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休閑時間：休閑重塑研究述評與展望

倪旭東, 高 錕

（浙江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 言

在可持續職業發展背景下，工余時間處理是否得當成為個體職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De Vos等，2020）。實現職業成功不僅需要個體在工作領域“大放異彩”，更需要其在工作以外的領域實現“百花齊放”。隨著組織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持續增加，工作任務的復雜性與邊界模糊性日漸凸顯（謝菊蘭等，2022；Ashforth等，2000），形成“工作時盼望休閑”與“休閑中充斥工作”等復雜局面，對個體工作和生活產生諸多不良影響（Marelli等，2021），例如睡眠質量變差、主觀幸福感降低、出現抑郁或焦慮癥狀以及產生消極的工作態度與行為。因此，個體亟需尋求一種穩健有效的主動性行為，既能在工作領域提高自身投入水平以保障組織績效，又能通過生活領域的再設計行為滿足個體需求并有效應對工作壓力（de Bloom等，2020）。休閑重塑（leisure crafting）是個體在休閑領域自主啟動的再設計行為，它不僅有助于補償員工在工作中的“缺憾”（Berg等，2010），而且有助于將休閑領域的積極經驗延伸至工作領域，推動工作與生活的相互促進。研究表明，能主動管理自身情感與行為的個體將獲得更高的績效與幸福感（Bakker等，2020；Iwasaki等，2018）。因此，休閑重塑的正面效應逐漸成為學界與業界探討的重要話題。

近年來，休閑重塑研究迅速興起，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研究發現休閑重塑對個體的心理與行為存在諸多積極影響。例如，特殊時期幫助個體應對壓力與緩解焦慮情緒（Abdel Hadi等，2021；Xue等，2022），幫助特殊職業者激發意義感（Lim等，2022），提升休閑投入度與滿意度（Schulz等，2018；Tsaur等，2021），增進個體主觀幸福感（Lee和Hwang，2018），提高員工績效與工作投入（劉容志等，2022；Han和Hwang，2021），以及激活創新行為與組織公民行為（Hamrick，2022）。然而，由于休閑重塑研究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很多問題尚待厘清。例如，從自我決定理論視角的“重構觀”出發，休閑重塑是為了滿足自主這一基本需求而驅動內部動機的行為；從工作要求—資源模型視角的“資源觀”來看，休閑重塑則是實現休閑過程中既定要求與可用資源之間的良好匹配。由于個體在內外部動機與要求—資源的感知能力上存在差異，休閑重塑作為個體的“特定資源”時，可能會引發歧義解釋。此外，休閑重塑對工作領域的影響結果到底是溢出效應還是補償效應，抑或是兩者的前后交替？它們之間的具體關系尚未得到清楚的解答。

鑒于此，本文對休閑重塑的現有研究進行了系統綜述并針對其不足提出了未來研究展望，為推進休閑重塑研究做出了如下貢獻：第一，通過相關概念辨析與測量分類，明晰了休閑重塑的概念內涵與特征。第二，從自我決定理論和工作要求—資源模型兩個主要視角探究了休閑重塑的形成過程，并根據其理論局限性提出了調節定向的理論新視角。第三，通過對休閑重塑的前因、結果以及影響機制的梳理，構建了整體性框架。第四，從休閑重塑的前因、理論新視角、影響機制中補償效應與溢出效應的動態關系、干預計劃、陰暗面以及本土化研究等角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更加深入的議題與思路。

二、休閑重塑的概念范疇

（一）休閑重塑的淵源與定義

休閑重塑思想最早由Berg等（2010）提出，他們在質化研究中提出論斷：“當個體覺得無法通過實施工作重塑來實現自己的未應呼喚（unanswered callings）時，他們更有可能通過休閑重塑行為來實現?！盉erg等（2010）將未應呼喚定義為個體對某一特定職業的態度。實際上，特定職業并不是個體正式職業角色的一部分，但他們仍把特定領域中體驗到的愉悅感與意義感作為自我認同的核心要素。雖然Berg等人沒有明確提出休閑重塑的定義，但他們認為休閑重塑與工作重塑的本質十分相似。

休閑重塑行為包括間接體驗（vicarious experiencing）與愛好參與（hobby participating）兩種形式（Berg等，2010）。間接體驗表現為個體通過其他人（家人、朋友或名人等）參與特定領域活動，為自己的未應呼喚領域提供愉快而有意義的體驗。換句話說，人們不一定要親自體驗他們的未應呼喚，還可以想方設法通過其他人體驗呼喚來實現自我未應呼喚。例如，“Rick通過他人追求音樂來滿足自己對音樂的未應呼喚”。愛好參與則表現為個體參與工作領域之外的活動或志愿者崗位等，并且這些活動或崗位與未應呼喚密切相關。換言之，人們會在工作領域之外的其他社會角色中追尋自身的未應呼喚。例如，“Peggy是一名教師，她通過在一個照顧生病兒童的組織中做志愿者，來實現她對兒童心理學的未應呼喚”。

休閑重塑的定義在Petrou等（2017）的研究中首次被明確提出，即個體為了目標設定、人際關系、實現學習與發展等目標，積極主動參與休閑活動的行為（Petrou和Bakker，2016）。中國臺灣學者沿用休閑重塑一詞（Tims等，2012；Tims和Bakker，2010），以要求—資源匹配為關注點將休閑重塑概念化為實現休閑目標的過程和活動（Tsaur等，2023），重塑者可以根據個人興趣、知識與技能來平衡休閑的既定要求與可用資源之間的關系。

因此，休閑重塑的本質是工作重塑在休閑領域的拓展與延伸，其實施是脫離工作并且發生在休閑領域的。結合學者們的主要觀點，本研究將休閑重塑定義為：在休閑領域個體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和有目的、有計劃的行為對內外部環境進行合理的改善或調整（休閑要求與資源的匹配），以實現個體成長與發展等多樣化目標，進而收獲健康、意義與績效等結果，最終實現工作與生活的相互促進。

（二）休閑重塑與相近概念辨析

1.休閑重塑與休閑活動

盡管休閑重塑以休閑活動為基礎，但二者在界定范圍上存在差異。休閑活動是個體從事非工作領域事務的具體內容，如開展鍛煉、閱讀與徒步旅行等活動，它為個體提供了處理工作中負面事件的機會（Gowan等，1999）。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非工作活動可能會轉化為工作活動。例如，閱讀各類書籍既可能是作家在工作領域外的放松活動，也可能是撰寫書籍的既定要求。因此，相比休閑重塑而言，休閑活動的界定范圍更加寬泛。

有學者將休閑活動分為“享樂型”與“認真型”兩種類型（Stebbins，2007）?！跋順沸汀毙蓍e活動具有即時性、短暫性與低門檻性等特征，如玩網絡游戲、“追劇”以及飲酒等活動，短期內對個體來說是有益處的，但是從長期來看則弊大于利?！跋順沸汀毙蓍e活動與劉容志等（2022）所提及的省力休閑較為相似，長期致力于此類活動會引發空虛感與無意義感，甚至加重個體的心理疲勞?！罢J真型”休閑活動是個體努力獲取技能與認知并形成與所選活動相關的社會認同的過程，具有專心致志、堅持不懈與克服困難等特性（Stebbins，2008）。直觀來看，“認真型”休閑活動確實是休閑重塑行為的表現形式，因為它們都具備認真參與、勇于挑戰且有助于個體學習與成長等特征。然而，從本質出發，休閑活動是個體純粹放松的靜態內容，而休閑重塑則是個體通過休閑途徑尋求成長與發展的動態行為，強調滿足個體的學習與成長等目標動機，因此二者存在本質差異。

2.休閑重塑與恢復體驗

恢復體驗（recovery experience）是指個體通過恢復活動從職業應激中恢復回來的心理體驗過程，主要包括心理超脫（psychological detachment）、放松（relaxation）、掌控（mastery）與控制（control）四個方面（Sonnentag和Fritz，2007）。心理超脫與放松能使個體的身心直接從工作壓力中剝離出來，側重被動性恢復；掌控與控制強調的是個體在工作以外的領域尋求自我效能感與控制等體驗，側重主動性恢復。不管是主動休閑（休閑重塑行為）還是被動休閑（享樂型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對個體的身心健康產生積極影響（Yamashita等，2019），只不過休閑重塑的積極影響更為強烈持久。因此，休閑重塑與恢復體驗僅在心理體驗的效果上較為接近，它們都強調在工作以外的領域通過自主完成任務收獲自我效能感與控制感，進而緩解工作壓力對個體的心理侵擾。然而，恢復體驗僅反映個體緩解職業應激的心理過程，而休閑重塑是個體尋求成長與發展等目標的動態行為，因此二者存在本質區別。

3.休閑重塑與工余塑造

國內有學者將休閑重塑譯為工余塑造，定義為個體對工余時間的活動邊界和人際邊界進行的重新調整（林琳，2021），即個體有動機與需求去完成工作領域外的事務（Layland等，2018）。本研究認為休閑重塑強調個體聚焦于休閑領域，是以“認真型”休閑活動為表現形式的重塑行為，還是工作外重塑（off-job crafting）的一個子集（Kujanp??等，2022），而非涉及整個工作外領域（如家庭、休閑等）。因此，休閑重塑與工余塑造并非同一個概念，兩者在概念范圍上有差異。

表1對休閑重塑與相近概念的相似與不同之處進行了總結。

表1 休閑重塑與相近概念異同辨析

（三）休閑重塑的測量

問卷測量是目前休閑重塑領域最為常見的測量方法之一，主要包括單維度和多維度量表（參見表2）。首先，Petrou等（2017）開發了第一份單維度的休閑重塑測量工具，包含9道題項，例如“我想要通過休閑活動構建人際關系”“休閑時間會使我收獲成長與發展”?；诳鐕締T工數據的分析表明，該量表的結構信度和效度較為良好，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2。同時，在以企業員工、士兵以及大學生等群體為對象開展的實證研究中，休閑重塑的單維度量表也展現出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劉容志等，2022；Lim等，2022；Tsaur等，2021；Xue等，2022）。此外，中國學者漢化了Petrou等（2016）編制的單維度休閑重塑量表，有9道題項，例如“我試圖通過業余活動提升我的技能”“我試圖通過業余活動獲得全新體驗”?；?200余名護士數據的分析表明，該量表的結構信度和效度良好，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53（郭玉芳等，2022）。因此，單維度休閑重塑量表在不同群體中已經得到較好的信效度檢驗，但是對被試的素質要求較高，需要他們清晰地分辨休閑重塑的概念內涵并進行作答，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準確測量的難度。

表2 休閑重塑的量表分類

其次，Tsaur等（2023）將休閑重塑概念化為實現休閑目標的過程和活動，從要求—資源模型視角開發了多維度休閑重塑測量工具，包含增加結構性休閑資源（increasing structural leisure resources）、增加社會性休閑資源（increasing social leisure resources）、增加挑戰性休閑要求（increasing challenging leisure demands）與減少休閑障礙（decreasing leisure barriers）四個維度，共23道題項，例如“我嘗試去獲得更多的休閑經驗”“我期待從休閑伙伴那里獲得我的績效反饋”“我選擇我能支付得起的休閑活動”?；趦奢喒?00余份有效數據的分析表明，該量表的結構信度和效度較為良好，組間效度差異性也較為顯著（Tsaur等，2023）。多維度休閑重塑量表提供了較多參考信息，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被試準確理解休閑重塑的概念內涵，然而目前尚未得到實證研究的廣泛檢驗。此外，基于中國情境的休閑重塑量表還相對匱乏。

三、休閑重塑的理論視角

圍繞已有文獻，休閑重塑的理論視角主要基于自我決定理論與工作要求—資源模型，本文將其分別稱為休閑重塑的“重構觀”與“資源觀”。還有部分研究基于自我調節理論、意義維持模型以及挑戰—阻礙型壓力源框架。表3對休閑重塑的多種研究視角進行了總結。

表3 休閑重塑多視角解析

（一）視角一：基于自我決定理論的“重構觀”

根據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個體有決心滿足自身的基本心理需求，在實現成長與發展等方面存在構建性、內在性與先天性的自我整合傾向（Ryan和Deci，2000）。因此，個體在充分認識自我心理需求以及分析外部環境之后，會積極主動地做出重構行為以改變當下的被動狀態。從前述休閑重塑的概念內涵不難看出該行為有望滿足個體的三種基本需求，即自主（autonomy）、勝任（competence）和關系（relatedness）（Deci等，2017）。具體來看，第一，休閑重塑具有積極性與主動性，相比于純粹的休閑活動，更具有目的性和系統性（Crant，2000）。個體并不是環境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希望通過改變外部環境和條件達到自身可掌控的狀態，進而滿足自主性需求（Parker等，2010）。第二，挑戰性要素是提升自我的核心動力（Locke和Latham，1990），也是休閑重塑概念的核心要素之一。完成具有挑戰性的休閑任務會使個體充滿自我效能感、掌控感與成就感（Sonnentag和Fritz，2015），最終滿足個體的勝任需求。第三，人際關系是休閑重塑的核心要素之一，表現為個體持續改善與其他群體的社交關系。例如與親朋好友聚餐約會的休閑活動，不僅使個體獲得情感支持，還有利于提升健康與福祉水平（Braj?a-?ganec等，2011），最終滿足個體的關系需求（Ryan和Deci，2000）。

正如張劍等（2010）所述，滿足自主、勝任和關系三種心理需求的環境因素是增加內部動機并促進外部動機的內化，最終提高個體績效與心理健康的有效路徑。因此，基于自我決定理論視角下“重構觀”的休閑重塑是為了滿足自我基本心理需求而驅動內部動機的重構行為。

（二）視角二：基于工作要求—資源模型的“資源觀”

基于工作要求—資源模型（job demand-resource model），每個工作環境都有其獨有特征，即工作整體框架內存在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兩種特征。工作要求指工作中個體需要達到的物質、組織與心理等多方面要求，如工作量與工作績效等；工作資源指工作中個體擁有的物質、組織與心理等多方面資源，如薪酬與社會支持等（Bakker和Demerouti，2007；Demerouti和Bakker，2011）。因此，參照工作重塑行為的特征（Tims等，2012；Tims和Bakker，2010），休閑重塑行為也存在獨有的特征，分為休閑要求與休閑資源（Tsaur等，2023）。

休閑要求指參與休閑活動所需達到的各類要求（Kelly等，2020），對個體的身體與心理產生壓力，通常表現為“負作用”；休閑資源是指用于降低休閑機會成本以及刺激個體成長、學習和發展等休閑目標的資源（Lee等，2020），通常表現為“正作用”。休閑要求細化為挑戰性休閑要求（嘗試挑戰性和責任性任務，體驗心流狀態等）（Tsaur等，2015）與休閑障礙（來自人際關系和結構等方面的約束，如角色沖突與資源短缺等）（Park等，2017）；休閑資源細化為結構性休閑資源（必要的休閑知識和心理資本等）（Luthans等，2007）與社會性休閑資源（向親戚好友等構成的社交網絡尋求與休閑相關的情感支持與資源共享等）（Spracklen等，2015；Iwasaki和Mannell，2000）。

員工通過增加社會性和結構性工作資源、挑戰性工作要求以及減少障礙性工作要求來擴大工作重塑的積極效應，避免自身資源進一步陷入資源“損失螺旋”（Tims等，2013）。因此，基于“資源觀”的休閑重塑是平衡好休閑活動中休閑要求與休閑資源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擴大休閑重塑的積極效應，以促進工作與生活的相互匹配。

（三）其他視角

休閑重塑還有部分研究以自我調節理論（self-regulation theory）、意義維持模型（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以及挑戰—阻礙型壓力源框架（challenge-hindrance stressor framework）等理論為研究視角。首先，自我調節理論認為個體的自我調節是在一定情境下對自我思想與感知進行調整的過程以及為實現某一目標而采取的后續行為（Zimmerman，2000）。例如，新冠疫情的蔓延導致個體不得不終止正?；顒?，由此引發的居家無聊感使得他們努力尋找與探索主動性行為，進而通過休閑重塑來滿足其特殊時期的心理需求，并獲得積極情緒體驗（Chen，2020）。其次，基于意義維持模型，當個體的意義系統受損時，他們會嘗試在另一個相對容易的領域構建新的意義系統。例如，當特殊職業者難以在工作領域追尋意義時，他們會轉向生活中的休閑領域，通過休閑重塑行為構建新的意義系統（Lim等，2022）。最后，基于挑戰—阻礙型壓力源框架，個體很可能無法有效應對阻礙型壓力源，進而引發工作回避動機。然而，個體可以通過休閑重塑行為在休閑領域尋求成長與發展體驗，以彌補其在工作領域無法克服的不良狀態（Hamrick，2022）。

此外，本文沒有將基于資源保存理論視角的休閑重塑單獨列出，是因為資源保存理論的假設與工作要求—資源模型的“資源”假設基本一致（Hobfoll等，2018），并且后者更像是前者在組織情境中的應用，它們都將資源定義為應對威脅性情境而避免自身受損的“保護傘”。例如，ICU護士通過休閑重塑行為能有效減輕工作壓力所引發的反生產行為意愿，有助于個體節約與保存應對壓力的資源以及平衡工作領域的“缺憾”（Ugwu，2017）。類似的研究也表明感知到休閑領域的支持會為員工提供額外的社會休閑資源，以補償其在工作中耗盡的心理資源（Ni等，2022）。綜上所述，當前休閑重塑的理論視角頗為豐富，學者們尚未形成統一認識，這也從側面反映出該領域的生命力與前景。

（四）理論局限

首先，基于自我決定理論，動機可分為內部動機與外部動機。前者側重活動本身引發的滿足感和快樂感，無需借助外部力量發揮作用；而后者側重外部環境或外部要求的驅動。例如，個體如何激活休閑重塑行為：基于內部動機的解釋，“我自發追求休閑重塑活動本身所帶來的沉浸體驗”；基于外部動機的解釋，“朋友經常勸我進行休閑重塑活動以改善工作中的糟糕狀況”。顯然，基于內部動機與外部動機的不同解釋會影響個體休閑重塑的持續時間以及效果。然而，過往研究尚未考慮到激活個體休閑重塑行為的內外部動機差異。其次，基于工作要求—資源模型，不同個體對同一工作特征所產生的要求與資源感知存在差異。也就是說，個體的工作要求可被視為工作資源，工作資源也可被視為工作要求，最終同一特征對不同個體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因此，休閑重塑作為個體的“特定資源”時，可能會引發歧義解釋。鑒于此，未來的研究有必要考慮構建更為全面的理論視角。

四、休閑重塑的前因、結果與影響機制

（一）休閑重塑的前因

通過回顧已有研究，下文圍繞內部與外部兩個方面展開休閑重塑的前因述評。

1.休閑重塑的內部前因

首先，個體特質因素。主動性人格（Abdel Hadi等，2021）、職業導向（Han和Hwang，2021）與自我控制要求（Ni等，2022；Rivkin等，2018）等因素能夠影響個體的休閑重塑水平。例如，主動性人格描述了一種行為傾向，即個體預先識別機會并主動采取行動。Abdel Hadi等（2021）研究發現，主動性特質水平較高的個體更可能參與休閑重塑行為。多變性職業導向（protean career orientation）是通過主動管理職業生涯爭取主觀成功的傾向，它有助于提高個體的職業洞察力和敏銳度。擁有較高水平多變性職業導向的個體會積極主動地尋求成長與發展機會，以保持自我對職業與生活的自主性?；诙嘟巧暯?，高水平多變性職業導向的個體能夠在工作與非工作多個領域從事具有建設性、發展性的活動（Hirschi等，2020），進而更容易激活休閑重塑行為（Han和Hwang，2021）。此外，Ni等人（2022）研究發現，自我控制要求較高的個體會從事更多的休閑重塑行為。自我控制要求指工作對個體自我控制能力的要求，具有沖動控制、抵制干擾和克服任務阻力三個特征（Schmidt和Neubach，2007）?；谫Y源保存理論，當個體因承受工作中過多壓力而產生資源消耗螺旋時，他們會在其他領域努力獲取更多資源。通過休閑重塑行為以更靈活與更主動的形式安排休閑活動可以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使他們獲得掌控體驗和成就感，最終緩解高水平自我控制要求所導致的壓力。

其次，個體的內部動機因素?；拘睦硇枨螅≒etrou和Bakker，2016；Tsaur等，2021）與意義尋求（Lim等，2022）等因素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例如，基于自我決定理論，個體有實現自我基本需求的先天動機，存在構建性、內在性與先天性的自我整合傾向，在成長、發展與自我實現方面具有潛力（Ryan和Deci，2000）。當個體發現心理需求與外部環境條件成熟時，他們會通過休閑重塑行為來滿足個體的自主與關系等基本心理需求（Tsaur等，2021）。此外，基于意義維持模型，當一個人的意義系統受損時，他們會嘗試在另一個相對容易的領域建立新的意義系統（Heine等，2006）。換句話說，處于壓力環境中的個體努力在新的領域構建一個意義系統，以減少他們所評估的意義和整體意義之間的差異，而這些努力將激活特定的休閑重塑行為。正如Lim等人（2022）的研究所表明的，當個體在工作領域出現意義受損并產生意義尋求動機時，他們更可能在休閑領域開展重塑行為以維持整體意義系統。

2.休閑重塑的外部前因

除內部特質與動機因素以外，個體休閑重塑的激活亦會受到外部環境影響，如工作因素與家庭因素。首先，在工作層面，工作要求（Petrou和Bakker，2016）與阻礙型壓力源（Hamrick，2022）對休閑重塑的影響得到研究者的關注。例如，Petrou等（2017）研究發現較高水平的工作要求易引發個體的休閑重塑行為?；诠ぷ饕蟆Y源模型，個體可能將高水平的工作要求視為其發展的“新動力”，在休閑領域開展重塑行為以補償工作中的應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此外，基于挑戰—阻礙型壓力源框架，阻礙型壓力源是指阻礙個體實現所設定目標的組合壓力源，通常被認為有消極影響。Hamrick（2022）研究發現，企業家的阻礙型壓力源與休閑重塑行為負相關，即企業家面臨的阻礙型壓力源越低，其休閑重塑行為激活的頻率就越高。原因是阻礙型壓力源被視為企業家在工作領域獲取自主、控制、掌控與成長等因素的壁壘，使他們較容易轉向休閑領域加大投入以補償工作領域的“缺憾”。

其次，在家庭層面，居家無趣（Chen，2020）與特殊環境（Abdel Hadi等，2021；Rubaca等，2022）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例如，Chen（2020）指出面對居家無趣的環境，個體會采取休閑重塑行為以改造當下的環境。自我調節理論認為個體的自我調節是在一定情境下對自我思想與感知進行調整的過程以及為實現某一目標而采取的后續行為（Zimmerman，2000）。即個體不是環境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共同建設環境的參與者。此外，特殊環境因素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新冠疫情期間，諸多員工不得不居家辦公，短暫地處于一種非同尋常的特殊環境，個體需要面對工作、家庭、社會與子女教育等諸多方面組成的新型壓力源?；诠ぷ饕蟆Y源模型，此時個體的休閑重塑行為更容易被激活并且成為有效應對壓力源、緩解危機與保持生產力的重要方法（Abdel Hadi等，2021；Rubaca等，2022）。

此外，研究表明只有當個體所具備的休閑體驗機會以及內外部條件成熟時，休閑重塑行為才更有可能被激活（Hubbard和Mannell，2001；Petrou和Bakker，2016）。正因為休閑重塑行為本身也會消耗個體的精力與心理資源，所以主動性特質與工作壓力大等單方面因素并不會立即激活個體的休閑重塑行為。

（二）休閑重塑的結果

基于過往實證研究，休閑重塑會對個體的態度、狀態以及行為產生影響，下文從心理與行為結果兩個層面進行闡述。

1.休閑重塑的心理結果

首先，休閑重塑一方面有助于個體減少情緒衰竭與緩解壓力，另一方面在特殊時期對于維持個體健康與福祉具有重要作用（Abdel Hadi等，2021）。例如，基于工作要求—資源模型，Abdel Hadi等（2021）研究發現，休閑重塑負向影響情緒衰竭。換言之，將日常休閑重塑行為視作一種“特殊資源”，有助于個體通過對休閑活動的掌控、自主與控制等體驗來擺脫工作中的壓力與情緒衰竭。另外，在新冠疫情期間，個體的許多休閑活動無法正常進行，加之遠程辦公進一步模糊了工作—家庭界限，多種組合壓力源對個體的健康與福祉造成威脅（Chen，2020）。此刻，休閑重塑是一種應對外部環境突變的有效策略，個體可以通過居家創造有意義的休閑體驗來將健康與福祉維持在原有水平，從而緩解環境突變所引發的不適感與無助感。

其次，Tsaur等（2021）研究發現休閑重塑能夠提高個體的休閑投入水平。他們從心理層面將休閑投入概念化為參與者積極與熱情地投入休閑活動的心理狀態，包括活力、奉獻與專注三個維度?；盍κ侵競€體休閑時精力充沛的狀態、努力投入的意愿以及遇到困難時堅持不懈的精神；奉獻是指投入休閑活動時個體感受到意義感、自豪感和掌控力；專注是指投入者關注休閑活動，沉浸在愉快體驗中，很難從中脫離（Schaufeli等，2006）?；谧晕覜Q定理論，個體采取休閑重塑行為所帶來的沉浸體驗會使他們身心與工作高度脫離，在休閑活動中感受掌控與自主等體驗，進而產生積極情緒與觸發心流狀態（Sonnentag和Fritz，2015）。同時，休閑重塑行為通過有意義的休閑活動為個體提供豐富的知識、技能以及體驗機會，為未來在工作領域“大放異彩”提供成功的經驗準備。有趣的是，休閑投入又會進一步正向影響個體的休閑滿意度（Schulz等，2018），最終增強個體的主觀幸福感（Lee和Hwang，2018）。

最后，休閑重塑有利于提高個體的感恩水平并且有利于個體構建意義系統。例如，Lim等（2022）在韓國軍隊中研究發現，休閑重塑正向影響個體的感恩水平，并且有利于個體構建新的意義系統。軍人所處的特殊環境使得他們難以在工作環境中滿足基本心理需求，但基于自我決定理論，個體又有滿足心理需求差異的潛在動機，即個體存在構建性、內在性與先天性的自我整合傾向（Ryan和Deci，2000），因此他們會在實施休閑重塑行為后重新評估自身情感與心理需求。當心理需求得到滿足時，他們的感恩水平會得到進一步提升。此外，感恩又是構建意義的重要途徑之一（Lim等，2022）。感恩通過休閑重塑行為提供的資源來幫助個體尋找生活的意義，使他們可以重新積極地解釋負面事件或不理想環境，進而將威脅視為機會（Lambert等，2009），最終在相對容易的領域構建一個新的意義系統。

2.休閑重塑的行為結果

首先，休閑重塑行為會對個體的角色績效產生正向影響。資源保存理論強調，個體具有努力獲取、保護與培育其資源的傾向，擁有較多資源的個體通過“增益螺旋”進一步豐富其“資源池”，從而有效預防和應對壓力對自身資源的侵擾。例如，Ni等（2022）研究發現，個體通過休閑重塑行為獲得的新資源會進一步促進他們的主動活力管理行為，激活其獲得資源增益螺旋的內部動機，最終提高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類似的研究發現，休閑重塑能夠使個體實現工作與生活的相互促進。多變性職業導向的個體有強烈的多元化路徑需求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他們會在工作與非工作領域獲得更多有利資源并相互補充以實現工作、生活的“百花齊放”（Han和Hwang，2021）。此外，休閑重塑行為所帶來的恢復體驗，能夠幫助個體重振信心繼續投入工作，進而提高工作活力與工作投入（劉容志等，2022；Eschleman等，2014；Tuisku等，2016）。在新冠疫情特殊時期，在線休閑重塑（online leisure crafting）有利于個體實現家庭繁榮與職業自我管理行為（Chen，2020；Rubaca等，2022），使個體較好地完成任務目標并保持良好的社交聯系。

其次，休閑重塑會對個體的創新行為與組織公民行為產生正向影響。例如，基于工作要求—資源模型的“資源觀”可知，休閑重塑具有相當大的“資源潛力”，能夠幫助個體補償工作領域的“缺憾”。研究表明，休閑重塑能幫助個體恢復因壓力源而消耗的大量精力，有利于激活他們工作領域的創新行為與組織公民行為（Hamrick，2022；Ugwu，2017）。

（三）休閑重塑的影響機制

目前關于休閑重塑影響機制的研究相對匱乏，多數研究僅停留在初步探索階段。下文分別從休閑重塑的調節機制與中介機制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1.調節機制

目前休閑重塑的調節機制研究仍較為單薄，主要聚焦于個體與組織兩類因素。

（1）個體因素

個體因素能調節休閑重塑的影響效應，如時間結構、休閑無趣與工作重塑機會。首先，時間結構是指個體感知時間分配結構化和有效性程度（Wanberg等，1997）。Tsaur等（2021）的實證研究發現，時間結構水平正向調節休閑重塑與休閑投入的關系，即高水平的時間結構會增強休閑重塑對休閑投入的正向影響。換言之，個體在日常安排中積極主動地采取休閑重塑行為，將其視為滿足自身成長與發展等目標的實現路徑，能使個體充滿活力感與旺盛感并長期致力于實施此類行為。

其次，休閑無趣是個體主觀感知當下休閑體驗不足以滿足最佳喚醒狀態而引發的一種消極情緒體驗。Xue等（2022）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發現，休閑無趣正向調節休閑重塑與內在需求滿足之間的關系，即大學生的休閑無趣程度越高，休閑重塑與內在需求滿足間的正向關系就越密切。換句話說，當大學生感知當下休閑體驗無法滿足其最佳喚醒狀態時，他們會主動獲取結構性和社會性休閑資源來采取休閑重塑行為，繼而滿足自身的內在需求。

最后，工作重塑機會是指個體通過工作重塑行為來完成任務的可能性。Petrou等（2017）的實證研究發現，個體采取工作重塑行為的機會水平負向調節休閑重塑與獲取意義之間的關系，即當個體采取工作重塑行為的機會水平較低時，休閑重塑與獲取意義之間的關系更穩固。換言之，當個體感知采取工作重塑行為的機會較少時，他們會產生滿足自身獲取意義需求的內部動機，繼而通過采取休閑重塑行為來補償工作中的“缺憾”。

（2）組織因素

休閑重塑的影響效應還受到組織因素的調節，如主管休閑運動支持。Ni等（2022）的研究表明，當個體得到高水平的主管休閑運動支持時，休閑重塑與主動活力管理行為間的關系更牢固?；谫Y源保存理論，為避免資源匱乏導致個體技能水平下降或出現緊張狀態，個體會產生持續獲取、維持以及保存各類資源的意識（Hobfoll，2002）。換句話說，感知到主管休閑運動支持，一方面能為員工提供額外的休閑資源以補充“資源池”，另一方面有助于員工激活主動活力管理行為以保持良好的狀態。

2.中介機制

在已有文獻中，僅有Xue等（2022）將內在需求滿足因素作為中介變量對休閑重塑開展實證研究。研究發現，基于要求—資源模型，內在需求滿足在休閑重塑與主觀幸福感之間起顯著中介作用。增加結構性、社會性休閑資源，增加挑戰性休閑要求以及減少休閑障礙這四類休閑重塑行為能夠有效滿足大學生的內在需求差異，進而提升其身心健康水平和主觀幸福感。因此，休閑重塑是個體積極主動設定目標的過程，個體能充分調動其休閑資源以降低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學者們已嘗試探究休閑重塑的前因、結果與影響機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結合相關理論凝練出休閑重塑的研究框架圖（參見圖1）。

圖1 休閑重塑研究框架圖

五、未來研究展望

鑒于休閑重塑研究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在可持續職業發展與工作—生活界限越來越模糊的背景下，如何激活人們的休閑時間并激發休閑重塑行為已成為學界與業界的重要話題?；诂F有研究，本文提供六個研究思路和議題供學者未來進行更全面的研究。

1.豐富休閑重塑的前因研究

從已有實證研究來看，多數研究聚焦于休閑重塑的影響結果，其前因研究還相對匱乏與分散。首先，在個體特征因素方面，處在不同層次的個體休閑重塑的激活可能存在差異。例如，處在較高層次的個體具有位高權重、工作自主性強等特征，他們會相對容易改善或調整內外部環境以實現休閑領域的成長與發展；但是處在較低層次的個體由于工作自主性弱、工作強度大等原因，無法投入更多的資源到休閑領域，因此在開展休閑重塑時會感受到更多的限制。從事不同類型工作的個體休閑重塑的激活也可能存在差異。研究表明，知識型員工能夠較好地分配自己的時間，他們在工余時間傾向于開展一些有利于個人成長、發展與社會化的活動以更好地豐富自我（N?tti等，2012）；體力型員工則傾向于在工余時間嘗試更多的脫離工作和享樂型活動，并不樂意追求設定目標的休閑重塑活動。因此，知識型員工可能比體力型員工更容易激活休閑重塑行為并從中獲益。此外，人口統計學特征也是不可忽視的前因之一。例如，從性別來看，研究表明，面對工作—家庭沖突，女性更容易產生行為失調，與男性相比他們更容易通過休閑重塑行為尋求幫助（Kibbe，2020）。從年齡來看，年輕員工會比年長員工經歷更多的工作—家庭沖突（Hirschi等，2020），面對各類沖突組合的壓力源，他們更可能實施休閑重塑行為。

其次，在內部動機因素方面，資質過剩者的自主動機會影響休閑重塑的激活。在中國有近50%的員工報告自己資質過剩（Zheng等，2021），例如名校博士生從事送外賣、保潔等相對機械的工作。資質過剩感（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是指個體感知自身所擁有的資質條件（如教育程度、能力或經驗技巧）高于工作要求（Maynard等，2006）?；谧晕覄兿饕暯?，感知資質過剩的個體認為自己尚未被組織重視，感受到被工作所剝削并且無法滿足心理需求與達成自我實現等目標，進而產生消極的態度與行為。然而，自我調節視角的研究發現資質過剩感也存在正面影響（Deng等，2018；Erdogan和Bauer，2021），即過剩的資質與技能也可以為個體與組織帶來積極效應，例如提高角色廣度自我效能感（Zhang等，2016）以及促進創新行為。因此，當個體以積極的視角審視資質過剩感時，他們很可能采取休閑重塑行為以緩解資質與技能的過剩，將工作領域的資源投向未感到資質過剩的領域，進而促進工作和生活的相互增益。

最后，在外部環境方面，感知到組織支持與感知到配偶支持可能會誘發休閑重塑行為。由于人們越來越重視在個體、休閑和家庭等多個領域“百花齊放”，實現工作和生活相互增益已成為新時代幸福生活的應有之義?；谫Y源保存理論，個體感知到組織支持能夠為他們提供豐富且具有價值的資源發展路徑。例如，組織為具有堅持不懈精神與勇于挑戰的員工提供必要的休閑條件（技術裝備與專業知識等），引導他們在休閑領域主動設定目標與挑戰，進而實現個體成長與發展等多樣性目標。另外，由于休閑重塑行為多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展開，休閑重塑者無法避免與家庭成員共同參與，因而家庭成員之間的行為必然相互影響。例如，配偶的支持能夠為個體提供參考意見、情感依托與分擔家務等資源，有利于緩解個體的行為與配偶工作的沖突（Ocampo等，2018），進而促進個體的休閑重塑行為。

總而言之，目前關于休閑重塑前因的研究還較為分散與薄弱，仍有許多問題未得到解答。因此，未來的研究應關注不同地位層級、不同職業類型、不同人口統計特征、不同動機等個體內部差異對休閑重塑激活的影響是否一致以及如何動態變化。除此之外，未來還可以關注個體感知到的組織支持與感知到的配偶支持如何以及何時誘發休閑重塑。

2.探究休閑重塑的理論新視角

為了更好地區分個體的內外部動機，未來可以采用調節定向理論（regulatory focus theory）（Higgins，1997）來研究休閑重塑行為，將休閑的心理傾向與心理需求區分開，即將休閑重塑區分為促進定向休閑重塑（promotion-focused leisure crafting）與防御定向休閑重塑（preventionfocused leisure crafting）。促進定向休閑重塑是嘗試獲取積極的休閑資源和擴大休閑內容，注重主動成長與發展，包括增加結構性休閑資源、增加社會性休閑資源與增加挑戰性休閑要求；防御定向休閑重塑是嘗試以沒有損失或損失盡可能小的方式體驗休閑要求與內容，注重風險規避與穩定，包括降低休閑障礙。

促進定向休閑重塑注重休閑知識與經驗技巧的提升，易獲取積極的休閑關系，進而可以作為“特定資源”幫助個體緩解壓力與情感衰竭等負面狀態；防御定向休閑重塑強調休閑要求與內容的安全與穩定，易得到消極的休閑關系，進而在休閑中關注消極結果。因此，本文認為，促進定向休閑重塑往往帶來積極結果，而防御定向休閑重塑容易帶來消極結果。后續研究應關注調節定向理論的“促進”與“防御”兩條路徑，深入挖掘相關因素如何、何時對促進定向休閑重塑與防御定向休閑重塑產生影響。此外，其中的中介因素與調節因素尚不清楚，有待未來的研究深入與拓展。

3.厘清影響機制中補償與溢出效應之間的動態關系

實證研究表明，休閑重塑影響機制中存在補償效應與溢出效應兩種途徑。補償效應是指個體通過在一個領域尋求滿足感來抵消另一個領域的“缺憾”（Edwards和Rothbard，2000）。如Berg等人（2010）研究發現，個體在追尋未應呼喚時需要在工作和休閑領域開展重塑行為，他們認為工作重塑應該要超越組織的嚴格界限，拓展到休閑領域中去。由于休閑時間通常比工作時間靈活（Felix和Cavazotte，2019），個體采取休閑重塑行為時，能以工作重塑行為難以達到的效果完成未應呼喚（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此外，知識型員工也經常會在休閑時間尋求成長與發展的機會，以補償他們在工作時間未得到的滿足體驗（Kelly等，2020；Liang，2018）。溢出效應是指個體在一個領域的經驗成果會延伸到另一個相關領域（de Bloom等，2020）。研究表明，休閑重塑的經驗成果會溢出到工作領域，即掌握休閑要求的經驗可以跨領域轉化為獲取工作資源的途徑，使得休閑領域的良好效果在工作中得到復現（Han和Hwang，2021）。例如，成功攀登雪山所需滿足的休閑要求會促使個體在工作領域遇到挑戰性任務時同樣表現出堅忍不拔的精神品質，幫助個體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務。

然而，補償效應與溢出效應之間并非完全獨立的關系。如Petrou等（2017）研究發現，在工作重塑機會較低時，休閑重塑正向影響意義建構并且二者關系密切；而當工作重塑機會較高時，休閑重塑也會正向影響意義建構但二者關系較弱。顯然，工作重塑機會較低時，個體傾向于通過自主啟動休閑重塑來追求意義與發展等目標，以補償工作領域的“缺憾”，即休閑重塑對意義建構的影響通過補償效應來實現；在工作重塑機會較高時，個體還可能通過休閑重塑收獲積極的體驗，重振返回工作領域的信心，即休閑重塑對意義建構的影響通過溢出效應來實現。因此，休閑重塑對工作領域的影響還能通過補償效應與溢出效應的交互而實現。

當前多數研究是從自我決定理論或工作要求—資源模型的視角出發，闡述休閑重塑的影響如何通過補償效應或溢出效應來實現，而不同領域補償效應與溢出效應之間具體是什么關系以及是否存在動態交互影響仍不清楚。因而，未來的研究需要厘清休閑重塑影響機制中補償效應與溢出效應之間的關系以及兩者如何動態變化。例如，綜合考慮“休閑重塑”和“工作重塑”兩個概念，剖析休閑重塑與工作重塑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動態發展過程。此外，考慮到休閑重塑經常在家庭中進行，未來的研究還可以關注休閑重塑為什么、如何以及何時通過溢出效應與補償效應跨層次對配偶產生影響，為深入研究工作—生活增益供全新的視角。

4.制訂休閑重塑的干預計劃

休閑重塑是一種積極主動改善或調整內外部環境的行為，給個體的工作與生活帶來重要意義。因此，在現代組織快速變革的情境下，休閑重塑干預計劃的應用價值日漸凸顯。本文將休閑重塑干預計劃定義為引導個體更好地開展休閑重塑行為的系統策略，旨在實現促進個體成長與發展、有效應對壓力源與工作—生活增益等目標。借鑒田喜洲等（2017）以及徐長江和陳實（2018）關于工作重塑的干預措施，休閑重塑的干預計劃主要包括激活個體的休閑重塑動機、培養良好的休閑重塑認知與心態以及培育休閑重塑行為三部分。

首先，最為重要的是激活個體的休閑重塑動機。由于不同個體的需求存在差異，組織管理者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組織管理者如何在實踐中激發個體的自主休閑重塑行為就顯得尤為重要。例如，在午飯后傳授某些休閑活動的訣竅，在一定程度上能激活個體對休閑重塑活動的興趣并增加個體的掌控體驗，進而誘發休閑重塑行為（徐長江和陳實，2018；van Wingerden等，2017）。其次，有必要幫助個體形成良好的休閑重塑認知與心態。倘若個體尚未自主接受休閑重塑行為，干預計劃對于他們來說就可能成為一種“負擔”，不僅會消耗個體的心理資源，還可能進一步對他們在工作領域的態度與行為產生負面影響。最后，休閑重塑終究是一種行為，具體通過哪些培訓與練習來操作干預計劃是最為直接的問題。例如，可以進行目標設置訓練，鼓勵個體結合自身狀態設置休閑目標與制訂計劃，逐漸改變自己的身心狀態與行為模式（李姍姍等，2019）。

總而言之，休閑重塑干預計劃還尚未得到探討，未來的研究要關注休閑重塑干預計劃的詳細影響機制、本土化干預以及不同情境下的干預計劃對比等方面。此外，組織管理者如何科學地計劃團隊層面的休閑重塑干預，對組織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5.挖掘休閑重塑的陰暗面

休閑重塑與工作重塑相似，在實踐中也可能存在負面作用（Berg等，2010；Grant和Ashford，2008）?；谫Y源保存理論，個體的資源和精力都是有限的（Hobfoll等，2018）。在實施休閑重塑時，迫切追求積極結果可能導致個體在學習掌握休閑技能上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最終使個體更容易長期處于高壓和高負荷狀態，不僅在休閑領域收不到預期效果，而且在工作、家庭領域進一步產生消極情緒與倦怠感。此外，當個體的價值觀與組織價值觀發生沖突時，休閑重塑行為可能給組織帶來負面影響。例如，個體因沉迷休閑領域而降低對工作領域的投入，甚至對同事與組織產生負面溢出效應。因而，未來需要進一步探討休閑重塑的負面作用、邊界條件以及有效對策。

6.聚焦休閑重塑的本土化研究

問卷測量是目前休閑重塑最為常見的研究方法之一，應用較為廣泛的是Petrou和Bakker（2016）開發的單維量表。本土化的成熟量表還較為稀少，僅有一份來自護士群體的漢化量表（郭玉芳等，2022）。眾所周知，文化背景的差異會導致同樣的行為產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結果。與西方文化倡導“個人主義”相比，中國文化更加注重“集體主義”。在權力距離較大的條件下（Xiao等，2020），人們努力尋求社會一致性，無需充分發揮自身潛力。盡管個體的家庭自主性很高，在高權力距離的組織中個體也很難自發啟動休閑重塑行為。因此，為了推進休閑重塑的本土化研究，有必要開發基于本土文化的休閑重塑測量工具，并對主要量表的結構效度展開多群體、多時點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