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近百年變遷中的著名大學校長

劉宇佳

(湖北大學 師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校長與社會是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辯證關系。一方面,社會為校長辦學提供了現實土壤,只有立足時代要求,順應社會發展,校長才能實現自己的辦學理想,成為功成身就的著名校長。另一方面,社會的前進離不開文化的革新、教育的革新,終究離不開人才培養。校長通過治校辦學,以教育之力推動社會的發展。近百年來我國著名大學校長經歷的時代,其社會變化是顯著的,有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由專制到共和”的變化,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由舊到新”的變化,亦有經歷“文化大革命”到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由亂到治”的變化。時代變遷對教育發展尤其是高等學校的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著名大學校長很好地把握了時代社會發展提出的新問題,從辦學治校的思想認識上、實際舉措上探索回應了這些新要求。本文聚焦中國社會近百年變遷中的著名大學校長,從教育目的、辦學目標與價值旨歸三方面探究著名大學校長在重大歷史節點時期的辦學實踐,總結著名大學校長的共性特征,既具有展現中國社會近百年變遷中著名大學校長辦學思想與治校實踐的史學價值,又有為當今大學校長治校辦學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由專制到共和”變遷中的著名大學校長

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社會經歷“由專制到共和”的轉變。如何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破除專制時代封建教育的頑疾?如何培養符合五四時代特點的新青年?如何將舊時官僚式的學校系統改革成適應共和大勢的民主學校?這是當時知識分子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以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代表的著名大學校長對這些問題做出了解答。

(一)培養具有健全人格、共和精神、廣博知識的人

區別于封建教育對人性的束縛、對個人發展的鉗制,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認為,共和時代的教育要培養具有健全人格、共和精神與廣博知識的人。

健全人格與共和精神最先由蔡元培提出。1912年5月,蔡元培在參議院發表演說時談到,“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1](P12);1920年12月他再次提出,普通教育的宗旨應定為“養成健全的人格、發展共和的精神”[1](P330)?！敖∪娜烁瘛币馕吨w育、智育、德育、美育的全面發展?！肮埠偷木瘛币馕吨鞍l揮平民主義,俾人人知民治為立國之本;養成公民自治之習慣,俾人人能負國家社會之責任”[2](P220)。蔣夢麟和梅貽琦在人才培養目標上的見解與蔡元培相通,認為健全人格與共和精神是人才培養之本。蔣夢麟在《世界大戰后吾國教育之注重點》中提出,“發展個性以養成健全之人格,注重美感教育、體育以養成健全之個人……注重公民訓練以養成平民政治精神”[3](P62)。張伯苓也提出,“教育一事非獨使學生讀書習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4](P8),強調“研究學問,固然要緊,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4](P154),將共和精神凝練為“公”,并作為學校校訓之一。

健全人格與共和精神是對學生情感意志層面的要求,在能力層面則要培養具有廣博知識的人。蔡元培認為,學科之間是互相滲透、彼此聯系的,“文科的哲學,必值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后之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1](P665),大學生要兼習文理,具有廣博學識。梅貽琦提出通才教育思想,他認為通識教育不足是大學教育的一大通病,“今日而言學問,不能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門;曰通識者,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均有相當準備而已”[5](P56),并要求清華大學工學院“添設有關通識的課程,而減少專攻技術的課程”[5](P64)。

(二)辦學術為先、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民主大學

不同于專制時代官僚養成所的學校系統,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提出了符合學校本質的大學觀。蔡元培言,“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1](P75),“‘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1](P179)。梅貽琦道,“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5](P7)。這一時期著名大學校長都強調辦學術為先、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民主大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新舊思潮交匯,中西學說碰撞,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著名大學校長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針,將學術為先作為學校發展的首要指南。蔡元培提出,“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1](P663),讓各家學說在北京大學自由發展,為師生營造自由寬松的學術氛圍。蔣夢麟主校北大時堅持學術為先的治校之策。他在《北大之精神》中談到,北大具有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種思想能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御外侮”[3](P260)。

教授治校與學生自治是在遵循學術規律基礎上,辦民主大學的重要舉措。蔡元培認為,過去只依靠校長和少數管理人員的辦學方式已不適應共和時代的學校發展需要,他倡導教授治校,汲取教授的力量推動學校的發展,使學校走上制度化的發展軌道,亦使“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1](P224)。蔡元培和蔣夢麟也十分重視培養學生自治的價值,多次論及學生自治的精神、責任與問題, “學生自治,是養成青年各個的能力,來改良學校社會。他們是以社會分子的資格,來改良社會,大家互助,來求社會的進化。不是治人,不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務”[3](P153)。

(三)發展尊重個人、改良社會、挽救國家的教育

意識到封建時代“政治牧民之教育”“養成科名仕宦之材”的本質,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強調教育尊重個人、發揚個性的價值。蔡元培提出君主時代的教育和民國教育的不同點在于“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用一個人主義或用一部分人主義,利用一種方法,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有如何能力,方能盡如何責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1](P16),認為教育者要尊重教育發展規律,充分發揮學生的個性特點。蔣夢麟批判封建主義的“牧民教育”,提出“新教育之效力,即在尊重個人之價值”[3](P38),“個人之天性愈發展,則其價值愈高。一社會之中,各個人之價值愈高,則文明之進步愈速”[3](P39)。

救亡圖存、振興民族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時代旋律。在尊重個人價值,發揮個人天性的基礎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強調教育必須發揮改良社會,挽救國家的作用。張伯苓在辦學中著重強調教育的社會本位,認為“教育為改造中國之根本辦法”[4](P138),“教育著重個人的長進,更須著重社會的進步”[4](P71)。他在《辦大學之目的》中提到,“夫教育目的,不能僅在個人。當日多在造成個人為圣為賢,而今教育之最要目的,在謀全社會的進步”,并強調“中國教育應以認識中國,服務中國,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目標”[4](P69)。梅貽琦也談到,“諸君到學校來正是為從學問里研求拯救國家的方法”[5](P10),要求學生“記住國家這種危急的情勢,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盡自己的力”[5](P8)。

二、“由舊到新”變遷中的著名大學校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社會經歷“由舊到新”的轉變。如何建設與舊時代不同的高等教育體系?如何將舊中國延續而來的大學建設成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為工農大眾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的社會主義大學?如何培養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勞動者與接班人?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都是亟待探索的新課題。馬寅初、李達、吳玉章、潘菽等著名大學校長在治校辦學的實踐中對這些問題給出了回答。

(一)培養具有堅定立場與過硬本領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

1950年6月,教育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通過了《高等學校暫行規程》,規定高等學校要“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級建設人才”[6]。培養具有堅定立場與過硬本領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著名大學校長的共識。

堅定立場是把握學生基本政治素養與思想覺悟的要求,對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有著根本的戰略意義。吉林大學校長唐敖慶明確提出,要“在高等學校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對青年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民族氣節的教育,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教育,培養他們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淪”[7]。中國人民大學首任校長吳玉章在《人民大學》?？l刊詞中指出,中國人民大學的任務是培養新中國的建設干部[8](P120),要求師生成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掌握最新科學成就的專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集中優勢力量培養高精尖專門人才,滿足新中國建設對人才的需要,全國高校于1952年進行了院系調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提出北京大學的主要任務是為新中國培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方面從事研究工作或教學工作的專門人才。北大的畢業生應該是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和廣泛的科學基礎,能解決國家建設中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并且忠實于祖國和共產主義的人。潘菽主政南京大學時,也將學生培養目標確定為“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級建設人才”[9](P25),要求教學工作要適應國家建設需要,培養通曉基本理論并能實際運用的工程師、農業技師,教師、政法財經干部,以及語文藝術和科學工作者。雖然此時重點強調學生專門能力的培養,但著名大學校長也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例如,馬寅初多次要求學生應德智體全面發展,不但要掌握豐富、先進的科學知識,更要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強健的體魄和獨立工作的能力,這樣才能更好地為社會服務,為國家和民族發展貢獻力量。

(二)辦目標引領下組織制度健全的社會主義人民大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百廢待興,高等學校急需從舊教育系統轉變成適應新中國的學校體系。以李達、潘菽為代表的著名大學校長志在辦目標引領下組織制度健全的社會主義人民大學。

著名大學校長結合高等教育形勢與學校發展基礎,確定了學校發展的目標。吳玉章認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與它的社會制度相適應的教育內容,中國人民大學創辦伊始,吳玉章就強調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指導辦學,努力把中國人民大學建設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學和研究的堅強陣地。王亞南就任廈門大學校長后,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團結全校師生員工,為把廈大建設成為人民的新大學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山東大學校長華崗也提出要把山東大學辦成有自己重點、有自己個性的學校,他為山東大學設計了“文史見長、加強理科、發展生物、開拓海洋”的發展方針,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規劃,使山東大學的理科繼續保持優勢,文史哲研究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海洋研究特色也獨樹一幟。健全學校組織制度也是這一時期著名大學校長的重要追求。例如,潘菽就任南京大學校長后,首抓學校組織與制度建設,于1951年10月頒布了《南京大學暫行組織規程》,明確規定學校管理的各項事務,使學校管理有章可循。

(三)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教育

社會“由舊到新”的變遷,必然要求教育事業“由舊到新”的轉變。毛澤東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10](P37)。秉承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精神要義,著名大學校長志在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教育,此時教育之“新”體現在著名大學校長辦學中的“三大堅持”。

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辦學之路。這一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深刻體悟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人才培養、對高等學校發展、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價值。陳道望在主持復旦大學期間,始終和黨組織保持著融洽的關系,自覺堅持黨的領導,保證復旦大學不偏向、不離心。戴伯行見證過中國共產黨發展的艱苦歷程,他在擔任四川大學校長時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依靠黨組織的支持,以自己的言行影響了廣大師生員工,堅決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引導全體師生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二是堅持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人才,保證青年學生的政治方向。劉伯承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工作期間,把辦校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要求“不管是軍事、政治、行政、技術等任何一個干部,都應強調政治學習,確立為人民工作與學習的態度”[11](P656)。王亞南擔任廈門大學校長伊始,著重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政策,端正學風,改進教學,加強政治學習,整頓解放初期學校秩序的混亂狀態,引導學生和青年教師們努力學習業務,堅持正確的方向。

三是堅持辦屬于人民的教育,實行學校向工農大眾開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提高群眾素質,為新中國建設培養更多類型的建設人才,著名大學校長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和發展老解放區教育的革命傳統,執行中央關于“教育為生產建設服務”“學校向工農開門”的方針。吳玉章根據國家建設需要,從建校之初就建立多種學制、多種規格、多種形式的辦學體制,既有本科、專修科、研究生班,又有夜大、函授部和文化補習班,除了招收一部分青年學生之外,還招收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干部和產業工人。正如時任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所說:“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一個大學的發展前途,就是取決于它能否為人民為工人大眾服務?！盵12]

三、“由亂到治”變遷中的著名大學校長

經歷“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社會經歷了“由亂到治”的轉變。如何盡快恢復大學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如何使大學盡快回歸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的正軌?如何發揮大學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建設服務的作用?這些是教育工作者必須面對的問題。以蘇步青、周培源、嚴濟慈為代表的著名大學校長對這些問題做出了解答。

(一)培養全面發展的現代化建設高級人才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要求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培養全面發展的現代化建設高級人才是這一時期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正如華東師范大學校長劉佛年所言,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是整個現代化過程的客觀需要,“不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就實現不了”[13](P119)。

為實現培養全面發展的現代化建設高級人才的目標,著名大學校長采取多種方式選拔人才,盡力為人才培養創造良好的條件。吉林大學校長唐敖慶高度重視人才培養,他認為選才、育才的標準應是德才兼備,即同時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他提出要為科技人才的成長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可以將國家重點實驗室作為培養跨世紀科技人才的基地,賦予他們選擇工作助手的權利、選擇課題人選的權利[14]。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的創辦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創舉。1978年3月8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經過考試選拔智力超常的少年進入學校學習,少年班以“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高質量人才”為辦學宗旨,對促進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寄托著時代和國家對人才的渴求,開啟了我國超常教育的先河[15]。

(二)辦綜合型、研究型、開放型的現代化大學

改革開放后,吸取20世紀50年代全國院系調整的經驗,我國著名大學校長察覺到單一學科發展的大學已不適應高等教育國際化、綜合化的發展方向,建設綜合型、研究型與開放型的現代化大學成為著名大學校長辦學的重要追求。20世紀70年代末,朱九思在主持華中工學院①學科結構改革時,提出“走綜合化的道路”,通過大規模引進人才,實施“科研走在教學的前面”等發展戰略,先后建立了理科的數學系、物理系和化學系,文科的中文系、新聞系、社會學系、外語系等,開始了學校辦學歷史上的三個轉變:由單一的工科教育向理、工、文、管相結合的綜合型大學轉變;由主要從事教學工作向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轉變;由主要從事本科教育向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的多層次辦學轉變。1978年李國豪主政同濟大學時,也助推同濟大學從以理工為主的辦學方式向綜合性學科育人模式轉變,使同濟大學走上了特色化、國際化、綜合化的發展道路。吳詠詩擔任天津大學校長時,感到單純辦工科不利于學校的發展,也不利于人才全面成長,提出要將天津大學辦成綜合化、研究型、開放式的現代化大學。1986年,母國光在擔任南開大學校長后也提出建設綜合型、研究型、現代化的大學。

(三)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一流教育

改革開放后,為提升中國高等教育影響力,著名大學校長高瞻遠矚,提出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一流大學。早在1977年暑假,朱九思就曾帶領華中工學院領導班子,組織700余名教師和管理干部,對世界科學技術和高等教育發展進行了系統的調查,通過對比分析華中工學院的特點,提出“要把華中工學院辦成中國的麻省”,確立了華中工學院趕超世界一流的對標高校。蘇步青在主持復旦大學行政工作時也清楚地認識到,國家重點大學在國家改革發展中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要為國家經濟、科技、文化和社會發展擔綱,要在促進生產力發展中領銜。為此,蘇步青在學校發展規劃中提出學校的奮斗目標就是“要把復旦大學辦成能反映我們科學文化最先進水平的國內第一流大學,為國家培養更多優秀的專門人才”[16]。

值得一提的是,在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一流大學的進程中,我國著名大學校長開始了對高校辦學自主權的探索。1979年12月,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與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華東師范大學校長劉佛年、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鄧旭初聯名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呼吁給高等學校一點自主權[17]。周培源也主張通過高等教育改革,實行“民主辦?！?明確以教師為主體并嚴選良師,大力開展科學研究,建立學術委員會,以此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體系[18](P169)。1985年,中共中央頒布《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提出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四、中國社會近百年變遷中著名大學校長的共性特征

在“由專制到共和”“由舊到新”“由亂到治”的社會變遷背景下,我國著名大學校長提出的辦學主張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兼具科學性與發展性,展現出著名大學校長所具有的共性特征。

(一)具有思想先進、敢為人先的精神氣概

中國社會近百年變遷中的著名大學校長之所以能順應引領時代發展,正是因為他們具有思想先進、敢為人先的精神氣概。這種精神氣概不僅體現在著名大學校長能在其所處時代提出極具規律性與創造性的辦學思想,更體現在著名大學校長能在有限條件下排除萬難將其付諸實踐。

聚焦到不同社會背景下著名大學校長的辦學實踐。就辦學目標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提出辦學術為先、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民主大學,是對封建時代專制教育的顛覆與革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著名大學校長堅持辦目標引領下組織制度健全的社會主義人民大學,是在承襲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著名大學校長先進的辦學思想的基礎上,結合新中國建設的實際需要而提出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面臨著實現現代化發展的更高目標,要求中國高等教育樹立更高的發展目標以適應社會的發展,這一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提出辦綜合型、研究型、開放型的現代化大學,使中國高等教育走向更有廣度、深度與融合度的發展道路。在中國社會近百年的變遷中,每一時期著名大學校長所提出的治校理念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甚至在今天看來,仍然極具先進性與創造性。正是由于著名大學校長始終站在時代發展前沿,以敢為人先的精神氣概踐行著先進的辦學思想,才能使中國高等教育緊握時代發展脈搏,在社會變遷的浪潮中得以迅速轉換與跨越發展。

(二)具有遵循規律、果敢決判的戰略眼光

遵循規律、果敢決判的戰略眼光既體現在著名大學校長在日常治校辦學中始終遵循并堅持教育教學與學校管理規律,也體現在學校發展受到外部影響的關鍵時期,著名大學校長依舊能在堅持辦學規律的基礎上準確決斷,最大程度消解外部因素對學校發展的影響。

遵循教育規律進行辦學是著名大學校長取得成績的基石。在中國社會近百年變遷中,雖然不同時代的著名大學校長面臨著不同的辦學背景,但他們堅持著相似的辦學規律,即堅持學術為先、民主治校的辦學方向,重視延聘師資、關愛學生的辦學基礎,注重教研并進、學風建設的辦學要求。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關頭,在學校發展的關鍵時期,著名大學校長的果敢決判是學校有序發展的關鍵。著名大學校長始終堅持學生的基本任務在于學習,學術批判的尺度在于客觀真理,努力為學生創造正常的學習交流環境與學術研討氛圍。在學習國外先進辦學經驗的問題上,吳玉章、蔣南翔等著名大學校長也很好地把握了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以科學的態度學習國外先進辦學經驗。正是在著名大學校長遵循規律、果敢決判的戰略眼光的指導下,中國大學才能在社會變遷中始終把握學校發展的主要矛盾,沒有因外界環境影響到學校的正常發展。

(三)具有淵博學識、追求卓越的業務能力

著名大學校長能擔當重任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個人具有淵博學識、追求卓越的業務能力。他們的業務能力贏得了師生的敬佩,為實現辦學理想塑造了良好的環境,也為學校發展營造出和諧的氛圍。

著名大學校長的業務能力主要體現在其政治素養與學術修為兩方面。政治素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與改革開放后這兩個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群體中更為突出。著名大學校長深厚的政治素養使中國大學在社會變遷中始終保持著堅定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以山東大學校長華崗為例,他陸續以“共同綱領”“社會發展史”為主題多次為師生講授政治課,政治課規模宏大、活潑深刻、影響廣泛,極大提高了全校師生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理解。另外,著名大學校長扎實的學術修養使中國大學在專業發展、學科建設上取得顯著成績。著名大學校長多是學識淵博、文理兼通的學術精英,他們較好地協調了“學科型”大學校長和“學校型”大學校長的辯證關系[19],不僅基于個人對本學科專業的理解為學校優勢學科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更站在全局高度對學校發展全盤謀劃,使學校在綜合化發展的道路上不失特色。正是由于著名大學校長所具有的淵博學識與追求卓越的業務能力,才能使我國高校在落后的起點上奮起直追,以后來之姿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

(四)具有嚴慈相濟、松弛有度的管理智慧

無論是“由專制到共和”背景下以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為代表的著名大學校長,或“由舊到新”背景下以馬寅初、李達、吳玉章、潘菽為代表的著名大學校長,亦或“由亂到治”背景下以蘇步青、周培源、嚴濟慈為代表的著名大學校長,他們在管理學校的過程中都做到了嚴慈相濟、松弛有度。一方面,他們對教師育人、學生治學有著嚴格要求,對學校學風建設極為看重。另一方面,他們都盡力為師生創造良好的生活與學習環境,平日里尊重關懷,處處寬容。嚴慈相濟、松弛有度的管理智慧是著名大學校長治校辦學得以成功的基礎。

總的來說,著名大學校長作為經過時代檢驗的教育家型校長,是“識時務”之教育家的典型代表。正如中國軍事教育家蔣百里在《教育家言》中論及的“教育家之資格”,“教育家而不識時務也,則不知國家之所需者何,而其結果也,則有骨骸而無精氣”[20](P95)。著名大學校長正是準確地把握了國家、民族、世界的發展趨勢,將思想先進、敢為人先的精神氣概,遵循規律、果敢決判的戰略眼光,淵博學識、追求卓越的業務能力,嚴慈相濟、松弛有度的管理智慧融入個人成長與治校辦學的實踐過程中,為實現中國社會“由專制到共和”“由舊到新”“由亂到治”的轉變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正是他們準確判斷了社會發展趨勢,適應了時代轉換,以此成為著名大學校長。

注釋：

① 華中工學院即今天的華中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