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與回響:魯迅與日本的文學因緣

陳 岸 峰

(澳門城市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國 澳門 999078)

青年魯迅“因為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1]315尋求救民的道路。然而,幻燈片事件與日本學生對其考試成績的質疑所造成的思想刺激,終于促使他棄醫從文。顯然,留日期間是魯迅開闊眼界與吸收各國文化的黃金時光,而種種不愉快的經歷卻益堅定其對國家命運的關懷與探索。自從《狂人日記》發表以后,日本學界第一時間予以熱情地推介,對其小說與學術的譯介從不間斷。由此,日本在魯迅的文學創作上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其文壇地位的確立與鞏固可謂有莫大的功勞。同樣,魯迅亦譯介了日本小說,傳播了當時日本的啟蒙思想,并糅合日本小說與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元素至其小說創作之中。

一、留日期間對革命的渴望

要了解魯迅的啟蒙思想,必須了解幾段他在日本期間對革命渴望與參與的記載。

1903年3月31日,鄒容、陳獨秀等因江南班監督姚文甫有奸私,便“闖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子截去他的辮子,掛在留學生會館里示眾”[2]。鄒容在1903年便敢于撰寫《革命軍》,后來死于監獄。而陳獨秀當時竟也有此激烈行動,其后來的人生道路也就順理成章了。魯迅后來曾把自己剪辮和姚文甫的事綜合進小說里:“我……剪掉了辮子……監督也大怒,說要停了我的官費,送回中國去?！薄安粠滋?這位監督卻自己被人剪去辮子逃走了?！盵3]463辮子之去留,在當時乃一件大事,關乎民族立場,亦關乎思想之進步與否。魯迅對辮子自有其親身經歷與憤慨,在小說或雜文中亦花了不少的文字進行描寫與討論,可見此事對其刺激之巨大。三百年前留辮子是為漢奸,三百年后剪辮子一般人又以為是漢奸。由此可見,其時民智之低落。

1905年3月13日,仙臺醫專因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勝利而召開祝捷會。在這前后,學校于坡形教室放映幻燈片。當中有一幅畫是日本人殺中國人,據說被殺者是因為給俄國做偵探,而圍觀的則是一群愚昧麻木的中國人[3]416。這給魯迅很大的刺激,此乃其產生要以文藝改變國人精神,并開始考慮中止學醫等問題的直接原因。學醫自是魯迅的成長創傷,其父親的病亦成為魯迅文學世界中的一個隱喻,“救父”如救國,痛恨中醫,激烈反傳統,肇始于此。

1905年3月31日,第二學期結束,魯迅動身返東京度假,半途下車,前往瞻仰朱舜水(朱之瑜,1600—1682)墓。朱氏反抗清廷,百折不撓,最后死于日本,當時應該是一批在日本懷有革命思想者的精神偶像,對于充滿革命激情的魯迅更不在話下。

由以上數則關于魯迅在日本的活動資料可見,其革命思想正在此際萌芽,從行動而至思想上的求索,以至于其未來的事業方向,也漸露端倪。

1905年9月,魯迅從東京回到仙臺。這時,學年的成績已經公布,魯迅在142人中名列第68,平均分數為65.5分;藤野先生教的解剖為59.3分。大約9月間,魯迅收到一封很厚的信,一開頭就是“你改悔罷”,“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4]?！澳愀幕诹T”,這本是《新約》中的話,托爾斯泰在寫給俄國和日本天皇的信里把這句話引了進去。該信發表在1904年6月27日倫敦《泰晤士報》上,日本《平民新聞》約在8月間譯載。日本的一些學生以這來譏諷魯迅考試前已知道題目,必須“改悔”[5]。這使魯迅感到沉痛而悲憤,因為民族的昏昧與國家的衰弱,他才招此蔑視。

二、國民性的思考

魯迅早在留學日本時,就將“呼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于中國”的原因歸咎于“精神淪亡”[3]99。此時,魯迅撰寫了一生中最長的論文《摩羅詩力說》,全面地介紹了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藝思想,熱烈歌頌了英國的拜倫、雪萊、彭斯,俄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波蘭的密茲凱維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詩人,闡揚了他們“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革命精神。

魯迅當年棄醫從文是試圖以文藝作為療救國民痼疾的手段。直到1925年他還明確指出:“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盵6]因此,他自己的創作“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7]512。他明確地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理想,他說:“對于國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則正是生活于新時代的人們的任務?！盵8]244魯迅在《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和七月四日的日記中都對安岡秀夫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作了評論,他從“博觀和內省”的角度出發指出“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9]326,333。魯迅認為,以改造國民性作為救國之道,這是最為基本,也是最為關鍵的。毫無疑問,魯迅此舉乃1644的“甲申之變”以來,當時中國思想界在掃除革命重大思想障礙上史無前例的巨大創舉。

魯迅認為,欲立人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即《破惡聲論》中論及的“內曜”與“心聲”:

吾未絕大冀于方來,則思聆知者之心聲而相觀其內曜。內曜者,破黮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發于孟春,而百卉為之萌動,曙色東作,深夜逝矣。[10]

“內曜”,即人之內心光亮明徹,通明洞悉。他認識到:“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我們的第一要著,是要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盵3]417這一認識促使他提出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的觀點[3]46。他甚至主張犧牲群眾以發揚少數“英哲”“超人”“天才”的個性,“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3]52;“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其首在立人”[3]56-57。他盛贊拜倫等摩羅詩人,也是為了以“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精神,喚起中國的“精神界之戰士”,進而“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3]99。

許壽裳回憶了他們研討“國民性”的最初情景:

因為身在異國,刺激多端,我們又常常談著三個相聯的問題:

(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對于(一),因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說浩瀚,我們盡善而從,并不多說。對于(二)的探索,當時我們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谔栔还芎芎寐?標語和宣言只管很好看,書本上只管說得冠冕堂皇,天花亂墜,但按之實際,卻完全不是這回事。至于(三)的癥結,當然要在歷史上去探究,因緣雖多,而兩次奴于異族,認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隸的人還有什么地方可以說誠說愛呢?……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我們兩人聚談每每忘了時刻。[11]59-60

據許壽裳回憶,1902年的魯迅就認為,對于中國,“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11]60。此時,日本的幾位思想家無疑成為魯迅最直接的精神導師。例如,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的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有名言曰:“一身獨立則一國獨立?！敝材局κ?1858—1892)繼承了福澤諭吉的這一著名綱領,進一步提出:“國家必須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如果人民各有自主獨立的氣質,發揮智慧,修養德義,專心業務,破除自卑之心,精神煥發,全心愛國,相親相愛,團結一致,國家就不會不強,不會不盛?！盵12]

在文藝方面,影響魯迅更深的是廚川白村及其《苦悶的象征》。魯迅在《苦悶的象征》的《引言》中說廚川白村“對于本國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難”[8]231。收載在《魯迅譯文集》中的《出了象牙之塔》是廚川白村原著的前三篇(第一篇是《出了象牙之塔》,第二篇是《觀照享樂的生活》,第三篇是《從靈向肉和從肉向靈》)。以第一篇而論,其中第七至十四節以及十六節都是對日本國民缺陷的攻擊。魯迅認為,這是廚川白村對本國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一一加以辛辣的攻擊和無所假借的批評。就是從我們外國人的眼睛看,也往往覺得有“快刀斷亂麻”似的爽利,禁不住稱快[8]242。他特別欽佩廚川白村“敢于這樣地自己省察,攻擊,鞭策”[8]242,以為這樣的批評家在中國不容易存在,還說“當我旁觀他鞭責自己時,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來卻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涼藥”。為什么旁觀他人“鞭責自己”,而“痛楚”卻又仿佛“到了我的身上了”呢[8]243?因為“著者所指摘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簡直可以疑心是說中國”[8]242。廚川白村對于日本的愛,多數時候是以批判與譏諷的聲音來表達的,這也很投合魯迅的習慣,因為他對于中國的愛,也多半是以批判與諷刺來表達的[13]126。

除卻廚川白村之外,鶴見祐輔(1885—1972)的雜文集《思想·山水·人物》也因其對“國民性的觀察”多有“明快切中的地方”[8]272,而受到魯迅的推崇。魯迅譯介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與鶴見祐輔的《思想·山水·人物》,目的正在于促使中國的讀者反省,或“作為從外國藥房販來的一帖瀉藥”[8]251,以攻中國國民的痼疾。例如,在面對西方威脅引起的民族危機時,魯迅對中、日兩國的反應進行了審視與比較:“他們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國,后來便學了歐洲;人物不但沒有孔、墨,連做和尚的也誰都比不過玄奘……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于要走到滅亡的路?！盵8]243他在《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中講到了他的孩子因為健康和活潑而被同胞誤認作是日本孩子的例子:由于照相師的不同,同一孩子在日本照相館照的相滿臉頑皮,像日本孩子,在中國照相館照的相,便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1]81。由此魯迅悟出:“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盵1]82再比如,他在《禁用和自造》中針對中日對待鉛筆和墨水筆的不同態度說:“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仿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盵14]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國民漸醒,國力漸強,然而直至1925年,即戊戌變法失敗后27年的中國,烈士犧牲了,國民性依然沒改變:“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于圣道?！盵9]26魯迅慨嘆說:“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盵9]21然而,直至1925年,魯迅還是在強調:“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盵9]22他在1925年2月12日感嘆“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1925年2月16日甚至感嘆“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9]16-17。這足見其對國家的愛之深、恨之切。

三、日本學界對魯迅著作的譯介

1909年5月的《日本和日本人》“文藝雜事”欄目就已記載了關于魯迅、周作人兄弟的世界文學選集《域外小說集》第1卷的刊行,可謂世界上最早介紹魯迅的文章,也是魯迅作品在世界上傳播的開端,但這只停留在介紹的層面。

最先在日本介紹魯迅的是后來的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1887—1964)發表于《支那學》的《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學革命浪潮》(載《支那學》1卷1-3號,1921年9-11月)。從文章的題目看,這是一篇介紹中國的文學革命的文章,在該文的最后卻寫道:“在小說戲曲方面,沒有比得上胡適的人。在翻譯方面,周作人作為近代大陸文學的介紹者,成績是很大的。他的譯筆不是囿于舊文明的直譯體,而是更能體現原著的神韻。在小說方面,魯迅是一位屬于未來的作家。在《狂人日記》中所描寫的一個有恐怖幻覺的迫害狂者,達到了迄今為止中國小說家尚未達到的境地了?！笨d青木正兒文章的《支那學》到了胡適手中后(1)1919年青木正兒與京都帝國大學的同學小島佑馬、本田成之等組成“麗澤社”,創辦《支那學》雜志,在該雜志上發表《以胡適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此乃向日本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及其中心人物胡適的第一篇文章,他還多次向胡適提供在日本搜索到的中國文學史資料。魯迅在《〈奔流〉編校后記》提及此事。見魯迅《魯迅全集》第7卷,第162-163頁。,胡適附上信寄給魯迅。魯迅給青木正兒的回信中有以下文字:“我寫的小說極為幼稚,只因哀本國如同隆冬,沒有歌唱,也沒有花朵,為沖破這寂寞才寫的,對于日本讀書界,恐無一讀的生命與價值?！盵15]以上引文的意義在于,當時魯迅的自謙或憂慮證明是錯誤的,其作品與影響在中、日兩國,隨著此際的萌芽,自此迸發,在兩國開枝散葉,碩果累累。

真正意義上的魯迅的日譯作品始于1922年5月4日發行的日文雜志《北京周報》,上面刊登了《孔乙己》的日譯版,譯者是仲密,即魯迅的弟弟周作人。1932年1月《北京周報》又刊載了魯迅本人翻譯的《兔和貓》和《中國小說史略》的前半部分。日本人最初的譯介,是從1924年1月到11月在《北京周報》第97-137期上連載的丸山幸一郎(丸山昏迷,1895—1924)的《中國小說史略》,可以說丸山昏迷是日譯魯迅著作的第一人,也是世界譯介魯迅著作的第一人;在12月21號那一期上,《北京周報》刊出了東方生翻譯的魯迅的《我的頭發》。同年,該雜志連載了清水安三(1891—1988)的《現代支那文學》一文,有關魯迅的條目刊登在三月二號上(2)清水安三曾將自己的漢詩交給魯迅修改。魯迅幾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對清水說:“你不要做漢詩了,日本人不適合?！比缓髮θ毡竟沤竦臐h詩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評,認為日本人做漢詩只講道理,不講詩趣。此事讓清水安三久久難以忘懷。一般史料認為,日本譯介魯迅始于山上正義的《論魯迅》,其實清水安三的研究要比這早上7年,在時間上堪稱向日本譯介魯迅的第一人。。1926年,在大連日中文化協會出版的日文雜志《滿蒙》刊登了由井上紅梅翻譯的《狂人日記》。井上紅梅是日本第一位積極譯介魯迅作品的翻譯家。他很早就發現了魯迅作品的價值,因此不只局限于某幾篇小說,而是幾乎對魯迅所有作品都很感興趣。1927年12月,他在《上海持論》發表了翻譯的《在酒樓上》;1928年,又發表了翻譯的《風波》《藥》《社戲》《阿Q正傳》?！栋正傳》最初發表于1928年《上海日日新聞》上,1929年又更名為《支那革命畸人傳》載于日本國內一本以獵奇為主旨的月刊《奇譚》上。但魯迅對這位“中國風俗史研究家”的翻譯并沒有好評,1932年11月7日在給增田涉的信中,就表露出對井上紅梅的不滿。他說:“井上紅梅氏翻譯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但他要譯,也是無可如何?！盵15]501在1932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魯迅寫道:“下午收井上紅梅寄贈之所譯《魯迅全集》一本,略一翻閱,誤譯甚多?！盵16]

在日本方面,1927年,武者小路實篤編輯的《大調和》十月號上譯載了《故鄉》,這是日本國內對魯迅作品的最初翻譯出版。1928年,山上正義(林守仁)翻譯的《鴨的喜劇》,鐮田正國翻譯的《白光》和《孔乙己》也相繼在日本問世了。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譯作主要集中在對魯迅單部作品小規模的翻譯介紹上,水平參差不齊,對魯迅原文的理解還可能存在偏差,并沒有在日本社會造成什么影響,但日本學界由此開始關注魯迅及其作品。從形式上看,日本在中國設立的多家雜志社對魯迅作品的譯介客觀上帶動了日本國內對魯迅作品翻譯的熱情,為接下來魯迅在日本譯介的迅猛發展奠定了基礎。最初談到有關《阿Q正傳》的文章是山口慎一的《支那的新小說二三》?！稘M蒙》在12卷1號(1931年1月)上刊出了長江陽譯的《阿Q正傳》(《阿Q正傳》于同年5月連載完),同時刊載了大內隆雄的《魯迅的時代》。魯迅在1933年11月5日寄給翻譯家姚克的回信中,對自己作品的外文翻譯情況做了如下說明:“《小說全集》,日本有井上紅梅(K.Inoue)譯?！栋正傳》,日本有三種譯本:(一)松浦珪三(K.Matsuura)譯,(二)林守仁(S.J.Ling,其實是日人,而托名于中國者)譯,(三)增田涉(W.Masuda,在《中國幽默全集》中)譯?！盵17]在致外國友人的書信中,魯迅致增田涉的書信占了大約七成,可見他對增田涉的信任。1936年10月19日魯迅猝然離世,日本文化階層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并因此決定馬上出版魯迅全集。1936年至1937年,東京改造社集合了當時魯迅作品翻譯的代表人物,如井上紅梅、松枝茂夫、佐藤春夫、山上正義、增田涉、鹿地亙等人,合力完成了7卷《大魯迅全集》的翻譯出版。這部譯著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魯迅的文學創作情況,乃20世紀30年代魯迅著作外文譯本中收錄最為詳盡的著作。上述譯著的出版,迅速提高了魯迅在日本的知名度。

戰后日本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面臨著巨大的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本的文化圈將關注的焦點對準了曾經長期遭受西方列強殖民統治、同為東方語境中的中國,他們體驗到了“被壓迫民族”的悲哀,并且對魯迅作品中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內容充滿了共鳴。戒能通孝所說的話,頗能傳達當時的氛圍:“最近我讀魯迅小說,感到非常之有趣,這實在是令人為難的事……魯迅寫的是中國,那中國是在與我們社會不同的地方……但現在卻完全相同了……評論的語言從前是他人的語言,現在卻正變成我們自己想說的話……日本完全變成了魯迅筆下的中國?！盵18]很多日本人驚奇地發現,美軍占領下的20世紀50年代的日本與魯迅筆下的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如此地相像,他們再次開始關注中國的革命,以此希冀能找到解脫之路。正是這種切身的需求令戰后日本再次出現了譯介魯迅作品的熱潮,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高峰。一次大規模的抗議,更促進了日本學界對魯迅的熱烈研習:

1952年是特殊的年份,美軍對日本的占領結束,戰后日本非?；蔚鼗謴土霜毩鵂顟B。這一年,美軍剛退到幕后不久發生了“五·一”事件。這是戰后首次的五·一活動,并對不完全講和的獨立表示抗議。據說全國有一百萬人參加,東京有二三十萬人游行。尤其在東京,因為警察不許在皇宮前廣場開會,群情激憤,會后很多人闖進皇宮前廣場,跟警察發生沖突,最后受到鎮壓,死了兩個人(其中一名被擊斃),受傷者達到一千五百多名。公安部門宣布此事件為“騷亂罪”,逮捕了一千二百多人。左派人士為了表示抗議并宣泄憤怒,事后援用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里的詞語,用北京的“三一八”事件來比附,表示抗議。但是東大中文系的一部分左派學生的看法,跟社會上的左派不一樣。他們認為摘引魯迅的句子來宣泄自己政治性的憤怒,是不科學的、不應該直接套用到1952年的日本,應該認認真真地學習魯迅的革命精神。所以他們強調要用科學的、歷史主義的方式來研究魯迅,不能跟著社會上政治運動的路子走。就這樣他們組織“魯迅研究會”,展開了認真的閱讀。每周,后來是每個月開會,精讀魯迅。一篇文章,一句話一句話閱讀。不明白的詞語,不清楚的社會背景,一個一個査清楚。他們出版了自己的刊物《魯迅研究》(1952—1966年)。[18]

中、日兩國之間的對立關系并沒有令日本人排斥魯迅,反而將魯迅視作日本當時危機的啟蒙導師。根據藤井省三先生《魯迅在日文世界》記載,1946—1949年期間“魯迅譯本等”有兩部,1950—1959年期間則上升至35部,包括“魯迅評論、傳記等”[19]222-229。此階段翻譯魯迅作品的學者包括:竹內好、增田涉、松枝茂夫、鹿地亙、小田岳夫、岡崎俊夫、小野忍、武田泰淳、中澤信三、佐藤春夫、齋藤秋男、丸山升、太田良夫、香阪順一、近藤春雄、田中清一郎、金子二郎、本隆三、尾阪德司等。1970—1989年期間,魯迅作品的“譯本”共計61部,“評論傳記”共計64部,雜志文章共計298篇,數量驚人[19]222-229。而這一時期的“譯本”在形式上也是不拘一格、各有特色的。像1970年河出書房新社出版的《現代中國文學》第1卷中便收入了竹內好翻譯的魯迅主要作品;筑摩文庫20世紀70年代出版了竹內好個人翻譯的《魯迅文集》全6卷;多個出版社全新出版了魯迅小說文庫本,包括1970年旺文社文庫出版的松枝茂夫翻譯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1971年中央公論社出版的由高田淳翻譯、注解的《魯迅詩畫》,1972年潮文庫出版的田中清一郎翻譯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1973年中公文庫出版的高橋和已翻譯的《吶喊》,1975年新日本文庫出版的丸山升翻譯的《阿Q正傳》,1979年講談社文庫出版的駒田信二翻譯的《魯迅作品集》,1977年而立書房出版的由霜川遠志編著的《戲曲·魯迅傳》。此階段最重要的譯本乃是由學習研究社1984年至1986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共20卷)。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巖波書店、平凡社、講談社等大規模的出版社不僅刊載日譯的魯迅作品,而且引進中國的原作?！栋正傳》《藥》《藤野先生》等代表作也不斷地被翻譯和出版,但是相較于“評論傳記”“雜志文章”呈現出的活躍狀態,譯本已經趨于穩定。而1990—2010年期間,有關魯迅的“譯本”共計21部,“評論傳記”共計78部,“雜志文章”共計687篇[19]222-229。

魯迅留學于日本,棄醫從文亦在日本,他前期的思想、創作同日本文學具有密切聯系,而譯介并推崇魯迅的文學作品及其領導地位的亦是日本。此處只是指出日本在魯迅逝世后的翻譯成果,這階段的日本翻譯對魯迅奠定其在中國現代文學界與國際文學界的地位,功莫大焉。日本的魯迅作品的翻譯與研究歷史悠久,數量與種類繁多,足見魯迅思想之魅力,歷久不衰。

四、魯迅譯介的日本文學與思想

魯迅憤世嫉俗,對于國家更是愛之深而恨之切,然而對于令其百味交集的日本卻頗多推崇,他如此贊美日本:“日本比中國幸福得多了,他們常有外客將日本的好的東西宣揚出去,一面又將外國的好的東西循循善誘地輸運進來?！盵20]178

日本對魯迅的文學及學術有翻譯與推介之功,而同樣魯迅亦很有目的性地翻譯并傳播了當時日本先進的啟蒙思想與小說作品。甚至可以說,魯迅的思想及作品中的啟蒙思想的主要源頭,便是當時的日本思想家與小說家。1919年他著手翻譯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1923年他與周作人合譯《現代日本小說集》,包括15人共30篇作品。其中,魯迅所譯的有夏目漱石的《掛幅》《克萊喀先生》、森鷗外的《游戲》《沉默之塔》、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阿末之死》、芥川龍之介的《鼻子》《羅生門》、菊池寬的《復仇》《三浦右衛門的最后》、江口渙的《峽谷之夜》等6家計11篇作品。此書由胡適校訂,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芥川龍之介亦在《日本小說的漢譯》中對此書作了介紹。有論者指出:“這個翻譯小說集……其中有些作品,如芥川龍之介、森鷗外、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不惟是這些作家、作品在中國的早期介紹,而且更重要者,是這些作品展示出當時中國新文學從未見過的文學品格與文學追求,那是非常個人化的文學趣味。這種個人化,其實亦透出一種現代品格?！盵13]66-67

魯迅曾談到他翻譯外國作品是為了“傳播被虐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于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并不是從什么‘藝術之宮’里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3]224。他頗為贊賞菊池寬的《三浦右衛門的最后》,原作對歷來被視為神圣不可褻瀆的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盡情嘲諷。魯迅在《譯后記》里指出,“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國的名教”,菊池寬敢于揶揄和揭露,“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來”[8]229。魯迅所譯介森鷗外的《沉默之塔》,此乃尼采《察拉圖斯特拉》(或有時作《扎拉圖斯特拉》)日譯本的“代序”(3)森鷗外撰寫此文不單為了介紹尼采的思想,他是針對1910年日本殘酷迫害無政府主義黨人的“幸德事件”而發的,帶有對日本軍閥政府的抗議之意。。他認為“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卻仍推崇他是“近來偶像破壞的大人物”[3]325,333。他在翻譯武者小路實篤《一個青年的夢》的后記中說:“所以我以為這劇本也很可以醫許多中國舊思想上的痼疾?！盵8]195他認為“永久的和平”“非從民眾覺醒不可”[8]192,其翻譯無疑又是與改造國民性的主張緊密聯系的。

五、日本文學與魯迅小說

《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是對封建的“吃人”社會提出異議、進行反抗、有覺悟的人,這個狂人的出現意味著中國“近代的自我”的覺醒。在日本相當于《狂人日記》的作品是二葉亭四迷的《浮云》(1887年)。與“狂人”相反,《浮云》的主人公內海文三卻是一位“既缺乏生活能力也缺乏果斷”的懦夫。但是他不順從明治社會(他是某部的小官吏,后被免職),這點可以說與“狂人”一樣對社會是持批判態度的。二葉亭四迷是優秀的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家(翻譯家),愛讀19世紀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這可以使人想到,也許他想在日本塑造一個在俄羅斯文學中出現的、不滿現實卻無能為力的“多余者”形象。

此外,《浮云》問世后三年(1890),森歐外發表了用擬古文撰寫的小說《舞姬》。這篇小說用筆記的形式寫了一個主人公在德國留學期間與名叫愛莉斯的“舞姬”(舞女)相戀直至同居,但是為了在故國能飛黃騰達最后拋下愛莉斯回國的故事。他在無窮的煩惱中,寫下了這個筆記。魯迅的《傷逝》或便受《舞姬》的啟發而創作。江口渙的《峽谷的夜》描述一個被丈夫遺棄后發瘋的婦女,頗近《祝?！分斜粋惱砭V常與迷信逼瘋的祥林嫂。菊池寬《復仇的話》的主角八彌是一位武士的遺腹子,為報殺父之仇,仗劍尋敵,遠游異鄉?！稄统鸬脑挕分械哪承┣楣澓汪斞傅摹惰T劍》有不少類似之處。

魯迅翻譯芥川龍之介的《鼻子》,此小說以日本民間傳說為題材,運用典雅詼諧的筆調尖銳諷刺了現實中那些安于現狀、保守成性的人:明知弊端,卻習以為常,一旦破除舊習,反而不習慣,寧可因循守舊,復歸故道。顯然,這也是中國國民的弱點。魯迅曾痛心地指出:“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于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于自己不利……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于無成?！盵7]223-224對此,他沉痛地慨嘆:“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對舊狀況那么心平氣和,于較新的機運就這么疾首蹙額?！盵9]143可見,他翻譯《鼻子》的用意亦在于期望改造中國國民的痼疾,打敗因循守舊的落后現狀,啟發國人的自覺。這種創作意圖,大體出現在《頭發的風波》中,有關國民對剪辮子的不習慣的描寫。

魯迅所翻譯的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和《阿末之死》對其小說創作亦有一定影響。有島武郎是個虔誠的人道主義者,他以博愛為宗旨,從生物進化發展觀點出發,提出解放下一代,大力鼓吹長者對幼小者的愛,主張長輩要不惜犧牲自己,以愛和溫暖撫慰幼者?！拔逅摹睍r期,魯迅多次闡發人性進化和解放,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探討國民性的改造問題。他不滿于國民性的痼疾,故將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他深信“青年必勝于老人”,新的一代必然超越過舊的一代。1919年10月,他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提出要“完全解放我們的孩子”,尖銳地批判了以封建綱常為倫理的父權。魯迅認為父輩應該樂于犧牲自己,為青年一代開路。他大聲呼吁:“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盵3]140魯迅寫完這篇文章后兩天,讀到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覺得很有許多好的話”,便揮筆寫下《隨感錄六十三·“與幼者”》,稱贊有島武郎是“覺醒者”[3]363。于是乎,《故鄉》中便有了寄希望于侄兒與閏土的兒子水生,《狂人日記》中便有了“救救孩子”之呼吁。

綜上,魯迅揭露“吃人”的中國歷史,發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和“救救孩子”的呼聲,其途徑唯在于“別求新聲于異邦”,“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3]56;“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7]209。昔日,魯迅離家去國,遠渡日本,其在日本所受的刺激及啟蒙,令他立志走上文學家與思想家的道路,而料想不到的是其作品及思想又反饋于戰后的日本,以促其自新、自強。在日本,魯迅獲得了思想上的啟蒙,同樣日本亦曾接受魯迅思想的啟蒙?？梢哉f,中日兩國共同孕育并成就了大寫的“魯迅先生”,亦為現代中國小說開啟了一條啟蒙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