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寡母”文學形象研究綜述

尚學擯

（長安大學 陜西西安 710061）

“寡母撫孤”是中國從古至今都存在的社會現象，其中“寡母”群體在家庭教育、婦女問題、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等課題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文學世界中的“寡母”形象往往是悲劇性的，她們照亮了“寡母”群體在現實社會中面臨的諸多困境。目前學界對中國“寡母”形象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寡母”形象的類型研究

基于社會背景、時代文化的發展，以及個體在性格、階層、命運上的差異，很多學者都在“寡母”研究中進行了類型研究，對不同類型的“寡母”形象進行分類解讀。

彭體春、李秀卿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寡母形象》將“寡母”分為“沖突型寡母”與“協從型寡母”兩種類型，沖突是指母性權威與兒子日益成長的男性權力的矛盾，同時“沖突型寡母”還可能借婆媳戰爭來間接打壓兒子的男性權力，協從則是指“寡母”將自己的人格命運完全融于子女的生命。[1]與這種“沖突型寡母”相類似，彭體春又在《<原野>中的寡母形象與文學類型》一文中提出了“錯位型寡母”的概念，其認為“錯位型寡母”將兒媳作為競爭對手，真正的目的是重構“母——子”的特殊關系。[2]彭體春所闡述的“母——子”關系具有明顯的排他性特征，其本質是畸形的戀子與戀母情結的表現。李萍的文章《困在“鐵屋子”里的母親——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寡母形象》從“寡母”所受的苦難出發，將“寡母”分為傳統觀念下的幸福寡母、經濟枷鎖中的寡母、母愛中獨立的寡母、革命戰火中覺醒的寡母、在情欲中迷失的寡母、戀子的寡母等多種類型。[3]這些寡母的類型既是其時代文化造成的，同時又與“孤兒寡母”家庭的情感危機息息相關。蔡雨齊在《元雜劇中的寡母形象探析》中根據元代的社會階級與生活環境對元雜劇“寡母”形象進行了分類，主要有封建小農經濟下的寡母、士族夫人寡母、風塵女子中的寡母。[4]但其論述的“風塵女子寡母”將老鴇與手下的風塵女子歸為“寡母”與女兒的關系較為牽強，二者更多的是工作關系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魏健在文章《清代白話長篇小說中的寡母形象研究》中根據“寡母”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對其進行了歸類。例如，圣化的寡母具有博學多才、深明大義的性格特征，道德化的寡母具有仁慈與守節的性格特征，貴族化的寡母具有養尊處優或慈祥可愛的性格特征，世俗化的寡母具有溺愛與處事糊涂的性格特征。[5]以上研究大都以一條線索對“寡母”進行分類，馬靈芝的《愚母、惡母、地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的寡母形象研究》則具有“晚清——現代——新時期”的時間線索，以及這三個時期“寡母”最突出的性格線索兩種依據。該文將晚清、現代、新時期小說中的“寡母”形象分別定義為愚母、惡母、地母。[6]這種分類高度概括了不同時期“寡母”書寫的特點，其本質是以文學史為主線的類型研究，有序地梳理了“寡母”形象的時代特征。另一方面，這種高度概況面臨著過于模糊的問題，導致其分類具有漏洞。如文章認為中國現代小說中代表寡母形象的是“惡母”，但本應是晚清民初小說中大量存在的“愚母”形象也是現代小說中的?？?，其數量并不弱于“惡母”。魯迅筆下迷信的祥林嫂、魯彥《河邊》中信神而不信醫的明達婆婆、袁昌英《孔雀東南飛》中病態溺愛兒子的焦母等等，如按照文章的分類標準她們都應是“愚母”寡母形象，但她們都屬于中國現代文學范疇，而不是文章所界定的晚清民初。

二、關注寡母困境的情感研究

除了最基本的物質困境，諸多研究成果也注意到文學作品中的“寡母”往往在情感中難以自抑，或在傳統守節觀念與個人情欲中掙扎，或在母性與趨利避害本能之間糾結，或是存在病態的戀子情結而充滿控制欲望，亦或是在完成“寡母撫孤”任務后失去生活目標而陷入迷茫。

鄧經武的《論何寡母形象及其巴蜀文化意蘊》解析了沙汀長篇小說《淘金記》中的何寡母形象及其蘊含的巴蜀文化特征。文章既揭示了何寡母作為地主狠辣的一面，同時也從沙汀本人的生活經歷與巴蜀文化背景出發，剖析何寡母對兒子何人種病態控制欲與溺愛的原因，自覺地關注了“寡母”的情感問題。[7]姚雪峰的《殘宵猶得夢依稀──從曹七巧看“寡母情結”》對張愛玲小說《金鎖記》中的寡母曹七巧進行了分析。文章從“寡母”的性欲壓抑、情欲壓抑、生活境遇等方面闡述了曹七巧為何陷入“戀子情節”與婆媳斗爭的緣由。[8]文章并未過多批判曹七巧的極端性格，而是從“寡母情結”視角出發，揭示了曹七巧從少女變成寡母坎坷過程中的悲劇命運。楊愛芹的《母親形象的錯位與異化——焦母與曹七巧合論》也關注到了類似曹七巧這樣的寡母群體形象。文章認為像焦母、曹七巧這樣的“異化母親”是封建禮教和男權社會壓抑下的犧牲品，她們逐步成為了封建宴席中的吃人者，曾經的少女被封建家長制改造為同質者是一種可悲的現象。[9]楊愛芹的另一篇文章《一個失子寡母的無望“明天”——重讀魯迅的<明天>》也是聚焦于“寡母”的精神困境，深刻解讀了寡母單四嫂子在喪子后窒息般的絕望。[10]魯迅的創作確實存在很多“寡母”形象，孱弱的“寡母”在銅墻鐵壁的封建社會中湮滅，她們是魯迅批判封建社會的文學武器之一。學界也注意到了魯迅的“寡母”書寫，這些研究剖析了魯迅筆下的“寡母”形象，并與魯迅自身的“孤兒寡母”經歷進行結合研究。另外，也有學者引入了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來闡釋魯迅的寡母書寫，肖國棟、劉雨的《魯迅作品“孤兒寡母”形象群的塑造——論“俄狄浦斯情結”對魯迅的影響》一文認為魯迅的寡母書寫是他從醫學跨越到文學過程中的表現，其部分創作中的父親與男性缺失是對人類“俄狄浦斯情節（戀母）”原欲的揭示。[11]除此文之外，很多學者都對“孤兒寡母”家庭的戀子、戀母情結進行了研究。王奇生的《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歷與個性特質》一文通過歷史考證與蔣介石的日記解析了蔣介石的“孤兒寡母”經歷對其性格的深刻影響，其中就包含著他在成長與家庭生活中的“戀子”與“戀母”情結。[12]李萍的《困在“鐵屋子”里的母親——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寡母形象》歸納了不同種類的“寡母”形象，其中就包含具有“戀子情結”的變形寡母。[13]文章運用了榮格的大母神原型理論，通過母性中的負面因素來揭示寡母戀子的情感現象。張濤的《文化詩學視閾下“戀子情結”的中國變式研究》以文化詩學為理論基礎，剖析了中國文藝創作中“寡母”的“戀子”心理，此文將這種創作歸納為“寡母—戀子—欺媳”模式。[14]但這種定義對“寡母”有失偏頗，不管是現實世界還是文學塑造，具有“戀子”心理的“寡母”并非都苛待兒媳（或女婿），如柔石《怪母親》中的“寡母”雖然痛苦于幾個兒子成婚，甚至絕食，但并不遷怒于幾位兒媳。除了對“寡母”戀子情結的關切，很多學者也以單獨或幾部小說作品中的“寡母”形象進行解析，關懷她們的情感問題。劉玉霞的《論當代言情小說中強權的寡母形象—以<我是一片云>為中心》認為言情小說中的“寡母”濫用母權，往往充當子女愛情磨難的制造者，其原因是母親崇拜與儒家孝文化作祟的結果。[15]傳統孝道思想的長者本位立場促成了“寡母”的悲劇性格與病態情感。賈伶俐的《<你是一條河>中的三位女性形象淺析》著重論述了“寡母”身份對辣辣性格的塑造作用?！叭崛跖c剛強、狠毒與仁慈、狡詐與真誠、丑陋與俊美、卑俗與崇高，”[16]這是其抗爭苦難命運過程中不得不形成的“雜色”。侯鵬的《誰憐孤女寡母起彷徨──以<月牙兒>和<三三>為例》從不同文化場域出發關懷底層“孤女寡母”的生存困境與精神需求。[17]胡以存的《孀妻與寡母：李紈命運的雙重悲劇——兼論<紅樓夢>對女性獨立價值的追尋》以李紈的“寡母”身份和“寡母撫孤”生活為中心，闡述了其遵循封建守節命運的悲劇性。[18]總體來說，學界對“寡母”困境的關懷主要集中于其糾結掙扎的精神問題，尤其是“戀子”的寡母情結被諸多學者研究。

三、“寡母”書寫中的“男性缺失”研究

在諸多文學作品中，家庭中的男性身亡直接造成了“孤兒寡母”悲劇。同時也有很多男性形象因各種緣由拋棄了家庭（包括外室）便間接促成了“孤兒寡母”家庭的產生，這種情況的“男性缺失”書寫在90 年代后女性作家群體的私人化寫作中更為常見。戚學英的《張愛玲小說男性主體意識的顯性缺席與隱性出席》一文認為舊中國長期的男權社會讓女性慢慢認同了男性權威，女性將自己視為客體。[19]五四運動以來，很多作家都開始揭示這種男性主體意識對女性的壓迫，張愛玲小說對此多有體現，并且其大量“無父文本”也是對父權的反抗。張磊、唐黎、趙呂生的《男人的缺席——試論<長恨歌>中的男性形象》批判了王安憶《長恨歌》中的男性形象，該文認為王安憶《長恨歌》中的男性是被“妖魔化”的，不是正真的男人，所以這部小說存在“男人的缺席”。該文批評了王安憶的女性視角，其認為：“一位女作家，無論她多么優秀、多么偉大，讓她來寫男人，無不是霧里看花、水中撈月?！盵20]這種評論忽視了《長恨歌》所寫的時代背景，以及小說對女性命運的關切?？缧詣e視角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寫作方式，該文具有一定片面性。與上篇研究相比，張岳的《超越性別的女性生命體驗——析老舍<月牙兒>的女性意識》則以超越性別的視角解讀了男性作家老舍的女性書寫，該文認為《月牙兒》女性敘事的突出策略就是男性缺席。[21]這對于關注底層女性命運具有重要意義。關曉瑞的《<海神家族>與<無字>中男性缺席的書寫比較》從海峽兩岸的文化背景出發，關注到了兩岸文學中都存在的“男性缺失”現象，文章將臺灣文學的“無父”書寫與臺灣島的迫切回歸愿望相結合，[22]這種分析具有其辛辣之處。

四、結語

目前學界對國內“寡母”形象的研究主要有類型研究、情感研究、“男性缺席”研究三個方面。同時在“孤兒寡母”“寡母撫孤”“寡母教孤”等相關課題中，“寡母”形象也被較多提及。學界對“寡母”形象的關切一方面來源于中國文學中海量的女性書寫，另一方面也源于學術研究者對弱勢群體的自覺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