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體系建設：原則與方法

［摘要］在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引領下，中國文學翻譯與傳播事業如火如荼，逐漸由路徑探索深入到提質增效階段，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研究成為熱點。本文依據拉斯韋爾傳播過程 “5W” 模式厘析影響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的多種因素，利用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確立效果評估指標并賦以權重，最終建構一個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體系，以期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效果評估提供較為科學并實用的量具，為中國文學對外翻譯實踐提供參考。

［關鍵詞］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體系；評估原則；評估方法

［中圖分類號］ H059［文獻標識碼］ A［文獻編號］1002-2643（2024）01-0103-11

Constructing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ChineseLiterature Going Global： Principles and Methods

LI Qin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s now in full swing， transforming gradually from the stage of path exploration to tha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which makes the evaluation of its effects a hot topic in academia. This article takes Lasswells “5W” model of communication process to explore factors that potentially affect the effec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combines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establish and assign weights to some indicators， and finally constructs a system hoped to be a mor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tool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and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Key words：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evaluation principle; evaluation method

1.引言

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內容和體裁多樣的中國文學作品被譯介到國外，對展示中國文學發展成就、促進中外文學交流、傳播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然而，中國文學不僅要“走出去”更要“走進去”，換句話說，文學海外傳播效果才是關鍵。隨著中國文學走出去從路徑探索向提質增效推進，建構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效果評估體系勢在必行。該評估體系應對標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總體目標檢驗走出去的內容、模式、路徑和媒介，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效果評估提供科學并實用的量具，為中國文學對外翻譯實踐提供參考。

“中國文學走出去研究當下以思辨研究居多，實證考察和理論建構不足”（魏家海、李潔， 2022：105），對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研究進行文獻梳理，我們發現現有研究主要表現為基于數據統計分析的個案研究。例如，張璐（2019）將基于Python編程語言的情感分析技術應用于考察跨國圖書銷售平臺上的海外讀者對《三體》英譯本的情感態度，梁紅濤（2020）基于網絡閱讀社區讀者書評統計對賈平凹《高興》英譯本的海外接受度進行研究。又如，何明星（2019）利用在線計算機圖書館中心（OCLC）的全球聯機書目庫（WorldCat）統計中國文學譯作在海外圖書館的收藏數據，對中國文學的海外影響力進行評估。再如，張曉雪（2019）以被引頻次統計為依據考量《論語》不同英譯本的在國外學界的接受效果。

傳播效果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運用估計、測量和統計分析的方法，針對傳播信息給受眾在其認知、態度、行為等方面所帶來的反應，進行評判的一種活動”（李明德、李巨星， 2019：13）?，F有的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研究有豐富的數據支撐，但評估指標單一且零散，容易在理論思辨的漩渦中裹足不前或是陷入主觀武斷的誤區，削弱評估結果的科學性。本文首先依據哈羅德·拉斯韋爾的傳播過程“5W”模式對中國文學走出去過程各環節進行解構，厘清其中的多種影響因素，繼而運用決策科學中的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對影響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的各項指標進行歸納并賦以權重，最終建構一個綜合性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效果評估體系。

2.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體系建設的原則

2.1 科學性

一般來說，純粹的定性研究難免主觀臆斷，無法把握研究對象的規律性；而純粹的定量研究又難免簡單化一，忽略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本研究擬借助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將專家研判與賦值計算結合起來，以確保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體系的科學性。

此外，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發展也能夠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的科學性提供助力。所謂數字人文，既是計算機科學與人文學科相融合而形成的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又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技術手段、研究范式被應用于人類學、藝術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哲學、社會學、翻譯學等多種學科領域。數字人文視域下中國文學外譯文本的傳播與接受研究可“憑借翻譯文本評論語料庫或翻譯作品研究文獻庫，對具體翻譯文本的傳播與接受趨勢與特征進行分析”（胡開寶、黑黟， 2020：11）。

2.2 多元化

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體系應提供多元化的評估指標。目前學界相關研究較多運用媒體報道、讀者評價、圖書館藏等單一指標進行評估，難免失之偏頗。例如，文學作品的銷售和收獲的評價數量通常與其流通時間成正比，利用媒體報道、讀者評價和網站銷售的數量對文學外譯效果進行評估時，如無法兼顧外譯作品出版時間則對新近出版的作品不甚公平。又如，利用WorldCat統計中國文學外譯作品的海外館藏分布及藏量時，所得數據僅針對紙質版圖書，而在當今的信息化技術時代有大量圖書以數字化方式存在并通過電腦或手機客戶端廣泛傳播。Halevi等（2016）研究發現文獻管理工具、學術引用評價工具、百科詞條、讀者社區、圖書館藏等不同平臺對圖書影響力的評估標準各不相同，于是呼吁建立一種交互校準（cross-calibrated）的評估方法。多指標互相補充，克服單一指標的片面性，可使評估結果更為全面和客觀。

2.3 實用性

在中外文化交流尚存較大“時間差”和“語言差”（謝天振， 2014：8）的當前階段，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體系不僅應能夠反映外譯中國文學作品的海外影響力，更應能夠反哺中國文學外譯的選材和傳播。具體而言，分析什么樣的文學題材更受海外讀者喜愛、原因是什么，可輔助相關部門及時調整外譯圖書選題和出版規劃；對文學譯作的接受語境進行充分研究，可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目的語選擇提供依據；或結合兩者，通過了解哪些國家和地區更為青睞哪些題材或體裁的中國文學作品，研究其社會歷史文化語境與中國有何異同，更有針對性地調整中國文學海外推廣策略。

3.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體系建設的方法

3.1 總體框架

美國傳播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于1948年首次提出了傳播過程的“5W”模式（拉斯韋爾， 2013：1），即誰（Who）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To Whom）說什么（Says What）并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換言之，傳播過程包括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傳播對象和傳播效果五大要素。五個構成要素按照一定的順序排列，表明傳播過程是一種帶有目的性和勸說性的行為，其目的是要對受眾產生影響。

翻譯是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形式，翻譯行為同樣涉及翻譯主體、翻譯內容、翻譯受眾、翻譯媒介、翻譯效果等元素，因此有學者提出“翻譯傳播學”的概念（謝柯、廖雪汝， 2016），主張用傳播學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進行翻譯研究。傳播學對于翻譯研究的借鑒價值之一在于其過程研究的系統性，“我們感興趣的是將傳播行為視作一個與社會過程相關的整體，而非將其分割開來進行討論”（拉斯韋爾， 2013：3）。翻譯傳播效果研究亦然，如果不從翻譯主體、內容、媒介、受眾等環節進行多維度系統考量而僅從效果一端進行研究，則難免失之偏頗。下文借鑒傳播過程“5W”模式，從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傳播對象、傳播效果五個維度出發厘析影響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的多種因素。

3.2 基于“5W”模式的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影響因素分析

3.2.1 傳播主體

傳播主體是“發起并引導傳播行為的因素”（拉斯韋爾， 2013：2），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組織機構。傳播主體的作用是對信息進行搜集、篩選和加工；傳播主體控制傳播內容，同時受所處社會文化語境的控制。

中國文學外譯傳播主體形式多樣，有譯者、作者、政府機構、民間團體等。譯者作為傳播主體，可能是國外漢學家、外籍華人、國內翻譯家等。不同的譯者類型形成不同的譯介模式，例如國外漢學家翻譯、中西譯者合譯、本土譯者翻譯、譯者與編輯合譯等。不同譯介模式產生的文本譯介效果不盡相同，研究表明目前傳播效果較優的譯本主要來自中外合作譯者（黃友義， 2010）和國外漢學家（張繼光， 2016）。作者作為傳播主體，也可能同時承擔譯者的角色，例如中國文學家兼翻譯家林語堂、張愛玲等的文學自譯行為。出于作者對自身作品的深度理解，自譯往往比他譯更能準確傳遞原文內涵，并在翻譯與創作之間形成良好的互文關系。政府機構作為傳播主體的文學外譯活動具有規?；?、體系化等特點，其譯介傳播策略與社會意識形態密切相關。與政府機構相對的是民間團體，特別是海外民間翻譯力量，他們熟諳西方讀者閱讀與審美習慣、圖書市場及出版規則，在翻譯選材、譯介策略、譯作評論等方面具有完全的自主性，是官方譯介的重要補充。

出版機構的出版機制和運營模式也會對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產生影響。勒菲弗爾（Lefevere， 2004：14-15）強調翻譯文學是文學系統的組成部分，會受到文學系統內部的專業人士（諸如批評家、學者、譯者等）及其代表的主流詩學的影響，也會受到文學系統外部的個人、團體和機構的贊助行為的操控，這其中便涉及出版機構。文學外譯作品是否能夠進入目的語國家的主流發行渠道，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傳播范圍和影響力的大??；版權代理人的市場洞察力和溝通合作能力也至關重要。麥家的《解密》在海外傳播的成功，“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麥家遇到了專業的版權經紀人”（劉丹， 2016：49）。

譯者及作者資本是影響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的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將“場域”“資本”和“慣習”的概念引入翻譯研究；其中的“資本”指的是“（以物化或具身的形式）累積的勞動，一旦被行動者或行動者群體以私有或排他的方式占有，就會成為他們以物化或活勞動的形式占有的社會資源”（Bourdieu， 1986：241）。資本包括有形的經濟資本和無形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符號資本。一般來說，“譯介主體知名度越高，作品的傳播效果就越好”（姚建彬、郭景紅， 2019：374）。例如被譽為莫言“御用譯者”的葛浩文和因翻譯《三體》而聲名鵲起的譯者劉宇昆后續推出的其他譯作也持續收獲粉絲讀者的信賴。作者資本也能為文學走出去效果提供保障。莫言、賈平凹、余華、麥家、閻連科、劉慈欣等作家在國內文壇早已享有盛譽，其作品或被國外出版社慧眼簽下出版合約，或斬獲國際文學大獎，于是紛紛得到譯介并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

3.2.2 傳播內容

傳播過程研究中對于“說什么”的研究就是傳播內容研究（拉斯韋爾， 2013：2）。傳播內容是傳播過程的核心，包括知識、社會思想文化和價值觀。

20世紀的中國文學外譯以典籍外譯為主流，但外譯的效果總體來看不盡如人意，這與中國文學走出去過分重視經典性、政治性的選材傾向有關。社會文化與時代變遷可謂文學翻譯的風向標。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進入網絡文化、視覺文化、消費文化、通俗文化等多元文化共生的時代，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題材變得更為豐富多樣，一些能夠即時反映中國當代社會和大眾文化，同時契合世界文學文化思潮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成為打開西方讀者市場的敲門磚。莫言的《生死疲勞》、賈平凹的《秦腔》、畢飛宇的《青衣》、閻連科的《四書》、蘇童的《妻妾成群》，劉慈欣的《三體》、麥家的《解密》、姜戎的《狼圖騰》等中國優秀現當代文學在海外的成功譯介就是明證。翻譯文本的選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海外讀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馬新強， 2020：88），在中國文學逆向輸出的時代語境下，文學外譯的題材選擇要充分考慮目的語讀者的閱讀興趣、審美習慣和市場要求，講述中國當代故事，塑造中國文學新形象，才能實現理想的傳播效果。

與傳播內容息息相關的還有翻譯策略和翻譯質量，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在西方世界的成功引發了中國學界對于翻譯策略影響譯介效果的討論。葛譯“連譯帶改”的歸化策略一方面刺激了學界圍繞翻譯忠實觀的論辯，另一方面打通了西方讀者欣賞中國文學的大門。事實上，“翻譯改寫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一以貫之的模式”（呂世生， 2013：29），這與中西文化權力關系和詩學觀等息息相關，也是現階段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必經之路。部分經過翻譯改寫的文本實現了逆勢出走，取得了不俗的傳播效果。但也有學者認為經過改寫的作品會傳遞不實的中國文學形象，于是主張在尊重文化文學差異的前提下采用異化策略（徐珺， 2009：92），或是“歸化為主，異化為輔”（汪慶華， 2015：103）或是“努力在這二者之間找到某個平衡點”（胡安江、胡晨飛， 2012：60）。翻譯質量對于傳播效果的影響不言而喻，翻譯質量粗劣必然會使作品的傳播效果大打折扣。當前我國文學外譯質量還有待提升，這與我國母語向外語、國內向國外逆向輸出的現狀有關，也與譯者能力水平和職業倫理有關。文學外譯的歷史告訴我們，契合目的語語境的高質量翻譯可使非主流文學作品經典化，質量粗糙的翻譯則可能完全抹殺原作的思想和藝術價值。

3.2.3 傳播媒介

傳播媒介是“傳播過程的中介，是用以擴大并延伸信息傳送的工具”（施拉姆、波特， 2010：134），是傳播過程中信息傳遞得以實現的物質手段。傳播過程研究中“對于廣播、媒體、電影和其他傳播途徑的研究屬于媒介分析”（拉斯韋爾， 2013：2）。傳播媒介的日新月異對傳播效果的影響力漸盛。

中國文學外譯傳播媒介不僅包括書籍和報紙等傳統印刷媒體，還包括電影電視、音視頻、電子書、互聯網等現代媒體，例如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以及網絡文學的域外傳播。傳統紙媒囿于時空限制，在傳播時效、范圍和數量等方面相對局限，而影視借助“視聽文化特有的感覺沖擊力，通過數億臺進入家庭的電視機使越來越多的人疏遠書籍的同時，又極大地拓展了文學的傳播渠道，開掘出文學的潛在需求”（王先霈， 2006：161）。文學的影視改編已成為文學傳播的重要方式，大大拓展了作家及作品的影響范圍，這一點在中國文學外譯過程中尤其顯著。西方世界對中國作家的關注和認知很大程度上與其作品的影視劇化有關。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被改編為電影《紅高粱》，蘇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編為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姜戎的《狼圖騰》被改編為同名電影，這些作品能夠在國外讀者中取得巨大的影響力，幾乎都是影視改編成功打響了第一炮，是影視帶領文學走的成功范例。目前，“通過影像帶動使圖書獲得更多讀者的青睞和關注，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獲得世界影響的手段”（何明星， 2013：53）。

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使得中國文學外譯網絡傳播效果得以與紙媒傳播并駕齊驅，甚至表現出超越之勢?！熬W絡消弭了傳播的藩籬，把全世界的讀者連接為一體，極大拓展了中國當代文學傳播的國際空間；并且網絡傳播匯集了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等各種媒介方式，可以更生動、更多樣化地傳播中國當代文學”（王祥兵， 2015：51）。而互聯網的升級換代不斷為中國文學外譯參與者提供著功能更加強大的合作與交流平臺，網絡文本結合漫畫、動畫、游戲、電子書、短視頻等形式逐漸走向多模態的數字化傳播。

3.2.4 傳播對象

傳播對象即“傳播媒介所及人群”，對這些人群的結構特點、認知水平、情感態度、行為規范等的研究也稱受眾分析（拉斯韋爾， 2013：2）。傳播對象不僅是傳播內容的接受者，也包括評價者與反饋者。

中國文學外譯的傳播對象可大致分為媒體和讀者兩大類。媒體包括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新聞媒體是政治立場和文化價值觀的載體，有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多種形式，主要通過報道和書評對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產生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引導著民眾的價值判斷和輿論走向。社交媒體是民間信息交流平臺，能夠塑造輿論及輿情走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轉載有關中國文學的帖子具有強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讀者對象分為專家型讀者和大眾讀者。專家型讀者主要包括國外漢學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中國文學研究者、海外中國留學生等，他們對中國語言、文學和文化有明確的價值認知、審美共鳴及情感偏好，有些甚至是中國文學外譯的實踐者；普通大眾讀者則包羅萬象，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具有多樣化的教育背景、認知水平、審美習慣和情感態度。中國文學外譯過程中，對傳播對象特點的把握可為翻譯內容和策略提供指導，并直接影響到外譯作品的傳播效果。我國文學走出去實踐中，由于忽略傳播對象研究導致傳播效果不甚理想的例子不少，例如“熊貓叢書”“大中華文庫”等幾次大型的國家外譯實踐。而熟諳西方世界讀者認知特點和審美傾向的譯介則更容易獲得成功，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3.2.5 傳播效果

傳播效果是線性傳播鏈的終端，主要關注“傳播受眾所受到的影響”（拉斯韋爾， 2013：2），表現為信息受眾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等。

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學的認知和態度直接影響到外譯作品在圖書銷售平臺排行榜單的位置、學術引用率、獲獎概率和教材入編率等。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學外譯的態度主要表現為情感評價，一般包括正向、中立、負向三個維度。情感傾向可以通過文本情感分析獲得。就文學外譯而言，最具情感分析價值的要數讀者書評。情感評價主觀性較強，因而是最能夠直接反映受眾接受態度的指標之一。國外受眾對中國文學的情感傾向會集中反映在圖書購買、評價、宣傳等一系列行為中，這些具體行為又反過來強化或弱化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學的認知和態度。如此，國外受眾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構成一個循環往復的相互作用機制，成為中國文學對外傳播效果的動態體現。

3.3 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方法與步驟

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影響因素眾多且影響力大小有別，下文采用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和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分別確立影響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的諸因素及其權重，建構綜合性、多元化、多層次的效果評估指標體系，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提供量具。

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的結合是主觀定性研究方法和客觀定量研究方法的結合。德爾菲法是20世紀40年代由美國蘭德公司發展而成的一種專家匿名反饋函詢法，被廣泛應用于各領域評估指標的確立以及指標體系的建設，其基本原理為“人多智廣”，具有匿名性、操控的回饋性和群組反應統計等特征（Dalkey， 1969：v）。層次分析法是美國運籌學家薩蒂（Thomas L. Saaty）教授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一種實用的多方案決策方法，常被運用于多目標、多準則、多要素、多層次的非結構化的復雜決策問題，其基本理念是“復雜的決策問題可以通過逐層分解、優先排序的方式被有效地分析和解決”（Saaty， 2005：1）。采用這兩種方法建構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體系的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用德爾菲法建立指標體系。首先將評估目標設定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以拉斯韋爾傳播過程“5W”模式為理論框架，設計“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專家調查問卷。德爾菲法建議專家人數為10至15人（Khorramshahgol & Moustakis， 1988：347），我們邀請文學外譯所涉翻譯學、文學、語言學、傳播學、出版與發行等領域的權威專家共12人，征詢其意見指標；同時采用李克特（Rensis Likert）五級量表法，將意見指標按照重要性分為非常重要、重要、一般重要、不太重要、不重要5個等級請專家匿名打分，分值依次為9、7、5、3、1。我們回收問卷并對專家打分情況進行綜合評定，篩選專家錯填、誤填選項并進行專家回訪，繼而進行二次、三次意見征詢，直至專家意見趨于一致，最終完成對專家意見的集成和優化，得到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共計50個。

第二步，用層次分析法確定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的權重。首先，依據功能與重要性的不同，將德爾菲法確定的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分為5個一級指標、17個二級指標和28個三級指標，建立層次結構模型如圖1所示。其次，構造各層次中所有判斷矩陣。設qj表示第j個指標相對其他指標的重要程度，此時qj滿足0≤qj≤1且∑qj =1，指標的權重向量為Q=（q1， q2，...， qj）T（n×1）。設上一層元素C為準則，所支配的下一層元素為P1 至Pn，我們要確定各元素對于準則C相對的重要性即權重。對于準則C，各元素之間相對重要性的比較得到一個兩兩比較判斷矩陣P=（pij）（n×n），基于得到的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通過檢驗即可證明本文所選取的中國文學外譯傳播效果評價指標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文學外譯傳播效果。

層次單排序及一致性檢驗通過兩兩判斷矩陣用方根法求出它們的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方法如下：第一步，判斷矩陣每一行元素的乘積，即mi=∏ n j=1pij而=1，2，...， n；第二步，計算mi的n次方根，即w — i=n mi ；第三步，對向量w歸一化，即設wi= w — i ∑nj=1w — j 計算w=（w — 1， w — 2，...， w — n，）T為所求的特征向量；第四步，計算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λmax，即λ∑ n i=1（Pw）i nwi max ，其中（Pw）i表示Pw的第i個元素；第五步，定義CI= λmax n-1 為矩陣P的一致性指標，引入隨機一致性指標RI= λ′max n-1 ；第六步，對于不同的n得出隨機一致性指標RI的數值，令CR= CI RI并稱CR為一致性比率，當CR<0.1時我們認為判斷矩陣具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當層次單排序檢驗通過以后，將每一層指標的權重向量進行整合，計算第三級指標對于目標層的組合權向量并進行一致性檢驗。層次總排序一致性檢驗公式為設CI=∑ n j=1 cj CIj且RI=∑ n j=1 cj RIj計算CR= CI RI 若CR<0.1則認為判斷矩陣具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否則就需要調整判斷矩陣。

基于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驟，最終得到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權重，如表1所示。利用MATLAB數據分析軟件確定各指標權重，同時計算得到最大特征根λmax=28，專家一致性指標CI=28，隨機一致性指標RI=1.667，一致性比率CR=0＜0.1，表明該指標體系具有較高可信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

4.結語

本文基于傳播學 “5W”模式及其對翻譯傳播效果評估的啟示，先后運用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對影響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的諸因素進行歸納和加權，建構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體系。研究結果表明，影響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的諸多因素中，一級指標按照重要性依次為傳播內容（31.7%），傳播對象（22.8%），傳播效果（20.7%）、傳播媒介（15.2%）和傳播主體（10.5%），每個一級指標下又細分為若干二級指標和三級指標，各指標權重也有所不同，如表1所示，不再贅述。

需要說明的是，該評估體系并非亙古不變。隨著社會文化、科學技術等的變遷和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的變化，評估指標本身也會出現數量或內容上的變化。例如，傳播媒介已由傳統的紙媒發展到如今的網絡多媒體，今后可能還會進一步迭代更新，不同的媒介類型產生的傳播效果自然不盡相同；而不同的理論視角、研究方案和計算軟件所得結果也不會一樣?！霸趥鞑パ芯恐?，宛若自然科學中那種普遍適用的模型是找不到的。我們也沒有理由期望找到一種所謂正確的模型。隨著知識的增長，一切研究對象都會變化”（施拉姆、波特， 2010： 188）。本研究建構的指標體系嘗試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提供了一個較為科學和實用的量具，期待學界共同努力，使其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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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彬）

收稿日期： 2022-09-01；修改稿，2023-04-19；本刊修訂，2024-01-06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百年科幻文學翻譯史研究”（項目編號：19BWW07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李琴，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比較文學翻譯研究。電子郵箱：liqin029@xisu.edu.cn。

引用信息：李琴.中國文學走出去效果評估指標體系建設：原則與方法［J］.山東外語教學，2024，（1）：10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