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密集度視角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潛力及提升路徑研究

徐俊 劉家瑤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3.11.002

歡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徐俊，劉家瑤. 要素密集度視角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潛力及提升路徑研究——基于254種產品貿易的證據［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1）：87-100.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3.11.002.

Citation Format： XU Jun， LIU Jiayao. Research on the potential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al intensity： Evidence based on trade in 254 product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1）：87-100.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3.11.001.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包容性增長效應及提升路徑研究”（23CGJ04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疆推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路徑與對策研究”（2023CYJ041）；新疆大學校內培育項目“數字技術的賦能效應——基于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研究”（23CPY015）

作者簡介：

徐俊，新疆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Email：1838932420@qq.com。

摘要：

十年來，“一帶一路”已成為新時代中國對外貿易合作的新亮點。文章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以“一帶一路”沿線60個國家為研究樣本，利用2001—2019年跨國面板數據，從空間視閾運用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檢驗了要素稟賦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的影響效應，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貿易合作效率的變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類別商品貿易的合作潛力，進而結合二維矩陣思想依據要素稟賦和貿易潛力的適配性提出未來釋放貿易合作潛力的路徑。研究結論表明：基于互聯互通指數構建空間互聯互通矩陣，檢驗發現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存在時間—空間雙重正向依存關系，自然資源要素和資本要素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勞動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競爭關系”，創新要素的貿易促進效應尚未充分發揮。在控制變量方面，東道國經濟規模、工業化程度、城鎮化水平、兩國間存在共同邊界、簽訂協議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貿易均有利于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間貿易合作，地理距離仍然是阻礙雙邊貿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雙邊貿易合作還會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響，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尚有較大拓展潛力，以上結論經過貿易距離矩陣和經濟地理矩陣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在異質性方面，進一步發現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存在明顯產品異質性特征。在貿易效率方面，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效率不斷提升，尚未達到“最優狀態”。從貿易潛力層級看，再造型貿易伙伴數量最少，成長型貿易伙伴居多，不同類別產品貿易潛力層級結構呈現非均衡結構特征。最后，結合二維矩陣思想，依據要素稟賦與貿易潛力的適配性，可將貿易伙伴劃分為集約高效型、效率引領型、穩步提升型和規模擴張型四類貿易伙伴，在此基礎上提出單邊突破式、揚優補短漸進式和跨越式三種貿易潛力釋放路徑，為促進“一帶一路”實現“貿易暢通”，高質量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提供重要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一帶一路”；貿易潛力；要素密集度；要素稟賦；提升路徑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1-0087-14

引言

“一帶一路”沿線區域人口占全球總人口比重超過60%，區域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比重近1/3，已成為全球覆蓋范圍最廣、國家數量最多、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中國已同152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一帶一路”經貿合作研究所2021年12月8日發布《中國“一帶一路”貿易投資發展報告2021》。https：//www.caitec.org.cn/n5/sy_gzdt_xshd/json/5973.html。，得到越來越多沿線國家積極響應并廣泛參與建設。貿易暢通是推動“五通”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十年來，中國與共建國家貿易規模由10.11萬億元增加至2022年的18.95萬億元，貿易規模再創歷史新高，年均增速達到7%，高于我國對外貿易整體增速1.5個百分點，占我國貿易總額比重也提升至45.4%，成為新時代我國對外貿易合作的新亮點?！耙粠б宦贰眳^域在我國貿易中的重要性不斷凸顯，正成為我國貿易增長的“新引擎”。在高質量推動建設“一帶一路”關鍵時期，如何進一步提升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效率，充分釋放合作潛力，不僅有利于我國實現貿易高質量發展，對推動“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建設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運輸成本是影響雙邊貿易合作的重要影響因素。20世紀50年代薩繆爾森首先提出“冰山運輸成本”的概念，指出產品在運輸過程中，會出現部分“損失”。1980年，克魯格曼進一步將這種冰山貿易成本描述為運輸成本，由于運輸成本的存在，雙邊貿易合作就不可能達到“最優”貿易狀態，自此之后，貿易潛力成為學者關注的重要話題之一。

目前，關于貿易潛力的研究可分為四個層面：第一，從整體層面看，盛斌和廖明中估計了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貿易合作潛力［1］；魯曉東和趙奇偉［2］、司增綽等［3］分別從出口和進口兩方面研究發現中國具有較大合作潛力且呈現增強態勢，表明仍有較大拓展空間。第二，從區域層面看，趙雨霖和林光華［4］、Ravishankar和Stack［5］、賀書鋒等［6］、王亮和吳濱源［7］、譚秀杰和周茂榮［8］、文淑惠和張昕［9］、張會清［10］分別以東盟國家、東歐國家、北極航道國家、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中南半島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研究對象，均發現中國與以上區域國家間存在不同程度的“貿易不足”，即具有較大貿易合作潛力。第三，從國別貿易層面看，張英［11］、金綴橋和楊逢珉［12］、張燕和高志剛［13］、林玲等［14］分別以中國—俄羅斯、中國—韓國、中國—澳大利亞、中國—美國雙邊貿易為研究對象，認為雙邊貿易合作潛力尚未充分釋放，有待進一步挖掘。第四，從產品類別層面看，在貨物貿易方面，齊瑋［15］和李曉等［16］分別以汽車制造業、最終消費品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不同類別商品仍有不同程度的拓展空間。由此可見，學者們已經關注了多個層面的貿易潛力。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國間貿易聯系日益緊密，空間關系也成為影響雙邊貿易合作的重要方面，但現有貿易潛力估計中較少考慮空間因素的影響?；诖?，本文進一步將時間—空間雙重因素納入面板隨機前沿引力模型中，從而得到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以“一帶一路”國家為研究對象，利用254種商品層面貿易數據，從要素密集度的視角估計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資源密集型貿易、勞動密集型貿易、資本密集型貿易和技術密集型貿易的合作潛力，并依據沿線國家要素稟賦與貿易潛力適配性，進一步提出中國與沿線國家未來可能的貿易潛力提升路徑，對現有貿易潛力相關研究提供有益補充，為推動實現“貿易暢通”提供參考。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一）模型構建

1.面板隨機前沿模型

隨機前沿模型是估計貿易效率的重要方法，借鑒Armstong［17］、譚秀杰和周茂榮［8］的做法，依次選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規模、地理距離、是否存在共同邊界等作為短時期內不會發生顯著變化的影響因素，將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城鎮化水平、工業化程度、要素稟賦等因素納入非效率模型中，進而估計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效率和潛力。模型形式可設定如下：

lnTradeij，t=φ0+φ1lncgdpi，t+φ2lnhgdpj，t+φ3lndisij，t+φ4landij+vij，t－μij，t（1）

式（1）中：lnTradeij，t代表t年i國和j國兩個經濟體間雙邊貿易額；lncgdpi，t、lnhgdpj，t分別表征t年i國和j國的經濟規模；lndisij表征i、j兩國間的地理距離；landij為虛擬變量，表征i、j兩國間是否存在共同邊界，若擁有共同邊界記為“1”，否則記為“0”。

為了進一步準確識別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的非效率因素，參照方英和馬芮［18］做法，設定如下貿易非效率模型：

μij，t=κ0+κ1xj，t+κ2WTOj，t+κ3FTAij，t+κ4indusj，t+κ5cityj，t+ξij，t（2）

式（2）中：xj，t表征t年j國的各類要素稟賦狀況，包括自然資源要素、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一國要素稟賦的豐裕程度決定著其貿易合作能力，一般認為，生產要素越豐富，有利于促進雙邊貿易合作。WTOj，t表征一國是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若為世貿組織成員國，記為“1”，未加入則記為“0”，一般認為，加入世貿組織有利于提升一國對外貿易合作水平。indusj，t、cityj，t分別表示一國的工業化程度和城鎮化水平，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一國產品生產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對外貿易合作能力不斷增強；伴隨著一國城鎮化的建設，會產生大量的消費需求，為貿易合作帶來機遇。

2.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

空間因素也成為影響貿易效率的重要方面之一。Druska和Horrace首次將空間計量方法與隨機前沿分析方法相結合，構建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19］。此后，Tonini和Pede［20］、林佳顯［21］、張進峰［22］、任燕燕等［23］等對面板隨機前沿模型進行了拓展和完善。Glass等進一步證明若未將空間溢出效應設定在隨機前沿函數中，可能會造成一定的模型設定偏誤，最終所測得的效率值會因樣本個體間空間聯系的加強而存在偏誤［24］。因此，本文參照以上學者的研究思路，在經典的隨機前沿模型的基礎上，首先構建靜態的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具體形式表達如下：

lnTradeij，t=λlnW×Tradeij，t+φXijt+vijt－μijt（3）

一般地，在經濟活動中，既往的經濟行為也會對現在的經濟活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為了體現貿易合作在時間上的依賴性，將上一期的貿易量（lnTradeij，t－1）作為解釋變量之一納入模型，進而將時間效應和空間效應同時引入靜態面板隨機前沿模型，構建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具體形式可表示如下：

lnTradeij，t=λW×lnTradeij，t+δW×lnTradeij，t－1+φXij，t+vij，t－μij，t（4）

式（4）中，lnTradeij，t-1表征t-1期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情況，δ為待估參數，反映中國與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的“時間依賴”程度。其中，W為空間權重矩陣，依次構建了貿易距離矩陣、經濟地理矩陣和互聯互通矩陣，均為60×60矩陣。λ為被解釋變量的空間自相關系數，δ為時間—空間雙重滯后系數，φ為各變量的待估參數。

在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中，權重矩陣的構建至關重要。本文具體構建如下：（1）貿易距離矩陣。為了盡可能反映兩國間真實貿易成本變化，本文中參照蔣殿春和張慶昌［25］的做法，運用雙邊距離和國際油價的乘積作為雙邊貿易成本的替代變量。在此基礎上，參考邵朝對和蘇丹妮［26］的做法，進而構建貿易距離矩陣。（2）在貿易距離基礎上，借鑒韓峰和謝銳［27］的構建思路，將樣本國家的地理特征和經濟特征同時納入同一空間權重矩陣，構建經濟地理矩陣。（3）本文中將樣本國家的區位特征與互聯互通水平納入同一空間權重矩陣，構建了互聯互通矩陣2017年北京大學發布了全球首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五通指數”研究報告》，是當前能夠綜合反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水平的最權威、最客觀、最全面的標準，利用沿線國家的五通指數（Five Connectivity Index，簡稱FCI）構建對角矩陣對貿易距離矩陣進行修正，進一步得到穩健的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矩陣。以更好反映“一帶一路”國家間的聯通性

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版面有限，未能將三個矩陣的構建過程列入正文中，留存備取。。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1.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本文中主要運用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中SITC 第三版分類下254種商品貿易數據計算獲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額以及根據要素密集度將所有商品貿易依次分為資源密集型貿易、勞動密集型貿易、資本密集型貿易和技術密集型貿易

考慮到版面有限，未能將商品貿易具體分類列入文中，留存備取。。

核心解釋變量。本文借鑒Cadot等［28］、余東華等［29］、韋東明和顧乃華［30］的研究思路，從自然資源要素、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四個方面表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要素稟賦情況。具體可表征如下：（1）自然資源要素，運用東道國礦石、能源燃料等出口額占GDP比重（%）作為其替代變量；（2）勞動力要素，運用一國15～64歲人口占比（%）作為其替代變量；（3）資本要素，運用一國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作為其替代變量；（4）技術要素，選取一國R&D投入（%）作為其替代變量。

在控制變量方面，選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規模，運用一國GDP作為其替代指標；選取兩國首都間地理距離作為兩國間距離的替代變量；本文選取東道國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分別作為工業化程度和城鎮化水平的代理變量。除此之外，選取是否與中國擁有共同邊界、是否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是否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三個虛擬變量，若為是，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2.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囿于數據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最終選擇數據齊全的60個

最終選取的樣本國家有：阿塞拜疆、奧地利、亞美尼亞、波黑、保加利亞、白俄羅斯、斯里蘭卡、哥斯達黎加、克羅地亞、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厄瓜多爾、愛沙尼亞、格魯吉亞、希臘、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以色列、意大利、哈薩克斯坦、韓國、科威特、吉爾吉斯斯坦、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馬耳他、蒙古國、摩爾多瓦、阿曼、新西蘭、巴基斯坦、巴拿馬、秘魯、菲律賓、波蘭、葡萄牙、俄羅斯、羅馬尼亞、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越南、南非、塔吉克斯坦、泰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烏克蘭、北馬其頓、埃及、烏拉圭、烏茲別克斯坦?！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作為研究樣本，研究期間設定為2001—2019年。數據主要來源于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世界銀行數據庫、法國經濟研究中心、WTO官方網站及區域貿易協定數據庫。為了盡可能消除量綱的影響，對諸如雙邊貿易量、GDP等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模型適用性檢驗

1.隨機前沿模型形式檢驗

隨機前沿模型會受到函數形式設定的影響，在估計前需要對模型的適用性和模型形式進行檢驗。選用廣義似然比檢驗方法（LR Test）估計得到檢驗結果見表1所示。（1）是否存在貿易非效率項。由結果可知，不存在貿易非效率項的原假設（H0a）得到的LR統計量值遠大于1%臨界值，被顯著拒絕，表明隨機前沿模型的設定是合理的。（2）貿易非效率是否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由結果可知，在貿易效率不隨時間變化的原假設（H0b）檢驗中同樣被顯著拒絕，表明貿易效率是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即選用時變隨機前沿模型研究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效率更合適。（3）是否引入共同邊界變量檢驗，由結果可知，不引入邊界變量原假設（H0c）下得到的LR統計量值大于1%臨界值，拒絕原假設，最終確定需引入共同邊界虛擬變量。

2.空間相關性檢驗

借鑒Anselin［31］的檢驗方法，運用Moran I指數進行空間相關性檢驗，得到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的Moran I指數（見表2）。2001—2019年間，在貿易距離矩陣、經濟地理矩陣和互聯互通矩陣下，Moran I指數均為正且均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充分表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會受到與沿線國家周邊及鄰近地區貿易活動的影響，呈現出一定空間集聚特征。從時序變化維度看，研究期內Moran I指數值均呈現出明顯增長趨勢，表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的空間相關性逐步增強。

（二）估計結果分析

1.基準回歸結果

運用2001—2019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60個樣本國家的面板數據，對隨機前沿引力模型進行估計，得到結果見表3所示。無論是時變模型還是時不變模型，μ值均大于0且均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充分證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貿易合作會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響。進一步發現時變模型得到的η為0.034，大于0且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間貿易合作效率是隨時間變化的，且隨時間推后在逐步提升，同樣也表明中國與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仍具有較大提升空間。除此之外，回歸結果中時不變模型和時變模型的γ值分別達到0.806和0.864，表明貿易非效率是影響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的主要因素，進一步時變模型的γ值明顯大于時不變模型。綜合來看，時變模型更加合理的，變量選取是無誤的，各變量的具體影響分析如下。

根據時變隨機前沿模型的估計結果可知：（1）自然資源要素和資本要素的系數均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存在資源尋求特征，同樣地，資本要素對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合作亦有顯著促進作用。勞動力要素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勞動力要素方面存在較強的競爭關系，部分國家甚至出現“勞動力詛咒”現象，難以在貿易合作中真正發揮比較優勢。創新要素的系數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創新基礎相對薄弱，技術要素相對匱乏，對貿易合作的拉動作用非常有限。（2）經濟規模的系數均為正且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雙邊貿易合作與雙方經濟規模成正比，東道國經濟規模越大，意味著市場需求旺盛，成為開展雙邊貿易合作的重要推動力。（3）雙邊距離的系數顯著為負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地理距離依然是阻礙雙邊貿易往來的重要因素之一，距離越遠意味著貿易合作中的“冰山貿易成本”更高，不利于提升雙邊貿易效率。（4）存在共同邊界有利于提升貿易效率，得益于地緣優勢，具有較好的貿易合作基礎。（5）工業化程度和城鎮化水平的系數均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會產生大量的消費需求，增強了東道國的市場吸引力，有利于開展貿易合作。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本國生產能力大幅提升，為開展貿易合作提供了現實基礎和條件。（6）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系數均為正，且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簽訂協議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于更好融入全球貿易體系，有利于開展貿易合作。

2.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估計結果

在面板隨機前沿模型中進一步納入空間因素，在互聯互通矩陣下，對上述式（3）進行估計，所得結果見表4，依次得到模型（1）和模型（2）在靜態條件下的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的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估計結果，模型（3）為同時納入時間—空間滯后項的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具體結果分析見下文。

由表4中估計結果可知，無論是靜態條件下還是加入時空雙重滯后項后，三個模型中的空間回歸系數λ均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在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效率研究中，空間因素是不容忽視的，確實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由此判定，運用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更合理。本文進一步得到Hausman統計量的值為-104.95，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選用隨機效應更合適。進一步地，在靜態隨機效應模型中σ2v的值遠大于σ2u的值，γ的值均在0.70以上，充分說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中存在明顯的無效率因素，再次證明選用隨機前沿模型是正確的，同時也反映出雙邊貿易合作仍具有較大拓展潛力。進一步地，在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所得估計結果中可以看到，D統計量達到13.546，且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中所得的γ值達到0.795，也明顯高于靜態模型中的相應值。由此可判定，運用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估計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效率優于靜態面板隨機前沿模型。綜合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存在時間、空間上的雙重正向依存關系。

產品異質性分析。進一步地，參考Lall［32］的方法，依據不同商品對要素依賴程度，可將商品分為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進而對不同類別貿易非效率因素及時空雙重滯后效應進行比較分析，得到結果見表5所示。在不同類別貿易下，空間系數和時間滯后系數均大于0，且均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不同類別貿易合作中均存在時間—空間雙重滯后效應，再次表明中國與沿線國家在不同類別貿易中存在“示范效應”和“空間集聚”特征，空間因素和時間因素均是影響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的重要方面。由此判定，利用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同類別貿易的合作潛力進行估計更有解釋力。從系數大小來看，在不同類別貿易中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表明中國與沿線國家不同類別貿易合作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響作用不一，進一步地，導致中國與沿線國家在不同類別產品貿易中的潛力存在差異。

3.貿易效率變化特征

利用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估計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效率，并從總體、產品種類異質性兩個層面深入分析貿易合作效率的變化特征，為進一步分析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潛力提供堅實依據。

利用上述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估計得到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合作效率變化情況。整體來看，2001—2019年間，中國與沿線國間整體貿易效率呈現不斷提高趨勢，由0.208（2001年）上升至0.334（2019年），提高了60.60%。就平均效率看，僅為0.268，遠低于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間的貿易效率，同時也表明中國與沿線國家間具有較大貿易潛力亟待進一步挖掘。從時間維度看，以“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為分界點，在2001—2013年間，貿易效率均值達到0.243，12年間提高了0.072；2013年之后，貿易效率均值達到0.310，7年間提高了0.046，“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后，有利于提升中國與沿線國家間的貿易效率?？傮w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不斷邁上新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尚未達到“最優狀態”，仍存在較大的拓展空間，有必要進一步深入分析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潛力。

4.貿易潛力層級結構分析

通過以上貿易效率變化分析發現，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并未達到“理想”狀態，盡管近年來貿易效率有了較大幅度提升，但由于制度、地理等諸多非效率因素的影響，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仍然具有較大的拓展空間。在估計貿易效率基礎上，進一步測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資源密集型貿易、勞動密集型貿易、資本密集型貿易和技術密集型貿易的合作潛力。借鑒劉青峰和姜書竹［33］的分類標準，可將沿線國家分為潛力再造型、成長型和開拓型三類貿易伙伴

T和T*分別表示貿易真實額和擬合值，當T/T*＞1.2，將這類貿易伙伴國劃分為潛力再造型；當T/T*∈（0.8，1.2），稱為成長型貿易伙伴；當T/T*＜0.8，稱為潛力開拓型貿易伙伴。，進一步構造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潛力矩陣，具體分類見表6。

整體來看，四類貿易中，屬于潛力成長型和潛力開拓型的國家數目居多，表明達到高水平經貿合作的貿易合作伙伴數量相對較少。具體地，在第Ⅰ類潛力再造型貿易伙伴中，資源密集型貿易伙伴有9個，勞動力密集型貿易伙伴有12個，目前尚無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貿易伙伴。由此表明，當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貿易合作狀態明顯優于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貿易，但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在第Ⅱ類成長型貿易伙伴中，勞動力密集型貿易伙伴有25個，資源密集型貿易伙伴有31個，而資本密集型貿易伙伴有16個，技術密集型貿易伙伴僅有9個，表明隨著“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中國與沿線國家在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貿易方面呈現良好合作態勢，潛力正在加速釋放，而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貿易合作方面明顯滯后于其他兩類貿易。在第Ⅲ類開拓型貿易伙伴中，資源密集型貿易伙伴有20個，勞動力密集型貿易伙伴有23個，值得注意的是，資本密集型貿易伙伴有44個，技術密集型貿易伙伴達到51個，均高于其他兩類貿易伙伴數量之和，絕大多數貿易伙伴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方面表現出明顯“貿易不足”。由此可見，中國與沿線國家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貿易方面存在明顯“短板”，貿易效率偏低。未來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貿易合作中，積極拓展與這部分國家的貿易關系，共同推動“貿易暢通”建設，推動此類貿易合作進入“快車道”。

四、拓展分析：貿易潛力提升路徑

（一）要素稟賦與貿易潛力適配性

為了進一步精確判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類要素稟賦與不同貿易潛力的適配性，借鑒帥傳敏［34］、余泳澤和劉大勇［35］的研究思路，構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類要素稟賦與不同類型貿易潛力的二維矩陣分布圖如圖3所示，結合二維矩陣的分布和落在各區域國家的特征，依次將落在第一象限的國家稱為集約高效型貿易伙伴（A）；將落在第二象限的國家稱為效率引領型貿易伙伴（B）；落在第三象限的國家稱為穩步提升型貿易伙伴（D）；將落在第四象限的國家稱為規模擴張型貿易伙伴（C）；綜合分析中國與不同沿線國家間貿易潛力的合作模式，進而為未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深化不同類型貿易合作提供可能方向和參考。

（二）貿易合作潛力提升路徑

根據以上四種類型貿易伙伴的差異性特征，在不同類型貿易合作方面，未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采取具有針對性的貿易潛力提升路徑（如圖1所示）。依據不同類型的貿易伙伴，首先提出單邊突破式貿易潛力提升路徑，主要包括B→A和C→A兩條路徑。一方面，主要依托沿線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要素、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優勢，走“量變向質變”的突破式合作模式，加快釋放其在某一具有競爭力類別貿易的合作潛力，進而提升雙邊貿易合作質量。另一方面，依托較扎實的貿易基礎，不斷提升貿易層次和貿易質量，提升貿易合作附加值，走“效率引領”的突破式合作模式，充分發揮效率優勢，提升貿易合作層次，拓展貿易合作關系。其次，針對穩步提升型貿易伙伴，進一步提出D→B→A和D→C→A的兩條揚優補短漸進式優化提升路徑，沿線國家立足自身要素稟賦優勢或者效率優勢，經過B或者C階段的過渡發展，進而達到提升雙邊不同類別貿易合作的水平。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貿易合作領域和貿易層次，進而共同推動實現中國與沿線國家間貿易合作的高質量發展。最后，針對穩步提升型貿易伙伴，提出跨越式發展貿易潛力提升路徑。在“一帶一路”倡議引導下，充分發揮沿線國家要素稟賦優勢，大力提升雙邊貿易合作水平，著力推動貿易合作邁上新水平。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中運用動態空間面板隨機前沿模型，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效率進行估計，并測算中國與沿線國家不同貿易類別下的貿易潛力，通過構建要素稟賦與不同類別商品貿易潛力的二維矩陣，進一步提出中國與沿線國家深化不同類別貿易合作的可能方向和路徑。主要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中存在時間—空間雙重正向依存特征，空間因素成為影響貿易效率的重要方面。進一步地，在貿易類別方面，非效率因素對中國與沿線國家在資源密集型貿易、勞動密集型貿易、資本密集型貿易和技術密集型貿易合作的影響程度不一，表明可拓展的貿易潛力也存在差異。

第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效率呈現不斷提高趨勢，仍然有較大提升空間。在貿易類別方面，資本密集型貿易和技術密集型貿易的效率提升較快，而資源密集型貿易與勞動密集型貿易效率提升相對緩慢。

第三，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同類別商品貿易的合作潛力呈現出明顯異質性。從潛力大小看，潛力再造型貿易伙伴數量最少，潛力成長型貿易伙伴居多。進而依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要素稟賦與貿易潛力的匹配程度，可將沿線貿易伙伴分為集約高效型、規模擴張型、效率引領型和穩步提升型四類貿易伙伴。針對貿易伙伴的不同特征，進一步提出中國與沿線國家單邊突破式的貿易潛力釋放路徑、揚優補短漸進式的貿易潛力釋放路徑和跨越式貿易潛力釋放路徑。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得到如下啟示：第一，在現有貿易合作的現實基礎上，依據沿線國家的要素條件和貿易合作基礎，拓展潛力再造型貿易伙伴關系，加速發展潛力成長型貿易伙伴關系，提升潛力開拓型貿易伙伴關系，進一步優化國家組層級結構，充分釋放貿易合作潛力。第二，更有針對性地深化與集約高效型國家貿易合作層次，提升與規模擴張型國家貿易合作規模，拓寬與效率引領型國家貿易合作領域，提升與穩步發展型國家貿易間貿易合作質量，選擇單邊突破式和揚優補短漸進式的差異性貿易合作潛力釋放路徑，進而全面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實現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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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tential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al intensity： Evidence based on trade in 254 products

XU Jun， LIU Jiay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P. R.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Belt and Road” has become a new highligh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paper takes 6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and utilizes the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from 2001 to 2019 to test the effect of factor endowment on the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by applying the dynamic spatial panel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based on which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s in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potential for the cooperation in the trad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odities， and then combines the idea of the two-dimensional matrix to propose the path for the release of the potential of the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factor endowment and the potential of the trad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atial connectivity matrix based on the connectivity index， and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a double positive time-space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trad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Natural resource and capital factor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hile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erms of the labor factor， and the trade-promoting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 factor has not yet been given full play， and the trade-promoting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 factor has not yet been fully realized. In terms of control variables， the size of the host countrys economy，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the existence of a common borde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and the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re all conducive to the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geographic distance is still an important obstacle to b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capital， b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is also subject to inefficiency factors， there is still a greater potential for expansion of Chinas trad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established after the trade distance matrix and the economic and geographic matrix of the robustness of the test.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product heterogeneity. In terms of trade efficiency， the efficiency of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continued to improve， but has not yet reached an “optimal state”. In terms of trade potential hierarchy， the number of re-modeling trading partners is the smallest， and the number of growth trading partners is the most， and the structure of trade potential hierarchy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products is characterized by an unbalanced structure. Finally， combining the two-dimensional matrix idea， based on the suitability of factor endowment and trade potential， trade partner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trade partners：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efficiency-led， steadily improving and scale-expanding. Based on this， we propose three paths of unilateral breakthrough，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and leapfrog in releasing trade potential， which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o realize the “smooth flow of trade”， and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potential; elemental intensity; factor endowment; lift path（責任編輯? 傅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