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紳支配”亦或“制度性制約”

羅曉翔

摘? 要：練湖曾為鎮江丹陽縣境內最重要的人工湖，圍成于西晉初年。因練湖無源，夏漲冬涸，極易成田，故私墾湖田歷代不絕。自唐以降，練湖即陷入不斷的興廢循環。清初練湖又經歷三廢三復?？滴跛氖四辏?709）復湖后，數百年來屢禁不止的“盜湖”現象隨著湖民“均包湖賦”而徹底終結。與“鄉紳支配”相比，“制度性制約”能夠更好地闡釋清代練湖糾紛的過程與結局。在“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則下，水利糾紛不只是權力對抗與資源爭奪，更是圍繞國課問題的多方博弈，廢湖、復湖皆系于此。無差別性的制度制約在犧牲個體利益的同時，也有助于弱化身份特權，維持日常政治的底線公平。這或可為理解清代地域社會的秩序原則提供另一思路。

關鍵詞：清代 練湖 水利糾紛 盜湖 賦稅

練湖是鎮江丹陽已經消失的一片古湖，也曾是江南地區運河沿線唯一的人工湖。該湖圍成于西晉初，最早稱曲阿后湖，后又名練塘、練湖，所蓄為近旁長山、高驪山下流溪水。丹陽地處寧鎮丘陵帶，塘池鮮少，練湖是濱湖農戶唯一的灌溉水源。由于緊鄰徒陽段運河，練湖還被視為“濟運”官湖，水利意義更非比尋常。但該湖無源，夏漲冬涸，極易成田。自唐以降，民間毀閘掘堤、盜種私墾歷代不絕，練湖興廢成為關系地方民生的最大公案。 至清代，練湖又經歷三廢三復，康熙四十八年（1709）湖案始定。此次復湖徹底遏制了占佃私墾，在練湖變遷史上意義非凡。

關于清代練湖糾紛，日本學者森田明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指出，“盜湖者”即鄉紳，牢牢掌握著“權力機構之末梢”，“即使是由國家頒布的法令，要想用以貫徹湖禁政策，也非常困難”。而康熙四十八年之復湖“雖暫且根據清政府之政策性指向而獲解決，惟就鄉紳方面而言，這不外乎是為與政治權力全面粘合所作之讓步而已”。 可以說，練湖糾紛是基層社會“鄉紳支配體制”的典型表現。然而這一闡釋無法解答一個關鍵問題：為何歷來復湖皆有反復，而康熙四十八年之后卻再未出現“盜湖”現象？

事實上，康熙四十八年復湖方案的特殊之處，在于湖民提出“均包湖賦”。 均包湖賦的做法宋時已有，即由湖旁得水利者分攤已經開墾湖田之稅糧，以保證退耕還湖后稅額不減。錢杭認為，這體現出水利事務中的“制度性制約”，即民間私利必須讓步于“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則”。保湖者與占墾者都是這一強勢原則的犧牲品。

那么，清代練湖糾紛究竟反映了“鄉紳支配體制”還是“制度性制約”？仔細分析練湖三廢三復之過程，便會發現與紳民身份差異相比，國家賦稅更是決定斗爭勝負的關鍵因素。而“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則”對不同群體的“無差別”制約，既讓湖民付出了代價，也為他們創造了絕地反擊的機會。本文即從這一視角切入，重新探討清代練湖糾紛的演變機制，進而解讀明清地域社會日常運轉的秩序原則。

一、墾荒上稅：上湖之廢

明清時期，練湖距鎮江府丹陽縣城西門僅百二十步。湖分上、下二區，“上高而下低，中界斷有長堤一道，計一十四里”。 居北之上練湖夾丹徒、丹陽兩縣間，近六千畝；居南之下練湖全屬丹陽，約一萬二千余畝?！吧舷聝珊髦糜虚l涵，以時啟閉，盡制曲防，載在典制?！?但現實中上下練湖閘堤從未能有效維護。一旦閘堤傾圮、水涸灘露，私墾便不可遏制。自唐以降，占墾派與保湖派爭訟不止，練湖也陷入不斷的興廢循環之中。

明代最后一次奉敕還湖發生在崇禎四年（1630）。彼時暫行漕糧募運，以求漕船早回早發。而漕船航速又取決于運道暢阻，挑浚河道成為當務之急。人們回想起“練湖濟運，乃天地自然之利，祖宗不刊之典”。 在相關官員推動下，練湖奉旨清田，革佃追租。

但此次復湖亦未能維持長久。明清鼎革后，即有盜湖者以“練湖荒棄，高者可耕，取其租銀以益蘆課”為由，侵佃湖田九千余畝。湖區縮小后，調解蓄洩能力也大為減弱。順治六年（1649）六月山洪暴發，練湖盈滿。湖旁占墾者為免湖田受淹，大開閘壩加速泄水，“及至旱魃為虐，而湖以外之民田又無資灌溉”， 練湖紛爭再起。

清代首位提議復湖的官員，是巡按御史秦世禎。秦世禎于順治八年（1651）到任。當其巡歷鎮江途經丹陽時，發現“漕河水不盈尺，舟膠難行”。詢之父老，“咸謂奸豪侵占練湖，洩水成田，殃民病國，公懇清復”。順治九年初，秦世禎題請復湖并修復閘涵，獲得工部認可。順治皇帝俞旨：“依議行?！?/p>

諭旨既降，復湖勢在必行，但很多現實問題橫亙于前。首先，占湖雖為不當，但占墾者既已報升蘆課，便有了合法佃種權。官員先令報升、后奪其田，豈非失信于民？其次，湖田退耕后，蘆課是否當除？如若不除，要向何處攤征？最后，修理閘涵所費不貲，而工部不發官帑，只令地方措處。地方從何措處？若無制度化的解決方案，復湖必不能實施到位，湖田清而復占也不可避免。

但作為巡按御史，秦世禎在江南任期不過年余，他追求的是快速見效，而非從長計議。很快，復湖宣告結束。順治九年夏，秦世禎撰寫了《題請修復練湖碑記》，由鎮江知府劉芳烈、丹陽知縣吳之鏌勒石示眾，警告占湖之人：“爾豪猾毋謂國家猛于興利而獨寬于除奸，復生覬覦，則憲典具存，新禁炳肅，執詢而窮治之，安見此倖可再僥也?！?/p>

這幾句警示自然無法阻止人們“復生覬覦”。加之順治九年“各閘涵修理未固”，此后“湖堤圮倒，地方各官畏工費浩繁，無從設處，竟不詳議修復”。隨著湖水流失，低淺處涸成平地，侵佃死灰復燃?？滴醭跄?，先有丹陽縣衙役史遺直墾占湖田，后有生員賀傳箓等赴蘆政衙門告佃湖灘，練湖占墾又達六千五百余畝。

康熙十年（1671）前后，丹陽西門外民眾再次上控請求清田復湖，并引起江寧巡撫瑪祜的重視。與秦世禎一樣，瑪祜認為練湖占墾防漕病民，于是題請復湖。該提議再次得到工部支持?？滴跏辏?674），練湖第二次清復。

除工部外，刑部與吏部也參與了此次湖案審理。因順治九年練湖已奉旨清復并重申湖禁，蘆政官與賀傳箓等皆屬明知故犯。最終以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大赦為界，赦前各犯免議；赦后蘆政官交吏部議處，告佃湖田者追繳欺隱錢糧并處杖刑，其中四位生員被褫革身份。 但就湖田應否全部扒除，刑部并未給出定論。該部提出，瑪祜“疏稱‘各犯名下已墾湖田盡數鏟削還湖等語，應否鏟削？并練湖內所留公用等田，及各廟香火等田，應否存留？均應交與戶部議”。 這顯然是考慮到部分湖田已經升科，如果“盡數鏟削還湖”，必然導致“產去稅留”，因此需要戶部給出意見，但戶部并未跟進?？梢娍滴跏陱秃仓皇且淮伪砻嫖恼?。雖然占湖者受到懲處，但“退耕還湖”卻不了了之。

此次復湖導致的另一后果，是丹徒鄉宦張鵬（1627—1689）的介入。張鵬，字搏萬，號南溟，世為丹徒人，順治十七年（1660）中舉，次年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 練湖案發生時，張鵬已遷為刑部主事，因此被判杖刑并褫奪生員身份的賀傳箓，便通過張鵬幕賓計僑向其求助。在人情與利益的驅使下，張鵬代賀傳箓向丹陽縣說情，未料地方官并不買賬，令張鵬顏面大失。在保湖派看來，張鵬就是因此產生廢湖洩忿之意，而計僑、賀傳箓等又時時以佃田之利相誘。至康熙十九年，張鵬終于等來了復仇的機會。

康熙十九年江南遭遇水災，練湖橫決。時任吏科給事中的張鵬乘機建言，請求廢湖成田。此時已是三藩之亂末期，朝廷多年用兵耗餉，亟需開源，湖田召佃又符合康熙帝的墾荒政策，張鵬可謂占盡先機。他在上疏中指出，此前秦世禎、瑪祜等一再強調的練湖“濟運”功能，實無依據。而阻止開墾湖田的保湖派實為“獨占水利、坐享膏腴，橫踞一方”的“奸民土豪”。因此張鵬建議：“此湖應留蓄水者仍存蓄水外，其余凡可成田者，悉宜令民佃種升科。約可增田二三萬畝，可增賦數千兩，應刊入《賦役全書》，永為遵守?！?/p>

張鵬上疏不久，康熙皇帝贊其“屢有建白，一無所私，當與內升”，張氏“未掌印即升光祿寺少卿，前此未有也”。在江南地方，對練湖當廢當留的調查也隨即展開，主事者為巡撫慕天顏。慕天顏在江南長期為官，從布政使做到巡撫，深諳水利之重要。然而面對朝廷壓力，他放棄了前任瑪祜的保湖主張，承認練湖“與運道絕無利賴，自可與民開墾升科者也”。但慕天顏堅持開墾湖田必先疏水渠，并提出一個“三七開”方案：“大約以全湖計之，將十之七分墾種，十之三分疏渠，自可垂之永久?！?/p>

康熙二十年底，慕天顏降調，余國柱以左副都御史授江寧巡撫，繼續辦理練湖召墾事務。此前慕天顏提出先疏浚再開墾，成本極高，余國柱并不認可。他向戶部提出，“下湖難以成田，仍留蓄水”，只可將上湖召墾。 將業已形成的上、下湖區分為召墾區與蓄水區，事簡易行。此后就上價銀、升科年份等細節，余國柱與戶部進行了多輪商議?？滴醵曜h準，“開墾上練湖田地，并不準折算溝塘埂灘，五十九頃八十二畝七分六厘九毫四絲七微”。

上湖開禁，令湖旁民眾憾愴不已。此前秦世禎與瑪祜兩次復湖雖不徹底，卻都在法理上捍衛了練湖作為濟運與灌溉水源的合法性，嚴禁開墾。而慕天顏承認練湖“與運道絕無利賴”、余國柱推動上湖召墾，實為不祥開端。因此湖旁居民不僅痛恨張鵬一伙，也對兩任巡撫心懷怨懟。

然而張鵬輩看似獲勝，實亦陷入兩難境地。奉準開墾的上湖區，總面積不足六千畝，與“增田二三萬畝”的預期相差甚遠，而承佃條件之苛刻也始料未及。首先，戶部駁回三年起科之請，理由是“上湖田地既可成田，自應于承種之年起征”，不得依“開荒事例”。其次，湖田上價銀數初議每畝三錢，亦遭部駁而增至六錢三分。更糟糕的是，上練湖田地“不準折算溝塘埂灘”，五十九頃一例升科。開禁之初，人們發現難以墾種之坑坎廢蕩“共計一千六百余畝”。 這將近三成的帶賦虛田，又將攤派到其他土地上。

上湖開禁時，因有“小民各佃數畝資生，紳衿衙蠹不得侵占”之明旨， 張鵬只得以賬房先生潘大成出名佃田三千畝，掛于同善堂名下，幕賓計僑以其子計全出名佃田一千畝。民間皆畏縮觀望，報墾無幾。由于湖田開墾費時耗力，“疏渠筑埂、上價完糧，事難猝辦”。 天公亦不作美，“諸山之水遇雨仍發，同善堂之田棄而不耕”。 張鵬、計僑等人并未坐享厚利。地丁錢糧亦連年逋欠，知縣屢受責罰，叫苦不迭。

上練湖全面開墾升科，對練湖水利造成不可逆轉的后果。這確實折射出以張鵬為首的紳宦勢利對地方社會的“支配力”。但也必須看到，張鵬等仗勢出擊，卻并非完勝；湖旁居民似無力還手，亦不算落敗。這是因為巡撫與戶部的決策依然有其獨立性，總體保持中立。如果占墾方與保湖方能恪守“上湖成田、下湖蓄水”之成規，練湖糾紛本可就此平息。然而爭地者得隴望蜀，欲染指下湖；爭水者伺機而動，望收復上湖，斗爭遂進一步升級。

二、作弊升科：下湖侵佃

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上湖召墾兩年之后，下湖區便出現了湖田報升事例。據《練湖歌敘錄》記載，丹陽“有廢宦潘姓者，以室人交謫，故來居七里廟之僧房，僧奉酒食惟謹”。七里廟正臨下練湖，于是潘宦便遂慫恿廟僧福明佃種湖田。福明稱下湖乃奉旨蓄水之區，不敢報升。潘宦卻言：

無傷，吾為汝畫。汝但勿明言下湖，而指作湖傍高阜之處，亦勿遽言佃田，而稱曰可以栽蘆植柳，幫固湖堤。具一呈，吾為汝袖于縣，無不允者?？h既允，然后成田易易矣。

如潘氏所教，廟僧福明在拿到栽蘆植柳帖后，又告于縣令曰：“是不惟可以栽蘆植柳，且可以成田，而前所給帖，愿請更之也?！苯洝皯蕮Q帖”，七里廟占有和尚圩田灘四百二十八畝有奇。次年，又有金山寺僧深爽、避風館僧心印、息浪菴僧寂玉請佃下練湖馬家圩湖田七百四十三畝有奇，又得到批準。

需要指出的是，和尚圩與馬家圩兩處湖田皆屬廟產?？紤]到當年瑪祜復湖時，對湖區廟產處置就存在含混之處，兩次報升很可能是鉆了這一漏洞。而對于民間開墾湖田，戶部并未放開?？滴醵吣辏?688），江蘇巡撫田雯曾上疏言：“丹陽上下練湖田灘久荒，待召民承佃……下練湖田灘萬三千余畝，亦報墾無幾，請定每畝六錢三分，召佃輸課，庶廢地漸成膏壤?！?但這一違背“下湖蓄水”原則的提議直接被戶部否決。

同年，時任吏部侍郎的張鵬因母喪歸里。 次年圣駕南巡，張鵬“迎送甫畢，遂廬墓側，手自封樹，積勞感疾，疽發于背”，卒于六月六日，享年六十三。 張鵬去世后，幕賓計僑、賬房潘大成輩失勢無倚。張鵬無子，由侄繼嗣，無力獨掌家門，遂將上湖田轉佃。一時間丹陽、丹徒二縣爭頂者紛紛，最終生員吳之寅、吳之書兄弟及書吏裴之煥勝出，成為第二代大包佃人。

與此同時，保湖派也迅速行動起來。張鵬去世不數日，湖民王道誠等即向地方官呈請復湖。新任丹陽縣令竇重光隨即擬寫詳文，稱前任巡撫田雯提議下湖召佃雖被戶部否決，但 “告佃者已造冊呈報，爭墾者已紛紛雜出矣”，當嚴令禁止。 竇縣令之詳文很快得到鎮江知府王燕、總漕部院董訥、總河部院王新命、布政使李國亮、巡撫洪之傑、總督傅臘塔等一眾官員批復。 新任布政使李國亮尤“以興復丹陽練湖為第一要務”， 認為“濟漕運以利民生，斷非速復練湖不可”。

然而此時上湖已奉旨召墾，湖田皆入冊升科，“國課難除”成為保湖派無法逾越的制度性障礙，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下湖。下練湖雖有和尚圩、馬家圩兩處廟產業報升，但兩處總面積有限，其余湖田皆屬違禁占墾，尚可一爭。但當時官民奢望于“全湖盡復”，延誤時機，此后情勢便急轉直下。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宋犖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宋犖到任當年，又發生了下練湖湖田“升科”案。 據《練湖歌敘錄》記載，當時丹徒縣有一批沿江洲田新被丈出入冊，地方人士駱云程呈請暫緩升科。于是下練湖占墾者便買通巡撫衙門書吏，將四千余畝湖田混入洲田中，一并上報戶部。 經過一番偷天換日，下練湖報部升科之湖田上升至五千余畝，原本一萬二千余畝湖面減少近半。這對保湖派派造成致命打擊。所幸“下湖蓄水”之部議明旨并未推翻，因此下湖幾次報升湖田都存在程序漏洞。保湖派不斷呈情，指控下湖五千余畝湖田皆為“作弊升科之湖，非奉旨召墾之湖也”，乃欺君罔上。 而占墾者則全力開荒，為泄水成田，“又將第四座官閘盡行掘毀，湖水指日瀉涸”，湖旁居民“西成無望，萬姓驚惶，怨聲動地”。 保湖派與占墾派相互攻訐，練湖糾紛日趨白熱化。

三、一賦兩田：下湖再失

隨著下練湖湖田不斷開發，早年佃種上練湖之人也有了新的想法。前文提及，康熙二十二年議準開佃上練湖時，五十九頃湖田中大約有十六頃難以墾種之坑坎廢蕩，成為佃種者需要包賠稅糧的“虛田”。為此上湖承佃者屢次向地方官呈請豁除虛糧，但因“報升部額難以遽更，未蒙允題”。 見上湖虛糧難以豁免，占墾者又提出以下湖“實田”抵補上湖“虛田”之法，這就是水利文獻中所謂的“抵虛”。

“抵虛”之議始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底。當時朱敬修、賀之金、吳之寅等先后以“上湖田地缺額賠糧”為由，要求認墾下湖龍城圩之田抵補。 為減少逋負，府縣官員認可了這一提議。但此事在布政司卻遇到阻礙。布政使張志棟認為，丹陽縣詳文中對上湖虛田情形交待不清，命府縣官員重新調查“上湖田若干，實在虛田若干，栽蘆若干，有無虛捏開墾抵補，其旁湖隙地共有若干，分晰上、下練湖，并查報開墾抵補田一千六百余畝，曾否現墾成熟、無礙蓄水，亦即一并勘明”。 可見張志棟未忽略“下湖蓄水”舊規，同時懷疑上湖虛田有虛報成分。而府縣官員大約也明白，切實詳查不僅費時耗力，且會導致更多紛爭，遂將此事擱置下來。

面對這一局面，一心要占墾龍城圩的吳之寅等人孤注一擲，假稱“奉旨抵虛”，先將湖田霸占。接著又將田轉賣給圩頭朱元英等八戶，謂之頂佃。后者“另立戶口，代完上湖條糧，印票切據一半”?！耙毁x兩田”遂成現實，上下湖之間的地權關系也愈發混亂。

事實上，對于“奉旨抵虛”純屬捏造之情，不僅保湖派一方洞若觀火，頂佃之圩頭朱元英等也必然知曉。占墾派、保湖派與頂佃人各為其利，三方之間又展開了一番較量。

保湖派的策略是告發占墾者欺隱稅糧，假旨盜種。以邵日茂、徐元振為首的湖民于“三十七年先控藩憲，三十九年繼控撫憲，俱送府審”。 以吳之寅為首的占墾派則四處打點，“不惜揮金如土，以固結上下之貪心，而圖久遠不拔之計”。 然而此次占墾確屬違例枉法，在保湖派不斷申訴下，欺隱之實已難以遮掩。而一旦官方判定龍城圩開墾不當，下令退耕還湖，損失最大的將是出價頂佃的圩頭。為求自保，頂佃方也加入了訴訟隊伍。

康熙四十年，頂佃龍城圩湖田的朱朝綬、朱元英等上控，揭發“衿蠧吳之寅、裴之煥等”為盜湖豪強，于康熙三十六年“稱奉旨抵補上湖虛田，誘身等在下湖代墾數千畝，另立戶口，代完上湖條糧，印票切據一半，豪等采租取利”。 此舉其實是為了賭贏龍城圩的合法佃種權，因民間相信依“大清律例，有告發欺隱者，即以欺隱田畝給予佃種”。

圩頭朱朝綬等人的策略確實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妙招。事實上，基層官員也傾向于這一解決方式。如時任丹陽知縣的張經在奉令調查“假旨盜種”案后即表示：吳之寅欺隱屬實，但朱朝綬等無辜被騙，且歷年完糧，應準報升。

此后或因南巡接駕事務繁忙，吳之寅假旨盜種案被暫時擱置?？滴跛氖辏?703）圣駕南巡，湖民邵日茂等于行在向皇帝恭呈《湖漕成案》，強調練湖緊鄰運河，乃濟運水柜，不當占墾為田。但當康熙皇帝向巡撫宋犖問及此事時，宋犖卻覆奏稱：

該臣看得，丹陽上下練湖向有蓄水濟漕之說，刊有《湖漕成案》一書。然此系從前湖水甚深之時，故閉涵久蓄，以濟冬春漕運。今則滄桑變遷，湖身淤塞，夏漲秋涸，已非昔比……遞年以來，共墾成熟一萬一千余畝，歲征銀米麥一千二百有奇，今若欲循蓄水濟漕之議，勢須再行開浚，筑堤建閘，合計所費有數萬金之多。且民間已經用力墾熟田地，皆須棄置，應征賦稅，均當豁免，殊為可惜。況年來江浙漕艘經由丹陽直達天庾，原未誤運，無庸再事更張者也。

可見巡撫宋犖也認為，與其大費周章革民田、除國課、修閘涵，不若允許民間開墾湖田、上納國課。

此時吳之寅“假旨盜種”案已拖延三年，亟待結案?？滴跛氖辏?704）底，鎮江知府黃永茂在對上下練湖重新清丈后，向上級提出處理建議。首先，上湖確有虛田，但僅三百畝而已，可以上湖荒地抵補，無需牽扯下湖。如此“上湖地糧一清，永杜奸頑借端補地之弊矣”。 至于下湖龍城圩的處理方式，黃永茂與縣令張經意見一致：私墾雖屬非法，但錯在衿蠧吳之寅、裴之煥；佃戶朱朝綬等無辜被騙，“應照伊等原墾之田升科”。 黃永茂甚至提出，在進一步勘丈的基礎上，可將下湖現有私墾田全部升科。這與巡撫宋犖的態度是一致的。

對于這一結果，保湖派已近乎絕望。此時湖民們已不求下湖盡復，只望稍留蓄水之區。邵日茂等在給知府黃永茂的呈文中苦苦懇請道：

憲天臨勘，身等地方受害情由盡蒙洞鑒，豈容反聽奸黨升科？況今日而欲急復上湖，則必另疏題請；且欲全復下湖，亦必另疏題請。蓋一經題請更張，則必有干部駁。若夫革除欺隱之田，即為蓄水之湖，無煩題請，無事更張。一反掌間，萬姓群沾不朽之恩，實乃事不勞而功倍者也。

幸運的是，此案未結，地方人事又發生變動?？滴跛氖哪?，知府黃永茂離職；當年末，巡撫宋犖遷吏部尚書，于準由貴州巡撫改任江蘇巡撫。這為保湖派爭取到寶貴的時間。

四、包認湖賦：湖案反轉

自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湖旁居民告發下湖欺隱七載，結果占墾未見減少，報升日增日多。知府黃永茂查明欺隱后，不令退耕，反議升科，“愚陋之夫遂以為今日官常，首在為朝廷增課，欺隱一經丈出，勢必即行給佃，焉望蓄水灌田”。

此時湖旁居民終于認識到，保住下湖的關鍵并非攻訐盜湖者，而是解決國課問題。如能做到國課不除、無事更張，或許仍有轉機。轉變思路后，便有了“包認湖賦”之議。首倡包賦者，為丹陽縣民人楊天質，字舜章。他提出，下湖已升科湖田七千二百余畝，每年額征條漕丁銀五百五十三兩余、米麥二百七十九石，可于濱湖需水田地內均攤包認。以些許攤征換得下湖水利，湖民無不踴躍；七千二百余畝退耕還湖后國課不除，亦解決了官府一大難題。

包賦之議形成后，邵日茂等隨即向新任巡撫于準呈請復湖。他們在呈文中強調，下湖蓄水本有部議明旨，此前布政使李國亮、張志棟屢議復湖，只因國課難除而受阻。 言下之意，如今湖旁居民自愿包賦，若官方再不主持公道，真可謂上負朝廷、下愧百姓了。這篇呈文果然打動了于準，練湖糾紛出現重大轉機?？滴跛氖迥辏?706）末，于準推翻了前任知府黃永茂將“下湖全行召佃升科”的提案，正式啟動退耕還湖計劃。

國課問題解決后，下一個難題便是籌經費、修閘涵。關鍵時刻，保湖派再蒙天佑?？滴跛氖辏?707）圣駕南巡，正值江南遭旱，水利問題引起皇帝關注。當年十一月，“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江南浙江兩省在京大學士以下、翰林科道官以上齊集乾清門外”，特頒諭旨：

江南省之蘇松常鎮，及浙江省之杭嘉湖諸郡所屬州縣，或近太湖，或通潮汐，所有河渠水口宜酌建閘座。平時開閘蓄水，遇旱則啟閘放水。其支河港蕩淤淺者并加疏濬，引水四達。仍酌量建閘，多蓄一二尺水，即可灌高一二尺之田，多蓄四五尺水，則可灌高四五尺之田。準此行之，可俾高下田畝永遠無旱澇矣。

康熙皇帝又對諸大臣言：“建閘之費，不過四五十萬兩，且南方地畝見有定數，而戶口漸增，偶遇歲歉，艱食可虞。若發帑建閘，使貧民得資傭工，度日糊口，亦善策也?！?/p>

兩江總督邵穆布接諭后，隨即調查屬地內河道閘座之當濬當修情形。丹陽下練湖四閘與陳家橋閘、嘉山石閘一并上報工部。 最終下練湖獲撥官帑四千兩，作為四閘修復經費。這是朝廷對“下湖蓄水”合法性的再次背書，其價值更無法以金錢衡量。

至此，下湖清復條件基本成熟?？滴跛氖吣晔率娜?，兩江總督邵穆布、江蘇巡撫于準、總漕部院桑格、總河部院趙世顯等會題，請將下練湖一體清復。于準還提出一項善后方案：命丹陽縣主簿為專官，“將所收湖內魚菱出息變價，以作修理閘壩涵洞堤埂之需，每歲終造冊報銷。庶湖制可垂永久，而無廢弛之虞”。 與秦世禎、瑪祜相比，于準嘗試以制度化的方式解決閘壩維護經費問題，又為一大進步?？滴跛氖四昃旁?，下練湖正式奉旨清田。自當年始，原已升報之下湖田地銀米全蠲，應征錢糧由湖旁得沾水利之民田均攤；該湖魚菱出息責令丹陽主簿專管，以作修理涵洞之費，每年造冊報銷。

在練湖歷史上，清代第三次復湖意義非凡。正如后人所言：“復湖之案，自前清康熙四十八年而定，佃湖之弊亦自是年而絕，嗣后無復有覬覦者?！?這是自唐代以來歷次復湖都未能實現的成果。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資源爭奪中，最終扭轉乾坤的與其說是巡撫于準，不如說是湖旁居民；下湖告復，與其說是“權力”的對決，不如說是“包賦”的效力。這不僅解決了“國課難除”的制度性難題，也確立了水資源的排他性所有權。正所謂“未認湖賦以前，則為公有之湖，而非濱湖人私有之湖；既認湖賦以后，則雖公有之湖，而不啻為濱湖人私有之湖”。 以“私有之湖”對抗私墾盜種，當然比任何法令都更為有效。

然而當時湖民所包之賦，僅涉及下湖升科之湖田，總數七千余畝。此外尚有五千余畝湖面在“包賦區”以外。這部分湖區到底歸公歸私？如果歸公，是否人人可爭？如果歸私，又有何依據？圍繞這些問題，爭田者與爭水者在康熙四十八年之后又有數次交鋒。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因新任兩江總督噶禮參劾，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馬逸姿皆被革，地方人事大動。此后張伯行、金世揚分任江蘇巡撫與江蘇布政使。張伯行到任不久，便勸諭墾荒。趁此時機，丹陽縣民戎文正、郭治等再次呈請認墾下練湖田，并在呈文中指出：

遵查陽邑下湖，共有一萬三千余畝，徐元振等包認去已升七千余畝，尚存未升五千余畝，……身等報墾不在包認數內，目睹其荒可惜。今奉升科，身等奉批叩憲作主，恩準詳報，上裕國課，下資民生。

面對這一危機，湖民向丹陽知縣曹蓼莪提出，愿將下練湖剩余湖面一體認糧。但曹縣令認為下湖既已奉旨清復，佃墾不值再議，戎、郭等純屬多事。他在給知府的覆詳中明確指出，包賦區內外皆“蓄水之湖”，“廢則俱廢，復則俱復，斷無半可成田而半能蓄水之理。若令開墾，必致兩礙而爭訟無休，是非以利民，反以害民”。 至于湖民提出的一體認糧，曹蓼莪也不以為然。他認為“糧若全認，似非與民蓄水之初心，亦非攤認原額之本論”。 知府采納了曹縣令的意見，銷案了事。

爭地者自然不會善罷甘休?？滴跷迨荒辏?712），縣民徐元豐等又向布政使金世揚具呈，要于下練湖栽蘆。但金世揚不久去任，此事便擱置下來。至次年六月中，又有戎全等于布政使司衙門附近豎旗吶喊，要告佃下湖。為擴大聲勢，眾人于七月十一日在丹陽縣“北門外五圣廟割雞插〔歃〕血，遍招原種湖田佃黨”，大有拼死之勢。 然而府縣卻不為所動。知府陳士鑛批示：“戎全等以久定成案，混請佃升，殊屬多事?！敝h王時昌將戎全等十人各批責二十板銷案。 然而這兩次爭佃案令湖民愈感不安。八月，湖民王道明等再次呈請全湖一體認糧。布政使牟欽元向巡撫張伯行匯報稱，下湖實應留作蓄水之區，不當開墾，“但四千四十七畝未經認糧，故奸民得以藉口而覬覦生釁”，不若一并認完，以杜爭端。

此時壓力完全轉向爭地者一方。一旦全湖包賦，則再無“公產”可爭?？滴跷迨辏?714）八月，丹陽縣民吳嘉訓、史應燮等具呈，請將下湖未經認糧之四千余畝批作育嬰堂公產，“上完國賦之余，下救群嬰之溺，此載誠圣主所樂捐，憲天之極恩也”。 這個冠冕堂皇、公產公用的建議依然未能打動知縣王時昌。后者以佃田蓄水不可并行為由，斷然駁回所請。

同年十月，金山寺住持廣福又向布政使李世仁具呈，請求歸還下湖馬家圩四百余畝寺產。廣福不僅強調該田乃前布政使劉鼎授意佃種，還提及康熙“三十八年圣駕臨幸金山，重瞳親睹風波之險，特諭本山置造救生紅船，又頒置之船，此田乃欽賜之田矣”。 而事實上，早在下湖清復之前，京口救生船已另獲工食田，由鎮江府掌管。經過調查，官員們認為清復馬家圩寺產并不影響救生善舉，還田之事毋庸再議，該案遂銷。

自此，覬覦下湖之人用盡手段，皆未得逞。但經歷數輪爭訟，多數官員都開始認可“一體認糧”?？滴跷迨炅鲁跷?，布政司再次呈詳湖民王道明等愿將下湖地畝一并完糧緣由。次年，巡撫張伯行給出最終意見：“下湖未升地畝，仰飭該府縣嚴禁，不許奸民告佃混升，毋庸再請攤征錢糧，致滋陪累?！?練湖糾紛最終畫上句號。

同年，濱湖居民集資修建湖心亭圣恩碑，并立四祠一閣于左右，以感念巡撫于準、張伯行，布政使宜思恭、金世揚、牟欽元、李世仁，鎮江知府陳士鑛，丹陽縣令楊宏績、曹蓼莪、王時昌，以及縣丞楊聲著，可謂一時盛事。 而清初練湖案留下的最重要遺產，當屬《練湖歌敘錄》。該書編纂者為丹陽生員湯諧，字展文，號懷村，出身丹陽大姓。 對于“歌敘錄”之含義，湯諧解釋道：

《書》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勸之以九歌，俾無壞。是湖之復，良法美意固已當窮無窮、極無極。而吾民沐浴膏澤，歌詠勤苦，急欲以廟堂解慍，阜財之盛，綿頌禱于億萬斯年，則亦猶維持勿壞之意也。后之君子可以觀矣。

可見該書的編纂目的，不是記錄歷史，而是明確規制；不是追憶過去，而是著眼未來；不是歌功頌德，而是“日常政治的存檔”。 通過湖案文書匯編，該書將官方“不刊之令典”記錄在案，以保障湖制“維持勿壞”。正因如此，《歌敘錄》的內容也持續更新。嘉慶十八年（1813）至民國初，又相繼編纂刊印了續編、三續、四續。對于湖旁居民而言，“《歌錄》不載即為違制”，這成為他們維護自身利益的制度性依據。

結? ?語

明清江南為財賦重地，財賦出于農田，農田全賴水利。但在地域開發過程中，侵占河湖、破壞水利設施也是長期存在的問題，練湖案只是眾多水利糾紛中的一例。從相關文獻來看，重視水利、支持興復練湖的地方官員并不在少數。鎮江府水利通判寧維邦就曾質問占墾者：“不知此本汝等素種之田，而渠奪之以為湖耶？抑本渠等溉田之湖，至汝奪之以為田也？”然而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湖派在情理法上占盡優勢，卻只能眼見盜湖現象愈演愈烈。其背后原因究竟為何？

一種常見觀點，即地域社會內部存在“鄉紳支配體制”。 然而這不僅難以解釋湖案的最終反轉，更忽視了“被支配者”的能動性。湖旁居民懇復練湖二十余年，“呈詞不下千張”，如果沒有充分的動員能力、財力支撐及信息渠道，這是不可想象的。下湖清復前，他們控縣控藩控憲，甚至御前獻書；奉旨復湖后，他們修建湖心亭與圣恩碑、刊印水利書，可謂有勇有謀，絕非任人宰割之輩。與之相比，所謂“支配者”在關于練湖糾紛的歷史書寫中反而成為失語一方。

筆者認為，與身份特權與階級差異相比，賦稅問題對水利糾紛走向起了更為關鍵的作用。從湖田報升、作弊升科、一賦兩田到均包湖賦，斗爭雙方的基本策略無不以“國課”為核心。對盜湖者而言，不價不稅才能使利益最大化，然而“割據官湖必有后患，惟掛號納糧腳根始穩”，只有繳納國課才能獲得湖田的合法耕種權。如此一來，任何復湖計劃都會因“國課難除”而不了了之。正如錢杭指出，這是地方事務必須遵循“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則”的必然結果。

明知私墾湖田妨害水利，只因其報升國課就無法清復，這無疑是非理性的。丹陽士人湯寅就曾指出，上練湖全部墾廢，不過增田數千畝、增稅數百金，而湖外二千四百余頃農田卻因此失去重要的灌溉水源?！笆共恍叶陌夙暡皇?，則百姓無從辦賦，勢必轉死溝壑，朝廷尚須下捐租之令，發帑金而賑濟之。則是所增不過數百金，而所失已數萬矣?！逼鋵嵉胤焦賳T也會算這筆經濟賬，只因無法解決“產去稅留”的難題，只得將錯就錯，對盜湖行為一再姑息。

然而“國課至上”原則對各利益群體的“無差別”制約，又帶來一定的社會公平。在練湖糾紛中，占墾派可以“報升”，卻無法“抵虛”；復湖派不能言“除課”，卻可議“包賦”。正因為制度性制約與階層、身份無關，復湖派才有了絕地反擊的機會：一旦解決國課問題，官員們的態度立即翻轉，他們也成功奪回了用水權。

日本學者森正夫提出方法論意義上的“地域社會視野”，即把握地方場域中不同社會集團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契機與結構”。 那么清代練湖糾紛折射出怎樣的地方社會結構與秩序原則呢？

首先，上層鄉紳在整個事件中并未發揮“指導者”的作用。與明代相比，清代練湖糾紛中幾乎看不到上層鄉紳的身影。這或許并非特例。馮賢亮曾指出，在明清浙江余杭南苕溪流域的水利重建中，“地方精英的支持力量顯得比較微弱”。除官府外，參與水利事務較多的是諸生、地方“父老”、塘圩長及普通士民。這與丹陽情形十分相似。

下層鄉紳能否成為地方社會的“支配者”呢？以吳之寅、裴之煥為首的“衿蠧”的確在“權力機構之末梢”上下其手，但總體而言，這些“潛規則”都是公開的秘密，既不能欺上，亦無法瞞下，只是在一定范圍內被容忍，一旦越界就可能遭到反抗與制裁。

從長時段來看，這場曠日持久的水利糾紛并無絕對意義上的勝利方。為了有限資源，雙方多年纏訟，耗費大量人力財力。作為清代練湖的第一位大占墾者，紳宦張鵬未及獲利即身故，且因占湖一事鄉評有虧。 第二代大占墾者吳之寅雖風光一時，但最終“畫虎不成，徒受萬人垂〔唾〕罵，前程性命皆幾至不保。人雖害矣，己亦未有利焉”。 而復湖派以“包賦”為代價，也只能妥協于上湖成田、下湖蓄水。下練湖均包湖米后增稅添冊，不僅胥吏盤剝日重一日，湖民們還要自行承擔“私湖”設施的日常維護。這種集體宿命，體現出民間利益主體的脆弱性，也是清初練湖案最值得深思之處。但也應該看到，制度性制約在犧牲個體利益的同時，也有助于弱化階層差異與身份特權，維持日常政治的底線公平。這或可為理解清代地域社會的“秩序原則”提供另一思路。

（責任編輯? ?韓維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