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倫敦金融城與歐洲美元市場

宋晨

摘? 要：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倫敦金融城為中心的歐洲美元市場逐步形成。這是二戰后世界上第一個離岸金融市場。倫敦金融城之所以占據主導地位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的，其中英美特殊關系和倫敦的歷史條件是基礎，國際形勢的變化是重要的外因，經過英國當局與倫敦金融精英的努力，以倫敦金融城為核心的歐洲美元市場對國際金融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也使倫敦金融城開啟了國際化轉型之路，重振了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歐洲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倫敦金融城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鞏固并加強了美元霸權，加快了英美金融一體化的進程，推動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和全球金融的自由化。

關鍵詞：倫敦金融城 歐洲美元市場 英美特殊關系 國際金融

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設計的方案，成為二戰后主導世界的金融體系。戰后初期，該體系對恢復世界經濟、穩定各國貨幣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私人資本流動，隨著主要經濟體的實力復蘇和貿易增長，世界經濟對國際流動資本的需求日益增長，于是歐洲美元市場應運而生，倫敦成為這個市場的首選地和主要中心。學界關于倫敦與歐洲美元市場的研究往往側重從英美兩國其中一方因素，對歐洲美元市場中英美關系的相互依賴性分析不足。本文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從英美互動和比較的視角出發，全面考察二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在歐洲美元市場形成過程中倫敦的作用，進而分析倫敦及歐洲美元市場的影響，以期深入認識二戰后國際金融秩序的變化。

一、二戰后英美特殊關系與倫敦的歷史特點

相比于一戰后的世界格局，二戰結束時，主要大國的實力平衡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美國成為戰后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擁有最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最充足的金融儲備，經濟實力首屈一指，紐約從倫敦手中接過火炬，無可爭議地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美國設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主導了戰后一段時期的國際經濟秩序。英國受戰爭拖累不僅背負巨額債務，而且海外投資大量流失、出口貿易支離破碎，已成世界二流強國。戰爭期間，德軍輪番空襲倫敦，倫敦金融業的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倫敦和整個英國的前景似乎都顯得黯淡無光。

戰后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英美關系的走勢。長期以來，英美實際上是一種復雜的競爭與合作關系。盡管丘吉爾在多個場合使用“特殊關系”一詞來形容英美之間的相互支持和友好，但美國很難說是英國所謂的特殊朋友。從20世紀30年代到整個二戰期間，美國憑借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向英國提供了大量援助，使英國不得不在政治和經濟上做出讓步。戰爭結束時，美國取代英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已是既成事實。戰后初期，英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核心是借助美國資本的力量，保持英鎊在國際貿易和投融資方面的作用，維持倫敦金融城的盈利能力，并試圖充分利用殖民地資源，支撐大英帝國的存續。英國的取向與美國的意圖發生沖突，遭到美國的反對，因為英帝國的保護主義限制了美國資本擴大世界市場，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同時美國也希望在戰后向世界展示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英國力圖保持帝國的基本政策，但為了獲取美國的援助和支持，英國加快調整殖民政策，以期獲得美國的諒解。戰后英美關系美國是主導方，英國顯然處于從屬地位。然而，據此定義戰后英美關系則過于簡單化，英美之間還有相互依賴的一面。英國及倫敦對美國有某種重要性，美國對英國也有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美國為了重建一體化的國際金融秩序，十分倚重英國和倫敦在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制度能力和全球影響力。雖然英國和倫敦的相對實力有所下降，但數百年來倫敦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樞紐地位，使英國始終發揮著世界第一個工業經濟體和全球主要貿易中心的作用，傳統影響使英國及倫敦保存了一個可以產生和調解國際貿易和信貸流動的空間區域。布雷頓森林體系確認了美元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但是，英鎊仍然是第二重要的國際貨幣，也是英聯邦國家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對美國來說，英鎊是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美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英鎊匯率的穩定與否事關人們對整個儲備貨幣體系的信心。正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美國國際銀行家在戰后貨幣建議中所表明的那樣，恢復英鎊的國際地位和倫敦金融城轉運口岸（entrep?t）的作用，對美國實現戰后世界經濟藍圖和雄心壯志格外重要。盡管1945年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資本的提供者，紐約超越倫敦成為世界第一金融中心，但美國并沒有取代英國成為國際銀行業的中心。戰后初期紐約經濟復蘇的步伐較為緩慢，這使紐約銀行家們意識到，倫敦對恢復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十分重要。為了在戰后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他們需要通過倫敦金融城作為國際金融再生產的空間場所開展工作，利用美國和英國的金融實力作為雙引擎，共同推動世界貿易復蘇，營造多邊貿易和投資的廣泛氛圍。因此，美國金融界和政界認為，戰后美國金融實力的展示離不開以倫敦為中心的、日益一體化的英國金融體系。這反過來使英國在處理英美關系的過程中，擁有相當大的討價還價能力，盡管雙方仍然是一種“不平衡的相互依賴關系”。

其次，冷戰意識形態凸顯了英國的重要性，這是另一個影響因素。美國長期以來將反殖民主義作為推行多邊主義和擴大世界市場的重要手段。二戰結束后，共產主義取代法西斯主義嚴重威脅著美國的利益和國際地位，英國人利用美國人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和焦慮，通過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和嫻熟的外交手段，適時而成功地將美國的注意力從反對殖民主義轉移到遏制共產主義?！半S著冷戰的開始，美國人對殖民主義的態度軟化了，英帝國最終不再是進步道路上的障礙，而成為抵御共產主義威脅的堡壘?！庇⒌蹏鴻M跨全球的勢力范圍將有助于美國推行冷戰戰略。1947年英鎊危機后，美國愈發意識到英國對冷戰戰略的重要性，因為保護西歐及其龐大的經濟資源，是戰后一段時期美國最核心的海外利益，而支持英國即為美國在西歐各國樹立堅定盟友形象奠定了信任基礎。這意味著美國需要幫助英國維持英鎊區（Sterling Area），并鼓勵英帝國在恢復英國經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簡言之，冷戰因素使英國可以繼續保持對帝國主義的偏好，美國也暫時停止推行去殖民化計劃，默許甚至暗中支援英帝國增強生存能力。

美國對英國及其倫敦的需求是外部因素。倫敦的歷史傳統和特點是客觀條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貿易精神是歷史賦予倫敦的本質屬性。倫敦在成為金融中心之前，首先是一個商貿中心。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英國人不僅投入到探險行列，而且在銀行業、保險業及造船、導航、航運等領域都有創新。倫敦的商業擴張與英國海軍聯手推動整個國家走上了建立海洋帝國的道路，倫敦成為英帝國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的大本營和主要受益者，一舉成長為一座世界性大都市。不斷增加的碼頭和貿易往來，使倫敦更加開放，金融業務延伸到世界各地。倫敦的首都地位也使其發展成為藝術、文物、文化、出版和學習的中心，而貿易是這一切的基礎。

第二，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特別是與巴黎、法蘭克福和蘇黎世相比，倫敦擁有一些獨特優勢。首先是英語語言和文化的優勢，使用作為國際商務通用語的英語，即便不是參與世界經濟運作的先決條件，也已成為一項主要優勢；其次，作為歷史悠久的金融中心，倫敦在金融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擁有較高的聲譽和規模龐大的專業機構，掌握了復雜的專業化技能和廣闊的人脈資源。英國普通法保護商業的靈活性和市場的發展，倫敦金融業集中在“一平方英里”金融城，產生了“集聚效應”。倫敦的地理位置相比紐約也有明顯的時區優勢。倫敦地處西歐邊緣，又位于美洲和亞洲之間，這使它能夠在正常工作日的同一天內與其他金融中心進行交易，即：上午與亞洲聯系，下午與美洲聯系，全天與歐洲聯系，而不必因為時差問題而擔心交易中斷。

第三，外來移民和高素質人才是倫敦金融業保持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歷史上，外來因素對英國和倫敦的經濟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其中既包括外國商人和投資者的經濟活動，也包括外來移民帶來的生產技術。相比歐陸國家，英國對移民的態度相對開放，自由的歸化制度使倫敦像磁鐵一樣吸引著世界各地的移民。19世紀起，英國至少一半以上的外國移民群體選擇在倫敦定居，他們分布在倫敦的各行各業，其中不少人是銀行界和商界的精英?？梢哉f，外來移民為倫敦金融業的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雖然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使倫敦流失了部分金融人才，但與其他主要金融中心相比，倫敦仍然擁有充足且高素質的金融精英，這些人聚集在倫敦金融城。

二、倫敦何以成為歐洲美元市場的中心

二戰后英美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相互需求和依賴，以及倫敦作為數百年金融中心所積累的優勢，是倫敦成為歐洲美元市場首選地的重要條件。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其他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了倫敦在歐洲美元市場的中心地位。

20世紀50年代，英國不得不聽任殖民地以各種形式獨立，英帝國市場的凝聚力不斷下降。英國國內經濟持續疲軟，加之巨額債務和英鎊多次貶值，導致英國國際收支困難，高度依賴美國的貸款與援助。英國的國力越來越難以維系倫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英國及倫敦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角色似乎已成昨日黃花。由美國主導的、以紐約為中心和以美元為主要貨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取代了戰前英國及其倫敦和英鎊的地位。布雷頓森林體系基本延續了戰時國家干預金融業的模式；“政府間轉移支付、受管制的貨幣、國家控制的銀行和受監管的市場，以及在中央銀行指導下的國家金融體系”，這些是1970年前各國金融業的主要特點。為了維持各國匯率的穩定和國內經濟秩序不受外部影響，私人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

盡管英國已經明顯衰落，但是，金融精英重振倫敦金融業的決心沒有動搖。由于金融服務的收入對英國經濟至關重要，因此，戰后英國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維持英鎊主要國際貨幣的角色，維系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從1940年英鎊區地位的正式確立，到1958年歐洲貨幣實現完全可兌換，在英格蘭銀行的努力下，英鎊的國際貨幣角色在英帝國和英鎊區的控制框架內得到較好維持。到1957年，雖然美元占據主導地位，但倫敦仍然是外貿融資的重要中心，英鎊作為國際貨幣為大約40%的世界貿易提供融資。到50年代末，因戰爭而關閉的黃金市場、外匯市場和各種商品市場相繼在倫敦金融城重新開放，其中1954年倫敦黃金市場開放后不久，便超越紐約和蘇黎世，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倫敦金融城持久的國際影響力。 倫敦依然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倫敦金融業的實力沒有遭到致命打擊。

到20世紀50年代，紐約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日臻成熟，這主要依賴美國強大的金融實力和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和國際支付工具的作用，而不是紐約自身的國際重要性。雖然二戰后美國和紐約成為國際資本借貸的中心，但在流向其他國家的資金中，有許多是美國企業直接投資和美國銀行向外國政府提供貸款，而不像倫敦那樣采取短期信貸或發行外國債券及其他證券的方式。紐約在1955年至1962年間發行的外國債券只有42億美元，與投入到國內事務的1 265億美元相比，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紐約的國際銀行業務也缺乏像倫敦在地理范圍（英鎊區）的廣度和影響力，紐約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多依托的是國內業務，而不是國際業務。導致這一現象的根源是英國具有一體化的金融體系，而美國國內缺乏一體化的銀行體系。1927年，聯邦政府通過《麥克法登法》（McFadden Act）規定，禁止銀行跨州開展分行業務，使各州銀行免受來自州外銀行的競爭。此外，大多數州還對州內銀行業施加限制。由于各類限制措施的存在，美國銀行體系高度分散化，支離破碎的銀行體系使美聯儲無法像英格蘭銀行一樣發揮核心作用，這一劣勢不利于紐約在國際金融領域與倫敦競爭。

英美兩國金融管控措施的差異進一步凸顯了倫敦的優勢，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歐洲美元市場。1946年英格蘭銀行國有化，財政部授權它可以直接向清算銀行發布指令，然而這并沒有導致它在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上做出任何重大改變。由于英格蘭銀行與主要商業銀行的長期合作關系，它主要通過“道德勸說”這種非正式的方式影響信貸創造過程。商業銀行仍然是私有的，涉及監管的大型銀行只占一小部分，而且這些銀行常常行動一致，再加上銀行家的公共責任感，事實證明監管立法是不必要的，而英格蘭銀行的非正式控制是有效的，因此它從未發布過任何正式指令。盡管1945年后商業銀行失去了很大自主性，但是，非正式控制為它們開辟歐洲美元市場創造了條件。英國銀行業的歷史傳統是美國銀行業無法比擬的。

美國由于大蕭條的緣故，在金融領域設置了許多法律限制，其中代表性法規包括1933年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和《Q條例》（Regulation Q），前者限制了美國商業和投資銀行與證券和保險公司之間的聯系；后者關于利率控制的規定，禁止銀行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并為商業銀行的定期存款設定了最高利率限制。其中《Q條例》產生了兩個意想不到的影響：美國銀行開始走向海外，擴大分行的網絡和服務，創新金融交易形式；像倫敦這樣利率較高的金融中心對美國投資基金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美國的限制政策阻礙了紐約的國際銀行業務發展，刺激了歐洲美元市場的增長與歐洲債券和信貸的發行，有助于提升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功能。

除了上述因素，20世紀50年代后期國際形勢的變化也對國際金融領域產生影響。20世紀50年代末，在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下，歐洲經濟的復蘇使歐洲各國央行有能力建立美元儲備，蘇東國家出于冷戰因素的考慮將美元資產存放在歐洲，致使歐洲銀行的美元存款不斷增加，歐洲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面臨的問題也從“美元短缺”轉變為“美元過?！?，推動了離岸美元資金池的擴大。這為歐洲美元市場的形成提供了足夠的資金來源。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削弱了英鎊的國際貨幣地位，對英鎊使用的限制卻直接促成了1957年底歐洲美元市場率先在倫敦興起。

二戰后初期，英國借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勉強維持了英帝國的存續和英鎊的國際地位，但是，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英國的行動破壞了美國在中東的冷戰政策和經濟利益，作為對英法出兵的制裁，美國阻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英國提供貸款，美聯儲拋售英鎊，導致英國政府下令禁止使用英鎊為第三國貿易融資，英鎊對外貸款市場暫時關閉，此舉加劇了對英鎊的擠兌，引發英鎊匯率下挫和英國外匯儲備下降，充分暴露了英鎊的弱點。由于當時國際貨幣市場仍然廣泛存在外匯管制，倫敦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受到嚴重威脅。而對英鎊使用的限制被普遍接受，為了防止客戶流失，倫敦一部分商人和銀行家主動采取行動，利用英國外匯管制條例中的一個會計漏洞，在未經財政部批準的情況下，由英格蘭銀行提供便利，使用美元進行交易。

目前學界關于歐洲美元的確切起源沒有統一的說法，但歐洲美元市場真正積聚起動力是從1957年開始的?？梢哉f，歐洲美元市場是由倫敦金融精英們自發創建的，喬治·博爾頓爵士（Sir George Bolton）作為英國當時最重要的外匯專家，提出了開放美元市場的核心舉措，他認為“英鎊作為儲備貨幣的崩潰是一場災難”。在從英格蘭銀行常務理事向倫敦與南美銀行（BOLSA）董事長的過渡中，博爾頓制定了一項策略——從英鎊市場中撤出，在倫敦購買美元存款，為國際貿易融資。1957年博爾頓在給倫敦與南美銀行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在英國失去政治影響力、英鎊地位下降以及市場無力增加外國投資凈額后，倫敦幾乎無法維持其國際銀行體系?！切┲饕獦I務是為了在國外保持和提升地位的銀行，都必須調整結構滿足時代的需要?！边@段話被視作為倫敦打造歐洲美元市場的宣言。

相比于1957年英鎊禁令的作用，由英鎊禁令和美國資本管制措施所引發的國際貿易信貸需求的飆升，對倫敦歐洲美元市場發展的貢獻更大。盡管到50年代后期，歐洲出現了“美元過?！?，但是，海外美元的供給主要是通過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實現的，不斷下降的國際收支狀況導致1958年首次出現擠兌美國黃金儲備。這一事件使美國調整對外經濟政策，從注入貨幣流動性轉變為對資本實行管制。這一時期，世界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復蘇和增長對融資的需求本已十分緊迫，而英美兩國的限制性舉措卻為國際融資設置障礙。因此，如何在避免政府管制的條件下讓資金從盈余地區流向需要信貸的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亟待解決的一個難題。而可以提供處理國際收支機制的國際金融中心功能顯得日益重要，倫敦的歷史特點恰好契合這一需求。

美國國際貨幣儲備向其他國家的再分配，導致美國儲備份額的下降和國際收支狀況的惡化，卻為西方主要經濟體貨幣可兌換奠定了基礎。1958年12月底，包括英鎊在內的主要西方貨幣恢復完全可兌換后，外匯管制逐漸放松，刺激了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為了改善國際流動性、降低國際收支盈余對國內貨幣基礎的影響，國際組織和一些歐洲盈余國家的貨幣當局啟用部分美元儲備，積極鼓勵商業銀行擴大外幣業務。倫敦憑借廣泛的銀行網絡和對外幣業務寬松的監管環境，再次對外國銀行產生吸引力，使國際銀行業回到倫敦金融城。

此外，英格蘭銀行的態度對倫敦開辟歐洲美元市場至關重要。為了維護和提升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英格蘭銀行對金融城的商業銀行采取非正式控制的方式進行監管，沒有設置明顯的限制。盡管當時英格蘭銀行擁有干預權，但它從未制止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也沒有發表任何支持該市場的聲明。有學者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英格蘭銀行沿襲了傳統觀念，將這類使用外國貨幣進行的國際金融交易視為境外交易，而非英國境內的交易。雖然這些交易存在于倫敦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賬目上，并非實際存在于境外，但由于任何其他國家機構無法監管它們，所以又被稱作離岸（offshore）市場。長期以來，英格蘭銀行的非正式監管制度有著較好的延續性。1963年11月底美國發生一起“沙拉油大騙局”，導致經紀人艾拉·豪普特（Ira Haupte）破產，并引發了一系列歐洲美元貸款違約。該事件給歐洲美元市場帶來了沖擊波，由于擔心市場的穩定性，美國和歐陸的一些主要銀行同意限制銀行間市場，歐陸各國央行也加強了對銀行業的監管。而英格蘭銀行時任行長羅利·克羅默勛爵（Lord Rowley Cromer）則表態，“如果在個別情況下，一種不健康的情況正在發展，那么我們就會與有關銀行討論此事”。沒有因為此事而要對整個銀行業加強監管。從幾代人的經驗中，英國對金融業形成一種隱含的承諾，即金融利益不會因為立法和局勢變動而受到損害。

倫敦歐洲美元市場的持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與美國的被動默許有關。1960年底之前，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對“歐洲美元市場”知之甚少，肯尼迪總統直到1963年才知道這個市場的存在。美國當局對歐洲美元市場的持續擴張感到擔憂，認為該市場可能對美聯儲控制美國信貸的能力產生影響；于是在60年代采取了一些隔離措施，包括阻止美國銀行海外分行將歐洲美元匯到國內，對美國銀行額外的歐洲美元存款強制要求準備金等，但是效果不佳。特別是1963年出臺的利息均衡稅（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旨在通過提高成本來阻止外國公司在美國發行美元債券，進而減少長期資本外流。此舉非但沒有阻止美元繼續外流，反而抑制了美國國內的借貸，促使更多客戶進入倫敦發行美債，進一步強化了倫敦的主導地位。此外，由于歐洲美元市場的離岸性質，沒有證據表明美國當局試圖推動英國當局在倫敦實施管制。1970年，尼克松總統的國際貨幣事務國家咨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只是將歐洲美元市場看作不穩定的癥狀而非根源，認為美國無法嚴格控制美國實體和個人進入該市場。再加上美聯儲并不確定歐洲美元市場對美國國際收支的實際影響，反而發現倫敦的離岸市場對美國有益，可以緩解美國國內要求放松資本管制和美國貨幣緊縮的壓力，因為大型美國公司可以在倫敦借款融資。

歐洲美元市場的崛起提升了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至少在1957年，還有一部分倫敦商業銀行家對歐洲美元市場抱以敵視態度，認為“美元是英鎊和倫敦鈔票的危險競爭者，他們仍然希望看到英鎊和倫敦鈔票恢復到1914年以前的輝煌”。這也就能理解為何歐洲美元出現后，不少倫敦金融精英仍將保持英鎊的強勢地位，看成是維持英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重要地位的先決條件。英格蘭銀行前行長托尼·科爾比（Tony Coleby）在回憶中說：“并非所有英格蘭銀行和金融城的人一開始都對歐洲美元和歐洲債券市場充滿熱情，因為他們希望英鎊能夠發揮這一作用?！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期盼恢復舊日英帝國的輝煌。

然而，隨著1967年11月英鎊的進一步貶值，倫敦的命運越來越與英國經濟和英鎊的命運相分離。盡管倫敦很多金融精英堅持認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與本國貨幣的強勢有關”，但在時代變化和英國衰落的大背景下，為了繼續維持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們不得不接受國際化的道路。

三、倫敦與歐洲美元市場的影響

歐洲美元市場開啟了二戰后倫敦金融業的國際化轉型。倫敦是歐洲美元市場的主要受益者，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使倫敦成為各國銀行、企業和個人在西歐進行外匯融資的首選地。由于美元存款在交易前不需要兌換成英鎊或者其他貨幣，不論是冷戰時期的蘇聯和東歐國家還是石油危機后的中東國家，都愿意將持有的美元存入倫敦，因而這一時期倫敦吸引了大量外國銀行。1950年，倫敦有53家外國銀行。到196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77家，到1966年上升到103家。隨后幾年，外國銀行入駐倫敦的數量不斷攀升，1970年總數達到159家，而同期紐約的外國銀行只有73家，東京只有19家。到1980年，倫敦的外國銀行總數更是達到了351家。在倫敦的外國銀行，1957年經手的資金只有263英鎊，1969年增至125億英鎊，占倫敦所有銀行存款的40%以上。與此同時，英國商業銀行的份額在不斷下降，并逐漸退出這個市場。作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市場，二戰后的倫敦不再是世界主要的資本輸出地，而轉變為世界各地銀行和其他機構的美元盈余和需求的清算中心，“充當短期和長期資金之間的橋梁，以及國際貸款的渠道”，在國際金融市場日益扮演中介和樞紐的角色?？梢哉f，歐洲美元市場重振了倫敦的金融業，倫敦和英國也更緊密地融入了全球化資本市場的懷抱中。

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使英鎊作為倫敦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被取代，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鎊的國際重要性?？紤]到英鎊過去的國際角色和英鎊區的存在，二戰后初期，英鎊仍是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1950年，全球超過55%的外匯儲備通過英鎊的形式持有。蘇伊士運河危機引發英國政府限制在世界貿易融資中使用英鎊，卻直接促成歐洲美元市場，美元融資取代了英鎊融資，進而降低了銀行界對英鎊國際貨幣角色的興趣，同時，英國當局不再以犧牲國內利益為代價支持英鎊的國際商業用途。到20世紀60年代，歐洲美元市場的持續擴張，使倫敦不再依賴英鎊作為國際儲備貨幣，越來越多的英國企業轉向歐洲美元市場籌集資金，并引發英鎊區國家的嫉妒。50年代，歐洲美元存款的增長為倫敦帶來了美元的凈流入，幫助減少了英國持續的國際收支赤字；60年代，英國國際收支危機的加深，破壞了英鎊廣泛使用的國際信心，再加上一系列金融危機，最終導致1967年英鎊被迫貶值，標志著英鎊區解體的開始。

歐洲美元市場鞏固并加強了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國際貨幣的主導地位，加快了英美金融的一體化進程。起初，歐洲美元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美聯儲通過監管解決國際收支平衡的能力，但市場通過鼓勵私人持有美元增加了流動性，將美元排除在官方貨幣儲備之外，有助于美國黃金儲備的減少。隨著長期歐洲債券市場和中期歐洲貸款市場的發展，倫敦金融城擴大了以美元計價的業務范圍，強化了美元霸權，進一步增強了美國的實力。盡管歐洲美元是倫敦銀行家的發明，但美國商業銀行很快主導了倫敦的歐洲美元市場。1962年，最活躍的9家美國銀行吸收了大部分歐洲美元存款，這主要因為美國國內法律的限制和跨國公司海外擴張的需要。隨著1963年歐洲債券市場在倫敦啟動，更多的美國銀行在倫敦設立分支機構，美元存款日益攀升，歐洲美元債券的發行量從1963年的1.48億美元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27億美元，紐約的投資銀行也開始主導這個市場。到1968年，倫敦的歐洲美元市場實際上已經成為紐約貨幣市場的延伸?！皞惗亟鹑诔浅蔀槊绹鹑诘碾x岸前哨”，與紐約形成合作與競爭關系。歐洲美元市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國在70年代加快放松金融監管以應對挑戰?？梢哉f，在倫敦離岸美元市場的空間中，英國當局的“監管擁抱”與美國金融利益的“監管逃避”之間的趨同，削弱了英國和美國的國家貨幣制度和監管秩序，并加強了英美制度的相互依存和金融一體化。

歐洲美元市場的壯大推動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和全球金融的自由化。限制短期資本流動是二戰后初期國際金融的一個主要特征，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礎。當時西方政治精英認為，不受監管的投機性短期資本流動，導致世界陷入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恢復1914年前金本位制下的貿易自由和貨幣穩定，避免國內政策受到外部收支失衡的影響，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者以犧牲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動，保持自主的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然而，隨著二戰后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各國對不受限制的流動資本需求日益增大，布雷頓森林體系越來越難阻止短期資本的流動，歐洲美元市場在倫敦的出現可以說是應運而生，為各國投融資創建了一個新的外匯交易市場?！霸诓祭最D森林體系建立的限制性秩序中打開了一個大缺口”，擴大了國際流動資金池，使盈余資金能夠迅速地從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成為削弱這些資本控制的決定性事件”。隨著20世紀70年代石油美元的崛起，各國進一步放松金融監管，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進一步加速。

總之，在二戰后英美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倫敦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美元市場的天然家園，這既與倫敦金融中心的歷史稟賦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息息相關，更與倫敦金融業的創新能力、寬松的監管環境和英國政府長期穩定的傳統密不可分。倫敦數百年金融中心歷史所積累的經驗，使其發展出一種不斷適應新形勢和應對挑戰的能力——即堅持“務實適應”的策略。倫敦金融精英從二戰后初期全力維護英鎊區，到1957年面對英鎊禁令困局時，在國際貿易融資領域積極開創歐洲美元市場，這一轉變很好地體現了他們的創新能力。歐洲美元市場的創新同樣離不開自19世紀以來倫敦金融城發展起來的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相互依存關系——基于信任和互惠義務，這種長期關系使英格蘭銀行主要通過紳士協議和“道德勸說”的方式來影響銀行活動，而商業銀行也常常表現出合作的態度，這種非正式控制的有效性使英格蘭銀行一直不愿通過正式指令監管商業銀行。相比于二戰后各國央行嚴格的金融監管措施，英格蘭銀行的非正式控制在倫敦金融城為歐洲美元交易提供了一個不受監管的“真空地帶”，吸引大量外國銀行進入，這種非正式監管更有利于發揮金融在英國經濟中的核心作用。此外，英國當局政策的一貫性和英國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穩定性也是歐洲美元市場落戶倫敦的重要原因，倫敦沒有發生過類似于1968年巴黎的動蕩事件。正是上述的特點，使世界對倫敦產生了普遍的信任，而信任這種無形的資產構成了倫敦金融城最大的優勢。正如前花旗銀行董事長沃爾特·里斯頓（Walter Wriston）所說：“歐洲美元市場之所以存在于倫敦，是因為人們確信英國政府不會關閉它，這也正是你從倫敦上千年歷史中所領會到的基本理由?！倍鸷?，英國在全球制造業和國際貿易中份額的不斷下降，金融服務收入在英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歐洲美元市場為倫敦創造的營業收入，部分地抵消了英國國際收支赤字，發揮了金融業穩定英國經濟的作用。

（責任編輯? ?任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