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實踐探索、認識思考與對策建議

張克俊 劉 莉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要順應村莊發展規律和演變趨勢,根據不同村莊的發展現狀、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等,分類推進鄉村振興,并以村莊為單元劃分成集聚提升類、城郊融合類、特色保護類、搬遷撤并類四種村莊類型?！俺墙既诤项惔迩f”主要針對城市近郊的村莊,綜合考慮工業化、城市化和村莊自身需求,在保留鄉村特色風貌的基礎上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該類村莊如何發展振興,不同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了研究,但焦點側重在產業方面,如城郊融合類村莊產業選擇的演變、產業振興思路、產業空間優化等[1-4]。也有部分較為綜合的研究,如城郊融合類村莊振興潛力評價、發展困境、發展規劃策略等[5-10]。李裕瑞等對面向鄉村振興戰略的村莊分類方法進行了研究[11];宋麗美等對典型城郊融合型鄉村社區空間形態變化與空間營建策略進行了研究[12]。與此同時,全國各地也涌現出一些城郊融合類村莊振興的生動實踐,有的成為鄉村振興的樣板區域以及城鄉融合發展的排頭兵。但也應當看到,僅站在微觀角度以村莊為單元將其劃分為集聚提升類、城郊融合類、特色保護類、搬遷撤并類四種類型,比較狹窄和局限,有必要把視野拉長拉寬,站在更為寬廣的角度把鄉村劃分為不同類型。我們認為,城鄉融合型鄉村是鄉村演化的重要類型,有些地方如大城市郊區的區(市、縣)已經走出了一條此類鄉村的振興之路,選取其中的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其如何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發現鄉村新價值創造模式、引領帶動其他鄉村發展等,具有重要意義。遺憾的是,目前對城鄉融合型鄉村的理論闡釋、振興的實踐案例分析以及蘊含的一般規律較少被人關注。

鑒于此,本文在對城鄉融合型鄉村的內涵、特征和功能價值進行闡釋的基礎上,運用案例分析法對處于成都市郊區的新津區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進行深入剖析,探尋一般規律,從形成機理、演化路徑、難點問題和對策措施等方面作出進一步思考,以期為其他地區鄉村振興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城鄉融合型鄉村的內涵、特征和功能價值

隨著城鄉經濟社會的變遷和資源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不斷加深,在已有的鄉村中已經逐步分化出一種典型的鄉村類型——城鄉融合型鄉村。

1.城鄉融合型鄉村的內涵

弄清城鄉融合型鄉村的內涵特征,可先從了解“城郊融合類村莊”中得到一些啟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將“城郊融合類村莊”解釋為“城市近郊區以及縣城城關鎮所在地的村莊,具備成為城市后花園的優勢,也具有向城市轉型的條件”。袁麗萍等在沿用該含義闡述的基礎上認為,該類村莊的發展方向和重點是:城鄉融合發展、現代化治理[13]。張廣輝等認為,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農村的村莊形式由“以農為主”轉變為“亦農亦居”具有過渡特征的“城中村”和“城郊接合村”,這些過渡性質的“邊緣地帶”就構成了城郊融合類村莊的主體[14]。石會娟等認為,在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城郊融合類村莊往往會經歷由傳統農業村向城市邊緣村、城中村、城市社區的轉變過程[15]。綜合分析,城郊融合類村莊是指位于城市和農村交界地帶的一類村莊,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城市化的特征,同時保留了鄉村的傳統元素和農業生產功能。

《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法》對鄉村的內涵界定是“城市建成區以外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和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綜合體,包括鄉鎮和村莊等”。借鑒城郊融合類村莊的內涵并將其延伸,所謂“城鄉融合型鄉村”,指的是在空間上處于城市建成區外,已經有城市多種要素、產業、商業、文化、居住的大量融入,但在行政區劃上或者組織形態上還保留了一部分鄉村的自然、社會、經濟特征和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處于鄉村和城市交融的地域綜合體。

城鄉融合型鄉村與城郊融合類村莊相比既有聯系也有區別,二者的聯系在于都是城市化進程中新形成的鄉村發展模式,都是在城市與鄉村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的背景下出現的,都是都市化進程的產物,都具備為城市提供服務和支持的功能,既是城市的后勤補給基地,又是城市居民休閑、度假的目的地。二者區別則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地域范圍不同。城郊融合類村莊通常局限于城市周邊的特定區域,一般指位于城市郊區的村莊,與城市邊緣接壤,以“村”為地域單元;城鄉融合型鄉村的地域范圍和空間尺度更大,超出了一個村莊的地域界限,從村莊擴大到鄉鎮乃至除縣城建成區外的縣域。二是發展模式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城郊融合類村莊主要依托城市的功能需求和資源優勢,發展成為與城市緊密聯系的特色產業、休閑旅游等服務型鄉村;城鄉融合型鄉村則更注重鄉村自身的發展潛力,著力實現鄉村經濟、社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其內涵更為豐富,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各個方面。三是強調的主要特征有所不同。城郊融合類村莊主要強調城市近郊的村莊在地理空間上與城市融為一體,城鄉融合類鄉村主要強調這類鄉村以城鄉融合為主要標志。

2.城鄉融合型鄉村的主要特征

綜上可知,城鄉融合型鄉村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交通區位條件優越。這些鄉村通常距離城市中心或城市發展軸線較近,交通便利,是連接城市和其他偏遠鄉村的主要通道,在地區網絡化發展格局中更容易獲得中心城市產業外溢帶來的發展機遇,直接享受城市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延伸,其土地潛在價值、交通及信息通達度都優于偏遠鄉村,表現出較強的經濟功能。

第二,人口稠密,土地利用混雜。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不斷向周邊地區擴展,城市居民不斷流入這些城郊地區的鄉村。城鄉融合型鄉村的人口密度低于城市但普遍高于一般鄉村,并且人口流動性較強;土地利用方式高度混雜,城市和農村的土地利用方式混雜在一起。在這些鄉村中既存在傳統的農田、農舍和農業生產活動,也存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城市建設用地,導致農業用地、小型工業用地、服務業用地等在區域內同時存在。這種土地利用混合現象反映了城市與鄉村的交織和相互滲透。

第三,非農化特征突出,產業構成復雜。為適應城市化發展需要,這些鄉村通常會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發展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等高附加值產業。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帶動下,部分鄉村已呈現出現代城鎮為主導、農業生產比重低、農民非農就業率高等弱鄉村性特征。鄉村主導產業有些以生態價值轉化為導向,發展休閑度假產業;有些以政策偏好為導向,發展“互聯網+”或特色文化產業;有些以交易成本為導向,發展制造業、加工業和商業等。

第四,呈現非城非鄉的過渡特征。城鄉融合型鄉村的存在方式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鄉村,也沒有完全融入現代意義的城市,屬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區域,鄉村的居住形態、生活方式、鄉土文化、產權秩序、治理結構等都表現出介于城鄉之間的特征,鄉村的經濟結構、村民收入、就業方式已經和一般鄉村地區截然不同。同時,這類鄉村具備綜合性功能,不僅有農業生產功能,而且具備商務、居住、教育、醫療、文化等綜合服務功能,可以為周邊居民提供各類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滿足他們日常生活的需求。

第五,以城鄉融合為顯著標志。不同類型的鄉村具有不同的顯著標志和主要特征。特色產業型鄉村主要以特色產業的發展為顯著標志,文化保護類鄉村主要以鄉村傳統文化的保護、開發、利用為主要特征,而城鄉融合型鄉村的顯著標志和主要特征就在于城鄉深度融合、全面融合,包括城鄉空間融合、城鄉要素融合、城鄉產業融合、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融合、城鄉文化融合、城鄉生態融合等。

3.城鄉融合型鄉村的功能價值

城鄉融合型鄉村具有特殊的功能價值,體現在為城市提供農產品供給、大地景觀和休閑旅游、農耕文化傳承、生態涵養、紓解城市壓力、承接城市業態等多個方面。

具體來說,一是城鄉融合型鄉村保留了農田和農業活動的部分特征,便于農民繼續種植農作物,并加強農業生產的科技支持和管理,提高農產品的品質和安全性,為城市提供健康、優質的食品供應;二是擁有獨特的鄉村風貌和自然景觀,可以成為城市居民休閑度假、體驗鄉村生活和開展農事體驗的場所,通過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的發展促進村民增收;三是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和民俗傳統,可通過保護和傳承農耕文化、民俗文化、手工藝和傳統建筑等,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解和體驗傳統文化的機會,以及通過開展文化活動和傳統節日慶?；顒拥?促進鄉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四是通過合理規劃和管理,保留農田、綠地和自然景觀,實施環境管理和生態修復,為城市提供水源涵養、空氣凈化、自然景觀、綠色屏障等生態服務功能,為城市居民提供清新的空氣、綠色的食品和放松的休閑空間;五是能夠提供適當的社區服務和公共設施,如醫療機構、教育機構、商業設施等,滿足居民的基本需求,同時可在鄉村發展智慧農業和數字經濟,提高居民生活品質;六是可以吸納城市人口的流動,減輕城市的人口和土地壓力,居住在此類鄉村的居民不僅可以享受相對較低的房價和生活成本,而且可以享受近鄰城市的便利設施和服務;七是可以憑借區位、交通、資源要素等多方面優勢和地域綜合體屬性,承接城市的部分功能,如城市的商業、消費、業態、居住等。

由于城鄉融合型鄉村具有多重功能價值,因而不會被正在推進的城市化所“吞噬”而走向衰亡,相反這種類型的鄉村很有可能憑借城鄉融合的優勢實現全面振興,成為推動整個鄉村振興率先突破的先行區。

二、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實踐探索——基于成都市新津區案例

近年來,成都市城鄉融合引領鄉村振興取得了豐碩成果,逐步形成了農業現代化水平穩步提升、城鄉要素自由流動、農商文旅體日益融合、鄉村新產業新業態凸顯、大美城市宜居鄉村形態顯現、鄉村治理效能整體提升、城鄉差距日益縮小的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模式。成都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7年的2.1萬余元增長到2022年的3.04萬余元,絕對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0798元、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12259元,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2∶1縮小到1.78∶1。新津區位于成都市南郊,距成都市區僅19公里,處于“1小時交通圈”范圍內,是大都市的生態區、度假區、蔬菜食品保障區,更是未來發展的戰略后備區,鄉村受大城市影響和輻射比較大,城市對其發展的帶動能力較強,城鄉要素雙向流動頻繁,產業構成復雜,鄉村功能多樣,屬于城鄉融合型鄉村的典型代表。

自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新津區緊緊圍繞“成南新中心、創新公園城”定位,以公園城市理念引領新津區高質量發展,以城鄉融合推動鄉村振興,在促進城鄉融合,詮釋公園城市的鄉村表達,推動農商文旅體科教融合發展,轉化鄉村多重價值,引導人才、技術、資本下鄉等方面多點破題,全面起勢,將農業多功能屬性所內含的生態、教育文化、歷史傳承等非經濟功能彰顯出來,探索出“農業4.0”即“互聯網+社會化生態農業”的新津路徑,讓農村逐步進入回嵌資源環境、回嵌自然的生態文明新時代。目前,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模式已在新津區初步形成,表現為城鄉空間日益融合、城鄉要素日益融合、城鄉產業日益融合、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日益融合、城鄉生態日益融合、城鄉文化日益融合、城鄉居民差距日益縮小。2022年新津區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54.2%,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9696元和30761元,城鄉收入比為1.62∶1,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65倍,城鄉收入比遠低于全省的2.32∶1。新津區被納入全國美麗鄉村重點縣建設試點、全國拓寬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試驗區,獲評四川省鄉村振興先進區,其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探索路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要素互通:吸引人才、資本、科技、設施等發展要素下鄉

新津區過去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導致農村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單向流入城市,這種現象近年來得到很大扭轉,人才、土地、資本逐步實現城鄉雙向自由流動,農村發展逐漸擺脫了缺人、缺錢、缺政策的尷尬境地。新津區實施“津商回歸”“津商培育”計劃,引導新津籍民企回鄉投資再創業,以創新創業為導向促進民營經濟蓬勃發展,涌現出一大批新時代新農人參與新鄉村建設。目前已有藍城集團、途遠、當代教育等頭部或平臺型企業積極參與鄉村建設,其中,張河村委托途遠公司按照“兩途一趣”模式經營“集趣·共享農莊”;龍馬村牽手凡樸集團,以現代農業生產場景和古蜀寶墩農耕文化為特色,發展研學旅游;波爾村以集體資產與藍城公司合作入股,建設農旅互動項目“藍城沐春風”;月花村利用境內林盤、岳祠堂、農耕文化等生態文化資源,與當代教育公司合作,建成擁有自然探索、動植物科普、紅色傳承等多個主題的勞動研學旅行實踐營地。這些項目的建設為培育“農旅融合+合伙人”“互聯網+分享經濟”“新流量+新農業”等新業態增添了動力,利用外來資金、技術、人才等現代要素激發了鄉村發展活力。

2.產業融合:強化“鄉村場景塑造”促進農商文旅體科教融合發展

新津區的鄉村產業已經遠不是農業,而是一批新產業新業態。新津區推動鄉村新產業不斷產生和發展的關鍵在于,依據自身優越的自然風貌、人文環境、鄉土文化等資源稟賦,對“鄉村場景”進行了大力營造。該區大力引導市場主體參與鄉村消費場景、商業場景、生產場景、生活場景等的營建,打造了一批如農業太古里、蒙頂·茶溪谷、凡樸研學中心、慵也谷農旅、“種植+科普研學”、“加工+消費體驗”、“品鑒+文化創意”等鄉村消費、鄉村商業、鄉村生產、鄉村生活等新場景,從而形成了以鄉村為場景的現代鄉村產業集群。在鄉村場景塑造中,大力推進農商文旅體科教深度融合是其重要特色。新津區通過強化“商”的邏輯、“文”的浸潤、“旅”的牽引、“體”的賦能、“科”的引領、“教”的延伸,培育了一批以休閑農業、鄉村旅游、電子商務、生態康養、文化創意等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業態。在休閑農業方面,新津區踐行“公園城市+全域旅游”的理念,以“集趣·共享農莊”“藍城·沐春風”“千畝荷塘”“慵也谷”等農旅項目為載體,深度挖掘天府農耕文明,重點發展田園頤養、創意市集、大地藝術、民俗體驗等休閑農旅新業態,組建完善休閑農業合作社,打造休閑旅游精品景點,加快發展鄉村休閑旅游業;在生態康養方面,依托成新蒲沿線和長秋山片區,建成黃莊、心道天堂等一批重點鄉村旅游和森林康養項目,康養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文創產業方面,重點打造了聚焦“數字文旅+場景體驗”的梨花溪文化旅游區,發展山水運動和文創旅游產業,持續壯大以文創為內核的微度假產業集群。此外,新津區圍繞“梨花”主題,舉辦“梨花季”系列活動,塑造“花漾新津”城市旅游IP,建成“花漾新津·文創中心”“老碼頭文創園”等產業載體,使文創產業得到快速發展。

3.農博引領:建設服務四川乃至西部地區的天府農博園

“博覽園”“博覽會”是過去通常在城市才擁有的博覽形式和盛會,新津區卻把其移植到了鄉村,在全國率先建設了中國天府農業博覽園(以下簡稱“天府農博園”),讓節會活動走進田間地頭。天府農博園建立了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鄉村共享的協同發展模式,踐行產業創新理念,針對產業創新進入成長階段后對物理空間、配套設施、技術平臺、投融資、市場網絡、人力資源、發展環境等提出的更高需求,為其提供更大的研發和應用空間,提供更加完善的技術創新和商務服務體系,通過啟動與孵化,創造性地推動優質頭部資源規模聚集在園區開展“產業創新”。天府農博園率先在全國開創了“產業孵化”“產業博覽”的全新模式,率先探索和創新農業會展產業新形態,讓這里成為未來鄉村產業發展模式的試驗田,并將經過實踐形成的產業創新成果、資源聚集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通過產業博覽的形式,加速向其他同類型的鄉村擴散,向外展示永續發展的鄉村振興典范,引領和服務四川乃至西部地區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

4.空間重塑:探索城鄉融合發展單元和公園城市的鄉村表達

新津區堅持片區發展理念,圍繞鄉村片區發展定位、產業特色、功能布局,強化規劃指導,明確建設開發時序,在空間地理重塑方面探索以城鄉融合單元為核心的新的空間布局。新津區基于地域相鄰、人緣相親、資源稟賦相近等因素,建設的“天府農博園城鄉融合發展單元”打破行政邊界,突破傳統以行政鎮為管理體系的生產生活組織模式,圍繞都市現代農業,構建以產業功能區為管理體系的發展模式,形成了集生產、生活、消費、人文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新型鄉村空間集聚形態。在空間的美學形態方面,新津區探索公園城市在鄉村的表達路徑,藝術化再造大地景觀,實現鄉村景觀化。新津區將公園城市理念貫穿于農業景觀化景區改造,以綠道和川西林盤為載體,建成津津綠道210余公里、公園濕地群落1萬余畝,實施32個川西林盤保護修復,將鄉村原本的傳統空間形態轉變為突顯美學價值的田園景觀,打造了一批如“興義共享農莊”“安西岳林盤”“永商姜梨園”“花源集趣東華”等精品林盤和“美麗田園”“美麗村莊”“美麗社區”,構建城園共生、綠色生態的全域大美景觀風貌,推動美麗鄉村穿珠成鏈、連線成片、組團建設、集聚發展,勾勒出農耕文化的田園畫卷,促進“農田變景觀、農村變景區”。

5.共建共治:積極探索城鄉基層治理新模式

針對農民集中居住并與城市社區日益融合的趨勢,新津區構建了黨建引領、共建共治、雙線融合、資源統籌、智慧治理的城鄉基層治理新模式。該區按照“抓班子、建組織、強陣地、創載體”的思路,整合“群團服務站”和專業合作組織、群眾活動中心等活動陣地,大力探索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新路徑。例如,新津區興義鎮張河村探索了“村(社區)黨總支、集中居住區黨支部、樓棟黨小組”三級組織體系的集中居住區黨建引領新模式。同時,新津區圍繞“社事民議、社事民商、社事民管”的治理需求,通過在村域內選能人、籌資金,充分挖掘多方治理力量,搭建“區域黨建聯盟”等駐區單位參與平臺,實現轄區內治理共建共享;針對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集中居住趨勢,通過建立自管委促進全體業主直接參與小區治理,實現由政府大包大攬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轉變;對于農村社區,持續完善村規民約,創新村民參與機制和考核獎懲機制,引導激勵村民參與村(社區)自治。此外,新津區還深度整合政務服務、社區發展治理和社會綜合治理三大模塊,提高治理效能。

6.數字賦能:以數字化、智慧化全面加速城鄉融合

新津區堅持平臺賦能、場景驅動,探索數字賦能新城市、新鄉村、新文旅、新治理,以數字化、智慧化全面加速城鄉融合進程。一方面,新津區積極探索數字賦能新城市,推進能源、交通、市政等領域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加快城市重要區域智能感知源全覆蓋,推動物理城市與數字城市同步策劃、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運營;積極探索數字賦能新鄉村,通過數字經濟的強鏈接作用,引導城市資源向鄉村流動,培育鄉村共享民宿、智慧農業、鄉村研學等新業態;積極把數字技術應用于文旅、文創、居民消費等領域,打造智慧景區、特色街區,培育壯大鄉村數字經濟產業。另一方面,新津區著力探索數字賦能新治理,搭建“數據+平臺+應用”底板,建立健全區級智慧服務中心、產業功能區智慧服務分中心、社區智慧服務末梢單元,推動治理數字化轉型。聚焦“優政、惠民、興業”,建強“112N”智慧新津數字底座,完善城市數智能力平臺,推動重點行業領域數據全打通、全匯聚;豐富“超級綠葉碼”服務端和“津政通”協同端應用,擴大使用覆蓋面;圍繞企業服務、生活消費等領域,創建了一批“管用、愛用、好用”的智慧應用場景。

三、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認識思考

基于對新津區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實踐總結,結合城鄉融合發展理論,很有必要進一步深化對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認識。

1.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具有豐富的內涵要義

成都市新津區近年來在重塑城鄉關系、破解城鄉要素流動難題、促進城鄉全面融合、培育新鄉村產業、構建公園城市的鄉村表達等方面取得了新進展新成效,初步形成了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模式。那么什么是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呢?通過新津區的實踐,我們認為: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是指處于城市建成區以外并受城市影響輻射比較大的鄉村,利用緊鄰城市或自身獨有的資源、生態、人文等多重潛在價值和優勢,通過與城市資源要素進行雙向自由流動,與城市空間進行優化整合,與城市功能進行互補共生,充分把城市的先進要素、資本、業態、商業模式引入鄉村,在與城市緊密聯系和互利互惠中實現城鄉一體、全面融合的鄉村振興。簡言之,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就是“鄉村振興+城鄉全面融合”,內核是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應當指出的是,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并不完全等同于鄉村振興應當走城鄉融合之路,真正可稱得上“城鄉融合型”這種類型的鄉村振興,除了要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外,還必須使城鄉融合達到一個較高的狀態和水平。

2.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具有獨特的演化機理

從成都市新津區初步形成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案例中可以得出,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演化機理就是:位于城市建成區以外的鄉村在城市化需求拉動、城市輻射帶動下,外來資源要素大量進入鄉村并與鄉村多種資源、多重價值耦合互動,推動形成新場景、新產業、新業態、新主體、新模式、新治理、新組織,逐步實現振興的過程。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主要受城市輻射帶動和外來要素的密集影響并與鄉村內部結構發生深刻聯系,使之不斷演化。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原本位于城市周邊的鄉村逐漸受到城市的影響而改變自身,推進自身經濟社會和治理結構的變化,一部分鄉村地區逐漸融入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體系而得到發展。大量的外來要素進入鄉村,與農村資源、鄉村景觀、生態、文化相結合,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產業興旺;與鄉村新場景的營建相結合,推動鄉村商業和消費的興盛;與集體經濟組織相結合,推動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外來資本、經營者以集體經濟組織為紐帶與鄉村居民相結合,促進資源資產價值轉化和民宿、生態康養旅游等新業態發展。從人口流動來說,城市人口對于優質生活和舒適環境的需求,推動了一些城市居民選擇在城市周邊購置房產、休閑康養,從而促進城市周邊鄉村地區的發展和改造,形成了以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共同居住和共享資源的生態鄉村。

3.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演化結果不一定是簡單的城市化

雖然城鄉融合型鄉村具有非城非鄉的過渡特征,但其演化的結果并不一定是簡單的城市化,而是更加注重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主流應是城鄉一體化和鄉村功能日益多樣化。這是因為,一方面,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本身擴張具有邊界,不可能無限度,這就限制了這類鄉村完全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建成區需要周圍的鄉村作為生態涵養、環境承載、休閑觀光、“菜籃子”供給的承載空間,這類空間具有十分重要的存在價值,沒有這類承載空間,城市就難以運行乃至不復存在。在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過程中,可能出現如下演化結果:一是城鄉日益一體化。城鄉融合型鄉村具有獨特的區域位置,城市可更為方便地為鄉村提供市場、技術、資金等支持,鄉村則更為直接地為城市提供生態、農產品等資源,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和經濟技術交流合作更為頻繁,城與鄉的相互融合,導致城鄉的界限不復存在,實現了真正的一體化。二是鄉村功能日益多元化。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城鄉關系的變化,鄉村除了具備傳統的農業生產功能外,生態涵養、文化傳承和創意、休閑觀光旅游、居住等功能日益凸顯,這種鄉村功能的日益多元化在城鄉融合型鄉村體現得更為充分。

4.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更容易在城市郊區產生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郊區是城市環境向鄉村環境轉換的過渡地帶,也是城市功能和鄉村功能互為滲透、經濟社會發展十分活躍的區域。特殊的經濟地理位置使城市郊區地帶成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重要前沿陣地。處于大城市郊區的鄉村,更容易承接大城市的資金、技術、人才、市場輻射從而使其這些要素方便地流向鄉村。同時,大城市居民對自然生態、田園風光、休閑體驗及舒適居住、低生活成本的需求,可以很方便地在城市郊區的鄉村得到滿足,這樣就會形成城鄉融合型的密集區域。反之,那些不處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周圍的鄉村,城市對其影響微弱,鄉村承接城市的外溢功能困難。除區位條件外,城鄉融合型的鄉村振興還需要城鄉高度一體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城鄉高度一體化的交通網絡、供水供電系統、通信網絡等基礎設施和便利的公共服務設施,能夠為城鄉融合型鄉村的發展提供便利條件,從而吸納大量的城市居民群體集聚到該類鄉村就業創業和生活居住。

5.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依靠“城鄉融合發展路徑”體現得更為全面充分

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與其他類型鄉村振興有所不同的是:必須把城鄉融合發展路徑作為首要的、關鍵的路徑,也就是在推進鄉村振興中要把“城鄉融合發展路徑”體現得更為全面、更為充分,這是此類鄉村振興最大的優勢和特色。城鄉融合型鄉村的生產生活生態空間、資源要素、功能價值與城市的先進要素供給、市場輻射、產業業態之間的互補性要比其他類型鄉村更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的程度更高,由此產生的城鄉資源要素引力和融合勢能更大,雙向自由流動的要素規模就更大,效率就更高。在這種城鄉要素大規模、高頻率雙向流動和產業、空間、治理全面融合過程中,此類鄉村更易率先實現全面振興。新津區等地的實踐表明,規劃建設“城鄉融合發展單元”是促進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重要方式?！俺青l融合發展單元”基于地域相鄰、人緣相親、資源稟賦相近等因素,打破傳統鎮村行政區劃邊界和小散亂格局,結合資源稟賦和發展條件將多個鄉鎮合并成一個單元,對規劃、土地、人口、產業等多要素進行整合,突破現階段鎮村發展局限,重塑城鄉經濟地理,更有利于促進城鄉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

6.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治理難度更大

與其他類型的鄉村振興相比,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具有更為復雜的結構特征,無論是經濟主體結構、產業結構、利益關系結構,還是人口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治理結構等,都比其他類型的鄉村振興復雜得多。由于城鄉融合型鄉村外來人口多、資本和要素密集,土地利用混雜,產業構成擺脫了單一的農業,實現了多元化,相關利益主體眾多,鄉村的居住形態、生活方式、鄉土文化、產權秩序、治理結構等均呈現出城鄉交融狀態,因此,這類鄉村在振興過程中面臨的利益關系更為復雜,最主要的是外來資本、外來企業、外來經營者與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利益關系,以及外來人口創業居住生活與本地鄉村居民的利益關系,同時還可能存在價值觀念、生產生活方式、文化等多方面的“沖突”,有效治理難度大。

四、推進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應注意的問題及對策建議

基于成都市新津區推進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實踐,放在更一般的角度推進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應注意政府的參與要適時適度,將村集體和村民的參與和受益作為前置條件,激發鄉村人才和集體經濟組織的內生動力,激活資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

1.政府的參與應適時適度

政府參與鄉村建設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政府能夠為鄉村帶來政策支持、投資資金和項目,對鄉村新產業發展起到引導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對鄉村建設的過度干預會造成村民過度依賴,從而喪失內生動力。因此,政府參與鄉村建設需要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具體操作,既要發揮政府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又要尊重市場規律和農民的主體地位,實現政府與市場、政府與農民的良性互動。

大都市郊區的區(市、縣)一般具有較強的財力和政府治理能力,但政府在推動發展新鄉村產業時要避免過度干預。一是厘清責任主體,避免混淆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在資金、項目進駐的時候明確政府在其中參與的部分和承擔的責任,尊重市場規律,政府只作為引導不可過多參與。二是明確不同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責任,政府應適時退出。在項目進行的前期政府可發揮主體作用,統籌兼顧,在資金、政策、運行等方面提供幫助,但當項目運行步入正軌后,政府的主體責任應當適時退出,由村集體組織承擔,逐漸由依靠外部支撐轉變為依靠村莊發展的內生動力。

2.應把村集體和村民的參與和受益作為引入外來資本和項目的前置條件

城鄉融合型鄉村由于具有良好的區位、潛在價值和市場需求條件,容易引來外來資本和項目,只有將村集體和村民的參與和受益作為吸引外來資本和項目、推進鄉村建設的前置條件,才能提高鄉村建設的效果和可持續性。在新津區的調研中我們發現,在部分外來鄉村建設項目中,農民參與較少,沒有從落地項目中獲取相應收益,存在鄉村建設擠出群眾的問題。

城鄉融合型鄉村在引進外來資本和項目過程中需要轉變引進方式,適當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將村集體、村民的參與和受益作為引進外來項目的前置條件。一是政府應當引導企業為村民開設就業崗位。出臺相應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接納村民,甚至將外來項目的引進與村民的就業進行捆綁,讓一些原本不得不外出務工的村民能夠就地解決就業。二是鼓勵村集體入股外來項目。將村集體利益與企業項目的利益進行捆綁,推動農民、企業、合作社等形成合作關系,共同參與農產品加工、銷售等環節,實現利益共享,或者鼓勵農民參與合作社或鄉村企業的股權激勵計劃,分享企業發展的紅利。如成都市新津區月花村以村委20%和村民10%入股,與“當代少年”共同成立合資公司,直接促進月花村集體經濟增收30萬元以上。這種村集體或村民入股的方式值得其他村借鑒參考。

3.應注意激發鄉村人才和集體經濟組織的內生動力

鄉村振興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事情,想要實現鄉村的持久發展,歸根到底是要依靠村莊的內生發展動力。在對成都市新津區的調研中發現,有的村莊依靠政府補貼、外來項目支撐,雖然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村莊發展和農民增收,但當政府逐漸退出主導時,是否還能維持甚至超越如今的發展水平,這是應當未雨綢繆的問題。

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不能完全依靠外來的資本和人才,激發鄉村人才和資源的內生動力十分重要。應格外關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鄉村振興帶頭人隊伍、返鄉創業人員、集體經濟組織等的發展問題。一是培育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具有促進農業現代化、激發農村活力、緩解農業接班人危機以及人才空心壓力的重要功能和作用。目前解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只是在局部點位、局部區域取得較大進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數量規模和當前鄉村振興的需求還存在較大差距,需要在更廣泛的區域加大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力度。二是培育壯大鄉村振興帶頭人隊伍。鄉村振興帶頭人是鄉村發展的“火車頭”,是鄉村振興“提能塑形”的組織帶領者。一方面,要著力壯大黨組織帶頭人隊伍。在推動鄉村振興過程中,應把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樂意長期服務基層的鄉村黨組織帶頭人隊伍放在首位,或吸引優秀青年返鄉,或有針對性地派出村“第一書記”。另一方面,要著力培育和引進集體經濟CEO(職業經理人)。透析近年各地實踐,集體經濟CEO因擁有豐富專業的經營管理經驗,善于打通從田間地頭到市場終端的通道,善于整合資源、發展品牌,為推動農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路徑。三是大力支持返鄉創業人員。人才資源回鄉、社會資本下鄉,正成為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返鄉創業,反映著“城市反哺農村”的大勢所趨,要大力支持返鄉創業人員,為其創造良好的融資、用地、稅收和制度環境,以帶動更多人才、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向農村匯聚,讓返鄉創業形成持續動能。四是加快培育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重點發揮村集體組織在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鄉村產業發展、完善鄉村治理體系中的作用,同時引導和鼓勵村民用土地、資金、勞務等資源作為股份參與村集體公司運作,激發群眾和資源內生動力,更好地參與村級發展,享受鄉村建設紅利。試點探索“集體經濟組織+專家團隊”模式,探索鄉村全域立體化整理、開發、建設路徑,發展新鄉村產業。

4.應著力破解金融困境

鄉村金融是推動鄉村發展的重要支撐,許多鄉村新產業新業態需要較大的資金支持和長期的投資回報周期。隨著多項農村金融政策的出臺,目前在農村基礎金融服務基本實現全覆蓋,服務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但由于農村金融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被認可的農村抵押擔保物缺失、金融供給主體比較單一等多方面因素,農村金融供給不足、滲透度偏低,尤其是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投資多、項目多,創新創業比較活躍,眾多項目的融資需求比較旺盛,而目前的金融供給匹配問題較為突出。在成都市新津區的調研中了解到,某村引入的研學項目不僅明顯改善了當地的人居和生態環境,還極大地促進了該村集體經濟發展和群眾增收,但該項目由于缺乏被銀行認可的抵押物等,導致沒有銀行等融資渠道,基本都靠財政支持和業主自身投入,項目的后續金融支撐能力較弱,限制了該項目盡快形成市場影響力。

解決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中的金融需求問題,一是完善和及時更新信用信息,由地方政府數據管理部門主導、金融機構牽頭、村級組織參與、各方協同,通過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和大數據、云計算等降低農村金融市場的信息收集成本,建立健全信用檔案,打破市場主體的信息“鴻溝”。二是構建政府與各類金融機構的工作合力,建立風險分擔機制,拓寬涉農信貸風險分擔和緩釋渠道。三是促進各類金融互補合作,解決供給主體單一問題,同時完善農村資本市場建設,促進土地、房屋、山林、農業設施等以出租、抵押、合作、入股等方式實現資產資本化。

5.應在著力提高城鄉人口雙向自由流動度上下功夫

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顯著標志就是真正實現“愿意進城的人進城、愿意返鄉到鄉的人返鄉到鄉”的人口雙向自由流動格局。在此格局下,不再是農村人口單向流向城市,而是許多城市人口也流向農村,進而推動城鄉文化融合、治理融合。

因此,在政策上的著力點就是提高城鄉人口雙向自由流動程度。一方面,要繼續提高鄉村人口的城鎮化水平。城市郊區是農民進城的一個落腳點,實際上也是農民融入城市、轉化為市民的一個出發點。要著力打破村社界限,加快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強化公共服務共建共享。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城市居民優先向城鄉融合型鄉村流動,到鄉村休閑、居家、創業等。為此,應率先在大城市郊區打破城市人口向鄉村流動的種種政策限制,真正實現城市人口也可以向鄉村自由流動。此外,還要有機融合城鎮與鄉村兩種治理體制,既要輸入城市社區居民自治制度,提升居民自治意識和能力,又要保留農村原先的制度性權利,構建“城鄉協同共治”模式。

結 語

我國已進入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發展階段,在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指引下,城鄉關系由二元對立轉向相互融合。城鄉融合型鄉村由于存在多重優勢和獨特價值,不僅不會被城市化所消亡,而且可能成為鄉村振興的排頭兵和前沿陣地。該類鄉村與城市間的各類要素將進入快速融合階段,不僅承擔著自身振興的功能,還承擔著承接城市產業轉移和緩解城市人口、土地等壓力的功能。因此,城鄉融合型鄉村如何實現振興必將成為城鄉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規劃的關注重點。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可以提供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為其他類似地區或組織提供借鑒參考和激發創新思路。本文通過對成都市新津區的典型調查,總結城鄉融合型鄉村在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發現鄉村新價值、創造新發展模式中取得的成功經驗,探索城鄉融合型鄉村振興的一般規律,同時針對這類鄉村在振興中存在的問題,如政府參與問題、村集體和村民利益鏈接問題、振興主體問題、內生動力問題以及發展中的金融約束問題等,提出對策建議,以期啟發相關方尋找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和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