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血吸蟲病防治史研究的回顧與省思

李沛霖

南京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南京醫科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江蘇南京，211166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健全公共衛生體系,提高重大疫情早發現能力,加強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和應急能力建設,有效遏制重大傳染性疾病傳播。作為重大傳染病,血吸蟲病在所有寄生蟲病中分布范圍最廣,感染率位居經水傳播疾病的首位[1]。血吸蟲病是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截至2018年仍流行于非洲、亞洲、南美洲和中東的78個國家和地區,全球有2.39億人感染血吸蟲,8億人面臨威脅[2]。血吸蟲寄生于人體,嚴重危害人類健康并阻礙社會經濟發展,是死亡率較高的傳染性疾病,我國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蟲病(以下簡稱“血吸蟲病”)[3]。通過回溯血吸蟲病學術史發現,既有研究成果可分為兩類:一是由醫療衛生技術人員通過自然科學視角研究本病,并運用醫療科技手段進行應對[4];二是由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維度,探討本病流行的社會因素及防治手段[5]。然而,當前以社會科學視角對血吸蟲病防治研究的學術史展開梳理、歸納及評析的文獻尚不多見。因此,本文以此視角梳理和分析血吸蟲病防治史的研究成果,重點展示新中國血防歷史、重大成就與可貴經驗,強化血防事業的“中國方案” “中國經驗”“中國智慧”總結和宣揚,并通過回顧省思該領域存在的不足,為當下乃至未來重大傳染病防控救治體系的建構與完善提供參考。

1 血吸蟲病研究代表作筑牢理論基礎

血吸蟲病是指血吸蟲寄生于人體或其他哺乳動物體內,因其皮膚或粘膜接觸含有血吸蟲尾蚴的水體(疫水)而導致發病的傳染性疾病[6]。新中國成立初期,血吸蟲病流行區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個省份(貴州省除外),流行縣(市)有324個;流行區釘螺分布面積超過100億平方米,有700萬病人,威脅近1億人口[7]。隨后,黨和政府帶領人民開展防治實踐及反復斗爭。截止1992年底,全國流行縣(市、區)中有166個達到消滅血吸蟲病標準,治愈患者1100多萬人,消滅釘螺面積達114億平方米,血吸蟲病防治工作(以下簡稱“血防工作”)“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3]。在此情勢下,一批凸顯血吸蟲病研究本土化意義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代表性著作陸續出現。

1.1 血吸蟲病防治知識的探究

血防先驅蘇德隆曾以“威脅六生”(生命、生產、生活、生長、生育、生趣)來形容血吸蟲病的危害[8]。1920年代,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福斯特和梅萊尼赴蘇州、嘉興等地調查血吸蟲病,研究其臨床診療并于1924年發表《日本血吸蟲病研究》[9],成為我國首部血吸蟲病研究專著。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向疫區民眾普及血防知識,國家醫療衛生機構和專家學者陸續編著一系列關于血吸蟲病預防及治療的醫學專著和資料匯編。例如鄧宗禹通過分析血吸蟲病的病理過程,介紹管理糞便和水源、消滅釘螺、診治病人等血防工作舉措,收集各地先進經驗以供全國交流推廣[10]。隨后,研究血吸蟲病的病理、診療及預防等知識技術的著作持續涌現。如毛守白從血吸蟲病的臨床和診斷、藥物和治療、流行病學及預防等方面介紹國內外的經驗與成就[1]。趙慰先運用社會醫學、管理科學的知識提出血吸蟲病的防治措施[3]。吳觀陵等研討血吸蟲病免疫學,論述血防抗體技術應用、血吸蟲病疫苗研制、血吸蟲基因組學等最新知識[11]。任光輝等專注血吸蟲病的臨床診療并闡釋本病的監測體系、行為干預、疫情處理等工作原理及流程[12]。楊坤等闡述我國及全球血吸蟲病的消除規劃及預警處理,認為適宜技術是我國血防取得成就的重要支撐[13]。上述醫學專著多與血吸蟲病的病原生物學、流行病學、治療方案、防治技術等維度息息相關,是醫療衛生工作者科研成果的結晶。

1.2 血吸蟲病防治歷史的回顧

隨著新中國血吸蟲病防治取得重大進展,有學者對其歷程和成就展開回顧。例如錢信忠對建國后至1980年代南方12省份血防工作的歷程進行概述[14]。袁鴻昌等運用現代流行病學觀點總結我國不同歷史時期的血防成績和經驗,重點講解新中國血防事業的巨大成就[15]。2006年,關于紀念血吸蟲病在中國發現100周年以及新中國開展血防工作50周年的文選問世,從防治歷程、未來展望等維度交流防治經驗[16]。此外,有學者通過影響血吸蟲病分布的社會(社區)動力學及防治與干預的社會學維度,研究新中國血防工作的歷程[17]?；谛聲r代“一帶一路”倡議引領,聞禮永等圍繞國外輸入血吸蟲病風險,強調提高我國防控能力、推動參與全球衛生合作的重要意義[2]。楊坤等結合援助桑給巴爾的血防經歷,總結和宣傳中方人員在非洲推廣中國血防的工作經驗[18]。周曉農通過紀念建黨100周年形式全景展示新中國血吸蟲病的防治歷程、策略措施及成就經驗[19]。綜上所述,血吸蟲病研究代表性著作及其引證的不同時期論著,表明專業人士對于新中國血防事業的歷史脈絡和科學發現,已逐步形成較為系統、全面的事實認知。這不僅標志著我國已初步形成涵蓋血吸蟲病防治研究基本脈絡的理論體系,也在教學科研、醫療衛生方面有著更為深遠的指導意義。

2 黨和政府層面研究凸顯宏觀視野

新中國血防工作成為黨和政府領導下的重大政治任務。1955年冬,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中央防治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相繼成立;流行區的省份也成立相應的組織[8]。隨后關于新中國血吸蟲病防治的研究論文陸續刊發,并在問題意識、研究視角、論述內容等方面有所突破及創新,其中關于黨和政府的宏觀研究逐步展開。

2.1 組織制度、宣傳合作方面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血吸蟲病防治的組織制度、宣傳合作研究領域取得了突破。例如有學者論述近代以來不同時期中央一級血防機構的發展與流變,進而探究新中國應對血吸蟲病的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20]。王冠中評析1950年代中共中央整合血防領導、專業防治、衛生科研和基層群眾等資源控制血吸蟲病的社會實踐[21]。賴靜萍對1949年以來血吸蟲病防治工作領導體制的變化及防治血吸蟲病工作領導小組黨政歸屬變遷進行歷史分析[22]。余成普等強調宣傳人民健康至上理念、實施人民為主體的防控方式是1949-1956年國家血防運動取得成功的政治內核[23]。高中偉等剖析黨采用自上而下“層級運作模式”,以系統化宣傳教育、靈活防治策略推進血防運動開展[24]。黃勇軍等概述新中國“血防電影”通過放映機制與宣傳教育調動群眾參與血防運動的策略[25]。顏宜葳考察當時日本防治血吸蟲病代表團訪華及中日醫學家的合作交流,認為小宮義孝代表團的經驗建議基本被中方采納,此次日方訪華成為富有實效的國際醫學交流合作[26]。

2.2 回溯歷程、啟示當下的研究

基于建國以來的血吸蟲病防治歷程,李洪河回溯了20世紀50年代血吸蟲病疫區的黨政部門和人民群眾采取的防治方法及其為國家公共衛生建設提供的經驗[27]。有研究者回顧建國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血防事業的奮斗歷程和重大成就[28];有研究回溯黨領導下的血防工作歷程,用中國血防經驗助力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29]。有學者研討血防事業的當代啟示。李楠等采用我國南方12省164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分析1953-1990年血吸蟲病防治運動對于人口增長的因果效應,評估衛生防疫政策的規律[30]。莊嘉聲結合新中國初期黨領導血防運動的寶貴經驗,認為當下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當年的血防工作相較,在決策、實施方面有一脈相承之處?；仡櫘斈曛卮笠咔榉乐蔚臍v史經驗,有助于為人類戰勝全球流行性傳染病貢獻中國方案、經驗和智慧[31]?？偟膩碚f,上述成果通過宏觀視野論述新中國血吸蟲病防治的黨政領導、群眾參與和應對策略,基本厘清了中國血防史的發展脈絡;重點分析建國后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群防群治的血防實踐,展示新中國血防事業的光輝成就與歷史經驗。

3 區域和地方層面研究專注微觀視域

1905年,在湖南省常德縣發現我國首例經蟲卵檢查確診的血吸蟲病病人。接下來,我國老一代的科學工作者先后在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進行流行情況調查[14]。一直以來,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是血吸蟲病流行區,其中嚴重疫區包括長江中游的湘鄂贛濱江濱湖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目前關于血吸蟲防治的區域和地方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兩個地方,以微觀視域持續呈現,重點關注新中國成立后血防工作的發展與變遷。

3.1 長江中游地區的相關研究

基于20世紀血吸蟲病在長江中游地區的危害,有學者研討本病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及其與社會、政治間的聯系[32]。針對血吸蟲病嚴重的湖北省,施亞利等指出新中國成立初期該省科學部署、積極防治,基本控制本病[33]。另有學者總結具有武漢特色的血防科研創新能力和成功經驗,進行城市血吸蟲病防控新技術的理論探索與案例分析[34]。對于湖南省,明勇軍從自然技術史、社會文化史等視角探究1949-1965年血吸蟲病在該省廣泛流行與傳播的原因[35]。此外,萬振凡等以1900-2010年血吸蟲病導致鄱陽湖區域環境變遷為出發點,考察人、蟲關系演變以及“生態圈”發展規律,為當代保護鄱陽湖自然生態區提供歷史借鑒[36]。劉玉山探討了1958年江西省余江縣作為全國率先樹立“第一面血防紅旗”符號的經驗[37]。

3.2 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相關研究

以浙江省為例,李立軍將1949-1978年該省血防歷程分為初步防治、全面防治、基本停頓、再掀高潮四個時期,強調血防工作的三條經驗是黨的領導、群策群力、科學方法[38]。錢倩倩根據1949-1965年安徽省安慶地區建立血防領導和專業機構、實施多措并舉的防治策略,總結有效控制本病的歷史進程與基本經驗[39]。面對“全國血吸蟲病人最多的”江蘇省,施亞利著力于新中國初期全省的血防行動,探析江蘇血防科研的突破性成果及為全國防治運動提供的技術保證,充分討論不同歷史階段的防治策略和血防實踐,認為江蘇黨政當局因地制宜、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是該省血防工作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40]?？偟膩碚f,上述研究基于微觀視域研究血吸蟲病對于區域發展的深切影響,歸納總結了新中國血防工作的成功經驗和經典案例,為學界持續深化研究提供借鑒與參考。

4 研究省思:成效、突破與展望

回溯相關學術史,以社會科學視角發表的研究成果系統梳理并深入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血吸蟲病防治的歷史、成就和經驗,主要涉及黨和政府重視血吸蟲病、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臺的的法規和規劃、運用社會運動推進群防群治等方面。經過不斷地努力和積累,新中國血防史研究取得長足進展、成果斐然,為接下來的研究夯實理論基礎。此種態勢與現實因素息息相關:一是血吸蟲病防治作為新中國初期的重大政治任務,國家衛生防疫體系最早創始于血防事業,數十年來圍繞于此留存有海量文獻和資料,使該項研究具有相當可行性和巨大吸引力;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在領導血吸蟲病斗爭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它不僅振奮全國人心,而且影響全世界”[7],作為中共黨史、新中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血吸蟲病防治史不僅值得銘記,且應成為黨史、國史研究持續關注的重點領域。立足理論探索和研究現狀評估,發現本研究領域仍有不足之處和提升空間,有待未來的研究進行修正、突破及深化。

4.1 新中國血吸蟲病防治史研究內容和立論觀點存在同質化問題

截至目前,新中國血防史的研究成果多為論文,以著作形式呈現的尚不多見。這種趨向導致論述語境和模式沒有太大突破,基本徘徊在血吸蟲病的病原生物學、流行病學、社會危害、查病治療、查螺滅螺、健康教育、群防群治、效益效果及成就經驗等范疇。目前學者更多滿足于從區域和地方資料中梳理血防脈絡,常用資料包括各級黨和政府的血防政策法規和防治規劃、地方醫療衛生系統的歷史檔案、血防工作系統的資料匯編及地方血防志(史)等。然而因為缺乏相關研究或文獻的深入研判,導致理論視野狹隘、問題意識單一,缺少對血防工作與政治體制、軍隊建設、經濟社會、公共衛生等方面密切交互的關注,難以全面呈現我國醫療衛生現代化進程。某些學者嘗試通過歷史地理、環境生態等視角考察新中國血防史,但此類研究成果更多為羅列現有調查資料和刊發論著,或列舉既有歷史材料中的相似案例,重申學界已達成共識的論據或論點;論題內容和體例沒有創新,論述話語和觀點同質化,導致研究不夠深入。由此看來,通過研判當前薄弱領域諸如新中國血防工作與國家和地方政治體制、國防軍隊建設、經濟社會發展、公共衛生現代化等方面的邏輯關系,進一步了解我國血防事業的整體脈絡和發展規律,不僅有助于避免研究內容和立論觀點的簡單化、同質化,更能宏觀把握我國血防工作的輝煌成就和重大作用,全面、深入地解讀“中國力量”“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的可貴經驗。

4.2 血防區域研究應避免輕重不勻的現象

文獻回顧發現,一些研究以區域和地方血防史的視角切入,并聚焦于湖沼水網密布、交通運輸便利、區域經濟發達、文教科技領先的長江中游和長三角地區。這容易讓人誤以為,血吸蟲病流行范圍限于長江流域中段及下游等數省市,而南方其他省份并不流行。然而現實情況是,本病不僅在以“水網型”“湖沼型”流行區為主的長江中游、長三角地區蔓延,也持續流行于其他地區。例如,對于主要分布在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等省份,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山丘型”流行區一直鮮有關注。從建國初期血吸蟲病流行的“山丘型”流行區病人數來看,四川117.3萬人(占全國病人總數的10%),云南29.2萬人,廣東7.8萬人,廣西7.7萬人,福建6.8萬人。至1980年代末,此類流行區有185個縣、市,占全國流行縣、市的一半以上;釘螺面積為14億平方米,占全國有螺面積的10%;病人為233萬,占全國病人總數的22.8%[8]?？梢?“山丘型”流行區的病人數量龐大,但針對該類地區的研究成果極少?？陀^來說,長江中游、長三角和其他地區的流行和防治既有相通之處又各具特色,適度加強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等省份的血防史研究,與長江中游、長三角地區相互呼應并形成有益參照,有助于學界進一步理解血防事業的區域特征及普遍規律,進而從國家層面關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因素對于血防發展的輻射影響?？傊?研究區域存在輕重不勻的問題亟待解決,重視這些缺少關注且有較大研究空間的領域,不僅能讓未來研究更具理論創新性,且有助于中國醫療衛生史和疾病防治史研究的深度拓展與持續推進。

4.3 血防史研究需進一步融合運用跨學科方法

法國年鑒學派認為,歷史學要與其他學科展開合作?；厮菀酝芯?新中國血防史研究主要采用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方法,對于其他學科的學理、方法和范式鮮有涉獵。不難發現,血吸蟲病作為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和傳染性疾病,與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醫學、生態等方面都存在關聯。這種特征決定了血吸蟲病防治作為一個研究門類,必然涉及公共衛生學、傳染病學、管理學、生態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與范式,要求研究者具有相當豐富的學識和廣闊的視野。進一步來說,“依賴單一的生物醫學方法難以可持續地、有效地控制血吸蟲病,從而感到有必要對社會文化方面有更廣泛的思索”[17],即血防史具有交叉性、邊緣性的特征,其研究方法應顧及到學科間的聯系,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融合。血吸蟲病防治深切影響人類生命安全和社會經濟發展,除科學承繼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的方法外,須在新中國血防史研究中強化相關學科的融合運用,如引進公共衛生學、傳染病學、流行病學、醫學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生態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與范式以及防治知識和技術手段,并結合定量研究、個案分析及口述訪談等方法,實現跨學科的融合協同效應。融合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分析本領域的各級層面,全面理解國家血防事業的流變態勢與歷史規律,進而拓展、深化我國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研究的學術內涵,這也是新中國血防史研究既艱巨又具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4.4 血防先驅研究有待進一步拓展與深化

回溯寄生蟲學、傳染病學、公共衛生學等學科發展史,以陳方之、蘇德隆、毛守白、趙慰先、魏德祥等為代表的醫學科學家已成為我國血防事業的先驅。建國初期,這些科學家中多人當選中央防治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委員,并擔任主任委員、秘書長等重要職務;“科學研究工作已經取得了不少的成就”,1956年治療病人40萬以上[41]。他們多在醫學院?；蚩蒲性核温?其專業知識和精湛技術在血防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并連續發布具有國內外影響力的成果。經過數十年開拓、啟迪,對新中國血防的方針制定、防治規劃、查病診療、醫療救護、藥品研發等方面功勛卓著,對于血防事業的知識傳承、技術創新、人才培育、學科建設等貢獻卓越。但迄今為止,關于上述先驅工作者的專題研究并不多,以個人傳記形式呈現的專著寥寥可數;人物簡介僅來自于相關學科的著作、紀念文章及表彰報道;科技史、醫學史論著談及某些重要發現和重大科技事件時,論其功績則一筆帶過?？梢哉f,血防先驅所開展的醫學科學研究和醫療衛生實踐并不局限于科技本身,而與新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息息相關,做出重大功績并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應充分發掘和搜集血防先驅在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歷史材料,系統整理其留存的個人日記、工作筆記、往來信函及口述資料等;通過關切其日?；顒訌膫让婵疾靽已朗聵I的發展片段,這不僅有助于提升歷史研究的生動性和完整性,更可以全面展現新中國血防史演變與進步的恢宏圖景。

綜上所述,“重大傳染病的流行可以改變歷史之說,證之于血吸蟲病,并非言過其實”[1]。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和政府以及流行區群眾的通力協作下,血吸蟲病防治“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和新的經驗”,即“加強黨和政府對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領導,是消滅血吸蟲病害的基本保證”[41]?；仡櫺轮袊朗返难芯砍晒?深切體悟到血防事業“離不開黨的歷代領導集體對血防工作的關懷,凝聚著我國幾代血吸蟲病防治、科研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也是堅持‘預防為主、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群防群控、聯防聯控’血防工作方針所獲得的豐碩成果”[16]。至2023年6月,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國家衛生健康委等11個部門聯合印發的《加快實現消除血吸蟲病目標行動方案(2023-2030年)》中提出,“到2030年,實現全國所有血吸蟲病流行縣(市、區)全部達到消除標準”。由此,對血吸蟲病研究展開回顧與省思,為新時代貫徹“健康中國”戰略以及落實“遏制重大傳染性疾病”指示提供有益借鑒,是應時代所需、順時勢所趨?；厮萃?新中國血防史研究已邁出堅實一步,成果豐碩,深刻總結當代血防事業的經驗教訓;展望未來,隨著“新史料”“新視角”“新方法”“新觀點”接續展現,本研究領域將實現新突破,呈現更為豐富、更具水準的成果,逐步向更高階段邁進?？偟膩碚f,通過回顧新中國血防史研究并把握發展規律及未來趨向,不僅可為當下國家血吸蟲病防治和重大傳染病防控提供歷史借鑒,而且有益于新時代公共衛生與疾病防治的政策制定及決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