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近侍：清入關前大學士的職能角色與權力演變

劉 洋

(1.遼寧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2.故宮博物院 博士后工作站,北京 100009)

清代內閣大學士領袖班聯、表率百僚,是文官體系中唯一的正一品實職官缺,正如《清史稿》所言“大學士滿漢兩途,勛高位極,乃以相授”[1]。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記述主要反映了清中期已降內閣定制后的情況,而清初大學士的地位與形象則遠非如此。然而有學人卻忽視了內閣制度確立前后存在的這種差異性,以至誤認為清初大學士一經甫設即位列宰輔,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閣臣“赫然為真宰相”的形象更是加重了上述誤解。事實上清代內閣并非入關后直接模仿明制,而是在關外時期文館、內三院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至康雍年間逐步完善定制。在此過程中,大學士的政治地位與實際職權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本文試通過對清代內閣的溯源(1)此前張晉藩、郭成康在《清入關前國家法律制度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書中對清初文館與內三院的發展演變、職能運作等問題進行了總體論述;趙志強《清代中央決策機制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張一馳《內閣制度與清前期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則通過對滿文檔案資料較為深入的解讀,進一步豐富、細化了上述研究。此外,張德澤《清代國家機關考略》(學苑出版社,2001年)、郭松義等《中國政治制度通史·清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制度史研究著作對此內容亦有述及。,重點探究清入關前大學士及其前身文館諸臣的主要職能與權力運作方式的變遷情況,進而宏觀審視其政治角色如何兼具儒臣與近侍的二元特征,以此深化對清代中樞體制發展軌跡的認識。

一、“文字”職掌與天聰初年文館的創立

清代內閣最早可追溯至入關前設置的文館。努爾哈赤起兵后,在崇尚武力四處征伐的同時,身邊也逐漸匯集了額爾得尼、達海、庫爾纏等一批兼通各族語言的飽學之士,漸有獲賜“巴克什”之名號者。他們常年侍從征戰,受命撰寫公文,翻譯漢文典籍,出使聯絡各部,在建州女真崛起、立國過程中貢獻尤多。特別是額爾德尼,每次汗用兵之時,皆在旁隨侍,多次建議從各部落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方面入手給予招撫。又奉命根據蒙古文結合本族語言創制了女真文字,進而被后世君主譽為“一代杰出之人”。又如精通滿漢文字的達海,日伴汗之左右,凡后金發與明廷、蒙古、朝鮮的國書及曉諭漢族士紳的政令皆由其撰擬、宣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統治者對于漢族士大夫與儒家文明存有較為嚴重的民族偏見,未能充分認識到文治對于國家興起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國中儒臣大都為滿人,且數量較少,未形成明確的組織機構;其二,儒臣侍從角色十分顯著,尚沒有固定、明確的官方職掌。其雖以語言文字見長,但功名、待遇仍需通過疆場之戰功搏取,“文字”相關工作仍停留在臨時運用層面[2]83。

皇太極繼位為汗后,日益重視文臣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進而于天聰三年(公元1629年)四月正式確立了儒臣分工、共值書房的制度。

上命儒臣分為兩直。巴克什達海同筆帖式剛林、蘇開、顧爾馬渾、托布戚四人,翻譯漢字書籍。巴克什庫爾纏同筆帖式吳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四人,記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初太祖制國書,因心肇造,備列軌范。上躬秉圣明之資,復樂觀古來典籍,故分命滿漢儒臣翻譯記注,欲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并以記己躬之得失焉[3]。

按上文所記,汗明確將儒臣分為兩班,一班由達海負責,包括剛林、蘇開、顧爾烏渾、托布戚四人,專司翻譯漢文經史典籍;另一班以庫爾纏為首,轄吳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四人,職掌記注本國政事。與以往相比,儒臣不僅在數量方面明顯增加,而且首次被明確賦予了以“文字”為中心的兩方面職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之前隨事需要臨時受命的工作性質?？傊?儒臣分班入值、各有專司原則的確立,使之呈現出日漸正規化、組織化的特征。在此基礎上,其辦事值所也漸有了“書房”(文館)之名號[2]86。

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極在文館舉行盛大儀式厚賜歸寧的公主及土謝圖奧巴額駙后,來到了巴克什庫爾纏的值房,并與之交流?！皢査藓螘?對曰：‘記注上所行事?！显唬骸耸烦贾?朕不宜觀?！盵4]110后又來到達海之值房,閱覽了其所翻譯的《武經》一書,并借簞醪勞師的故事斥責了額駙顧三臺不能上下同心,以至用繩子將戰死的士兵拽歸[4]110。天聰七年(公元1633年),庫爾纏獲罪身死,皇太極以其撰修“文意不合”下令文館諸臣增修努爾哈赤在位期間的用兵行政事宜[5]42。鑒于漢文史書虛詞甚多,其又命儒臣于宋、遼、金、元四史內擇選有關國家治亂興衰之篇給予翻譯宣講,而對詳載施展法術等交戰細節的野史則概行禁止,以免國人信以為真、混淆視聽[5]167。除上述日常職掌外,天聰年間達海還奉命修訂了努爾哈赤時期額爾德尼等人創制的“老滿文”,形成了所謂“新滿文”。與原來相比,此番文字增補了十二字頭,并酌加圈點,同時適當添加了外字。不僅有效解決了一些人物、地名等專有名詞書寫時的混亂,而且對漢文典籍的翻譯亦大有裨益,對滿族文明的發展與民族間的文化交融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天聰中后期文館儒臣職能的政務化

天聰中后期,伴隨汗權的集中與君主權威的奠定,原本作為儒臣辦事場所的文館亦逐漸演變為汗的近侍機構[6]。在此過程中,入值文館的儒臣亦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是人員數量進一步增加,且來源多樣化。既有先前的滿洲儒士,又有后來自行歸附或被俘投降的漢族官生,另外后金國自行開科錄取的部分士子也被納入其中[6]。這徹底改變了以往儒臣中盡為女真的人員格局。二是漢族官生知識淵博、整體素質較高,多人有從政履歷。其陸續加入不僅為文館增添了新的力量,而且逐漸成為其中的核心成員,尤其是范文程等人受到了汗的格外倚重。三是儒臣群體特征更加突顯,其政治角色愈發以文館的整體職能角度呈現。在此基礎上,作為親信侍從的文館諸臣除官方規定的文字方面職掌外,其日常實際職司明顯呈現出政務化的趨向。郭成康先生曾對此進行了分類探討[2]92-94,本文則進一步細加分析如下。

第一,代傳諭令,充當大汗與諸貝勒大臣交流的媒介。由近侍儒臣傳諭宣旨,在天命時期就已非常普遍,至天聰年間得到了繼續發展,特別是在傳宣汗諭過程中,他們經常又會將諸貝勒大臣的陳請回奏予汗,實際上扮演了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如天聰八年(公元1634年),察哈爾竇土門福晉來降,按照后金的習俗則應改嫁。大貝勒代善遂領銜奏請由汗收入后宮,而皇太極則派希福等人宣諭由家室不和之貝勒娶之。代善等堅持原意,轉令希福代奏大汗,所謂“福金委身順運,異地來歸,其作合實由于天。上若不納,得毋拂天意耶?”[7]后在文館諸臣的勸說下,皇太極終將其納入宮中,后居五宮主位之一。

天聰十年(公元1636年),后金政權通過多年四處征伐國勢日盛,諸貝勒遂請希福、剛林等近臣代奏大汗早建尊號即皇帝位,然而皇太極卻多次以時機未到予以推辭。在這種情況下,分管禮部事務的貝勒薩哈廉即號召諸貝勒對天盟誓效忠,以消除汗之顧慮,所謂“汗不受尊號,其咎皆在我等諸貝勒。諸貝勒不能自修其身,為汗克盡忠信、展布嘉猷、勤修治道,涂請汗受此大號,汗不肯輕受耳”[5]221。隨即諸貝勒采納其議,依次盟誓以表對汗之忠貞不貳,并再請文館諸臣將此情形轉奏,進而得到了首肯。在此基礎上,汗又命希福等人以“諸貝勒請定尊號,地方尚未統一,未知天意,不能受尊號”[5]222為由試探寧完我、范文程等文館漢臣意見。在取得眾漢官一致擁戴后,皇太極遂于同年四月登基稱帝,按照中原王朝五德終始說“以水滅火”之意定國號為清,與明朝正式分庭抗禮。

第二,奉命會商機務,為大汗決策提供咨詢意見。較之專事征伐的武將,文館儒臣群體大都熟悉中原典章制度,通曉古今興衰之理,整體素質較高,且與汗關系近密,充分了解彼之意圖,進而扮演了汗的心腹智囊角色。如天聰九年(公元1635年),皇太極對國中不斷滋生的應大舉伐明,速成偉業的虛驕之氣嚴加指斥,所謂“不過欲速出師以勞師旅,攻克城池,冀得財貨,以償一己之勤勞,而軍國之艱難竟置之膜外也”[5]149。同時下令鮑承先、寧完我、范文程等文館儒臣謀議伐明過程中可能要面對的一系列新情況。

今我常所思者,將來我國既定之后興師,明主若棄北京而遁,其追之乎,或不追而攻北京,或圍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請和,而即許之乎?抑拒之乎?若彼被圍逼迫求和,更當何以處之?倘蒙天佑,克取北京,其人民應作何安輯?我國諸貝勒乃至姑娘們、格格們皆以貪財為心,應作何禁止?[5]149

總體而言,汗縈繞于心之問題主要側重兩個方面：一是與明廷作戰過程中戰和策略如何運用得當;二是攻入中原后如何安定民心,進而站穩腳跟。正是憑借儒臣們長期的謀劃和輔佐,皇太極以后金國自身實力為基礎,完善構建了“伐明如伐大樹”的戰略理論。其在位期間五次派兵入口,對明都北京圍而不打,縱兵搶掠畿輔、山東、河南等地,不斷蠶食明朝的有生力量,有效壯大了自身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實力,為日后成為中原之主奠定了堅實基礎。

又如莽古爾泰、德格類二貝勒伙同哈達公主莽古濟陰謀叛亂一案的處置問題,皇太極以諸貝勒大臣所議不妥為由遂命滿漢儒臣再議。會議結果認為,上述人等危害社稷、罪無可赦,其自身及家族近支成員皆應處死。此外,儒臣們以“都不可大于國”之古訓明確反對將莽古爾泰、德格類所屬之旗下人丁、財物均分各旗。正所謂“都者貝勒也,國者汗也,國寡都眾,患之階也。汗與貝勒皆拋等分之,則汗、貝勒無別也。二貝勒人口,汗宜盡取之,欲賜何人,惟汗命之”[5]214。此外,他們亦不贊成對首告者冷僧吉無功無過的處置意見,“若以冷僧吉為無功,則日后遇此等事,誰復首告。為日后計,則冷僧吉宜敘其功”[5]213。此議有力維護了皇太極的君主權威與自身利益,特別是通過將莽古爾泰原有的正藍旗附入兩黃旗,有力壯大了汗的綜合實力,遂圣心甚悅得旨允行。

第三,經常奉命臨時差遣,且大都事屬機要。如天聰五年,大凌河城內糧草耗盡,明將祖大壽已決心歸降,皇太極急令庫爾纏、龍什二人至軍前問候,并咨商后續攻取錦州之計[8]142。天聰七年,范文程、剛林奉命安插新來歸降的孔有德、耿仲明等明軍將領,并傳達汗之諭令,所謂“統領舊部駐扎東京,號令、鼓吹、儀從俱仍其舊,惟用刑、出兵二事當來奏聞,所屬人民俱住蓋州、鞍山,如或不愿令住東京鄰近地方”[9]。安置完畢后,其又引領孔、耿等歸附眾將官至盛京覲見。

第四,代收諸臣章奏,轉呈大汗批示。文館職司章疏是天聰中后期儒臣職能政務化的重要標志,并開啟了日后其角色逐漸向輔臣轉變的先聲。天聰七年皇太極一時疏忽,致使有往年五本章奏遺漏未閱,長時間未給出明確意見,文館大臣馬國柱、李棲鳳遂催促汗宜盡快批閱。所謂“臣等蒙諭收掌本章,今有積下舊年本五個,臣等固知汗有事不得閑看,但這個上本的人,在外邊怎么知道,待命日久不見分付,彼不說書房人藏著不奏,必說汗勤始怠終”[10]。又如天聰九年在文館當值的龍什、剛林等人審閱臣工本章時,見覺羅索爾果多之孫所奏文辭不佳,遂擅自代為改寫以遞進,以致遭到了嚴厲處置,亦可說明上述職掌[11]。值得說明的是,后金時期官稀政簡,六部、八旗主要政務信息仍大都通過朝會面奏方式裁定,文書運轉體系尚未形成。同時,文館儒臣對遞進的章奏也只有接收與轉呈的權力,并未掌握如同明朝閣臣所享有的票擬等處理權。

此外,文館諸臣尤其是漢族官生又常上書言事,進而成為其參政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天聰朝臣工奏議》匯輯的奏疏中,絕大多數上奏者均有著文館任職經歷。其奏疏大體集中在以下兩方面內容。

一是建議仿行明朝官制,分步進行國家政權建設[12]。如天聰五年,寧完我針對后金政治制度改革在設立六部后陷入停頓的問題再次上疏急呼,所謂“臣等公疏請設六部、立諫臣、更館名、置通政、辨服制等事,疏經數上,而止立六部,余事盡留中不下”[8]147。特別是對文館(書房)之名長久未改,更是直言強諫,“我國筆帖赫包之稱,于漢言為書房,朝廷之上豈有書房之理?官生雜處,名器未定,更易布置止一矢口之勞,皇上何憚而不為也?”[8]148總體而言,皇太極對改革后金政治制度持積極態度,并根據本國的政情循序漸進給予推行。天聰六年(公元1632年)皇太極采納上述建議將“筆帖赫包”改為“筆帖赫衙門”,標志著文館已正式成為國家機構?；侍珮O稱帝前后,又進一步改文館為內三院,置大學士、學士等官,厘定了品級等第制度,漢臣關于國家制度改革的一系列主張基本得到落實。

如發現國家新政舉措在實行過程中出現了事先未曾預料到的弊端,文館儒臣亦常上書請求糾正。如天聰九年,針對皇太極發布的“滿、漢、蒙古諸臣,凡見有知識堪用者,即行薦舉”[5]145的求賢令,范文程認為其將使官員爭相結黨以致濫舉非人,遂參考連坐法,提出了“當少懲其妄舉匪人者,至于所舉者果善,后有成效者,則其舉主亦當給與記錄”[5]151的應對舉措,并獲得采納。

二是提出諸多伐明方略,以供參考。與改革政治制度等建議態度迥異,皇太極對一些漢族官生紙上談兵,動輒暢言奇謀建議,特別是水陸兩面并進、急取中原等一系列速成大業的主張十分反感,甚至大加指斥。所謂“動輒以航海取山東,攻山海關為言。夫航海至危之事,而我國又不善操舟,至于山海關素號險固未易攻取。此豈非欲航海者咸沒于水,欲攻險者致損其兵乎”[13]213?？梢?皇太極在與明朝作戰過程中雖多有勝績,但其仍清楚兩國之間在綜合國力上的巨大差距。如若一味冒進用兵,不僅未能達到預期成效,而且將會使多年蓄積起來的有限兵力大有折損。進而其明言到：“此等疏奏何益之有,朕為一國之主與諸貝勒共圖軍事,豈有不相其機宜之理,此自不待爾等陳說?！盵13]213也就是說,雖然文館儒臣職能呈現出政務化的特征,但用兵等軍機事務則仍主要由汗與旗主貝勒商議定奪,漢族官生如無特命顧問,則無須自行陳請。

三、崇德年間內三院建置與大學士職能特征

天聰十年三月,皇太極在稱帝前夕正式將文館改為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并進一步明確了各院的詳細職掌,具體內容如下。

國史院：該院職掌記注汗之詔令。收藏御制文字,凡汗起居、用兵、行政事宜,編纂史書;撰擬祭天祝文,升殿宣讀之表文,祭祀宗廟之祭文;編修歷代祖宗史書,墓碑銘文,一切機密文移,官員升降文冊及諸臣章奏,匯纂史書;撰擬追封諸貝勒冊文,六部所辦事宜,可入史冊者,選錄記載之;撰擬功臣母妻誥命、印文,凡外國、鄰邦往來文書,俱編為史冊。

秘書院：該院職掌撰擬與外國往來文書;掌錄國中一應奏疏及辯冤詞狀、汗之敕諭、文武官員敕書;遣祭孔夫子廟,撰擬亡者祭文。

弘文院：該院職掌注釋歷代行事善惡,為汗進講,侍講太子,并教諸親王,頒行制度[14]683。

內三院各有分工,或職司記注政令、纂修史書,或負責草擬日常文書及祭文,或侍講汗及諸王,較之以往文館的相關文字職掌呈現出更加正規化、專業化的特征。例如太祖武皇帝實錄纂修告成之時,就由職司此事的內國史院官員復命,所謂“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捧滿字,希福捧蒙古字,羅繡錦捧漢字,率修纂滿洲蒙古漢人筆帖式等上表進呈”[15]。又如皇太極稱帝后首次遣官祭拜先師孔子,則由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受命完成。

當年五月,皇太極又對內三院的官制進行了正式厘定。首先,長官稱謂方面,罷各院長官承政之稱,仿行明制設大學士。其為有清一代設置大學士之始,此后則相沿未改,至入關后清廷改內三院為內閣,大學士則一直為內閣的長官。其次,人員編制方面,初置國史、弘文二院各大學士一人、學士兩人,秘書院大學士兩人、學士一人[14]700。再次,品級等第方面,希福、范文程、鮑承先三位大學士均為甲喇章京品級,只有剛林系舉人初次授官,所以低于前面三人為牛錄章京品級。雖是如此,但為體現對天子近臣之尊崇,大學士各官均可越等按梅勒章京品級享有頂戴服飾與隨從人役[14]700。按當時典制規定,梅勒章京品級準用銀頂鍍金嵌水晶,方帶板鍍金鏨銀腰帶;出行執事為小旗六人、紅帽夜捕手二人[14]706。值得說明的是,當時清廷制度屬草創階段,官員等級尚以世職標第,特別是內院大學士品級不僅因人而異,名實之間也有著明顯差別,與后世閣臣之品級迥然不同。

伴隨內三院作為官署的正式建置,大學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亦顯著提高。除沿襲文館諸臣的一些政務職能外,又呈現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其一,隨著清廷漢化程度的加深,國家各項儀制活動日漸增多,內三院大學士廣泛參與其中,進而成為入關后閣臣的重要職掌。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五月,皇太極派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學士羅碩、胡球等人將剛成熟的新鮮櫻桃薦于太廟享用,并規定日后“凡新進果品、五谷,先薦太廟,然后進御,著為令”[16]。當年八月,皇太極始令大學士范文程致祭先師孔子,并仿行古制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四人配享[14]742。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等又受命遠赴科爾沁蒙古冊封外藩和碩公主及親郡王妻室[17]。此外,皇帝外出征伐或勝利歸來,冊立后妃等一系列典禮亦大都由內三院會同禮部預先制定儀節,大學士宣讀正式敕諭表文。

其二,大學士的話語權進一步提升,并在國家用人、行政及明清鼎革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大學士范文程受命與吏部共議戶部承政及啟心郎之人選[18]559。在此基礎上,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大學士鑒于“六部、都察院、理藩院滿洲蒙古漢人承政,每衙門各三四員,其余皆為參政,官止二等”[18]559的不合理情形,對官制提出了改革建議,并得到了皇帝的積極采納。一方面,改變各部院同時設置多員承政的局面,只設一名承政,例為滿洲人充任,蒙古、漢人則改任左右參政。另一方面,增置部院官制等級為五等,在原有承政、參政的基礎上添設理事官、副理事官、主事等官員,直接奠定了入關后部院官制普設堂官、司官的基本格局。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春,李自成農民軍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并大舉北上,明廷傾覆就在眼前,范文程有鑒于此,遂上書清廷速發兵南下謀取中原。其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次用兵不同以往,務必要申明紀律,力爭做到秋毫無犯,使歸附者知曉我方進取中原之意,并獲得了睿親王多爾袞的積極采納。行軍途中,面對明將吳三桂與大順政權反目成仇,乞師助剿的千載難逢之良機,在范文程等人的精心謀劃下 ,清軍率先打出了“為爾君父復仇”的旗號,不僅相繼贏得了漢族官僚士紳的支持與歸降,而且迅速擊潰了不可一世的大順軍,成功入主中原,進而完成了太祖、太宗多年之夙愿。

其三,身處中樞的內院大學士與皇帝關系近密,在朝局中已逐漸具備了一定的協調能力。如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帝令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等率軍圍困錦州,以圖一舉攻取此遼西重鎮。然而雙方相持既久,清軍多有損耗,身為主帥的多爾袞未經請旨則命全軍后退三十里修整,同時允許將士輪流回家探親。身在盛京的皇太極聞知后,認為此舉將使敵人得以喘息以致前功盡棄,遂勃然大怒,嚴令上述王、大臣等回京戴罪,并由鄭親王濟爾哈朗赴軍前指揮。多爾袞等雖反復請罪受罰,但帝仍余怒未息。既不準入宮面見,又不許其入署辦事。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天子近臣的內院大學士范文程、剛林等遂領銜請命建言。

前錦州撤回諸王、貝勒及諸大臣,違命離城遠駐,任意田獵、怠玩從事,上怒之誠是。但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不許入署,又未獲入覲天顏。臣等思伊等回家日久,復近更番之期,各部事務及攻戰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少霽天威,仍令入署辦事[19]。

其雖肯定了皇帝對諸王、大臣的責罰,但亦明確指出,此次涉事人員較多且位高權重,如若長期不做結案,將使朝政陷入僵局,對國家日常政務與用兵征伐都會產生不利影響。最終皇太極從諫如流、適可而止,避免了君臣關系的進一步惡化。同時,經此一事諸王、大臣唯君命是從,皇帝權威更加鞏固,為隨后清軍在松錦決戰中上下一心、大獲全勝奠定了基礎。

盡管如此,崇德年間內院大學士的政治角色仍是一介儒臣,而非中樞宰輔,與天聰時期的文館諸臣沒有本質區別。

一方面,內三院的官方職掌依然局限在文館時期以文字為職能中心的定位,大學士對政事的參與完全有賴于君主在實際理政中的特殊任用,而并非典制明確賦予,其與天聰年間的文館儒臣并無二致。事實上,當時清廷重大軍政要務均由八旗王公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日常行政事務亦有管部王貝勒等面奏皇帝裁決。大學士如無特旨,既無資格參加議政,又不能干涉六部政務。其對政務決策的影響,主要依仗皇帝倚重下的有限顧問與咨詢。遑論漢唐宋元秉均國政的宰相,即與明中后期主掌票擬的閣臣相比亦差距甚遠。

另一方面,內院大學士在品級上不僅低于國中舊有的固山額真等管旗大臣,而且亦遜于陸續仿行漢制設置的部院長官。特別是崇德元年都察院衙門一經甫設,其承政就高居昂邦章京品級,而當時內院大學士中如范文程、希福等在文館侍從多年,資深望重者實際才為二等甲喇章京品級,明顯低于前者[14]710。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再次明確內三院品級時亦記述到,“盛京原定六部為一品,內三院為二品”[20]。此外,清初八旗隸屬關系森嚴,作為旗下屬人的大學士對本旗旗主亦存在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關系。如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十月發生的豫親王多鐸謀奪大學士范文程之妻的惡性事件,也僅是被罰銀一千兩、削奪所屬十五牛錄了事[21]。像范文程這樣的親信重臣尚且遭此奇恥大辱,入關前內院大學士之地位可見一斑,這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古之宰相判若有別。

四、結 語

清朝入關前大學士兼具儒臣與近侍的雙重政治角色,而上述二元特征的形成早在努爾哈赤時期親信“巴克什”群體身上就已逐步顯現,至皇太極改文館為內三院,仿明制設大學士后一直得以延續。作為朝堂上的儒臣,該群體文化素養較高,通曉多族語言,受命創立本族文字、翻譯經史典籍、記注國家政事等一系列與文字職掌相關的事宜。作為君主之侍從,他們地居近密,除職司撰寫日常公文外,又延展至傳諭宣旨、顧問機宜、外出差遣等諸多政務。值得注意的是,儒臣身份是入關前大學士的基本角色與官方定位,無論是文館還是內三院的法定職掌均系與“文字”有關的事務方面,而絕非國家政務。

然而天聰中后期,文館儒臣憑借著與汗特殊的親近關系,政務職能屬性愈發顯現。特別是崇德年間,內院大學士無論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還是在用人行政中的話語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至順康年間,伴隨清廷別設翰林院專司文章事宜,號為“政府”的內閣則成為國家行政中樞。閣臣通過票擬章奏和御門聽政后與皇帝面商機要的機會,穩定實現了對中樞決策的有效參與,其職能角色亦實現了由儒臣向輔臣的最終轉變。與此同時,大學士的品級與政治地位進一步提高,位居六部尚書之前為文班之首,儼然古之領袖群僚的宰相,原本的近侍色彩亦逐漸褪去。