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創企業的知識搜索對創業機會識別影響機制
——基于企業數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

陳云川，張曉敏，雷 軼

（南昌航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西南昌 330063）

0 引言

在以“云大物移智”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迅猛發展背景下，通過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來尋求機會并獲取價值已成為企業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1］。數字經濟開放共享、數據支撐和融合創新等特征對初創企業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2］，能否在復雜的數字環境中識別創業機會是初創企業存活與發展的關鍵所在。我國初創企業數字化程度尚未得到充分發展，戴爾聯合IDC 發布的《2021 年中國小企業數字初始化指數2.0》的數據表明，我國初創企業的平均生存期僅為1.8 年［3］，提升初創企業的存活率成為推進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創業機會識別的本質是創業者通過知識搜索、知識整合和知識運用來提升對機會的洞察力。與成熟企業相比，在知識和資源方面受到限制的初創企業尤其需要采取知識搜索策略建立與外部主體間的鏈接，獲取所需知識。知識基礎理論認為，知識是組織賴以生存的戰略性資源，獲取新知識意味著企業獲得競爭優勢［4］。初創企業應該利用知識搜索來把握瞬息萬變的前沿知識，從而形成發現和利用新興機遇的能力［5］，通過知識搜尋、整合與運用，提高員工的知識儲備和技術水平，為市場提供特色產品，形成核心競爭力，進而促進企業的成長。知識搜索或許是影響初創企業識別創業機會的關鍵因素，但現有研究者李柏洲等［6］主要聚焦于知識搜索對創新績效等結果變量的研究，基于企業數字化能力來探究知識搜索對初創企業創業機會識別的作用機理研究較為匱乏。

企業數字化能力已成為初創企業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初創企業如何通過知識搜索能夠與外部網絡主體建立伙伴關系［7］，共享數字知識和資源的寬度和深度，在數字化競爭場創造自身數字化能力，已成為初創企業實踐者最為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動態能力理論強調，初創企業通過靈活調整資源配置從而適應環境變化，并根據新的環境要求重構動態能力，有助于識別數字環境中蘊藏的創業機會，建立、保持和增強競爭優勢［8］。因此，企業的數字化能力或許受到知識搜索的影響，也可能對創業機會識別起到決定性作用，數字化能力或許是知識搜索與創業機會識別的關鍵路徑。從理論上探索數字經濟背景下知識搜索與創業機會識別作用機制，并為初創企業提升創業機會識別能力提供借鑒，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意義。具體而言，本研究嘗試探索回答以下3 個問題：（1）研究初創企業知識搜索的內在條件是什么？（2）知識搜索的寬度與深度如何影響數字化能力和創業機會識別？（3）企業數字化能力在知識搜索與創業機會識別間起到怎樣的中介橋梁作用？

1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1 文獻回顧

1.1.1 知識搜索

知識搜索是指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尋求、獲取、整合和運用內部和外部知識以發現機會或解決問題的活動過程［9］。根據所尋求的知識與可用知識之間的距離，Rosenkopf 等［10］將知識搜索分為本地搜索和非本地搜索(也叫做遠程搜索或跨界搜索)；Katila等［11］從在哪里搜索和如何搜索的角度提出了搜索寬度和搜索深度，其中搜索寬度是指內部和外部知識搜索渠道的數量，反映了知識搜索的范圍，搜索深度是指從搜索渠道獲取知識的強度，反映了知識搜索的深入程度；Roper 等［12］根據外部知識的獲取程度和與外部知識主體的互動程度，將知識搜索分為互動搜索和非互動搜索。在對知識搜索影響因素的研究中，組織冗余資源、吸收能力和網絡嵌入度是影響知識搜索強度的主要因素［13］。在研究知識搜索的結果變量時，學者們主要是研究知識搜索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等。如蘇道明等［14］研究表明，知識搜索的廣度和深度與創新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董媛媛等［15］通過實證檢驗發現，技術和知識搜索分別對突破性創新績效和增量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1.1.2 數字化能力

國內外學者分別從資源基礎觀、知識管理以及數字產業化等角度闡述了企業數字化能力的概念。秉持資源基礎觀的Annarelli 等［16］學者認為數字化能力是指企業通過部署整合各種數字資源和商業資源，對產業價值鏈進行創新，從而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組織能力；從知識管理角度來看，數字化能力就是建設數據驅動、制止知識隱藏和促進組織制度創新的動態能力［17］；基于數字產業化視角的觀點認為數字化能力是通過發揮產業鏈鏈長優勢打造互為促進的數字化技術核心能力與數字化管理核心能力［18］。目前，學術界對于企業數字化能力作用機制的研究并不多，國外學者Abbate 等［19］主要聚焦于探究數字化背景下制造業企業制造能力與競爭力的提升問題，國內學者易加斌等［20］主要是通過建立數字化評價指標體系來評價企業創新能力和智造能力，探討數字化能力對于創新績效的作用，并實證數字化能力對于商業模式創新的作用。盡管數字化能力與創業機會識別關系的相關研究屈指可數，但郭海等［21］的研究表明，數字技術的關聯性和可編輯性對創業機會識別具有促進作用。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詮釋了數字化能力這一概念，并明確指出企業數字化能力在推動創業機會識別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已有研究成果對于數字化能力和創業機會識別之間的內在關系缺少系統性解答。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數字經濟為切入點，探討企業數字化能力與創業機會識別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以期豐富相關理論研究，推動數字創業活動發展。

本文以創業機會識別的三階段模型——機會搜索、機會識別和機會評價為基礎［22］，并結合易加斌等［20］的研究，把企業數字化能力分為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以及數字運營能力。數字感知能力通過洞察外部數字機會和搜索數字資源，數字協同能力通過內部整合和外部協同實現資源共享、共建和共治以發現創業機會，數字運營能力通過運用數字技術和資源評估發現的創業機會并經營和發展創業機會以達到企業創新。相比于成熟企業，初創企業更加靈活且易于變革，因此初創企業創業者具備更強的數字感知能力，能夠更加敏銳地發現機遇，并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數字化戰略規劃，借助數字協同能力實現數字化信息和數據的推進。通過建立資產共享和價值共創機制，利用數字化運營能力更加廣泛和靈活地調配內部數字資源，促進數字化業務的發展，為傳統業務提供數字化賦能并改變其商業模式運作的方式。

1.2 研究假設

1.2.1 知識搜索與創業機會識別

知識搜索描述的是企業搜索、獲取、整合與運用內外部知識從而有效識別創業機會的活動過程，是一種組織學習方式與問題解決辦法［9］。知識搜索對初創企業的創業機會識別至關重要，一方面，拓寬范圍的知識搜索能夠確保初創企業從更多范圍攝入不同的異質性和互補性知識資源，為企業提供更多的創意和想法，促進創業機會識別。初創企業知識搜索的寬度范圍大致來源于供應鏈、競合伙伴與科研機構3 個渠道［23］，首先是從供應商獲取原材料供應信息，從用戶顧客身上識別產品或服務需求等信息，其次與行業競爭者競爭合作的過程中獲得市場變化趨勢等信息，最后與科研機構協作共同攻堅產品核心技術。通過與此三方的知識交流，初創企業會獲得更廣闊的知識視野和掌握市場發展趨勢以推動對創業機會的識別。另一方面，深度挖掘的知識搜尋能夠促使初創企業團隊對已有知識進行反復高強度的探索，加強團隊成員合作精神，有利于從特定的專業知識領域凝練出新的知識范式與規律，從而識別出新的創業機會［21］。在深度的知識搜索和獲取階段，初創企業通過在某特定技術領域提煉和升華蘊藏的技術創新知識，逐步歸納獲取知識的內在規律范式以及衍生價值，降低試錯成本，從而精準識別創業機會，促使創意轉化為創新成果［24］；在深度的知識整合階段，針對知識整合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創業團隊能夠透過問題表面辨識出本質與內在規律，進而從先驗視角發現創業機會并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深度的知識利用階段，初創企業在與外部價值網絡成員建立合作默契與共同認知的基礎之上，高效利用新知識、新資源以及開拓新市場為現有管理活動提供更多的解決辦法［25］，這些新知識為初創企業帶來了更多的創新機會集，從而促進其創業機會識別。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知識搜索正向影響創業機會識別。

H1a：知識搜索寬度正向影響創業機會識別。

H1b：知識搜索深度正向影響創業機會識別。

1.2.2 企業數字化能力與創業機會識別

區別于成熟企業批量化和大規模生產模式，初創企業要想壯大和發展就必須具備能適時準確搜索、識別和評價創業機會的數字化能力。首先，數字感知能力能夠幫助初創企業迅速洞察市場變化，搜索轉瞬即逝的新興創業機會。面對外部數字環境的動蕩模糊性和復雜性，初創企業必須利用數字感知能力，洞察技術變革導向與產業政策變化方向，辨識行業競爭威脅和探索用戶消費需求的變化趨勢，以確定契合發展定位的創業機會，促進企業的成長與發展。其次，數字協同能力能夠幫助初創企業協同外部價值網絡主體和整合內部數字資源，從而識別創業機會。一方面，與外部關系的協同能力使初創企業接入外部網絡，通過與外部主體知識交互，收集、分享和利用多維數字資源，進而促進潛藏創業機會的識別。另一方面，內部資源整合能力使企業對外部獲取的知識進行轉化吸收或再創造，促進新技術快速滲透，通過內部成員對新知識技能的吸收與掌握，精準挖掘新興創業機會［26］。最后，數字運營能力能夠對數字感知能力搜索出的創業機會以及數字協同能力識別出的創業機會進行評價，從而把這些機會變成可執行方案。數字運營能力一方面有利于降低資產專用性，減少資源結構化過程，通過數字技術實現杠桿效應，使較少的資產投入實現較多的產出［27］，從而促進創業機會的轉化和利用。另一方面，數字運營能力有利于較為成熟的經驗知識積淀并流程化，降低企業內部活動的協調成本，進而促進創業機會的利用［28］。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數字化能力正向影響創業機會識別。

H2a：數字感知能力正向影響創業機會識別。

H2b：數字協同能力正向影響創業機會識別。

H2c：數字運營能力正向影響創業機會識別。

1.2.3 知識搜索與企業數字化能力

初創企業采取知識搜索策略有助于重構數字化能力，通過數字化能力快速調整組織資源，不斷更新原有能力，從而應對市場的動態不確定性［29］。一方面，知識搜索寬度有助于數字化能力的形成、發展與提升。在開放式創新環境中，組織不能單一孤立地實施創業活動，必須與不同類型的外部網絡主體合作，擴大知識交互提升自身數字感知能力從而實現創新［30］；受到資源秉性限制的初創企業更加需要拓寬知識搜索范圍，通過與供給方、顧客、行業競爭者和科研機構合作交流，獲取多方知識與資源，促進新想法的產生和新技術的整合應用，實現各種資源與能力的互補，從而提升組織的數字協同能力；通過廣泛的知識搜索行為，初創企業能夠利用數字技術不斷完善自身創業機會有效識別的評價體系，增強數字運營能力。另一方面，知識搜索深度有利于增強初創企業數字化能力。單純擴大知識搜索寬度并不能使企業數字化能力得到本質上的提升，深入理解新知識使其與組織內部知識融會貫通并于實際問題得以落實，才能從根本上增強數字化能力。初創企業通過對已有知識高強度反復挖掘，總結出特定專業領域的通用規律和范式，并將其應用于新知識的探索，能夠增強自身在數字環境中的敏感性，從而提升數字感知能力［31］；對外部所獲新知識進行深度數據分析與整合過程中，初創企業的數字協同能力得以提升；初創企業通過數字技術利用新知識和優化業務流程，從而增強數字運營能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知識搜索正向影響數字化能力。

H3a：知識搜索寬度正向影響數字感知能力。

H3b：知識搜索寬度正向影響數字協同能力。

H3c：知識搜索寬度正向影響數字運營能力。

H3d：知識搜索深度正向影響數字感知能力。

H3e：知識搜索深度正向影響數字協同能力。

H3f：知識搜索深度正向影響數字運營能力。

1.2.4 企業數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

面對有限的內部資源約束和不確定的外部環境威脅，除了以數字化能力驅動創業機會識別，初創企業更加有必要全面地搜尋和獲得多方的知識與資源，推動更多的新思維、新思想的誕生，使資源與能力相得益彰，以增強組織數字化能力推動創業機會識別以及可持續成長發展。首先，初創企業必須以開發組織內部慣性、積累經驗為前提，通過知識搜索寬度和深度積累創新資源，為培育數字化能力創造基本條件。其次，動態能力理論認為，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初創企業對創新及發展的要求與新型資源及整合方式相關聯，新知識和資源將使企業能夠更積極地分析機會和威脅［32］。通過與其他企業之間的交流合作以及鼓勵不斷協調、優化資源分配和數字能力升級，初創企業能夠識別開發更多有價值的創業機會。最后，初創企業的創新和創業活動得益于數字技術的引入，其任何經濟活動的價值和重要程度都是由與組織資源相對應的組織能力決定的。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之間競爭已經從產品、服務等有形領域擴展到了知識、技術和其他方面，而這些無形的資源正是企業獲得持續發展優勢的源泉。初創企業必須將知識、技術等資源向數字化動態能力轉變，并將其應用于新的創業活動并辨識新的創業機會。因此本文推測知識搜索是初創企業具備數字化能力和識別創業機會的一個關鍵影響因素，并通過數字化能力對創業機會識別能力高低與效率產生影響?；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4：初創企業知識搜索通過數字化能力的中介效應影響創業機會識別。

綜合上述理論分析與推演，本研究構建的概念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概念模型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與數據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向初創企業負責人收集數據，歷時3 個月。研究以Zahra 等［33］的研究為基礎，將初創企業定義為8 年內成立的企業，因此選擇了中國創新創業孵化器中8 年內成立的初創企業。在正式研究之前，研究小組對江西的30 家初創企業創始人進行了預調查，并根據預調查的結果對問卷進行了適當的修改和調整，形成最終的問卷。在正式調研階段，通過企業主要聯系人的主要渠道，以問卷鏈接、郵件、實地調研、微信、問卷星平臺和企業郵件等形式發放問卷。在填寫問卷前，受訪者被告知研究的學術目的，并保證研究的保密性。經過3 個月的調研，共發放問卷500 份，最終回收問卷297 份，回收率為59.4%；剔除回復時間短、填寫問題明顯的問卷，剩下251 份，有效問卷率為50.2%。根據郭潤平等［3］的研究，創始人的性別、企業規模、企業成立年限和企業所屬行業可能會對結果變量產生影響，因此在研究的理論模型中，將這4 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有效樣本的基本特征信息見表1。

表1 有效樣本特征

2.2 變量測量

本研究的測量指標是采用李克特的5 級量表來測量的，1 表示非常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其中：（1）知識搜索寬度以Danneels［34］開發的量表為主要參照對象，主要通過市場、各種會議、科研機構和互聯網等外部信息渠道獲取方式的多樣性進行測量。知識搜索深度以Li 等［35］等量表為參照，主要測量知識搜索方式、問題可能性、深層信息以及最優解決方案深入程度，各4 個題項。（2）數字化能力由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與數字運營能力構成，主要借鑒易加斌［20］等人編制的量表，3 個維度每個維度各5 個題項。（3）創業機會識別參照孫永波等［36］人和Ozgen 等［37］人編制的量表，共3 個題項，測量了企業識別、開發和利用創業機會的能力。各變量的測度指標如表2 所示。

表2 變量測度與指標結果

3 實證分析與結果

3.1 信度效度檢驗

本研究采用SPSS 26.0 和Amos 28.0 軟件對問卷數據進行信度效度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模型中各潛變量的Cronbach'sα系數均在0.7 以上，且組合信度CR 值均在0.8 以上。因此，量表信度良好，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中使用的量表均由國內外學者開發，并根據研究內容進行適當修改，因此量表本身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KMO 指數為0.890，Bartlett 的近似卡方為1 352.851，顯著性為P＜0.001。在進行收斂效度測試之前，通過題項因子分析，發現各分量表的載荷均大于0.6，AVE 大于0.5，量表收斂效度基本通過檢驗。

3.2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鑒于在識別知識搜索、數字能力和創業機會方面可能存在共同的方法偏差問題，對這3 個構念的數據進行了Harman 單因素檢驗。通過對所有題項進行因子分析，分析結果顯示，主成分分析得出的6 個共同因子解釋了總方差的74.245%，共同因子1解釋的總方差為31.985%，說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3.3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為了便于統計分析，對各潛在變量的各題項求均值，通過SPSS 26.0 對各變量進行描述統計與雙變量相關分析，所得具體結果如表3 所示，從表中可以發現，知識搜索、數字化能力和創業機會識別間存在顯著相關性。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系數結果

3.4 假設檢驗

本研究通過層級回歸分析對數據進行假設檢驗，并得出了如表4 所顯示的回歸模型，對其進行具體分析：（1）M1為創業機會識別的控制變量的回歸模型，M2為創業機會識別的知識搜索寬度和知識搜索深度的加成回歸模型。從M2可以看出，知識搜索寬度和知識搜索深度對創業機會識別的影響顯著為正。因此，假設H1a和H1b成立。（2）M3是數字化能力的3 個維度與創業機會識別的加成回歸模型，結果表明，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和數字運營能力對創業機會識別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2a、H2b和H2c成立，假設H2a、H2b和H2c成立。（3）M5為控制變量對數字化能力的回歸模型，M6、M7、M8為知識搜索寬度和知識搜索深度對數字化能力3個維度的回歸模型。結果顯示，知識搜索寬度和深度對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和數字運營能力均有顯著的正效應，假設H3得到驗證。（4）M4是由控制變量、知識搜索的2 個維度、數字化能力的3 個維度和創業機會識別組成的全回歸模型，用來檢驗數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與M2相比，加入中介變量后，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和數字運營能力對創業機會識別有顯著的正向效應，知識搜索的寬度和深度對創業機會識別仍有顯著影響，但系數和顯著性都有所減弱，說明企業數字化能力在知識搜索和創業機會識別的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設H4成立。

表4 層級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為進一步檢驗中介效應值的大小，本文運用Process 插件的Bootstrap 法來估計數字化能力各維度的間接效應值。Bootstrap 抽樣值選擇2 000，置信區間設定95%，分析結果見表5。在知識搜索寬度、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數字運營能力、創業機會識別路徑中，數字感知能力效應值為0.096，置信區間［0.032，0.107］，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數字協同能力效應值為0.231，置信區間［0.087，0.398］，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數字感知能力效應值為0.136，置信區間［0.043，0.243］，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從間接效應差異C1（-0.135）、C2（-0.040）和C3（0.095）可知，數字協同能力中介作用最強，數字運營能力其次，數字感知能力最弱。同樣，在知識搜索深度、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數字運營能力、創業機會識別路徑中，數字感知能力效應值為0.103，置信區間［0.131，0.130］，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數字協同能力效應值為0.270，置信區間［0.132，0.432］，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數字感知能力效應值為0.170，置信區間［0.048，0.298］，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從間接效應差異C1（-0.167）、C2（-0.067）和C3（0.100）可知，數字協同能力中介作用最強，數字運營能力其次，數字感知能力最弱。研究發現，數字協同能力在知識搜索對創業機會識別間的中介作用最強，假設H4得到支持。

表5 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檢驗

4 研究結論與展望

4.1 研究結論

本研究立足于以往學者對初創企業的研究，基于知識基礎理論和動態能力理論，實證檢驗了初創企業知識搜索寬度與深度對創業機會識別的影響，以及分析了企業數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第一，知識搜索對數字化能力與創業機會識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知識搜索2 個子維度知識搜索寬度和知識搜索深度分別對企業數字化能力3 個子維度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和數字運營能力與創業機會識別具有顯著正效應，且在大部分情況下知識搜索深度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該結論進一步驗證了王慶金等［38］人的研究觀點，表明初創企業通過拓寬知識搜索范圍，與供應商、顧客、行業競爭者以及科研機構的廣泛合作與知識交流所獲取的異質性資源，能夠促進企業數字化能力的培育與提升，積極促進創業機會識別。除了拓展知識來源渠道外，知識搜索深度也能促進初創企業深化對知識束的認知與理解，在思想碰撞中激發更多的創新靈感，識別潛藏的創業機會，同時增強企業數字化能力。

第二，初創企業的數字化能力顯著促進其創業機會識別。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和數字運營能力對創業機會識別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數字協同能力影響最顯著，其次是數字運營能力，最后是數字感知能力，這有效解釋了創業機會識別的內在機制。市場、行業和創業者是3 個成功識別創業機會的關鍵構成要素，創業者一方面需要具備堅忍不拔的特質，另一方面需要根據市場和行業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發展路徑，利用數字感知能力洞察外部創業機會是創業機會識別的初步篩選階段，更重要的是需要利用數字協同能力協同外部網絡關系和整合內部資源以及利用數字運營能力對潛在機會可行性進行評價與測評，從而成功識別可落地的創業機會。

第三，初創企業的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和數字運營能力分別在知識搜索的兩個維度與創業機會識別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呈現出知識搜索→數字化能力→創業機會識別的路徑機制，其中數字協同能力的中介作用最強。即初創企業數字化能力在知識搜索和創業機會識別之間起傳導作用，知識搜索所積累的新知識與資源是培育數字化能力的基礎，知識搜索通過培育和提升企業數字化能力進而促進創業機會識別。這表明，初創企業借助企業數字化能力能夠將知識搜索中獲得的管理知識和經驗加以融合和吸納，優化企業內部認知結構并激發企業創新創業靈感，從而促進創業機會識別。

4.2 理論意義

第一，基于知識基礎觀視角揭示了創業機會識別的本質特征，將知識管理理論引入創業機會領域，并從知識搜索寬度和深度視角研究創業機會識別的內在作用機理，為創業管理研究打開了新思路，豐富了創業機會理論。

第二，基于創業機會識別三階段模型［22］，完善了初創企業數字化能力的定義、內涵及維度劃分研究，通過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和數字運營能力3 個方面驗證了企業數字化能力對創業機會識別的內在作用機制，豐富了動態能力理論以及創業機會驅動因素研究。

第三，將知識搜索、數字化能力與創業機會識別納入同一概念模型，打開了初創企業知識搜索對創業機會識別作用路徑的“黑箱”，揭示了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和數字運營能力的中介效應作用，有助于數字化情景下知識管理理論與動態能力理論的融合研究，也有助于指導初創企業在創業實踐過程中建立“知識搜索-數字化能力-創業機會識別”的匹配組合。

4.3 實踐啟示

第一，初創企業應主動采用知識搜索策略進行創業機會識別，并重視其實際應用。初創企業運用知識搜尋策略可以獲得大量具有潛在商業價值的新知識，但同時也可能面臨著巨大風險。初創企業運用知識搜索策略既有助于獲得新知識和新資源，也有助于培養組織能力和構建競爭優勢。例如，平臺型科技初創企業拼多多通過拓寬知識搜索范圍擴平臺張市場并吸收人力、資金等資源，利用微信等社交軟件的“拼團游戲”迅速吸引用戶流量，同時降低門檻吸引大量商家入駐平臺，創造大量創業機會。與此同時，通過深度學習和創新商業模式，不斷積累和提升企業數字化能力，協調各方利益相關主體共同創造商業價值［39］。因此，初創企業要樹立知識基礎觀和開放式創新理念，與供應商、行業競爭者、消費者、科研機構等利益相關者構建互利共贏關系，同時也要將所獲取的新知識內化于組織中的每一位成員，加深對新知識的理解與利用，識別有價值的創業機會，從而實現競爭優勢。

第二，在動態復雜的數字經濟時代，初創企業應該重視數字化能力的培育，大力提升驅動創業機會識別的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和數字運營能力。例如，阿里巴巴集團在創業初期利用敏銳的數字感知能力識別機會，從數字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兩個方面創建電商、物流、第三方支付等數字運營平臺，從而取得競爭優勢并創業成功［40］；成都超源視覺科技有限公司以人工智能視覺高新技術為核心競爭力，運用數字協同能力與萬隆輪胎、瀘州老窖等知名企業達成合作，實現數字資源共享［41］；珠海必要科技有限公司通過對產品在線全周期監督與管理，推出產品生命力管理系統，連接主體并獲取平臺用戶，使創業機會實現商業價值［42］。因此，初創企業應利用數字感知能力洞察技術變革導向與產業政策變化方向，辨識行業競爭威脅和發現用戶消費需求趨勢變化，從而初步甄選與定位相契合的創業機會；利用數字協同能力首先與外部主體知識交互，收集、分享和利用多維數字資源，其次內部成員對外部獲取的知識進行轉化吸收或再創造，促進新技術快速滲透，進一步識別創業機會；利用數字運營能力將各種創業機會轉化為實際方案和商業價值。

第三，初創企業應該發揮數字化能力在知識搜索與創業機會識別之間的傳導作用，以互聯網思維為視角，從“人-物”交互角度出發，明晰數字化能力對創業機會識別方法的影響機理。例如梧桐鏈區塊鏈平臺一方面利用知識搜索打造開放生態鏈，成立企業、機構的區塊鏈應用場景聯盟，通過對外部新知識搜索、吸收、整合和創造以識別更多創業機會和提升企業數字化能力。另一方面運用數字核心技術（密碼算法、智能合約引擎）感知、協同和運營數字資源和機會集，強大的數字能力使企業與企業之間實現流程自動化，助推了我國數字貨幣和區塊鏈技術的高速發展。因此，在創業機會識別過程中初創企業需要對企業異質性知識進行知識搜索，并分別從知識溯源和整合利用等階段提升企業數字感知能力、數字協同能力以及數字運營能力等，以此為基礎由數字技術賦能數字化能力推動創業機會識別。

4.4 研究局限與展望

首先，本文選取成立年限為8 年內的初創企業為調研對象，未來研究可采取成熟企業的數據來探索知識搜索、數字化能力和創業機會識別間的作用機理，對比分析以發現差異化的作用規律；其次，本文僅探討了數字化能力對知識搜索與創業機會識別間的中介作用，影響知識搜索和創業機會識別的影響因素還有很多，未來可依據其他理論視角加入其他調節變量納入本文的理論模型當中，如創業自我效能感、網絡嵌入和技術動態性等；最后，本文采用橫截面數據來驗證變量間的理論關系，未來研究可采用追蹤調研的研究方法對企業進行追蹤調查以探索知識搜索、數字化能力和創業機會識別間關系的動態演化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