該文作者建議取締無聊印刷品以凈化社會風氣。

對于當時出版界的進一步發展,有許多人提出建議,希望出版業在數量、質量上都能有進步。如曾任《申報》編輯的徐忍寒的《出版界注意》一文提出建議:批評新書、改良書目、陳列書籍、廢除折扣、聯絡辦事[15]。臧啟芳的建議指出:“第一希望國中有能力的著者譯者忍苦耐勞,多賣力氣,譯著系統完備的科學書籍;還希望能力薄弱的著者譯者暫且少作文章,多讀書報。第二希望有組織完備,規模遠大的學社出現。第三希望書局放大眼光,立在文化之前,不專以營利為前提而多作點促進學術,鼓舞出版的事業。第四希望全國各界人士竭力節省浪費的光陰來讀書閱報,以增長個人學識,提供社會文化。最后希望批評界勿忘批評功用,而盡量發揮其正當批評的本能?！盵3]還有人指出要少翻譯、多創作:“今日出版界所最宜注重的:須多多翻譯科學出版物,以應時勢的需要。文學的出版物,雖不可偏廢,但須努力上進,整理我國本有的舊作品,急離翻譯時代,而入創作時代,這多是記者所很希望的?！盵16]有人提出推動出版業發展的四項主張:“(1)養成知識底社會主義底信仰,除去惟我獨尊底態度;(2)提倡自動底精神,力戒空談底弊病;(3)創造有效底公正輿論,改變騎墻底態度;(4)開辟平安坦蕩的大路,排斥文化底障礙?！盵17]這些建議都是針對出版業弊病而提出的,但有些建議太過理想化,很難落實。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在此時期出版業中的規模與影響最大,得到論者的關注。如對于二者在市場上的競爭,有人指出:“乃該二家近日在各報告白上,一再答辯,嘵嘵不休。其比較耶,其競爭耶?讀其文語,其互為糾正之言,固可以采取。惟肆意排詆,殊與比較競爭之旨有乖。寄語該二家,書業關系國家文化,應顧及道德,毋專為利,更宜相互提攜,萬不可同行嫉妒也?！盵18]還有人批評稱:“不用說中國的大出版家算是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了,發財主義是他們兩家共同信奉的。近來批評的書籍多是他們出版,就中商務的更多。以下列出幾項出版物難以見好的原因,同時可以看出都是發財主義活動的結果……以印書為副業……收稿無標準……編譯人員程度太淺?！盵19]在此形勢下,該文建議:組織大規模的公司;作專門的出版事業;只作發行者,不作印刷者。

當時還有人注意到各界對出版物的批評,并鼓勵此種現象:“現在中國的學者,個個有‘批評’‘出版物’的責任?？墒恰u’須要作有理性的‘批評’。若是隨便說話,反失去了批評的價值。我國近年來許多雜志上,新聞紙上,漸漸的有讀者‘批評’的專欄了。有時且把‘批評’的結果,宣布出來,再求‘批評’之‘批評’,我想這是很好的現象?！盵20]有人認為應加大對出版業的批評:“近年來社會上對于出版家漸取了批評的態度了。月報,周刊上常見有人發表文字,攻擊出版家行為的卑鄙,或指正編譯的乖廖。出版家亦或因此稍有顧忌,這未始不是近年的好現象。不過,我總以為這零星的督責不算徹底。出版家的主義——發財主義——一日不改,出版物的成色萬難改良。他們的目標專于發財,只若是生財大道,任何卑鄙手段都可以取,任何蕪濫譯著都可以印?！盵19]

一些人對出版業中新出現的出版道德問題、版權問題進行了探討。有人要求注意保護原作者的權利:“你們看西洋和日本的學者文士,責任心何等之重,抄譯了他人的作品,一定詳詳細細把原著者的名,是否重譯,書籍或雜志的名,出版地及期日注明。我望中國的文士和學者趕緊向這一點注意注意?！盵21]對于新產生的版權問題,有人指出:“從來中國只有在政治上禁止一切動搖君權和非議與君權相濟的名教的出版物,無所謂版權所有。不料輸入言論自由的時期,同時輸入版權所有這種惡習慣。五四運動前后直到如今,為中國空前出版品最多的一個時期,種種出版品中,差不多不限制轉載,這也未始不是打破版權的一宗趨向?！盵22]

學界可以為出版界推出作品提供稿源支持,當時有人對學界與出版界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有人指出學界對出版的重要性:“論者每謂今日中國之出版界,當盡力于下列之事業。一、提倡科學;二、整理國故;三、介紹新文化;四、宣揚藝術。其言似頗中肯。顧我以為此等大問題,不應獨責之于出版界,先當求之于學術界。何者?凡一種出版物,必由于學術界之探索討究而來。茍學術界而絕無表見,雖有神智之出版界,亦無所施其技?！盵23]在上海的世界書局任職的朱翊新指出,對學界與出版界關系存在的問題:“一、偶像的觀念太深。假如是一個著名的學校,他們發表的東西,無論好壞,總能得到出版界的信任。假如有一種很好的著作,只要著作者的頭銜狹一些,便不值出版界的一睬;二、精良的作品太少。青年的發表欲,本來很旺盛的,五四以后,更覺得蓬蓬勃勃。這本來是一件可賀的事,可是研究的功夫太淺,發表的作品,往往不容易健全?，F在覺得出版界已有精良作品太少的缺憾了?！盵24]因此,他建議:“希望學術界和出版界親愛如手足地合作起來,同時一方面用真實的眼光,評衡作品而從事于出版;一方面有深切的研究,貢獻心得而致力于著述?！盵24]

北洋政府時期是西學東漸的高峰期,大批西方、日本書籍被引進,也引起人們的關注。有人稱:“若再論到翻譯界的丑態,我想,我們只有流下不值錢的眼淚。放開眼睛看看,有幾本翻譯書是使我們滿意的呢?我想翻譯書至少要:第一,懂得原文;第二,要進而深解該書的原義;第三,譯成之后,也還是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我們雖不必強翻譯界都遵守嚴又陵提出的信達雅的三個條件,至少也應達到信達的地步。警如譯詩,即不論譯成的是詩不是詩,也應不失原文的意義?！盵25]實際上,此時期翻譯的著述數量多,但質量參差不一,影響了讀者的閱讀與接受。

二、對政府出版政策的評議

北洋政府對出版的制度、規章、管理措施有直接的決定權,可以直接影響出版業的發展。故當時輿論對政府制定的出版政策頗為關注。北洋政府雖然自稱“出版自由”,但又制定《出版法》等法案對出版進行一系列限制,引起輿論批判。

對于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時為北京大學法學專業教師的王世杰指出:“出版自由,便是人類表示其思考與意見之自由。思考與意見之表示,自然不純藉出版物,舉凡非印刷品之文書圖畫,以及演講、辯論,固皆為思考與意見之表示。然在現代社會中,出版物的勢力,在思考與意見的表示方法中,實遠過于其他一切方法的勢力?！盵26]因此,他強調保障出版自由:“出版物之地位,既如是重要,國家的法律,對于出版自由,遂不容不有慎重周詳的規定。這種規定,自然應兼顧兩面:一方面務顧及政府干涉,以致人民思想與意見之表示,受不當之侵犯與束縛;一方面務顧及人民之濫用出版自由,以致社會全體之利益,或特殊私人之利益,受不當之損害?！盵26]還有人指出:“言論出版的自由只應該受普通刑事法律的限制,不應該有特別限制他的法律……言論出版界的程度,愈放任則愈進步,愈限制則愈不進步,愈放任則愈和平,愈限制則愈激烈?！盵2]雖然社會人士一直呼吁出版自由,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出版自由很難真正實現。

袁世凱政府于1914年發布了管理出版行業的《出版法》,此法案為之后的政府所延續,也引起輿論的批評。如有人指出:“《出版法》是封禁人民言論自由的鐵索,誰都知道?！冻霭娣ā肥窃实蹨蕚涞腔淖o符,也誰都知道?！冻霭娣ā分豢捎趬浩热嗣竦膶Ｖ普畷r存在,也誰都知道。然而段執政既不自認為壓迫人民的專制政府,為什么又無取消《出版法》的誠心?若為的是限制輿論的攻擊自己,而保留《出版法》,則不免引起第三者的懷疑。結果反要增加人民對于執政府的不信任心,豈非是弄巧成拙了嗎?”[27]有人指出1914年推出的《出版法》與《報紙條例》對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壓制:“《報紙條例》規定出版者于出版前須報告當地行政機關并繳納相當之保押金,此與拿破侖第三之兼采報告制與保押金制者正復相同?！冻霭娣ā穭t系規定報紙以外之一切出版物之法律,但自民國五年(1916)廢止《報紙條例》以來,即成為一般通用之法律,報紙出版亦受其限制,而為壓抑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之惟一法律也?！盵28]

當時各界輿論呼吁北洋政府廢除《出版法》,1925年3月的天津《大公報》還連續刊登了關于政府司法總長章士釗對此事態度的文章。據3月2日的該報稱,章士釗認為:“廢止《出版法》與否之關鍵,實不在當局,尤不在乎本人,而在出版界之自身。照目下出版界之情形而論,則廢止《出版法》之時機,實尚嫌過早;而余亦不征引各國之成例,以為不能廢止《出版法》之理由也?！盵29]同年3月31日的《大公報》再次刊登記者訪問章士釗的文章,章士釗再次拒絕記者請求廢除《出版法》的提議,并指出:“予曾一度建議廢止出版法,使放任于公的方面之批評或攻擊,而另仿效英國新訂一種毀壞名譽法,以取締攻擊隱私之事,惜未能得多數贊同,可見政府對于報界之感觸,有較甚于余焉者?！盵30]實際上,北洋政府為限制輿論對政府的攻擊,一直未廢止《出版法》。

當時部分出版商為了迎合部分讀者的需要,出版大量色情淫穢書刊,因此有人呼吁禁止淫書。有評論稱:“不從撰著的人、印刷的人禁起,淫書的大本營,依然存在,還是要傳播到社會上來。還有一層,書攤的小販,多半是沒知識的,他那里曉得書的內容?他只知道這種書銷場狠(很)好,利益狠(很)大,因而販賣。平心而論,還有可原諒的地方。最是那自命為小說家的人物,明明曉得淫詞邪說容易使青年墮落,他卻利用青年情欲發作的時期,愛香艷風流的心理,搖弄筆尖,虛構愛情,令讀他書的人敗壞了道德和身體,真真是罪不容誅。就是那印刷所的經理,比較書攤小販,知識應當高了許多,罪過也就重了許多,總要懲辦他一些,方是個道理?！盵31]還有人提出了具體的查禁辦法:“(一)《出版法》規定,凡屬言情小說,此項書類刊行之先,應將底稿送交教育會與警察機關審核,方準付印;(二)應由警察會同教育會,隨時隨地嚴密檢查,從重究辦;(三)父戒其子,師語其弟,禁止購閱;(四)搜集此項書類,并將查出沒收者,一律焚毀,務絕根株?！盵32]北洋政府多次頒布針對此類書籍的禁令,但因其適應了市場的需求,故屢禁不止。

三、對出版物編纂問題的討論

北洋政府時期出版物種類繁多,有圖書、報紙、雜志等,而圖書又可分為教科書、通俗著作、學術著作等,且作者、出版者的身份比較多樣,形成了不同的編纂風格。此時期的出版時評也對如何編纂好不同類型的出版物提出了建議。

1919年,時為北京大學學生的羅家倫發表的《今日中國之雜志界》一文認為當時雜志為四派,分別是:官僚派,政府機關主辦;課藝派,學校主辦;雜亂派,《東方雜志》為代表;學理派,但名實相符的很少[33]。時人認為:“雜志之職務,約舉之可分為三類。一為研究學理者,則以共同研究為職務……二為啟發思想者,則以灌輸智識為職務……三為矯正習俗者,則以切實討論為職務……以上三種職務,雜志界各因其性質所近,或兼含其三,或但有一二?！盵34]針對“雜志之職務”,雜志內容編纂的原則也清晰起來。

當時很多學校、團體辦有出版物,也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如對于校辦刊物的形式,當時為中學教師的張煦侯指出:“夫方今各校之為出版物也,大率不外三式:一、由教職員任撰稿及編輯之勞,而任學生之投稿;二由學生中選出編輯部干事諸名目,司其撰輯;三完全放任,聽各級之自由出版?！盵35]對于如何辦好校辦刊物,他還建議:“欲求定期出版物之增高其效能,第一,宜廢除特設之職員(指學生專任其事者),制止各級之歧出,而采‘級番編輯制’,以編輯級之各科教師為指導者。第二,宜以讀書札記為出版物之稿源,而用介紹之方式移送于編輯級,請得而疏論之?！盵35]對于各種社會團體所辦的出版物,署名為純厚的作者認為,這些出版物數量頗多,但是質量好壞不齊,有的已失去了出版刊物的本意。為此,該作者建議:“一、不發無病呻吟的空談,只要實事求是的講實話;二、不必有過于修飾辭藻的文章,只要直截了當地把我們所要說的意見發表出來;三、不必一定要長篇巨帙的文字,只要用簡潔的話,去指導群眾,使大家向公理的路上走去;四、少做些研究專門學識的著作,只要對于會務進行上多加討論;五、不要有陳腐的思想,要充滿革命的精神?！盵36]

兒童是中國的未來希望所在。當時,兒童讀物的編輯,也引起輿論的重視。有人指出:“編輯兒童讀物是一件難事,現在的著作家都看得太容易了!以為編兒童讀物,只要求淺顯,其他可以不問,這實在是片面的論調?？傊?兒童讀物是要依照兒童心理編輯的。不過專從書本上看來的幾種兒童心理,尚使不常和兒童接觸,恐怕也難編出好的兒童圖書呢!”[37]

對于當時盛行的古籍印刷,學者賀岳僧建議:“印行古籍,不但新式標點、言文對照、精華節本的法子用不著,就是翻刊也須當心一點。所據的底本,必經名家審定,是否是最精的,頂好是照《四部叢刊》的辦法,照原本影印,或仿宋體精印。石印是最容易錯誤的,校對也須多費幾個錢,請有學問的人擔任。如果有人對于該書研究有得,用文字發表時,無妨另出單行本,或附于本書。但總須將古籍還它個本來面目,不要學明朝人的習氣,貪這樣便宜,將古書圈點眉批,就以為是個附驥尾的著作家?！盵38]此類評論只是針對古籍出版的一家之言。實際上,校注整理后的古籍,更便于普通讀者理解閱讀。

教科書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教育事業的成敗,故此時期社會輿論對教科書的編纂問題特別關注。對于編纂教科書對教育的重要性,有評論指出:“民國教育所以養成共和之國民,決非養成忠虜之奴隸,而下手之方法首在改用教科書,民國有出版者,固可不勞而獲益;即使無之,亦當自編講義,斷不可襲用清代養成奴隸之教科書也?！盵39]商務印書館于1912年推出“共和國教科書”,之后中華書局等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教科書,引起了輿論的爭議。為此,1913年,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教育雜志》第5卷第5號還專門發出《編輯小學教科書商榷書》,征求社會各界有關五方面的意見,最后得出結論:“宗旨問題:多數主張舊道德不可偏廢,女子教育以養成賢母良妻為主旨;形式問題:多數主張廉價之書與精美之書并行;教授書問題,多數主張詳備。以上三問題幾成一致之輿論。本館新編單級教科書即照此主旨編輯。時間問題:多數主張采用乙法,初等書亦須從同。按初等按照乙法編輯,必須教員尤有經驗,方能應用。此項問題尚須研究,不敢遂定。程度問題:多數主張減少分量,少數主張加增分量?！盵40]

對于當時的教科書存在的問題,有人進行了分析。如教育界人士余家菊指出,當時教科書商業氣息太重,不適合用于教育學生。他還從教材、形式兩方面指出教科書的弱點:“一、在教材方面:1.不合教育宗旨,取材太無主義。2.不合人生需要,太重學術的體制。3.不合時代需要,又多廢話,又多掛漏。4.不合地方需要,多抄襲日本的。5.不合科學的新趨勢,太陳舊腐敗。6.不合科學的精神,太支離,太抽象。二、在形式方面:1.文體無生氣,板滯的。2.前后無結構,破碎的。3.不合教授法,注人的。4.忽略審美性,像插圖的粗糙。5.忽略衛生,像字的太小,紙的太光?！盵41]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效仿美國的新學制(壬戌學制)后,教科書也隨之更新。對于新教科書,有輿論希望其能從適應中國社會及學生需要出發,指出:“但是既把日本式的學制變更為美國式的學制,自然不會完全合于中國情形,教科書的編纂,又是在過渡時代,大概編輯的人都以取得成人的歡迎為主,而以適宜兒童生活為次。況乎以成人經驗而編造的教材,其不能完全合于兒童之需要更是不能避免的?！盵42]當時,社會輿論及教育學者對新教科書的狀況并不滿意。如時為上海的北新書局編輯的孫福熙反對全國統一編纂的小學教科書,認為教材應由教師各人自由選擇?！案鲄^域自集團體編輯教科書,求知力發達了就能自己求知,養成切實的研究事物的習慣?！彼M一步認為上海編纂的教科書并不適合其他地區學生:“我是極端的反對書局編輯小學教科書的。尤其反對的,像現在中國的以上海一處所編的書,勉強的(地)讓散居諾大面積的小孩去看。我們很明白的(地)可以想見,以同一種書去勉強這樣廣布的小孩,其適應的程度為如何;又因為要勉強的(地)使這樣廣布的小孩能夠應用,這書的材料又當為如何了!”[43]

針對當時教科書的弊病,各界人士對不同層級教科書的編纂提出了建議。如當時為無錫教育會會長的侯鴻鑒對改訂小學教科書提出建議:“(一)世界觀念;(二)軍國民教育;(三)國粹主義;(四)國恥觀念;(五)勞苦教育;(六)實利主義;(七)實用主義。就以上七種為吾中國今日人民所必需有之知識,一一取其應有之材料,分配于各學年中。更本之于人倫道德,古圣之微言大義,輔之以各科學之綱要。凡環繞于吾人四周之形形色色,無不可擇其要而植其基。德育、智育、體育,何嘗不可于千數百通常日用之字里行間,隱寓其概略哉!只求無背乎教育總綱,以及不軼出上所云之七種教育主義而已?！盵44]還有人指出:“我以為坊間教科書,已成為一種特殊的勢力。小學教師自編教材,又非永遠之計?？昭源蚱平炭茣?不如切實的從具體詳細批評教科書做起,努力于革新教科書運動。革新后的教科書,當為不受偶像的拘束,而為教室編輯室交通后的產物?！盵45]對于初高中教科書的編纂,陜西教育界人士張潤泉指出:“此處所謂程限,就是該書的程度問題,如初中教科書和高中教科書,其采取材料,立論深淺,就截然不同。高中教科書,取材要豐富,立論要高深,而其性質要傾于研究的方面。初中教科書,取材不必要豐而貴要精,立論不必要深而貴要顯。其性質完全是一種演述的指示的。所以教科書的編審,對于程度問題,也應很深切的留意?！盵46]對于社會科學的教科書的編寫,余家菊則指出:“一國教科書為一國教育方針之所由表現,而社會學科之教科書則又為一國精神之所由凝結。是故從事一國教科書之編纂者,必須(一)熟悉該國教育之宗旨,與(二)該國國民的精神,而且(三)對于該國前途具有熱烈的希望,徒有(四)?？频膶W識,(五)教育的經驗,與(六)文字的技能不為功也?！盵47]這些建議被各書局部分吸收。

四、結語

北洋政府時期,出版業高速發展,各種出版時評頻繁刊發于報刊雜志,尤其是1919年“五四運動”后,出版時評大量出現。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文人、學者、出版從業者等,其對出版業現狀、問題、政策的批評及對出版自由的呼吁,對書刊編輯出版的建議等,展示了此時期出版界的真實情況,故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斑@些文章長短不一,寫作者身份各異,文體風格亦不盡相同,但無不以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文化關懷為立論出發點,站在各自認為正當的知識文化立場上,對當時發生的各種出版活動及其相關聯的制度與文化現象予以闡述、討論與批評?！盵48]特別是對出版業存在問題的批評,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當時出版業的諸多弊病,為出版業的良好健康發展提供了建議,而且部分建議對于當前我國出版業的發展仍有借鑒與啟迪的作用。但是當時不少弊端頑疾的產生有復雜原因,非短時期內可以改變的,很多問題在民國時期仍然存在,制約了民國時期出版業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