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民主化管理探索（1915—1927 年）

吉祥佩，胡金平

（南京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1911—1927 年被稱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非常重要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于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1]。五四運動前后，隨著西方教育理念和民主思想的傳入，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逐步向民主管理的方向發展。這一時期的大學民主管理大致可以歸納為兩種模式：一種是教授治校模式，如蔡元培仿效德國大學改革北京大學，倡導“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另一種是校董會領導下的校長治校模式，其典型代表是郭秉文領導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以下簡稱“南京高師”）和東南大學[2]。由于東南大學是在南京高師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兩校在管理上有政策上的延續性，因此學界通常將二者合稱為“南京高師-東南大學”。郭秉文以美國大學為模本，設立各類分權制衡的議事組織，強調大學利益相關主體共同參與校務，主張尊重師生在教育教學、學術研究、自我管理等方面的主體性，建立民主化治校的管理體制。本研究以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在治校過程中形成的民主化管理模式。

一、多元主體：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

大學是由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治理的組織。19 世紀下半葉至20 世紀中葉，美國大學逐漸形成董事會、校長、教師三大治理主體，分別負責政治領域、行政領域、學術領域的事務[3]。郭秉文接任南京高師校長職務后，借鑒美國模式建立起校長、學者、董事會多元利益相關主體參與校務的管理模式，形成了科學、民主、高效的行政管理制度。

（一）校長治校

1912 年，教育部制定的《學校管理規程》指出，“校長應按照學校種類狀況，訂定管理細則”，如果“管理細則在國立學校，應呈報教育總長”[4]?！赌暇└叩葞煼秾W校內部組織試行章程》和《國立東南大學大綱》都規定：校長總轄全校事務?？梢?，民國時期高等學校校長負有管理學校的權力和責任，是學校發展的重要利益相關主體。南京高師首任校長江謙上任后做的第一項重要決策就是聘請留美博士郭秉文為教務主任。郭秉文接受過系統的西方近代教育，到南京高師后，與江謙形成組合，為南京高師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5]。1918 年3月，江謙因病辭職后推薦郭秉文繼任校長。翌年9 月，教育部正式任命郭秉文為南京高師校長。郭秉文前后在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任職10年，正式掌校6 年，這使他有充裕的時間將美國的大學教育理念付諸實踐。郭秉文在其博士論文中曾提出，歷代政府都有統籌管理全國教育的職責，因而我國的教育體系大多歸入政治組織，學校儼然成為一臺機器，政府是其唯一管理者，但這種專制的集權管理模式會嚴重抑制學校的辦學活力[6]緒言7。1920 年代，郭秉文以“校長治校、學者治學、董事會參與”為原則，效仿美國大學模式建立起“三會制”（評議會、教授會、行政委員會）和董事會相結合的內部管理制度，平衡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關系，賦予教師、董事會參與學校管理的權力，構建了一種以實現利益相關者目標為導向的權力架構，實現了民主治校理想。

（二）學者治學

1915 年，南京高師成立之際，因為學校規模小，師生人數少，所以學校管理機構的設置比較簡單。在校長領導之下，由總務處統管全校行政之事?？倓仗幹?，設有教務處、齋務處、庶務處，各處各設主任一人，分負其責。不屬于以上歸屬的重大事情，須經校務會議討論決定。校務會議由校長與總務、齋務、庶務主任組成。此外還有各部、各科教員會議，這些會由各主任教員主持，討論各部各科有關事務[7]?？傮w來看，南京高師在成立初期采取校長負責與合議兼重的制度，賦予教師參與校務的機會，改良集權式的管理方式，初步呈現出學者治校的民主傾向。1919 年，郭秉文以學者治校原則著手改革，落實民主化的管理方式，主張“教師與學生分任其應盡之職務”[8]，把校內的部分事務交給教師進行管理，治校模式從集權走向分權。隨著南京高師與東南大學的合并，學校師資隊伍逐漸龐大，建立三會制的時機開始成熟。此后，“三會制”逐漸成為教職員參與學校管理的重要途徑。

教育部核準后的《國立東南大學大綱》[9]規定，東南大學實行校長負責制下的三會制，即按“政議分開”原則，建立“責任制”與“合議制”相結合的管理體制。評議會負責商議學校重大事項，由校長、各科系代表等組成，下設各項委員會，成員由校長在評議會員中指定，負責商議教育方針、系科增廢等事宜；教授會由校長、各科系主任、教授等組成，決定學位授予、學生成績標準等教務方面的事務；行政委員會協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長和若干教職員工構成。簡言之，評議會、教授會和行政委員會分別負責議事、教學和行政事務?！叭龝啤钡某蓡T構成和議事內容均體現了民主精神?！坝捎趯嵭小龝啤?，校長本人只管大政，具體校務交由教授管理，教授在校務、教務、系務中都享有相當大的權力，也激發了教授的積極性”[10]67，教師作為學校重要利益相關主體的地位也得到了發揮，教授會成為保護教師學術自由的載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師的學術自治權。

（三）董事會參與

1920 年，王正廷、蔡元培、張謇等人發出籌建東南大學的倡議，希望社會各界力量予以支持[11]。吸收社會力量參與大學的籌建、管理，成為東南大學的一大特色，“短期內籌資和辦學效果顯著”[12]。1921 年，《國立東南大學校董會簡章》規定：“本校董事會成員分為當然者和選聘者，當然者為校長和教育部代表1人，選聘者為聲望卓著、熱心教育之人，或以學術經驗、經濟贊助本校之人，董事會的職權為扶助學校之進行和保管私人所捐之財產兩項?！盵13]東南大學第一屆董事會有成員17人，其中既有碩學鴻儒，也有教育大家，還有實業巨子。董事會的功能主要限于尋求社會上的經濟贊助。通過董事會成員的聯名募捐，上海紗廠聯合會捐助東南大學改良棉種試驗費20 000 元，上海面粉公會捐助東南大學小麥良種試驗經費6 000 元，上海銀團公司資助10 000 元[14]87。1923 年，郭秉文提議進一步擴大董事會職權。1924 年修正的《國立東南大學校董會簡章》規定：校董會職權包括決定學校大政方針，審核學校預算決算，推選校長于教育當局，決定學?？葡抵鰪U等[15]。至此，董事會成為東南大學的權力機關，開始真正參與學校管理，學校的重要事項均須由董事會討論決策。

分析前后兩份簡章對董事會相關職權和功能的描述可以發現其中的變化，董事會起初是為解決辦學經費不足而設，后來演變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這一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學者治校的影響力，帶來了學術自由危機。柳詒徴等人曾發表宣言，公布校董會的種種違法情形，認為校董會“強詞奪理，舞文欺人，真不知置法律二字于何地也”[16]。1925 年，教育部在給東南大學的訓令中指出：“國立大學校得設董事會，原為協助學校進行起見，乃該校董事會近年以來常有侵越權限情事，勢將益滋糾紛，應即暫行停止行使職務”[17]。雖然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由于董事會權力擴張而遭到諸多非議，但毋庸置疑，董事會制度開啟了社會力量參與大學管理的先河。

郭秉文在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引入美國大學的民主管理模式，力主“校長治校，學者治學，董事會參與”，改革后的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由校長、教師、董事會共同管理，形成了學校管理主體多元化的模式。簡言之，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管理呈現出三維權力圖式：第一維是指權力主體，由校長、教師、董事會成員組成；第二維是指權力類型，由政治權力、學術權威、社會力量組成；第三維是指權力實現途徑，由校長、三會制、董事會組成。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管理體制改革促使多元利益相關主體真正參與到大學管理中來，成為民主治校的一次成功探索。

二、自由發展：師生管理方式的改進

郭秉文認為，“學校培養人才，一是要發揮教師的作用，靠教師主動去教；二是要提高學生的自覺，靠學生自動去學”[14]90-91。在教師管理方面，要想充分發揮評議會、教授會的作用，就必須自主延聘教師，賦予教師自由研究和自由教學的權力，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在學生管理方面，郭秉文提出成立幾種自治團體，“使學生分任一部分關于整理學校秩序之事”[6]90。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以實用主義為指導方針，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權，廢除學監制，完善學生自我管理制度。學校實行男女同校制度，體現了對學生社交權利的尊重。在師生關系方面，學校鼓勵教師與學生進行情感交流，加強師生之間的溝通和交往。王煥鑣評價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師生“埋首鉆研于學問而不以外事亂其中”[18]，這與民主式的師生管理模式不無關系。

（一）教師管理：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

1. 不拘一格延聘教師

1914 年，教育部頒布了有關教職員任用的法令，其中規定：凡直轄專門以上學校之專任教員、兼任教員、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及教務主任等均由校長延聘，但須開具詳細履歷，詳報教育總長[19]。該法令賦予了校長充分的人事任用權。無論是江謙校長，還是郭秉文校長，二人都禮賢下士，不拘一格延攬人才。南京高師首任國文系主任王伯沆先生博通經史、四書、各體詩文，江謙曾三次登門造訪，堅持邀聘，先生深受感動，答應一試[20]。1919 年，郭秉文任南京高師校長后，隨即聘任留美歸國但未獲博士學位的陶行知為教務主任，聘任思想開明的劉伯明為學監主任。郭秉文校長“日夜奔走南北，網羅中外專門人才，以滿足莘莘學子求學之欲望”，該校所聘教師“均為中外積學之士，一時人才濟濟，實為該學校學子學業前途無量之幸?！盵21]。郭秉文校長不僅網羅了任鴻雋、竺可楨、張士英、湯用彤、陳鶴琴等眾多人才前來任教，還促成了由數百名中國留學生組成的“科學社”遷來南京高師，這些人是南京高師-東南大學重要的師資來源[14]97。在校長江謙、郭秉文等人的努力下，南京高師-東南大學成為眾人向往的可以潛心學問的地方。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回憶，東南大學“集中了五十多位在自己的學科內取得優異成績的留學生，這里推行美國的教學方式，是當時中國最好的院校之一”[22]。據《國立東南大學教職員一覽》[23]顯示，在224 名教員中，擁有留學經歷的人數占全校師資總數近三分之一，其中理工科教員大部分是歸國留學生，學校各科、系、部的主任除國文科、文牘部、群育部外，大多是留美學者。正是因為擁有這樣一支有美國教育背景的師資隊伍，所以郭秉文能夠在南京高師-東南大學順利地推行美國大學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

2. 賦予教師充分的學術自由

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給予教師充分的專業自主權力?！敖虇T對于所任教課負完全責任，如有需要商榷之處，由系或科教授會主持之”，如“臨時考驗遇必須時，教員得在授課時間內酌量行之”[24]。

不僅如此，兩所學校都營造了相當自由和包容的學術研究環境，比如東南大學的《規定派遣教授出洋考察及休息年假辦法》，規定教授有繼續任職滿五年者得休息一年，于休息之年有愿出洋繼續研究者，其休息一年內支原薪，并由本校備往返川資，出洋之期限最多兩年，第二年費用由本人自備。充分自由的學術環境吸引了一批學人前來任教。1920 年秋，梅光迪來東南大學任教，意欲以此校為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之地[26]。1921 年，吳宓謝絕清華大學月薪200 元的聘約，接受梅光迪的邀請，來到月薪160 元的南京高師[27]。在梅光迪、吳宓、胡先嘯、劉伯明、柳詒徴等人的努力下，1922 年1 月《學衡》雜志創刊，“學衡派”形成?！皩W衡派”不僅批判杜威及其教育思想，而且對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的辦學理念也多有駁斥，其言論在東南大學頗為自由。胡先嘯曾稱贊道：“環顧國內，惟東南大學為不受政治影響專事研究學術之機關”，“大學言論自由，亦不過如此而已”[28]。當時，在東南大學內，楊杏佛講馬克思主義和階級斗爭，江亢虎講社會主義，還有人宣傳三民主義、改良主義、國粹主義等[14]90。

郭秉文還陸續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來校講學，這不僅加強了南京高師-東南大學與國內外學術界的交流與合作，而且大大活躍了校內的學術氛圍。1920—1924 年間，杜威、羅素、孟祿、門羅、泰戈爾等外國學者，梁啟超、蔡元培、蔣夢麟、黃炎培等國內學者紛紛受邀到南京高師-東南大學講演。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營造的自由的學術氛圍，與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網絡眾家”的主張遙相呼應。在民主的氛圍推動下，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學者云集，逐漸發展成為“言論、思想至為自由”[28]的大學。

（二）學生管理：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權

1. 自治訓練：培養學生的自治能力

江謙任校長之時，南京高師在訓育管理中已開始注重學生“自動”，鼓勵學生自覺向所定目標進行。郭秉文掌校后，認為“學監處掌學生之訓育及管理，關系一校風紀至重，惟以數百學生之德行全賴一二人負督查輔導之責，心勞力疲，而其效亦甚淺薄，故訓育之責似宜為全校教職員人人所共負”[29]。因此，他提出應當逐漸改“嚴厲管理”為“學生自治”，采取教師指導與學生自治相結合的手段。1919 年12 月，經校務會議通過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生自治會簡章》規定，南京高師學生自治會由議事（立法）部、糾察（司法）部、執行（行政）部組成，實行學生自治，自治會下設各類課外活動機構，校舍衛生、膳食料理、體育設備、學術研討等都由學生參與管理[30]。簡章還明確了學生的職責。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學生自治會不僅組織學會，開展研究學術，還出版刊物，參與校務管理。1920 年，南京高師在呈教育部的校內試行簡章中指出，“高師學生大都成人之年”，因此“似宜有學生自治會之設，以練習其自治之能力”，并“由校選派教職員組織委員會以輔導之”[29]。校務會議下設的學生自治委員會專門負責指導學生自治會的工作，第一屆學生自治委員會由劉伯明、陶行知等人主持。在郭秉文看來，學生自治理應是師生合作與學生自治相得益彰，師生之間人格平等，彼此尊重、相互理解，在此基礎上逐步培養合作意識。此后，南京高師“于施教與訓育，亦漸變以往由尚管束之意味，而獎掖學生之自覺自動”，學生“參與群眾運動與社會服務，風氣漸趨活躍而不流于囂浮”[31]。

學生作為學校重要的利益相關群體，理應享有一定的參與校務管理的權利。當然，學生自治的范圍是有限度的。在1919 年11 月5 日召開的校務會議上，南京高師學生自治委員會報告了學生自治會的籌備狀況，與會人員重點就學生自治的權限問題進行了商討[32]。1920 年6 月，校務會議就“學生自治會提出自治會三名部長加入校務會議的請求”進行了討論，鑒于學生自治會不對學校行政負責，三部長無參與會議之理，故校務會議否決了此項請求[33]。郭秉文認為，學生自治制度的實施，不僅需要明確教職員的管理權限，而且需要學生尊重且遵守學校行政管理者的合法權利[6]90。陶行知則在《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中指出，學生自治是學生團結起來，自己管理自己，學校為學生自治提供機會，目的在于幫助學生學會自治，培養學生自治的能力，以養成未來民主共和所需的公民[34]。換言之，欲培養將來治人之人，必先自治。

這一時期，高等學校陸續實行學生自治制度，學生權利擴張，學潮頻發。有學生“借助學生自治會的力量，毫不顧忌，趕校長、趕教員”，“詆毀、攻擊、謾罵，以泄其憤”，這種現象“非常普遍”[35]。然而，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學生自治工作在1925 年之前開展得有條不紊，幾乎沒有發生過學潮事件。學生自治會在教師們的指導下開展工作，自治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在當時，“訓練共和國公民，養成自治之精神”成為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學生自治的準則。

2. 男女同校：重視學生的社交權利

晚清民初的女子學堂，對女子實行比較嚴格的管束和控制。例如，學堂門口懸掛“永遠不準男人闖入”的標識。五四運動參加者王蘭坦言，“北女師管理先生，向來是嚴厲的；不是用命令式的言詞來訓飭，便是用督責奴隸的態度來干涉”[36]。更為嚴重的是，男女分校的教育模式導致男女之間難以真正實現正常交往。郭秉文曾斷言，“他日吾國女子之于公共生活，得占重要位置，為期當不遠耳”[6]108。他充分肯定女子接受教育的意義，并大力支持男女同校的嘗試。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帶來了思想的解放，“男女同學”“男女社交”的爭論在學界展開。1919 年12 月，陶行知在校務會議上提出審議《規定女子旁聽辦法案》，商討南京高師“各科功課，有宜女子旁聽者，可否通融辦理，容其旁聽，遂其向學之志愿”[37]。1920 年4 月，南京高師第十次校務會討論并通過了招收女生的提議。此后，學校又成立“招收女生委員會”，專門負責草擬女子招生辦法。南京高師實行男女同校后，遭到了諸多非議和反對。保守勢力認為，男女同校將使中國數千年來的禮教制度蕩然無存。為男女學生能平等接受教育，郭秉文、陶行知等人與北京大學蔡元培、蔣夢麟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動，兩校共同開放女禁，并借此在全國范圍內制造聲勢，以推動大學男女同校之進程[38]。

由于男女同校是學校場域內男女新式關系的首創，學校對男女交往的管理十分謹慎。為方便管理，學校配備了“女生指導員”，還規定“女宿舍學生每晚七時必須回舍，因故不能回校者須向女生指導員請假”，“男生到女生宿舍來訪時，會客室的門必須始終敞開著”[39]。盡管如此，男女同校后，男女同學之間的社交活動還是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在此過程中，社團充當起男女生溝通交流的平臺。女學生李今英回憶，為了把女同學拉出閨房，男生們便選女生在社團任職，有些膽大的男生常常以俱樂部事務、班級問題、野炊郊游、向教授或當局請愿等為借口接近女生[10]112-113。女學生張佩英回憶，男女同校后，大家相互競爭，特別勤奮[40]。不僅如此，男女之間的交往也十分自由。曾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來校參觀后稱贊道：“令粗暴男生入女子班中讀書，不兩月男生即變成為女生，毫無粗暴之氣；女生入男生班中亦然。試驗男女同學問題，而得男女性調和之結果，趣味盎然”[41]。

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實行的男女同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教育立法的進程。1922 年教育部制定的《學校系統改革案》廢除了男女分校的雙軌制，正式確立了男女同校的法律地位。中國高等教育中的“女禁”被打破，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理念落地生根，男女之間正常的社交權利得到重視，這也表明我國高等教育的民主化進程逐漸加快。

（三）師生互動：基于平等的情感交流

清末民初，受傳統教育模式影響，教師往往以知識權威的身份對學生進行知識灌輸，學生通常只能機械地接受或服從。在精神上，師生經常處于疏離狀態?？飦喢髟岬剑骸敖樵趲熒g的，不是勤苦為學，共同研究的真誠，而是敷衍了事，茍且偷安的虛偽”，“師生間所以維系的，只在點名與分數而已”[42]。南京高師開辦之初，江謙分析了師生交往之弊，“職員與學生離隔太甚。無精神上之聯絡，彼此隔閡，相見以文，以致一校之設施，行為大都牽率強制，無共同自然之趨向，而施教與被教成為一種機械之作用，學校之內，遂無活潑之生氣可以涵濡”[43]46。因此，江謙提議，“先令學生逐日分班與職員接見，行種種之談話，俾知學生過去之狀況”，因為“師生之情意既通，乃能起信仰之心，而行指導之法”[43]46。他提出要加強師生之間的情感交往，倡導教師關心學生、接近學生，要求學生尊敬教師，并組織學生主動看望教師?？梢?，南京高師在建校之初便注重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和學生的自動精神，致力于營造寬松、民主的師生情感交流氛圍。

郭秉文認為，新教育始興，教師多來自于舊制學生，他們“仍持其強壓與傲慢之精神，濫使其權力以駕馭學生”[6]89，因此，“今而后最當注意者，為學校全體共作之精神，非限于校長與教員之聯絡，而學生與教職員之情誼亦非疏通不可”[6]90。在教員和學生的共同努力下，南京高師-東南大學養成了“樸質勤敏之學風”[44]。

大學校園既是一種教育環境，也是一種文化環境。教育環境規范了教師和學生的本職，而文化環境則為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情感交融和人文交流提供了場域。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在學校管理中比較注重新型民主師生關系的構建，教師和學生的人文交流增多，“師生合作基礎上的學生自治不僅成為南京高師與東南大學校園的基本生活方式，也成為其特色鮮明的育人理念與模式?！盵45]南京高師-東南大學注重教師對學生的言傳身教，倡導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感受教師的學識與品行。教師從傳道者轉變為指導者，學生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互動交往者，在此過程中，師生間建立起良性互動的橋梁。

三、發現學生：教學管理體系的重構

受從日本引進的教學模式的影響，南京高師成立之初在教學上仍沿用教授法、年級制。在這樣的教育模式下，學生處于被動接受、管制的狀態，個體能動性和自覺性無法發揮，局限性十分明顯。佐理校務的劉伯明主張，“教學管理不宜過于死板，應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自由，注重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46]。許多留學生目睹了西方的教育改革，歸國后，紛紛倡導在教學中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其中，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倡導的教學法和選科制頗具代表性，對推動教學管理的民主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倡導教學法

1918 年，在南京高師教務會議上，代理教務主任陶行知提出改“教授法”為“教學法”。大多數與會人員對此持反對態度，認為此事純屬“嘩眾取寵”“標新立異”。因此，提議未獲通過[17]45。此后，陶行知仍堅持批判教授法，宣傳教學法。1919 年，陶行知發表文章系統闡述了從“教授法”到“教學法”的理念轉變，認為現在學校里大多使用教授法，教師只管教，學生只管學，然而教和學是不能分離的，兩者應當合一。具體理由有三：第一，教師的職責不在教，而在教學；第二，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第三，教師要把自己的學問同他教的法子、學生學的法子聯絡起來[47]?！敖淌诜ā焙汀敖虒W法”關系到教育的實質和內涵，兩者有很大區別：“教授法”體現的是單向度的知識傳授和灌輸，是以教師為權威和中心構建的教學模式，未考慮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自主性；“教學法”則是基于學生中心的教學模式，是一種新興的、民主的師生關系樣態。換言之，假如教師處于主動地位，學生處于被動地位，那么學生自由的研究精神就會被抑制，學生的自治和自動能力也就無法培養。因此，學校亟待進行教授法改革，要摒棄灌輸，采用啟發、自學等手段調動學生的能動性。

據陶行知自述，在郭秉文校長的支持下，“1919 年，五四運動事起，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同事無暇堅持，我就把全部課程之中的‘教授法’一律改為‘教學法’”[48]。此后，西方各種新的教學思想傳入，教師的思想觀念開始轉變，“教學法”這一提法逐漸被教育界認可?！皬?920 年到1923 年，‘教學’與‘教授’兩詞并用，但是‘教學’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而‘教授’的使用頻率則越來越低，到1923 年，‘教學’基本上取代‘教授’，成為表達教學概念的通用詞語?！盵49]“教授法”與“教學法”雖只一字之差，卻反映了教育理念從忽視學生到發現學生的轉變，體現了對學生主體性的觀照。因此，改“教授法”為“教學法”是重新發現了學生，賦予了教師和學生自由的學習權和研究權，體現了教與學的雙向合一，也彰顯了尊重學生的民主化特征。

（二）實行選科制

南京高師在成立之初實行學年制，規定“學年試驗成績在六十分以上者升級，在六十分以下者留級；畢業試驗成績在六十分以上者給予畢業證書，六十分以下者留級或給予修業證書”[50]。學校對修業年限、修習課程、學習時間和內容也有統一安排。這種標準化的培養模式，剝奪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話語權，阻礙了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指出，年級制的最大流弊是“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每因數種課程之不及格須全部復習，興味毫無”[51]。1919 年北京大學率先宣布實行選科制。同年，南京高師選科制提議經教務會議通過。學校規定用選科制，學生所習學程，一部分為必修，一部分為選修；一科學生可以選擇他科之學程；學生成績以學分計算，滿120 學分者畢業[52]。選科制最早出現于德國，是為革除工業化時代人才培養規格單一化的弊端而產生的，它強調尊重學生的個性和興趣，賦予學生一定的選擇權，即給予學生若干可供選擇的課程作為主修科，而其他課程則作為選修內容。選科制尊重學生的自主性，不僅滿足了學生的個性化需要，也推動著教師不斷開發、建設課程，有利于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

1921 年，東南大學開始實施選科制，規定學程采用學分制，滿160學分者畢業[9]。此后，選科制與學分制相結合的制度漸趨完善。以文理科為例，學生所選課程分為三類：一為必修科，除國文和英文共計18 學分外，另選數門課程作為必修，總計必修科約56 學分；二為主系輔系，主系課程至少應修40 學分，至多修60 學分，輔系課程至少選15 學分，至多選30 學分；三為隨意選科，除上述規定外，學生自選，但須取得指導員同意[53]。這種選科形式體現了“通才”與“專才”平衡的培養目標。雖然，選科制在推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弊病，如“缺乏團體的精神”“知識失去統一”[54]，但是，選科制的實施著實有助于教師按照學生的秉性、天賦和興趣來因材施教，避免了整齊劃一的年級制所帶來的弊端。

總之，選科制從學生和教師的角度出發，不僅激發了教師主動的教和學生主動的學，而且實現了從注重共性到發掘個性的變革，更推進了學校在教學管理上從忽視學生到發現學生的轉型。

四、余論

經過江謙、郭秉文二位校長以及歸國留美學人的努力，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以民主為原則進行了多元共治的初步探索，形成了民主自由的學風、校風，在短短幾年之內，成長為與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大學相提并論的學府。

那么，蔡元培借鑒德國大學的做法在北京大學開展民主改革，郭秉文以美國大學為模本在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實施變革，兩者究竟有何異同？首先，在行政管理方面，北京大學實行教授治校，把治校權力交給教授，讓學術權力凌駕于行政權力之上，其目的在于真正實現學術自由、民主自治；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形成的董事會制度，引入了社會治校，既擴大了學校民主管理的參與程度，又巧妙地解決了學校的辦學資金問題。其次，在師生管理方面，北京大學與南京高師-東南大學都主張尊重教師的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兩校都云集了一批大師；兩校南北商議、一致行動，推動了男女同校政策的實施。再次，在學生自治方面，北京大學的學生自治程度較高，學生自治會權力逐步膨脹，導致學潮頻發；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學生自治基于師生合作，以培養學生自治能力為主，在郭秉文治校期間，學校幾乎沒有發生過學潮。最后，在教學管理方面，蔡元培和郭秉文都主張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為了克服年級制的弊端，兩校都推行了選科制。不同的是，蔡元培從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所出發，強調教、研合一；郭秉文認為大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人才，因此注重教與學的結合?？傊?，蔡元培與郭秉文都強調民主化管理，但兩人在治校理念上還是略有區別。北京大學與南京高師-東南大學表現出不同的民主特色。胡適曾說，南京高師“以穩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為事，這兩種不同之學風，即為彼時南北兩派學者之代表”[55]。張其昀在回憶南京高師與北京大學時稱，“民國十年左右，南高與北大并稱，有南北對峙的形勢。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而南高則是人文主義的大本營”[56]。由此可見，郭秉文對美國大學模式的借鑒是比較成功的，而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迅速崛起，就是最有力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