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戰略重心、模式類型與效能改善

王世強 王娜

摘要：社區治理能力提升主要圍繞社區組織力、協商參與和服務供給三大戰略重心展開?；趯б绞脚c作用范圍的分類，以及互動式與培養式、扎根型與整合型的維度，發現社區治理能力提升運作模式包括服務功能提升模式、關系結構優化模式、組織能力建設模式和管理體系強化模式。通過比較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四地的實踐案例，發現不同地區采取的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存在差異，形成快速服務響應、構建黨群服務共同體、賦權賦能賦制和微網實格精細化等模式特征。為進一步提升社區治理能力，應探索優化“一體化”模式下的“地方化”實踐模式，推進雙向互動式的社區治理能力提升路徑，加強黨組織與社區自治組織之間的雙向嵌入。

關鍵詞：社區治理；治理能力；社區組織力；黨建引領

中圖分類號：D66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7168（2024）02－0075－10

一、引言

新時期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任務之一是完善城市社區治理能力［1］。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中提出，全面提升城鄉社區治理法治化、科學化、精細化水平和組織化程度。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強調了提升黨組織領導基層治理工作水平的重要性，并提出增強街道社區黨組織的統籌協調能力及服務群眾能力，有效完善了城市基層黨建引領工作的機制與措施。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提出，“加強基層政權治理能力建設”，增強鄉鎮（街道）行政執行能力、為民服務能力、議事協商能力、應急管理能力、平安建設能力。在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大多將提升社區治理能力作為完善社區治理的重要前提。學術界也從不同角度對各地實踐經驗進行了總結和評估，提出了提升社區治理能力的對策和建議，使得提升社區治理能力的方式和方法日趨多樣化并形成特色?；诖?，如何對新時代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模式進行學理化闡釋，已成為當前指導理論和實踐發展的重要議題。

如何將社區組織建設與社區治理有機結合，以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和服務民生質量？組織建設理論強調，高效組織的構建和管理須從組織結構、人員管理和溝通協調等方面進行優化，調整組織內部各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明確各部門在組織中的定位和權力邊界。從組織建設和參與機制兩個維度分析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方式，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基層組織整合社會資源的途徑。從社區組織的維度來看，其通過提升治理能力，可更好地發揮了解需求、反映情況、解決問題的功能，促進自身與居民之間的互動和信任，推動社區各種矛盾糾紛的有效解決。首先，社區黨組織作為黨的基層組織，有強大的號召力和組織能力，通過引領社區治理，可以動員廣大居民積極參與社區建設和管理，但這種優勢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其次，受傳統權力配置結構和嚴格管控思維的制約，當前城市社區治理無論在縱向整合上還是在橫向聯動上都存在諸多困境［2］?，F有框架需要回應的問題是，在基本原則不變的前提下如何創新社區治理工作體制機制，如何促進多元主體合力推進社區治理工作。

作為鞏固基層政權和夯實社會治理根基的必然要求，基層組織的能力構成了促進社區良好運行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必須抓好基層治理現代化這項基礎性工作［3］。在社會治理理論框架中，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體系的基礎和核心組成部分，其水平對于社會治理的整體效果具有直接影響。為了分析新時代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多元模式，我們需要在具體的政策背景和組織生態中考察其實施情況，并研究不同治理能力提升模式與社會條件背景的適應性，進而探究哪種治理能力提升模式能夠更好地強化基層組織功能并推動社區治理良性發展。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理解新時代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多元模式，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在政社互動鏈條中具有哪些特點，以及如何促進社區黨組織與居民自治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合作，以優化社區治理。為此，我們從模式分類的角度對新時代社區治理能力的作用機理進行深入分析。

二、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戰略重心

社區治理能力提升作為一個復雜系統工程，涉及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多個領域。治理能力提升同時受到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的雙重影響，隨著不同時期、地區和水平的差異，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在實踐效果上也會有所差別。在建立健全社區治理體系過程中，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戰略重心有所不同，主要包括社區組織力、協商參與和服務供給三大事項。

（一）社區組織力

在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政策實施過程中，各地區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和需求來確定政策重點，尋求更適宜的治理能力提升路徑?；鶎诱叨戎匾暽鐓^組織的重要性，試圖通過加強社區組織領導力、鞏固戰斗堡壘作用來提升社區治理水平，解決社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社區組織力包含領導力、動員力和凝聚力，社區治理往往以基層組織領導力實現社區秩序構建，以基層組織動員力實現黨員引領，以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實現群眾參與［4］。社區組織面臨著組織架構不完善、組織機構設置不科學、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流程、欠缺有效的組織活動和服務措施、難以有效協調社區各方面資源、組織活力不足、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不強等問題，因此，社區黨建要通過主體補位維持秩序，以組織化撬動社會發展［5］，進而提高社區組織力。在強化組織力的要求下，政府要明確基層組織的職責權限，實行“雙向選擇”的干部任用制度，設立“黨員聯系戶”制度，完善社區黨建工作考核機制，并利用數字化技術手段（如互聯網、智能終端、移動應用等）提升組織工作效率和質量，實現組織架構和管理制度的科學化、合理化。

（二）協商參與

隨著社會互動增強、民主意識普及以及信息技術進步，社會轉型和城市化進程呼喚更多的居民自治和參與。與此同時，更多社區開始倡導居民自治，居民的自治意識和參與意識大幅增強。通過協商參與，社區決策機制趨向更加公正和合理，社區內部矛盾和紛爭得以減少，民主參與的優勢和重要性得到彰顯。參與式治理是以社區為基本單元的基層系統組織化，社區參與式治理的實現路徑包含社區認同、骨干動員和組織賦權三個環節［6］。社區參與要在增強社區社會組織獨立性的基礎上，實現社區多元治理主體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動，有效整合資源、重塑居民社會價值［7］。城市社區協商實踐創新具有差異性，創造出黨領群治聯動型協商、政社協同共建型協商、政群平等對話型協商、社群精準議事型協商等模式［8］。

（三）服務供給

我國社區發展經歷了從社區服務到社區建設再到社區治理三個階段［9］，城市社區服務的多元供給格局已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制度規范缺失、參與程度不高、部門之間互動不良等問題［10］。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政策目標，基本公共服務開始出現從“保生存”到“優生活”、從“能兜底”到“高品質”、從“有沒有供給”到“能否滿足需求”的轉變［11］，各級政府通過不斷深化服務型政府建設，為社區服務發展提供有力的機制保障。服務供給作為實現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指標，其數量質量與社區組織的服務能力和水平密切相關，對提高居民獲得感和幸福感有重要價值?；鶎诱鳛樯鐓^服務體系的核心，承擔著服務社會、推動區域發展的功能，其在融入中心任務的導向下通過建設服務型組織打造專業品牌。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基層政府應當自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價值取向，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努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12］。

三、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分析框架

社區治理能力提升過程中所形成的推進機制、互動關系和配置保障，構成了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提升模式從社區組織建設與社區治理關系的角度出發，充分體現了地區的獨特性、歷史傳統和政策導向等多方面因素?；鶎又卫砀母飫撛斐隽丝冃Э己?、黨建引領、“桐鄉三治”、滿意度評價、12345接訴即辦、“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等治理方式［13］，提升了社區治理能力。根據社區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徑，不同學者提出“居委會角色功能再造”［14］“再組織化”［15］“以文化人”［16］等舉措，以上分析對理解社區組織與治理效能的互動機制有一定作用，但無法充分涵蓋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實踐路徑?；鶎又卫斫Y構模式與執政黨、政府、市場、社會高度相關，有學者從“中心能力+支柱能力”視角出發，提出依法治理能力、民主治理能力、公共服務能力、高效執行能力等基層治理能力結構模型［17］。這種分析方法有助于認識各種模型的不同功能和特性，但未能充分關注模型之間的互動影響和綜合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地域文化、政策規定和治理需求的不同，不同地區采用了不同的治理能力提升模式。因此，對于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的分類成為關鍵問題。在此基礎上，完善政策制定、加強制度建設、強化組織領導是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文從導引方式與作用范圍兩個方面出發，根據互動式與培養式、扎根型與整合型兩類維度，構建社區治理能力提升運作的分析框架。

（一）導引方式與作用范圍

導引方式是指在人類活動中，改變對象的態度、行為和價值觀，以滿足不同組織需求并實現預期目標的一種領導和管理方法。導引是一種非強制性、柔性的影響手段，具有靈活性、可操作性和非強制性的特點。對導引方式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作用機制。在本文中，導引方式表現為黨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方向性指導和激勵性措施。由于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影響范圍、內容和領域不同，治理能力提升模式也十分多樣。本文中的影響范圍是指社區組織在社區治理中能夠涵蓋的范圍和程度，體現了影響范疇和實踐領域的差異性。

1.互動式與培養式

互動式是指系統內部各組成部分通過相互影響和交流來建立一種交互關系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系統內部的各個元素呈現協同、耦合和反饋等特性，系統整體行為表現出復雜性和非線性特征。彼得·圣吉詳細闡述了系統思考、個人主動性、共同愿景、團隊學習和系統改變這五個要素［18］，這些要素強調了系統互動在組織管理中的重要性，即系統互動通過協同合作、共同學習來推動組織創新發展。而后組織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理論強調，組織問題的解決應該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需要領導者和成員之間相互協作，共同分析問題、制定方案并實施改變，只有通過互動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和解決組織問題［19］。針對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國家—市場—社會”關系，國家、市場和社會行動者通過頻密、制度化的互動，形成共同的目標、凝聚共享的價值觀、建構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和制度［20］。而培養式是指通過主動干預和指導來推動系統的發展壯大，重點關注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能力差距，并通過彌補差距來實現對整個系統的調控。多數學者認為，在當代中國，地方政府只有培育其社會治理能力，才能應對治理轉型的挑戰［21］。在多元主體的參與和互動中，各地要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和動員方式，通過外在的支持和內部的孕育來培育和提升社區社會資本［22］。也有學者認為，社區治理在價值取向上應確立以居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需要賦權理念的引導、治理技術工具的有效選擇、協同互動平臺的搭建［23］。在本文中，互動式導引是通過構建社區領導下的互動平臺以及激發居民參與來促進社區治理；培養式導引著重于通過對居民的培訓和教育，發揮社區組織在社區工作中的指導作用，以完善制度、提升服務及組織建設等手段推動社區治理。我們要將互動式導引與培養式導引相結合，以適應不同區域條件并發揮各自優勢。

2.扎根型與整合型

在社區治理的實施過程中，扎根型模式在社區管理者和居民之間建立緊密聯系。管理者深入了解居民的需求和觀點，致力于有效協調和解決社區內部各類問題。扎根型模式下，自主治理是城市社區治理貫徹全過程民主的內在追求，全過程民主是城市社區自主治理的實踐形態［24］。在社區治理實踐中，“三社聯動”包括“社會組織委托型”“社工機構服務型”“項目指導型”“社區內部發展型”等模式，社會力量間要自主聯動，以釋放社會活力［25］。扎根型模式重視社區居民的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充分發揮社區委員會和業主委員會等基層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通過這些組織來推進治理工作。整合型模式更強調以構建公共信任為關鍵，對協同機制進行整合，提高協同治理的整體績效［26］。從政府與社會關系視角來看，整合治理是中國地方治理的一種類型，它通過資格認定、精英吸納、資源支持、項目化運作等方式，對市場和社會主體進行跨界整合［27］。通過整合跨地域的資源、力量和信息，此方法構建出一種協同、互補、高效的治理模式。另外，一些新近研究對黨的社會整合功能有了進一步的探討，其行動策略有向內整合、向外整合和向下整合［28］?；诂F有研究，本文將扎根型與整合型視為分析社區治理作用范圍的兩大指向，揭示推動社區治理進程的不同作用基點，并適用于微觀層面上治理能力對社區治理影響的研究。本文所提及的扎根型與整合型是指治理能力在社區治理中所涉及的范圍層次。扎根型通過強化黨組織建設、完善制度框架、推動基層民主等途徑全面管理和服務社區；整合型則通過整合各方資源和力量構建協同、互補、高效的治理模式。扎根型重視提升社區居民的自治能力和參與意識，其導向是“從點到面”，有助于推動基層自治；整合型則能集結各方力量和資源，其導向是“從面到點”，共同推動社區治理工作的開展。

（二）分析框架與模式分類

基于前述分析，可以建立一個分析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的框架。通過將導引方式和作用范圍兩個維度相結合，在宏觀和抽象層面上，可以確定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四種模式（參見圖1）。這些模式在提升重點、推動策略和作用機制方面各有特點。

圖1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分類框架1.互動扎根型：服務功能提升模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以往簡單直接的“硬控制”管理方法已無法完全滿足居民需求，社區治理面臨新挑戰。服務功能提升模式是基層組織通過創新服務方法、改善服務設施、加強志愿者隊伍建設、擴大服務范圍和推進信息化建設等手段，提高社區服務水平和質量。這種模式強調發揮基層組織的服務作用，通過提升其服務能力和品質來滿足居民多樣化的生活需求。例如，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手段提高信息透明度、便捷度和互動性，以基層社會工作站建設增強社區服務功能，推動社區治理向智能化、專業化和精細化方向發展，等等。

2.互動整合型：關系結構優化模式

這種模式強調完善基層組織網絡，優化社區內部關系結構，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協同合作。該模式主要依托居委會等基層組織實施組織體系改革再造，發揮組織間協同效應，從而提高社區治理效能。雖然這種模式能夠充分利用基層組織優勢，實現資源高效配置管理，但可能引發“部門化”趨勢，導致相關主體缺乏有效的監督評估機制制約。此模式的主要策略有優化基層組織架構、完善管理制度、加強信息共享和協同合作，其旨在實現雙向嵌入、上下聯動和橫向銜接的目標，擴大社區治理視角，構建更加高效、有序的工作體系，推動社區治理工作深入進行。

3.培養整合型：組織能力建設模式

社區組織的核心競爭力包括協調能力、服務能力、管理能力、信息能力和創新能力。社區組織的能力水平不足，將會影響社區治理效能。組織能力建設模式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而提出的針對性方案。這一模式致力于提升基層組織的管理能力，增強組織的自我發展完善能力。在政府購買服務背景下，這種模式通常依靠社區居委會與社會組織的聯系網絡，提高社區治理的專業化程度。其核心在于提升組織管理水平，方法包括制定規章制度、培養干部隊伍、完善人才選拔機制，使基層組織能夠更好地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

4.培養扎根型：管理體系強化模式

在黨的領導下，管理體系強化模式通過改進社區治理的組織結構、管理機制和工作流程等手段，構建一套健全的管理體系，并持續完善加強這個體系，使社區治理工作更加科學、規范和高效。此模式注重完善管理機制和評估方法，通過制度建設提高基層組織的領導能力，確保社區治理工作的協調推進。例如，合理設定職責、明確權責關系以優化社區組織結構，實施網格化管理、提供差異化服務以提高社區治理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四、地方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比較

政策實施具有變動性、適應性和靈活性特征，各地區依據實際情況采取的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策略存在差異，我們需要從實踐角度出發進行類型學分析。本文旨在通過對比典型城市社區治理能力提升實踐的基本特點和重點方向，探析各種模式的實施方式、關鍵環節和實際經驗，為優化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實踐路徑提供借鑒。

（一）北京市：快速服務響應

北京市根據平谷區金海湖鎮執法部門快速及時處理盜采金礦問題的成功經驗，自2018年初起，在16個區的169個街鄉試點推廣“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模式。該模式與以“12345”熱線為主要渠道的“接訴即辦”相結合，已成為北京市黨政部門及時回應居民訴求的關鍵手段，也成為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撐。該模式提升了基層組織的服務水平和工作效率，構建了黨建惠民的服務功能提升模式，同時具有“互動—扎根”的特點，鼓勵基層黨政部門與居民之間建立緊密聯系。

為實現快速服務響應，北京市建立了以“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為基礎的治理能力提升模式，包括分級分類處置機制、問題聚焦解決機制和反饋督查督辦機制。分級分類處置機制是根據群眾訴求的緊急程度和相關行業標準，在“12345”熱線平臺上采用不同的處置模式，以確保提供最適宜的解決方案。問題聚焦解決機制是通過建立“每月一題”機制，關注房產證辦理、預付費行業監管、房屋維修等民生問題。反饋督查督辦機制是建立群眾訴求“首接負責”制度，將群眾訴求直接下派到相關街鄉，根據問題復雜程度責成不同部門解決。街鄉負責及時解決能夠自行解決的事項，而復雜問題則需要不同部門共同協商解決?！侗本┦薪值擂k事處條例》新規規定，街道辦可對區政府工作部門派出機構進行統一領導。北京市還根據接訴響應率、問題解決率和群眾滿意率這“三率”標準，對全市各委辦局和公共服務企業進行排名，考核結果將影響部門年度績效。

（二）上海市：構建黨群服務共同體

社區治理的復雜性和多元化要求尋求更優化的組織形式，以便更有效地應對綜合治理任務的挑戰。上海市在社區治理協作和組織形式方面進行創新實踐，探索出一種成功的社區治理模式。該模式的特點在于，通過融合黨組織、社區組織和社區居民的力量構建一種共同體，即在社區這個扁平化組織單元中構建身份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上海市的基層組織通過舉辦各種活動、提供服務項目、搭建交流平臺等方式與居民建立緊密聯系，實現資源共享、責任共擔、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的目標。該模式強調“黨—政—社”之間的協同互動，而非單向的信息傳遞和命令執行，通過構建交流平臺、擴充治理架構等方式實現各方資源、力量和功能的融合。因此，上海市的能力提升模式可以被視為“互動—整合”型。

上海市通過構建黨群服務共同體實現關系結構優化。一是集成各系統服務功能。上海市以優化運行方式、整合資源為基礎，以集約共享為理念推動空間統籌，利用現有的黨群陣地體系為新就業群體提供飲水、如廁和手機充電等基礎服務，以及思想引導、政務幫辦和便捷醫療等服務。二是推動多部門協同實施引領實踐。上海市強化黨政各部門在黨建引領下的溝通協調，通過聯合會議、聯合行動和經驗交流等手段促進分散資源的整合。三是推行組織化民主協商議事。上海市積極推動組織化協商，將其視為社區治理創新的重要途徑和協調各方利益關系的關鍵手段。這有助于使居民自治組織、物業企業等利益相關方在議事協商中增進理解和提高信任度。

（三）深圳市：賦權賦能賦制

深圳市的治理能力提升模式注重將權力和資源下沉至社區，并強化基層組織的職能。這一模式屬于培養式模式，旨在發揮基層組織與社區居民的積極作用，推動社區治理的民主化、規范化和智能化發展和社區的共建共治共享。該模式具有整合型特征，政府在其中扮演著整合在地化資源、協調社區各方利益、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社區和居民被賦予更多的自治權及責任。

深圳市的組織能力建設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賦權賦能賦制。具體而言，賦權是讓社區組織擁有更多的決策權；賦能是通過專業化、科技化手段提升社區組織的服務水平；賦制是通過制定規則提高社區居民自治的制度化水平。社區賦權方面，深圳市強調社區黨委和小區黨支部在社區公共事務中的決策權，激活黨建引領的“神經末梢”。例如，南山區實施《小區黨群服務站建設實施指引》等五項制度，賦予小區黨組織對物業企業和業委會的評價選擇權以及對民生微實事的決定權。在科技賦能方面，深圳市利用自身高科技領先的地位打造社會治理大數據庫，將“塊數據”技術應用于民生熱線投訴和社區事務管理等方面，全面及時地掌握社區基礎數據，通過數字技術應用提升社區治理現代化水平。在居民賦制方面，2015年9月，深圳市頒布《全面推廣實施民生微實事指導意見》，賦予社區居民議事會對項目征集和實施進行決議的權利，同年12月，《深圳市社區居民議事會工作規程》為社區居民議事會的運作提供制度保障。

（四）成都市：微網實格精細化

成都市為充分發揮網格在小區治理中的作用，避免功能“虛化”，針對原有的網格化管理存在的覆蓋范圍過大、職責不明確、任務過重及運作不暢等問題，近年來一直在探索推進“微網實格”模式，不斷細化與之相配套的治理機制。在原有網格劃分的基礎上，成都市將小區院落和樓棟設定為最小網格單元，將治理單元和層級縮小到最小程度。此舉有助于推動黨員個體的再組織化，提升對居民的精細化服務水平，解決城市治理中的多樣性、復雜性問題。

成都市的管理體系強化模式的主要特點在于微網實格精細化，這包括構建精細化網格組織架構、激活網格黨組織功能和建立高效聯動的響應體系。首先，在構建精細化網格組織架構方面，成都市推行“3+1”微網實格體系，即社區總網格、片區一般網格、樓棟微網格“三級網格”和專屬網格“自主網格”，以此搭建精細化治理平臺。其次，激活網格黨組織功能。成都市在劃分一般網格、微網格的同時同步規劃建立黨組織（黨小組），明確網格黨組織的功能職責，通過“黨建引領+微網格”模式強化基層治理。最后，建立高效聯動的服務體系。成都市建立網格黨組織與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等各領域黨組織之間的橫向聯動關系，形成“縱向到底、橫向聯通”的聯動機制。成都市將就業、養老、救助等服務職能整合到網格功能中，針對空巢老人、殘疾人和困境兒童等特殊群體提供關愛服務。

表1地方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的特點比較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提升模式服務功能提升模式關系結構優化模式組織能力建設模式管理體系強化模式模式特征快速服務響應黨群服務共同體賦權賦能賦制微網實格精細化驅動目標高效服務共建共享自主治理管理精細實踐重心快速反應機制協同協商合作明確權責清單小區內部治理應用特點快速高效凝聚力強治理規范服務個性化適用方向緊急情況組織關系能力建設小型社區

（五）地方社區治理提升模式的特點比較

京、滬、深、蓉四地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探索具有顯著創新性。這些城市在治理能力提升方式上既有共同點也存在差異。從共同點來看，四地都致力于社區治理的制度創新和提質增效，體現黨政推動、權責匹配和專業支持等共性要素；都重視社區內部的自治和共治，以促進社區共建共享，提高社區治理效率和水平；都強調服務意識和能力的提升，致力于為社區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和貼心的精準服務。從差異性來看，影響不同地區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的主要因素是驅動目標、實踐重心、應用特點和適用方向，各地在社區治理中運用了不同工作機制并取得不同成效，這主要與黨政基礎條件、社會發展水平和政策路徑依賴有關。此外，這些模式在作用范圍上存在差異，有扎根型和整合型兩種；在引導方式上也存在區別，有互動式和培養式的不同形式。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模式并非完全獨立，它們之間存在相互融合、交叉運用的關系。在實際社區治理中，各地需根據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治理模式，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創新。通過從多個維度進行比較，我們發現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不同模式具有多重特點（參見表1）。

第一，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實踐存在推進重心的差異。北京市著重于問題倒逼下建立快速反應機制，主要關注突發事件或緊急情況的快速響應處理能力；上海市強調多元協同協商合作，致力于各方資源和利益的整合與協調；深圳市從明確權責清單入手賦予社區居民更多的自治權和決策權；成都市在小區內部治理中嵌入黨的組織架構，注重改善小區內部管理服務及提高小區居民生活質量。不同地區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模式是基于“作用范圍—導引方式”的不同組合，包括服務功能提升的互動扎根型、關系結構優化的互動整合型、管理體系強化的培養扎根型及組織能力建設的培養整合型。此外，不同模式的驅動目標也有所不同，反映出不同模式對治理能力提升的不同理解。

第二，資源配置與社會影響有所差異。四地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在資源配置方面展現出不同特點，主要體現在資源供給上的側重點和優先級的差異，這源于其目標和策略的差異。北京市側重于應急系統和人力資源配置；上海市關注整合社區各類資源和利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深圳市著重配置自治和決策資源；成都市則重視小區內部網絡、服務資源的配置，建立完善的管理體系和信息化系統。資源配置的差異直接導致不同的社會影響：服務功能提升模式和管理體系強化模式可以提高社區居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和滿意度，同時能提高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關系結構優化模式和組織能力建設模式有助于提升社區治理水平和居民自治能力。

第三，針對不同的服務對象和場景，需要采用相應的治理模式。通過對比四地實踐，可以發現，在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多種模式中，無論是互動式導引還是培養式導引，都需要構建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以提高社區治理的合作性、協調性和科學性。例如，深圳市通過社區賦權、賦能和制度建設，采取社區志愿者培訓等措施，充分發揮居民的主體作用，提高社區參與度和主動性，推動社區發展的良性循環。

五、效能改善建議

本研究從“導引方式—作用范圍”兩個維度出發，構建了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分析框架，以闡釋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一般運作模式。在此基礎上，我們通過對比各地實踐層面的模式，發現不同地區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的側重點存在顯著差異。傳統的單一向度分析方法難以充分揭示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內在特征。影響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選擇的關鍵在于滿足多元利益主體的需求與利益。在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模式的選擇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探索優化“一體化”模式下的地方化實踐模式

在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框架中，應探索優化“一體化”模式下的地方化實踐模式，以尋求現代化治理路徑。從協同治理視角來說，我們應將多種資源及相互聯系的部門或治理主體整合為“一體”，推動實現“1+1>2”的治理效果?！耙惑w化”模式強調各方參與、協同合作、共同推進，從領導力、組織流程優化、信息技術與數據管理等多方面著手，通過整合社區資源和建立協作機制實現社區治理創新發展。

從地區發展特征來說，不同地區的社區治理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各具特點，地方實際情況存在差異。這是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礎、條件和保障，決定了治理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部分地方在深入的社會調研和問題分析方面存在不足，未能充分了解社區治理實踐中的矛盾和問題，這導致其對能力提升模式的選擇不夠合理。地方應根據社區治理問題的緊急程度、組織架構、能力狀況及社區類型等要素，考慮治理能力提升作用和社區基層組織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地方化治理提升模式，確保其與社區實際相契合。一是通過對比分析不同行動策略的適用性，制定能夠滿足多元利益主體需求的本土化、特色化治理模式，進而構建內在機制并生成實踐路徑，以把握全局的戰略性思維來規避可能的風險，保障治理模式的實施效能。二是政府部門提供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社區居民主動參與決策和管理，社會組織提供專業服務支持，各利益主體之間形成參與社區治理的合力。三是確定治理能力提升模式時，需要綜合考慮不同行動策略的地方適用性。應樹立抓關鍵、分重點的思維，基于政府支持、居民參與、社區稟賦等關鍵要素，對比分析不同行動策略的優劣勢，選擇最適合的本土化、特色化治理模式。四是利用專業社工力量培育社區自治內生動力，探索自下而上、由點到面的十字循環管理形式，有效聯動地方發展與國家治理，著眼于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區發展，促進黨組織、社區、居民間深度融合，推動社區治理從管控型向情感型治理轉變。

（二）推進雙向互動式的社區治理能力提升路徑

當前，地方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模式創新步伐落后于社會治理需求，工作推進與現實需求的銜接不暢，多元主體合作治理能力有待提升。這就要求我們不斷推動社區多元治理和結構體系創新，實現黨內關系、黨群關系及黨與社會組織關系的平衡發展，避免陷入社會資源整合困境。第一，上文所述的社區治理能力提升四個模式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支持的關系，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規劃應綜合考慮各個模式的特點和目標，將四類模式融合在一起，并促進它們之間的關聯和雙向互動。第二，在“政黨—國家—社會”的關系框架下，要重視黨政機關與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及不同治理能力提升模式之間的協同溝通，以促進黨組織政治權威與社區治理活力的共同提升。這不僅要突出“黨”的聲音，還要注重實現“治”的績效提升。通過黨組織自身建設推動黨的領導方針落實到基層，以確保社區治理工作符合黨的方針政策。第三，傳遞開放互動式的創新思維，建立同地區社區與社區之間、不同地區社區與社區之間互動交流機制，鼓勵各地區、各社區在治理工作中創新實踐，探索本土化治理模式和方法。

（三）加強黨組織與社區自治組織之間的雙向嵌入

在黨建引領的嵌入式發展中，加強黨組織與社區自治組織之間的雙向嵌入，并透過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深刻解析社區治理路徑。第一，黨組織應加大對社區自治組織的資源支持，提供必要的資金、人力和物資支持。同時鼓勵黨組織與社區自治組織展開協同合作，共同制定和實施社區發展計劃，共享資源和信息。第二，通過建立有效的信息傳遞和溝通機制，確保黨建工作與社區發展相互促進。通過共同參與社區建設和問題解決，增強治理共同體的凝聚力和行動力。一方面，信息壁壘的消減能夠促使黨發揮領導作用，促進黨組織深入基層，緊密聯系群眾，了解群眾實際需求；另一方面，社區自治、社區領導力、社區居民參與都能在凝聚治理共同體的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得以規范化、專業化。第三，注重黨組織與自治組織兩方人才隊伍建設，著重培養自治組織的黨員人才。一是派駐黨員干部到社區自治組織擔任職務，確保黨的工作與社區治理緊密結合；二是吸收社區自治組織優秀人才進入黨員隊伍，加強社工隊伍與其他相關專業的協同合作，以提供全面有效的社區服務，解決過程調試性差、結構耦合性低等問題，提升社區治理運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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