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人之學”分判朱王之學

魏子欽

(安徽大學 哲學學院,合肥 230039)

作為“初學入德之門”與“孔氏之遺書”的《大學》,(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0,第1頁。經過朱子的詮釋,曾在宋明之際大放異彩。王陽明早年也曾深究朱子所注之《大學》,并借其“格物”思想而格竹,但七日未見竹理,遂致重疾。直到龍場悟道,陽明乃嘆“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2)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1031頁。于是,陽明批評朱子“析心與理為二矣?！?3)同上書,第41頁。不過,朱子后學也以敗壞人心,禍亂朝綱為罪,批判陽明之學是陽儒陰釋,荼毒人心。按照梁啟超的判定,面對明朝覆滅,清初學者的“王學反動,其第一步則返于程朱?！?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2004,第110頁。正如張履祥言：“姚江著書立說,無一語不是驕吝之私所發?！?5)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中華書局,2002,第1173頁。有“清朝理學儒臣第一”之稱的陸隴其,亦撰《學術辨》《松陽講義》等著作專批王學。由此,朱王之學糾纏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影響后世對朱子、陽明之學的客觀理解。從朱、王注《大學》看,朱子、陽明注《大學》皆由“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起,但二者卻存在明顯差異。有鑒于此,本文借朱子、陽明對“大人之學”的闡釋,以“大人者”(學習主體)、“大學之教”(學習內容)、“大學之道”(學習目標)掀開遮蔽朱子、陽明注《大學》用意之紗。

一、“何為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與“天地萬物一體者”

朱子、陽明在詮釋《大學》之時,都曾對學習《大學》的主體作出界定。朱子認為“大人之學”的主體是指“大人”,與其相對的是“小子”,即“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6)朱熹：《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91頁。陽明在《大學問》中指出：“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7)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823頁。盡管陽明認為“大人之學”的主體是“大人”,但陽明對“大人”的理解與朱子對“大人”的理解存在明顯不同,這是因為朱子與陽明對“大人”的詮釋立場存在差異。

朱子對“大人”的詮釋,是站在古代教育階段設計的角度進行論述的,并對受教育者何時學習“大學”與何時學習“小學”作出進一步說明。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0,第2頁。

“小學”的學習主體是“小子”?！靶∽印笔侵傅搅税藲q、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的子弟。這些“小子”進入“小學”之后,開始學習“小學”的具體知識,如灑掃應對等禮儀規范、禮樂書數等知識文化?！按髮W”的學習主體是指完成“小學”后立志成為“大人”的這批學子。這批學子是指“十有五年”從天子之元子到凡民之俊秀的優秀群體,他們不僅是從“小學”選拔出來的人才精英,也是被社會寄予厚望的一批學子。所以,他們在完成“小學”的學習任務后,進入“大學”所學的主要內容便是蘊含在“小學”之中的深層義理。朱子講：“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里定,已自是圣賢坯璞了,但未有圣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9)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2020,第135頁。朱子對“大學”與“小學”的學習主體的討論,首先考慮到受教育者的身心、年齡等發展階段與社會階層問題。朱子也告訴立志成為“大人”的“小子”,只有“于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10)同上書,第136頁。

因此,朱子對“大人”的概念界定,是以“大德”闡釋“大人”。他認為“大人”乃是“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1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第267頁。換言之,“大人”必是有大德之人,有此大德者須正己為先,不可好逸惡勞、斤斤計較,畏縮在個人的利害得失之間。換言之,大人者須先正己,但亦要向外擴充而正物,不能正物,也非大人。故而,朱子以《周易》闡釋“大人”,認為“大人”是以“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12)同上書,第332頁?？梢?朱子對“大人”的闡釋,不僅使“大人”包含德盛大化的道德屬性,也包含正己正物的政治屬性,使“大人”并不是僅僅停留在個人的修養層面,而是告訴人們真正的“大人”一定要在社會中實現自我價值。這也正如朱子所言：“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13)同上書,第272頁。故朱子之“大人”,乃是從其大體而論,其德廣盛與天,其志通達天下,其業安定萬民,大人可斷天下之疑,敦厚崇禮,開物成務。

與朱子所理解不同的是,陽明認為的“大人”并非朱子認為的大德之人、正己正物者,而是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而且,陽明認為對“大人”相對應的主體,也不再是朱子認為教育階段設計中的“小子”,而是不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小人”,即“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14)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823頁。陽明以“萬物一體”為判定標準對“大人”與“小人”作出區分,認為“小人”在形骸上亦有人我之別,而大人卻能與萬物皆為一體,能夠以“一體之仁”體知到親親仁民而愛物,如孩提入井之憂、草折瓦裂之惜。在此基礎上,陽明也指出,不是體驗到“萬物一體”就是“大人”,而是體驗到“萬物一體”的那一刻才是“大人”。所以,只要“大人”一旦墮落到私欲之界,“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15)同上。

對于“大人”的理解,朱子與陽明不僅在詮釋立場出現分歧,也在概念界定存在差異。所以,面對“大人”的詮釋內容問題,朱子與陽明也就出現更為明顯的分歧。朱子認為學習“大學”需要從“小學”入手?！靶W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16)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2020,第136頁。朱子認為小學與大學的關系,是理之所以然與理之所當然的關系。不過有人問朱子：“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17)同上。這是說,盡管提問者知道大學與小學不是分割的關系,但還是基于兩者學習內容而產生疑惑：即雖然知道小學是學事,大學是學事中之理,但是卻對大學與小學的如何關聯問題產生疑惑。朱子指出,大學與小學的學習內容“只是一個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18)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2020,第136頁。也就是說,只有做到了“小學”,在此基礎上,進行細致的“大學”學習,才能努力讓自己學成“大人”。

面對“大人”如何學習“大人之學”的問題,陽明提出人人皆可學習大人之學,人人皆可成圣的主張,即“所以謂之圣,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圣?！?19)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29頁。只是,按陽明之義,如果說萬物一體就是人我之間便無分別、亦無貴賤的話,那么也就正如徐愛的疑惑那樣,就會出現《大學》為什么又說個厚薄的疑問。對此,陽明答復到：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爸廖嵘砼c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洞髮W》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20)同上書,第100頁。

依《大學》所言之“薄”與“厚”而論,似與陽明之萬物一體發生齟齬。但按照陽明的觀點而論,如果非要在兩件事物中選擇一種,那么此時一定會有厚薄之別、主次之分。他認為,在《大學》中,道理本身確實有厚薄之分。其中的厚薄是指良知上的自然條理,是對道德和倫理的追求和理解。具體來說,在面對自己和親人時,立志成為大人者不能存在厚薄之分,應該同樣地對待自己和親人,不偏袒地對待每個人。只有當立志成為大人者能夠以仁愛之心對待他人,做到得饒人處且饒人,做到“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故而面對道理的薄與厚,陽明認為應以“萬物一體”為判斷依據,即孰厚孰薄需落在“良知”上作出價值選擇。

朱子受“慶元黨錮”之禍,導致其學在當世備受打擊,如他對“大人”的詮釋立場、概念界定、詮釋內容并未受到當時世人的廣泛學習與支持,僅是在《四書章句集注》等著作中明述“大人之學”。直到淳祐元年(1241)以后,宋理宗手詔下令以朱子從祀孔廟,淳祐四年(1244),南宋倡導程朱理學,全尚理學,使得《四書章句集注》備受重視而依此為言道標準,后又為官方讀本、科舉考試的根本依據。到了明代,直到王陽明的心學出現,朱子學的一統天下地位開始被撼動,同時也撼動朱子對《大學》“大人之學”的理學闡釋。

朱子、陽明注解《大學》“大人”的主體判斷上存在差異。朱子站在古代教育階段設計的詮釋立場上,認為大人是“有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并對受教育者進入小學、大學的學習條件設置年齡、身份、社會階層的各種條件,依此揭示出“大人”的詮釋內容,挺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陽明以“萬物一體”為詮釋立場,依此區別大人與小人,認為小人是“形骸而分爾我者”,大人是“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大人”的詮釋內容則是指人人皆可學大人之學,人人皆可成圣。盡管朱子、陽明之學各有特性,但朱子、陽明著力闡發“大人者”的同時,也強調“大人”須真切把握“大人之教”。

二、“大學之教”：“格物窮理”與“致良知”

盡管朱子、陽明對“大人”的理解存在不同,從詮釋理路看,朱子、陽明同樣是從對學習主體的概念界定,推演出對“大人之學”的學習內容的系統分析。只是,由于兩人的詮釋立場的不同,導致他們對“大人”的理解難以保持一致,使得兩人在“大學之教”即“大人”的學習內容上,呈現不同的安排與主張。

面對“大學之教”的內容安排問題,朱子以為“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后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2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0,第1頁。對此,朱子分大、小之學,以為欲為“大人者”須學“大人之學”,學“大人之學”必讀“大學之書”,效驗“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22)同上書,第2頁。。對此,朱子指出“大學之書”重在“格物”。朱子指出：“《大學》是圣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23)朱熹：《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772頁。

朱子特重“格物”,到王陽明這里,盡管陽明一生極少注釋儒家經典,但陽明也在《答羅整庵少宰書》中說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輯之?！?24)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70頁?？梢?陽明不滿朱子以“格物”補《大學》,他要恢復《大學》古本之義,故而拒斥朱子分經傳、重章句、做補傳的方法。而且,據《年譜》記載：(陽明)“疑朱子大學章句非圣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圣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于誠意,原無缺傳可以補處。以誠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功?！?25)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1054頁。陽明認為《大學》要旨是“誠意”,“誠意”才是踐行“格物”實現目的。對此,黃宗羲指出朱子、陽明在“格物”與“誠意”之間的各自側重?！爸熳又狻洞髮W》也,先格致而后授之以誠意;(陽明)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為誠意?！?26)黃宗羲編《明儒學案》,沈芝盈點校,中華書局,1985,第7頁。所以,在“格物”與“誠意”之間,陽明以“誠意”為先,朱子則是以“格物”為首,足見兩人對“大人之教”內容設置的理解差異。

朱子與陽明之所以對“大學之教”有不同的理解,是因為二人所面臨的經典詮釋困境不同。朱子認為學習“大學之書”重在“格物窮理”,其原因在于朱子不滿漢唐經學家對《大學》一書的注釋。東漢鄭玄說：“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27)孔穎達疏,鄭玄注《禮記正義》,中華書局,第1592頁。之所以稱為《大學》,是因為大學一書教人廣博而治平天下。唐代孔穎達疏解鄭玄之說：“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于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28)同上?？追f達認為《大學》主旨是為學治國,此以明德為本,誠意工夫為始。朱子不滿鄭玄注解《禮記·大學》原文順序有問題,故而重新對《大學》重做修訂,將《大學》分為“經一章”與“傳十章”兩部分。另外,朱子也否定漢唐經學家講《大學》從“誠意”為先的看法,認為《大學》古本存在闕文,于是取程子之義做補,作《格物致知傳》,將“格物”傳、“致知”傳放在“此謂知本”后,列于“誠意”傳之前,強調“格物窮理”而后才是“誠意”,突出“格物窮理”在“大人之教”中的重要。

陽明則不滿朱子注釋的“格物致知”?！爸熳铀^‘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29)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41頁。陽明認為朱子對事事物物上求一定理,易使心放而使之,出現心與理為二、知與行相分離的局面。所以,陽明不認同以“敬”詮釋“即物格物”的朱子學?！叭缧卤?指朱子《大學章句》)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有根源?！?30)同上書,第36頁。陽明認為須“以誠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工,故不須添一敬字?！?31)同上書,第1032頁。

除以上問題外,朱子與陽明也對“大人之教”的具體主張作出說明。朱子講“格物窮理”,認為“格物窮理”的涵蓋范圍是天下事事物物,任何事物皆可被格。朱子言：“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3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0,第5頁。盡管“格物窮理”面向一切事物,在培養“大人者”的立場上,朱子強調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3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0,第2頁。教欲為“大人”者。這是由“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34)同上書,第267頁的身份條件決定的。如果是社會中一般的普通人,他們的“格物窮理”可以停留在“小學”,即灑掃庭除,但大人不僅要修養自身,也要治理天下,既要為學,亦要為政。因此,要想成為“大人”就不能僅限于自我修養,也要正己正人,這就需要學習“窮理、正心、修己、安人”(35)同上書,第2頁。之道,“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36)同上書,第8頁。

陽明則認為“格物”之“物”并未獨立于心之外,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37)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1070頁。也強調“理”也未獨立于心之外,所謂“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于親則為孝,發之于君則為忠……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于吾之一心?！笨梢?陽明對“格物”“窮理”的理解,不再如朱子般以“敬”詮釋,而是認為“敬”本身就來源于心,無須再外求一個“敬”字,一切如“敬”般之道理皆可收攝于心、皆可落在心上。所以,陽明說：“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呛闲呐c理為一者也?！?38)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1089頁。與朱子不同的是,陽明強調的是“致良知”?！爸抡?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兑住费浴林林?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轮普?非若后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39)同上書,第826頁。陽明認為“致良知”乃原取于《大學》古本之義,非朱子歧出之學?！爸铝贾奔韧茢U良知使其發展達至極處,又是指操存良知、為善去惡的道德實踐?！爸铝贾卑l揮人的內在主體性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40)同上書,第1089頁。,使事事物物皆見得天理。陽明認為“致良知”不似朱子“格物窮理”般僅留駐擴充知識之義上。所以,“致良知”同樣面向一切事物,但卻不再似朱子以知識束人手腳,而是以人人皆有之良心推擴于外物。在培養“大人”的立場上,陽明強調“大人者”乃“天地萬物一體者”,高揚“致良知”之學,主張人人皆可學“大人之教”。

另外,陽明也注意到,大人能呈現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結果、可以把握“大人之教”,并非是受到外在強加規范的“他律”,而是在于自識“一體之仁”使之流行遍布。陽明說：“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41)同上書,第823頁。陽明認為,之所以大人能夠成為大人,乃是由大人的內在之仁不斷擴充而呈現。具體而言,孟子所謂“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瞬間生發的“怵惕惻隱之心”,這是陽明反復強調的“良知”。擴而充之,如同大人者見草木猶有生意,見草木摧折而必有憫恤,瓦石毀壞必有顧惜,即是吾人之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與草木而為一體。陽明高揚“致良知”,認為要想成為“大人”,“大人之教”就不能是朱子的“窮理、正心、修己、安人”,而應是以“大人者”自識“一體之仁”實現“萬物一體”。

關于朱子與陽明對“大人之學”中“大人之教”(學習內容)的理解,后世學者看法各異。唐君毅以為,朱子、陽明論“格物致知之教”各有其美：“陽明之說不同于朱子者,則在朱子之格物窮理,皆由人之知其所不知者,以開出;而陽明之致良知,則由人之知其所已知者,以開出?！?42)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臺灣學生書局,1986,第349頁。馮友蘭先生則指出,朱子、陽明論《大學》皆有缺失：“《格物補傳》由‘窮物理’轉入‘窮人理’,所以顯得兩橛。心學專講‘窮人理’,所以顯得直截?！?4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下冊,人民出版社,2007,第202頁。馮達文先生曾指出：

朱子所講的“知”與陽明所講的“知”,在內容上即有差別,朱子廣泛涉及外在之“物”與“理”,而陽明僅限于“德”;朱子既以外在之“物”與“理”為所知者,則他所面對的問題,為殊相與共相之關系問題,此為知識論的基本問題,陽明所面對的問題,其實為如何成德之“行”的問題,此實為信仰的問題。(44)馮達文：《從朱子與陽明之<大學>疏解看中國的詮釋學》,黃俊杰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4頁。

唐君毅先生側重于朱子、陽明論“格物致知”的特色,馮友蘭先生則重在解析心學與理學的流弊,馮達文先生是以“知”為標準,分判朱王的知行觀。但以“大人之學”而觀,朱王之學呈現出學習“大人之學”的兩種詮釋進路也值得注意。朱子強調“格物窮理”,“大人之學”是學習“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陽明則高揚“致良知”,認為“大人之學”是自識“一體之仁”,認為只有大人者去除人欲之蔽,才能復明其德,揭示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但無論朱王之學如何分庭抗禮,兩者皆是十字打開“大人之學”,使“大人”通向“正人正己者”或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即“大人”通過“大人之教”向“大學之道”無限敞開。

三、“大學之道”：“修己治人”與“中國一人”

朱子、陽明對《大學》的經典詮釋,最終都落在學習目標即“大學之道”：“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這涉及朱子、陽明的終極關懷問題。朱子言：“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45)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2020,第267頁。讀《大學》需沉潛涵泳,逐字咀嚼,契入此書血脈,切不可只讀個“空殼子”。這就間接指出,《大學》一書在綱領上看,也確實具備“空殼子”的特征。正如牟宗三先生言：“《大學》只是一個‘空殼子’,其自身不能決定內圣之學之本質?！?46)牟宗三：《心體與性體》,正中書局,1985,第424頁。

正是因為《大學》只列出三綱領、八條目的實踐綱領,“只說一個當然,而未說出其所以然,在內圣之學之義理方向上為不確定者,究往哪里走,其自身不能決定”,(47)同上書,第18頁。故而出現朱子、陽明兩種不同的講法。然而,朱子、陽明對《大學》這“空殼子”的經典詮釋,并不局限于書齋,而是促使他們在“空殼子”中以自我價值為文化生命內核向宇宙、世界、人生投射終極關懷與實踐思考,即西方詮釋學所謂“解釋者必須恢復和發現的,不是作者的個性與世界觀,而是支配著文本的基本關注點——亦即文本力圖回答并不斷向它的解釋者提出的問題”(48)戴維·E·林格：《編者導言》,載高達美《哲學解釋學》,夏鎮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2頁。。朱子與陽明面對《大學》文本對它作出的經典詮釋,無不是關聯著他們各自提出的問題,而這一問題,落實在推行“大人之學”上,則表現在“大學之道”的踐行問題上。

朱子回顧一生,自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書,方可讀他書?！?49)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2020,第275頁。認為“大學之道”可使“國家化民成俗,學者修己治人”。陽明則指出“大學之教”可使“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這是因為,陽明認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但又因為出現“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的問題,圣人擔憂此局面惡化,于是“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50)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50頁。故而,為傳續各自心中的古代圣哲之真意,朱子、陽明分別以理學與心學詮釋《大學》“大學之道”的“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

朱子以“氣質之性”詮釋“大學之道”。在《經筵講義》中,朱子曾指出“氣稟”的現實性、“變化氣質”的必要性?！俺?朱子)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51)朱熹：《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92-695頁。朱子從天道論闡釋人的生成過程,指明“氣稟”的現實束縛一面,朱子強調以“變化氣質”實現“明明德”,認為“明徳”乃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眛,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5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0,第4頁。故而,朱子主張“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53)同上。,以“變化氣質”使舊民能夠自明其德,成為“新民”。

與朱子不同的是,陽明是以“萬物一體”詮釋“大學之道”?！吧w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标柮饔盅裕骸胺蚴ト酥?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54)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51頁。陽明從萬物一體論闡釋人己、物我一體的道理,指明萬物一體的重要。進而,又以體用關系之“體”闡釋“大學之道”中“明明德”的核心地位。

首先,“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55)同上書,第823頁。

陽明認為：“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56)同上書,第23頁。其中,“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57)同上書,第824頁。所以,“明德”意味著“良知”,當“良知”未發之時,本身未受私欲遮蔽,靈昭不昧,它就只是“至善”,待“至善之發見”時,作為“心之本體”,它就會成為主宰善惡是非的意念?！懊髅鞯隆笔峭ㄟ^去除人欲之私重新回返到“人心一點靈明”,以立根工夫呈現良知本來面貌,目的是為了呈現“明德”還原“良知”。緊接著,若“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58)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824頁。談“明明德”一定要與“親民”相連。只是在兩者之間,亦是如“種樹者必培其根”(59)同上書,第30頁。一樣,須以“明明德”的立根工夫為先。

其次,“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60)同上書,第823頁。

陽明以體用關系之“用”闡釋“大學之道”中“親民”的關鍵作用。其實,陽明對“親民”的認識是立足對朱子以“新民”闡釋“親民”的觀點進行批評、改正的。朱子根據《盤銘》《康誥》《大甲》“新”字,認為“親民”是“新民”之義,指出“新者,革其舊之謂也?！?6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0,第4頁。由于人們受到氣質之性的拘束,所以,只有所學之人進行變化氣質,才能復其明明德,進而推以及人,便能除去自身舊染之污,成為自新之民。對此,陽明否定朱子“新民”的講法,通過援引《論》《孟》《尚書》論證“親民”的合理與合法。在面對“新民”與“親民”之別,徐愛曾針對此問題請教陽明：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其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62)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2頁。

朱子與陽明各自站在理學與心學的立場分別以“新”“親”闡釋“親民”。其中,朱子是以“氣質變化”解釋“親民”之“自新”;陽明則是以“萬物一體”解釋“親民”之“一體”。按陽明的觀點看,“親民”的實現源于“致良知”的完成,使“良知”由吾人之心泛出,并在恰當時機向外界流動,即以其“一體之仁”擴充到孝敬父母之“孝”,友愛兄長之“弟”。進而,隨著吾人“良知”的自致工夫與達至極致,實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良知擴充?？梢?“親民”在陽明的眼中是立根工夫的外化與實踐。換言之,人人皆可以實現的“親民”,是實現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實踐門路。

朱子與陽明對“大學之道”中“止于至善”解釋的也不同。朱子以為“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6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0,第4頁。朱子認為“止于至善”,是說認識并完成事物最高之理,始終如一的踐行保持不變。陽明則認為“止于至善”是“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64)王守仁：《王陽明集》,中華書局,2016,第24頁?！爸褂谥辽啤笔侵竿ㄟ^“致良知”時刻保任吾人之良知,讓良知呈現本來面貌,復其本然。

至于“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朱子、陽明均認為此三者乃“大學”之綱領。但朱子視“三綱八目”為不同節目,如“明德、親民,便是節目;止于至善,便是規模之大”,從理學進路出發,認為“大學之道”是實現由復其自性的“明明德”,到使之自新的“新民”,再到“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的學習目標。朱子將“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關系認定為層層遞進,形成“次第”工夫體系。陽明則認為“明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萬物一體”之“用”,“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65)同上書,第825頁。陽明以體用關系詮釋“明明德”與“親民”,認為其最終歸宿在“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髅鞯?、親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66)同上書,第824頁。王陽明從心學進路出發,以“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者為一事之體、用、極處,形成“立根”的心學工夫。

朱子、陽明對“大學之道”的詮釋,形成“次第”的理學工夫與“立根”的心學工夫。錢穆先生曾指出,陽明重成色輕分兩,不能“于成色分兩上一并用心”(67)錢穆：《湖上閑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第30頁。。因此,“陽明良知學,實在也只是一種小學,即小人之學”,“晦翁的格物窮理之學,始是大學,即大人之學”(68)同上書,第30-31頁。。對于造成陽明學淪為“小學”的內在原因,這是在于陽明骨子里沿襲宋明理學講學大傳統,“總是看不起子路子貢冉有公西華,一心只想學顏淵仲弓。他們雖也說即事即心,卻不知擇術,便盡在眼前日?，嵥樯嫌霉?。一轉便轉入渺茫處?！?69)錢穆：《湖上閑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第31頁。

盡管錢先生高舉朱子學,以朱子學的詮釋立場評價陽明學,但如果從“善”與“至善”的遞進關系言,陽明對“大學之道”的詮釋進路,也是無法實現朱子學般的層層上達。這是由于陽明學的“萬物一體”之自身特性所決定。陽明對“大學之道”的追求,是以“立根”工夫追求“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朱子認為“大學之道”應是以“次第”工夫實現“國家化民成俗,學者修己治人”。盡管朱子陽明對“大學之道”的詮釋存在各種分歧,但二人的“大人之學”均立足于儒家心性論闡釋“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三綱領”,使“大人之學”在儒家心性之海中全幅展開而一路高揚。

四、結語

朱子、陽明注《大學》皆由“大人之學”而起,從主體、進路、目標的詮釋面向看,二人闡釋的“大人之學”存在分歧,但在儒家心性之學的映照下,朱子、陽明之學亦有共通之處：朱子、陽明均是順著“大人”—“大學之教”—“大學之道”而一路發揮之。而且,朱子、陽明的“大人之學”在儒學基本問題上也具有一致看法：即作為一個人,該如何認識自我、如何實踐自我、如何實現自我。對此,用牟宗三先生的意思來表達,則是說無論是朱子還是陽明,他們均是借《大學》這一“空殼子”,使道德主體在儒家經典中獲得神圣體驗與通體光輝,將經典世界與現實世界融為一體,以“道德的理想主義”開出“立千年之人極”。

作為“空殼子”的《大學》,既容納朱子、陽明以“次第”工夫與“立根”工夫展開的經典詮釋,也包含朱子、陽明以“格物窮理”與“致良知”開啟的理論圖式。朱子、陽明對“大人之學”的闡釋,不僅反映兩者建構哲學體系的學理思考,也揭示兩者重塑精神世界的心性實踐?？傊?朱子、陽明以此身生命守護、踐行、開拓“大人之學”的詮釋活動,不僅對儒家經典詮釋學的現代建構與發展具有模范作用,也對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體系建構具有一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