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英譯的外顯化策略分析

胡作友　盧玉香

［摘要］本文基于自建漢英平行語料庫，對《文心雕龍》宇文所安譯本和施友忠譯本的外顯化特征進行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研究。通過提取威氏拼音和詞匯、句法層面的參數發現：兩個英譯本總體呈現外顯化特征，主要體現在譯文的語言及詩學形式、詞句意義和文化語境等方面，背后的非文本原因可歸于翻譯意圖、文化立場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兩位譯者的外顯化翻譯使譯文指涉更加明確，語境更加清晰，意義更易理解，原著的文論思想、美學精神和文化內涵得到充分闡釋。外顯化翻譯在信息補償、話語建構和文論互動方面具有一定價值，表明其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的指導性翻譯策略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關鍵詞］《文心雕龍》；外顯化；宇文所安；施友忠

［中圖分類號］ H059［文獻標識碼］ A［文獻編號］1002-2643（2024）01-0114-11

On the Explicit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HU Zuoyou LU Yuxiang

Abstract： Based on a self-built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n explicitation i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Wenxin Diaolong by Stephen Owen and Vincent Yu-chung Shih from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erspecti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versions present notable explicitation in such ways as linguistic form， lexical and sentential meaning， syntax and cultural context，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translation intention， cultural stance and ideology. Explicitation a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makes the reference of the translation more specific， the context clearer and the meaning easier to understand， eliciting a full explanation of the literary theory， aesthetic spiri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Explicitation has a certain value in information compensatio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theory interaction， manifesting its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as a guiding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Wenxin Diaolong; explicitation; Stephen Owen; Vincent Yu-chung Shih

1.引言

外顯化（explicitation），亦稱作顯化或明朗化，指通過增添、凸顯或闡釋等方式，提高譯文的銜接程度，將原文隱含的信息明確化，使譯文與原文相比呈現出形式更清晰、意義更明確、理解更方便的特點（Vinay & Darbelnet， 1995：23）。成功的翻譯需要譯者的準確理解和充分闡釋，涉及詞匯處理、話語分析等復雜的加工過程，因而外顯化翻譯不可避免地增加譯文的冗長程度（Blum-Kulka， 2000）?！段男牡颀垺纷鳛橹袊糯恼摪l展的高峰，擁有眾多英譯本，其中施友忠譯本（Shih，1959）和宇文所安譯本（Owen，1992）是讀者群體最大、研究最多的經典譯本（后文分別簡稱施譯本和宇文譯本）。兩個譯本都成功再現了原著的文學概念、哲學思想和美學價值（胡作友、張丁慧，2019a：100）。本研究基于自建《文心雕龍》漢英平行語料庫，采用定量、定性相結合的方法，探討外顯化在《文心雕龍》英譯中的具體運用及其背后的非文本動因，揭示外顯化翻譯對于有效譯介中國古代文論的意義，也期待更多學者關注翻譯實踐，深化翻譯研究（許鈞，2023：11）。

2.文獻綜述

國外早期的《文心雕龍》英譯研究主要依照西方文論的標準對劉勰的文學觀念進行論證，如劉若愚（Liu，1966）和吉布斯（Gibbs，1972）將《文心雕龍》嵌入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論框架進行系統分析，隨后則多是對《文心雕龍》英譯本的質量評價。20世紀出現了跨文化視角的相關英譯研究，如美國學者彼得Peter Way（1990）將《文心雕龍》與《詩學》進行對比研究，蔡宗齊（Cai，2002）將《文心雕龍》與西方詩學進行了內文化、跨文化和超文化的比較研究。國內《文心雕龍》英譯研究主要包括以下類型：對《文心雕龍》英譯史的梳理，對書名及術語翻譯的評價和基于西方哲學、語言學、傳播學、社會學等理論的翻譯研究。尤其第三類主要為單譯本研究和多譯本研究，如楊國斌（1991）對《神思》（《文心雕龍》第二十六篇）三譯本翻譯策略和語言風格的對比研究、胡作友和劉夢杰（2019）對《文心雕龍》陌生化翻譯的探討、胡作友和張丁慧（2019b）關于《文心雕龍》英譯對中國文論話語體系構建的探討等等?？梢?，《文心雕龍》英譯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成果和內容相對有限且以定性研究為主，因此本文擬借助語料庫方法對《文心雕龍》英譯本的外顯化特征進行定量研究，以補充、推動相關翻譯研究。

3.研究設計

3.1 研究問題

本研究自建《文心雕龍》漢英雙語對比語料庫，擬解決的問題包括：1）兩譯本在拼音和詞匯、句法層面的數據有何差異；2）譯文是否體現外顯化特征；3）背后的非文本動因是什么。

3.2語料選取

本研究語料來源于《文心雕龍》原文、施友忠譯本和宇文所安譯本。所選語料有以下特點：1）語料為兩譯本共同包含的18個章節；2）譯者均為美國大學教授，譯文都具有較高的學術性；3）兩譯本均由美國權威出版社出版，享有龐大的英語讀者群。本研究借助分詞標注軟件TreeTagger 2.0對英文語料進行詞性賦碼，使用ParaConc 2.6.9平行軟件附加人工校對，以原文為標準進行句級平行對齊，保證了語料的典型性和可比性。

3.3 研究方法及步驟

龐雙子、王克非（2018：13-14）認為，翻譯外顯化特征是否存在可以通過譯文與目的語原創文本的“語內”對比和譯文與原文的“語際”對比分析得出。因此本文先后將兩個英譯本與原創英語語料、漢語原文進行對比，在此基礎上探討《文心雕龍》英譯本的外顯化特征。首先，本文假設：與英語原創語料或原文相比，如果譯文在語言層面呈現出顯著的形式凸顯、增添、句子容量擴增、具體化、明示、闡釋等傾向，則表明譯文存在外顯化特征。其次，依據假設，選擇合適的參數進行檢索和統計，如拼音占比、標準型次比、翻譯比、詞匯密度、詞類占比、平均句長等。通過統計和分析，考察兩個譯本是否呈現外顯化特征以及譯本之間的差異。若存在外顯化特征，則進一步考察其體現形式；若不存在，則指明譯本呈現的具體特征；最后解讀外顯化翻譯的動因，總結其對于典籍翻譯的意義。

4.結果分析與討論

外顯化通常體現在譯文的詞匯和句法層面，可提取型次比（type-token ratio，TTR）、標準型次比（standardized type-taken ratio， STTR）、詞匯密度、詞類占比、平均句長、翻譯比等參數作為考察外顯化的指標（龐雙子、王克非，2018：15）。

4.1 威氏拼音

古漢語高度凝練，融合音、形、義于一體。英語音義之間具有任意性，形義之間具有雙重性，這導致《文心雕龍》中諸多概念術語在西方文學體系中部分甚至完全空缺。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通過音譯、意譯等方法靈活處理空缺問題，以減少漢語音形義的缺失。本文使用自編程序，對兩譯本中的拼音進行檢索統計，結果如下：

從表2可知，兩譯本均以多種拼音（分別為172和175）呈現原著中并不存在的詞匯，它們由威妥瑪氏拼音音譯而來?！段男牡颀垺吩闹袉我艄澑拍钚g語、雙音節復合術語、人名、地名、作品名等中國文化特色詞層出不窮，兩譯本始終采用釋義加“威氏拼音”的譯法，既凸顯漢字的語音特色，使讀者從中窺見漢字術語的一絲原貌（Owen， 1992：16），也為英語創造了新的詞匯，引入新的術語符號，提醒讀者它們與英語術語存在本質不同。兩譯者采用威氏拼音音譯概念術語，使得拼音符號和漢語的語音特征在譯文中得以外顯。

兩譯本的不同之處在于：宇文譯本無論是拼音總頻次還是總占比，都明顯高出施譯本。在宇文譯本中，每類拼音概念出現的平均頻次約11次，施譯本則不到4次，原因在于兩位譯者對于概念術語的外顯化方式不同。宇文所安的“雙向闡釋”譯法（胡作友、張丁慧，2019a：105），按照“一段原文，一段譯文，一段闡釋”的模式進行，在逐句講解和中西文論對比闡釋過程中復現大量拼音術語。施友忠的“以中釋中”譯法（胡作友、張丁慧，2019a：101）則保持原文段落結構，并將較長的闡釋信息置于文外注釋。故而，施譯本正文中的拼音種類與宇文譯本相當，總頻次和占比卻遠少于宇文譯本。

4.2 詞匯豐富度

詞匯豐富度可以參照型次比（TTR），一般來說，型次比越高，用詞越富于變化（Baker，2000：250）。由于兩譯本語料庫的容量不同，型次比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研究使用AntConc3.3和AntSplitter1.0統計兩譯本的標準型次比（STTR）來比較詞匯豐富度。

文學作品通常每1000個漢字對應670-800個英語單詞（王克非，2003：415），即一般英文使用更少詞匯。但在表3中，宇文譯本漢英翻譯比約為1∶4；施譯本漢英翻譯比約為1∶2，即兩譯本都存在顯著的“過量翻譯”，而其主要原因在于外顯化（胡開寶，2008：73）。

宇文譯本形符約為施譯本的兩倍，說明其篇幅擴張程度更大。就標準型次比而言，宇文譯本明顯高于施譯本，這表明宇文譯本總體上較施譯本用詞更加多變，語言形式化程度更高（Hansen-Schirra et al.， 2007：259），更少通過重復用詞實現句式銜接，書面用語的精準度和信息密度更高，外顯化特征更顯著（Biber et al.， 1999：43）。

4.3 詞匯密度

詞匯密度指實詞形符在總形符中的占比。詞匯密度越高，功能詞占比越低，語篇的信息量越大，文本更正式。本研究使用AntConc3.3統計出兩譯本詞匯密度如下：

由表4可知，兩譯本的詞匯密度均明顯高于原創英語語料（Brown Corpus，布朗文學語料庫），另也高于同時期翻譯英語語料的詞匯密度52.87% （Laviosa，1998）。進一步對比具體詞類發現，盡管不同于英語，漢語最常用的指代方式為“名詞復現”，而非顯性人稱代詞（王克非、胡顯耀，2010：16），但兩譯本代詞占比均低于英語原創語料，名詞占比均高于英語原創語料，呈現兩極對應的典型特點，這意味著文本更多使用名詞進行語義銜接，使隱含的指代內容得以明示化（Leech et al.， 2009：210） 。此外，漢語為意合語言，邏輯隱藏于行文之中。但兩譯本介詞和連詞占比卻遠高于原創英語文本，說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顯化了邏輯關系和銜接符號。這既證明譯文在語內、語際兩方面都存在外顯化特征，也體現出譯者為平衡譯文的陌生化和可接受性而做出的努力（胡顯耀等，2020：280）。

4.4 平均句長和翻譯句對比

平均句長和翻譯句對比可以作為句法層面的指標研究翻譯外顯化（龐雙子、王克非，2018：15）。形符總數除以句子數即為平均句長，句長越長，結構越復雜。本文以句號、問號、感嘆號和省略號作為句子標記，對原文和兩譯本的句子進行統計，結果如下：

布朗文學語料庫的平均句長為13.4，翻譯英語語料的平均句長為24.1（Laviosa，1998），但由表5可知，兩譯本平均句長都高于以上數據：宇文譯本是原文的2.58倍，施譯本是原文的1.4倍。句數的增加和句長的擴充表明譯本具有顯化的共性（胡顯耀等，2020：280）。整體上，宇文譯本冗長度更高，句子結構更加復雜。經統計，宇文所安在正文中增添了758句個人闡釋，譯者聲音外顯；而施譯本總體上采取句對句翻譯，譯者聲音內隱。從這個角度上看，宇文譯本對原文的外顯化處理幅度更大。

綜上，《文心雕龍》兩譯本均存在外顯化特征，且宇文譯本更顯著，具體表現為音譯現象更明顯，詞匯上實詞更多、信息負載更大且重復度更低，句子更加復雜等。

5.《文心雕龍》外顯化翻譯的體現形式

兩位譯者的外顯化特征在譯文中是多層次展開的，主要有三種體現形式：形式外顯化、意義外顯化和語境外顯化。

形式外顯化指譯者通過對原文的語言形式和詩學形式采取強調、凸顯等處理方式，以保證譯文的忠實性、異質性和藝術性?！段男牡颀垺匪玫墓糯鷿h語，一字對應一音一形，既是書寫單位，又是音節單位和語義單位，被譯成現代英語時，語音和字形的損失難以避免。對于這個難題，兩位譯者有意采取形式外顯化的處理手段，保留并凸顯原著獨特的語言形式，吸引目標讀者對原文的關注。例如，原文中的概念術語均使用音譯法進行翻譯。拼音可以巧妙地凸顯漢語的語音特點，既保證了術語的統一性，又賦予譯文異域性，更為西方文論引入了新的概念因子。如此，譯者借助英語讀者熟悉的威氏拼音反倒使譯文生發出迷人的陌生感。

此外，兩位譯者還采取保留和強調漢字的形式外顯化策略。宇文所安對原文中章節名、重要詩學概念、關鍵作品和作者姓名，如“神思”“含蓄”“鐘嶸”“《楚辭》”等不僅使用音譯，還標注了漢語繁體字形；施友忠則在文后手寫了120個漢語術語詞條。這一方面使英語讀者眼前浮現出生動的漢字圖景，產生對中國文字的欣賞之情，另一方面也體現出譯者在進行弱勢語言向強勢語言的轉換時對漢字文化的尊重和保護。

只傳遞意義而忽視文學形式的翻譯是孱弱卑屈的（Lewis，2000：270），因此文學翻譯既要忠于內容又要反映詩學特征（王東風，2010：10）?！段男牡颀垺酚迷~簡約、意義豐富、修辭繁復、詩學內涵包羅萬象。兩位譯者在翻譯時都關注到了它的詩學特色，有意識地保留原文的文言句式和修辭效果，凸顯譯文與原文在句式結構、音韻和語音等方面的契合。

意義外顯化指譯者通過增添解釋性語句、補充原文省略成分、明示隱含信息、突出上下文照應等處理方式，保證譯文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古漢語語法的模糊性，句子成分的非全息性和跳躍性，句式結構和邏輯的靈活性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都給習慣于以形顯義的英語讀者造成了巨大的理解困難（孫太、文旭， 2022：83）。在翻譯時，兩位譯者均選擇對讀者負責，對缺失、隱晦和抽象的地方進行補充或闡釋，使譯文的意義變得清晰、易懂、可讀。例如：

原文：镕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文心雕龍·原道》）

宇文譯：He molded the Six Classics so that they would ring like metal and jade.

施譯： The Six Classics， since he has cast and molded them， ring out the resonant music of bronze and jade.

原文重意合，無主語和連詞，句中的邏輯關系需要推導才能得出。若逐字翻譯，譯文必定成分殘缺，讀者難以理解。兩位譯者憑借認知關聯，首先在譯文中增加了“镕鈞”的邏輯主語“他（孔子）”以及“金聲”和“玉振”的主語“它們（六經）”；其次將隱含的邏輯關系分別通過“so that”和“since”予以顯化，使得譯文成分完整，邏輯合理，讀來清晰明了。這樣的外顯化翻譯在兩譯本中比比皆是，故而譯文與原文相比更加清晰易懂。

中國傳統文論術語定義模糊、空靈圓活、注重體驗和感受，意義是在經典文本中不斷使用而確定的，往往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西方文論多是理性的、邏輯的，追求精確定義，通過固定意義來控制詞語（Owen，1992：5）。這種差異導致在漢語語境中清晰易懂的概念被直譯成英語時會出現各種問題，因此術語翻譯需要加入解釋才能使其意義明確。以“氣”為例，它在原著中共出現37次。宇文所安主要將“氣”譯為chi，并輔以詳細闡釋；施友忠則根據不同語境將“氣”具體化為“physical vitality”“vital force”“air”“breath”等。兩種外顯化方式雖不同，但目的都是使讀者對這一重要概念獲得深刻的理解。

語境外顯化指譯者通過闡釋、注釋、增譯等將隱藏的文化背景明示出來，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精神，實現文化交流。漢文化是高語境文化，多數信息編碼通過社會習俗、價值判斷、行為習慣、思維方式傳遞；英語文化是低語境文化，信息通過文字編碼直接傳達，對語境的依賴性相對較低（Hall，1976：70-79）。這種語境的錯層和文化的空缺極易造成信息損失。因此，翻譯《文心雕龍》時，譯者需要充當文化向導，補充文史知識，構建文化語境，幫助英語讀者理解原著的思想內涵和論說方式。

用典是《文心雕龍》的一大特色。要想領悟作者劉勰論證的巧妙和貼切，關鍵在于理解典故的隱喻內涵。若直譯而不加以解釋，必定給英語讀者的理解造成困難（楊國斌，1991：46）。宇文所安通過增譯法，添加必要的語境闡釋，清晰地補充了文學典故的背景故事，如“后妃之德”“邯鄲學步”“庖丁解?！钡?。施友忠采取“直譯+注釋”的方法，不僅明確典故的具體出處，還提供翔實的文獻資料。兩位譯者的譯法不同，但都將原本遮蔽在文本中的文化語境呈現在英語讀者眼前，開闊其文化視野，加深了讀者的理解。

此外，兩位譯者都不惜筆墨，通過序言、導言、注釋、關鍵詞索引等途徑，為譯本編織更宏大細密的歷史語境網，多角度、多渠道引領英語讀者步入真實厚重的中國歷史文化語境，給讀者提供深入研究原著的條件。差異在于：宇文所安介紹中國古代文論的起源和發展、術語特點、論說方式和主要的文體類型等，旨在強調中西文論對比，其對原文語境的外顯化處理滿足了西方漢學界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需要，有利于中西文化交互式發展（Lynn，1994： 51）；施友忠介紹中國早期文學傳統和哲學思想，提供中國文學史料，傳播中華民族文化，對學習者和研究者而言具有非常高的使用價值（Lanciotti，1960：59）。

6.《文心雕龍》外顯化翻譯的原因解析

譯者在譯文中加入原文所不具備的個性化內容，代表了譯者對原文的解釋（Schiavi，1996：21），而宇文所安和施友忠對《文心雕龍》進行外顯化翻譯，與譯者自身的種種因素密切相關，這些因素包括翻譯目的、文化立場和意識形態等。

6.1 翻譯目的

宇文所安英譯《文心雕龍》有教學和學術兩個目的。首先，他將中國文學批評譯介給美國高校學生，讓他們接觸一些非西方的文學思想（胡作友、張丁慧，2018：124）。宇文所安的講解是中西對比式的，融合了傳統學者和現代學者的觀點，以對方的文化視角彼此考察，凸顯雙方的話語差異，產生新的思想和構建（宇文所安，2003：樂黛云序）。文本細讀式的翻譯有助于英語讀者克服先驗印象，擺脫對中國文論的成見；雙向闡釋有利于保持中國文化傳統的美和生命力。其次，觀念史是當時中國學界正流行的文學批評研究法，宇文所安試圖打破常規，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方向。他提倡將中國思想文本的本來面目展現出來，讓文本在文化語境的講解中鮮活起來（宇文所安，2003：序言）。

施友忠也有兩個目的。一是教學目的：翻譯《文心雕龍》，首先是將其作為研究生教材，希望目標讀者能夠深入理解劉勰的主要思想，對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形成更清晰的認識（Shih，1959：xxxiv）。二是文化傳播目的。施友忠在美多年，發現有關中國文學的英語資料極少，關于中國文論的英文著作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很有必要將中國古代文論傳播出去（胡作友、劉夢杰，2020：97-99）。同時，他認識到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本身存在諸多難點，除非知道確定的語境，否則很難準確地譯出文論術語的意思。要解決這個難題必須補充足夠的文化資料，輔助讀者理解譯文，鼓勵、引導更多學者進行深入研究（Shih，1959：xlv）。因此他主要采取直譯加注釋的翻譯方法，希望能夠通過清晰準確的闡釋和翔實的文獻史料，完成傳播中國文化、構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使命（Shih，1959：xlvi）。

6.2 文化立場

文化立場會影響譯者的翻譯實踐。外顯化翻譯與譯者身份有一定關系，文化身份的本土性和異域性影響譯文的風格特征。在西方，用詞豐富是精英文化的一個標志（Ben-Ari，1998：69）。宇文所安和施友忠都是美國大學教授，目標讀者主要是西方知識分子和漢學家（胡作友、張丁慧，2020：113）。譯者身份和讀者群體決定其譯本無論在詞匯豐富度、詞匯密度、平均詞長和平均句長都高于一般英語原創文本，呈現出顯著的外顯化傾向。

文化態度的差異影響著譯者思想觀念的傳達。宇文所安坦稱在準備翻譯《文心雕龍》時面臨矛盾：順應目的語文化，還是保留源語文化異質。他把向現代英語讀者英譯《文心雕龍》類比為向古代中國讀者漢譯《詩學》，最終得出結論：完全迎合目的語文化規范和不顧讀者接受的陌生化做法都是極端的。應該采取第三種方法，對中國文學傳統既有所歸化，又有所保留、挖掘和創造（Owen，1992：147）。他還反對文學封閉性和排他性，希望通過中西互動式的翻譯使中國文學成為全球共同財富（錢錫生、季進，2010：70）。

20世紀中期，中國的綜合國力、文學地位、中西文化逆差等客觀因素決定了施友忠英譯《文心雕龍》如同一場由東向西的文化逆旅?！段男牡颀垺返捏w裁特點以及施友忠的民族情感和文化使命決定其“闡釋式”“捍衛式”“抗拒式”的翻譯本質（胡作友、張丁慧，2019b：116）。因此，施友忠主要采取直譯，保證譯文的忠實性和異質性、文化形象的真實性和中國文論話語的體系性。對于難以在譯文中周全處理的文化因素，則以注釋的方式將語境闡釋、翻譯緣由和個人見解表達出來（胡作友、劉夢杰，2022：110）。兩位譯者的不同文化立場使其外顯化翻譯方式有所差異：宇文所安的文化對比顯化了譯者聲音，施友忠主要借用注釋隱晦表露個人的民族文化價值取向、對原文的思考和對中國文化的眷戀。

6.3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會影響譯者的文本處理（Lefevere，1992：preface）。宇文所安稱，翻譯《文心雕龍》并不完全是為中國文論發言，主要是服務美國的文化建設（胡作友、張丁慧，2018：124）。他長期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發現中國古代思想蘊含的道德、美學精神能夠提供心靈的慰藉，希望通過翻譯在美國文化中融入中國傳統中關注自然法則、尊重人類心靈的精神。因此，他選擇翻譯的內容都是當時西方學界熱烈討論的，而西方讀者不感興趣的話題則予以舍棄（Owen，1992：186）。經統計，《神思》《物色》《體性》等章節的漢英翻譯比值高達5.57-5.94，外顯化特征尤為顯著。這些篇章無不體現著中國文學傳統天人合一、心物交融的觀念，其感性思考和直覺體驗正是注重理性邏輯的西方文論所需要的。

施友忠出生于中國，早期一直在國內接受教育，受到儒道文化的熏陶和中國教育體制的影響，對國家文化有認同感，以保護中國文學為翻譯的使命（錢錫生、季進，2010：69）。在面對西方強勢話語時，施友忠始終堅信中國文學思想的獨特價值，通過翻譯構建中國文論在世界舞臺的話語權，抵抗彼時盛行于西方翻譯領域的“我族中心主義”和“本土化”傾向（吳赟、牟宜武，2022：77）。逆向翻譯要想為西方讀者所接受，當譯文因價值觀念和信仰差異而不得不犧牲一些異域性的時候，注釋便成為較為穩妥的途徑，既不會打斷讀者的連續閱讀，又傳達原文的價值觀念，巧妙地革新英語讀者的中國文化觀。施友忠的翻譯，還原了劉勰的文學觀和人生觀，實現了《文心雕龍》在異域話語中的傳播和接受。

7.結語

語言簡潔，修辭華麗，結構嚴謹，論說巧妙，語境深厚，意義深遠，這些既是《文心雕龍》的特點，又是譯介的難點和關鍵點。本文通過自建語料庫對《文心雕龍》兩個權威英譯本進行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兩個譯本在語音、詞匯、句法等方面均呈現顯著的外顯化特征，在譯文中體現為形式外顯化、意義外顯化和語境外顯化。其次，兩個譯本的宏觀策略相同，但在具體操作上各有特色。宇文譯本整體上外顯化程度更高，中西對比更頻繁，整體上更側重對中國文論思想內涵的挖掘和借鑒；施譯本對原文的改造更保守，更側重對原著風貌的真實再現和對中國文論話語權的捍衛。這些差異反映出與翻譯密切相關的種種因素，包括譯者的翻譯目的、文化立場和意識形態等等。

中國古典文論對外譯介的長遠目標是得到目的語讀者的理解和接受，進入外國學者的研究視野，與他國文學思想形成互動，與目標文化相互借鑒，最終實現話語體系的異域重構。成功的譯文需產出清晰可讀的語言，挖掘豐富深刻的內涵，構建明確真實的語境。譯者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傳達原著思想，填補文化空缺，闡釋異質文化，引導話語互動。無論是宇文所安的雙向闡釋，還是施友忠的以中釋中，都有助于將翻譯與研究相結合，保留中國文化傳統，突出中國文論優勢以推動其走向世界?？芍?，外顯化翻譯有助于挖掘深層次的文論內涵，打破研究視野局限，促進中西思想互動，促進中國理論外傳和話語體系的異域重構，對于中國典籍英譯實踐具有一定的參考性與可操作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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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彬）

收稿日期： 2023-01-10；修改稿，2023-06-18；本刊修訂，2024-01-06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心雕龍》話語體系英譯和中西文論對話研究”（項目編號：17BYY061）和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面向人工智能時代的翻譯概念形式化與翻譯技術能力建構研究”（項目編號：AHSKY2022D22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胡作友，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翻譯與西方文論。電子郵箱：huzuoyou01@163.com。

盧玉香，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與西方文論。電子郵箱：2696598705@qq.com。

引用信息：胡作友，盧玉香.《文心雕龍》英譯的外顯化策略分析［J］.山東外語教學，2024，（1）：114-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