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移民與儒學發展

周大鳴

(云南師范大學 法學與社會學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喬健先生指出：“世界上多民族的國家很多，但像中國這樣有這么多民族聚集在一起，共同經歷了上千年的歲月，最后終能共存共榮以大團結為結局的卻絕無僅有”(1)喬?。骸吨袊祟悓W發展的困境與前景》，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對于中國的多民族共存共榮局面，他注意到中華文化本身的多元屬性，同時也注意到各個民族之間基于經濟、政治、文化層面的錯綜復雜關系。費孝通先生基于對中國歷史與當下的整體性了解，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2)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來高度概括了中國民族關系的特點。他在具體的論述過程中關注到中國社會以漢族為核心的多元融合的民族特點，漢族進入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對少數民族起到了充實作用，其中，民族走廊作為民族互動的通道起到重要的溝通作用。費孝通先生從“走廊”研究的視角，對“藏彝走廊”作了初步界定和設想，“把北自甘肅，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洛渝這一帶地區全面聯系起來，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區這個走廊的歷史、地理、語言”(3)費孝通：《關于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安匾妥呃取焙芎玫鼗卮鹆藚^域內各民族互動情況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為了回應喬健先生中國何以“最后終能共存共榮以大團結為結局”的問題，本文試圖借用費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與區域板塊的理論架構，從云南人的來源與多民族的形成入手，關注云南自古以來尤其是元明清時期的移民與云南儒學發展的關系，來探討云南各民族如何融入中華民族的議題。

一、云南人的來源與多民族的形成

“云南人”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據林超民教授的考證，云南在歷史上的較長時間，是用“西南夷”來指代的，而到了明代后期，“云南人”得以形成，進而取代了“西南夷”。這一轉化背后，是“云南人”的地域視角代替了“西南夷”的邊地視角，亦是“云南人”對中原的認同和華夏的認同。(4)林超民：《從“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認同的演變》，載《云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霸颇先恕焙我孕纬?？我們先從區域的視角來看云南，云南分別地處藏彝走廊、南嶺走廊、苗疆走廊、南疆區域范圍內，同時，云南也是中國幾大水系的發源地或流經地。云南是典型的“中間地帶”(5)沈海梅：《中間地帶：西南中國的社會性別、族性與認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4～16頁。在此書中，“中間地帶”指西南這一多民族區域內國家、地方、不同民族之間發生文化接觸和展開互動的情形。，有典型的文化混融性特點。而道路是云南混融性特征的基礎架構，云南，得以在道路的互聯互通中實現“中間地帶”的位置。

(一)作為“中間地帶”的云南

從藏彝走廊看云南。費孝通先生所關注的藏彝走廊“北自甘肅，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洛渝”，即“以康定為中心向東和向南”(6)費孝通：《關于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藏彝走廊所涉及的行政區域包括云南、西藏、四川，具體包括云南的迪慶、怒江和麗江，西藏的昌都，四川的甘孜、阿壩、涼山和攀枝花。(7)李紹明：《費孝通論藏彝走廊》，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藏彝走廊區域內生活有藏族、彝族、怒族、傈僳族、納西族等眾多民族，并且每個民族內部的支系也紛繁復雜，民族文化十分豐富。藏彝走廊因獨特的自然區位，民族文化也非常立體，造就了獨具一格、自成體系的藏彝走廊文化體系。透過藏彝走廊，我們得以理解多民族何以共生共存的邏輯。

從南嶺走廊看云南。歷史上，南嶺走廊是溝通中原與華南的通道，該通道由成東西走向的五大主要山脈——“五嶺”構成，在“五嶺”之間自西向東分布開來的道路即我們所說的南嶺走廊。(8)周大鳴，張超：《如何理解中國：民族走廊研究的歷史與現實意義》，載《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2期。南嶺走廊南北寬約330多公里，東西長約1000多公里。從具體的行政區域來講，南嶺走廊自西向東跨云南、貴州、湖南、江西、廣西、廣東及福建。廣義的南嶺走廊還是長江與珠江流域的分界線。(9)王元林：《費孝通與南嶺民族走廊研究》，載《廣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南嶺走廊內，生活著漢族、瑤族、苗族、侗族等十幾個民族。

從水系看云南。云南是珠江源頭之一。珠江水系的源頭有二，一是貴州的牂牁道部分，二是云南東部的宣威一帶。一衣帶水，把云南與沿海連接起來。除外，云南也是元江水系的源頭。此外，云南還是長江水系、瀾滄江水系、怒江(薩爾溫江)水系、伊洛瓦底江水系的流經區域，這些水系將云南整合進更為廣闊的區域。

從苗疆走廊看云南。苗疆走廊起點為湖南常德，經貴州，至昆明，全程近三千米，途經我們現在所熟知的云貴高原，是云貴高原上重要的交通線路。苗疆走廊線路在昆明與南方絲綢之路交匯，進而連接著更為遙遠的南亞、東南亞地區，從這一層面來講，苗疆走廊也是一條國際通道。

從南疆(越、老、緬、柬、泰)看云南。古代中原王朝曾在南疆(中南半島)設置過交趾郡、永昌郡、安南都護府及其屬下各郡、羈縻州、云南布政使司、三宣六慰、交趾布政使司、老撾布政使司、真臘布政使司、舊港宣慰司、安南都統使司等。云南著名的民諺“窮走夷方，急走廠”，即道出了云南與中南半島的關系。

(二)云南人的來源與云南古代的交通

人是區域社會發展的核心生產力，在歷史時期，云南有數次不同形式的移民。移民正是通過道路從中原、漢族區域及其非云南區域來到云南?！奥贰笔侨祟惿鐣漠a物，具有社會性，是為人的連通而存在的，道路實則承載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云南有重要的南方絲綢之路與茶馬古道，南方絲綢之路與茶馬古道上的人、物、信息的流動方式，是云南人形成的要素之一。

南方絲綢之路從四川成都出發，經過云南，到達緬甸、印度，乃至中亞與西亞。(10)段渝：《中國西南早期對外交通——先秦兩漢的南方絲綢之路》，載《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該道路“戰國時已通，漢以來而盛”(11)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44頁。，方國瑜先生早至20世紀40年代，就指出該道路的重要性：“考兩國(中印)兩國間之交通，約有三途：一自蔥嶺，一自南海，又其一則自滇、蜀?！缘嵋灾林袊?，其道至便，故常通焉。因印、緬自滇與中國交通，影響于云南文化者至巨”(12)方國瑜：《云南與印度緬甸之古代交通》，載方國瑜著，林超民編：《方國瑜文集》(第4輯)，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頁。。

茶馬古道是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線路之一，(13)中國對外交流線路主要為5條：南海道、西域道(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青藏高原“麝香絲綢”之路和滇、藏、川“茶馬古道”。參見木霽弘，陳保亞，李旭，等：《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5頁。其兩條主要的線路——滇藏線和川藏線，(14)石碩：《茶馬古道及其歷史文化價值》，載《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都連接著國內外交通。滇藏線以云南普洱為起點，經過云南的大理、麗江、中甸，而后進入西藏的察隅、拉薩、日喀則等地，進而直達緬甸、尼泊爾、印度等地區。川藏線以四川雅安為起點，經過四川的康定，進入西藏的昌都，最后到達尼泊爾、印度等地區。(15)木霽弘，陳保亞，李旭，等：《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茶馬古道除了滇藏線和川藏線，還有青藏線(甘青線)，除外還有諸多有毛細血管之稱的支線，共同形成跨越云、藏、川、青等諸省，連接南亞、東南亞，乃至西亞和中亞的龐大交通體系。

以上南方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是云南重要的兩條道路，道路以連通性、開放性、互動性、聚合性的特性，整合了道路空間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道路整合了整個云南地域，亦使云南得以整合進超越云南的區域地域。移民得以沿著道路來到云南，帶動云南儒學的整體發展。

二、元代云南移民與儒學發展

儒學，是邊疆民族地區傳播主流文化的重要陣地。全國意義的儒學發展在“百家爭鳴”過程中，獲得獨樹一幟的位置，體現出儒學的優越性。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標志的國家權力對儒學的推崇，更是將儒學確立為思想文化的正統，亦形成一種普遍的、相對穩定的民族心理因素。就云南而言，因云南的邊疆屬性，云南儒學的發展滯后于全國整體性的儒學發展。據現有史料記載，云南最早的文廟始建于元代。(16)云南始建最早的文廟有三。云南府文廟建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大理府、臨安府文廟均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对颇鲜≈尽分兄赋觯骸霸颇蠒菏加诿鞔?，盛于清代，終于清代”(17)云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云南省志》卷六十《教育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頁。。木芹、木霽弘總結了元明清三代云南儒學的特點：元代生長，明代扎根，清代向縱深方向發展。尤其在清代，內地儒學已經走向沒落，但云南儒學仍是方興未艾。(18)木芹，木霽弘：《儒學與云南政治經濟的發展及文化轉型》，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頁。周智生等學者也指出，元代以前，云南雖有儒家文化的傳播，但影響有限，元以前，云南也并未納入科舉制度的范疇。但自元代，儒學在云南地方上層社會中得到了傳播。明代，儒學不僅在云南的漢族地區，也在土司和少數民族地區相繼傳播。清代，云南儒學的普及達到了一個新高度。(19)周智生，周瓊，李曉斌：《元明清云南文化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96頁。由此來看，云南儒學的整體性發展始自元代。

于云南的儒學發展而言，背后有一條重要的推動脈絡，即持續不斷來到云南的移民群體。云南儒學的整體性發展始自元代，云南的規模性移民也始自元代。云南移民的進程與云南儒學的發展呈現出共同發展、互為促進的關系。不管是元代入住云南的蒙古人，還是明代有計劃有組織的官方移民軍屯、民屯，抑或清代自愿自發入住云南的外地移民，他們的居住地多為交通沿線“壩子”地區，即云南府州縣一級人口較為集中的地方，正好這些地方也是國家統一設置儒學的地方。因儒學在府州縣的統一設置，府州縣自然成為該區域內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心。如在清代的永昌府，當地文化就呈現出儒學為中心的文化樣態，“羅羅僰人羅武數種亦知倫理婚姻喪葬，與漢禮去不遠，其子弟之俊秀者，皆知從儒，有古風焉”(20)劉毓珂：光緒《永昌府志》卷八《風俗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48頁。。在此空間內，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吸納，形成云南特有的多民族共同相處，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

元代進入云南地區的移民，以軍事移民為主。在元世祖平定云南期間，帶來了批量作戰的北方士兵；云南平定后，又調入中亞一帶及北方等地區的士兵。士兵成分較為復雜，包括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其中蒙古、色目、漢人成為元代遷居云南的三大移民主體。(21)古永繼：《元明清時期云南的外地移民》，載《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元代云南的外來移民具體數目沒有詳細記錄。但在一些零星的記載中，可一窺元代移民的樣態，(22)轉引自古永繼：《元明清時期云南的外地移民》，載《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原見《元史》卷九十九《兵志二》、卷十三《世祖本紀十》。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在原有外來戍守3000人的基礎上，又調進2000人；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調集蒙古軍及漢軍4000人戍守云南。據《元史滇官之列傳》的記載：“元代滇之統治階級，以蒙古色目為要，然人數則不及漢族之多，蓋一百人中，蒙古三十一員，色目三十二員，漢人及其他三十七員”(23)夏光南：《元史滇官之列傳》，載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叢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元代移民在云南幾經繁衍，經歷幾代后，漸成土著。在明代景泰《云南圖經志書》中，就有對移民入住促成人群多樣性的描述：“云南土著之民不獨僰人而已，有曰白羅羅、曰達達、曰色目，及四方之為商賈、軍旅移徙曰漢人者雜處焉”(24)陳文修：《景泰云南圖經志書校注》，李春龍，劉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元世祖以“霸道”的武功形式征服云南，在云南設置行省之后，接下來需要面對的事情就是如何治理云南的問題。元世祖采用了以“王道”的文教方式對云南進行思想文化的改造工程。元世祖主張用儒家的禮儀規范、風俗觀念來管理云南，“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既有典常，被之服章”(25)程文海撰：《元世祖平云南碑》，載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三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頁。，成為“以夏變夷”統治思想的一部分。元至元十三年(1276)，賽典赤被委以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積極貫徹“仁厚”之政，開始在云南“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26)龍云，盧漢修；周鐘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六)，李春龍，王玨點校；李春龍審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頁。。元代，在中慶路建廟學3所、鶴慶路1所、澄江路1所、建昌路1所、臨安路3所、大理路1所，一共10所。(27)周大鳴，彭橋楊：《西南的儒化與教育發展——以文廟為線索》，載《青海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云南開科舉始于元延祐元年(1314)，(28)周智生，周瓊，李曉斌：《元明清云南文化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97頁。在全國取仕300名的情況下，云南配額5名，居全國倒數第二，(29)海淞主編：《云南考試史 上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頁。但于云南而言已經是質的飛躍。建水文廟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其現存規模、建筑水平和保存完好程度都僅次于曲阜文廟和北京文廟。

立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碑刻《大理路興舉學校記》，呈現了大理當時的儒學發展情況，碑文中有記載：“蓋質美而通學者也，其惟設立學校?！谑侨A夏之風□粲然可觀矣?！蜃又雷鸲?，而斯民果不難化也。他日人才輩出，彬彬然誠有齊魯之風，則任斯事者宜無愧于文翁耳”(30)《大理路興舉學校記》，載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編：《大理叢書·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00頁。。碑文呈現元統一云南后大舉推行儒學的情況，是云南早期儒學發展的寫照?！洞罄砺窂R學殘碑》也反映出元代大理儒學的發展情況：“學校，人才之所自出，學之源在教，茍設教……學以來，宜明勉勵，未有盛于今日，……職教于學宮，而朝列大夫，大理……隆美其成功，千世英言以紀之……”(31)《大理路廟學殘碑》，載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編：《大理叢書·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1頁。。該碑文呈現元代大理路儒學的發展情況，該時期，大理當地已經正視儒學教育的重要位置，并已經培養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儒學人才。并且，元代時期的大理，儒學已經從既有的“釋儒”文化中脫離出來，得以成為與大理佛教并行的獨立體系。

另外，在大理地區還有出自元代的《大理孔廟圣旨碑》，對大理此時期的儒學發展情況進行過詳細的表達：“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本路總管府提舉儒學肅政廉訪司宣明教化，勉勵學校，凡廟學公產，諸人毋得沮壞，據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圣旨施行”(32)《大理孔廟圣旨碑》，載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編：《大理叢書·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05頁。。此碑原在大理文廟內，該碑文考證立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理石碑文刊刻元世祖詔令，是元代儒學作為國家意志在地方得以施行的有力寫照。元世祖平云南后，在云南大力施行儒學，開啟了云南儒學的發展時期。這份詔令有律法的功效，明文規定了用于儒學開支的錢財的專用渠道，提供通暢的人才培養機制。

元世祖平云南，建立云南行省，調集大量移民戍守云南，在云南大力推行儒學，云南的儒學在元代呈現整體性的發展。但總體而言，元王朝在云南的統治并不穩固，對邊遠土司地區更難深入控制，設學效果有限。(33)古永繼：《明清時期云南傣族地區的教育發展及特點》，載《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元代的云南儒學在移民的推力下，雖然呈現整體性發展，但效果不甚明顯，這也就為明清時期云南儒學的發展提供了空間。

三、明代云南移民與儒學發展

明代來到云南的移民群體，從規模和影響上都超過了元代。明代移民，使得云南漢族人口開始超過云南本地少數民族人口而成為主體民族。(34)陸韌：《變遷與交融：明代云南漢族移民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有研究統計，明代的云南人口，最多時期可達350萬，(35)路遇，騰澤之：《中國人口通史》(下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頁。這一人口規模中，移民就占了四分之一即100萬左右。(36)古永繼：《元明清時期云南的外地移民》，載《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云南移民多為有計劃有目的的軍事移民，且在移民的規模、移民的數量、移民現象持續的時間上都遠超前代。移民群體中主要有5種類別的移民：軍士留戍、行政安置與自發流移、仕宦任職、謫遷流放、商人流寓。其中軍事戍守的移民占了極大部分，整個明代入滇的軍事移民共80余萬人。(37)陸韌：《明代云南漢族移民定居區的分布與拓展》，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3期。明代，中央王朝有組織地將大批內地民眾移往云南，尤其以明代洪武年間的政策性移民最盛。明洪武年間入滇的移民共30萬。(38)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頁。在歷史上的云南，乃至今天的云南，常能聽到“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的祖先溯源。如在云南白鹽井的“四大家族”之一張氏家族，據現存祖塋(曰斗公墓)碑文記載：“始祖諱仁與義，南京應天府上元縣籍，爵封太和候世襲千戶長，傳至貤贈文林郎，寄跡羊城，諱棟已至數世矣”(39)來自田野資料。張國信，張公民：《澤厚堂家譜》，由張國信提供。。張氏家族原籍為南京應天府上元縣，始祖公諱仁與義，于明代洪武年間隨沐國公平滇。大姚縣一帶流傳著“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為爭米湯池，充軍到云南”的移民溯源傳說。據趙旭峰的研究，在云南不管是漢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至少有100個宗姓的人認為自己是從南京應天府柳樹灣而來。(40)趙旭峰：《文化認同視閾下的國家統一觀念構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區為例》，載《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此次移民，使云南的民族成分和社會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漢族開始成為云南的主體民族，社會經濟得到極大發展，儒學得以扎根，在云南的傳播與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云南人通過祖先溯源的歷史記憶，抑或族源建構的例子，呈現云南人對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中原文化認同的積極性。在云南的少數民族中，還有認為自己祖先來自漢族的情況，亦有少數民族用漢姓的情況。江應樑先生的研究中就有記載南甸土司“祖籍南京應天府上元縣人，漢姓龔，隨師南征，剳駐南甸，賜姓刀”(41)江應樑：《近代傣族土司及其政治制度》，載江應樑：《江應樑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頁。。關于少數民族姓漢姓，其中在歷史上有一個重要的現象——賜姓。這一現象在《新纂云南通志》有記載：“又有受賜姓者，如麗江木氏、六宣慰司……賜姓刁、曩、罕”(42)龍云修，周鐘岳，等撰：《新纂云南通志》(七)，牛鴻斌等點校，李春龍審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615 頁。。土司作為云南地方政權的代表，中央王朝賜姓給土司同時土司接受賜姓的現象，表明中央王朝與地方土司的深度交往，及地方土司對主流文化的漸趨認同與效仿。(43)廖國強：《清代云南少數民族之“漢化”與漢族之“夷化”》，載《思想戰線》2015年第2期。

明代，云南儒學得到進一步發展。朱元璋深知教化于民與國家治理關系的重要性，十分重視對遷徙到云南的移民后代的儒學教育議題。以朱元璋為代表的明王朝統治者對來滇的政策性移民以政策優待的形式繼續跟進其儒學教育，正好促進移民群體的儒學發展及其對當地人的持續影響。明朝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行儒學，開設圣諭壇，宣講圣諭，廣設學府，興科舉。至明末天啟年間，云南共計有文廟63所、書院65所、社學163所；明代全國文進士25118名，云南260名，占1.07%。(44)古永繼：《清代云南官學教育的發展及其特點》，載《云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明代移民批量進入云南，既有“漢少夷多”的人口格局徹底扭轉，變成“漢多夷少”，并一直延續至今。明代云南的儒學發展，也與人口格局一道，取得了標志性的發展。這一期間，在云南的府州縣一級，儒學得以全面覆蓋。以楚雄府為例，楚雄府處于儒學發展的次核心區域，但在明代有了顯著的發展。楚雄府于明永樂元年(1403)設立楚雄縣儒學。明萬歷《云南通志》記載：“楚雄府設儒學教授一人，訓導三人。楚雄縣、廣通縣、定遠縣、大姚縣各設儒學教諭一人”(45)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六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540頁。。這亦是明代時期，云南儒學繼續下沉至更為地方的“縣”一級的寫照。作為地方的“縣”，更多了國家儒學認定的行政官員。

四、清代云南移民與儒學發展

清代是云南歷史上外來移民最多的朝代。(46)周智生，周瓊，李曉斌：《元明清云南文化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00頁。清乾隆四十年(1775)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云南人口從400萬增至1000萬，(47)[美]李中清：《明清時期中國西南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1頁。這一時期，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長外，較大部分來自人口的機械增長。與明代移民作為政策性產物不同，清代主要是經濟互助性的產物。(48)李曉斌：《清代云南漢族移民遷徙模式的轉變及其對云南開發進程與文化交流的影響》，載《貴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與明代、元代的軍事類型的強制性移民相比，清代的云南移民更多是自發性移民，因此，在清代的移民中，多了許多“淘生活”的群體。關于清代時期有數據可查的移民來看，清順治三年(1646)，明之永歷帝在云南的逃亡生活，開始有10萬的隨從者，到達緬甸僅剩下6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在途經云南的時候選擇了定居。(49)周智生，周瓊，李曉斌：《元明清云南文化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00頁。清代嘉慶到道光年間，進入云南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的移民群體至少130萬人。(50)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頁。來到云南的移民形成群聚效應，會館是移民重要的交流空間，在清代云南共有移民會館151個，包括江西會館、四川會館、湖廣會館、秦晉會館、貴州會館、廣東會館、福建會館、江南會館。(51)藍勇：《明清時期云貴漢族移民的時間和地理特征》，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云南地區會館的地域構成，可以反映清代移民復雜的地域來源，不同地區移民來到云南，進一步促進“云南人”的多元性。

清代，中國內地的儒學已經走向式微，但與之不同的是，云南的儒學在“改土歸流”背景下走向了興盛。與明代不同的是，清代的云南儒學已經下沉到更為廣闊的民眾中間，成為“云南人”共享的文化給養。云南府州縣一級普遍都建有文廟、書院、義學等完備的儒學體系，全省共有文廟91所，較明代新增18所；書院達到了247所，較明代新增182所；(52)廖國強：《清代云南儒學的興盛與儒家文化圈的拓展》，載《思想戰線》2019第2期。全國共產生文進士27038名，云南占2.52%。(53)古永繼：《清代云南官學教育的發展及其特點》，載《云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清代的云南儒學，在科舉人數、文廟、書院、義學層面均有質與量的提高，成為云南儒學發展的鼎盛時期。

清代云南儒學的發展，是以“改土歸流”這一國家的整體性工程來進行推進的。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始于明洪武二年(1369)，前后經歷了長達540年左右的時間。(54)廖鈺，李良品，祝國超：《改土歸流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載《貴州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云南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始自清雍正時期，在雍正帝的支持下，鄂爾泰在云南開展了大規?！案耐翚w流”。以“改土歸流”為節點，國家對云南的治理踐行的是新的華夷觀，通過“以漢化夷”的方式，傳播儒家文化，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文化水平?！案耐翚w流”，使云南全方位歸入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的主流。(55)林超民：《漢族移民與云南統一》，載《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有研究就指出，“以漢化夷”的主陣地是“改土歸流”地區，(56)廖國強：《“以漢化夷”與“因俗而治”——清代云南改土歸流地區兩種文化治理方略及其關系》，載《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這些地方包括廣南府、開化府、東川府、麗江府、昭通府、普洱府、昭通府、鎮沅廳、緬寧廳，這些區域正是云南少數民族的聚居區，且在“改土歸流”之前，儒學教化程度較低，甚至沒有儒學進入的情況。因此，以“改土歸流”為契機的儒學教育，對云南民族地區的儒學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在“改土歸流”地區施行的“以漢化夷”措施，其中在于提倡科舉考試，將民族地區的教育統攝進儒學教育序列。具體來看，一是明文規定土司的子弟必須接受學校教育，他們只有走科舉考試的序列，才可以世襲。二是在廣大民眾中普遍設立義學，以推動儒學教育最大范圍的覆蓋。義學的設置尤其向“改土歸流”地區傾斜，清代時期在“改土歸流”地區設置的義學共有202所，占全省827所義學的24.2%。(57)廖國強：《“以漢化夷”與“因俗而治”——清代云南改土歸流地區兩種文化治理方略及其關系》，載《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案耐翚w流”的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義學的投入比重是最大的。以義學為重點，同時兼有文廟、書院的儒學教育體系在“改土歸流”時期得以形成。

義學是清朝在西南地區施行的面向大眾的教育形式，尤其在云南的義學發展，偏向于民族地區、偏遠地區及府州縣以下的地方社會，旨在實現面向大眾的教育上升途徑。義學開創了中國民眾教育的早期形式，(58)黃炎培：《中國教育史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82頁。且義學首先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推廣，進而拓展到全國，(59)馬鏞：《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287頁。從這一層面而言，云南義學具有向邊疆民族地區民眾普及儒學初等教育的初衷。(60)于曉燕：《清代云南官辦民助初等教育“義學”探析》，載《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陳宏謀是云南致力于義學發展的關鍵人物，在其義學的推行下，云南先后建義學近700所，每年的入學人數超2萬人。(61)[美]羅威廉：《中華帝國在西南的教育：陳宏謀在云南(1733—1738)》，載陸韌譯，陸韌主編：《現代西方學術視野中的中國西南邊疆史》，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0頁。

隨著自發性移民的入住及云南的“改土歸流”，云南儒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以義學為標志，儒學得以下沉，持續深入到云南的諸多角落，為邊疆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62)鄒建達：《清前期云南儒學教育體系的形成和完備》，載《明清論叢》2018年第2期。在清代，國家統治者尤其兼顧了云南與內地的科舉資源的差異性，通過發展義學，有效改變了儒學發展地域的不均衡現象。從制度層面對云南儒學發展給予保障，有效促進云南的儒學發展。在全國儒學走向衰落的清代，云南則在這一時期呈現出枝繁葉茂。

結 語

云南移民，是云南多元民族得以形成的力量，充實了既有少數民族，推動了云南儒學的推動。移民是理解歷史人群交往、文化互動的重要因素。葛劍雄先生在《中國移民史》的序言中就有指出：“移民的歷史與中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共同開始，移民的作用和影響無所不在”(63)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就云南而言也是如此，云南民族關系的研究中，關注云南的外來移民與云南土著民族之間的關系一直是云南民族關系的呈現重點。(64)周家瑜：《近十年云南民族關系史研究綜述》，載《邊疆經濟與文化》2007年第12期。筆者已在《西南的儒化與教育發展》中指出：“移民也是儒學在西南傳播的一種路徑，人的遷徙不只是人的流動，移民者所攜帶的文化也會進入移民地，這些移民作為傳播儒學的先鋒，在王朝國家推行儒學教化的同時，也積極參與其中，作為實踐者與傳播者，促進著儒學傳播與教育的發展”(65)周大鳴，彭橋楊：《西南的儒化與教育發展——以文廟為線索》，載《青海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

許倬云先生提出，中華民族統一的原因，是四套制度體系，及儒家為中心的思想體系。許倬云先生認為，中華文化整合的力量仔細分析起來，由思想體系、政治體系、經濟體系和社會體系這4個體系網絡的互動構成了這種力量。中國自秦漢統一后，普世性的儒道意識形態，以文官系統與皇權相輔的帝國體制，以小農精耕與市場交換為主體的經濟體系，以編戶齊民為基礎，有階級卻可相對流動的動態社會，家族與社區相疊的社會組織等，即思想、政治、經濟、社會4項體系重疊相合，互為影響，構成一個緊密而穩定的多體系的文化復合體。在現代之前，在沒有外來體系干預之時，這4個體系中即使有部分的衰落和敗壞，因為4個體系的互補作用，整個復合體能夠自行愈合，一時不致崩潰。假如全體崩潰了，由于中國區域內自然條件不會變，復合體系中的經濟體系會首先復原，而逐步導致其他3個體系的恢復。

儒學教化以一種持續的、溫和的姿態，對云南區域的思想文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中國的歷史敘事中，有“中原”與“西南夷”二元對立的話語敘述，尤其一些文獻，會用豺狼、盜賊、狼虎來指代邊地的少數民族，即以中原為“我者”及與西南夷為“他者”的敘述。而云南儒學的發展正好消弭了這二者的對立與分立。作為邊疆的云南，云南移民與儒學的發展，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重要經驗。作為邊疆范疇的云南，至今的邊境穩定、民族團結議題亦是云南區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氐綒v史現場，云南積累了諸多邊疆民族團結的歷史經驗，文化治邊即重要途徑?！耙匀鍖W為核心的文教措施孕育了共同體意識存在的潛在基礎”(66)郭紋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的邊疆治理：歷史經驗、理論根基與現實路徑》，載《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儒學教化思想可為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提供歷史借鑒。沿著云南移民與儒學發展這一脈絡，我們能夠深化云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及邊疆治理經驗的認識。

(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李陶紅、張恩迅、肖明遠的幫助，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