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為虎拔刺”文本流傳與圖像創造

陳文彬

內容摘要：從中國古代為虎拔刺的報恩故事入手，首先梳理了其發展和來源，強調了其中印度傳說的影響、佛教故事的參照。從文明互鑒的角度，對比了亞歐大陸東西兩端對同類故事的發展和創造?；谖谋菊Q生的圖像敘事，也與宗教傳播過程中對高僧、圣徒類人物的宣揚相結合，成為一種“人間宗教”內涵中的圖像模式，代表了一類人物的集體形象，如敦煌發現的伴虎行腳僧圖像。宗教人物和猛獸的互動，是宗教宣揚的自然觀的體現，將以猛獸為代表的動物作為人物的附屬和象征。

關鍵詞：為虎拔刺；圣杰羅姆；伴虎行腳僧；文明互鑒

中圖分類號：K879.21；K87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4）01-0029-09

The Ancient Legend about Pulling a Thorn from a Tigers Paw：

From the Text of the Story to Images from the Hagiographies

—Plus a Discussion on the Collective Nature of Wondering Monks

in Dunhuang Art

CHEN Wenbi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Abstract：Focusing on ancient stories about people curing ailments for animals and receiving rewards in exchange for their generosity， especially the ancient Chinese story of pulling a thorn out of a tigers paw， this paper begins by deciphering the textu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highlighting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Indian Buddhist legends and stories， and then compares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milar stories in China and western Eurasia. This comparative study is interested in this story 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mutual learning that occur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which a legend or a story was passed down to later generations， absorbed into religious literature， and finally became a narrative model for writing stories about the lives of Buddhist monks and saints. As a narrative device developed from these stories， images from Dunhuang of important monks represent a kind of ideal image of what it meant to be a monk： a figure of religion wandering among the people. The interaction of ancient religious figures and animals， as depicted in both texts and images， was intended to accord with the common view of nature at the time， and the animals existed more as converts， guardians， or symbol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person who cured them than dangerous beasts.

Keywords：pulling a thorn from a tigers paw; Saint Hierom; wandering monk accompanied by a tiger;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一 中國古代的“為虎拔刺”文本

以動物為主題的文學故事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對動物進行擬人化的描寫，賦予動物不具備的人的特性，并將古人所期待寄寓的種種品質，不論是善惡，都以動物的外在表現出來，達到荒誕、震驚、吸引眼球和利于傳播說教等目的。其中動物求救于人，事后轉而報恩的故事，主要集中在中外文化交流繁榮的唐代出現［1］。

動物報恩故事的興起與佛教東傳有關，內容多取自佛經。佛教認為動物與人同為有情眾生，同具因果。

與虎有關的報恩故事中有如此兩類，一為為虎拔刺，二為取虎口哏。

《唐語林》卷6載“老嫗與虎”故事：

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為拔之。俄而虎奮迅闞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于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為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乃被村人兇者呵捕，云殺人。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王，已后更莫拋人來也?。?］

《太平廣記》卷251載：

唐劉禹錫牧連州，替高寓。寓后入羽林將軍，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舉目代矣。劉答書云：昔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嫗目之，而虎遂自舉足以示嫗，乃有芒刺在掌，因為拔之。俄奮迅闞吼而愧其恩。自后擲麋、鹿、狐、兔于庭，日無缺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為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嫗乃被村胥訶捕。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嫗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矣，叩頭大王，已后更莫拋死人來也?！保ǔ觥都卧掍洝罚?］

又《太平廣記》卷431載：

宗正卿李大可，嘗至滄州，州之饒安縣，有人野行，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貫其臂?；⒏┤N耳，若請去之者。其人為拔之，虎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歲余，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絕?；蛞巴夥曛?，則隨行。［3］3498

又《太平廣記》卷429載：

唐建中初，青州北?？h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之側有別浕泊，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之。魚舟驚懼，伏不敢動?；⑿煲宰銙恤~舟，魚舟心疑有故，因起坐?；⑴e前左足示魚舟，魚舟視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為除之?；④S然出庵，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劘魚舟。良久，回顧而去。至夜半，忽聞庵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腯甚，幾三百斤。在庵前，見魚舟，復以身劘之。良久而去。自后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為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縣遂釋其罪。魚舟為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銜絹一匹而來。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知意，遂別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復來。（出《廣異記》）［3］3486

通過對比可知，此則故事均來自同一母本，托名于不同之人。故事以野行遇虎—虎掌有刺—為虎拔刺—老虎報恩為主要敘事線索。正是基于整個古代動物報恩故事的“動物陷困—人施恩—動物報恩”結構而來，自六朝小說便已出現，其源頭為佛經故事。小說等文學創作中已較佛經簡化，如更多地去除了負心人與報恩動物的對比，單獨聚焦于人與動物的報恩因果中，同時淡化了前后因果聯系，強調故事本身的志奇。

為虎拔刺可以追溯的故事原型為南朝時《異苑》卷3為象拔刺的報恩故事：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遙入深山。見一象腳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躅陸，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就一污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為象所困，其象俗呼為大客，因語云： “我田稼在此，恒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北阋娷U躅如有馴解，于是一家業田，絕無其患。［4］

又《大唐西域記》載：

有一沙門游諸印度，觀禮圣跡，申其至誠。后聞本國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群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趨奔赴，竟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樹林中，有象病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于是拔竹敷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予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5］

事實上，《異苑》所載象報恩故事，學界早已有所討論，如錢鍾書、王立、劉衛英、田峰、何紅艷等。許多學者認為其原型為佛經故事，如侯忠義認為其是對佛經故事的借［6］，薛克翹將其與《本生經》中的《寬心本生》聯系起來［7］，蔡苡認為“拔刺報恩”故事可追溯至南傳《本生經》中的《無私心本生譚》［8］，其載：

某時，彼等臨時所建伐木小舍之傍，有一大象，誤踏軻地羅樹之刺，其刺傷腳劇痛，腫脹出膿，彼因劇痛，體弱難行，聞伐木之音，彼思依賴木工以愈傷痛，用三足近至彼等伐木之所，坐于地上。木工見大象腳腫有刺，以利刃之斧刺腳周圍，然后用繩纏縛木刺，用力拔出，拭去膿血，洗以溫水，敷以藥物，不久傷愈。［9］

南傳《本生經》的故事情節更為豐富完善，前序故事發展，即遇險被救助，較為簡潔，重點突出其后之報恩內容，這當然是佛經與傳奇小說書寫著重的不同，前者重因果，后者重奇怪。拔刺故事的動物原型由象到虎的轉變的原因之一就是動物本身與其行為的反差度，象多憨厚，可為人所用，因此在拔刺報恩故事中，后續報恩演繹空間不足，可見如以象牙等代表錢財報恩，敘事較為單調，缺乏戲劇性；虎為猛獸，其性兇猛，但有報恩心，這就為故事邏輯帶來張力，從文本敘述來看，后續有如以兔、鹿、死人等進行報恩，在強調志怪的主題下有更多的書寫可能?！短綇V記·李大可》后續因李大可換衣虎不識被虎誤殺，虎知誤殺自悲而死?；⒌膭游镄院汀叭诵浴钡拿茇灤┱麄€故事的始終，更加凸顯報恩老虎擬人化的“義”，正如胡曾詩“從來只道虎傷人，今日方知虎報恩。多少負心無義漢，不如禽獸有親情”［10］。

以上種種報恩，無非兩種傳播渠道，即宗教典籍和民間口傳，兩者有一定的共通性。正如季羨林所言：“這些故事絕大部分都是寓言、童話等等的小故事，是古代印度人民創造的，長期流行在民間。這些故事生動活潑，寓意深遠……各教派也看準了這一點，也都想利用他們來宣傳自己的教義。這就是為什么同一個故事在不同教派的經典中，也在許多故事集中”［11］。主體不脫離遇難—得救—報恩的故事體系（對應著敘事中的起因—發展—結果），就能將其歸納為同一類型，其中故事主角、遇難方式、報恩方式就是可以演繹和組織的部分?！坝忠驗榱鱾饔诿耖g的，故其內容，或題材，或故事，往往保存了多量的民間故事或民歌的特性；她往往是輾轉抄襲的。有許多故事是互相模擬的?！保?2］這更類似于一種文學創作中的“數獨游戲”，本質是在構建故事邏輯合理性的基礎上，突出動物擬人化的敘事張力，突出矛盾性，達到同樣敘事框架下以人的報恩為內容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同時隱伏著動物性與人性的對比反思。所謂動物擬人化故事中合理的邏輯，就是在符合動物的生物特性的基礎上增加其所不具有的人的感性認識，即使它并不是完全的人性，如虎以死人報恩。具體來說，虎受傷的方式和報恩的方式大致不能脫離其動物性，如虎受傷主要為掌被刺、口被噎，以及少數發展出的被弓箭射，報恩的方式為食物報恩、陪伴報恩等。另有少數如《太平御覽》引《搜神記》有關虎產子求醫、后以野肉報恩的故事。

如《宋高僧傳·釋彥偁》載：

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于寺閣哮吼不止。偁憫之。忙系鞋秉炬下閣言欲拔之。弟子輩扶遏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⒌⒍率告椦?。顧偁而瞑目焉。質明獵師就寺尋虎。偁告示其箭。悛心罷獵焉。［13］

此類故事也與民間崇拜老虎的習俗結合。如東北地區，赫哲族有《山神爺》、鄂倫春《白那恰的傳說》、鄂溫克《老虎報恩情》等神話故事［14］，內容主體亦沒有脫離傳統的虎報恩故事，且在虎受難的情節上均與虎掌被刺有關。

二 古代域外“拔刺”故事

同樣架構的故事不僅廣泛傳播于佛教文學史中，基督教歷史中也存在高度相似的案例。動物主角不同于印度傳說和佛經中的象，以及中國傳奇中的虎，中古基督教傳播過程中將藍本套用在獅子上，并和宗教圣徒的傳奇結合成新的文本，是文本對自然界地域性的自我調整，是文本的在地化適應。

最著名的當屬圣杰羅姆（Saint Jerome）為獅拔刺。圣杰羅姆為公元5世紀前后的羅馬基督教圣經學者，完成了圣經拉丁文譯本（Biblia Vulgata），在皈依苦修理念后，前往敘利亞苦行隱居。在圣徒傳說中，圣杰羅姆為一只爪子被刺的獅子拔刺，感恩獅子遂對其不離不棄的守護。同樣在圣徒傳說中，圣杰羅姆和格拉西姆斯（Gerasimus of the Jordan）的事跡高度重復，有學者也認為，兩例圣徒故事之間存在淵源，且圣杰羅姆是格拉西姆斯的拉丁版本［15-16］?？紤]到二者所涉傳說的文本高度相似、發生地均與古敘利亞沙漠有關、人名的相似，可以將其視為一個文本？譹？訛。

不論是圣杰羅姆還是格拉西姆斯，為獅子拔刺的原型文本來自羅馬安德魯克里斯（Androcles and the Lion）。安德魯克里斯為獅子拔刺，后又因獅子而被救，故事本身并不注重獅子對安德魯克里斯的“報恩”，特別是獅子并沒有被高度擬人化?，F存最早關于此事的記載見于格利烏斯（Aulus Gellius，2世紀）《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17］。埃里亞努斯（Claudius Aelianus）在3世紀的著作《論動物的特性》（拉?。篋e Natura Animalium， 英文：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或On the Nature of Animals）中同樣記載了這個傳說［18］。6世紀中期以后，伊索寓言出現“牧羊人與獅子”的為獅拔刺故事［19］，其中掌有刺的獅子向牧羊人求助，得到救助并在之后報恩的故事，已經將獅子擬人化。

亞美尼亞的文本中，相同的拔刺故事屬于另一位圣徒（St. Salitay）［20］。愛爾蘭的傳說中，拔刺故事的主角則是圣古德瓦爾（Saint Gudwal，生卒不詳，事跡始見于12世紀以后文本）與狼［21］。

類似的虎報恩故事還有“虎口去骨”，與“為虎拔刺”僅是虎受傷的方式不同。故事原型為印度寓言故事，文本自佛本生故事而來。佛本生故事有“雀王拔骨”之事，載于《經律異相》卷11《隨機現身下菩薩部第四》引《出雀王經》：

昔者菩薩身為雀王，慈心濟眾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拄其齒，病困將終。雀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為瘦疵，骨出虎口。雀飛登樹，說佛經曰： “殺為兇瘧其惡莫大?！被⒙勅附?，勃然恚曰： “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比付闷洳豢苫?，即速飛去。［22］

又《菩薩瓔珞經》載類似故事：

（獅子王）逢一象王殺而食之。髀骨鯁咽死而復蘇。時有木雀在師子前，求覓軟蟲取而食之。師子張口告木雀曰：與吾挽此骨，卻后若得食當相報恩。木雀聞之，入口盡力，拔骨乃得去之……（獅子王違背諾言后）時彼木雀，飛趣師子當立額上，盡其力勢啄一眼壞。［23］

《太平廣記》卷14：

有虎張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郭文）舉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銜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馴擾于左右，亦可撫而牽之。文舉出山，虎必隨焉，雖在城市眾人之中，虎俯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蛞詴咧缕浔成?，亦負而行。文嘗采木實竹葉以貨鹽米，置于筐中，虎負而隨之。［3］97

三 “拔刺”等猛獸故事與高僧圣徒傳記

文本的創造

季羨林先生說，民間傳說故事很多都被利用來傳播教義， “為虎拔刺”等虎報恩故事也有佛經故事的映照，虎的故事被宗教所吸納，融入宗教理論的體系中?；⑹亲匀唤绲臋嗤?，“為虎拔刺”等故事實際上表示著佛教“逐漸將自然納入佛教文明熏陶區域，真乃是弘法的基本目標，即將不受佛家影響的區域轉換成受佛教影響的區域”［24］。體現在文本上，就是對“為虎拔刺”等故事敘述結果的豐富演繹，并且嫁接到高僧大德的集體形象上，從而最終形成高僧與虎的獨特組合。這里要指出的是，“為虎拔刺”等故事，并不是形成高僧與虎組合的唯一或少數來源，更多來源可參看陳懷宇的總結［24］151-209。

綜合基督教文本和佛教文本的類似故事來看，中古以來，隨著宗教向更廣泛的普通民眾的下沉，爭取教徒和向外傳播，都越來越重視“結果”。圣杰羅姆為獅拔刺的故事原型來自安德魯克里斯，但更強調獅子的“皈依”，獅子報恩行為突出表現在為其后續也成為“圣徒”的侍從，獅子也就轉變為信教者、皈依者、圣徒伙伴、護教者。

這也與宗教傳播過程中對圣徒、高僧的神格化有關，人們常將他們的活動經歷賦予神秘和傳奇色彩，能行常人所不能行之事，凸顯皈依宗教在其中的作用，達到傳播教義的目的。這些被神格化的圣徒和高僧，是新興的崇拜偶像，往往是具有集體性的特征，其事跡多有重復和雷同。如《法苑珠林》中，為虎說法而使虎皈依的故事，舉隅幾條如下：

晉沙門于法蘭……嘗夜坐禪?；⑷肫涫?，因蹲床前。蘭以手摩其頭?；^耳而伏。

晉沙門耆域者……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棲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群獸來前，因為說法?；⑺煲灶^枕膝，越便捋其須面，情無所畏。［25］

作為偶像的高僧，已經不需要通過報恩故事來使虎皈依這一行為自洽，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對報恩故事結果的使用?；⒂诟呱?，與家犬貍貓無異。陳懷宇認為這種虎皈依的敘事是中國佛教的獨特發明［24］199，從基督教類似的故事來看，確實如此，以圣杰羅姆為代表的圣徒神格化，并沒有將“拔刺”類似的情節抹去直接表現獅子的皈依。

有關文獻記載中高僧或圣徒與猛獸的故事，其實是“一種介于已知和未知、人與神之間的宗教行為”。這些傳記故事更類似民間的傳統故事和口頭傳說，可能來自古老的戲劇、傳奇、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文本，沒有宗教故事的超凡，但有超脫現實生活的奇異；沒有神靈包裝后的無限創造，但有超越平凡人的英雄奇跡。高僧和圣徒是傳播宗教的主力，與神的超然作用不同，他們是宗教標榜的榜樣。榜樣的力量通過文本的格式套用，因此如高僧傳記中有關虎的情節高度類似。榜樣的力量不止于文本，榜樣故事的圖像化更有利于宗教發揚。

四 猛獸與高僧圣徒的圖像創造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佛教藝術品中有一些唐宋時期的“伴虎行腳僧圖”（圖1、圖2），表現高僧與虎的圖像組合，已有許多學者就圖像討論行腳僧的身份問題［26-34］。本文認為此類圖像中的行腳僧是佛教中高僧一類的集合，是集體形象，非某個具體或獨立的高僧大德形象?；蛘?，這種圖像是基于某位高僧大德的傳記文本而繪制的，由于傳記文本的雷同和圖像的去文本化，形成了一類人群集體的圖像志。如同明清流行的祖先像，畫中用來祭祀和禮拜的祖先形象并不追求和真人形象的“吻合”，而注重人物在圖像中的“在位”，加之榜題和排位的文字說明，足以滿足古代宗族系統中類宗教的祭祀需求?！鞍榛⑿心_僧圖”就是高僧大德的集體“影像”，是唐宋以來的高僧神圣化的結果。在中國的傳統中，它的外延還包括佛教的阿羅漢、儒家的圣賢、道教的名士等［35］。如孫英剛所說，我們不能隨便從文獻中找一個高僧伏虎的例子，就說圖像中的行腳僧就是文獻所描述的那個高僧［36］?！八奔瓤梢允抢钔ㄐ?、法藏、寶勝如來，也可以是達摩多羅、玄奘、伏虎羅漢，等等?，F所見相關圖像的高度一致性和身份爭議之間的矛盾，就是將在集體形象中找尋個體對應的矛盾，因此導致符合形象的身份如此不同，但都可自圓其說。

“伴虎行腳僧圖”是行腳僧尊像畫和高僧伏虎傳記文學的結合產物。其中行腳僧著出行裝，手持相關法器，背負竹笈?！豆徘鍥鰝鳌份d北齊僧人明勖裹糧負笈，錫杖前行。戴叔倫（732—789年）有詩《贈行腳僧》、晚唐子蘭（888—904年）有《贈行腳僧》、北宋梅堯臣（1002—1060年）有《行僧》，可見行腳僧是日常生活可見的現象?！稓v代名畫記》載“西北院小殿南面東西偏門上，王定畫行僧及門間菩薩圓光”［37］，其他如韓幹、陸曜在浙西甘露寺文殊堂內外壁各繪“行道僧四鋪”，吳道子在長安景公寺繪“行僧”，劉行臣在敬愛寺繪“行腳僧”［37］308，310等。大部分行僧圖均未明確表示其具體的人物名號，總以“行腳僧”的身份來表示。甚至“伴虎行腳僧圖”中的行腳僧形象和唐代以后繪畫作品中的世俗“貨郎”也極為一致。圖像中人物服裝、攜帶用器符合行腳僧的形象，是行腳僧身份的“物證”，有如法事器具拂塵、禪杖、經卷等，醫療用具如藥葫蘆等。

伴隨高僧行走的老虎，就是高僧傳記中的常見配角，用來襯托出高僧與其他僧人、信眾、普通人群的區別。中國古代人與自然的矛盾中，最常見的就是虎，所以將虎作為高僧的護道者和出行伴侶，不脫離現實太遠，屬于人和神之間的“英雄式”贊歌，這就是高僧伏虎傳記文學的表達內容。

基督教的圣徒傳記記載了降服猛獸，將猛獸作為皈依者、護道者和伴侶同樣也有圖像化的敘述，如畫家在表現圣杰羅姆時，經常會將獅子作為附屬形象，繪制于其身旁（圖3）。獅子是以圣杰羅姆為代表的圣徒的身份標簽，正如老虎之于高僧，因此，在觀看圣杰羅姆的圖像時，往往有種伏虎羅漢的既視感（圖4）。同敦煌行腳僧圖像類似，由于圣徒傳記文本的相似，圣杰羅姆等與獅子的圖像同樣也是一類集體人物的表現。雖然圣杰羅姆與獅子在晚期的文本和圖像中成為絕對的主流，但是依然存在在缺乏榜題的情況下，圣杰羅姆和格拉西姆斯的錯認與混同，這對于非基督教文化傳統的人來說更為常見。在圖像上，拜占庭和東正教的傳統更多地將圣人和獅子用來標識格拉西姆斯。

對比佛教“伴虎行腳僧”和基督教圣徒與獅圖像，猛獸是人物的附屬，猛獸和人物的形象在圖像中是反現實的表現?，F實中，老虎和獅子屬于兇獸，一般為人力所不能控制，其體型要較人更為碩大。但在圖像中，猛獸作家犬式的處理，乖巧可愛，體型也小型化。繪畫者通過對猛獸的無害化處理，表達其對宗教的皈依；通過對體型的變換對調，表達其對宗教人物的附屬。兩類圖像雖然分屬不同文化、不同地區、不同宗教，但均反映了宗教信仰中人類對于尊者相似的刻畫，宗教對于民間故事、傳說一致的吸收，文本轉向圖像創作相仿的模式。

近代名士豐子愷依唐傳奇老嫗與虎事，作“虎感拔刺”漫畫，是另一種脫離了宗教對高僧圣徒崇拜的圖像新創造，畫面中虎反倒過于夸張得大，正是對單純虎報恩文本的圖像化敘述（圖5）。

五 結 論

綜上，“為虎拔刺”的文本在中國流行于唐宋的傳奇小說中，其故事原型來自古代印度民間傳說?！盀楠{拔刺”的文本在基督教文本中流行擴散，其故事原型來自古羅馬英雄故事。兩者均作為口口相傳的民間傳說，被引入到宗教文本，以利傳播宗教。受刺動物，如象、虎、狼、獅都是猛獸的代表，是傳說和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在地化的表現，突出了人和動物界的沖突矛盾。此類故事引入宗教文本后，和佛教高僧、基督教圣徒的崇拜結合起來，豐富了原有故事的原因和后果，創造出宗教人物和猛獸的故事模板。在圖像加入并豐富文字敘事的歷史過程中，產生了新式的圖像。敦煌及其他地區所見“伴虎行腳高僧像”也是類似圖像敘事下的產物，其中的人物是一類高僧大德的集體形象，也是一種宗教圖像的模板。

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在“拔刺”故事的文本？譹？訛和圖像創造上均體現出許多的一致性，演繹中突出品格的升華，強調猛獸的人性和人物的神性，但又不過多脫離人間敘事，較神話傳說多了幾分人性，比人間故事多了幾絲神秘。圖像創造中強調動物對人的依附，象征宗教對自然界的吸納?？赡苁菤W洲中世紀相關圖像的缺失，暫可觀之圖像創造，仍是佛教系統下的高僧與虎的圖像更為完整和豐富。這種一致性是對古代文明之間互鑒的獨特案例，反映了人類社會進化過程中的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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