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學國際化辦學的政策與思考

王定華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 100089)

當今世界是一個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網絡化為主要特征的嶄新時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知識經濟方興未艾,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高等教育的先導性、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更加凸顯。在教育強國建設進程中,無論是從高等教育自身發展考慮,還是從服務國家戰略考慮,高等教育都必須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提升對外開放質量和水平,同世界一流資源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一方面,要及時充分利用國際教育資源,在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上適應國際交往和發展的需要,培養具有國際意識、國際交往能力、國際競爭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不再沿襲僅僅派出留學生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知識的單一模式,而是要在繼續向外學習的同時,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國的文化教育,在動態過程中爭取公平的對話與交流,講好中國故事,展示國家實力和民族精神,取得雙贏效果。

一、大學國際化辦學的主要內涵

大學國際交流合作的實質是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辦學。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辦學,既是教育強國的應有之義和緊迫需要,也是大學的重要職能和時代擔當。

(一)辦學標準國際化

如何根據國際標準辦學,每個專業、職業和行業都有一個國際標準。引進國際通用的標準,有利于大學提高辦學質量。當然在強調引入國際標準的同時,更要注重加入本土特色。只有加入了本土特色的辦學理念和標準,才可能成為國際交流的內容。國際標準加上本土特色才能真正滿足我國大學發展的需要。

(二)教育理念國際化

大學要增強“走出去”“引進來”的意識?！白叱鋈ァ辈拍荛_闊眼界,開展學術交流。如學習國外大學是如何開展學術研究的,教師是如何發表論文的,學校是如何營造學術氛圍的,等等;“引進來”是指引進理念、模式、課程、專業標準以及教師和學生。此外,人才培養模式的國際化要參考全球人才培養模式,并且進行長期的探討和研究,結合本國國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從而推動人才質量的提高。

(三)課程內容國際化

課程國際化,即內容國際化,學生即便不出國,也可以享受國際化的成果,也可以有高水平的外籍教師授課,也能考取國外的專業標準證書,還可以學習原版的國外教材,可以接受外語教學,因此,課程國際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學生。課程國際化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用國際專業標準來制定自身的專業標準、課程標準;二是開設專門的國際理解課程,如世界政治、世界經濟等,提升學生的國際理解水平;三是在課程方面增加一些國際化的內容;四是教學語言的國際化,用英語教學最大的好處是便于招收留學生;五是引進原版教材。此外,課程設置模式的國際化也是課程國際化的重要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動課程國際化時,對原版教材的選用,要符合中國法規、中國實際,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擇其要義,為我所有。

(四)人員交流國際化

大學應采取激勵措施,提供方便條件,安排相關經費或設立助學基金,開展聯合培養,為盡量多的學生提供走出國門、交流學習的機會。例如,北京外國語大學于2020年起,專門設立出國學習經費,資助每個學段、每位學生在讀期間出國交流學習一次。各大學也可以與一些企業和政府合作成立基金,資助學生和教師走出去開闊視野,提高在校人員的國際化水平。

(五)學術研討國際化

主辦國際研討會,邀請一些國外專家做主旨報告,或參與現場、線上研討,切磋琢磨,交流互鑒,開闊視野,增長見識,相得益彰,獲得提高。在此過程中,逐漸增強大學或相關學科、領域的國際影響力。

(六)實踐實習國際化

用發達國家先進的管理方法來組織開展教學科研實踐,讓學生獲得體驗,結識朋友,增進學術感悟,接觸本領域學術前沿。依據本校學科專業設置情況,支持青年教師、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本科生到國外參加合作實驗、實習實訓、聯合調查,增長參與全球化事務的能力。另外,一些中國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舉辦的孔子學院,也可作為國外實踐的橋頭堡。

(七)合作辦學國際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將中外合作辦學分為兩種:一是合作項目,二是合作機構。在合作辦學的過程中,要克服各種障礙與沖擊,建立互惠互利、雙贏共生的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不求經濟上盈利,只愿學生們受益。

二、大學國際化辦學的發展歷程

高等教育對外開放在國家戰略和高等教育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僅是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和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條件,也是服務國際、國內大局、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途徑。因此,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歷程,總結實踐經驗和成就,展望未來發展趨勢,對于進一步推動新時代我國大學國際化辦學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一邊倒”到尋求多方位交流(1949-197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在美蘇爭霸對峙背景下,中國采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在高等教育領域主要保持了與“東方陣營”國家的往來。1960年以后,隨著中蘇關系惡化,加之后來受國內政治環境的影響,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合作一度中斷,直到19世紀70年代初,中美、中日邦交正?；?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才重新起步。

在出國留學方面,1950年9月6日,中國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赴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五國學習。同時,為加強制度建設,規范留學生教育,國家先后頒布了《關于1953年選拔留蘇預備生的指示》《留蘇預備生選拔辦法》《關于今后一個時期留學生工作的意見》《關于管理派赴各國留學生的規定》等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前16年里,中國共派出留學生10 670余名,其中向蘇聯共派出留學生8 424人,向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派出1 109人,有7 324人在蘇聯完成學業,776人在東歐完成學業[1](P133)?！拔幕蟾锩遍_始后,留學生派出工作一度中斷。1972年9月,我國恢復了向外派遣留學生工作,主要是面向西方國家進行派遣。不過派出的數量很少且不穩定。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后,公派留學才迅速開展,自費留學亦呈勃興之勢。

在來華留學方面,這一時期同樣反映了中國“一邊倒”的外交策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接收的來華留學生主要來自社會主義國家。1950年底,我國接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批33名外國留學生,分別是來自東歐的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5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留學生[2](P42)。此后,來華留學國家及人數逐漸增多,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國共接收了來自70個國家與地區的7 259名來華留學生,其中絕大部分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共有6 591名,占來華留學生總數的90.8%,前五名分別是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越南(5 252名)、朝鮮(546名)、蘇聯(208名)、阿爾巴尼亞(194名)和蒙古(131名)[2](P42)。從1966-1972年,我國沒有招收一名來華留學生。1973年5月,國務院批準了由外交部和國務院科教組聯合申請的《關于1973年接受來華留學生計劃和留學生工作若干問題的請示報告》,自1966年即中斷的來華留學教育工作開始恢復。1973-1977年期間,我國共接收來自69個國家的2 066名來華留學生,來華留學生仍以周邊國家為主,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留學生數量不再占絕對優勢,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來華留學生為570名,比例僅占總數的27.6%;日本、歐美和大洋洲的19個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623名,占同期來華留學生總數的30.2%;來自撒哈拉以南的24個非洲國家向我國派遣了486名留學生,占總數的23.5%[2](P43)。到1977年為止,我國先后與11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隨著我國外交工作的不斷推進,來華留學生教育規模逐漸擴大,1977年在華留學生總數達到1 217人[2](P47)。

(二)國際交流的初步發展(1978-1984年)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此時,周邊穩定的環境和外交關系上的突破,為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國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指導方針的確立,使得教育事業重新步入正常發展軌道,也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工作進入新的階段。

第一,出國留學生派遣規模擴大。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同志視察清華大學同教育部負責同志談話時,做出關于擴大留學生派遣規模的重要指示。他指出:“我贊成增大派遣留學生的數量,派出去主要學習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3](P75),“教育部要有一個專管留學生的班子”[3](P75)。指示很快得到落實。1978年12月,在中美兩國尚未正式建交之際,中國就向美國派出訪問學者52名[4]。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首批留美人員,這批留美人員是從一萬余名候選者中精心挑選出來的,具有“年齡較大”“整體素質高,業務能力強”“學科集中,全部為理工農醫類”等特點。留美人員的派遣,激發了其他國家與中國開啟高等教育留學往來的熱情。為滿足這一需求,教育部于1979年在全國11家大學建立出國留學人員培訓部,負責國家公派出國留學人員的出行前外語培訓和思想教育工作[5]。1983年10月,鄧小平同志為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盵6](P35)“面向世界”表達了鄧小平對中國教育融入世界的殷切期望。

第二,開設短期漢語班,接收自費來華留學生。1978年之前,來華留學生規模小、類型單一、生源差、留學層次低。改革開放后,伴隨著來華留學政策的調整,開始通過開設短期漢語班和接收自費留學生等方式,逐步壯大了來華留學隊伍。1978年暑假,來自法國的28名學生自費在北京語言學院參加短期漢語班。由此,中國也開啟了來華留學的收費制度。1979年,中央政府批準的《關于接受自費外國留學生收費標準問題的請示》,第一次規定了自費留學生可以收取費用,并規定了數額標準,包括學費、教材費、住宿費等[7](P186)。1983年,教育部頒布《為外國人舉辦短期學習班的有關規定》,指出把大學舉辦外國人短訓班的審批權下放到省(自治區、直轄市)、市教育主管部門。1985年頒布的《關于進一步辦好為外國人舉辦短期培訓班的幾點意見》,則使國內具有條件的大學都有了為外國人舉辦短期培訓班的權利:“除綜合大學、師范學院和外語學院外,具備師資條件的其他大學也可以舉辦漢語培訓班?！蓖瑫r還擴大了短期培訓班的教學內容,除漢語外“可以根據學校的特點,舉辦中國歷史、文學、書法、古建筑、法律、中醫(針灸)、音樂、舞蹈、戲劇、繪畫、武術等多種形式的短訓班”[8](P243)。

第三,探索各種形式的對外合作辦學活動。最初的合作主要是在我國政府和大學與聯合國的有關組織及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教育機構之間開展。1979-1980年,我國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啟動了“加強部分重點大學的人才培養和研究”等合作項目,隨后雙方又分別于1987年和1990年簽署了有關高等教育合作協議。1983年,教育部、司法部及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北京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的代表與美國美中法學教育交流委員會等機構的代表簽訂了“中美法學教育合作項目”。1984年,中國與美國福特基金會組織簽訂了“中美經濟學教育項目”,旨在通過中美雙方少數大學之間進行合作的方式,加強中國大學經濟管理專業建設,以提高中方學校的教師水平和中方學校自己培養人才的能力[9]。1985年頒布實施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教育工作要堅持“三個面向”教育思想,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使我國的教育事業建立在當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礎之上。

(三)國際交流規范化發展(1985-2000年)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我國高等院校:“有權利用自籌資金,開展國際的教育和學術交流?！盵10]由此,大學逐漸獲得了國際交流合作的自主權。因此,1985-2000年的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交流改革主要圍繞放權與規范展開。

第一,出國留學步入法制化、規范化階段。隨著中央和地方大學隸屬關系的調整與變化,權力也向地方政府下放。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交流管理權力的下放調動了地方和大學的積極性,直接促進了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交流的繁榮。在權力下放的同時,國家也對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交流工作加強了制度和規范建設。1985-2000年間,世界格局總體穩定,1991年蘇聯解體后,世界進入“一超多強”的多元發展格局,中國國際關系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不僅與印度、俄羅斯等周邊國家建立或恢復了外交關系,而且西方國家也相繼取消了對我國的制裁,與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交往重新步入正常發展軌道。國內外環境以及外交、經濟、政治等領域的發展都為我國高等教育對外交流合作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和基調。

第二,來華留學生教育工作逐步成熟。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對外交往范圍的擴大以及高等教育競爭力的提升,來華留學制度的健全,尤其是大學在來華留學生招錄和培養方面自主權的獲得,我國來華留學生教育工作逐步走向成熟。1985年10月,在國務院批轉國家教委等部門制定的《外國留學生管理辦法》中明確指出,各個院校在完成國家任務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校際聯系或其他途徑接收外國留學生[11](P596)。同年,國家教委還把接收國際學生院校的審批權下放給省(自治區、直轄市)、市教育主管部門。2000年,教育部印發了《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管理規定》,將來華留學生中招生、教育、教學、管理等方面的權限從政府轉移到了大學手中,調動了大學發展來華留學工作的積極性。至此,我國大學已完全具備了對外國留學生的管理權。1978年,中國接收外國留學生的大學僅有35所,至1990年增加到110所,1999年增加到350多所[12](P158)。

第三,中外合作辦學日益規范。這一時期對中外合作辦學的調整和規范主要體現在《關于境外機構和個人來華合作辦學問題的通知》《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等文件上。經過規范,到21世紀初,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中外合作辦學基本形成非學歷教育與學歷教育同步發展的格局。非學歷教育方面,中外合作辦學的項目數量劇增,辦學領域擴大;學歷教育方面,涵蓋了本科、研究生(碩士、博士)等整個高等教育學歷層次。1988年,天津財經學院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城市大學(Oklahoma City University)合作舉辦的工商行政管理碩士(MBA)項目,成為我國第一個被批準授予國外學位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1993年6月,國家教委頒布了《關于境外機構和個人來華合作辦學問題的通知》,提出“抓住機遇,通過接受捐資助學、合作辦學等形式,有條件、有選擇地引進和利用境外于我有益的管理經驗、教育內容和資金,有利于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13](P80)。1996年1月22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發布了《關于加強中外合作辦學活動中學位授予管理的通知》。這一文件的實施標志著我國政府對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學位管理初步制度化、法制化。

(四)國際合作縱深發展(2001年至今)

2001年12月10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的加入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全方位的變革,也推進了高等教育發展,尤其是加快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為我國高等教育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和良好的發展環境。

第一,黨和國家高度重視。2003年2月19日,國務院第68次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明確“中外合作辦學實行擴大開放、規范辦學、依法管理、促進發展的方針”[14]。2010年頒布實施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把“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引進優質教育資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15]作為提高我國高等教育質量、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和人力資源強國的重要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教育對外開放。2015年,國務院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16],將“加強與世界一流大學和學術機構之間的實質性合作”“加強國際協同創新”“積極參與國際教育規則制定”等作為重大改革任務。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同年,教育部印發關于《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的通知。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見》,強調要“深化中外留學與合作辦學,高校和科研機構國際協同創新”[17]。為著力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加大中外合作辦學改革力度,2020年5月,《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印發,體現了國家對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重視。在這種大背景下,國際化的教育理念逐漸滲透到大學戰略規劃的各個層面。

第二,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進入21世紀,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一系列措施引導與激勵下,留學回國和出國留學人數增幅的“逆差”現象得到顯著改善。2016-2019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251.8萬人,回國201.3萬人,學成回國占比達八成(79.9%)[18]?；貒藛T當中的一些優秀分子因熟悉國際慣例和市場規則,帶回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經驗,成為各級管理崗位上的領軍人物。2018年,我國70%以上的高水平大學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90%以上的長江學者入選者,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19](P234)。

2002年12月31日,教育部發布了《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暫行管理辦法》,中外合作辦學不僅僅是境外大學來我國辦學,我國也開始探索在海外開展教育。2004年,我國在韓國首爾開辦了第一家孔子學院,孔子學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營利性教育機構,致力于適應世界各國(地區)人民對漢語學習的需要,增進世界各國(地區)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了解。此外,我國大學還積極在海外開辦海外校區或參與辦學。2011年7月,經中老兩國政府批準,蘇州大學與老撾中資企業合作,在老撾首都萬象創辦了老撾蘇州大學。老撾蘇州大學是中國政府批準設立的第一所境外大學,也是老撾政府批準設立的第一所外資大學,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從“引進”向“輸出”、從“開放”向“開拓”的質的轉變。2020年起孔子學院品牌由“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全面負責運行。

第三,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除了以往的大學與大學之間的“單線合作”模式之外,還逐步形成不同國家之間“多校聯合、多校交織、多校融合”的新型國際交流與合作模式。我國順應發展趨勢,不斷探索,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大學加入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和環太平洋大學聯盟,就是積極融入“多校聯合”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模式的嘗試。2010年6月,由我國上海交通大學、寧夏大學兩所大學和新西蘭大學組成的“三兄弟伙伴關系”,也是“多校聯合”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此外,我國大學與國際知名院校研究機構開展的高水平合作辦學項目也不斷增多,如上海交通大學密歇根學院、西交利物浦大學等[20]。國際科研合作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內容,也是“雙一流”建設中提升我國科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抓手。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科技論文統計結果顯示,2010-2020年,中國科技人員共發表國際論文301.91萬篇,排在世界第2位;論文共被引用3 605.71萬次,也排在世界第2位。2019年中國發表的國際論文中,國際合著論文為13.01萬篇,占中國發表論文總數的26.2%。中國作者為第一作者的國際合著論文占中國全部國際合著論文的73.9%[21]。如今,我國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已經從主要向國外大學學習先進辦學理念、把握學術前沿轉向積極將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理念以及成功經驗分享給世界,教育領域的國際話語權不斷提升。

三、大學國際化辦學的問題挑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學擺脫了以往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迎來了更為全面、更為開放的辦學條件與環境。但也受歷史遺留問題及發展過程中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復雜狀況的影響,大學國際交流發展依然存在一些問題。

(一)疫情沖擊

2020-2022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席卷全球,給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提供的數據,截至2022年5月15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5.1億例,累計死亡病例625萬例[22]。從微觀上看,新冠肺炎疫情阻礙了正常的人員流動,使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許多改變。各國青少年學生不能夠正常上學,國際航班紛紛停飛或大幅減少,各國大學嚴把校門、限制進出,核酸檢測成了家常便飯,網上授課成了普遍現象。從宏觀上看,疫情對世界格局、中美關系乃至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及經貿、外交、軍事、教育、科技等都帶來了深遠影響。置身其中,大學國際交流合作勢必受到直接或間接影響[23]。首先,基于人員流動的國際教育與文化交流無法正常進行。由于各國對跨境人員流動實行嚴格的管控措施,使得人員跨境交流近乎停滯,留學生出國留學很難實現。其次,逆全球化和民族主義思潮延伸到高等教育領域。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分化與沖突日益明顯,貿易摩擦已經延伸至科教領域,對海外留學、人才交流、聯合研究、合作辦學等各方面都帶來了深遠影響。再次,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形態面臨改變。隨著疫情期間在線教育的大面積普及,未來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將更加多元化和個性化,如何利用已有國際教育資源進行“在地國際化”,如何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為世界各國的受教育者提供個性化的國際教育方案,成為大學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

(二)戰爭沖突

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發動了對鄰國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2023年10月,巴以沖突驟然升級,造成重大人員傷亡。這些行為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給相關國家造成了深重災難,引起世界很多國家的強烈反應。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最為嚴厲的經濟制裁。聯合國安理會就相關問題進行表決,各國意見不一,世界變成不同陣營。在國際局勢動蕩不安,人們的生命安全沒有保障之際,高等教育的國際合作交流深受其害。當然,大學是學術機構,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可以發揮和平使者之作用。

(三)西方限制

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客出于冷戰思維,不愿意看到世界的東方崛起一個大國,千方百計地慫恿相關部門或大學劃出高科技敏感領域,限制外國留學生涉足,制造意識形態對立,打壓本來以傳播中華文化為己任的孔子學院,盤查滋擾遣返中國留學人員,監控國際學生的學習與生活。這種逆全球化的思潮與做派,給正常的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蒙上了陰影。

(四)自身短板

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我國大學國際交流合作具有豐富的積累及良好的基礎,儲備了大量的優秀人才。但總體來講,我國大學國際合作水平還有待提高。

第一,大學國際化戰略規劃體系有待健全。國際化是以培養國際化人才為目標,以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文化交流、人員流動等活動為載體,在教育活動中踐行國際化理念、全球性思維和跨文化方法的過程。據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組織的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我國90%以上的普通本科院校均制定了國際化發展戰略[24]。但是,規劃的目標性、體系性、可落地性及可持續性參差不齊。甚至一些大學對國際化戰略的理解仍停留在較低層次,認為是國際處一個部門的事,缺乏整體戰略設計。有的大學對課程、師資、學術等方面的國際化程度所要達成的目標、戰略指向不清晰;有的大學國際化戰略規劃成為國際化活動的簡單拼湊,看似教學、科研、留學生教育齊頭并進,其實并沒有形成環環相扣、相互支撐的一體化發展思路。

第二,實質性、深層次國際交流合作有待加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一些大學的國際化仍然停留在表面的“合作、學習、交流”的國際化形式上,而對其是否有助于提升人才培養水平、推動科研協同創新、優化學科專業結構等實質性合作關注不夠。我國大學在開拓國際化視野與加快推進國際化進程中,需要科學借鑒國外先進的人才培養理念和教學模式,積極引入國外優質教學資源和現代教學方法,以促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調整人才培養目標和規格,培養國際化人才和具有國際視野的創新型人才[25]。需要通過國際化途徑,掌握世界科學技術、學術發展、大學治理的最新動態,提升自己的學術能力、學科競爭能力及大學治理水平,以接近或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這是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第三,國際化保障體系較為滯后,不能適應國際化發展的需要。西方國家能夠匯聚一流學者的原因,不僅在于其雄厚的學術實力,還得益于五湖四海聚人才的用人制度和管理體制。相比而言,雖然我國大學也很重視放眼全球吸引高層次人才,但在落實國民化待遇、探索符合外籍教師需求的薪酬體系、晉升考核辦法等方面尚未形成制度,帶有明顯的不徹底性。很多大學依靠資金投入引進人才,實現學術成果的快速增長,但是很少涉及根本性的教學、科研與管理的制度變革[26](P43)。

四、大學國際化辦學的實現路徑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變,戰爭沖突摩擦此起彼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激烈競爭前所未有,氣候變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問題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史無前例。大學對外開放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更加嚴峻復雜?？鬃訉W院、出國留學、來華留學、合作辦學、科技合作等各項工作都將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有的甚至帶來很大的風險。大學參與全球人文治理、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將面臨更多的阻力和困難。既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對外開放不動搖,又要堅持國家主權和安全發展利益為重,開展有利有理有節的斗爭。在斗爭中騰挪空間、培育新機、化危為機,把高等教育作為科教融合、文化傳播、形象建構的實踐載體,通過大學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增進文化融合、科技協作和知識傳播,不斷開創更全方位、更寬領域、更多層次、更加主動的高等教育對外開放合作新局面。

(一)深度拓展全球合作

以北京外國語大學為例,以“高水平、深層次、寬覆蓋、長時效”為指導原則,推動與全球各國、各地區、各領域一流合作伙伴協同發展,助力一流學科建設和一流人才培養。聚焦“一流”,提升與世界頂級大學合作水平。穩步增加世界一流合作大學數量,與絕大多數非通用語種對象國一流大學建立聯系,聯合培養拔尖人才,聯合開展科研合作。擴增合作范圍,推動與開設語種對象國務實深入合作。與開設語種對象國政府、教育文化部門等在相關語種人才培養、師資培養、教學科研、文化交流等領域開展各類型務實合作項目。進一步增強全球外國語大學聯盟之間的深度合作,推進聯盟校長論壇、聯盟學科建設與創新發展國際學術會議、聯盟電子期刊等合作項目,提升聯盟國際合作水平與國際影響力。加強科學調研,拓展與全球國際性組織互利合作;加強對全球各類型國際性組織機構的深入調查研究,提出切實可行的合作規劃方案與合作策略;增加與聯合國機構、國際智庫等各類型國際性組織機構的合作范圍,加大深度合作的可能性;注重與國際儒學聯合會等中國發起的國際性組織共建合作平臺,提升中國高校外語慕課聯盟的國際影響,建設國際化學科資源平臺,基于現有中國高校外語慕課聯盟、中國高校外語慕課平臺,建立并加強與全球知名慕課平臺合作,邀請更多著名大學加入上述聯盟,引進優質課程;拓寬交流領域,搭建與外國駐華機構合作新平臺,形成北京外國語大學與駐華機構合作的聚合效應,探索靈活多樣的合作模式,分享來自世界各國的優質教育文化交流資源,提升合作層次,為學生提供更多優質的實習實踐機會。

(二)積極提升全球聲譽

大學應以“優勢引領、精品塑造、全球傳播、影響世界”為理念,積極發揮海外平臺、校友網絡全球輻射的作用,著力打造在地國際品牌項目,提升優勢學科與學校聲譽,搭建全球傳播平臺,全方位提升學校的海外影響力以及全球聲譽。一是加強海外基地建設,優化全球發展布局。加強包括全球孔子學院、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海外子公司與出版中心在內的海外基地建設,力求覆蓋盲點,優化全球發展布局和結構。二是發揮優勢學科引領作用,提升全球學術聲譽。努力提高大學和學科聲譽,穩步提升全球大學和學科排名,研發全球指數平臺,推出系列全球化指數。三是增進中外學術文化互鑒,打造精品譯介項目。加強與國際知名人文社科學術出版機構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版機構的合作,在國際文化出版領域擴大影響力。四是凝聚海內外資源,推進校友會全球覆蓋。有序推進校友分會的建設,逐步完善全球校友會網絡,匯聚海內外校友資源。五是提升國際暑校內涵質量,打造來華夏令營知名品牌。精心設計暑假國際小學期課程,邀請中外一流水平的教師授課,打造暑期來華留學品牌項目。

(三)匯聚全球一流師資

秉承“高端引領、全球整合、創新機制、精準培育”的理念,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國際人才引進與國際化人才培養相結合,匯聚全球一流人才資源,打造一支教學突出、科研卓越、融通中外、具有全球競爭力以及影響力的國際一流師資隊伍。再以北京外國語大學為例,首先,拓展教學團隊的國際視野,強化非通用語特色師資建設。完善教師全球發展與學術交流制度,建立健全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的教師發展機制。提升非通用語師資隊伍整體水平,為非通用語國別區域研究人才的海外培養和研修創造條件。其次,推動深度國際合作,提升師資全球競爭力,建立專業化、國際化師資培訓制度。著力提升教師隊伍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教學水平。再次,完善政策支持和激勵機制,充分調動教師參與國際交流的積極性、創造性。加大高端人才引進力度,實施全球學者計劃。同時,圍繞學科發展重點,瞄準世界一流大學和科研機構,引進一批活躍在國際學術前沿的學術骨干、高層次拔尖人才和具有良好發展潛質的優秀青年人才,構建成長型的教師梯隊。最后,優化外籍教師聘用與管理機制,打造一流國際師資隊伍。逐步落實外籍教師國民化待遇,提升外專引進項目的層次,打造多元化、全覆蓋、高水平的國際師資隊伍。

(四)深化國際學術合作

打造中國和世界相互了解、相互借鑒的引領性學術平臺,努力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者團隊,產出一批具有獨特學科特色的原創性成果。實施學術合作支持計劃,產出高水平學術成果。鼓勵和支持師生積極參與國際高層次學術合作,創建高端國際學術論壇,在國際學界發出中國聲音。以北京外國語大學為例,進一步完善多語種學術成果評價機制,建設戰略性語種學術期刊方陣。加大對多語種學術期刊分級認定的數量,完善學術成果評價機制,服務國內學者學術成果的國際發表。繼續擴大和優化多語種學術期刊建設,謀劃海外出版。立足“海外中國學”,建設多語種跨文化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發揮跨文化研究優勢,加快建設“中國學”多語種跨文化全球傳播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偨Y形成準確闡釋中國實踐、中國理念、中國價值、中國精神的對外表達方式,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多語種譯介和跨文化傳播。同時,實現對重要國家與區域研究的全覆蓋,加大學術研究的深度。堅持“國家急需、任務牽引、成果重大、協同創新”的原則,重點發展國別區域研究。堅持“國際視野、北外特色”的發展模式,積極推出一系列具有重要學術影響力的標志性成果,打造全球指數研究平臺。另外,聚焦人工智能,建設世界一流人類語言實驗室。凝聚校內外、海內外、科技名企英才協同創新,將人工智能與人類語言重點實驗室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智能語言教學與研究基地。

(五)致力培養全球英才

依托科學、合理的本科與研究生專業課程體系和通識教育培養體系,鼓勵并資助學生在校期間參加海外學習交流,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全面提升學生全球勝任力。一是完善課程體系建設,推進教育國際化。引進世界一流大學優質課程資源,探索線上線下結合等授課方式,充分利用優質國際慕課;二是創新高層次聯合培養模式,服務國家人才強國戰略,積極開展國內外合作辦學、聯合培養,建設高水平特色海外交流項目,與國外知名院校聯授學位,建立和推動“一帶一路”人才培訓計劃;三是提升出國留學規模和層次,建設海外優質實習實踐基地,完善多層次、多渠道學生海外學習交流資助與管理體系,加強海外留學課程質量監督與管理,提高學生交流規模與層次;四是加強與聯合國等國際性組織機構合作,開通實習渠道,全面提升學生全球勝任力;五是完善來華留學管理機制,加強國際學生招生、培養、就業全過程管理,將國際學生培養納入學校統一教學培養體系,推進中外學生同堂上課與管理趨同;六是部署高端人才項目,完善獎助體系和就業指導,通過高品質教學與服務提升國際學生留學體驗,打造品牌項目。

(六)完善全球保障體系

建設一流的全球化、智慧化校園,建立國際化工作管理制度與團隊,實施全球化安全支持與海外部署,拓展多元籌資渠道,落實資金保障,構筑全方位、深層次的全球戰略規劃保障與支撐體系,營造國際化校園文化氛圍。一是進一步優化功能分區、資源整合和空間布局,提升后勤國際化管理和服務保障水平,構建國際化、智慧化后勤保障體系,堅持“開放、互聯、智能、創新、融合”理念,逐步加大學校信息化建設及運行經費投入力度,提高信息化管理服務水平;二是完善辦公體系,提升管理人員國際化水平,構建國際化統籌管理、分工協作的辦公體系和制度保障機制,建立相應的考核體系及獎勵激勵機制;三是提升師生健康安全意識,建立全球法律支持體系,提高校園安全保衛工作信息化、職業化、專業化水平和國際化意識,加強安保人員培訓和師生安全教育,提升學校醫療保健、心理健康、海外安全保險保障能力;四是開拓多元籌資渠道,提高資金保障能力,保障全球化戰略實施經費,推動學生海外學習實踐全覆蓋,資助教師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提高財務管理能力和資金使用效益,完善資源配置和績效考核制度。

總之,高等教育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因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產生,又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高等教育發展史就是高等教育職能不斷擴展的歷史,其職能的每次擴展都會引起高等教育思想的嬗變。在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進程中,大學在國際化辦學方面的職能不斷彰顯。大學和各有關方面應當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胸懷“國之大者”,在認真履行好大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職能的同時,積極承擔起國際交流合作中的職責使命,譜寫好實現中國夢的高等教育國際化辦學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