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數字化轉型對A股上市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鄒美鳳 郝國蓉 張躍飛

（1.太原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山西 太原 030024；2.太原衛星發射中心，山西 忻州 036301）

一、研究背景

筆者通過梳理現有研究發現，宏觀層面的綠色信貸政策、環境規制、財政分權及排污費制度等，微觀層面的董事會治理、高管特征和高管綠色認知等均對綠色技術創新產生較大的影響。而數字化轉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也已經被實踐所證明，數字化轉型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提供了新的源泉，企業能夠廣泛利用數字化技術更加準確地把握市場需求、優化生產流程，有效降低信息障礙及資源錯配，實現更好的資源利用和節能減排。數字技術的運用還能夠幫助企業及時發現和追蹤環境問題，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由此可見，數字化轉型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存在著良性互動和協同發展的關系。此外，筆者發現，現有研究尚未結合管理者能力探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管理者作為企業生產經營的決策者和企業戰略的制定者，對企業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不考慮管理者能力去探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顯然是存在缺憾的?；诖?，本文將從管理者能力的視角出發，探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提質增效影響及作用機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化轉型不僅能為企業提供新的能力、促進新的商業模式和技術、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機會[1]，而且數字化轉型作為技術創新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還將為企業帶來綠色創新的機遇。從企業內部而言，數字技術不僅可以緩解企業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企業信息共享水平、推動企業資源研發和知識整合，還可以有效地優化綠色研發資源的配置，從而進一步促進企業在綠色創新方面的水平提升[2]。從企業外部而言，數字化轉型可以增強企業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3]，提升企業動態能力，助力企業保持可持續發展的態勢，從而助推企業綠色創新。數字化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實踐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4]，同時提高企業形象和利益相關者滿意度，從而實現雙贏?？梢?，數字化轉型是實現企業綠色創新的關鍵環節?；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1：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創新具有促進作用。

管理者是企業運營的關鍵主體，企業數字化轉型、綠色創新等戰略決策都需要管理者進行落實和把控。管理者可以使用數字化工具和技術來管理環境績效，例如使用物聯網（IoT）、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等技術來評估和改進企業的能源效率、減少廢物產生和碳足跡等；數字化轉型可以促進管理者對數字化技術的理解，從而更好地支持綠色創新；管理者還可以通過數字化工具和方法來促進員工與企業之間的協作，并幫助員工更好地了解如何在不同行業中實施綠色創新[5]。這些都將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6]，從而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2：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管理者能力從而促進綠色創新。

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可能會因企業規模大小的不同而存在差異性。相較于規模較小的企業，大規模企業初始稟賦較強，擁有更強的風險抵抗能力，人才、技術、設備等也更充裕，因此，大規模企業利用數字化轉型的能力可能更強，也更有條件利用數字化技術為企業綠色創新賦能?；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3：數字化轉型對綠色創新的影響在大規模企業更顯著。

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還可能因產權性質不同而存在差異性。國有企業由國家出資或者控股成立，與政府關系密切，普遍實力雄厚，因此，國有企業更容易從銀行獲得融資，或者從政府獲得一定政府補助；同時，國家實施一些戰略計劃時也更依靠國有企業進行落實；此外，國有企業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因此也就更有動力利用數字化技術進行綠色創新?；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4：數字化轉型對綠色創新的影響在國有企業更顯著。

三、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所涵蓋的樣本為2009年至2021年中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了確?；貧w結果不受異常值的干擾，對連續型變量進行了雙側1%的截尾處理，剔除了非正常交易（如ST、ST*和PT）以及數據嚴重缺失的數據。本文中的原始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以及國家知識產權局等多個數據庫。

參考吳非[7]等的研究，通過統計上市公司年報文本中數字化轉型關鍵詞的總出現頻率對數字化轉型進行度量。借鑒黎文靖和鄭曼妮[8]的做法，選擇上市公司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數量（ginv）度量綠色創新質量，用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量（guma）度量綠色創新數量。選取企業年齡（Age）、持股比例（Institution）、貨幣資金占比（Cash）、盈利能力（ROA）、資產負債率（Lev）、股權集中度（Concern）及企業規模（Size）作為控制變量。并設置行業（IND）和年份（year）虛擬變量。

為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現構建模型（1）：

其中，Y表示綠色創新水平（包括綠色創新總量，綠色創新質量以及綠色創新數量），DIGI表示數字化水平，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θ代表年份固定效應；μ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表示殘差項。

為檢驗管理者能力在數字化與綠色創新之間發揮的機制作用，現構建模型（2）：

其中，Man表示管理者能力，采用DEA分析和Tobit模型的兩階段模型估計得到，其他變量與模型（1）相同。

為檢驗數字化轉型對綠色創新在不同企業規模和不同產權性質之間異質性影響，將樣本按照企業規模大小、國企與非國企進行分組回歸，回歸模型與模型（1）相同。

四、實證結果

（一）數字化轉型對綠色創新的影響

表1匯報了回歸結果。第（1）至（3）列僅控制了固定效應，第（4）至（6）列在此基礎上加入了控制變量。其中，第（5）列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的系數為0.014，且顯著性水平為1%，第（6）列表明企業數字化（DIGI）系數為0.011，且顯著性水平為5%，從表中可以看到，數字化轉型促進了企業綠色創新，支持了研究假設H1。

表1 數字化發展對綠色創新表現的影響

（二）數字化轉型通過管理者能力促進綠色創新的機制分析

本文采用DEA分析和Tobit模型的兩階段模型來評估管理者能力[9]。表2給出了管理者能力作為機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從表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管理者能力在數字化轉型與綠色創新之間起到了調節作用，驗證了研究假設H2，說明數字化轉型通過管理者能力促進了企業綠色創新提質增效。

表2 管理者能力在數字化與綠色創新之間發揮的機制分析

（三）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的異質性分析

1.不同企業規模的異質性分析

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綠色創新的影響可能受不同企業規模的影響。大型企業一般資金充足，抗風險能力強，因此，這類企業更有能力利用數字化轉型為綠色創新賦能。按企業規模大小進行分組回歸，從第34頁表3可知數字化轉型對大型企業的影響高于中小企業，驗證了研究假設H3。

表3 企業規模的異質性分析結果

2.不同產權性質的異質性分析

數字化轉型需要廣泛的資源，而國有企業擁有豐富的資源、技術和人才，這使國有企業的數字化技術能夠與原有優勢最大限度地結合起來，更好地利用數字化轉型促進綠色創新。按照產權屬性進行分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在國有企業更顯著，驗證了研究假設H4。

表4 企業產權性質的異質性分析結果

五、結語

本文基于2009年—2021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結論發現：數字化轉型促進了企業綠色創新；數字化轉型通過管理者能力路徑提升了企業綠色創新的數量及質量。這從動態能力理論的角度驗證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創新影響的傳導機制；異質性分析表明大型企業、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綠色創新的促進效果更明顯。本文拓展了數字化轉型的研究領域，豐富了數字化轉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為數字轉型通過提高管理者能力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提供了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