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人對孟嘉的接受
——以“互文性”為中心

龔鈴洲,張文青

(中南大學人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

孟嘉字萬年,江夏鄳縣(今河南省羅山縣)人,東晉名士,陶淵明外祖父,因“龍山落帽”而彪炳史乘。其生平詳細資料見于陶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以下簡稱《孟府君傳》)。劉孝標注《世說新語》、臧榮緒《晉書》及唐修《晉書》也有不同程度的記載(1)分別見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1-413頁;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2016年版,中冊,第440頁;湯球輯,楊朝明校補《九家舊晉書輯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頁;房玄齡等《晉書》卷九八《孟嘉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冊,第2580-2581頁。,但遠不及陶文詳備。就現存文獻而言,甚少見孟嘉故事為先唐詩文征引,其具體接受當始于唐代,拙文曾對此進行過初步探討(2)筆者通過考察后認為:唐人對孟嘉的接受主要表現在史傳與詩歌上。唐代史臣為孟嘉立傳,不僅是對臧榮緒《晉書》體例的繼承,同時也是在歷史與文化兩個層面上對孟嘉價值的認可。唐代詩歌征引“龍山落帽”典故達53次,其運用存在社交性與抒情性兩種方式。社交性運用多出于迎合重陽節節日氣氛和調節人際關系的需要,這種做法容易導致詩人主體性的喪失以及典故的庸俗化。有創造性的詩人在利用該典故抒情時會對其進行改造,典故的內涵也隨之豐富,并因背離了讀者的期待視野,從而持續保持著對他們的吸引力。。至遲于唐末,重陽已有“落帽之辰”[1]97的雅稱,其影響力可見一斑。因唐、宋社會文化范型的轉變,宋人對孟嘉的接受也得以更新,在廣度(文本呈現的豐富性、文學體裁的多樣性、作者階層的廣泛性)與深度(闡釋視角的多維性)上均有相當拓展。若在“互文性”理論的視域下,從具體的文本分析深入至影響、制約并最終形塑文本的文化語境,那么文本背后的文化意義、文化經典的建構過程以及士人的文化心態藉此也可得以考察。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兩宋文本呈現情況

“唐宋變革論”在學界已爭論了數十年之久。盡管學界對于唐、宋社會之間是否存在變革以及如果存在,其具體變革過程和表現形式又當如何尚存爭議,但無論如何,兩者在許多方面存在著的差異是令人難以忽視的事實?？疾焯?、宋文本對于孟嘉接受的具體呈現情況,這種差異將會明晰得多。

(一)“詩在龍山落帽中”:詩歌

今人受王國維先生“一代有一代之文學”[2]1影響,常以唐詩、宋詞對舉。但無論唐、宋,狹義上的詩歌都是當時士人文學觀念中的主流文體,時代的真實情況往往能在詩歌中得到反映(“以詩證史”或“詩史互證”的可能性正賴此)。孟嘉為后人所津津樂道之處,主要在“龍山落帽”一事。據筆者統計,《全唐詩》征引此典達五十三次,《全宋詩》征引次數則超過三百次(3)本文所用《全宋詩》版本為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為省文計,引文只標明作者及詩題。后引詞作出自唐圭璋先生主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亦只標明作者、詞牌及詞題。。這種情況的出現固然與統計總量不同有關(《全宋詩》存詩數量約為《全唐詩》五倍),但即令一方按比例擴大或縮小分母至相同,后者分子大于前者分子的事實仍然不會改變。這還只是理論推斷,實際情況當更為復雜。唐、宋詩均亡佚甚夥,兩朝持續時間也均三百年左右,但因宋代士人生存環境更為優越,主體意識也更為強烈,其文學創作情況已然勝過前代。陳寅恪先生“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3]277之語自是的論。因而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宋詩征引此典的次數與頻率較之唐代只會有增無減。關于此典的具體分析則容后再論。

此外,孟嘉雖以“落帽”風流飲譽古今,但史傳中實際上還保留著他的諸多嘉言懿行,唐人對此很少引用,但在宋詩中卻隨處可見。孟嘉任職于庾亮幕府時,亮稱其為“盛德人”[4]2580,后為褚裒所識,以“此君小異,將無是乎”[4]2581之語標舉特出,許及之《再用后山韻》、程俱《江仲嘉行邑將歸見寄絕句次韻其三》均詠及此事。后又與桓溫周旋,以“公未得酒中趣耳”[4]2581及“漸近使之然”雋語折服眾人,為世所稱,故宋詩中又見“覺非便合如陶令,得趣何勞問孟嘉”(林季仲《次韻希父見寄二首其一》)、“絲不如竹亦漫語,賴此七竅俱瓏玲”(樓鑰《風琴》)、“何云絲竹不如肉,佳處政因出自然”(趙蕃《雨后晨起懷斯遠其二》)等句。

以上事在《孟府君傳》、劉注《世說新語》及唐修《晉書》中均有記載,因信息傳播的多渠道,故流傳甚廣。有些僅見于《孟府君傳》的獨家記錄,如“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5]412,也常為宋人詠嘆。例如劉敞《游龍山》:“孟公乘興出,必造龍山頭?；赝谎?夕陽始還辀?！鄙塾骸稓w城中再用前韻其一》:“乘興龍山訪盡幽,恰如人在畫圖游?！?/p>

宋詩大量征引孟嘉故事的情況表明,與唐人相較,宋人不僅對孟嘉更為熟悉和喜愛,而且對孟嘉身上所蘊含的文化內涵與人格精神進行了全面開掘,在深度和廣度上均遠超唐人。在唐人印象里,孟嘉主要是一名于重陽宴會坦然落帽、瀟灑風流的名士,他們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孟嘉作為名士的其他特質。宋人繼承了唐人的主要印象,但又通過對“酒中趣”所暗示的飲酒精神、“漸近自然”所體現的音樂哲學、“命駕龍山”所象征的超然興趣等不同側面的補充,于詩歌中基本完成了對孟嘉文化形象的建構。由于《孟府君傳》等相關文獻作為詩人接受的前提而存在,他們當然難以避免先入之見,因此宋人通過詩歌所建構的孟嘉形象與史傳所呈現的形象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但必須強調的是,這種建構過程也并非是對史傳的一味復述,宋人在被動接受之中仍然充分張揚著自己的主體意識,有意識地對孟嘉的形象進行了非主流的另類闡釋。

例如龍山宴會向來被視為重陽嘉會,“落帽”之舉也被定性為名士風度,這是唐、宋人對“龍山落帽”故事的主流闡釋。盡管杜甫曾以“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4)此句出自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原詩為:“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并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本渥隽朔肝恼?所謂“以不落為風流”[6]140,但這只是杜甫因心力交瘁而發的自嘲而已,其態度仍不失溫厚,絕非是對“落帽”風流的否定。但在宋代,有些詩人卻表示了對孟嘉“落帽”之舉的反對。文天祥稱:“不學孟嘉狂落魄,故將白發向西風?！?《又三絕其二》)李新也說:“白衣送酒知何在,疏放終難學孟嘉?！?《重陽舟次高郵》)蒲壽宬更好心提醒孟嘉:“莫輕一時謔,貽此千載嗤?！?《九日簡留松澗》)“落帽”本是違禮輕浮之舉,這些詩人批評孟嘉“狂”“疏放”亦非無的放矢。不過這種闡釋總讓人感覺過于理性,作者除了能借批評“落帽”之舉來彰顯自己道德上的高度自律,實際上并不能借此典故有效傳達審美體驗來感動讀者。這些批評尚囿于個人行為,仍屬細枝末節,更為嚴重的是對孟嘉人格道德的否定。例如林景熙曾于《九日會連云樓分韻得落字》一詩中說:“胡為吹帽人,白首戀賓幕。窮途謬行藏,異代懸美惡。吾愛漉酒巾,西風不能落?！边@是在批評孟嘉昧于語默,竟然白首還留戀區區幕僚之職,在作者的價值觀里,“落帽風流”與“葛巾漉酒”相距不啻千里。作者做出這種評判的理性依據有二。其一,人生不應該汲汲于筮仕,重九自應像陶淵明那樣與親友做斜川之游。其二,作者雖未直接表明,但方回“吾雖愧孟嘉,不作桓溫賓”(《秋晚雜書三十首其三○》)一語卻是其內心的真實寫照——孟嘉的頂頭上司乃是被史官斥為“斧鋮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4]2582的逆賊桓溫。在這些詩人眼里,孟嘉似乎又成了追名逐利、謬于行藏的小人了。這種另類闡釋的背后正反映了宋人因倫理觀念和道德意識的提高,在對前代文化遺產的篩汰上更為嚴格,道德上的污點往往如玉中之瑕般惹人注目,并與其最終的文化地位密切相關(5)一個比較典型的例證是杜甫與李白在宋代的地位升降現象。宋人為何偏偏選擇杜甫而不是李白為“古今詩人之首”?梁桂芳認為:“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確立,是宋人在其時代、社會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約下,對傳統文化重新審視后作出的理性選擇,它實質上反映了唐宋兩種文化范型的整合與轉變。在這一整合過程中,韓愈、李白也曾成為宋人的備選對象,但他們最終沒能通過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標準,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這些精神內核。陶淵明作為宋代休閑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稱的資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補文化模式下的一種補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闡釋——以杜甫與韓愈、李白、陶淵明宋代接受之比較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3期)由此可知,宋人同時重視杜甫的藝術成就與人品道德,作為“詩圣”,德與藝缺一不可。蘇軾也強調:“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蘇軾著,孔凡禮點?！短K軾文集》卷一〇,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8頁)與杜甫相比,李白則不免“識見污下”(《鐘山語錄》引王安石語。參見胡仔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37頁),難以通過道德考量,故常為宋人譏刺。。在唐代尚未有人如此批評過孟嘉,這種另類的接受態度,正是唐、宋士人在文化性格上的差異的體現。不過這種批評到底只是少數,宋人對孟嘉文化形象的建構總體趨向正面。

總之,詩歌作為表達議論、抒發懷抱的有效工具,深刻地反映了士人的文化性格、審美情趣以及價值觀念,宋人對孟嘉的接受態度借詩歌也得以表達。古老的文本因詩人的不斷闡釋而得以更新,孟嘉也由此延續著他的文化生命,經久不衰。

(二)“古今何處想風流,最瀟灑,龍山帽”:詞

眾所周知,詞伴燕樂而生,原本具有相當充沛的活力,但經晚唐五代文人綺麗之風澆溉,逐漸地走向了“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7]1的狹路,文體不尊,淪為艷科小道,雖被后人尊為天水朝的代表文學,卻在當時飽受輕視。無論從題材還是風格來看,孟嘉故事似乎都與早期詞難以協調,因而甚少為其征引。

但當詞進一步發展,充分吸取其他文體的養分,在題材內容、藝術境界均有相當開拓時,已為詩歌所經常詠嘆的孟嘉故事自然也就得以侵入詞之畛域,體現為“以詩為詞”。就管窺所及,《全宋詞》中有十九位詞人,共四十四首作品征引過“龍山落帽”典故。詞人借以抒發的思想情緒,大致不出唐人范圍,其運用可分為正、反兩類。正用主要表達對“落帽”風流的緬懷與向往,抒發盡情享樂之懷抱。如李元膺《一落索·天上粉云如掃》:“古今何處想風流,最瀟灑,龍山帽。人似年華易老。且芳樽頻倒?！绷馈稇扉L·殘蟬漸絕》:“綻金蕊、嫩香堪折。聚宴處,落帽風流,未饒前哲。把酒與君說。恁好景佳辰,怎忍虛設?！碑斎?“良辰未必會有佳期”,此時詞人們再聯想龍山嘉會則不免頓生落寞之感。晁沖之《臨江仙·謾道追歡惟九日》云:“謾道追歡惟九日,年年此恨偏濃。今朝吹帽與誰同。黃花都未拆,和淚泣西風?！崩罹V《感皇恩·九日菊花遲》:“一簪華發,只恐西風吹帽。細看還遍插,人忘老?！睔q華搖落之悲與羈旅漂泊之嘆,在“落帽”風流的映襯下顯得愈加深沉,作品的抒情效果在典故的反用中得到了提升。

應當說明的是,宋詞中這類反用“落帽”典故的做法,很明顯是對前代詩人尤其是杜甫的仿效。無論是李之儀《蝶戀花·天淡云閑晴晝永》:“取次杯盤催酩酊。醉帽頻欹,又被風吹正”、晁端禮《安公子·帝里重陽好》:“帝里重陽好。又對短發來吹帽。滿目風光還似舊,奈樽前人老”還是上引李綱詞,都能很明顯地看出是翻用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詩的頷聯“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李綱詞中“細看還遍插,人忘老”一語頗不易理解,但實際上仍不過是化用此詩尾聯“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而已。

總之,宋詞征引孟嘉故事的次數雖不及宋詩,并且其表現方式也未脫前人窠臼,很多宋詩中已經出現的多角度理解、非主流闡釋在宋詞中卻無由覓之,因而宋詞所呈現的孟嘉接受情況在深度與廣度上均遠不及宋詩,這是其局限所在。但我們也不當求全責備,苛求這種新興的文體承載與詩歌相同的題材范圍與情感內容。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確認的是,孟嘉故事逐漸地被新興文體所征引,這本身就反映了其接受程度的提高。并且由于文體的特殊性,詞人對其征引主要是出于抒情需要,這就避免了風流名士淪為理性議論的談資,從而使得這批詞作整體藝術價值較高。

(三)“流水莫系,浮云暫寓”:文

詩、文都是當時的主流文體,但就藝術表現力而言,后者因缺少形式上的限制,作者自可意至筆隨、隨物賦形。這種文體上的優勢使得士人對孟嘉的闡釋達到了詩、詞所難至的境地。蘇軾曾發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讀后感:

陶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倍瘛稌x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閭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為人。[8]2047

文學大師對語言的感受總是敏銳的。孟嘉答語大概是以晉人普遍認同的自然哲學,為桓溫心中的音樂價值序列(絲—竹—肉)提供合法依據,與阮瞻“將無同”、王衍“情之所鐘”語類似。從文獻學角度考慮,今存宋本陶集《孟府君傳》、宋本《世說新語》及蘇軾當時所見《孟府君傳》皆作“漸近自然”,這兩種文獻的成書時間又均在《晉書·孟嘉傳》前,因而“漸近自然”之語似更可靠?！稌x書·孟嘉傳》作“漸近使之然”,要么是祖述“十八家《晉書》”而來,要么就是在傳抄刊刻中出現的文字訛誤,但因文獻無征,已不可考。不過僅就審美感受而言,兩者確有名士雋語與閭里鄙語之別,東坡所言可謂切中肯綮。

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也對孟嘉做過點評。他對孟嘉為“奸雄”桓溫權勢所逼,故不得不“放志酒中”,并最終因酒之累而早逝的事實表達了無限的惋惜:

孟嘉為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于溫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輩輕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為不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崩腺\于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于酒,幸以考終,然才享年五十一,蓋酒為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9]876

“落帽”風流背后的無奈、悲哀意蘊為洪氏所拈出,在其眼中,孟嘉并非超然豁達的名士,而是與阮籍一樣胸懷深沉塊壘的悲劇人物。這種理解尤為新穎深刻,但并非洪氏首創,例如蘇轍就曾說過:“陶亮貧非病,孟嘉醒亦顛”(《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其三》)。不過由于文體及主旨的限制,蘇轍只是點到為止而已。

當然,也有文章延續了歷代對“落帽”事件的主流闡釋,但又對其進行了深化。孟嘉落帽之后,“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4]2581。這兩篇文章今雖不得見,但蘇軾對此事很感興趣,便模仿孫、孟二人口吻各補寫了一篇: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宴凱群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楩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發。惟明將軍,度量豁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廾黠L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發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系,浮云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飲《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右解嘲)[10]2658-2659

蘇軾模仿孫盛口吻寫的嘲弄文章,意在諷刺孟嘉濡首狂悖,不遵禮法的落帽行為。該文將孟嘉比作楚狂、相鼠,并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從紊亂綱常,擾亂禮教的角度對其展開了猛烈的批判。蘇軾將這種流行于魏晉南北朝的嘲戲文體模仿得惟妙惟肖,其詼諧而辛辣的筆調也很符合當時語境。另一篇解嘲寫得更為精彩。該文反其道而行之,從老、莊哲學出發,用幕天席地,忘我懷真的大人形象解構了委瑣拘泥的禮法約束。感悟至極的人連自己的存在都體會不到,焉能感知“帽”的存在,“禮”的存在?在此種境界之下,那些“立則磬折,拱若抱鼓”[11]163的禮法之士顯得多么地荒誕可笑。此文意境顯然是從阮籍《大人先生傳》、劉伶《酒德頌》之類的文章中化出,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孟嘉作為名士的優雅境界:“流水莫系,浮云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10]2659。在這種境界中,人的生命不再為外界紛紜所牽扯,世間萬物只隨著心靈的游蕩而被感知。處于這種境界的人可以忘懷得失,順應自然,從而體會到那種難以言說的玄遠之意。這種詩性的言說方式無疑極大地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龍山落帽”的風流意蘊也在老、莊哲學的點染下得以升華。此文擲地當有金石之聲。

這種借或散或韻的文章形式來表達自己對孟嘉的理解的做法,在唐代很難找到,這是孟嘉接受在宋代深化的又一表現。并且由于文體上的優勢,無論是感性抒情還是理性議論,作者都能于毫端淋漓盡致地加以表現,在思維呈現的邏輯性與內容表現的詳盡性上都占有絕對優勢,故對孟嘉的闡釋也得以豐富且深入。

二、孟嘉接受的“互文性”考察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最早由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娃(Kristeva)提出,是她根據幾個常用的法語詞綴和詞根拼合而成的新詞。1966年,她在《巴赫金,詞語、對話和小說》一文中首次以書面的形式使用了這個新概念:“任何文本的建構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從而,互文性概念取代主體間性概念而確立,詩性語言至少能夠被雙重解讀”[12]150。盡管她隨后又在多個場合對“互文性”進行了闡釋,但由于概念本身十分模糊和寬泛,其內涵和外延在不同的闡釋者手中往往存在差異,在實際使用中比較混亂。為避免概念的混淆,本文使用秦海鷹所下的定義:

所謂“還可以泛指社會歷史文本”,即“互文性”不僅適用于構成文本的語言代碼,還可以拓展至文本背后的文化空間?？ɡ赵凇斗柕淖穼ぁ芬粫姓f:

互文性與其說是指一部作品與某些先前的特定文本的關系,不如說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種文化的話語空間中的參與,是指一個文本與某一種文化的多種語言或意指實踐之間的關系,以及這個文本與那些表達了這種文化的諸多可能性的文本之間的關系。[14]114

在這一點上卡勒的觀點與“文化詩學”有著暗合之處?！拔幕妼W”認為“文學現象是整體性文化系統的組成部分,所以必然受到整體性文化系統的制約并成為其特殊表現形式”[15],因而要“打通文學與諸種學術文化的壁壘,以綜合性的視角審視文學現象,把它看作一種文化現象”[15]。就學理邏輯而言,既然社會文化是影響并最終形塑文學的根本因素,各種文學現象則是其特殊的表現形式,那么“互文性”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自然也是相關文化交互作用下的產物,體現著復雜的文化關聯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對“互文性”文本的分析,進而深入到塑造文本的文化語境,并揭示其意義關聯和作用方式,從而游刃于文本與文化之間。下面以此為理論基點,對宋代的孟嘉接受現象進行考察。

(一)重陽文化語境

孟嘉在唐以后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大量的文獻文本足以為證。但在唐前,除相關史傳文獻外,卻很少見有詩文征引過孟嘉故事。為何至唐代孟嘉才開始逐漸為人所接受呢?筆者曾對此進行過考察,認為唐代史臣保存并潤飾臧榮緒《晉書·孟嘉傳》主要是出于保留并還原晉代文化風貌的考慮,又通過對唐詩征引“龍山落帽”典故情況的分析,透視了唐人對孟嘉的接受心態。無論是出于重陽節分韻賦詩、酬唱奉和需要所進行的社交性運用,還是于佳節重溫風流、嘆時傷己的抒情性運用,都是重陽文化語境下的產物?！褒埳铰涿薄笔卤景l生在重陽,在重陽文化興盛的唐代,詩人們出于社交或抒情的需要自然容易援引此事。因此,唐人對孟嘉的接受主要是在重陽文化語境下發生的。

宋代以來,援引過孟嘉故事的文本仍與重陽有著緊密聯系,這點單從如《九日示壽隆》《次韻宋履中兄弟九日詩》《九日游堯山》等詩歌題目便可推見,這表明宋人在接受孟嘉時也受到了重陽文化的影響。但與唐代不同的是,在宋代還存在著其他的文化推力,它們相互作用、錯綜交織,最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合力,共同推進了宋代的孟嘉接受。這些深層次的文化語境雖然錯綜復雜,但最終定型為文本時,則使之呈現出了非常強烈的互文性,由此為我們窺視歷史的深處提供了一道縫隙。

最強烈的互文性體現為大量化用前代有關重陽的詩句、詩意。有化用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的“插萸兄弟悲終鮮,把菊先生喚不回”(劉克莊《九日》)、“嘆息登高兄弟遠,目隨鴻雁過天南”(王炎《和陸簿九日二首其一》);化用杜牧《九日齊山登高》的“不將酩酊酬佳節,肯信黃花解笑無”(李綱《九日示諸季時會飲者八人》)、“爛漫賦詩兼酩酊,不然嘉節若為酬”(鄧深《前五日賦重九》);被化用頻次最高的則是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一詩“短發未成吹帽飲,高吟先贈把茱篇”(喻良能《次韻何茂恭重陽前二日見過》)、“人間此會論今古,細看茱萸感嘆長”(蘇軾《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藍水悲吟空雅健,牛山醉墨謾欹斜”(陳傅良《重陽和朱直方韻》)。

這些詩歌文本所呈現的強烈互文性可以做如下解讀。

第一,從文人心態考慮,這明顯地體現了前代詩歌遺產對宋人心理造成的影響。王安石曾感嘆:“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盵16]90這段話若用現代觀點來理解,即哈羅德·布魯姆所言:

這是除了完全的唯我主義者——即潛在的強者詩人——心靈深處才會感受到的那種別的詩人的影響意義上的詩的影響,盡管這意義令人驚訝,令人痛苦,令人喜悅。因為詩人注定了只能通過對其他的自我的意識而了解自身最深切的欲望和追求。詩在他心中,但他卻體驗到被在其身外的詩——偉大的詩篇——所發現而帶來的恥辱和光榮。在這個中心失去自由是不可寬恕的,會使人永遠感到自主權受到威脅的恐懼。[17]26

唐詩是矗于宋人面前的詩歌頂峰。宋代詩人面對既定的唐詩審美范式,既有仰慕也有焦慮,突破唐詩光環的籠罩,創造出具有國朝特色的詩歌藝術成為其努力目標。盡管宋詩好說理議論、多世俗瑣碎等特點常為后人詬病,但這一宏偉的詩學目標到底還是完成了。不過由于唐詩占據了時間上的便利,并且其藝術價值確乎斐然,因而在宋代的文化消費市場上仍占有一席之地。有些詩歌在當時便已固化為文學經典,沉淀為宋人乃至今人的深層文化心理(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便是典型)。不管宋人如何化用(明引、暗引、模仿、重寫、戲擬等等)這些詩歌,都是在這種心態下做出的回應。

第二,從文化生態考慮,這正是當時好學敏求,逞才炫博的文化氛圍的反映。嚴滄浪曾批評宋詩具有“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18]26的傾向。這種傾向好壞與否可先不論,就事論事,嚴氏所言不虛。雕版印刷術的推廣與改進則為這一文化氛圍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物質保證?！熬退卧娞厣纬啥?雕版印刷之崛起與繁榮,所觸發之圖書流通、知識傳播效應,是宋代文明登峰造極之推手,是宋型文化孕育之功臣?！盵19]這種由雕版印刷所生發的傳媒效應對于當時社會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出于融入文化共同體的需要,士人們也需要具有相關的知識儲備以便與時人交游、唱和,文字上的切磋自然在所難免。因而在這種文化生態中產生的文學文本難免沾染時風,也變得“博學”起來——前代文本常常鑲嵌在宋人作品里。

第三,從文學本位即審美角度考慮,作者對前代文本的援引使歷史得以融入當下,并在互文本的交織中呈現出“秘響旁通,伏采潛發”[20]632的復合趣味。一些復雜的歷史場面或情感內容往往能被壓縮,并在文化共同體的重復使用下得以固化,成為具有明確指向的語言符號。例如“龍山落帽”一事,史書對其進行完整敘述需要數十字,但對于讀過這段歷史的人而言,往往只需要“落帽”二字的提示,便能以史書為跳板回溯到當時的歷史場面,一發懷古幽情。鄭剛中《九日》詩云:“倦客飄零若轉蓬,一尊深念菊花叢。馬蹄踏處黃塵起,費盡天涯落帽風?！敝鼐疟緫c親友團聚,但詩人仍如轉蓬般飄零在外,無由欣賞故園芳菊。正欲吟鞭策馬之時,商風掠過,令蹄下黃塵倏然而起,銷魂無限。結句“落帽風”的替代詞甚多,作者卻偏偏選用此詞,其意正在借“龍山落帽”所蘊含的賓主嘉會、從容瀟灑來反襯此時的凄涼處境,可謂以樂事襯哀情,更添其哀。

(二)崇陶、崇杜文化語境

這些詩歌所呈現的互文性還涉及陶淵明與杜甫,反映了宋人對陶、杜的文化崇拜心理,這是促進宋代孟嘉接受的重要推動力。在這些征引過孟嘉故事的詩歌里,陶淵明的身影往往也閃爍其中。劉宋檀道鸞《續晉陽秋》載陶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于宅邊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而后歸”[21]80,此即“白衣送酒”典故,相當著名。劉克莊《九日》:“發少可堪烏帽落,樽空凝望白衣來”、洪皓《重九彥清出獵獨處無聊》:“白衣不至黃花少,悵望庭闈涕淚繁”等詩均詠及此事?！端螘ぬ諠搨鳌酚州d陶淵明曾“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22]2288,陶亦感嘆“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5]249,所以“葛巾漉酒”典故亦為后人熟知。其例有郭祥正《左蠡亭重九夕同東美玩月勸酒》:“不憂短發還吹帽,頭上有巾先漉酒”、黃裳《菊花其四》:“葛巾尤有酦醅濃,豈是隄防落帽風”等詩。至于“絕愛南山色,相看意轉真”(蒲壽宬《重陽》)、“遂移佳菊苗,步著東籬屐。南山忽當眼,凈幾分晚碧”(周紫芝《徐使君新作采菊亭》)等,化用陶詩的痕跡也甚為明顯。

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在宋代相當著名,其詩句、詩意被宋人屢屢化用,前引詩歌文本已足為證,此處不再贅引,僅補充一些旁證。宋代許多詩評家都曾點評過此詩,較有名的有《后山詩話》《誠齋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如《后山詩話》謂:“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湮难艜邕_,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肚中泄爾?！盵23]302不少詩歌選本也選錄此詩,最有名的當屬《瀛奎律髓》。方回評曰:“楊誠齋大愛此詩。以予觀之,詩必有頓挫起伏。又謂起句以‘自’對‘君’,亦是對句。殊不知‘強自’二字與‘盡君’二字,正是著力下此,以為詩句之骨之眼也。但低聲抑之讀五字,卻高聲揚之讀二字,則見意矣。三、四融化落帽事,甚新。末句‘仔細看茱萸’,超絕千古?！盵24]1088至清代,吳祥農甚至說:“此詩畢竟杜律第一。楊誠齋諸公所評不錯也?！盵24]1089此詩在宋人心中地位之高不難想見。

宋人尊崇陶、杜的事實已為世人熟知,學界也有充分探討。張戒說得好:“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盵25]465宋人選擇平淡淳真的陶淵明與德藝雙馨的杜甫作為文化榜樣,自有其依據所在。陶淵明作為孟嘉的外孫,并且親自為其撰寫過傳記,此傳記又附于陶集在宋代廣泛流傳,所以當陶淵明的地位在宋代逐漸上升之后,很自然地就會影響其追隨者對孟嘉的接受,反映在現實中就是存在大量的作品同時征引了孟嘉和陶淵明的典故。而且像林景熙那樣的批評在宋代并不常見,這與宋人愛屋及烏的心理或許不無關系。同樣地,雖然杜甫與孟嘉只有“一典之緣”,但因杜甫在宋代的崇高地位以及宋人對《九日藍田崔氏莊》詩的強烈喜愛,“落帽”故事亦藉此而大放異彩。劉應時《九日》詩謂:“興來不省風吹帽,醉后何愁酒濕衣。欲和藍田無好語,笑挼黃菊帶香歸?！闭驹诙鸥@座高峰之上,遠在龍山的孟嘉更容易被人看到。此外還應說明的是,宋代的崇陶、崇杜文化語境與重陽文化語境存在著交叉,我們往往會發現這幾個文化元素同時出現于一部作品之中。

(三)交游、唱和文化語境

宋代酬唱風氣甚盛,從《依韻和酬子直重陽送酒》《次韻昌甫九日》《和厚卿值風阻游范園》等詩歌題目即可窺見。這些詩歌酬唱既出于抒情寫意、情感交流的需要,也不乏文化切磋、社會交際的目的,主要用于同一文化圈內的精神交流。完成詩歌酬唱的前提是彼此具有相近的文化資本,至少要能理解對方意圖并予以回應。而在進行酬唱時,一方援引的典故、采取的技法、表達的詩意則往往會對另一方的詩歌創作產生影響。例如祖無擇有《九日登袁州宜春臺》一詩,其首句云:“落帽佳辰又到來,黃花爛熳為誰開”。羅誘和詩則云:“幸遇登高賢燕樂,喜容落帽客追陪?！?《和祖無擇九日登袁州宜春臺》)宋攄亦和曰:“帽落秋風隨意適,杯迎露菊趁時催?！?《和祖無擇九日登袁州宜春臺》)這樣,“落帽”典故就在交游酬唱中擴大了傳播。這種酬唱文化又與上述重陽、崇陶、崇杜文化交織互滲,共同促進著宋人對孟嘉的接受。

三、結論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大致可以這樣來理解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經典人物的孟嘉:南朝時期,因貴族文化趣味的流行以及自身特點不夠突出,孟嘉故事很少為當時詩文征引,其接受僅表現在相關史傳文獻的記錄上。唐代史臣保留并刪補孟嘉傳記,是對其文化價值的看重。唐代詩人對“落帽”故事的征引,無論是出于重陽節分韻賦詩、酬唱奉和需要所進行的社交性運用,還是于佳節重溫風流、嘆時傷己的抒情性運用,主要是重陽文化語境下的產物。重陽文化在后代的興盛對孟嘉故事的流傳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宋代也基本延續了這一格局,但又與崇陶、崇杜文化風氣及交游酬唱風氣相結合,最終共同推動了孟嘉在宋代的接受進程。與唐代相比,宋代對孟嘉的接受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上均有相當拓展,表現出了部分相似而又部分陌生的新面貌。這種接受面貌的差異正是唐、宋文化差異的體現,同時也為我們透視這一復雜的歷史變遷提供了另一種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